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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8-8-4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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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差异和比较
谈过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就容易联想到他们的差异和比较。但这个题目更大，单是其中的某些部分，例如政策思想和理论问题，都是须有专门研究的大工程。可我原先既无研究，现在又来不及研究，所以只能就个人的了解作点简单叙述。需要说明的是，这样做，正像有的党史专家所说，“把张闻天和毛泽东放在一起比较，并不是要抬谁贬谁”。在我，只是想从各人思想、素质等方面的差异来了解他们关系发展的前因后果，以及这些差异对延安整风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并不同意“因为历史早为他们各自做出最为公正的结论”之说。实际上，即使比较公正的结论，现在还没有做出，看来今后一个相当时期也很难做出。这正是要对他们两人做点比较的原因之一。而这个比较之所以着重讲差异，并不是由于相同点不重要或者不多，而是因为太多太广泛，如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基本相同的政治基础、相当时期的并肩战斗、勤奋好学、知识渊博、有文学天赋（如另走条路，毛可成为多产的大诗人，张可成为著名的作家）等等。这些，人们都较为清楚，也容易理解。而差异的对比，则可以从不同侧面看出各人的素质、特性、优点缺点、发展变化等。只是对此未能找到什么参考材料和立论依据，只好按自己的了解与判断，不分轻重和不讲逻辑地作点举一反三的说明。
（一）领导才能
历史证明张闻天和毛泽东都有高超的领导才能。如上所述，张闻天在做总书记时期就已表现出他善于总结经验、坚持集体领导、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因而主持中央工作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变。后来的三十多年，他在各方面更加成熟，却又失掉机会，无以展才。在工作上，机遇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时人数不到四方面军的三分之一）出了八大元帅。二、四方面军只各出了一个元帅，不能说与此丝毫无关。因为无论你有多大的才能，不给你机会，不让你“锥处囊中”，再大的本领也是无法和无处现露出来的。而张闻天在延安整风后的处境，就大致如此。而且事实证明，在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跟上时代潮流、以世界眼光看问题等方面，张闻天要远胜过毛泽东。这也是建国后两人思想以至关系渐行渐远的原因之一。但总的说来，论领导能力，毛泽东终究要比他高出许多。当他还埋头于文学和只注重书本的时候，毛泽东就已领导过工农兵学运动，有了广泛的社会经历和深厚的生活基础，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人物，参与了党的缔造，担任过国共两党的重要领导职务，能够做到多谋善断，随机应变，运筹帷幄，干群用命。他还是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精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在军队、地方、党内外都有广泛影响。张闻天则没有指挥过军队，在干群中影响小得多，更不用说在全国了。就是在做人处事上，毛泽东也早已深沉老练，张闻天却始终带有书生气。例如徐向前说到西路军失败后他回到延安时的情况：“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张闻天见我则不同，责备了一番，我没吭气。”这可能写的有些过分，但还是可以多少说明毛张在待人上的差异。又如刘英说，张闻天任总书记时，一次关向应有事找他。他正在写东西，请关坐下等一会儿。关等了约半小时，看他连头也不抬，就悄悄走了。刘英告诉他后，他抬头一看，关已去远。所以刘英说，他真是个书呆子。此外，张闻天还显得有点只讲原则，不够灵活，批评人不大讲情面，虽然并不整人，但却得罪人不少。党的八大选举，他得的票数竟在刘晓之下，外交部党组会上就曾议论过。最后应说明的是，建国后毛泽东更进一步登上神坛，张闻天则从不断下滑直到长期沦为阶下囚，两人的领导才能已无法可比了。
（二）政策思想
毛泽东有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的毛泽东思想，张闻天却没有一套显示于世的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体系。在民主革命阶段，张闻天确有不少光辉的政策思想，但那都属于对毛泽东思想的部分贡献，被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范围，何况在1935年以前还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当然，“毛泽东思想是GCD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核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想出来的。在他之前，斯大林就已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通过革命军队来影响农民”。在他提出“上山”和“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同时甚至更早，一些党的领导人和地方干部也都提出过类似的主张。例如湖南省委领导人郭亮在“八七会议”前就已到各地督促执行武装暴动计划，主张上山“当大王”。“八七会议”后，各地的起义、暴动更是遍地开花，而大多数根据地也是在瞿秋白领导时期创建的。但是能够坚持实践和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政策，并取得最后胜利的还是毛泽东。这也是他成为新中国主要缔造者和一代伟人的原因所在。在这方面，张闻天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只是建国后，毛泽东在思想政策上频频失误，犯了一系列严重的“左”倾冒险错误。这就是人们说的，要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时间很长）错误区别开来。张闻天建国后并无机会提出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但在一些重大的政策思想上同毛泽东却有原则的分歧。这里只举数例以作说明。张闻天主张解放后党的工作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要搞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并在取得政权后即开始实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张闻天提倡面向世界，抓和平建设，首先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毛泽东则致力于反帝和搞世界革命，并争着当头。张闻天一贯强调民主，对集体领导身体力行，反对突出个人（自己也不愿意出头露面）和搞个人崇拜；毛泽东一贯强调高度集中，实行独断专行，以对自己的态度划线，大搞个人崇拜。张闻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倡独立思考和兼容并蓄，总是尽其所能帮助和保护知识分子；毛泽东认为读书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范围，必须经常敲打，摧残了大批专家学者和优秀人才，推行文化专制和“舆论一律”，严格限制言论自由。张闻天反对经济建设中搞群众运动，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对历次政治运动持消极态度；毛泽东热中于搞群众运动，用斗争和运动推动各项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失和危害，以及其他等等。以上所举只是开个头，有些问题下面还将进一步展开讨论。其中许多问题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曾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而历史做出结论又是，“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并不是毛泽东说的“是一场阶级斗争”，更准确些，应说成两条路线的斗争。至于谁对谁错，大约不会再有什么争论了。
