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张倩仪：再见童年：消逝的人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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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逃学的沈从文、屁股挨板子的郭沫若、晚饭后听四叔钱穆吹箫的钱伟长……《再见童年———消逝的人文世界的最后回眸》作者张倩仪另辟蹊径，利用1828-1938年出生、150余位名人的自传，研究他们的童年，活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流传有绪、行之久远的童年生活形态，及其经西风美雨的洗礼而一去不可复返的历程。 　　母教 　　中国人重视家教，所谓“养不教，父之过”，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庭是教育的第一关。虽然说，以往生养得多，大人又事忙，对于孩子，不如现在又要供书教学，又要练琴学画，但这并不意味中国的父母在教养上可以很轻松。 　　在孩子四五岁，未正式读书前，父母若有能力，会承担一些教读之责。教读书、教作文等工作，一般由父兄承担。如果父亲是塾师，这工作更是责无旁贷，到别人家处馆，也把孩子带在身边。“十八世纪以后，科举不第被迫以授馆为生的父亲数增，课徒之时兼而教子的情形也更为普遍。”至于母亲，有两项工作最易协助，一是教识字，一是教诗。 　　由于中国字比较繁复，所以认字是孩子未入学塾之前最宜学习的一项。传统中国流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知书识字的母亲相对较少，即使出于书香门第，也不一定满肚诗书，但倘若不是文盲，那么认识几百字，以应付小儿的识字教育，还是绰绰有余的。据所见，教孩子认字的工作不少由母亲负担。浦薛凤、陈立夫、黄炎培、赵元任都是由母亲教识字；沈从文由母亲教了六百字，一边认字，一边还有外祖母喂吃糖；胡适的母亲出身农家，本来不识字，由胡适之父教会一千字，到胡适学认字时，就充任助教，父没空时代其教胡适，也教会了七百字。至于教读书和作文，则较少由母亲负责，纵有也只是代理性质。 　　母亲教读的现象，乃由于父亲往往有自己的活动，有时营商，有时外出，或宦游，或坐馆，总之，不一定时常在家，因此教子之责就由母亲来承担了。例如冯友兰的父亲做官事忙，所以虽然很重视儿子的教育，但是根本没有时间来理会，送到小学上学又不放心，就设想出由母亲课读的方法。冯友兰的母亲读过几年书，识一些字，但有时会音不会义，就等父亲在家时问。到父亲有空时则出题作文。这种教育当然是不完整的，不过当时读书重视背诵，所以还能对付过去。茅盾读书未有如此支绌，父亲既非为官，也不营商，更无种田，但是忙于自己的学问计划。家中虽有家塾，却不愿送儿子入读，嫌其教法陈旧，想以自己安排的新学教育儿子，而恰好茅盾的母亲不当家，有空闲时间，而且未婚时曾读书，有才女之名，所以就由母亲课读。 　　另一项经常由母亲教的功课是念诗，郭沫若、柳亚子、俞大维、钱歌川均由母亲教过念诗。中国为诗教之国，母亲在其中也有一些功劳。许多妇女没有读过很多书，但读诗都琅琅上口；若读过书的，除了《烈女传》等妇女思想守则之类的书之外，诗是必读课程；至于有才女之名的，诗更是烂熟，甚至能自己作。妇女对孩子的诗教有很大作用。 　　俞大维说：“我对文学的认知，主要是来自我母亲的启蒙。……很多诗词在我们幼年时便由母亲口授而能背诵，这些文史知识的传习，经由母亲教授，有如母乳一般的滋补，其影响也最为深厚弥远。”钱歌川“从三四岁开始，母亲就教我念一些唐诗五言绝句，自然也能背诵好些首”。 　　在幼儿教育上，除了母亲，还不可忽略祖母或外祖母的页献。