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教授跳楼为那般?

——从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吴龙噩耗说起

喻海良,2012-06-19

今天,又一个消息让已经“严冷”的教育界增加了一层白霜。人间6月又飞雪,可惜不是南半球。6月16日,中央音乐学院吴龙教授从自家住宅17楼跳下,不幸身亡,享年52岁。以下是吴老师的一些资料:

吴龙,1959年11月10日出生于上海。父母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他从5岁开始学习钢琴,14岁在上海登台演奏全套肖邦练习曲和前奏曲,20岁时考入总政歌舞团,同年被保送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在国内,他是著名的歌剧声乐艺术指导,也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和硕士生导师。在美国,他是波士顿大学音乐艺术博士,也是美国音乐荣誉学会终身会员。年轻时,吴龙以全A的成绩,获得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音乐硕士学位。在布法罗的5年期间,他担任布法罗歌剧院艺术指导,曾与世界著名指挥家、歌唱家合作排演了20余部歌剧,被誉为“学者型钢琴演奏家”。

有时候,我常说“天妒英才”,加上年初中国人大年仅39岁曹廷炳教授校内跳楼身亡。一瞬间少了两个精英。只能说,他们如两颗流星,在黑色的夜空里面,虽然曾经美丽,但还是匆匆走了。

一个老师,已经熬到了教授,为什么还会走上绝路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吴教授的过世,现在还没有公布正式的原因,这里不讨论。但是,我想说说中国普通教授的一些“不容易”的地方。我说的这里为难之处,当然不包括那些院士、长江们,虽然他们可能也有这有那的不容易的地方。

(1)学术界人际关系过重。理论上讲,在学术界里面“闯荡”的人,很多都是不愿意“天天应酬交际”的人。我们喜欢的是真正的、纯粹的、没有利益关系的朋友,希望简单的生活。然而,很多时候,事与愿违。为了项目,为了课题,为了生存,不得不跑着跑那。不敢打包票,中国的教授中不知道是否超过50%有高血压或者酒精肝?

(2)普通教授话语权太少。肯定有很多人站出来说话,都教授职称了,话语权还少,让那些副教授、讲师们怎么活!的确如此,在国内,普通教授话语权真的少的不能再少。在澳洲,副教授其实就是lead了,教授那绝对是lead。然而在中国的很多高校,普通教授是lead吗?有时候不得不听从一些“官”的指挥,不得不听从一些“头衔”教授的使唤。有一个朋友给我开玩笑说,等他当上教授了,谁也不鸟了。然而,现在真的成了教授了,还是和以前一样,低头哈腰,唯命是从。

(3)社会对“教授”的期望过大。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问我在某大学能不能说上话,他的一个亲戚今年高考,成绩不是很理想,看看能不能弄一个自主招生名额。我的神呀,我才混几年的,而且我人还在国外,那有这样的能力了。但是,他自然不能理解,因为,在他们眼里面,“教授”就应该什么都会,什么都能干。也是因为社会对“教授”的期望过高,无形中增加了很多普通教授的外在压力。

(4)普通“教授”待遇太低。每一个人,都要“吃穿住行”。要让牛挤奶,也必须先吃草。然而,现在的教授们,吃的是枯叶,挤的是鲜血。很多普通的教授的工资,才几万人民币每年,老婆没有工作,孩子要上学,老人退休在家,房贷月月要扣,物价天天在涨。有时候,父老乡亲以为这些教授们在外很牛,常来走门串亲,等等。当然,比“教授”穷的人应该还是有很多的。但,他们的社会消费应该远远低于这些教授们。

(5)学生不好指导。现在的学生,都是明日的未来,都是将来国家的建设主力军。今天他是你学生,明天他就可能是你“恩人”。为了,培养好每一个学生真不容易。以每年招生2个博士2个硕士为例,每年要想出4个以上的有研究意义的方向。如果没有,还不知道这些孩子们心理面怎么评价自己。同时,每招收一个学生,还要提供实验经费、生活补助等等。所以,普通教授真的只能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6)压力没有地方得到释放。教授,其实和普通的老百姓一样,都是感情动物,都有压力需要释放。然而,很多时候,教授们又受到社会的不公平“监督”。如果某教授经常去KTV、酒吧等场所,肯定会有新闻头条在等着他。也因此,普通教授内心的那些压力怎么释放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否则,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加,走不归路的教授可能也会增加。

        教授跳楼,真的很不应该,你代表着国家某个领域的顶级水平。还有很多人,等着从你身上学习……

        您是走了,没有带走一片云彩。但风中,传来了你留下的疑问,教授跳楼为哪般?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17889-583652.html
师傅教导:刨花直窜过肩膀,方显木匠功夫深

