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梁晓声全集》即将出版（

由我策划主编的《梁晓声全集》即将出版，这是我写的他的小传。
梁晓声小传

梁晓声，男，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现任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鲁迅文学院荣誉教授，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
父亲梁秉奎，山东省荣成县（今称荣成市）于泊乡人。为梁家独子。幼失母，家无田产。自少年始，父亲带其游走各村做长工、短工季工。十七岁，随乡亲闯关东，先落脚于佳木斯市，娶佳木斯市郊孟家岗农家女儿杨凤英为妻。后举家迁居哈尔滨市；一九四九年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城市建筑工人。
母亲杨凤英，兄弟姐妹五人，两个姐妹在一场“天花”病中夭折，母亲成为劫后余生的三姐弟中的长姐，两个弟弟，是梁晓声兄妹母系中唯一直系亲属。

一九四九年，梁晓声出生后，父亲请人按父辈家族中排字为其取各梁绍生。时，已有哥哥梁绍先，长其六岁；一姐，因病夭折。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梁晓声弟弟梁绍连、梁绍文、妹妹梁秀兰以两年一隔相续出生。

一九五七年，梁晓声八岁。
入哈尔滨市安广小学读书，此时，其兄梁绍先已是哈尔滨市第二十九中学初中学生。此年，其父梁秉奎随东北建筑公程公司远赴新疆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母亲独自支撑起养育一家老小的重任。

一九五八年，梁晓声九岁。
中国全面进入“大跃进”年代。母亲杨凤英响应国家号召，走出家庭，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哈尔滨市某铁路工厂的一位临时工，月薪十八元，与当年的学徒工工资相同，做“土法炼钢”工人，劳动强度与劳累成度与青年男工无别。

一九五九年，梁晓声十岁。
小学二年级，是学校的好学生，班干部。饥饿年代开始。梁晓声一家，男孩子多，粮食定量严重不足，家里开始吃野菜、榆树钱儿、树皮、树叶、甜菜酱（糖厂制糖榨过的甜菜残渣）、豆腐渣等，以充饥腹。
母亲仍然是临时工，每日早出晚归。梁晓声不忍心每日将年仅八岁、六岁、四岁的弟妹抛在家中而开始旷课。
是年，在哈尔滨某中等技工学校读书的小舅因饥饿退学，当搬运工。一年后，由于劳累过度患心脏病，去世，年仅二十四岁。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父亲支边，舅舅去世，全家食不裹腹，这段经历，在他的小说《父亲》、《母亲》、《黑纽扣》，散文《长相忆》、《我与橘皮的往事》、《兄长》中都所有描述，成为梁晓声一生中磨不去的梦魇。

一九六三年，梁晓声十四岁。
进入哈尔滨市第二十九中学，读初中。此时，其兄梁绍先已在哈尔滨市第一中学读高三。第一中学是哈尔滨四所重点中学之一。
是年，由于工厂占地，梁晓声在家哈尔滨的“偏脸子”平民街区的家，搬迁到城乡结合部的另一平民街区，全家七口的居住面积由十五平米扩容至十八平米，只是这十八平米的房子是“大跃进”期间全部由临时女工突击盖的“简易房”，简易至四处漏风。从此，梁晓声的记忆里，冬天，“家的寒冷”成为他人生中又一道抹不去的梦魇。
这一年，哥哥梁绍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唐山铁道学院，给全家带来一丝温暖和希望。

一九六四年，梁晓声十五岁。
哥哥梁绍生因仅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已无法读完大学，弃学心有不甘，读下去对父亲、对家庭又怀有巨大的内疚，也找不到工作，结果精神崩溃。
十二月，患精神疾病的梁绍生由学校两位老师从唐山护送回哈尔滨，竟然不认得回家的路，却清楚记得自己的学校----第二十九中学。当时，梁晓声正在上第五节课，天已黑，外边下着大雪，他被班主任孙老师从教室里唤出，梁晓声在教员室看到了患精神病的哥哥，他领着从唐山来的两位老师和哥哥回到家中。
从此，梁晓声家的生活雪上加霜

一九六五年，梁晓声十六岁。
九月，升入初三。十月，哥哥经住院治疗，精神恢复正常，回唐山铁道学院复读，是年，该院部分院系迁往四川峨嵋，包括梁绍先所在的桥梁设计与建筑专业。

