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从德意志到法西斯之四：国家迷信

网事情缘

国家迷信

施京吾

“祖国”是一个真切而深沉的字眼，但对于德国，打开“祖国”大门之后，走向的却是通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德国浪漫主义始祖赫尔德曾以坚定的笔调写到：任何人都必定属于一个民族。席勒却问到：“德意志兰？它在哪里？”歌德以一种更加悲怆的情绪说：“我们没有一个城市，甚至没有一块地方可以使我们坚定地指出：这就是德国！如果我们在维也纳这样问，答案是：这里是奥地利！如果我们在柏林提出这样的问题，答案是：这里是普鲁士！”


历史上的德意志始终是一个区域而不是国家，它几经变化，王朝更迭、疆界多变，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通过对《圣经》的翻译，将德语统一为德意志地区通用语言，然而，德意志却始终无法成为像英法一样的“国家”。德意志在封建社会最高峰17世纪时，曾分裂成多达314个邦和1475个独立骑士领地，这些大大小小封建领主们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使德意志长期处于支离破碎中。


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共同指导下，英法两国率先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相比之下，德意志不仅处于巨大社会分裂中，也落后了许多，德国人民对产生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有着迫切的需要，并且有着强烈的神圣化倾向，正如黑格尔曾经表示的：“人们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作地上的神物。”


普鲁士王朝的施泰因改革成为普鲁士现代化的开端，德意志的工业革命在这个时期得到启动。经过1848年革命，19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鲁士开始向现代化方向急速发展，俾斯麦登上历史舞台。


俾斯麦是德国历史上的政治强人，他于1862年9月24日成为普鲁士首相后进行了大规模改革，他的历史使命就是统一德国。他认识到：德意志的统一必须由普鲁士来完成。上台不久的9月30日进行了一次重要演讲，阐明了统一德意志的思路：1、只能是在普鲁士领导下完成德国统一；2、统一的手段是武力与战争；3、将德意志各阶层统一在民族主义的口号下。他说，德意志“不可避免地将通过一场严重斗争，一场只有通过铁与血才能解决的斗争来达到目的。”“铁血首相”由此而来。“铁血首相”的强力意志加上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国家基础，德意志彻底走上国家主义道路。


国家主义的政策给德国带来巨大收益，俾斯麦先后通过与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三场战争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普法战争胜利，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于1871年1月18日在法国凡尔赛的铠壁大厅（即镜厅）宣告了德意志帝国的诞生，这使德国第一次得到了完全的统一。从此，德意志成为由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国家，史称第二帝国。

德国的统一使德国人陷入几乎变态的得意中：“它像醉人的醇酒一般影响了整整一代德国人。”实际上，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第三帝国的覆灭。德国人对国家产生了狂热迷信，既然“国家”能引导德国人完成统一大业、实现德国人的长久梦想，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不值得崇拜呢？但德国没有统一在自由的宪政旗帜下，而是统一在专制的军国主义旗帜下，它促使了德国向法西斯主义方向迈进。

德国的国家意识是与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德国出现了一个“普鲁士式”的君主制，就是在集权制军国主义基础上添加少许民主体制的形式。武力征服中尝到甜头的德意志国家意识急剧膨胀，“国家”成为德国人的全民狂欢，野心刺激着德国人，不仅要做德意志的主人，乃至全欧洲、全世界的主人，他们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此时德国已经没有了俾斯麦，四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同时导致霍亨索伦王朝覆灭，德国进入魏玛共和国。

长期的离乱、分裂和落后是主要原因，是德国走上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泛滥的根源，这种持续不断的影响，形成了文化上的向心力，德国的统一又对国家神圣化产生了强烈刺激，使德国人无条件地相信国家、迷信国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多重作用下，德国人丧失了对法西斯主义的基本防范意识，德意志社会的各个阶层对“国家”都寄托了无限的渴望，国家主义情绪渗透到德意志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对“国家”赋予了无限的乌托邦式幻想。

