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走好!卢安克作者:老刘

走好!卢安克作者:老刘我不是本国人,还是去管一些外来人不应该管的事情,使得本国人有些难受。为了不伤害你们的自尊感,我是不应该管留守儿童的事情。但如果我放弃,我的学生又很难过。这种矛盾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不让外面的人知道,就没有人因为我的行为而难受。
  社会对我的关注也已经超出了我的承担能力,我承担不了社会反应所带来的后果、责任和压力,也就不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事情。所以,我只好把我的博客关闭起来。请你们理解。
  最终还有越来越多人为我难受,但我真不希望别人因为我而难受。
  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我在这要声明:我没有获得正式的志愿者身份,也都没有获得中国的教师资格。
  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为某人某事做了宣传,你就要知道:我不会跟别人合作,而只会为别人(的事)服务。如果有人以我的名义收费或捐助,那就是留给他们的。我是不会接收钱的。如果你在某地方看到我叫人去做什么,你就要知道:这不是我的意思,我不会叫人做任何事情。
   ———转自卢安克博客http://luanke.jiaoyu.org/
  
  一 卢安克是谁
  
  如引题所示,卢安克不是中国人。他是个德国人,不,是个想成为中国人的德国人。一个在中国最偏远的乡村无偿服务了十多年的一个倔强的德国佬。5月20日,在有关部门的再三警告要求之下,他的博客被迫关闭,留下上面这段让人心酸的话。
  
  卢安克生于1968年,家乡在德国汉堡。20年前来中国旅行,然后就停留下自己的脚步,在中国留学。1999他又从德国回到中国,因为他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做一名中国的乡村教师,这是他为自己选定的人生之路,不是在都市的边缘,而是广西最偏远的山村。他不要工资,十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做一名免费的乡村教师。
  
  他很想成为一个中国人,他曾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却被拒绝。被拒绝的理由是:只有在国家一级机构工作4年以上,或为中国作出特殊贡献的外国人,才能入籍中国。他太普通,没什么特殊贡献,所以被拒了。2006年,签证到期的卢安克不得不暂时离开中国,但一年后他又来到了东兰,继续他的乡村教育,直到今天。
  
  最初,他在广西河池的一所县中,但是被开除了,原因是不能提高学生的分数,家长非常有意见。此后,为了避开应试教育只重考试成绩的弊端,更好地实践和探寻素质教育的方法,他又从南宁辗转到了阳朔,最终选定了全国特困县广西东兰,并落脚在该县一个名叫板烈的偏僻村庄里。在板烈小学,他吃着只搁点盐炒的红薯叶和莲花白,度过了十年的乡村教师生活,也不领一分钱工资。其间,这位与中国最贫困地区农民一道承受着最艰苦的物质生活,同时进行着极富创造力实践与研究的青年,还得过乙型肝炎,并遭遇车祸险些失去了性命。
  
  他明确地告诉村民,他不是办学,上他的课不会有任何的文凭和任何经济上的好处,他仅仅是要大家一起实践的一个项目,项目就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梦。除了让村里管饭,他唯一的生活来源,是父母每年给他的4800元RMB,22%用于复印资料寄给别人,40%用于捐款,38%为学生和他个人用。“做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有了价值。”这是他自己的坚持,也是他灌输给孩子们的信条。
  
  2006年,签证到期,又未取得中国国籍的卢安克不得不暂时离开中国,但一年后他又来到了东兰,继续他的乡村教育,直到今天。
  
  早在2001他就开设了自己的个人网站和博客,把自己的信念、实验和困惑放到网络上,网站中有他翻译的上百万字的教育论著;在博客中,他还无私地把自己所有成熟的研究成果和作品,都张贴了出来,力求对别人有所帮助。
  
  让他更广为人知是今年初CCAV的一期《面对面》,柴静与他面对面详细的访谈,以及此后中青报等媒体对他的报道。感动着中国公众的同时,他更让领导们如坐针毡,直到应“有关部门”的要求,他不得不关闭自己的博客。
  
  二、卢安克的教育观
  
  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他有着太多的思考和困惑。尽管他的学生说:“我们从来没上过这么精彩的课,老师让我们有了发现的眼睛。”他依然有着无数的困惑,他对于中国教育的印象:教育,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标准,不是为了小孩。小孩在满足这个标准的过程中,脱离了他的天性,脱离了他的生活……教育难道是只为了获胜?我不想继续跟学生一起奔跑着参加这场竞赛———这场一直匆忙地奔跑着,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跑的路是不是属于自己的竞赛。他说县里领导:根据他们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无法理解除了物质之外还有其它可追求的东西。对于考试,他说:“学生成绩不能说明一个人的价值,只能说明一个人能否适应考试。根据应试标准教出来的学生,在毕业之后的简历也是标准的,他们很难做出特殊的有创造性的事情。”他问媒体:“他们为什么不报道东兰县350个每月只领150元工资的代课老师呢?”
  