一九六六年，梁晓声十七岁。
五月，“文化大革命”序幕拉开。
六月，全校响应国家号召，“停课闹革命”。
六月底，梁晓声初中毕业。既无升学消息，也无工作。身不由已，卷入“文革”大潮，等待国家来统一安排命运。
七月，“大串联”在全国开始，各地派别斗争烽起，梁晓声的哥哥梁绍先所在的唐山铁道学院四川分院同样派性斗争不止，哥哥梁绍先的复读之梦破灭，再次发病，又由老师护送回到哈尔滨家中。
十月，梁晓声被选为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学生代表之一，与老师和同学们去往北京。选代表的首要原则是家庭出身属于“红五类”，每十人选一人，工人家庭成份优先----这是梁晓声成为“代表”的重要原因。而梁晓声则希望通过这次赴京机会，继续免费前往四川去找父亲，幻想能与父亲一起，成为一名建设三线的青年工人，他恨不能立刻为家里挣份工资，以补贴家用，减轻母亲的负担。
梁晓声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多万名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接受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第十次检阅后，隔日登上了开往成都的“大串联”专列，站了三天四夜，因为，沿途经常被各地的造反团阻挡，有时，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候，甚至一天。到达成都后，梁晓声住在气象学校。父亲所在的那支从东北来的建筑队所建设的是保密军工单位，实际上是在掘山洞，仅凭信封上的代号地址是根本打听不出父亲究竟在何地。梁晓声只得给父亲发一封电报，说明已到了成都，希望父亲前来接他。数日后，才收到父亲的复电，电文仅三个字----“速回家”。“文革”结束后，梁晓声才知道，父亲当时每天都挨批斗，原因是会说几句日本话，被怀疑是潜伏下来的“汉奸特务”。
那时，要登上一次开往北京的列车已相当不容易，许多省份的铁路线已是全面瘫痪。
十一月中旬，梁晓声终于回到哈尔滨，这时的哈尔滨已是北国的冰城，而他却穿着夏天的单衣、单鞋。下了火车，梁晓声双手捂着耳朵一路跑跑走走，进了家门，已冻得半僵。这一段经历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有记录，这成为梁晓声生活经历中又一段难以抹去的梦魇。

一九六七年，梁晓声十八岁。
“文革”如火燎原。校长被打倒，党支部书记被打倒，学校已被造反派学生夺权。学生们整日在学校里抄大字报，写大字报，辩论，批斗老师----谁都唯恐自己被视为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分子，因为那对自己的升学或者工作将十分不利。
这一年，梁晓声全票当选为班级的“勤务员”。
在“文革”期间，“勤务员”相当于班干部。“勤务员”一词由从毛泽东的一条语录而来----“我们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当时的派性斗争，使学生与学生之间原本便存在的某些小矛盾加深，当时，除了一些政治运动外，还有一些有关分配、升学、参军等“好消息”，相当于班干部的“勤务员”，就是负责通知这些事情的“勤务员”，无任何权力，却必须有一些牺牲精神，因为，不论是“集中学习中央文件”，还是庆祝“最高指示”之发表，不论是“传达阶级斗争新动向”，还是庆祝“夺权”成功，这个“勤务员”都必须挨家挨户地通知到每一位同学，同学们都怕有真正的好消息，如升学、就业等，被对立方“无意”地遗忘了，大家都认为梁晓声不会遗忘任何人，于是，大家就都选他为班里的“勤务员”。
梁晓声同样看重自己的升学问题----他的愿望是成为哈尔滨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将来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他成为全班最经常到学校的学生，生怕连自己这“勤务员”都没听说什么关于升学或分配工作的好消息。
一直到这年的十月，北京没有传来任何好消息，全国----包括哈尔滨已是一片大乱。
梁晓声终于厌倦这种“勤务员”工作了，在班级的黑板上贴了一份“辞职声明”，署名不是梁绍生，而是梁晓声。
这一年，梁绍声正式更名为“梁晓声”，这是他自己“擅自”行为，并没有得到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的批准，直到目前，他的户口本、身份上的名字还是“梁绍生”。
此时，正当“文革”如火如荼在全国展开，一时间，将名字改为“卫革”、“红兵”、“卫红”、“耀武”等具有“红色”革命意味的学生是大多数，而梁绍生却将自己的名改为梁晓声！
“文革”后，梁晓声在一次讲座时这样解释：“我对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是同样嫌恶的。我盼望从哪一天的早晨起，全中国又恢复了一种平常状态，不论在农村还是城市，民间生态之声重新代替高音喇叭里传出的狂躁的口号之声。”从梁晓声的创作上看，他还希望听到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民间的之声，他的创作，体现的也正是“民间之声”，建立在对“文革”运动极度嫌恶基础上，怀着一种朦胧的希望，梁绍生毅然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梁晓声”，以表达自己的激愤的心情。
虽然同学们并没有答应梁晓声的“辞职”，但他去意已决，从此成为了一名“逍遥派”。
既然不能为家里挣钱，便与一些半大孩子一起扒树皮、捡煤渣，以抵消自己不能为家里做些事的内疚。这期间，他借同学家的手推车，到郊外找泥土，到建筑工地偷石灰，把自己家住着六口人的这十八平米的房子里里外外修抹粉刷了一遍。在他的《年轮》、《关于<木木>的回忆》、《丢失的香柚》等作品中，都可间接体会到梁晓声当年心路的片断。