老木匠的工坊
大树来看看,引以为戒。
吴龙自杀决不会为钱所困扰,他回国后用以前的人脉和现在的才华立即在北京音乐界受到追捧。我看过他弹伴奏的两场国内大腕歌唱家们的音乐会,也看过他与大都会歌剧院的同行一起工作指导声乐学生,水平果然了得。很多人把他尊为中国歌剧艺术指导的一哥,也看不出他有50岁,我以为他只有三十多岁。
请他出山为自己音乐会伴奏的歌唱家的排队等,再加中央院在职教授的实际收入,他决不会缺钱。他是从国内音乐圈出去再回来的,也不会存在不适应工作环境的问题。
估计是抑郁症所困,才华出众多的人曲高和寡,得此症的比列远高于普通人。
我们的燕友地铁迷曾和吴龙教授一起为<贝利尼艺术歌曲大赛>的选手们弹伴奏,赛后居然和吴龙教授一起获得了最佳艺术指导(伴奏)奖。
如果是抑郁,那么为什么会抑郁就是个问题,是不是中外有相同的比例?这需要研究才能回答。呵呵。
本帖最后由 老程 于 2012-6-20 00:14 编辑

美国患抑郁症的越是天才比例越高,但这些人都会去看心理医生,更重要的是不会因此遭歧视,自杀率相对底。
美国患抑郁症的人很多,然而无论是患者自己还是他人,都知道这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这种认知,大约是差距所在吧。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lidaxing
http://daxingli.blog.sohu.com/
本帖最后由 老程 于 2012-6-20 00:13 编辑

吴龙的离去使"中国第一抠"(coach,艺术指导,钢琴伴奏)虚位以待。他的同事,大兴夫人的小朋友张佳林可当仁不让地坐稳京城第一抠的交椅。
  生前确诊抑郁症

  据吴龙的好友赵先生介绍,吴龙性格比较内向,与外人交往较少,但跟熟人在一起时谈得很开,“我们经常在一起谈音乐,谈艺术,谈人生”。得知吴龙去世的消息,赵先生非常震惊,连夜从浙江赶来北京为老友送行。

  赵先生称,吴龙生前多次跟他提及自己工作压力大、在学校与他人关系不好等。吴龙的另一名好友老殷称,吴龙大约2周前确诊患有抑郁症,此后便极少与外人联系。最近在家时,吴龙总是目光呆滞,像是自己在思考问题,但不愿与他人交流。

  吴龙的朋友们判断,这可能是他走上绝路的原因。
我也觉得主贴一二三四五六点拔得有点形而上。
阿弥陀佛,佛祖保佑。
在澳洲,副教授其实就是lead了,教授那绝对是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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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英联邦国家的教授是稀罕物,通常每个系只有一位教授,一旦空缺,就会在全球范围招聘。有时在本校工作了几十年的高级讲师眼看要熬出头的时候,可突然从海外空降来一位名教授,其他人还是没机会出头。但澳洲的高级讲师可以当博导。
在美国除非是终身教授,不然今年是教授,明年可能就不是了。
在澳洲,副教授其实就是lead了,教授那绝对是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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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英联邦国家的教授是稀罕物,通常每个系只有一位教授,一旦空缺,就会在全球范围招聘。有时在本校工作了几十年的高级讲师 ...
施国英 发表于 2012-6-20 10:25
香港也一樣,我堂妹博士很多年,卻不是教授,直到唯一的教授退休,她才升職,現香港大學副校長。
同感。我还以为经过上次张国荣忌日贴之后不会再有这种戏码了。没想到又来了。

抑郁症最高发的国家是美国和法国,发病率近20%。 中国的发病率老外认为7%, 中国自己说达3000万人也就是不到3%。得了这个病最终自杀 ...
晓梦 发表于 2012-6-20 11:49
国内那帮医生和医药公司夸大并渲染抑郁症发病率高是为了挣钱,心理学界一向对此很冷静——呼吁也没有用,昧良心的太多了!
大树就是个广济寺旁穷扫地的.
大博导余虹自杀调查:有预兆的自杀事件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14日12:23 法制周报-e法网