（三）理论与实际
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张闻天始终热中于钻研理论，“在党内是以理论家闻名的”；毛泽东更重视实践，被称为“实干家”，相对说来对钻研马列兴趣不浓，也没下过功夫。二是两人的发展轨迹有点背道而驰：张闻天从开始的教条主义逐渐变为能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得出较正确的政策思想；而一直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在进入建设时期，却变得“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平心而论，单就马列理论的水平而言，张闻天要比毛泽东高得多，读的马列著作也多得多和熟得多。例如被恩格斯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列宁称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资本论》，据我所知，张闻天就至少精读过四五遍。而“毛大概没有读过《资本论》”，对政治经济学“没有下过大功夫”，“喜欢读古书， ……曾经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了’，说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至于说到“马列主义中国化”，张闻天提的不比毛泽东晚。同样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他的组织工作报告（提纲）中就提到，“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而且整个说来，即使以现在的认识来看，他在1938年六中全会上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提纲）并没大错，既非整风中有人说的主观主义的典型，也不是党八股的代表作（因系提纲，所以被讽为“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水平决不在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之下。在任总书记时期，他开拓和执行了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在解放战争期间做地方工作，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就更深了一层。但是历史地看，张闻天对中国实际的了解和认识的深度确比毛泽东要差些。这是因为照我的理解，所谓“中国实际”，应包括现实中国和传统中国两个方面。这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当然还要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毛泽东由于太熟悉传统，因而多少受其束缚，对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和面向现代化就重视不够。这大约是他晚年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举个易为人们忽视的例子。号称以农民运动起家和最了解农民的毛泽东，进城后却用斯大林的办法剥夺农民搞工业化，实行城乡二元结构，把农民变成二等公民 （梁漱溟因说“农民在九地之下”而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用户口制妨碍城市化和消灭城乡差别，致使至今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这总不能说合乎中国实际和时代潮流。要说是理论联系实际，那理论也是斯大林的，并非马克思主义。至于迅速完成三大改造，搞穷过渡，制造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发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掀起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三年困难，没有根据地强调和人为地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这都越来越严重地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但却能够行得通、站得住，而且毛主席的威信反而更高，当然都与中国的传统有关，即几千年的皇权和专制主义影响，再加上延安整风造成的一套体制、规则和不断加温的造神运动（个人崇拜），也使毛泽东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诩。毛对中国的封建专制传统了解得既深且透，活学活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张闻天无法望其项背的。所以张常说主席对中国历史熟，会用权术。1962年9月17日张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被迫检讨交代时就再次承认，“说了主席的坏话，如说主席整人很厉害，主席对人也使用些‘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庐山会议曾使许多人感到痛心：zhonggong中央的全会（还有所扩大），聚集了当代中国的伟人和精英，可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坚持实事求是、说句真话！连张闻天、彭德怀、黄克诚等也痛斥自己、拥护《决议》。估计多数人是心口不一，是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领袖威信”而这样做的，但也不能忽略党内长期威慑所起的作用。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可见传统影响之大，还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封建思想意识在作怪。传统在“实际”中的地位并不限于此。毛泽东思想之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这“实际”中重要一部分就属于传统。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更多的就不是来源于马列主义，而主要是中国历史中农民起义、占山为王等经验的继承和发展。经过庐山会议，张闻天也更悟出了学中国历史的重要，竟和彭德怀不约而同地读起了《资治通鉴》。总之，除了1935前十年，就整个一生而言，把张闻天目为“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是不公平也不合乎事实的。把毛泽东称为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代表，也只适用于民主革命中的一个时期，建国后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教条主义（自己的和照搬苏联的，还有对马列的片面和机械理解，以及某些曲解如资产阶级法权等），则要比张闻天严重得多。
