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潮流的周德伟 ——读周德伟回忆录《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
文/林建刚
作为哈耶克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周德伟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是个被忽略的人物。最近台湾出版了周德伟的回忆录《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为我们理解这个人提供了最直接的史料。
纵观周德伟的一生，他其实一直处于某种边缘状态，并没有进入政界及思想界的主流，但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边缘状态以及反潮流的一系列举动，使得他成为一个时代的先知。
周德伟，湖南长沙人，其父是典型的儒家士绅。幼年时周德伟即受良好的传统教育，这一底色使得他对后来的白话文运动似有反感，后来他的文章多用浅近文言写成。中学时他喜欢读章士钊编辑的《甲寅》杂志，《甲寅》上的文章多文言，但杂志上对法治、宪政、人权的讨论在当时则是第一流的。周德伟曾回忆道：“自读了《甲寅》之后，我得了人民保障自身权利的观念及白芝浩、戴雪著的制度及宪法上的主张，又得了人民授权政府的观念及保障人民的出庭状的办法。”
中学毕业之后，周德伟进入北大读书。那一时期的北大正由蔡元培执掌，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当时，多数新青年对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杂志《新青年》，对李大钊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都抱着浓厚的兴趣，并深受其影响。但周德伟却对《新青年》比较反感，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也有自己的看法。
他曾回忆说：“《新青年》给时代影响甚大，但我不大喜爱，我嫌《新青年》的文笔太泼辣，分析及陈述不如《甲寅》及严氏译述之精密而有系统”。对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周德伟也曾回忆道：
1921年，邓中夏、罗章龙邀余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李大钊教授主持。余思入会研究也未尝不可。一日，邓中夏来访，请余每周去长辛店讲课，余曰：“余读书之不暇，何有时间去教书。“邓曰：“无阶级意识乎？”余受儒书及心理学之影响甚深，乃曰：“余只知个人方有意义，阶级乃一集体空名，不能衣，不能食，不能思考，何来意识？”遂退出。
后来周德伟借孔子的话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就是本，没有我自己，一切都没有了。”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价值选择中，他选择了个人主义。而这正是自由主义者的价值判断。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个人是关于自身事务的最好的裁判者。”
对于北大求学时代所读的书，周德伟曾回忆说：“德文教师仍为德人海理威，在进入第二年，他不教小说及戏曲了，用顾孟余先生所编的《德意志科学论文选读》，此书包含包尔生、庞巴维克、门格尔、维塞尔以及马克思·韦伯等名家的选文约三十余篇，顾孟余先生于每一篇之末写一作者简历以及学说提要。”
庞巴维克、门格尔以及维塞尔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据我所知，这应该是比较早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在中国的传播了，而哈耶克正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周德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曾读这些经济学家的书，这也为他将来师从哈耶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周德伟还对埃德蒙·伯克的书感兴趣。众所周知，伯克最著名的书即《法国革命反思录》，周德伟因为对伯克的兴趣，进而对法国大革命以“自由”的名义实行专制有了切身体会。
周德伟的这一思想倾向，也与当时的新青年迥然有别。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杂志多标榜法国大革命，受其影响，当时多数青年对法国大革命不仅不警惕，反而推崇有加。
后来，由于父母的疾病，周德伟未及毕业就踏入社会。尔后，因为听了汪精卫的演讲，深为汪的言论所感染，遂加入国民党。但因书生气太浓，通过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对其也不甚满意，因此多数时候周德伟都是国民党的边缘人物，对于国民党的政党活动并不甚积极。
对于“三民主义”，他曾回忆说：
我此时已读了英国宪法及若干法理学、社会学、哲学，知道民主必建基于法治之上，只有法高于一切（The Supremacy of Law），没有领导人物高于一切之理。法的主旨是保障人权，人权就是“个人自由”，孙先生反说中国个人自由太多，而以公权（Civil Right）解释为民权，将政府的政权（Political Pawer）解释为“能”，政府万能，人民为阿斗，此一主张何能达到民主法治？
周德伟对法治的尊崇，使他对于当时胡适提倡的“好人政府”也颇不满意，周认为好人政府本质上也是人治而非法治。后来他曾在天津编辑《天津双周》，在杂志上鼓吹人权与法治，因受到埃德蒙·伯克的影响，他对于革命的看法极为深刻。对于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他曾回忆道：
近世革命一辞出于西方之Revolution，大都亦只指推翻无道之政府，非指推翻历世相传之文化及社会生活之基础。惟法国大革命之领导人物，相信自己有超人之智慧，可以一举扫荡一切彼等认为不合理之制度及事象，奇迹可以一举产生，乃滥用“自由”一术语，倡言“人有携带武器之自由，有杀反革命之自由。”但谁为反革命，亦乱点鸳鸯谱耳，故罗兰夫人临刑时，即曰：“自由，自由，天下之罪恶，均假汝之名行之。”