人大博导余虹画像


  核心提示
  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力、中山大学教授欧阳洁之后,又有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余虹跳楼自杀。余虹的跳楼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冲击波,更多的人开始将此事放到了人生信仰的层面进行思考。
  ⊙法制周报记者 肖山 发自北京
  2007年12月5日中午1时左右,居住在北京市西北角世纪城小区的杨女士正在小区内闲逛,突然听得一声闷响,她不自觉循声望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有人跳楼自杀了!
  接下来的一切完全进入了程式化:报警、保安维护现场、警察勘验、调查死者身份、公布结果。
  第二天,警方作出结论:排除他杀,坠楼身亡。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公布了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的死讯,尽管这一公告没有用“自杀”这一用语来解释余虹之死,但稍有常识的人一看都能明白,余虹就是在世纪城小区跳楼自杀的那位。
  人们注意到,人大文学院在这一公告中,用了一种近乎悲壮的语气来通报信息,同时,公告也给予余虹极高评价,称其“在学界和师生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离去,是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有预兆的自杀事件
  可以查证的资料显示,刚满50岁的余虹10多年前在暨南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导师是著名文艺学学者饶子读博士。(本报博客地址:blog.sina.com.cn/fazhizhoubao)余虹曾在复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后赴美国波士顿大学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做访问学者,先后担任过暨南大学教授、海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002年4月,余虹作为优秀人才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引进为责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并成为文艺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人民大学文学院官方资料称,余虹是文艺理论与美学领域最负盛名的中年学者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
  《法制周报》记者经多方了解发现,余虹虽然在事业上功成名就,但家庭生活一直颇多坎坷。两度不幸的婚姻之后,儿子远赴美国留学,前妻去了广州一所大学教书,余虹一个人孤单地在北京生活。几年之前,余虹患上了胃病。
  即便如此,在大部分同事、学生的眼中,余虹仍然是一个“快乐的人”。人民大学文学院一位研究生告诉记者,同学们时常会看到余教授穿得比较“时髦”,显示出现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典型气质。课间,余虹说到兴起,甚至还会亲切地拍拍学生的肩膀,言谈举止中,他总给人阳光向上之感。
  实际上,真正了解余虹内心的人不多,中国人民大学附中一位语文老师告诉《法制周报》记者,他曾多次单独和余虹吃饭,在真朋友面前,余虹有时会突然发呆,任凭怎么劝说都不管用,“50岁的人,不时会莫名流泪。”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余虹的自杀似乎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但其实早在今年7月,余虹在其网络博客上一篇题为《一个人的百年》中说到了自杀的事情。他在文中提到2006年和2007年人民大学先后有两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的事情后说:“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放弃轻生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
  余虹还说,“在今天要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那些斯文扫地的日子就更难了。”
  事实上,余虹在自杀前拟好了几封遗书,其中一封托朋友转交给了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杨几乎是在收到信的同时也得到了噩耗,他承认自己看到了余跳楼的现场,“场面很惨”。
  有人认为,余虹之所以通过转交书信形式辞别朋友,就是想坚定自己离去的信心,他怕见了朋友,会因朋友的劝说而改变主意。
  在给文学院的遗书中,余虹表示,自己在人大的经历是“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祝福所有朋友”,“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
  校内的轩然大波>>
  余虹的死讯传到人大文学院,他生前的同事和学生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不可思议”。
  在一次上课前,文学院一位老师当众念了余虹的遗书,全班学生一齐抱头痛哭。一位姓胡的女同学告诉《法制周报》记者,遗书的内容充满了对生活的哀怨,“他对生者那么善,为什么就不能对自己好一点点?”言未毕,这位同学已是涕泪涟涟。
  和以往多所高校发生师生跳楼事件后校方尽量封锁消息淡化处理的做法相反的是,对余虹的自杀,人民大学文学院保持了一种客观、超然的态度。
  事件发生后,文学院网站在第一时间公布了有关消息,并对余虹作了积极肯定的评价。官方甚至在有关公告中呼吁社会各界“保持对逝者的尊重”。有人分析说,这是人大文学院担心他人对此事乱作猜测,损毁余虹教授的声誉。
  不过,官方的镇定并不能替代学生和部分老师的激动。12月9日,记者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只要一提及余虹,多数受访学生一脸凝重和悲戚。
  一位名叫秦殊(音)的女研究生表示,听到余老师跳楼自杀的消息,她和很多同学在不敢相信之余有更多的伤感。
  “在我们心目中,老师的言行多少是一种范本,他的选择,让我们更感到人生的无奈。”