（四）国际与外交
专门提出讨论这一问题是因为：张闻天做了十年外交工作；这个问题比较重要，过去还没讨论过；由于工作关系 这一时期的情况我也有些了解。但这方面问题涉及面太广，我还计划写一本有关新中国头十年外交中若干问题的书，所以这里不拟详细讨论，只择以下几点为例做些简单说明。
1、关于和战问题。张闻天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不能“把战争与和平的可能性看作是半斤八两”，“不仅要争取持久和平，而且要争取永久和平”。促进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有利于我国经济建设。他也从不把战争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而是强调和平竞赛，“因此，和平共处原则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同样主张争取世界和平，但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常强调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问题只在于“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而且“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打上十年吧”，人类“可能损失一半”，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完了仗再建设”。他后来提出的口号也是：“备战、备荒、为人民”；“保卫祖国，准备打仗”，甚至干脆主张“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观察和估量国际形势，也是认为紧张更不利于帝国主义，因此还要主动制造点紧张，使他们不得安宁。
2、对世界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看法。张闻天认为，二战后世界出现的是民族民主革命高潮，在相当时期内都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形势，资本主义还有较强的生命力。民族独立运动一般是资产阶级领导，建立的也是民族主义国家，但都具有历史进步性。1955年还明确提出，战后形势已改变了《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民族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的论断。他一再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对民族主义国家，“要向它们证明，我们并不想挖它们的墙角”。“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外援上不能“打肿脸充胖子”。毛泽东则趋向于推进世界革命，要充当世界反帝的头（“要顶住美帝国主义的大肚子”）。1958年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修正，只涉及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在两个阵营中可能采取中间立场的问题，仍坚持这些国家要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向社会主义过渡，把当权的资产阶级列为“帝、修、反”中的“反”，号召和支援（按情况给予政治、经济以至军事援助）各国人民起来推翻它们。进而得出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成为一些国家所谓“毛派”游击队的理论基础。
3、在对外关系上，张闻天主张面向世界，争取早日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曾专门写报告建议同英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发展商贸关系，推进文化交流，引进外国的资金特别是技术。他在建国前所写东北经济构成的报告中即提出六种经济，内包括“秋林经济”（当时苏联在哈尔滨办了个秋林公司。张以此名词代表利用外资）一项，后被毛泽东、刘少奇修改时删去，剩下五种。毛泽东也提倡面向世界，但多半是面向世界革命，实际上执行的是闭关自守政策。先提出 “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后发展为“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认为同美英等西方国家迟点建交好，美国越搞经济封锁对我越有利，也不急于参加联合国（五十年代还曾提出，要参加得满足先决条件：撤销宣布中朝为侵略者的决议，通过美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修改联合国宪章。行不通，就和印尼的苏加诺筹组“新兴力量国家”的联合国）。 所以邓小平在谈及对外开放时曾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4、张闻天和毛泽东都提倡勤俭办外交，但张的要求更高，处处强调节俭，并且身体力行。毛却喜欢讲点排场，特别是总想出头，以大国和援助者自居。1953和1955年，张曾先后建议对国家庆典和外交礼宾应根据朴素大方原则和国际惯例进行改革或重新规定。如一年两次（五一和十一）检阅游行、国际和外交事件动辄百万人上街（庆贺、声援、夹道欢迎等）应予精简。外援要量力而行，适当减少。对外关系中的礼宾工作也须改革和简化，反对铺张浪费、弄虚作假、讲排场、摆阔气。但必须照顾国际法、遵守国际惯例，不能为所欲为。他的意见，有些被采纳了如五一庆典等，但礼宾改革却遭到反对，没能行得通。因为毛泽东实际上还是喜欢规模声势大些，特别是以个人好恶任意行事。如对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就故意弄得过分盛大（夹道欢迎等），对赫鲁晓夫则很不礼貌，一次在赫刚到北京下榻处，未及休息就被接到中南海游泳池由毛穿着泳衣接见。对一些国家或政党，高兴时可以鼎力相助（如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不高兴时不惜断绝关系（如日共）。毛在外交上不愿受约束，认为可以“无法无天”，藐视国际惯例，实行以我划线。例如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凡同苏（“修”）关系好、不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就一律归到“帝修反”一边。结果只是孤立了自己。为了推行世界革命和打倒“帝修反”特别是苏“修”，对外援助也不断加码。除朝、越、阿、柬等友好国家外，对一些当时人均收入已大大高出我许多的国家如马耳他、叙利亚（还是主动提出）等，也要援助。致使外援达到顶峰的1973年竟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七以上（二十年后的1993年降为0.36%）。但张闻天在外交礼宾和节俭上也都有很大缺陷。一是对交际活动如接见外宾、送往迎来等有些厌烦，不愿多交际，更少同外国人交朋友，原因除个人性格外，也可能是为了珍惜时间和避（里通外国）嫌。二是过分节俭，影响外交的开展。例如我们在驻苏使馆工作四年，张闻天没有一次派人或组织去外地参观访问，大家几乎都没有离开过使馆。一次几个人去列宁格勒访问，旅程食宿还是自费，实在显得有点寒碜。