沈从文的外祖母喂吃糖哄学字；王安上学之后，祖母仍在课余教他文学和伦理；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由祖母带在身边，与每一房的第一个孩子，无论男女，一起由祖母教看报，聘人教国文和外文。祖母当然也可以教诗。 　　至于母亲不会读书写字的，虽然不能教子认字，但中国父亲多是寡言有威，中国孩子多与母亲亲近，母亲之慈爱和以身作则的德教，是许多人笔下常常提及的。 　　诗教 　　儒家重视诗教，所谓温柔敦厚，诗之教也，孔子很多次提到学诗的作用，并且耳提面命要他的儿子学诗。近代诗人闻一多说：“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那样大的社会功能。……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 　　诗教何以这样重要，今日的教育界着眼于它的韵语易上口形式。闻一多认为：“《诗》在六经（乃至一切重要典籍）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不仅在于它具有‘温柔敦厚’的诗教内容，更在于它为古代教育提供了最有效、快捷的传播形式。……直到唐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推广，才打破了口语（韵语）教育独尊的局面。然而，即使到唐末后，在不识字的群众中实行教化，仍然主要借助诗教的传统（口头韵语的教育方式）。……在中国古代教育史的起始阶段，诗的韵语形式也比诗的内在含义有更重要的作用。”看看同是韵语的戏曲在中国农村的影响和教育作用，诗教的作用也可思过半。中国的诗向来偏于抒情和短小，比戏曲更易于儿童记忆。中国传统的学塾教育没有音乐课，然而很多儿童接受诗教———一种兼文艺、音律功能的教育。 　　汉语的语言特点特别适宜作诗，中国文学体裁中，诗一直是极重要的一类。自从唐代诗歌达到鼎盛之后，诗歌更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开创了一个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都爱诵诗甚至作诗的局面”，“学习欣赏或创作诗歌自然就成为历代启蒙教育中极受重视的方面”。以至于“一般乡村蒙馆中将作近体诗的基本功———对对，作为一项必修的课目”。而蒙学书中，诗集和教对对的书自成一大宗，《声律启蒙》是教对对的，学过做诗的人都读过；《神童诗》、《千家诗》也是蒙学书名著。《千家诗》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三百千千，流传很广。 　　诗既然是贩夫走卒都读或者作的文体，作为读书人自然不能不懂，文人相聚或是应科举，作诗都是必须的能力。即使是木匠而变画家的齐白石，也得开始学诗，才能真正在文人圈子中生存。在学塾中，学作诗往往后于学作文，是较大的学生的功课。对于小学生来说，诗课是神秘而可羡慕的。张恨水没有遇上一个好的塾师，对学习兴趣不大，十一岁时却“莫名其妙的爱上了《千家诗》，要求先生教给我读诗……（先生）并无一个字的讲解。但奇怪，我竟念得很有味，莫名其妙的有味”。除了读诗，小学生会学对对子，也叫做对课。什么年纪开始对课，没有规定。社会活动家李匀庐七岁时，放学之前就练习对对，先对一个字，然后加到七个字，并且要学平仄声。马叙伦在十一岁开始学做三个字的对。不少小孩子要求提前学对对，而且往往因为对子对得好而第一次得到老师或家长称赞。唯有郭沫若则将对课视为诗的刑罚，称它为家塾里所受的非刑。郭沫若约在六七岁开始学对对，由两个字渐渐做到七个字。他以为连说话都不能条畅的孩子，是难以了解虚实平仄的，更不能了解音律对仗，但做不出对来，先生还是要做。