  他说:“中国的教育不是为了孩子”,“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学生,希望我只让她们做几亿人都已找到答案的作业题?而不愿意设计自己真正需要的桥?如果我给学生的只是一些结果,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新的、别人还没找到的东西。我的学生,只有找到自己的、新的思考方式,她们的生活才能改变。”
  
  “人类的发展,最早是没有个人的,就是说有个人的身体,但没有个人的思想、意识,人都是依赖环境、依赖团体的。这里的人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如果问一个学生你想怎样?他就无法回答。他们全都靠环境,环境是怎样的他们就怎样,不相信能有任何改变。”
  ………………
  我就不继续摘抄了,大家可以从网上找到更多资料。
  
  三、容不下卢安克的是谁?
  
  大部分对卢安克有所了解的,尚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不能容忍卢安克成为中国人,都不会不能容忍卢安克在中国做一个乡村教育的志愿者。哪怕是不能理解他的教育理想的村民,也一直在行动上支持这个古怪的德国佬,否则,他不可能在中国待上这么多年。
  
  如前所述,只要关心中国教育,对中国教育的现状、弊端有所认识的人,对于卢安克的理念和实践都充满了敬意。且不说广大网民一直都在支持卢安克,连代表国家主流话语的CCTV、中国青年报、《环球》等媒体都对他进行过充分的正面的报道。
  
  因此,从目前来看,容不下卢安克的不是全体中国人,也不是一种抽象的国家意志或者政府意志,它应该是滞后于中国发展现状的个别体制性因素,和中国社会里残留的某种封闭、不自信心态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们先来看看是谁容不下卢安克?
  
  1997年10月,在广西南宁残疾人职业学校义务授课的卢安克,就被南宁市公安局扣留过护照,并罚款3000元。
  
  1999年,他曾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却被拒绝。被拒绝的理由是:只有在国家一级机构工作4年以上,或为中国作出特殊贡献的外国人,才能入籍中国。
  
  最近这一次,如他的博文所示:广西所谓“有关部门”的意思,就是让卢安克不要在媒体上出现、也不要再谈论有关中国教育和留守儿童。否则“有关部门”将可能会追究他的“不法行为”,并随时有可能把他驱逐出去。而刚性的理由则是:他没有获得正式的志愿者身份,也都没有获得中国的教师资格。
  
  根据以上信息,并结合中国国情,我们很好推测造成“卢安克困局”的原因:
  
  首先,中国目前的体制,存在一个身份准入上的体制性排外特点。中国的国籍管理是比较严格的,这是冷战的产物。这种体制性排外,与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中国崛起和融入世界的潮流,是格格不入的。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体制的不自信。
  
  其次,卢安克的独立姿态,让某些政府人士感到不安和恼火。卢安克从一开始就与政府行为划清界限,广西省政府领导曾希望卢安克参加政府组织的“青年志愿者”,成为广西第一名外国志愿者,去参与大量宣传活动,卢安克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正如他博客中所说,他不会参与任何宣传活动,不会让别人做任何事情。据媒体朋友称,如果卢安克能够“配合”政府做一些表态,他甚至可能获得一个诸如“感动中国”的名号。可见,从支持、宣传到排斥、打压之间的距离,就像一张纸一样薄。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的卢安克应该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所受的教育、他的人格和良知不允许他放弃他的原则。
  
  再次,卢安克的博客,不可避免地会将中国偏远乡村的实景如实地展现在公众面前,这对于当地政府的形象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这就是卢安克为什么在今年被媒体广泛报道之后,反而遭到来自当地“有关部门”的反复警告的原因。关闭卢安克的博客,实际上,主要是要让他不在媒体上出现、也不要再谈论有关中国教育和留守儿童。否则“有关部门”将可能会追究他的“不法行为”,并随时有可能把他驱逐出去。
  
  最后,迫使卢安克关闭博客,应该不仅仅是当地政府一力即可达成的事情,可以推测,结合第二点和第三点,可能更高级别的宣传部门也有所介入。中国的宣传部门,一贯反感和害怕的就是民间的独立姿态和一切可能有损中国形象的言论。这与我分析的第一条原因,在内核上是一致的:反映了体制的某种不自信,而这种不自信,与三十年来中国的强大和中国形象的崛起,是格格不入的。
  
  正如网友“欢迎你来唐古拉”所说:“在一个高度默契的封闭环境里,有可能打破平静的异类总是不被欢迎的,卢安克就是这样一个异类。他渴望成为一个中国人,但肯定不是因为对文化或别的什么的认可和仰慕,也许他眼里看到的教育是一片荒芜,在这里他看到了自己被需要。但是荒芜往往有着深厚的底蕴,被打破也许面对的就是更强力的反击。”
  