下面特别提出两个党内生活问题讨论，是因为它们比较重要，而两人在这上面的差异也显得突出，表现为各执一端，至死不改。
（五）民主和集中
张闻天强调民主，不但理论上提倡，而且身体力行。这也许与他五四运动后接受西方文化较多、而中国传统观念较弱有关。毛泽东更强调集中。延安整风为他的集中领导奠定了基础，建国后更逐渐发展到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之上、破坏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地步。而且这也是由来者渐，早就可以看出。例如1940年在延安时，张毛两人在同一会上讲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张先提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毛泽东后提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去掉“民主的”一项，就已显示了原则的区别。从两人对民主的论述中更可看出这种差别。毛泽东明确指出，民主是手段。他在谈到民主时，几乎不提选举权和罢免权，多是强调发扬民主以提高下级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总是讲，要让大家说话，领导者要硬着头皮听，顶多是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以在延安同黄炎培的著名谈话而言，也是笼统提到民主和人民可以监督政府，而没有强调群众当家作主，可以起来罢免和改换政府领导人员。张闻天没见到讲过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的话，但从他一再提“为自由民主奋斗”看，民主不但是手段更重要的还是目的。讲到民主时，他从苏区起就一直强调选举权与召回（罢免）权，在东北做地方工作时更是付诸实践，有时做得还有些超出党章的规定。如在开辟新区和进行土改时，对发展党员时采取过“自报公议党批准”的作法（因那里没党员，想入党的找不到介绍人，于是就用经群众公议认可后报党组织批准并帮其找介绍人的办法）。对于实行集体领导，张闻天更是终生不逾，稍为重要一点的问题都要在相关的会议上解决，而避免个人拍板。因此他的领导就显得会议特多。他也能做到从谏如流。毛泽东批评他遵义会议后主持中央工作“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会”。他当即接受毛的建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军事小组。但他还是坚持重要问题会议解决，因而还是会多。当总书记，中央的会多；当省委书记，省委的会多；当大使，馆务会多；主持外交部常务，部领导每天开碰头会；直到被打倒后无权再召开任何会议。相反，整风后毛泽东是逐渐取消集体领导，党章有关各种会期的规定多成具文。不但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随意拖延不按时召开，就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也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时间随便定，出席的人也没定规，致使身为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在七大过了七八年后还有一次问我，“林老是不是政治局委员？”（因林伯渠给苏联《真理报》写了文章，对方要问身份）。我说，“你们不是常在一起开会，怎么还不知道？”他说，“政治局不大开会。”既如此，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或驻外大使，他又怎样能发挥政治局委员的作用呢？至于民主集中制中的少数服从多数，延安整风后，特别是建国后，已逐渐演变成大家服从一人了。例如抗美援朝、向社会主义过渡、农业加速合作化等，都是多数从不同意转向跟着毛主席走。到1957年的反“反冒进”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
（六）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
这两者虽有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而且群众运动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十分清晰，往往大运动中还套多少不一的小运动。以前的情况不很清楚，从延安时期起就已经常大搞群众运动。我赶上参加的就有生产运动、学习运动、整风运动、抢救运动等等。建国后更是运动不断。张闻天对建国后的群众运动，态度大致分两种。他明确反对用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因为他精通经济学，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曾是后来受批判的重点之一。对于政治运动，他未敢明确反对，但多持消极态度。运动来了，他不能不应付，照例作动员和总结报告。但在运动中我看他的重点是注意教育和防“左”。以反右派为例。他先是在东南亚视察使馆工作迟迟不归，直到周恩来一再电催才回来，这时已划了一批右派。他接手主管后，面对“积极分子”的热情干劲和对他的压力，但他还是强调慎重，提出能不划就不划。各单位提出要划的对象后，他总是说“再研究研究”，甚至找点借口保护著名知识分子。如著名学者老党员陈翰笙，下面一定要划，他拖不过去时，就提个理由说，鑑于陈过去的历史和贡献，就把他看作“党内的民主人士”吧，划成严重右倾也可以了。结果，外交部前后只划了三十多人，不到全体干部的百分之一（连驻外使馆约四千人）。而有的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划的却在百分之十以上。最后处理，他也尽量设法做到量才使用，如调去研究所或搞翻译，而不是送往边疆省份了事。所以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外事会议上就批判他包庇和保护右派。毛泽东则完全相反。他几乎可称为制造群众运动的专家，延安整风后就更加热中于群众运动了。其实过去的许多群众运动并非群众自愿或自发地起来参加，而是运动群众，如延安的抢救运动、建国后的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抓“五一六”等等。这方面情况人们尽知，无须多谈。
再看被列为毛泽东思想基本特征之一的群众路线问题。这是毛泽东的创造，表面上看，张毛两人的说法似乎也一致。但仔细考究起来，还是有根本的区别，根源就在对民主的理解上。张闻天做辽东省委书记时我在省青委工作。一次他在干部大会上作群众路线的报告，要我记录整理以便发表。他的观点主要为：“人民群众是主人”。他说，人民是新社会的主人，是最高统治者，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选举出来为自己服务的，服务不好，可以随时撤换。他认为这种民主制度现在有些地方还没做到，是因为一方面某些领导者往往把主人和勤务员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一方面群众也把党政领导当成官老爷，顺着来，不敢得罪他们。张闻天不仅坚持这种民主思想和作风，而且在可能的条件下也照此实践，如在东北做地方工作的一个时期。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则只是一种好的领导方法。他提出为人民服务和依靠人民，听取群众意见，一再讲“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特别是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质上，所有这些都并不意味着真的要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为了使领导不要脱离群众。所以在毛泽东的言论和实践中，不但从不强调群众的选举权和罢免权，也不重视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这也是为什么群众路线讲了几十年，中国不但见不到民主政治，而且越来越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许多事情不让群众知道，甚至不准议论。至于“从群众来，到群众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即使真的做到，也是把领导（统治者）和被领导分开来的。甚至可以说，连封建专制时代少数开明君主和清官都能做到，如封建社会一些时期的“采风”制度等。总之，张闻天的群众路线是“由民作主”，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则是“为民做主”，两者有质的区别。
