社會是由人組成的，不管它發達也好，落後也好，在組成任何社會的人群中，都有高尚的人，也有卑劣的人，佔多數的當然是高尚和卑劣配比成分各不相同的中間派。 還記得初訪牛津，在聖母教堂塔頂的石墻上，看見密密麻麻的名字、日期、“到此一遊”之類的刻痕，有各種西洋文字，甚至日文，卻沒有找到中文，也許有，但總之沒有看見。我不驚訝，本來英國人也不是什麼另一世界的生物。人就是人，不管什麼膚色，都會有很多地方不同，也會有很多地方一樣。來的時間雖不長，但在倫敦市中心穿行某些地下通道時，經常尿臊氣就撲鼻而來；許多地鐵口和地下通道口都有乞丐蹲點；馬路上公園裏一般來說都很乾淨，但也不是就完全見不到亂扔的果皮紙屑，皮鞋更不可能兩個星期甚或一個月不擦照樣潔凈光亮；大街小巷，許多沿街墻腳都有醉鬼的胡亂塗鴉。去過倫敦比較偏僻的“下只角”的朋友說，那裏的臟和亂相當明顯，與倫敦市中心情形大不一樣，倫敦也有“門面”和“裏子”之分。 行人常闖紅燈 在倫敦的大街小巷，屢屢能碰到汽車壓線駕駛，超速行車。雖然沒見過汽車闖紅燈，但這裡的黃燈，感覺亮的時間比國內長，不該衝而衝過黃燈的汽車並不鮮見。擅長排隊的英國人，開起車來卻有名的性急，尤其淑女喜歡按喇叭。最讓人大跌眼鏡的是無數次地見到行人闖紅燈過馬路，卻沒見到有幾位規規矩矩等待綠燈亮起，和在國內時讀到的有關報道完全兩回事。不錯，每個紅綠燈口，都安有專供行人過馬路用的綠燈按鈕，行人一按，立即亮起“等候”字樣，但多數人都只是左右看一下，只要沒車就毫不猶豫地開步走。我基本上每次都會按下按鈕，還沒有碰見一個壞的。別的可能見少識偏，但這一點我絕對敢保證：在倫敦，最車水馬龍的鬧市，行人闖紅燈過馬路也是常見現象，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不過，也得補充一句，我沒見到有人在汽車急馳而至的時候還要冒死闖紅燈，沒見到有哪個司機辱罵行人“找死”，很少見到有人在沒有斑馬線的地方橫過馬路。但此間出版的《星島日報》歐洲版上曾經刊登過一位在英國生活的香港人的來信。此人老老實實站在路口準備過馬路，一個白人小夥子開大貨車經過，對準他的腦袋吐了一口痰。這位香港人憤怒至極，認為這是種族歧視行為。他這麼想是很有理由的。我來了5個月，確實沒見過有人隨地吐痰，倒是數次見到人們咳嗽後把痰吐在手絹裏——這也是一個特別的地方：記憶中，自紙巾在國內流行起來後，再沒見過誰帶手絹；而紙巾在英國被揮霍的程度恐怕遠不及國內，起碼各式各樣的手絹在這裡仍頗有市場和人緣。 我屢次被提醒出門要留心自己的錢夾和皮包，說是“倫敦的偷盜現象嚴重”。多嚴重？沒有親身經歷，不敢妄言。但今年3月初，英國內政大臣戴維·布倫基特宣佈，政府斥資150萬英鎊(約240萬美元)，宣傳一項旨在使被盜手機完全喪失使用價值的新措施，即禁止被盜手機的SIM卡登錄任何電信服務網路。據說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採取這種措施的國家，原因用一個數字就可以說明：根據英國內政部去年發佈的統計數字，2001年全英約有70萬部手機被盜，倫敦街頭犯罪案件有一半都因偷竊和搶劫手機引起。至於酒後滋事妨礙治安、破壞公物糊塗亂抹以及往街上扔爆竹驚嚇行人、撥打虛假報警、急救或火警電話、向火車投擲石塊等惡作劇，在英國社會也大量存在。這些都不算犯罪案件，所以為了節約警察時間，英國政府5月份乾脆發佈新的政令，讓警察當場罰款算數，不必再費事帶回警察局登記訊問。 