  但我看来,“卢安克困局”并非不可破解,因为今天的中国从整体来说,早已经走出1840年,它不再是一个封闭和不自信的中国。
  
  四、破解“卢安克困局”
  
  多次阅读卢安克的博客和与卢安克的通信,使我感受到卢安克身上一种在中国鲜见的品质,那就是启蒙理性。无论他在中国的遭遇多么坎坷,他都一直在遵循者几百年前德国人康德的教导:自由、公开地行使自己的公共理性,但在特定的职位和职务上,则限制这种理性的私下运用,行动上服从公共意志。这是启蒙的原则之一。所以,卢安克作为一个关心中国教育的人士,他会在博客上、媒体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作为中国境内的一个乡村志愿者,他愿意服从有关部门的意志,以他自己的名义关闭博客,愿意按照字面上的那些条规的要求声明自己不是志愿者,不具备教师资格。他一直在善良而理性地面对所有压力,不愿意给其他人带来麻烦,这让我肃然起敬。然而,对于其他中国公民来说,理性地公开发表对这件事的看法,恰恰也是自由、公开地行使自己的公共理性。
  
  给卢安克带来最大麻烦的,并不是他的教育理念和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整体性批评。作为一个教育媒体的从业者,我知道,类似卢安克的言论——无论关于应试教育、乡村教育还是留守儿童的问题,在中国的媒体上都不是禁忌,很多媒体人和专家学者对中国式教育的批评之激烈程度,比卢安克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的中国,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它已经不是一个封闭和不自信的中国。
  
  他的麻烦在于他的外国人身份和他对当地教育实况的反应,尤其是后者。所以,如果探寻直接解决之道的话,就应该戳破这层中国人都知道的“窗户纸”:导致卢安克丧失言论自由,并存在无法为中国乡村教育服务之风险的作祟者主要就是广西当地政府。其动机就是不能让卢安克的言行影响他们的政治前途。这是一种极其狭隘、自私和短视的行为,不但不能为广大为教育揪心的普通中国公民所认可,而且也不符合教育改革背景下的国家教育战略的要求。
  
  如果有上级宣传部门的介入的话,很可能是被当地政府用“有损中国形象”“有碍当地社会稳定”之类的说辞所误导和绑架的。这类说辞根基薄弱,幼稚无比。请宣传部门的人士简单试想一下:广西地方政府做了这一系列行为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会对“中国形象”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告诉各位,他们的行为就是在昭告天下:一个热爱中国、并为中国乡村教育的实践和研究付出了自己全部心血和生命的外国青年,是不受中国政府欢迎的;一个有着与白求恩和雷锋类似行为的人,在中国是“非法的”。
  
  是个正常人都会为这种状况感到痛心。为卢安克,也为中国。正如网友冰瀑所说:“我不为卢安克难受,我难受的,是这个国家伤害了百般隐忍的他。”但是,我们还可以补救,而且很简单。
  
  从政府层面来说,解决卢安克入籍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他的那种白求恩、雷锋式的精神,他的翻译作品,他对教育的真知灼见,以及他经由主流媒体报道之后在中国的声誉,都可以成为对中国作出的特殊贡献的依据。而所谓教师资格和志愿者身份,则更是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关键是政府方面,尤其是能超越地方政府利益的上级主管部门,如教育部的人士,应该站在国家、民族和现代教育的高度来肯定卢安克这种极少见,极珍贵的民间教育志愿行为。
  
  从社会层面来说,知识精英,尤其是教育专业的精英,不能因为卢安克是外国人,不能因为卢安克仅仅是在偏远山村支教而忽略他。尤其是在他受到各种压力的今天,应该利用你们的影响力来声援他。我看过大量的报道,但是我注意到,来自教育界的专家学者的声音极其稀少。虽然新闻界的朋友在鼎力相助,但是他的实践和理念来没有得到出版界的认可,而专家、名人学者也不置一辞。这真让人寒心。当然,也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前不知道这个名字。但我希望,当今天卢安克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当今天卢安克甚至可能被驱逐出境的时候,应该有更多有良知,有影响力的人士去声援他。因为你们的声音,更加专业、更加理性,也更容易为政府所接受。
  
  两个月前,我在给卢安克的信中写道:“非常抱歉,我们政府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批准你入籍,但在我这个远方的素不相识的中国人心里,我早已经把你当成我们中的一员。”我希望,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因此我写下这篇文章,表示一点微不足道的支持。
  
  你好!卢安克,不管你在这片土地上遭遇到多少冷漠、误解和排斥,不管你将来是否能在这片土地上立足,你都要相信,你不是孤独的“Only One”,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普通中国人,都愿意跟你站在一起,永远。

[面对面]志愿者卢安克(2009.12.27) http://space.tv.cctv.com/video/VIDE1261927120929889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
不可能的改善