（七）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是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提倡的三大作风之一。可就在这个问题上，张毛二人又是走了相反的极端。如上所述，张闻天对人（主要是比他稍低的大干部，对小干部和群众则不然）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批评显得非常严厉，不大讲究方式方法和人情世故。刘英近来还多次谈到这点，说他是书呆子，容易得罪人。但他无整人之心，也决不会抓住干部的辫子不放。对自我批评，他也主动做，但不像周恩来那样经常和郑重。只有在强大的压力下，他才是来者不拒，无限上纲，包括不少违心之论。事后也不再提起，更不翻案，如同完成了一件任务似的。延安整风时的口头和书面检讨就是这样。庐山会议和“文革”中也是这样。对此下面还要专门讨论，此处不赘。毛泽东则相反，批评往往因人而异和看机行事。对一些人，有意见平时也不说，一旦认为时机成熟，不但算总帐，还常有许多偏激过头之处。对另一些人则不时敲打，大小问题（不一定错）概不放过。对有些人又是不批则已，一批就要打倒。对多数人，平时很少批评，更多安抚。而且批评还有远近亲疏之别。被历史上大书特书的对江青及“四人帮”的批评就祥和得多，还显得颇为亲昵。如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而且与此同时还着重表扬了江青等人，说他们反对刘少奇、林彪是有功的，“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问题要讲明。”对他的许多老战友，如功勋卓著、誓死保卫他的彭德怀和对他“扶上马、送一程”的张闻天，就只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讽刺挖苦、无限上纲，更不会有那么多亲昵的“呢”和表扬什么功。至于对自己，正如本人所说，“我是不作自我批评的。”他还对毛远新说过：“我们不学胡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的”，“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例如在延安整风中，他规定每个人都要写反省笔记，“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我们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实际情况是，别人必须写，因为这是“铁的纪律”，他却并没写。至于延安整风以后，被官方党史学家和个人崇拜者交口称道和竭力夸张的自我批评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发动抢救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后向被抢救错了的人赔礼道歉，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一次是在“人祸”造成三年困难、饿死三四千万人和大量群众罹患浮肿之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说的，原话是；“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这哪里像自我批评！对于造成那样严重后果的问题这样轻描淡写，既不像他在延安整风时强调的一定要列出具体事实和造成的后果，分析错误的原因和深挖思想根源；也不像人们批评有些人的所谓“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因为他讲话中间任何帽子（如主观主义、唯意志论、不实事求是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都没有。像这样的自我批评，任何领导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换成其他被整的人更是无法通过和过不了关的。所以廖盖隆认为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他丢掉了自我批评的武器，犯了错不但不承认，而且听不得人家的批评意见”。 田家英也说, 毛“听不得批评”。这都说明，毛不作自我批评又听不得批评的一贯作风和表现是尽人皆知的。他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是要求别人而把自己除外的。
（八）“文化人”与“山大王”
用这两个称号毫无贬义。一则他们都曾自称过。二则一些崇敬他们的人也这样讲。例如冯雪峰1934年在中央苏区说，“鲁迅看了毛泽东的几首诗词，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毛听后不禁开怀大笑。”关于“文化人”，张闻天自己就说，“我同沈泽民书生气、文化人气较浓厚。”而且，“从现有资料看，在党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文化人’概念的是张闻天。后来，毛泽东采用了张闻天的提法。”1940年10月10日张闻天起草下发了《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主要精神是尊重文化人、保障写作自由、帮助和团结他们等。继承和发扬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优良传统，如热爱祖国、忠于信仰、忧国忧民、独立思考、喜欢探索、与时俱进、站在时代发展前列、以天下为己任、对敌斗争勇敢顽强，等等，张闻天都是当之无愧的。他入党后不久即断然和他极其喜爱并已有相当成就的文艺决裂。茅盾谈到张写长篇小说之早时曾“自叹不如”。还说，“假如闻天同志不是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全身心投入了革命斗争的烈火，他很可能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占一席之地，充分发挥出他在文学上的才华。”然而张闻天，不论是为革命出生入死，还是运筹帷幄，甚至被打倒在地，都是无怨无悔，总是心怀党国，仍然尽可能反映他的看法和意见，希望采纳。其责任心之强，真是少见。我看他确实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否则也许不会在庐山栽得那么惨，被打倒后还提开放市场等建议。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下，他没有写有关自己的片言只语，而是偷偷写了大量总结国家建设经验的文稿。胡乔木就对刘英说，这是他自己做不到的。张闻天也有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鲠直和某种清高，见不得阿谀奉承和溜须拍马。当然，他也因清高而吃亏不小，首先是得罪了要别人“顺着”自己的毛泽东。1941和1958年批他的五个字中就有一个“高”字，不变动他的外交工作也说是由于他骄傲。其实，人们看来他并不骄傲，完全是一个见人还略带腼腆的谦谦君子。这是许多熟人在纪念和回忆他的文章中都写到过的。