“只有在一个人经过了教育而得知他祖国的文化、经济、政治之伟大后，他才能领会做这个国家的人民值得骄傲的地方”，这番一往情深的谆谆教诲，听起来多么的悦耳动听，甚至会令人产生感人肺腑的感觉，说这番话的正是希特勒，他公开承认：“我是个国家主义者。”

载《财经》2012年第十八期，7月16日出版

杜雅萍

乌托邦害死人

ys1937

施京吾：从德意志到法西斯

施京吾

一、理解费希特

  1806年 8月 6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在拿破仑威逼下解散了神圣罗马帝国，两个月后，普鲁士在耶拿战役中又遭惨败，这两件事给德意志人造成了巨大心理冲击，迫使德意志人了加快改革步伐。神圣罗马帝国对于德意志人并无多大实际作用，它却是德意志与欧洲的感情纽带，当这种纽带遭到外国军事力量强制割裂，激起的却是德意志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要求不仅迫切而且神圣。但是，当这种要求超越一定界线，国家就会丧失正义性。德意志以自己的历史、以高昂的民族主义姿态，给人类社会留下惨痛教训。
  煽动德意志民族意识最重要的哲学家当属费希特。拿破仑的入侵，使德意志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费希特于1807年12月13日到次年 3月20日在柏林科学院圆形大厅连续发表14次演讲，有力推动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位叫恩赛的作家在回忆费希特演讲时说：“这位杰出的男子汉以极大的感召力鼓舞那些垂头丧气、迷失方向的祖国同胞要有勇气和信心……他那种具有巨大思想意义的，用全部极其真诚的信念力量讲出的言论，也由于他有一种非凡的勇气而发生了特别重要的影响。”
  费希特的演讲出版后迅速传遍德意志，基尔大学历史教授黑格维什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将是一部流芳千古的作品：“费希特以他这篇讲话，在世界名著殿堂中获得了一个与克利陶马赫的讲话齐名的光荣席位”。但费希特在演讲中所流露的强烈国家主义色彩，遭到耶拿大学历史教授卢登的严厉抨击：“费希特作为讲授法权哲学的导师竟然鼓吹这样一个危险的主张，我们对此决不能保持沉默。试问，国家究竟是从什么地方获得了这种权力的呢？是谁赋予它这种权力的呢？”
  为什么费希特的演讲会引起如此之大的争议？他究竟说了什么？
  费希特演讲的核心是为培育一种全新的民族精神，他对民族的解救之道“就在于培育一种全新的自我，这种自我至今也许例外在个别人中存在过，但从来没有作为普遍的、民族的自我存在过……我作为维护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唯一手段提出的建议，就是完全改变迄今的教育制度。”
  为了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我们没有理由去指责这种精神的建构。但在阅读费希特的这部演说词时，却不由倒抽一口凉气——在他的演讲里，令人不幸地看到了未来法西斯纳粹主义的全部精神要素，尽管两者之间毫无政治上关联，却有着深刻的精神继承性，费希特所塑造的不是希特勒，而是滋生希特勒的土壤——德意志式的民族精神：以国家主义为面目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费希特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了“全民教育”的概念，他要把这种“新的教养施加给一切德意志人……不折不扣地成为这个民族本身的教养”，为达到这一目的，费希特所采用的方法是“完全消灭意志自由”。
  承担教育责任职能的，显然只有“国家”。费希特不仅赋予了国家全部的爱，还赋予国家全部的权力，他要把未来的德意志民族、民族中的每一个人都打造成具有超人的特征：“一个完整的人将在他的各方面都臻于完善，在内部变得圆满无缺，在外部变得十分干练，可以达到他在时间过程和永恒状态中的一切目的”——果然，“超人”出现了：他先是俾斯麦，然后是希特勒。
  费希特不仅没有满足于“完全消灭意志自由”，他还要消灭自由：“让自由从可见世界消失一段时间吧；我们让它逃进我们的思想深处，直到在我们周围产生出有力量也在外部表现这一思想的新世界。”
  “全民教育”原本是极具人文精神的倡导，却在内容上凝结着国家意志，精神上灌输着民族主义情绪，结果，它变成了全民洗脑教育，德意志民族何去何从？
  1810年，费希特出任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未来，这所大学产生了许多著名思想家，如斯宾格勒、海德格尔、施密特，在国家危难之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号召德国人选择独裁道路。
  德国思想家弗·梅林曾经评价费希特：“不难了解，崇高的东西可以变为可笑的，如果不是一步之中，就是在一世纪之中。”一语成谶。一个世纪后，德国面目全然不是费希特所期待的那样——它变得狰狞和恐怖。
  在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中，目标的正义性却被手段的极端性代替，这种极端性铺就了通往独裁的道路，当它结合成为民族意志，纳粹主义便破门而入——纳粹主义正是在国家主义的大纛下，集各种理论缺陷于一身的政治怪胎，它泯灭良知，摧毁正义，毒化德意志民族心灵，使德意志最优秀的大脑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污垢——即便是费希特，这个死于19世纪初期的哲学家，也难免遭到后人理论上的清算。
  对费希特——我理解，但不认同。