不过，郭沫若虽然不喜欢对课，却喜欢读诗，“读《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虽是一样的不能全懂，但比较起什么《易经》、《书经》、《周礼》、《仪礼》等，那要算有天渊的悬隔了”。 　　中国的诗教并不是在学塾才开始。在正式的学塾教育之前，儿童往往就跟从家人学念诗： 　　我（齐如山）三岁尚未学认字时，便跟着老太太们学数嘴儿，数嘴儿即是学民歌民谣，我会的很多，约有好几十套。……我从三岁上，就从着先父在枕头上认字号，并带着学念诗，是光用嘴念，不认字。……多念五言绝句，尽因绝句短而易记也。 　　家庭是一个比学塾更易诱发对诗的感情之地，诗人臧克家说： 　　我的家庭……诗的气氛很浓。……（父亲）喜欢诗，他的气质、感情、天才和诗最接近。我常常怀着悲伤的心情侧耳倾听，听他用抖颤的几乎细得无声的感伤的调子，吟诵着他同我的一位族叔唱和的诗句。……（祖父）板着铁脸，终天不说一句话。……但他也特别好诗。……有时，他突然放开心头的铁闸，用湍流的热情，洪亮的嗓音朗诵起《长恨歌》来，接着又是《琵琶行》。他的声音使我莫名其妙地感动，不是他的声音，是他的诗的热情燃烧了我幼小的心灵。这时，他简真变成另一个人。他曾热心地教我读诗。 　　诗人易君左约在十岁由他的名诗人父亲教作诗。潘大逵的长兄是革命人物，在外读书，只要回家逗留较久时，就为弟弟讲《诗经》和唐诗。 　　中国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少，在教下一代读书上，担当的角色本不及男性重，但母亲或女性长辈经常教幼儿读诗，女性在中国这个诗的国度中，曾做出超过她们受教育机会的贡献。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书大可不必读，唯独是诗的教育则不限于科举有望的男孩子。而中国诗短小易记，也为女性和幼儿提供了欣赏文学的空间。据郑逸梅回忆，正因为有这些诗教基础，所以，近代初办妇女杂志时，妇女投稿写文都很幼稚，唯有写诗较好。但一本杂志不能都是诗，结果很多篇幅是找男人代写的。 　　上古时代的教育都重在口耳之相传，为便于记忆、传播，韵语文学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便于文化的积累。旧诗纵使被新文学家认为是死文学，它的教化作用、在中国儿童教育中的特殊角色却不可忽视。 　　自然中的游戏 　　小孩自然是喜欢玩的，游戏本身除了玩乐之外，还可以有教育作用。“游戏是儿童们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是他们认识世界的工具”（高尔基）。在游戏中，儿童长知识、练体魄。虽然《三字经》所谓的“勤有功，戏无益”思想很流行，但游戏并没有被禁绝。相对于今日的小孩来说，由于居住环境的自然气息比较浓，而兄弟姐妹或同龄玩伴较多，所以传统的童年一般颇不寂寞，玩耍的兴致也很高。 　　要论玩具，当然不及今日的繁多和精美。婴戏图是传统绘画题材，画的游戏题材有“下棋”、“击球”、“藏迷”、“歌舞”、“戏水”、“吃梅”、“捉蝶”、“逮鸟”、“捕鱼”、“踢毽”、“采桑”、“斗蟋蟀”、“耍刀枪”、“玩傀儡”、“看击乐”等等。可见玩具都是比较简单的，有棋、毽、刀枪等，大部分的游戏不待玩具而行。 　　在传统社会，大自然自有恩赐，充满了玩耍花样。姚拓在《美丽的童年》中写道：“我的童年，虽然没有一件自动的玩具，虽然没有一块可口的糖果，可是，我们游玩的天地，却也是城市中孩子们所不能想象的事情。我们家的房屋及庭院并不广阔，但出了大门就是一望无际的原野，就是我们永远玩之不尽的乐园。” 　　这里所说的城乡之别，是就现代的大城市而言的，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城市，还没有发展成庞然大物，大自然近在咫尺，自然之乐，连城市的儿童也受其惠。北京旧日儿童的游戏，城内和郊外的都有。