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达尔文改变中国

老木匠

蒋方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07月30日

要是评选思想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人，恐怕不是卡尔·马克思，而是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从小孩到老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承认进化论的生存法则，都能朗朗说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的句子。

达尔文一生没有踏足过中国，他的学说在自己的祖国甚至受到抵制和怀疑，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他？那么轻易地就接受了他？


美国汉学家浦嘉珉的著作《中国与达尔文》，2008年8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美国汉学家浦嘉珉(James Pusey)写了《中国与达尔文》(China and Charles Darwin)这本书来回答以上的问题。

达尔文学说进入中国是在晚清。当时，中华文明在坚船利炮的轰隆声中，突兀地、被迫地进入世界近代化语境。中华文明开始了第一次全面的自我怀疑。儒家乐观主义忽然无法自圆其说，天变了，道自然也要跟着变。

那个时代最精英的头脑开始选择出国留学。晚清留学生急切地想要把学习到的西方思想，作为应对艰难时世的圣经引入中国，可他们对“真经”的认识，多多少少会由于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而导致偏差。

《中国与达尔文》一书中介绍，是清末学者严复，把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托马斯·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为《天演论》，引入中国。严格说起来，严复的老师，并非达尔文，而是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斯宾塞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之前七年，就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的过程，他认为人有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之分，劣等种族应该在竞争中被淘汰。

严复读到斯宾塞的著作，顿时觉得找到了中国落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物竞”而导致的积贫积弱。中国自古不喜“争”，严复就发觉必须斗争，如果旧制度在斗争中失败，那么就说明它本身就是落后的，该被淘汰。在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中，严复不自觉地在其中加入了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私货”。又背叛了斯宾塞反对政府干预，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原旨。

对达尔文学说最大的异化，是来自于梁启超。梁启超是《天演论》的第一批读者，他对其中的学说大感惊奇和兴奋，他首先把《物种起源》中关于物竞天择的理论，简单理解成为了种族理论，在《时务报》中写道：“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唯黄之与白，殆不甚远。”

随着梁启超慢慢接受了种族优劣的学说，他又开始进一步反对“天赋人权”的说法。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梁启超阐述天下只有强者有“权利”，无平权。把“绝对强者逻辑”强调到了极致。

随着梁启超等人对达尔文学说的推崇，诸如杨度的“金铁主义”的学说在中国也开始深入人心。所谓“金”就是黄金，“铁”就是铁炮。愈发加深了对“强者为王”这一理念的强调。

事实上，中国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是没有反思。

《中国与达尔文》一书也记录了这样一段言论。1912年5月7日，辛亥革命后几个月，孙中山说：“二十世纪以前，欧洲诸国，发明一种生存竞争之新学说……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指出，固适于用。由今视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

然而，这种反思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17年，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达尔文学说和马克思学说殊途同归，都是认为“竞争”（马克思所说的“斗争”）在社会变化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是前进的，新的推翻旧的，凡是新的，必然是进步的——共产党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理论基础，才能如此理直气壮地喊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浦嘉珉认为，到了中国之后，达尔文“使暴力变革和暴力革命合法化”。

就这样，达尔文在中国的传播，以一步步加剧异化的过程，构成了中国人现在的价值观：“成王败寇”，“谁赢就跟谁”，“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综合实力的竞争”。达尔文的影响力也渗透入微，从成功学盛行到竞争意识强烈，直至民族主义者们坚信的国与国之间的敌对。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尚且强调个体意识，在中国它与马克思主义结合，集体意识占据上风，个体觉醒被遗忘。由此力量取代了道德，成功成为唯一的信仰，达尔文花了极短的时间就改变了中国。

蒋方舟是作家，供职于新闻媒体。著有《正在发育》《谣言的特点》等。

三苗

蒋方舟就是不学无术玩“文化”的典型。

ironland

对达尔文的曲解改变中国，而非达尔文。

转松鼠会对主帖文的一条吐槽：

箫汲 临床医学硕士，科学松鼠会... ψ
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是真的演化论，而是一种反人类的、和法西斯一脉相承的社会理论。这个其实是达尔文躺着中枪…