柴静

我和卢安克坐在草地上,七八个小孩子滚在他怀里,常不常地打来打去。
我本能地拉住那孩子的手“不要这样”
“为什么不要这样?”
我就差说“阿姨不喜欢这样了”,绷住这句话,我试图劝他们“他会疼,会难受”
“他才不会”他们嘎嘎地笑,那个被打的小孩也乐。
卢安克坐在小孩当中,不作声,微笑地看着我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后来问他“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甚至想要去说他们,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可是你不这么做?”
“我知道他们身上以前发生的事情,还有他们不同的特点,都可以理解。”
“但是理解够吗?”
“如果已经理解,然后再去给他们说一句话,跟反感的一句话是不一样的。”
我哑口无言。

我采访姐弟俩。
弟弟卖力地劈柴,大家都觉得这镜头很动人,过一会儿火暗下来了,摄像机拍不清楚了,就停下来,说再添点柴。再过了一会儿,我让弟弟带我去他的菜地看看,他拒绝了。
“为什么呢?”我有点意外。
“你自己去”,他看都不看我。
我纳闷了一晚上。
卢安克第二天说给我听“那时候正烧火,你说你冷了,他很认真的,他一定要把那个木柴劈开来给你取暖,后来他发现,你是有目的的,你想采访有一个好的气氛,有做事情的镜头,有火的光,有等等的这样的目的,他发现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没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给他,他就不愿意接受你,而你要他带你去菜地看,他不愿意。”
我当时连害躁的感觉都顾不上有,只觉得头脑里有一个硬东西轰一下碎了。
“目的是好的,但是是空的。”他说。
“空的?
“空的,做不了的,如果是有了目的,故意去做什么了,没有用的,没有效果,那是假的。
“你是说这样影响不到别人?”我下意识地喃喃自语。
“这个很奇怪,我以前也没想过,想影响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他们才不接受了。”


孩子在火边俯耳跟他说悄悄话。
“你肯定在说怎么考验我们”我猜。
卢安克对他笑“不行,他们城里人会不喜欢”。
我隐约听见一点“是要拉我们去玩泥巴?”
他转头问我“你喜欢土吗?”
“当然了”。我认为我喜欢,在我对我自己的想象里,我还认为自己喜欢在下着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里呢。
采访结束之后,是傍晚六点多,天已经擦黑了,山里很冷。
卢安克忽然站住了,温和地问我“我们现在去,你去吗?”
“现在?”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我自己头脑中的第一反应是“我只带了一条牛仔裤”。
就这一个念头,一切已经逝去。
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那是做作,再非要努着去,弄得满身泥,甚至雀跃欢呼……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


“当时发生什么了?”
“我记不起来了”
“那个时候你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沉静地看着我,他在采访中有很多次说这两句话了。
一开始,我看着他,脑子里几乎有个嗡嗡的尖叫的声音“这个采访失败了,马上就要失败了”
之前曾经有同行,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但完全没有办法编成片子,就是因为媒体的常规经验,在他面前是行不通的。他不是要为难谁,他只回答真问题-----真正因为未知和交谈而生发的问题,而不是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想好编辑方案的,预知他会怎么回答,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
我放弃了。
我不带指望地坐在那儿,手里的提纲已经揉成了一团,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熟极而流的职业经验,几乎土崩瓦解。
然后我发现我在跟他讲那个我小学的时候,近视后因为恐惧而把视力表背会的故事,是鬼使神差说出来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说这个,我甚至早就忘了这个事,但我现在把它说出来了,而且说了这么长一段。我以前约束过自己,绝不在电视采访时带入个人感受----这是我的禁忌。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着黑色惊叹号的禁忌也一起在尖叫中粉碎了。
我看节目的时候,发现我自己讲的时候目光向下,很羞涩,就象我八岁的时候一样。