  这位同学表示,去年以来人民大学这类事件接二连三发生,今年上半年中文系刚有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大家刚缓过神来,又发生老师自杀的事情,而且都是跳楼,让人有“窒息的感觉”。
  人大中文系教授程光炜也曾对媒体表示,这件事让他心里很不好受,“一位朝夕相处的同事突然走了,真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我真是说不出什么。”
  在校园网上,有关此事的讨论一度非常热烈,一些同学表示,从理性的角度理解死者的抉择,但毕竟发生在心理尚在成熟阶段的大学生群体周围,这样的选择多少有些不合适。
北京师范大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心理学家在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各种自杀方式中,跳楼是最为惨烈的行为之一,对周边人群的心理冲击和伤害也非常强烈,也正因为这种惨烈,它在有自杀倾向的人当中有暗示作用。这些年来,北京很多高校频发跳楼自杀事件,与此不无关系。这位专家认为,作为大学老师,在顾及自己心理的同时,也一定要以对社会负责对学生负责的态度慎重对待自杀。“我们的职业不一样,这就决定我们必须牺牲一些个人利益。”
  作为一名在学生中很有号召力的优秀教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马少华原本对此事保持了沉默,但在一位网友的点题提问后,他被迫在自己的博客里表态说,“决不会肯定或赞颂一个人自杀”,但他也认为,在事件发生后,人大文学院的处置措施表现出值得肯定的价值观和分寸感。
  和师生的强烈反应以及文学院的积极做法相比,中国人民大学校方应对此事的态度显得消极,截至记者发稿时止,未见人大校方就此事有任何表态,人民大学的数位老师也表示,从未见校方对此事有什么内部传达或安抚。
  悼念与反思>>
  在人民大学校园的一个学生食堂里,《法制周报》记者随意访问了5名学生,其中3名回答说不知道有教授跳楼自杀的事件,一名学生表示,“那是人家文学院的事,和我没多大关系。”还有一位同学则认为,生与死都是个人的事情,其他人没必要给予太多关注,否则有“索隐的嫌疑”。
  与人大校内的平静相比,围绕余虹的自杀,网上反响异常强烈。百度搜索关键词“余虹”,能找到69万多个结果,其中大部分是有关他自杀的新闻或者评论。
  余虹自杀后,他生前所建的博客流量大增,尤其是他的那篇博文《一个人的百年》,点击率急速攀升。在博客的留言栏,很多曾经认识或者不认识余虹的人纷纷留言,表示哀思和同情。也有少数人对余虹的选择表示批评。
  也有人评论说,余虹之死,表面上看是他个人生活不顺后苦闷心情的结果,但实际上,却体现了很多知识分子内心彷徨、理想幻灭的境遇。
  “在心理辅导难以到位的时候,他们以其飞蛾扑火般的悲壮结束自己的生命,是社会的悲哀。”
  一位网名“素昧平生”的网友在余虹的博客中留言说:
  我不想像他们那样感慨你的事业,做一些可惜的评论。您有您的理由,您有您的选择。
  尊重您的选择。但我悲戚的同时,能不能冒昧地向另一个世界的你问一声:为什么?!!!!
  显然,余虹生前的悲怆,正是通过网络转化为一种社会性的悲凉。
  也有人直言,针对当前日益频繁的高校师生自杀事件,学校和政府有关部门不应消极处理,而是要从活跃高校气氛,宽松学术环境,加强心理辅导等多方面下大力气做工作。他说:“大学不是培养自杀精神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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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评论摘录
  惜哉!余虹教授
  人大博导余虹跳楼自杀,让我思考了很多。
  一个学识渊博,正值学术研究壮年的人就以死了却一生,我觉得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一个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一个人时刻怀有感恩的心,就会珍惜生命,因为生命不是我们自己得来的,而是由伟大的造物主计划安排好的。(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我们活着就要对得起提供阳光、水、空气的造物主,对得起生养我们的人,对得起曾经帮助我们的朋友。活着是要有意义的,人的生命不应该由自己随意主宰,我们不能决定生,但我们也不能随便选择死,这是对造物主极大的不尊重。余教授可以选择退出,或远离他不愿见到的污浊尘世,但是以死来划清与世界关系,太轻率,也不负责任。
  ——信爱望
  一个人活着,就要坚贞不屈,如果他(她)选择死去,我们也无可厚非,或许这更像是一个伦理学以外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余虹选择死去,对于他的死,世人多有惊叹和惋惜,然而作为他自己,也许只是意味着一种选择,在千千万万条路中选择了令世人最诧异的一条。
  我们可以不从海德格尔高深的“向死存在”中挖掘死亡对人意味着什么,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接受一个事实:死亡,伴随生命而来,它站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看着你一步步走近它。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件事情是绝对公平的,便是死亡本身。无论贫穷与富贵,青春或年迈,死亡都绝对会以不二的方式存在。
  ——刹海
  从网上得知人大博导余虹教授在家中自杀身亡,心中为之一震,好半天才缓过气来。因前不久,我才在《新华文摘》上读到他的一篇文章,深为他深邃的思考、敏捷的才思所折服。
  余虹教授属于那种聪明的人,也十分勤勉,在学术界不断有佳作引起极大的反响。(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在20多年的时间里,余虹教授如袋鼠般在国内各大学间跳跃,先后去过四川大学、华中师大、海南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最后落脚在人大,期间也曾结婚、离婚,离婚、结婚,仿佛在不断地寻找和追求着什么,但没想到他会以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才华横溢的生命,真是天妒英才。
  余虹教授的博客中的最后一篇文章《一个人的百年》,仿佛是他的绝命书,其中的哲理凡人很难参透,但他这种壮烈、尊严的死,无疑是他生命意义的一次升华,与王国维的死一样,成为活着的人对生命价值研究的重要实例。惜哉!余虹教授。
  ——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