ys1937

二、历史主义歧路

  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指出，德国的“历史思想和历史研究的民族传统对于反民主思想难辞其咎，他在很重要的方面为1933年彻底抛弃民主制和确立权威主义恐怖统治扫清了道路。”伊格尔斯作为纳粹统治下的逃亡者“见证了这个政权的种族主义”。可谓切肤之痛。
  早期的德国历史研究既宣扬自由主义也具有民主和世界主义的意识，但在拿破仑入侵、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以后，德国的历史学渐渐脱离了欧洲的自由主义传统，他们试图以德意志民族性为依据，转向对普鲁士王朝军国主义的欣赏，信奉权威主义和具有侵略性的沙文主义。俾斯麦的“铁和血”对德国的统一正是这一追求的结果。
  威廉·冯·洪堡认为历史的特性只有“上帝和民族”这两种好的和有益的力量，一切事物的中间状态遭到消解，世界变成尖锐对立的两端。当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之后，人类的所有价值尺度在德意志轰然倒塌，只剩下赤裸裸的——民族。
  德意志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深切关注，不仅在于建立一个民族的史学，还在于建构一个民族国家，所以兰克——这位最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家却被冠以“普鲁士君主制度出色而忠诚的仆人”，他热衷于组建一个与德意志民族天性一致的国家，为普鲁士端出的发展计划和国家社会主义几乎如出一辙。此时，德国还远在19世纪呢。
  德国历史学家以历史主义（historismus， 和波普尔批判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 是两个不同概念）的姿态建构了自己的民族史学。德国历史主义的核心意义是用个体化的观察来代替对历史—人类力量的普遍化观察。这样，历史就丧失了相互间的关联，变成一种可以任意把玩、解释的历史碎片。“个体化”的观察，导致他们沉溺于对“国家理性”的无条件信任上，这就是：德国必须要走上“国家主义”的道路。他们只在乎材料的真伪，却极少进行价值观反思，美国学者戴维·哈克特·费舍尔对德国历史主义尖刻地评论到：“按一般的理解，它在认识论上是唯心的，在政治上是反民主的，在美学上是浪漫主义的，在伦理上，他的核心是邪恶的，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正当的。”
  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思想家敏锐地观察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家主义倾向，他们对此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忧虑。法国历史学家安托万·基扬指出：德国舆论在历史学家引导下已经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特征。
  但思想家的观察并没有引起德国历史学家警觉，依然放浪于历史主义的宏大建构中，比如梅尼克。
  梅尼克是一位深植于普鲁士传统的历史学家，堪称兰克之后德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是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言人。历史主义的史学特征在德国通过默泽尔、赫尔德和歌德达到了最高峰，构成了伟大的德意志精神，而能够体现这一“伟大精神”的就是国家理性，但国家理性究竟依赖什么得以维持？梅尼克要求，历史学一定要对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实在有着核心的关切。他认为，德国的统一不仅表现了政治成就也是哲学真理的具体体现，而推动这一伟大成就实现的“乃是伟大的个人而非盲目的社会力量的业绩”——这是一种英雄史观，这一“伟大的个人”当然是指俾斯麦，但俾斯麦之后，谁来填充这“伟大”的空白？梅尼克断定：“那一度唤醒了一个伟大而强有力的民族的东西，不能够被指责为一种追求错误道路的倾向”。他不承认国家与自由之间的内在冲突，反而认为国家与自由之间具有绝对意义上的一致性，他从普鲁士的经验中得出，自由的意义只能体现在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民族内，对权力始终抱有一种乐观的信心。实际上，德国的“自由”只能体现在对国家主义的狂热信仰上，他强调国家个体的内在法则，使国家凌驾于整个社会伦理之上。
  他与浪漫主义者们如出一辙地反对启蒙运动，其理论不过是自己对“国家”的庸俗迷信，并从中显现出自己的国家主义色彩。1933年 5月17日梅尼克向一位朋友表示：“德国人还未成熟到能够适应民主的议会政治”，此时已是纳粹掌权三个月之后。梅尼克是一位共和主义者，在任何意义上他都不是纳粹分子，却在国家神圣化道路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战结束以后，梅尼克“痛苦地认识到德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哲学及历史学学术发展上都走过一条错误的道路。”为此，他写下了自己最后一部拥有巨大影响的力作《德国的浩劫》，对德国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历史进行了沉痛反思。但由于他对德国文化的挚爱，使他无法接受“德国文化会产生希特勒”这样的结论，以致他对德国文化的辩护不免显得左支右绌，内心的痛苦、冲突、矛盾、焦虑，跃然纸上。