然后我才知道,他说他不记得了,是真的不记得了。
“以前我的思考都在头脑里发生,我想到了,但我做不到。现在我不思考了,只感受,反而做到了我之前想做而做不到的,因为思考变成了生活,变成了行为。”
看他的博客,会清晰地看到他这个变化的过程。
他之前写过《与孩子的天性合作》,写下他的研究和经验。几十万字,现在他已经不再记得写过什么,他也不认为会有什么可借鉴的模式。他说他不再思考,也不再写了,只是感受。我当时看的时候担心他坠入虚无,直到采访时,才知道我头脑中的桩子插得何等之深。
“你认为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自己作为老师,带着一种想像,想像学生该怎么样,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这个想像就好象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的之间,所以我不要这个想像”
“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个很好的老师也会说,我想要一个有创造力的,有想象力的,什么样的学生,他也会有他的一个标准,难道你没有吗?
“那学生做不到,他会不会放弃呢,会不会怪这个学生?”
“可能会失望。”
“我以前考虑过很多方法,最后放弃了,方法都没有用,唯一有用的是老师的心态,老师心态最受影响的就是那种学生该怎么样的想像,他总是想着这个,他没办法进入适合学生的心态,没办法真正去看学生是怎么样子的,如果很开放地看得到,没有什么想像,很自然地就会有反应,适合学生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学生很喜欢,很容易接受。”
所以他才说,他没有任何可写的了,他曾经在博客里以巨大的篇幅批评和反对过标准化教育,反对整齐划一的校园,反对“让人的心死去”的教育理念,他跟现实世界里的问题较着劲,现在他说他放弃了要改变什么的想法。我刚一听的时候也一惊。
他说“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幸好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想改变,我没有这个压力。”
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接着往下问“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
“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压在我的肩膀上的。”
“改变不是目的?”
“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已发生”。
有人跟我形容过听他说话的感觉-----你以为是禅悟式的玄妙,其实背后是严整的逻辑体系,是一步步推导认识的结果。
“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怎么就变了,就不那样了?
“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
“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
“没有。”
“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很多人就放弃了。”这是我的困惑。
“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所以没办法了,碰到障碍了,就放弃了。我也改变不了,但也不用改变,它还是会变。”
“那我们做什么呢?”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你想要爱情吗?”我问他。
他四十一岁了,他在广西的农村从青年变成了成年人,他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孩子,光着脚穿着球鞋,因为那里买不到一双45码的袜子。
“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没经历过。”
我当时的反应,是心里一紧。
但他接下去说“我在电视上看过,觉得很奇怪。”
“奇怪?”
“电视上看那种爱情故事,根据什么感情产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一个人属于我?我想像不出来这种感受。”
他说过,他能够留在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他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
我说“可是我就连在你身边这些小男孩的身上,都能看到他们对人本能的一种喜爱或者接近,这好像是天性吧?
“他们属于我,跟爱情的那种属于我不一样的。一种是能放开的,一种是放不开的。
“能放开什么?”我还是没听明白。
“学生走了,他们很容易就放开了,没有什么依赖的。但我看电视剧上那种爱情是放不开的,对方想走很痛苦的。”
“你不向往这种依赖和占有?”
“不。”

在节目后的留言里,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卢安克给人的,不是感动,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他让你呆坐在夜里,想“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今天中午在江苏靖江,饭桌上,大家说到他,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也很触动,但他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
“为什么?”
他看上去有点茫然,喃喃自语“会引起很多的矛盾……他在颠覆。”
这奇怪的话,我是理解的,他指的是越了解卢安克,越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会让人们对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
我问过卢安克“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他们会对原来这个标准,可能不加思考,现在会想这个对还是错,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
“如果怕自由,那就危险,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
“从哪儿去找到这种能不害怕的力量?”
“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那只有害怕,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
他在片子中下过一个定义,“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

我采访的孩子里有一个最皮的。
我跟任何别的学生说话,他都会跳进来问“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
等打算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已经跳走了,或者把别人压在身子底下开始动手了,我采访他的时候,他急得不得了,前摇后晃。
他只有呆在卢安克怀里的时候,才能那么一呆十几分钟,象只小熊一样不动。即使是别人挑衅他,他也能呆住不还手。
“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卢安克说,但我从来没见过他跟孩子去讲这些道理。
“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他说“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他让他们一起拍电视剧,去扮演一个角色,一个最终明白“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而是承受了什么”的孩子。
他陪着这些孩子长大,现在他们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这些小孩子,一人一句写下他们的歌词组成一首歌,“我孤独站在,这冰冷的窗外……”“好汉不需要面子……”大家在钢琴上乱弹个旋律,然后卢安克记下来,他说,创造本来就是乱来。
这个最皮的孩子忽然说“要不要听我的?”
他说出的歌词让我大吃一惊,我捉住他胳膊,“你再说一遍”
他说“我们都不完美/但我愿为你作出/不可能的改善”
我问“你为谁写的?”
“他”他指向卢安克。


http://luanke.jiaoyu.org/卢安克博客
http://space.tv.cctv.com/video/VIDE1261927120929889《面对面》节目
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卢安克:德国青年的广西十年
2007年10月10日09:28   南方人物周刊

卢安克走在南方青黄错落的稻田间,阴天午后的浑浊阳光漫过山梁上的茂密树林,洒在他留有泥渍的宽大T恤上。这个穿着廉价迷彩裤、踏着劣质塑料凉鞋、钥匙用白色尼龙绳串在腰间的瘦弱德国人,从背后看去,仿佛是中国僻远山村里赶圩归来的农民。

这是2007年9月5日,在广西东兰县一所山村小学义务当教师的德国人卢安克,走了三个小时的崎岖山路,到乡里能上网的地方下载了一个程序,再步行回学校。他所在小学的电脑出了问题,他希望能快点解决。