周德伟颇推崇英美革命而对于法国大革命则深为警惕，他的这些对于革命的思考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成熟，后来中国学术界反思革命的激进传统，走的正是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路径，其代表作则是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1930年代，周德伟通过铁道部公派留学，进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出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们大都是拉斯基的学生，但周德伟似乎对拉斯基不感兴趣，他更青睐哈耶克。在回忆录中，他写道：“余自入研究所后，选择海耶克为指导教授，对彼所主持之讨论班从未间断参加，仍每二星期访罗宾士一次，报告学业。对负盛名之拉斯基（H.J.Laski）、汤纳（R.H.Tawney）及希克斯（J.R.Hicks）等人，在课业外各仅会谈一次。”
周德伟跟着哈耶克系统地研究了当时的经济理论，尤其是当时兴盛一时的凯恩斯主义，在哈耶克的影响下，周德伟认定凯恩斯主义最终将召致经济之解体。紧接着，在哈耶克的推荐下，周德伟进德国柏林大学读书，写《中立货币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周德伟回到中国，任湖南大学经济系主任，传播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学说。在《湖南大学志》中，他曾夫子自述道：“周氏传播英奥及北欧诸国学说，阐发自由精神，力辟共产主义，并对抗当时统制经济之潮流，由是经济系从游者日众，成为最大之一系。”
不仅如此，任教湖南大学期间，周德伟还曾主办刊物《中国之路》，系统论述自己的主张。他曾回忆道：“在《中国之路》上，余每期均有文章数篇，忆第一篇为《法治之路》，主旨在反对独裁政制，师英人休谟、析尔克、白芝浩等之说，重法治下之个人自由。第二篇为《自由之路》，本古典学派亚丹·斯密山及近人米塞斯及海耶克之说，力主自由企业发挥个人之创发力。时余已熟知海耶克之初期著作，对于其集体主义之经济，凡反驳社会主义之论据尤为娴熟。”
由此可见，在抗战时期，哈耶克的思想已经进入中国的大学课堂并得到了广泛传播。后来哈耶克在1940年代年出版了他名盛一时的作品《通往奴役之路》。并曾将此书签名送给周德伟。
如果我们反思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传统，其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大多来源于拉斯基。不论是罗隆基还是储安平，都对政治学感兴趣，却忽略了经济学。受拉斯基的影响，他们在民国时期的主张多是第三条道路。在经济上，他们追求平等，进而主张实行苏俄的计划经济。在政治上，他们追求民主，进而主张实行英美的民主宪政。这种自由主义传统，其实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对于平等的追求使得他们对于统制经济颇有偏好，这或许就是他们后来陷入苏俄迷雾的思想动因。但如果追寻民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周德伟则是绝无仅有的一位。纵观民国知识分子，如果我们找寻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似乎可以从严复—梁启超—《甲寅》时代的章士钊——周德伟找到一点依稀的思想脉络。而这，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正途。
1949年，周德伟去了台湾，并把《通往奴役之路》这书介绍给殷海光与胡适，并由殷海光翻译此书并在《自由中国》上连载，此举引起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反思，胡适就曾发表《从〈到奴役之路〉说起》，公开忏悔自己从前的一些主张。
从对白话文运动、《新青年》及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到对自由、民主、法治，等等的理解，到对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学说的推广，……这一系列反潮流的举动使周德伟在那个时代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但却重新改写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谱系。
此外，这本书除了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反潮流的周德伟之外，也对研究当时社会的人物、事件、还原那个时代的历史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因为周德伟本人就身处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他曾与当时的思想界、政界的许多人物有过往来，这些在这本回忆录中多有涉及。例如，在对民国军阀的认知上，周德伟独独推崇赵恒惕。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曾掀起一阵联省自治的风潮。这一热潮的代表人物乃是广东的陈炯明与湖南的赵恒惕。赵在当时曾任湖南最高长官，在他的任期内还曾起草过《湖南省宪法》，今人反思那一时代的历史，对陈炯明已有翻案，但对赵恒惕的认识还远远不够，通过周德伟的回忆录，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这个人。
又如，章士钊。因为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曾入选中学课本，许多人对于镇压三一八学潮的章士钊深恶痛疾，殊不知，三·一八学潮并不是那么简单，学潮背后其实是党派的争斗，而青年学生恰为党派斗争的工具与牺牲品。与此同时，面对学潮，章士钊的态度似乎也不像教科书上所描绘的那样凶蛮霸道，对此周德伟曾回忆道：“蔡元培旋离北京，以蒋梦麟代理校务。李石曾、吴稚晖等憎章行严运用段执政之力量出长北京大学，遂百计毁之，凡段执政一切不得人望之举动，均造谣咎于章，尤其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学生大请愿之事，死学生多人，吴、李均诬指章为主使人。实则章曾力劝段爱护学生，厥后章在《甲寅》上有极愤慨之陈述，谓若辈之所为，无非欲使政府内无一读书明理之人。”
除此之外，在回忆录中，周德伟对当时的北伐、宁汉合流以及此后的西安事变都有详尽的回忆，其个人回忆足以让我们重新审视民国史。 | 
发表于 2012-6-6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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