ys1937

三、浪漫主义的迷途

  卢梭以“一个孤独者散步的遐想”拉开了浪漫主义帷幕，成为“浪漫主义”先驱。当浪漫主义的洪流引向德国时，在荡漾起一泓惆怅情怀之余，直奔非理性主义而去。
  德国浪漫主义首先以文学性著称，它在造就歌德、海涅这样彪炳千古之文豪的同时，亦兼具强烈的社会思潮。以赛亚·伯林就曾表示，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力与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将浪漫主义与整个德意志历史联系起来，才会对此更有深切的感受。
  浪漫主义思潮代表了一种文学态度和生活态度：重主观而轻客观，贵想象而贱理智，诉诸心而不诉诸脑，强调神秘而不强调常识，既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也反对现实主义的直白。
  通过对情感的强调和渲染，浪漫主义将自由意志高度升华，自我高于一切。决定行动的不再是思想的深思熟虑，而是个人的天才、灵性和主观性的生动发挥，如此，它就不得不走上反理性主义和反启蒙主义的道路。
  浪漫主义的反理性色彩首先在于对宗教理性的破除。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与上帝的沟通不再是神圣教会的任务，而来自每一个个体的心灵。如果每个人都能与上帝直接沟通，宗教理性是否存在，就完全在于自我心灵的感受。马丁·路德把理性比作“娼妓”，并表示要远离它。一位不太知名的哲学家约翰·乔治·哈曼则将理性比作“风向鸡”，所谓“风向鸡”，是古人用于测量风向和风俗的装置，它既不能移动，更不能飞翔，只能随着风向打转转，他认为：“凡能提高并加强人在神面前地位的一切，都被理性压制和破坏了”，哈曼决意给心灵插上自由意志的翅膀，任凭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直到1950年，海德格尔依然没有忘记对理性进行讥讽，他坚持“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若干世纪以来被尊崇的理性，其实是思想的最冥顽的敌人，这时我们的思维才能开始。”
  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德国的思想家们尚能用理性的语言进行表达，尽管内容往往是非理性主义的，到了尼采，连语言的理性也遭到了最后抛弃，他用一种诗化的语言来澎湃其“酒神精神”、“强力意志”，这种思潮落实在社会实践中时，立刻变成轻理性、重自我的绝对主义。
  哈曼不仅把理性称为“风向鸡”，他还继续向启蒙主义发难。他反对法国那种用“科学一般性概念”处理问题的方式，在他看来，唯有特殊性才有意味——这是浪漫主义的出发点，也是种族主义的出发点。
  种族主义彻底否认人类的普世价值，否认人性在基本尺度上的一致性。哈曼观点的核心是“一种神秘的生机论，从大自然和历史里感知上帝的声音”，他的思想引起了赫尔德、歌德热烈欣赏，其中赫尔德被称为德国“浪漫主义的真正父执”。他认为每一个民族有其根源，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族群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土壤，就会失去文化根基——引申下去，德意志只能是日耳曼人的土地，也只能培育出特殊的德意志文化。那些外来民族就该呆在自己应该呆着的地方。
  费希特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赫尔德的观念，他有一个重要的命题：事物之所以是这样，不是因为它外在于我而独立存在，而是因为我让它们变成那样；事物的存在形式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它们，我需要它们做什么。这样，浪漫主义被调理成一种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可谓“万物皆备于我”。尽管费希特对自由充满感情，他甚至说，只要提到自由“我的心马上敞开，开出花来”，但自由在他那里却意味着“充分发挥创造力时免受任何事物阻碍”。这使得“自由”脱离了自由主义的范畴，变成对他人自由随心所欲的公然冒犯。由此，费希特变成一个狂热的德意志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背离了他所追求的德意志民族独立与自由。
  这种对理性信念的丧失和对客观世界的漠视，使德意志的心灵狂热、自大起来，他们不关心价值的知识，只关心价值的创造，陶醉于创造的过程，以“自由意志”激发自己天才的创造力，但创造的结果到底会产生怎样的效用，他们无动于衷。浪漫主义的一些重要特征被法西斯主义所借鉴：“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不可预测的意志以无法组织、无法预知、无法理性化的方式前进。”德国人任凭希特勒把自己和自己的祖国推进灾难的深渊。
  浪漫主义不幸走上一条迷惘之路，它柔情不再，温情失尽，再不似想象中那样罗曼蒂克了。