深山里的小学没有通网线。卢安克问过电信部门,回答是——要有五个以上用户申请,他们才会把网线拉过来。而在这里,凑齐五户人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电脑在卢安克的摆弄之下恢复了正常。下午已过,黄昏来临,宁谧的山村里升起白色的炊烟。

卢安克到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小袋花生米,回到宿舍炒熟了,再煮上一小锅饭,这是他的晚餐。餐桌上方,有不少苍蝇嗡嗡盘旋。在同一间屋子里,同宿舍的几位老师喝着乡间自酿的糯米酒,盘子里是油腻的五花肉。

并无宗教信仰的卢安克不吃肉不喝酒,口渴了,直接把嘴往水龙头一凑,“这里的自来水比商店里卖的纯净水还好喝。”

吃晚饭时,夜色渐浓的窗外有一群孩子在打篮球,嬉闹声和叫喊声混杂着,四散开去。孩子中有三个卢安克以前的学生,去年小学毕业后进入初中,由于表现非常“糟糕”,这个学期被拒收了。

这三个孩子告诉过卢安克,他们不喜欢被人讨厌,“但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已经定下来了,”卢安克说。他希望人们对这三个孩子的看法能够改变。

他更希望世界上的很多事情能够通过教育得到改变。为此,从1997年至今,他在中国广西的大山里已经待了十年,辗转多处山村,过着城市人难以忍受的简陋生活,坚持做他的教育研究。

因为不喜欢甚至害怕露面,他拒绝了无数次采访要求,但他的模糊形象还是通过媒体的只言片语得到了广泛传播,“活雷锋”、“白求恩”、“感动中国人物”……无数顶“帽子”飘落到他的头上,但他并不喜欢,并对一切称谓敬而远之。

2006年,卢安克再次被媒体推上话题浪尖,他希望加入中国国籍而未获批准的事被炒得沸沸扬扬……

签证到期的卢安克在争议还没结束时便离开广西,回到德国。8个月之后,他再次返回中国,遁隐广西山村。

“只有创造才能获得力量”

这次离开中国前,他和学生拍摄了一集全由乡间孩子真人演出的“电视剧”。

卢安克自己创作了充满魔幻色彩的剧本。在剧情中,孩子们从“魔法世界”进入“技术世界”,最后“解放世界”。

卢安克的同胞哥哥卢安思是摄影师,在收到弟弟求助的电邮后,正在泰国工作的他来到中国的大山里,并从当地电视台借来设备,协助弟弟拍这部“电视剧”。

孩子们刚开始对剧本不感兴趣,他们最希望做的,是像香港武打片那样表演武功。卢安克不喜欢港片的暴力,但为激起孩子们的兴趣,他还是设计了些武打镜头。

拍电视剧的过程并不轻松,学生不认真,道具很容易被破坏,“电视剧”拍完之后,卢安克和哥哥并不满意最后的完成片。但孩子们看了片子之后很惊奇,并为自己当初的不认真感到后悔。

卢安克还是觉得学生会从中获益,“重要的是,这些孩子应该多进行文化创造活动,只有创造才能获得力量。”

发掘人的创造能力,正是卢安克教育研究的重要部分。“我做事情的大方向是和华德福教育一样,但是具体做法不同。”

华德福教育(Waldorf Education)是由德国教育家鲁道夫•施泰纳创立的一种已有80多年历史的教育体系,强调从头、心、手整体出发,培养和谐完整的人。从上世纪70年代起,华德福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承认。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甚至说过:“如果我有一个学龄孩子,一定送他去华德福学校学习。”

卢安克和哥哥卢安思是一对双胞胎,两人小时候性格孤僻,不愿意和人接触。周围环境对兄弟俩并不包容,许多孩子看不起他们,他们为此而自卑。

为了两个孩子,他们的父亲放弃了收入优厚的工程师工作,到一所华德福学校当老师,然后用华德福的方法教育儿子,使他们受益。

十几年前,被远东的神秘所吸引的卢安克来到中国留学,发现了这个国家对于“华德福”的陌生,他觉得这里的孩子需要这样的教育。

卢安克选择农村作为他研究教育的基地,他认为,农村孩子可借助的力量较少,从他们身上更能看到教育的实际作用。另外,亲近自然的孩子比在钢筋水泥森林里生活的孩子更有想象力。

当他在东南大学无法获得接触农村的机会时,他转学到了广西农学院,在那里,他开始认识中国的山村,并用自己的言行对人们讲述什么是“华德福”。

2003年,小学里喜欢戏水的学生说想建一个游泳池。卢安克就让学生自己去考察,然后一起设计游泳池。

等到动工的时候,许多学生的家长来帮忙,这么一来,学生什么也不敢做了。

“这里的大人认为不可能和小孩在一起工作。”卢安克说。

卢安克觉得这样失去了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便不让家长继续参加。大人走了,孩子自己来做剩下的工作。这样的情形才是卢安克希望看到的,他需要孩子们自己亲自参与到创造过程中。