杜雅萍

粗鄙的进化论对文科的戕害很严重。。。

三苗

3# ironland


social darwinism倒不是什么“法西斯”，在米国最流行，Richard Hofstadt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以及Hawkins的著作。

金枫吟

... “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是真的演化论，而是一种反人类的、和法西斯一脉相承的社会理论。这个其实是达尔文躺着中枪” ...
ironland 发表于 2012-7-30 15:58

达尔文本来就只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生物学家，他在生物学进化学说上面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至今也没有过时。当然，近现代生物学发展极快，范围极为广博，生物进化论已经成为公认的老古董，似乎已无足轻重的了，

而所谓的“社会进化论”则是他人借用达尔文的名义杜撰出来的歪理邪说，它其实与达老夫子毫不相干 。

psyzjs

3# ironland  


social darwinism倒不是什么“法西斯”，在米国最流行，Richard Hofstadt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以及Hawkins的著作。
三苗 发表于 2012-7-30 16:21

所以我才一再提及：“脑残年年有，近年特别多。”

ironland

5# 三苗

Richard Hofstadter(1916 – 1970)这个死透透的家伙？

社会达尔文主义作品能在花旗国出版，或是在花旗国有过并现在仍有信奉者，并不表示在历史上它和法西斯主义无关或是它清白无辜如克隆羊胚胎。更没必要把它和生物学理论混为一谈。

根据维基介绍，社会达尔文主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欧洲颇为盛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不可思议地流行”。……尽管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在社会和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在今天已经不再时髦，没有人再自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维基链接）

三苗

8# ironland



1、这和作者死没死有半毛钱关系？自由主义的那些“先驱”尸骨都成灰了，是不是你准备对自由主义弃之如敝屦了？好玩。


2、social darwinism的要义，是把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竞争”当作一个“自然”的、而且是促进“进步”的过程（因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对这种“市场竞争”的任何限制都是不正当的）。仅仅是著作允许出版的问题？真是天大的笑话。自己了解一下人家在说些神马。不要自己想当然

3、社会达尔文主义比较著名的信奉者，除了米国的Sumner, Fiske之外，是英国的Herbert Spencer（清末严复引进的就是他）。主帖中也写到了。

三苗

而且，蒋方舟根本没有搞清楚，“国家竞争”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倡的，而是美国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倡的，其代表人物是Kenneth Waltz, Han Morgenthau, Robert Gilpin等。

ironland

9# 三苗

老天，难不成你以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只关市场经济？


Adolf Hitler's racial theories were based on social Darwinism. “The stronger has to rule and must not mate with the weaker,” Hitler wrote in Mein Kampf. Hitler wrote in Mein Kampf. “Only the born weakling can consider this cruel.”

三苗

11# ironland

你自己去看那本书吧。


还有，你看了我的介绍，就知道为什么了。


你们捍卫的，不是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捍卫的是一个东西么？

三苗

更何况，我倒是记得paul ricoeur把“冲突”划成了“民主”和……的分界线……

宇航

为什么说蒋师妹你又错了  


(beep按：鄙清知名校友蒋方舟今天又有一篇新文引燃微博舆论，名叫《达尔文改变中国》，是发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个读书笔记。其中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国近现代历史之间的分析，引起了争议和热烈讨论（原文见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 ... /cc30jiangfangzhou/ ）。一友人特撰写下文，委托我发布于blog之上，与蒋师妹商榷。此友人生性谦逊低调，不喜出头露面，故特地要求保持匿名，请看官谅解，也请知晓内情的兄弟不要说破。呵呵。）

为什么说蒋师妹你又错了？


文/佚名


蒋这篇文章最大的问题是以为会认字就可以说话，会说话就能写文章。

严复是我可以装作熟悉的一位近代思想家，为了让大家有兴趣看完，可以提点八卦。严复是有娃的人，他的娃是跟台湾旧五大家族板桥林家的女儿结婚，然后他的娃又生了一个女儿，叫严倬云。严倬云的爷爷是严复，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她的外婆，是闽浙总督沈葆桢的亲妹妹，你看，宋美龄的英文秘书，严家的孙女啊，还流淌着沈家的血液。1949年呢，严倬云与辜振甫结婚，证婚人呢，就是连震东，也就是连战的老爹。辜振甫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谁啊，辜宽敏啊，台独大佬啊。辜振甫的爹地是谁？为了统战的需要我就不说了，但是辜振甫的爷爷是不能不提的，那个老头辜鸿铭。要是严复活着，看到自己的孙儿和辜鸿铭的孙子结婚，还是有些搞的。好，废话不说，再说就要说到陈水扁的发家史了，那就跟严复真没有关系了。