城内的是比赛性的，也可以说有赌博性的，郊外的则是探讨自然的，也可以说是俗野的，包括黏知了、捉蜻蜓、灌屎蜣螂、掏苇柞子、摸鱼、捉泥鳅、拉家雀、掏蛐蛐等。这些都是农村中典型的游戏。爬树爬山，到水塘稻田中玩，是农村小孩共有的经验。在这样的环境中，玩具是不必要的，对大多数孩子来说，物质缺乏，昂贵的玩具也买不到。环境逼着他们创造，把随手可以利用的都用来玩，又何况可以玩的材料俯拾即是：野果、石块等不虞匮乏，经过个人的智巧，这些平凡普通的东西都可以创造价值。上山打柴本是工作，几个孩子砍下柴枝，却可以玩打柴叉游戏。“三个人把柴放在中间，一头着地，一头靠在一起，就算是‘叉’。用柴爬远远掷过去，掷倒了叉就算赢。因为三捆柴并在一起，柴爬又不是很重，掷倒那柴叉并不是很容易，所以一捆柴的输赢总要玩上好大半天。”这是穷孩子不用花钱的娱乐，所以齐白石高兴玩。这种游戏有一点点赌博的性质，因为掷赢了可以得人家的两捆柴。柴之外，挖壕沟打野战，互掷土块，以至于到田垄间偷东西吃，都入于小孩子的娱乐花样之列。或许有点不足的是，这些富有创造性的游戏，还是比较原始的、劳动的创作，未形成复杂的创造，或许曾经促进科技，但最后没有扭转中国重文轻技的倾向。这种创造性发展出的，主要是利用厚生的精神。 　　传统游戏本来就多集体的性质，自然中的游戏也是这样：“吾村儿童甚多，常同游戏，余幼时常偕三哥五弟于晴天早饭后往大晒场与他家小孩集会，三五成群，捉迷藏，调草龙，放风筝，掘荠菜，溪沟捕小鱼、泥鳅……游玩节目四季不同，兴高采烈，乐趣无穷，使我身体强健，并养成我爱好旷野山林之生活。”沈宗翰先生回忆道。 　　一大堆小孩玩耍，打架自然不免，尤其是逃学外出的，能打架是必须的本领。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写道： 　　照地方风气说来，一个小孩子野一点的，照例也必须强悍一点，才能各处跑去。……尤其是到一个离家较远的地方看木傀儡戏，不准备厮杀一场简直不成。你能干点，单身往各处去，有人挑战时，还只是一人近你身边来恶斗，若包围到你身边的顽童人数极多，你还可挑选同你精力不大相差的一人。你不妨指定其中一个说：“要打吗？你来。我同你来。”照规矩，到时也只那一个人拢来。被他打倒，你活该，只好伏在地上尽他压着痛打一顿。你打倒了他，他活该。把他揍够后，你可以自由走去，谁也不会追你，只不过说句“下次再来”罢了。可是你根本上若就十分怯弱，即或结伴同行，到什么地方去时，也会有人特意挑出你来殴斗，应战你吃亏，不答应你得被仇人与同伴两方奚落，顶不经济。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小孩打架也有它不成文的规矩，要能打，也要能挨，打架必须拼命打，不能低头。尽力而打架，往往可以以小胜大，纵使输了，也可赢得对方的尊敬，而且据在农村长大的人说，打架是不打对手的要害处的，某种意义上打架是一种比强。 　　在自然的游戏中，四季有不同游戏，小孩子可以认识时序；不同环境各有游戏，山中之戏、水中之戏，小孩子可以认识处身的地方；有不同的生物游戏，植物之戏如斗草、挖野菜，动物之戏如捉鱼、取雀巢、捕鸟，除了玩，也可以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甚至可以做食物。小孩透过游戏，对外界、对物候的认识都有增加。不过，除了蒋梦麟外，没有几个人认为这些游戏对他们的自然科学兴趣有促进之用。可能中国小孩的教育中，向科学开启的路太少，而好奇提问得到的答复，往往是小孩子不要多问。认识大自然所促进的大约是对自然的敏感，是一种诗的感情，当时的教育内容（重视诗文）和社会取向，都倾向于这种文人感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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