一九六八年，梁晓声十九岁。
辞了“职”的梁晓声继续当他的“逍遥派”，但是，处在那么贫寒的家庭里，怎么可能真正的逍遥起来呢？只不过是替母亲承担起了一切家务，以减轻母亲因哥哥的精神病再次复发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
这一年，母亲唯一的弟弟也就是梁晓声的大舅也病故了。
五月，原东北农场派人到梁晓声所在的二十九中作报告，动员同学们去农场当农业工人。听到每月可以挣三十二元的工资，梁晓声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他迫切想为家里挣一份钱。梁晓声总是无奈地说，现在的媒体总是把你说话的背景去掉，断章取义，为了达自己的目的，随意改变他人的初意，我曾多次对媒体说过，从为家庭挣钱的这个角度说，我肯定是无悔派，但是，有人硬是歪曲这个事实，只说我是“无悔派”，好像我赞成“文革”似的。
梁晓声报名几天后，他的名字被从城市户口上注销了。他一点也没有失落感，心情极为平静。每天都是从早到晚地干活，他做了很多煤球，托了土坯，修了煤棚修房顶，拆了灶台搭了炕，总之，是希望在离家之前，将弟弟妹妹们以后干不了的重活都干完。
由于同学们并没有答应他的“辞职”，他当然还是名份上的“勤务员”，那就得履行“勤务员”的职责----为全班每一位同学做鉴定，校“革委会”要梁晓声在下乡前，对每位同学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现给出结论，比如“积极参加”、“参加”等，给评出一个“档次”来，这结论是要进档案的，关系到每一个的后半生。
梁晓声努力争取对每一名同学都给出良好的结论，包括那些与自己关系一般的同学。校“革委会”的老师与军代表对他的这种执拗地一再替那些同学辩解，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态度十分不解，不过，他的目的一一都达到了。
校“革委会”的老师与军代表受了感动，在给梁晓声鉴定中写下了“待人宽，克已严”六个字。
在“文革”中，那是对一名中学生很少有的评论。

一九六八年的六月十七日，梁晓声登上了下乡知识青年的专列。他仅随身带了一床旧被子，一斤粗粮细做的点心，伍元钱，连床褥子也没忍心从家带走。当天晚上，他们到了北安，全体蹲宿在北安火车站。
第二天上午，在北安火车站，举行了“热烈庆祝‘六一八’指示誓师大会”----原来，毛泽东指示，将东北许多农场，改由沈阳军区直接领导，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一夜之间，梁晓声成了兵团战士。
那时，铁路只到北安，再往前，就没有铁路了。他们改乘卡车，十四五个小时后到达一团团部。再改乘马车到达山里的一个连队的七连，那时已是子夜。

