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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4 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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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究竟什么是自由主义者
JEFF SHESOL 报道2012年08月24日
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曾在1964年抱怨说,自由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他们“爱上了死神”——他们将失败浪漫化,认为失去整个面包比赢得半个面包还要高尚。自那以后这些年来,自由主义者不仅失去了很多面包,而且还招惹了一大堆其他麻烦,其中之一便是使所有人都不愿再承认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了。背上这么一个标签,在今天会被看作是一种轻蔑,跟同性恋社群从他们的反对者那里剽窃“酷儿”这个说法,差不多是一回事。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来,自由主义都是美国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今天却变成了一种不敢公开宣扬的信条,除非是大半夜在MSNBC的节目上。
就在这时,埃里克·奥尔德曼(Eric Alterman)登场了,一个顽固到底的家伙。2008年,这位专栏作家兼媒体评论家出版了一本名叫《我们为什么是自由主义者》(Why We’re Liberals)的小册子,清晰有力地对库尔特(Coulter)、汉尼蒂(Hannity)们进行了反驳,在这些人眼里,自由主义就是带着点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社会主义和什么都管的老妈子的倾向(为什么要选择呢?)。奥特尔曼在历史学家凯文·马特森(Kevin Mattson)协助下完成的新书《事业》(The Cause),可谓前书的姊妹篇,讲述了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到今天的自由主义历史。(马特森在本书中所起的作用稍有不清;在书的致谢部分,奥特尔曼感谢他提供了“原材料”。)
Illustration by Oliver Munday
奥特尔曼讲述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已经熟悉的了,但是考虑到保守派不遗余力地要把自由主义的整个历史,实际上也就是里根“革命”前的美国史,改写成与中央规划、福利依赖之间发生的一场漫长的风流韵事——且取得了令人心烦的成功,这种旧事重提还是有必要的。奥特尔曼下了很大功夫来纠正以往的错误。《事业》把笔墨集中在那些定义了自由主义的人身上,为很多问题增加了一个人性的维度,如罗斯福“新政”期间联邦政府的急剧扩张和公众对政府期望值的增加;战后人们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任期初年,自由主义里程碑式的成就;自由主义对人权和自由、机会均等及个人尊严等自由主义理想的其他新表述的吸纳;以及197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的抱负没能和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准则以及日渐颓靡的美国梦达成一致。
在《事业》一书中,这许多观点都通过推论,或者作为穿插在人物速写中的材料呈现出来。这本书与其说是讲述自由主义的,毋宁说是讲述自由主义者的——他们一个个坐着加长型豪华轿车款款而来。奥特尔曼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有“许多不同面孔”的运动,而他的书,偶尔也有意想把这些不同的面孔全都展现出来:有知识分子的脸,政客的脸,有抗议者和电影人、哲学家和外交官的脸。
奥特尔曼的注意力经常被认为反映的是他个人喜好,而不是对人物历史地位的小心评价,但他的关注具有一视同仁的品质。因此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和工会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获得了同样多的笔墨;奥特尔曼此前有本书就是写布鲁斯·斯普林斯廷(Bruce Springsteen)的,这次得到的篇幅比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和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加起来还要多。(与此同时,鲍勃·迪伦只被偶尔提了几句。)奥特尔曼的选择有时是很有意思的,甚至可以说大胆。你不得不钦佩他,在一部通俗历史作品中收入了像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过在这样一个拥挤的领域,他们——以及其他任何一个人——的相对影响也就无法做出什么评判了。
最终出来的效果如同一幅点彩派画作,就算你后退好几步,瞇起眼睛看,画面上的点仍然难以汇成一幅可辨识的图像。伴随着从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到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加里·哈特(Gary Hart)的跳跃剪辑,奥特尔曼在反思他们同有的“事业”或理想时,停顿得太频繁了。平心而论,自由主义的派系繁杂,再加上许多自由主义思想的模糊不清,这件事做起来是不容易的。奥特尔曼提到,特里林将自由主义描述为“一种宏观的倾向,而不是一个明晰的学说”。与左派激进分子或保守派拥护者非常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对那些赞赏“大胆、持续的实验”(罗斯福的话)的教条和理论是抗拒的,换句话说,就是拒绝立足于恒久但不断演进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对“格式塔”(一种心理学,认为学习的过程比学习的结果重要得多)作分解剖析是很困难的事。
不过,历史学家就是干这个的,而其他一些书——近些年最值得关注的有阿兰·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和保罗·斯塔尔(Paul Starr)的著作——可以把被《事业》描绘得模模糊糊的画面变清晰。作者有很好的愿望,但是,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可以组织起清晰的智识阐述或集体决心,不但用于执政,还在他们长时间领导我们的国家生活得期间,实现了他们宣扬的目标——或者,用一种更靠得住的说法,是在比尔·克林顿承诺“以民为重”后的这二十年——此书非但不能帮你弄明白,反而会更糊涂。
对“事业”的追求到了今天,奥特尔曼的书表现出一种复仇主义的倾向。他呼吁自由主义者“重振”罗斯福的“尚武与乐观精神”,为此他对过去三十年里基本上所有的努力都报以不屑。无论是书名还是书中的口气,《事业》都透露出一种认识,真正的信念的确是有的,但自那以后出产的自由主义,都是要加以鉴别(并找到缺陷)的。像加里·哈特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被斥为年轻幼稚和冷漠无情;1980代晚期的“新民主党人”则过分受制于他们的企业捐助者。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可怜的迈克尔·杜卡基斯,不仅是总统竞选的失败者,而且被斥为“根本不是自由主义者——只是走向危殆时期的一个征兆,显然,美国自由主义从此陷入对坚定的政治主张的无止境追寻。”至于自林登·约翰逊后当选总统的民主党人——克林顿、吉米·卡特和巴拉克·奥巴马,《事业》一书严厉地批评说,这三个人全都屈服于“政治压力”,做总统时比做总统候选人时要“保守得多”。
这每一个观点,本身都是值得商榷的。但合在一起,就反映了对妥协的一种蔑视。奥特尔曼没有提出其他可选择的道路,只是将自由主义者扔在了一个似曾相识的死胡同里。很遗憾,拖累自由主义的恰恰是这种蛮横的裁断(保守派那边相对应的,就是死守着里根时代的教条和宗教虔诚的魔力,把共和党封在了某种智识的肉皮冻里)。
“工作依旧,事业继续,”1980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本书的主人公之一、罗伯特·肯尼迪的弟弟爱德华·肯尼迪在那篇激动人心的演讲中说。但是,真的想事业继续,这前进的手段必然也是要随之演进的,必须充分考虑到下面这些令人不快的现实:债务规模;公众对政府及大多数公共机构的深切怀疑;法院对人权的主张和政府权力的维护表现出敌意;我们维护共同利益的决心已经微乎其微。工作,的确依旧。
本文作者Jeff Shesol,曾是比尔·克林顿总统的演讲稿撰写人,著有《最高权力:富兰克林·罗斯福诉最高法院案》(Supreme Power: Franklin Roosevelt vs. the Supreme Court)一书。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2年5月20日。
翻译:李阳,经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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