三苗

浪漫主义和“乌托邦”不仅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恰好是反乌托邦的。


关于黑格尔的那句话，可以看Shlomo Avineri:Hegel's Theory of Modern State，以及Cambridge Companion中的相关解释分析。

燕尾服

哪里国家迷信
哪里就会法西斯

三苗

7# 燕尾服


伟大的反法西斯英雄皮诺切特……

ys1937

**

    三苗子：不用这种反讽口气行不？
    皮诺切特、还有朴正熙……（或许还可经加上蒋该死）都是一类人，一方面杀人甚多，另一方面在发展经济上确有成绩。
    如何看待这类人，是一个大问题。反对者看到的是杀人，自由派看到的是经济发展。其实，都是只看到他的一面而非全面。

燕尾服

一说到法西斯
就亢奋

三苗

9# ys1937


皮诺切特和朴正熙不一样，不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是比较彻底地贯彻和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原则——正如我以前已经指出的，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连社会福利都彻底市场化、私有化了！按照自由派的“逻辑”，皮诺切特（尤其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简直是“无政府主义”了……

哦，还有，阻止了（自由派眼里）“邪恶”的阿连德政府侵犯私有财产，通往……的企图。

三苗

搞学术研究，不是初一代数的“合并同类项”，不是A说了范畴1，B也“说了”范畴1，就可以把A和B划上等号的。

三苗

还有啊，哈曼和赫尔德不是ISIAH BERLIN封的“多元论英雄”之二么？

tian295

长期的离乱、分裂和落后是主要原因，是德国走上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泛滥的根源，这种持续不断的影响，形成了文化上的向心力，德国的统一又对国家神圣化产生了强烈刺激，使德国人无条件地相信国家、迷信国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多重作用下，德国人丧失了对法西斯主义的基本防范意识，德意志社会的各个阶层对“国家”都寄托了无限的渴望，国家主义情绪渗透到德意志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对“国家”赋予了无限的乌托邦式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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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国家，实质就是神圣国家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