“我们是为了做,而不是为了有结果。”卢安克说。

东兰县一所中学的老师韦天钰参与了这个游泳池的修建,他为卢安克对孩子动手能力的要求感叹不已。“我们是想着怎么快点做好,他是想着孩子的感受。”

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卢安克住到了深山里学生的家中。这段宁静日子里,他又翻译了施泰纳的一些教育理论著作。这些年,卢安克已经写作和翻译了很多关于华德福教育的书。他把这些文字放到了自己的网站上(www.jiaoyu.org),供人免费下载。

但卢安克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力量,“我讲课时,学生随意打闹,似乎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他甚至为此感到困扰。
“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有学生问卢安克:“什么最幸福?”他说:“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是最幸福的。”

他的幸福观,更多来自他的家庭。

卢安克兄妹四人,只有弟弟生活在德国。“他的工作是策划和组织大型晚会,他是全家挣钱最多的。”卢安克笑。

双胞胎哥哥卢安思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他并不参加所有绿色和平的活动,按卢安克的话来说——只有那些会被特警抓起来的他才参加。

2003年初,广西山村里的卢安克收到了哥哥从远方来的一封电子邮件:“1月24日,我在英国南安普顿登上了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勇士号’。我的工作,除了像其他人一样要攀爬到船上表示对战争的抗议之外,还担负着现场摄像任务。我们直接把船开往南安普顿的马奇伍德军港去。准备攻打伊拉克的美国和英国军队正从这个港口运送武器前往波斯湾,其中有军用直升机、卡车和坦克……”

“这件事情很危险,但也没有伊拉克人活得那么危险。”卢安克非常支持哥哥。

如浮云一般行走世界的卢安思如今在埃塞俄比亚,帮助当地人拍摄反思当地文化的纪录片。

卢安克的妹妹也在非洲,她放弃了德国的优越条件,受聘于纳米比亚的一所幼儿园,领着一份并不高的工资。

卢安克最想念的是自己的父母。

每天清晨,卢安克的父亲按时起床,吃完老伴做好的早餐,听一段古典音乐,吹上一会儿黑管,然后与老伴两人一起去教堂。在教堂里,他们会和别人谈起卢安克在中国的点点滴滴。而别人一般会有两种反应:一是惊奇,为这对老人有这样的儿子而惊讶;二是喜悦——卢安克给偏远地区的人带去了爱。

从前,卢安克的父母对孩子也有一些传统的期望,就像大部分家长一样,希望卢安克能有好的收入、有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有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家,生活在美好舒适的环境中不用受苦。

“幸好有一天他们发现: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为了实现社会保险等目标,会让我失去理想。在发现我活在世界上不是为了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好时,他们就放弃了对我们的所有期望。这给了我自由,使我能做些我认为在世界上需要有人做的事。”卢安克说。

渐渐地,他父母也开始这样想——这样做不再是一种损失,而是一件意想不到、让人骄傲的事——我们的儿子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拿工资的人是不自由的”

以前,卢安克还在另外一个山村时,村民们曾请他去求政府拨款帮他们建桥。

“他们以为我是个重要人物,只要我说句话,政府就会满足我的愿望。不过,我是走路的,政府官员是坐空调车的,我怎么去找他们?过了几年,倒是政府的人来请我帮他们找钱,但是我也不懂得怎么找,只好拿自己的稿费给他们。”

卢安克很容易被认为是在为贫困山区扶贫扫盲,但他坚持认为这些和他无关,“我是为研究在做实验。”

在他现在生活的广西山村,村民几乎已忘了他是一个外国人,他们像对待村里人一样,和他打招呼、聊天、开玩笑。

在山村小学里,学生见到卢安克,经常是一起扑到他身上。每到周末或是假期,冷清的校园会让卢安克感到不安,他会住到学生家里去。刚过去的暑假,他只在学校里住了一个晚上。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家,我也需要家。我的家(学校)比较大,我的孩子(学生)比较多。他们的父母外出打工,多年不回家,他们也需要一个可以暂时替代他们父母的人,他们那么靠近我,就是因为没有父母可以靠近。”卢安克说。

很多人觉得山村生活很苦,但卢安克却觉得舒服。去年,在离家多年后卢安克回到德国,没想到他已不习惯德国的生活了,吃东西拉肚子,很久才适应过来。

大城市的生活对卢安克似乎诱惑不大。“大城市一方面是花费太贵,在德国一个月要花相当于几千块人民币的钱,而我在这每个月花不到100块。另一方面是不自由,不能尽情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卢安克不是个愿意敞露内心的人,他敏感而腼腆,声音柔和舒缓,对人充满善意。“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山村里的一位朋友这样说。只有在讲述他感兴趣的事情、比如他的教育心得时,他才会滔滔不绝。他认为天地间存在着“真理”,这种“真理”类似老子的“道”,他最感兴趣的是研究能够通向“真理”的教育。