但是，一般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缺点和短处，有些他也并没有克服掉，最明显的是软弱性。这首先表现为在党内斗争中不够坚强，往往会在压力下作无原则和无限上纲的反省和检讨，给自己戴大帽子、作违心之论。当然也有一定的界限，如决不承认“里通外国”和“推翻毛主席”。对别人的揭发交代则坚持实事求是，更不落井下石。他的过头检讨，实有难言之隐。他的软弱性还表现在说话谨小慎微、与人很少来往。他本来不长于交际，再加上过去运动的教训，就尽量减少同人来往，甚至过去的熟人也逐渐变成了“生人”，如党的许多领导人，以及郭沫若、茅盾、田汉等当年文化界的朋友，解放后都很少见面，见了也是多听少说。他同一些领导人如聂荣臻、王震等散步或游览，给我的印象大多是别人滔滔不绝，他却很少插话。从相互来往看，我一直觉得他同人只有工作关系，好像缺乏知心朋友，和人也少有推心置腹的交谈。这种除工作外，多闭户读书，少交际聊天，在他可说已习以为常。所以延安整风以后，他不但不大和同级以上干部交往，更怕见毛泽东、刘少奇，也就是他后来检讨说的是由于怕毛主席批评。毛泽东批评他的五个字中有一“怯”字，如果指此而言，即怕抓辫子搞无限上纲的批斗，也许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是指在对敌斗争和坚持真理中有“怕”，那就根本不合乎事实了。还有一点，就是建国后，他对毛泽东、党中央一些重要方针和许多政策都有不同意见，但一直不敢提，也很少暴露。这是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能够察觉得出来的。后来大概是忧国忧民的情操和坚持真理的精神使他实在忍耐不住了，于是才有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爆发。
毛泽东却大不一样。他虽然也出身知识分子，学问很深，见识极广，但却很少知识分子文化人的习气。这除天赋外，也与他的经历有关。他从小扎根中国社会，种过地，求过学，当过兵，教过书，参加政治活动，领导工农运动。他不像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等书生入党，而是入党前就已经历大量社会活动，所以学马列虽少，却善于联系实际。再加上他们家族有从军打仗的传统，尚武精神十分突出。他也从小就尚武好斗，敢于进击冒险。传统哲学对他影响最大的又是“内圣外王”，即梁漱溟说的是要“以其道易天下者”。毛年轻时就说过，“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1921年1月28日他给彭璜的信中还承认自己“论理喜极端，论人喜苛评”，“略有傲气”。头一年的6月7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也说，“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上面这些，特别是尚武精神和反叛意识，可说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八七会议”后谢绝瞿秋白劝他去中央工作，而甘心去当“山大王”，即属情理中事。1927年秋收起义失利，不足千人的队伍退到浏阳文家市，进行了一场涉及中国命运的辩论。师长余洒度等仍主张休整后再进攻长沙。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打长沙必败，主张退到山区去。他说，哪个朝代消灭过山大王？何况我们当“山大王”已和过去根本不同，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党的政策，将来必会取得胜利。他说服了大家，队伍沿着罗霄山脉南撤。这一星星之火，象征着毛泽东开始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的“红色山大王”路线胜利了，而毛泽东本人在长期的游击战和同农民相处中也确实养成了某些“山大王”的作风。他在革命的武装斗争中，还进一步发扬了尚武好斗、进击冒险的精神，认定目标就坚韧不拔，奋斗到底。例如他要留在陕北坚持以寡敌众的战争，有不少人劝他离开，他硬是不听，还为此和任弼时大吵了一顿，最后以撤掉任的支队司令了事。至于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冒的风险那就更多了，都证明了他的大无畏精神。再就是决心大，有气魄，能进能退，能屈能伸，既坚持革命原则，又能灵活运用策略，在政治上掌握革命的来潮与退潮，在战争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真不失为大丈夫。很明显，革命如只守条条框框，不讲灵活，毫无权变，那只有死路一条。这也是民主革命中教条主义者失败，毛泽东最后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有些不大好的东西被继承了下来。如“无法无天”，不受约束。这方面的例证太多，无须列举。这里只要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归之为“造反有理”，实在是过分简单化，在革命期间也许还有一定意义，但在取得政权后就更多地起反作用了。特别是在需要法制的情况下，号召“无法无天”，使党章、宪法以及自己制定的一切法律都成废纸，只能引起天下大乱，严重损害人民利益。如果“文革”真的像毛泽东说的七八年来一次，那中国就可能从世界政治地图上消失了。又如性格倔强，罔顾他人，事例也是举不胜举。毛总是以个人为中心。对于反对他的人，不是当场发脾气训斥，就是长期记怨，寻机报复。所以领导干部都有点怕他。即以生活习惯而言，他也很少顾及别人，想起什么就叫人干什么。例如他在战争中养成晚上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在延安和全国解放后生活已安定，但他并未想改，还是要许多人跟着他转。如作为中央第二把手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不但是跟着他夜间办公，而且有许多次是吃了安眠药后还得随叫随到。为了不至于因吃安眠药容易从床上掉下来，曾长期打地铺睡觉。
（九）性格、爱好和作风
用这么大个标题，其实只拟着重写三个问题。因为有些内容前面已经讲过了，有些也许不值得多写。
1、谈起张闻天和毛泽东两人的性格，差别实在太大。张闻天在1931年前，除小孩时外就一直是和书本打交道，养成一种较为典型的书生气，性格、品德都和瞿秋白极为相似。他说话算数，从不否认。对过去的功过一概不提（甚至包括过去运动中的过火批判和过头检讨，他事后既不再多讲，也不乘机翻案），既不吹嘘“出五关”，也不掩饰“走麦城”，更不像一些人为自己历史造假。他的工作和生活习惯也有自己的特色，例如一切活动都按原则、守规矩，开会、上班从不迟到。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是那样温文尔雅、温良谦恭，看不出有什么威严。我跟他工作十余年，从没见过他和人吵架或发脾气。例如一次使馆翻译记错了南斯拉夫国庆节，害得他跑进人家使馆就赶快回头，一路没说话，只是回到使馆临下车时说了一句“你要很好检讨！”又如一次我帮他起草的稿子，有一句话他要改我不同意，他拿去狠狠说了一句“我自己来改”。他从不骂人，从不说一句脏话。作起报告或讲话来，总是文质彬彬，摆事实讲道理，只宜宣传，不善鼓动。有些党史著作上说他在“左”倾时期，对意见不同者如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如果说的是写文章有时用语凶狠，倒有其事；如果说进行实际斗争或整人，那就不大像了。至于说他在中央苏区肃反中错杀了多少好同志，更属于张冠李戴。相反，他不仅反对肃反中的极左，还尽其所能救了一些同志的命，如傅連璋。