有人愛泡病假 沒病泡病假的據說也大有人在。去年耶誕節時，《星期日泰晤士報》一位記者隨便找了在倫敦開業的10名醫生，開門見山地告訴這些醫生說，他什麼病都沒有，但正準備搬家，而且大家都過節，他還得上班，心裏挺不情願，所以想讓醫生給開病假條。結果呢？這10名醫生中，有4位滿足了他的要求。一位收了60鎊的檢查諮詢費，雖然發現這位記者確實非常健康，還是開條說他“得病毒病後痊癒但仍虛弱乏力”；一位收了25鎊，沒檢查就寫條說他得了“病毒病”，可以休息兩週到一個月；一位收了30鎊後說，“好吧，既然你再健康不過，不需要任何一般性治療，我們就寫你得了感冒和緊張症”。最後一位醫生最“慷慨熱心”，9鎊就給開了張因感冒需休息兩周的病假條，還建議說，你再上一天班，跟老闆說你喉嚨痛，感冒了，要不然他們會懷疑你的。 英國人才和發展特許研究所的最新調查發現，1999年，英國人累計請病假約1800萬天，但到2001年，累計請病假超過3300萬天，折合經濟損失達130億英鎊，而且，大約1/3的病假都和生病沒什麼關係。英國《今日管理》雜誌調查發現，每年耶誕節和盛夏季節，請病假的僱員最多。在英國，如果僱員手裏拿著病假條，老闆還叫他上班，僱員可以起訴老闆。 不過，筆者就此詢問了兩位英國朋友，他們都搖頭說沒聽說同事中有誰這樣泡病假。一位在一家中等規模的電腦公司工作，同事也有十好幾位。他說，感冒還堅持上班的同事有；感冒後怕傳染別人而請假的同事也有；天天上班遲到，天天一進辦公室就開口抱怨塞車的也有那麼一位；但說謊泡病假的卻真沒有聽說，或者說，誰都沒有這樣猜疑過請病假的同事。每個人每年都有幾週帶薪假期，可以自由支配，因此大家有需要都直接請事假，“沒有必要說謊”。另一位是政府公務員。他說，在政府部門，請病假時間不超過7天，不用找醫生開假條，打電話跟老闆說一聲就可以了；7天以上要找醫生開病假條，時間不能超過3個月，而且這3個月都不用擔心被扣工資。不過，每年請病假時間如果超過一定天數，會有一個監察小組查看你的病假紀錄，假如發現你總是在某個固定時間請病假，那你就會有麻煩，至少也得先吃一個警告。 私德與公德分得清 拉拉雜雜談這些，絕不是為了說明英國人道德情操不怎麼樣，以此滿足我們的國粹阿Q心理——“我不體面，你也不光彩，大家正好扯平”。相反，如果我專寫英國人社會道德的亮點，可談的或許還要多。再說，每個人的眼見耳聞，終歸是局部的、有限的，任何將之普遍化公式化的做法都非常危險。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同胞妄自菲薄，以為西方的月亮要比東方圓，以為西方社會就什麼都好。民族的集體自卑或夜郎自大同樣有百害而無一益。 事實上，第一，就像世界上永遠不可能存在道德上完美無瑕的人一樣，世界上也永遠沒有完美的社會。每個社會都是一片森林，裏面什麼鳥都有。換言之，社會是由人組成的，不管它發達也好，落後也好，在組成任何社會的人群中，都有高尚的人，也有卑劣的人，佔多數的當然是高尚和卑劣配比成分各不相同的中間派。 第二，正如梁啟超所言：“道德之為物，由於天然者半，由於人事者亦半”。一個社會的道德風尚，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社會的傳統文化特點和傳承情況、法治程度、管理體制的透明程度和資訊通暢程度、資源配置、社會公平、宗教觀念、兒童教育理念，乃至福利與慈善事業的發展程度等等。