卢安克要求自己教书不领工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自由。“我只做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拿工资的人是不自由的。”

他曾经拿过工资,他在汉堡美术学院读大学时,学的是工业设计专业,但他发现这是一个错误选择。“做工业设计方面的工作需要很多时间来表现自己,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能力。我做不了这样的事情。”

他在德国做过装卸工这样的重体力活,他现在的生活费,部分就是当年他在德国做体力活赚的钱存到银行获得的利息,部分来自于父母的资助。

媒体报道让遥远的山林里多了一些陌生的访客,卢安克最害怕的,是总有女孩跑到山里表示对他的爱慕。

39岁的他至今未婚,也没有女朋友。他一位朋友说,他肯定是喜欢女性的,但他性格太冷静,心动的感觉往往瞬间即过。

“如果我成家的话,就不好再做现在这些不赚钱的事了,我也必须挣钱。我认为做志愿者和成家是要做出选择的,不可能两样都选择,只能选择一个。”卢安克说。

据卢安克的朋友说,起码有十几个女孩曾跑到大山里说想嫁给他,有的甚至租下农民房,一住就是几个月。为了避免碰见她们,卢安克只好躲到大山的更深处。

因为他的躲藏,一些女人很生气,有个北京来的女人居然在电视上说跟他生有四个小孩。这让卢安克哭笑不得。

他的一些朋友认为,这些女孩的动机值得怀疑,其中多数人是想借他德国人的身份出国,而不是在山村里生活下去。还有人认为卢安克太古板,“纯属笨蛋”,并对他开玩笑:“她们来找你,你怎么不随便和她睡一觉,感受感受人生?!”

卢安克觉得,“这简直是乱来,和畜生有什么两样?”为了回避外界的干扰,更好地做自己的研究,这些年里卢安克常常住在交通很不方便的大山深处。

2004年,卢安思来广西看他后,他送哥哥到南丹去坐车。在半夜返回山村时,他乘坐的农用车突然轮子脱落,车身从几十米的山坡翻滚而下,在只差两米就要掉入红水河时,被一棵巨树挡住。

卢安克和司机从变形的车身里爬出来,发现另一个朋友不见了,他们在暗黑的河边摸索了很久,最后在车底发现了他,朋友的脖子卡在车轮下,已经没气了。

走了很长的山路,他们才找到一处透着灯光的屋子,司机去寻求支援,把卢安克留在屋里,还不知情的主人请卢安克进屋看电视,他一动不动,脚上的一道大伤口正不断流血,他告诉主人:“我不看电视,我的朋友刚才死了……”

这次车祸让卢安克的脊柱被压缩了三厘米。回德国后,妈妈心疼儿子,每日帮他按摩治疗,几个月之后,他才恢复过来。

两个世界

2006年,卢安克注册的德国鲁道夫•施泰纳教育友好协会驻中国办事处到期,他的中国居留证也到期了,为方便留在中国做研究,他打算加入中国国籍。根据有关规定,他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原因包括“要有中国籍配偶”、“需在国家一级单位工作4年以上”等等。

一些媒体为卢安克打抱不平,但一向心平气和的卢安克认为这事没那么严重,“不符合条件,没被批准很正常。我只想试一试,不行就算了。”

2007年4月份开始,卢安克获得了中国共青团国际志愿者的身份,成了广西惟一的国际志愿者。“这对我开展研究非常好,限期一年,到明年4月份为止。”

未来会怎样?一个德国人在广西的贫困山区里待了十年,他会一直呆下去,青年、中年直至老年吗?

卢安克说他以前不会考虑未来,现在也不会。但他显然不想离开中国广西的这个小山村。“我喜欢这里的孩子,还有我的研究,离开这个地方就等于没我自己了。”卢安克低声说。

他还是会怀念德国。“那是另一个世界,是我的另一条生命。”

他曾是德国一家帆船俱乐部的成员,到现在已有十几年没碰过帆船了,那时他还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来中国前,他把那艘打工挣来的二手帆船卖掉了。

卢安克曾冒出一个想法,希望能做2008年北京奥运会帆船项目的志愿者。他当过教练,和帆船世界冠军比赛过,但一想到记者又会汹涌而来时,他又担心了:

“志愿者的事……还是算了吧。” 也许,平静的生活才更珍贵。
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我读过卢安克翻译和写的文字,有康德的味道,推荐大家都读读。
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本帖最后由 爬坡王 于 2010-5-28 21:29 编辑

估计白求恩同志要是活到现在,也肯定是无证非法行医了,直接遣返加拿大去!
没有人关心卢安克,没有人知道卢安克到中国来是为了什么。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垃圾。
吃的是草,吐出来的也是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