蒋文前面铺陈的话就不引用了。直接从干货开始，我加以标注：

蒋文提到：

《中国与达尔文》一书中介绍，是清末学者严复，把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托马斯·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为《天演论》，引入中国。严格说起来，严复的老师，并非达尔文，而是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斯宾塞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之前七年，就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的过程，他认为人有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之分，劣等种族应该在竞争中被淘汰。

————引用结束

这里面有个问题：“把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托马斯·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这么提是不合适的。我估计她是百度了一下，因为百度确实是说托马斯·赫胥黎是进化论的代表者。严格地说，赫胥黎这本书或者说演讲录跟达尔文进化论关系不大，是跟社会达尔文主义关系很密切。不过，赫胥黎这本书并不是赞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是批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演讲录。至于斯宾塞是否这样认为，我不知道，各位知道的要说一下。

蒋文继续提到：

严复读到斯宾塞的著作，顿时觉得找到了中国落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物竞”而导致的积贫积弱。中国自古不喜“争”，严复就发觉必须斗争，如果旧制度在斗争中失败，那么就说明它本身就是落后的，该被淘汰。在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中，严复不自觉地在其中加入了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私货”。又背叛了斯宾塞反对政府干预，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原旨。

——引用结束

这一段是让我感到很无奈的。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时候，确实喜欢讲“进”和“竞”，赫胥黎好歹注意到生物界还有物种退化的现象，严复直接翻译成自然界的天演是“有进无退”的，这个误译时人也知道，例如蔡元培就很清楚，但他认为严复的误译比原书还好。但严复确实没说过“斗争”为王道。相反，他认为合作才是王道。赫胥黎虽然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批判的基础不牢固，还是严复帮他在中译本中圆了场。赫氏抨击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纯粹从道德立场为基础的批判，这是没有逻辑说服力的。比如赫氏辨明社会人群与蜂群之不同，在于人群能彼此通感与生俱来的乐乐恶苦之心，而蜂群则没有，这是人类合群进步的基础；由于人类能互相通感，所以有同情心与恐惧心。有同情心，则不忍同类身处苦痛；有恐惧心，则不敢生害群之意。这种同情心、恐惧心，又能激发彼此的乐乐恶苦之心。人群中的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一点，所以彼此相残相胜的贼心必然就会受到抑制，这就是人群社会并不适合采用生物进化观来看待的根本原由。严复是怎么说呢，他认为赫胥黎这个看法是倒果为因，注意，严复的观点是：

人类合群，原来也是天演界物竞相择的结果；合群保种，亦无法逃脱物竞的道理；人心善相感，即是合群安利的产物；进而言之，社会人事亦是演化的产物。这一思想，就从根本处揭示了人类社会与生物界的共同基础，这也是社会进化论之所以成立的渊薮。（原文是文绉绉的古文，我把它概括了一下。）

也就是说，严复的天演论，他为什么会赞同社会进化论，与我们想当然的不同，他认为我们人类能够合作合群干活，也是天演论的结果。而从严复的心态来说，他看到中国当时恰恰缺乏合作的力量，中国是一盘散沙，所以要介绍天演论，这种心态更符合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动机，因为他的政治立场一直是比较温和的，时人读严复的天演论，读出斗争的味道，那是别人的事情，至少严复不是你说的那样，否则，严复就真的如蒋文所说，成了呼唤斗争的第一人了。

蒋文还说：

对达尔文学说最大的异化，是来自于梁启超。梁启超是《天演论》的第一批读者，他对其中的学说大感惊奇和兴奋，他首先把《物种起源》中关于物竞天择的理论，简单理解成为了种族理论，在《时务报》中写道：“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唯黄之与白，殆不甚远。”