一九六九年，梁晓声二十岁。
在黑龙江省距前苏联仅十几公里的生产建设兵一师一团七连插队，成为一名兵团战士。
所谓连队，其实只不过是不大的一个自然屯，最初仅七八户农家，都是解放以前便落户里的人；后来，到了一批一九六六年三月从部队转业的军人，自称“六六三”，他们出现在那里，是因为那里四周有可供开垦为面积麦地的荒地。再后来从山东转来几户农民。再后来，梁晓声他们这一批知青到了，共二十多人，男女比例接近，分成男班和女班；梁晓声任男班班长。那时，连队还没通电，也并未预先盖好知青宿舍，知青们临时住在破败的家具仓库里。

一九六九年底，连队又先后迎来了上海、北京、哈尔滨的三批知青。在哈尔滨知青中，有三名是梁晓声的中学同班同学，也是他中学时代的好友。与他们的同一批下乡的同学杨志松也是他中学时代的好友。他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亲如手足----这使梁晓声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名幸运的知青，因为，他的知青经历有宝贵的友谊相伴。这样，全连共一百二十多名知青了。三十多人组成一个排，分为四个排。男知青两个排，女知青两个排。两个男知青排的排长分别由哈尔滨市第五中学的两名高三学生担任。两人在校时属于两个誓不两立的派别，下乡后仍有对立情绪，但他们俩个与梁晓声的关系都很友好。

一九七一年，梁晓声二十二岁。
梁晓声被从知青排调往连队小学校任老师。身份仍是知青，工资待遇不变。小学老师是脱产的，即脱离了农业劳动，并享受寒暑假。这相对于其他知青，梁晓声有了“业余”时间，为他的文学创作活动，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

一九七二年，梁晓声二十三岁。
开始了他在北大荒的初恋，这段经历，体现在他的《初恋杂感》中。
九月，他因在《兵团战士报》上发表一篇纪念雷锋的文章，被调到一团报导组。
据梁晓声回忆，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面对兵团知青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强调“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在动辄对人对事无限上纲，所谓“大批判”盛行的年代，即使在知青关系中，也是人人言谨行慎，唯恐成为批判的靶子。梁晓声以强调“对同志应像春天般的温暖”，间接表达他对极左年代不正常的人关系的反感。
由于《兵团战士报》是当年兵团战士自办的报纸，可惜没有留下来。

一九七三年，梁晓声二十四岁。
六月，因看不贯兵团对一位知青所谓的“错误”无限上纲，梁晓声仗义执言。于是，被“精简机构”简到了木材厂抬木头。这段经历在其自白式的作品《从复旦到北影》一文中有所记录。这部作品虽然主要写了怎么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又怎么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经过，其中插叙了怎么被“精简”的真实情况。
这一年的八月，梁晓声报名参加了一次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考试，名落孙山。

一九七四年，梁晓声二十五岁。
梁晓声下乡已六年。这一年，梁晓声的命运发生重大的转折。
他在《兵团战士报》上发表了小说《向导》。梁晓声说，《向导》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处女作，三千字以内，但是，发在《兵团战士报》上，就是一个整版了，这是一张标准的“小报”，现在，都无法找到了。梁晓声曾自豪地说，那应该是中国第一篇“环保小说”，小说写的是：一个班的兵团战士在老孟头的带领下，进山伐木。这一片林子老孟头不许伐，那一片林子老孟头也不许伐，偏去找那些病树歪树来伐。大家累了一天，却没伐到多少树。回连队的路上，身为班长的“我”一肚子气，成心将老孟头挤下了爬梨。跌伤了腿的老孟头忍着疼，指着远处对大家说：“看，你们来了以后，伐秃了多少林子！这山林不仅属于现在人，也属于将来的子孙后代。只不过为了烧火取暖，为什么不响应团里的号召去小煤矿挖煤运回连队呢？…….”这篇小说彻底改变了梁晓声的命运。当时，他在木材厂抬木头，已是体不能支，已患上了肝炎，只是还没有查出来，到复旦大学读书后第一学期，就查出了肝炎，并住院治疗。可以想像，如果梁晓声没有写这篇小说，这篇小说没有被复旦大学招生的老师看到，那么，梁晓声的命运就难说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可能就会出什么意外了，那么瘦弱的身体，是经不住那么强大的劳动的。

一九七五年，梁晓声二十六岁。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成为工农兵学员的第一个学期，因被检查出肝炎在上海虹桥医院住院三个月。这三年心路在《从复旦到北影》中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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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