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缶为庐庐即缶——吴昌硕的“缶缘”

酱香老范

　　在吴昌硕一生用过的别号中，使用频率最高、历时最久的当属“缶庐”、“老缶”等。据不完全统计：自１８８２年至１９２４年期间，他先后刻过的和“缶”字有关的印款，诸如“缶道人、缶、缶庐、老缶、缶翁”，总计４２次，平均每年一次。而在其书画作品中，以“老缶、缶道人、缶先生、缶、聋缶、缶翁、缶庐”之名署款和钤印的比比皆是。这一切缘于一只小小的陶缶。“缶”几乎成了吴昌硕人格和艺术的象征。
    在吴昌硕收藏的文物古器中，他最珍视的是一只看似不起眼的陶缶。缶最早是一种用以汲水或盛流质的瓦器。他所藏的这只缶，是几何印纹硬陶罐，高宽不过五六寸，中间大、两头小，整体呈深灰色，主体部分饰有雷纹，底座四周是回字纹，通体无文字，用手轻叩可发出如钟似謦的回响。说起此缶的来历，要从吴昌硕与金杰的交往说起。
　　金杰，字俯将，江苏吴江震泽镇人。吴在《石交录·金杰传略》中说他“任侠使气好古，以收藏古物为务，力有不逮，必多方称贷以济。尤癖嗜古甓，蓄之数百种……素与余厚。”因对古砖（甓即砖）的共同嗜好而和吴引为同调，彼此常交换古物拓本，往来渐密而交情益深。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两人曾结伴到上海共同寻师访友学艺。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吴昌硕以“道在瓦甓”四字相赠，本着投桃报李的古风，金以家藏的一只古缶回赠。吴如获至宝，欢喜之情简直无以复加。原来他对缶一类的古器早就格外垂青，３２岁时曾以“缶”为别号。今得此缶，岂不是对其别号的最佳诠释。于是，他又推而广之，从３９岁得缶这一年始，以“缶庐”为自己的室名，以后又多次为之刻印赋诗，一生与此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一方“缶庐”印的边款上镌：“予得一瓦缶，乃三代物，古朴可爱，以其名庐。”在另一方“缶庐”印的边款上则镌有咏缶长诗一首：
　　　　以缶为庐庐即缶，庐中岁月缶为寿……
　　　　雷文斑驳类蝌蚪，眇无文字镌俗手。
　　　　既虚其中守厥口，十石五石颇能受。
　　　　兴酣一击洪钟吼，廿年尘梦惊回首……
　　　　考文作记定谁某，此缶不落周秦后。
　　　　吾庐位置侪萁帚，虽不求美亦不丑。
　　金俯将因病去世时，吴昌硕特地派儿子前去悼念，并在《怀友诗》中写到：“土缶持赠未见报，呜乎死别声难吞。”可见对当年友人的赠缶之情，他一直念念不忘。并在《金杰传略》的结尾说：“俯将既殁，家唯四壁，所藏亦星散。余每拊缶，辄有人琴之感焉。”
　　吴昌硕初睹此缶，居然有“廿年尘梦惊回首”之顿悟感，而后在其生活和艺术也几乎与此缶形影不离。这也许有多重因素。因其年代之古（“乃三代物”、“不落周秦后”）而具有历史的沧桑感和远古文明的积淀意味，正合好古者怀抱。因其外形的浑厚天真、简洁大度（“雷文斑驳，眇无文字”），体现了“绮丽不足珍，天然去雕饰”的质朴、刚健之美，正投吴之审美趣味。而“既虚其中”又“颇能受”，是对大气之人立身处世之道的喻示。其质材乃最普通陶土，起初又用以百姓的日常饮食生活，无一星半点富贵气、官宦气，这也暗合了吴昌硕平民化的价值取向。何况它又是自己别号和室名的实物依据，也是人生中一段至深友情的有形见证。总之，这小小陶缶，在吴昌硕心中，显然可以拓展出包孕人生和艺术的广袤空间，可寄寓精神寄托、价值追求和艺术理想。难怪有论者指出：“在他以后的四十余年时间里，吴昌硕书法、绘画、篆刻的风格，趋于苍劲古朴、气势宏伟，不能否定是受到了这个缶的影响。”（智龛：《吴昌硕的缶》）吴昌硕缘物寄情，一定从此缶中得到过诸多艺术创作的灵感。
　　据其孙吴长邺回忆：他小时侯见过此缶，一直放在上海山西北路吉庆里吴昌硕旧居的书架上，最后随吴昌硕殉葬。既然是“以缶为庐庐即缶”，那么，此缶当殉葬品倒也适合。
（２００１，３，１０，收入旧著《名人往事——吴昌硕》，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7）

附言：今见乡友梅松博客中有老缶送金俯将古砖之贴，遂粘此旧作。先贤雅趣及待友之道，岂是我等俗子所能附丽。末图从其博客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