——引用结束

这又是冤枉梁启超了。你要说对天演论的误读，读出斗争学说的，那不是梁启超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杨度一个人的事情。你看自由主义者的良知——胡适先生是怎么说的：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在中国屡次战败之侯，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 胡适，《四十自述》，413-414页，见《胡适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再看钱穆是怎么回忆的：

记得我小时，八岁初入新式的小学（按：其时应为公元一九零三年）。那时小学找一个教五经的先生容易，而要找一位教体操、唱歌的先生则困难。当时我学校有一位体操先生，他对我说，‘听说你喜欢看三国演义，这本书根本不应再看了。因为书中一开始就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个道理根本不通。’他又说，‘你看今天西方英、法已走上了历史的正路，他们合了就不再分。’

注意，上面两位人，都是一辈子“反/共”的。所以蒋文在逻辑“转进”中把历史戏剧化了，以为斗争和天演论的“恶种”只传给了CCP党人，殊不知，那是一代人的共识。就好比公知把体制问题看成共识一样。作为当事人的钱穆先生，在评述民初以来十余年的思潮时，曾这样说到：

“故救国保种者，十七年学术思想之出发点，亦即十七年学术思想之归宿处也[钱穆，《国学概论》，36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换句话说，落后就要挨打，不是共产党的发明，而是国人的心声。

至于蒋文引用的孙文之语，我就懒得去核对原文了。

另外，还可以补充一点，民国时期，这种崇尚斗争和革命的言论，可不是CCP一家的专利。蒋文看到CCP的斗争逻辑和这种进化论的联系，还是对的。beep好像还教育过她，哈哈。补充两个有利于蒋文的证据。先声明一下，没有攻击北大的意思。      
   
民国十八年（当时南京政府的北伐胜利不久），因为北大学院之间的房产纠纷，曾经闹出武斗，对此，当时有一份《北平学生联合会宣言》，曾这样叙述这次事件：
   
“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只有革命者和反革命者斗争，革命军与军阀战争。遵循自然进化的定律，联合女革命同志及工农小资产阶级，向反革命势力封建余孽进攻冲锋，……。法大同学不此之图，日以收回校址翻筋斗为能事，摧残女权，违犯了二十世纪自然进化的原则。


这段话，稍微改几个词，放在三、四十年后来使用，也未尝不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用语相似性问题，而实在是因为从逻辑上言，这二者是一致的。

又比如民国二十四年的一篇文艺作品（小说），就这样说：

“学生像没有听见，还是很严肃的发挥他的理论。他说，‘绅士，什幺东西，简直是人类进化最讨厌的阻碍物。假使没有绅士，人类的进化，至少要快了一倍。他们脑子里不知装的些什幺，什幺也不懂，偏好管事。中国的事儿，就是不懂的人管糟啦，越不懂越要管，这就是中国人最劣的劣根性，唉，要革命，革死他们一点不错。看着他们真难忍……。”

要是蒋文引用上面这两段话当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恶劣影响的“铁证”，那估计方舟子就不说话了。


至于蒋文扯的人种优劣问题，怎么吐槽都不可能吐槽到中国人身上啊。也不可能吐槽到这么弱智的斯宾塞——严复——梁启超、杨度等人这种逻辑联系上。人种优劣一直是西方文明的共识啊，亲。我们顶多是跟班啊，公知及亲们！

李大苗

从长相看，辜振甫显然没有白人的基因，而辜鸿铭绝对是第一代中西混血。

查了一下，辜振甫对辜鸿铭执小功之伦，系远房的族侄。或者说，辜鸿铭是辜振甫的族伯父，只长一辈而已。

滔滔孟夏

李敖有篇专门写辜振甫和辜鸿铭关系的文章，题目忘了，后段有一句“老辜何辜，被贼认作父”。。

野旷天低树

严格地讲，达尔文本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能完全脱离干系。他的表兄高尔顿是优生学的奠基人。达尔文对高尔顿的观点也有赞同的一面。“为了迈入更高的阶段，人类必须继续经历严酷的斗争。”这话达尔文的确说过。