毛泽东则有鲜明的个性，嬉笑怒骂，一般不加掩饰。但出于策略考虑，他也可长期埋在心头，时机不到，不表而出之。照邓小平说，毛在建国后就有去掉刘少奇之意，连一“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比喻都不放过，但还是忍耐了好多年。他谈话看对象，同有的人可以谈得很雅致，但在气头上也不管那一套。所以一般说来，他的性格还是比较粗旷豪放的。但对人也用权术，说话不时出尔反尔，经常改变以前说法（修改发表过的文章或重写没发表过的文章也许称得上空前）。如以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极为恭敬，还去诉苦告洋状，后来却说成一直同他们进行斗争（党史学和某些人的回忆还添油加醋）。斯大林逝世时，我正随张闻天回国，得知他那几天情绪极为沉痛，长时独自坐在沙发上，见人也不说话。他还亲自写了篇《最伟大的友谊》，感情之深，溢于言表，但他后来竟说此系“违心之作”。说过的，事后加以否认；没说或没做的，事后又说得有鼻子有眼。这类例子在实际中甚多。此外，或许是由于过去的经历和从小养成的性格，他容易发脾气、喜欢讲粗话。对于后者，我就曾在1939年的群众大会上听到过，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半期他给赫鲁晓夫的信中看到过。
2、这里谈两人的爱好，主要指读书。因为张闻天几乎没什么嗜好，不吸烟、不喝酒，连戏曲也没多大兴趣，主要的爱好可能就是看书和研究问题。参加革命前喜欢读文学书和研究文艺问题，写作和翻译的东西也真不少。中国的古典小说也看，但主要看外国的和新文学，其次兼及一些社会问题。参加革命后即集中阅读马列理论，并按工作和研究需要，也涉猎有关人文社会科学以至科学技术等某些专业书籍。例如在驻苏大使任内，就几乎每个礼拜日约我上书店，购买一批有关苏联情况或国际、外交问题的书。他的工资，除一些捐赠外，恐怕有相当部分是用于买书。他买书不是摆样子，而是真看，作笔记，写心得，更有不少批注。但他似乎不大喜欢读中国古籍。我帮他起草文稿，凡引用句把古文或诗词，他必定删掉。这方面他也不太熟。如一次传达毛主席的讲话，里头引用李清照《声声慢》开头一句，他竟说成了冷冷清清凄凄戚戚，为大家所笑。
和张闻天一样，毛泽东也酷爱读书，只是两人所好不同。毛对中国古籍百读不厌，但对通行于世界的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理论一类书却读的不多，对外国文学更没多大兴趣，很少读什么世界名著，据说只读了《毁灭》、《简·爱》两本外国小说，《红与黑》还是只看电影没看原著。但他对中国古籍读得多，记忆力又好，许多古文、诗词，可以倒背如流。所以有人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他在讲话中经常以古喻今，可以长篇引证原文，顺手拈来，毫不费力，但从未见他引证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大本原著上的话。有人统计，《毛泽东选集》中引用中国古籍比马列（又以斯大林为最多）要多出四倍。他不但自己爱好古籍，还经常挑选一些古文叫印发给中央领导或某个会议参加者看，如《后汉书》的《张鲁传》、枚乘的《七发》等。有时还要考问一些领导人，《资治通鉴》看了几遍？直到临死前还要人给他念庾信的《枯树赋》、贾谊的《鵩鸟赋》，以及岳飞、张元幹等人的词。在读书上的这种“厚古薄今”，恐怕对他有不小的影响，多少会妨碍他在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上的现代观念和世界眼光。建国后丧失一次大发展的良好时机，导致中国的落后，不能说与此无关。
3、关于生活作风特别是节俭问题。张闻天真可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模范地实践了他在《论青年的修养》一文中对青年所提的要求。他作风严谨、正派，奉公守法，公私分明。他不但强调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且主张用法制规范干部待遇，坚决反对特权和特殊化。他非常讨厌那些用公款请客送礼（那时还没听到行贿受贿的事），拍马溜须，巴结领导，拉关系，谋私利的人。他的俭朴、廉洁，在党内历来是出了名的。自然看不惯有的领导干部住阔绰宽大的住宅，更反对一些人保有几处“公馆”。他的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从以下例证中即可见一斑。在使馆，夫妇只占两间房子，还兼办公室用。进北京时有几处院子让他挑，他都嫌大，最后住进了一座临街的小楼，连个放书的房间都没有，他又爱买书，只好在走廊上摆了一排书架，人走过要侧身而行。他回国后看到给他换的新沙发、地毯，也坚决退掉。后来外交部几位副部长提出搬到东交民巷一个原外国驻华使馆大院，正楼让他住，其余的楼大家各住一座。可他坚决不搬，别人也只好作罢。直到1959年他被罢官，大家才搬了进去。我在别处曾说过，他对三个亲生子女要求之严，在高级干部中可能属于空前绝后。大女儿始终是普通农妇。二女儿原在外交部当打字员，他回国不久中央提出精简编制，他就动员女儿回上海自己去找工作，最后当了工人。他送独生子去新疆建设兵团劳动，一去十五年，直到他病逝时也没回到身边。他从不以权谋私，在他那里更无“后门”可走。他生活朴素，吃穿简单，衣服好像总是那几套。生活上以清贫为乐，连发表文章也不要稿费，不是交了党费，就是分给了起草人和抄写者。直到生命的最后，还将补发的工资悉数交了党费。但现在看来，他的节俭有些地方也显得过分，例如一到外交部就提出降低驻外人员工资，致使最近还有反右倾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著文不点名地批评他。另外，他对子女亲属要求也太严，使一些晚辈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影响。
毛泽东提倡艰苦奋斗，号召勤俭建国和勤俭办一切事业。他能吃苦耐劳，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表现突出。但他不大注意小节，更随着革命取得胜利和个人威信迅速提高，作风也有很大变化。这里只提以下三点作一简单说明。一是造成越来越严格的等级和特权制。这既是继承中国的封建帝王传统，又是从苏联搬来的社会官僚体制。早在延安时期，任弼时任中央秘书长和彭真代中组部长后就已逐渐制度化，经过整风大批绝对平均主义就更属合法，建国后已发展到超过了苏联。有时也听到他的口头批评如对警卫制度，但实际并未制止，执行者总是得到好处而不会吃亏。不但等级制森严，他也常自比秦始皇。无怪乎丁玲1985年4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时，在毛泽东与其他革命前辈的照片前驻足良久，并深有感慨地说，“当年他们是弟兄，可后来却成了君臣。”二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头一年的1959年，各省市为毛泽东（许多地方还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别墅。除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可能古今中外少有。据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对此，辩护者总归之为地方上“抬轿子”。但上面为什么不制止？毛还常去一些地方住，如杭州的刘庄和汪庄、上海的西郊、武汉的东湖等。事实证明，“抬轿子”还真有用。而且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6月回韶山时，还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1962年才竣工，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毛只于1966年6月去住了12天。三是关于稿费的处理。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规定除工资外，“党的高级干部严禁有包括稿费在内的其他任何收入”。后来虽有改变，但为数不多。直到勃列日涅夫，才以稿酬为主要收入。可是毛泽东建国后头十多年仅稿费收入就已成“百万富翁”、当年中国的首富，并单独立项，只能由他本人决定和批准支出。临终前江青要去三万元还曾使他落泪，这是当时全党传达过的。这里值得考虑的是，第一，毛著有许多系别人起草和修改，有许多是党的文件，多为集体创作，例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多数讲话还是胡乔木等人五次三番整理成文的。因此，稿酬完全归他支配似不尽合理。第二，毛著印数多、稿酬高，且多系党组织买来发给大家。