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發達與否，絕非區區一個GDP數字所能決定，相反，它更多體現在人們日常生活的各種“軟性”細節上。 第三，社會公德不是什麼“崇高”和“忘我”的要求，而是符合大多數人利益，有詳盡的法律和制度約束，大多數人都能夠身體力行的事情。要求所有人都捨己為人，舍生取義，為……無私奉獻，那恐怕會培養出一批偽君子或者對“誠信”二字漠然置之的人。社會公德的立足根本是“誠信”二字。 在這些方面，英國社會與中國社會的確有很大的不同。別的且不說，英國歷史上有改革而無革命，它的傳統始終沒有被割裂或中斷，而一直在以漸進的形式發展，結果之一就是價值觀和道德觀的連續性。另外，英國較早就明確區分開“公德”與“私德”。“公德”觀念的發展較早較成熟。而中國，按一個世紀前梁啟超的說法，上下五千年的歷史，“私德”被高度強調，“公德”卻付諸闕如。梁啟超提倡的“公德”觀念，就是直接從英國學者邊沁和密爾那裏借來的。再者，英國個人主義傳統非常強大，在英國，“自私”不見得一定是個貶義詞，這個概念與“個人獨立”的概念聯繫得相當緊。反倒是“誠信”、“勇敢”和“守規矩”被看得格外重。排隊與守規矩 英國人最有名的公德可能首推排隊，甚至可以說凡有英國人在的地方，就有排隊的現象。這不是說英國人就從來沒有插隊的願望。在倫敦希思羅機場，往往不同時間和不同目的地的航班都在同一櫃檯辦理登機手續，有時隊伍會排得很長，也能見到有人推著大車小車的行李急匆匆地跑到前面說：對不起，我就要登機了，可否允許我先辦手續，但他們的要求往往遭到回絕：“不可以，你應該排隊。”倫敦下班高峰時間，地鐵車站裏人也很多，但沒有見過一哄而上的。記得還是冬天的時候，天早就黑了，筆者從超市買東西回來，路過公共汽車站，也有一二十人在寒風中眼巴巴地等車來。我一下站住了，想：咦，英國也有這麼多人打不起計程車，大冷天地捱著凍等公共汽車——這個念頭很可笑，但我當時確實那麼想，再說，我坐過倫敦的公共汽車，有時也得等十幾分鐘甚至半個小時。車來了，沒有人往上衝或往前擠，大家排著隊，一個一個不緊不慢地上去。 論起英國人排隊的耐性，只要在超市買幾次東西，就能有深刻體會。售貨員和你結完賬後，必定等你把找的錢收進錢包，錢包放進提包，收拾好東西離開後，才會接待下一位顧客。很多英國女士往往直到售貨員打出小票，才慢慢騰騰地打開提包找錢夾，我也一直沒見到後面排隊的有誰露出過急躁或不滿情緒。也不見得真的不急，但大概全都習慣了。 據說英國人排隊和守規矩的習慣從幼年就開始受到訓練。上個月，筆者一位朋友大女兒念的中學舉辦春季聯歡活動，他帶著上幼兒園的小兒子一起去玩，小兒子因為年幼個頭小，兩次不排隊鑽到大孩子前頭玩兒童遊樂項目，老師馬上就過來告誡家長：你怎麼不教孩子排隊啊？英國許多學校都有悠久的校史，各校都有各校的規矩，其中不乏稀奇古怪的規定，但“不管是否理解，必須照辦不誤”。(本刊駐倫敦記者/徐劍梅) 結語 英國著名學者洛克說：“習慣一旦形成，用不著記憶就能很容易很自然的發生作用。”而這種習慣，不用說，不是強迫一大群小學生寫拾金不昧或扶老人過馬路這種千篇一律的好人好事作文能夠養成的。 | 
发表于 2007-9-7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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