野旷天低树

达尔文抱有某种种族偏见其实也可以从《人类的由来》的最后一段看出来。在此段中，他描述了初次见到野蛮人——火地岛人的感受。

金枫吟

严格地讲，达尔文本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能完全脱离干系。他的表兄高尔顿是优生学的奠基人。达尔文对高尔顿的观点也有赞同的一面。“为了迈入更高的阶段，人类必须继续经历严酷的斗争。”这话达尔文的确说过。野旷天低树 发表于 2012-8-1 15:52

18 # 野旷天低树


此话要看从何角度或范畴去理解 ？

低树先生是否可将达尔文所讲的此段话原文引述出来，以便我们较全面地了解和理解达先生的真意 。

野旷天低树

《人类的由来》最后一段的原话：

The advancement of the welfare of mankind is a most intricate problem: all ought to refrain from marriage who cannot avoid abject poverty for their children; for poverty is not only a great evil, but tends to its own increase by leading to recklessness in marriage. On the other hand, as Mr. Galton has remarked, if the prudent avoid marriage, whilst the reckless marry, the inferior members will tend to supplant the better members of society. Man, like every other animal, has no doubt advanced to his present high condition through a struggle for existence consequent on his rapid multiplication; and if he is to advance still higher he must remain subject to a severe struggle. Otherwise he would soon sink into indolence, and the more highly-gifted men would not be more successful in the battle of life than the less gifted. Hence our natural rate of increase, though leading to many and obvious evils, must not be greatly diminished by any means. There should be open competition for all men; and the most able should not be prevented by laws or customs from succeeding best and rearing the largest number of offspring.
Important as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has been and even still is, yet as far as the highest part of man's nature is concerned there are other agencies more important. For the moral qualities are advanced,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much more through the effects of habit, the reasoning powers, instruction, religion, &c., than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though to this latter agency the social instincts, which afforded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sense, may be safely attributed.
The main conclusion arrived at in this work, namely that man is descended from some lowly-organised form, will, I regret to think, be highly distasteful to many persons. But there can hardly be a doubt that we are descended from barbarians. The astonishment which I felt on first seeing a party of Fuegians on a wild and broken shore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by me, for the reflection at once rushed into my mind—such were our ancestors. These men were absolutely naked and bedaubed with paint, their long hair was tangled, their mouths frothed with excitement, and their expression was wild, startled, and distrustful. They possessed hardly any arts, and like wild animals lived on what they could catch; they had no government, and were merciless to every one not of their own small tribe. He who has seen a savage in his native land will not feel much shame, if forced to acknowledge that the blood of some more humble creature flows in his veins. For my own part I would as soon be descended from that heroic little monkey, who braved his dreaded enemy in order to save the life of his keeper; or from that old baboon, who, descending from the mountains, carried away in triumph his young comrade from a crowd of astonished dogs—as from a savage who delights to torture his enemies, offers up bloody sacrifices, practises infanticide without remorse, treats his wives like slaves, knows no decency, and is haunted by the grossest superstitions.
Man may be excused for feeling some pride at having risen, though not through his own exertions, to the very summit of the organic scale; and the fact of his having thus risen, instead of having been aboriginally placed there, may give him hopes for a still higher destiny in the distant future. But we are not here concerned with hopes or fears, only with the truth as far as our reason allows us to discover it. I have given the evidence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and we must acknowledge, as it seems to me, that man with all his noble qualities, with sympathy which feels for the most debased, with benevolence which extends not only to other men but to the humblest living creature, with his god-like intellect which has penetrated into the movements and constitution of the solar system—with all these exalted powers—Man still bears in his bodily frame the indelible stamp of his lowly origin.

野旷天低树

以现代的眼光看，达尔文无疑是有种族偏见的。但就当时的环境而言，他的思想的革命性是占主导地位的。
一种理论只有在产生它的环境中才能够准确理解。对达尔文也是如此。

金枫吟

《人类的由来》最后一段的原话：The advancement of the welfare of mankind is a most intricate problem: all ought to refrain from marriage who cannot avoid abject poverty for their children; for pove ...野旷天低树 发表于 2012-8-6 16:17

恕我懒怠，麻烦您译成中文，以便领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