例如我们夫妇二人，前后已领到不同版本《毛选》七八套，还不算各种单行本和《语录》。所以毛泽东的稿费实际上主要出自公款。第三，按制度，公家支出的毛泽东费用（包括衣食住行保健保卫等）已是他工资的万千倍，稿费只是用于买书、生活补贴和资助亲友（如每年给章士钊两千元）等，另为修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补偿五万元，实际上用处有限，因而稿费的积累（利息）和增加（新出和再版书文）就特别快。像这样的稿费只能完全由个人支配是否合适、算不算按劳分配，确是个问题。提出以上三点，并不是要批评毛泽东的生活作风，主要是想说明另一方面的真相，也同那些造神者和造假者们唱点反调。因为他们说的和写的毛泽东如何艰苦朴素，多半是片面的和伪造的。例如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就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也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另如毛去世后全国普遍放映了一个毛主席故居的影片，有他的卧室、书房、衣服、用具和游泳池等，显得甚为豪华，从住房到游泳池长长的走廊都是耀眼的红地毯。但是很快这部记录片不放映了。等故居开放让大家参观时，已作了全面的重新布置，一切都显得非常朴素，红地毯撤去了，衣架上挂了件带补丁的睡衣，书案上放了本不像翻过的《资本论》第一卷……和影片两相对照，弄虚作假的现象甚为突出。质言之，毛泽东进城后就逐渐违背了他自己在西柏坡讲的两个“务必”。关于“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替他作了结论。至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上面提到的几点，也许可以作为讨论的参考。但应该说，这两个“务必”张闻天是完全做到了。
（十）毛泽东成为领袖的原因
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特别是国外、港台和当年的国统区，老早就已展开。这里不拟多谈，只是想在同张闻天比较中简单归纳一下毛泽东成为党国领袖的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因为他的道路合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革命离开农民就寸步难行。中国党先期的精英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等，一开始都对此认识不足或不深。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时也没有准备扎根农村，倒是后来才由朱德、陈毅率领部分起义部队去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只有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并始终坚持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的道路。
第二，毛泽东也具备了当领袖的主观条件。由于他有马列一些基本原则的指导，就使他的领导同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领袖和当代的草莽英雄有了本质的区别。而他的领导能力和水平又超过同时代党内其他领导人。他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中国基本国情，在长期的实践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还熟读中国历史，博古通今，从中汲取了大量有关领导的方法和技术，包括张闻天说的某些“权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在二十世纪上半期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毛泽东成了使中国走上统一强盛道路的“王者”。
第三，毛泽东是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也从未离开过军队和根据地。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这就使他不但名播中外，而且有了广泛的干部和群众基础。例如安排出席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五十三人中，就有一大半是来自原中央苏区和一方面军的干部。由此就可看出毛泽东的影响。相形之下，张闻天几乎是光杆司令。
第四，毛泽东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如前所述，zhonggong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它的领袖主要不取决于zhonggong本身，而是取决于国际。所以毛泽东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这里所说的“指示”，就是指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关于“以毛泽东为首”的谈话。共产国际作此决定，不只是因为事实证明毛泽东路线的正确，还因为他的影响大，掌握了党和军队的实力。正是由于毛是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所以国际过去虽然对他的政策和作风有所不满，但还是设法保护他，而且在zhonggong领导人中对他的宣传也最多，1938年干脆指定以他“为首”。
第五，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和苏联模式的结合，对中国党的建设和领袖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这主要指个人崇拜和领导体制的高度集中。延安整风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对领袖呼万岁和以健在的人命名思想体系，起始于延安整风，大概只是中国的特色，在外国是没有的。完全以对领袖的态度划线和根本不按党章办事（如定期的会议制度），也是延安整风立下的先例，并产生了长期影响。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这样做还因为毛泽东代表了正确路线，那么建国后全党跟着毛泽东的错误跑，就只能用个人崇拜和专制体制来解释了。而且正是延安整风确立了毛泽东终身领袖的地位。
张闻天应属个人崇拜受害者之列，但在毛泽东成为领袖的过程中，他也起了“扶上马，送一程”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延安整风期间还有意无意地参与了制造个人崇拜的工作。这从他参加和修改《历史决议》，特别是从他的《反省笔记》和各次检讨发言中，就可明显地看出来。
何方，1922年生于陕西，1938年去延安抗大学习、工作，后毕业于延安外语学校。1950年进外交部，任驻苏使馆研究室主任和部办公厅副主任，一直在张闻天领导下从事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研究。1959年下放，1978年恢复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1989年调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为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9年离休。研究国际关系问题50年，著有《和平与发展时代》、《党史笔记》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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