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甫跃辉在上海在写作

八年前的那个夏日午后，天空湛蓝，阳光耀眼。我打电话到复旦大学招生办，打了一次，挂断后，又打了一次，这才跑到后院告诉正在做木活的爸妈，我要去上海了!在此之前，我连昆明都没到过，甚至，连保山市区都只去过一两次。基于此，家里决定由爸送我——问题是，我爸同样连昆明都没到过，更别说上海了。
　　坐了一夜客车，越过了重重大山，越过了怒江和澜沧江，我和爸到了昆明。说来真够幸运的，我们连买火车票得提前都不知道，竟然还在当天排队买到了两张到上海的硬卧火车票。将近六十个小时后，我们到了上海。记得在火车上，我们结识了一位到云南做木炭生意的浙江人，他跟我讲了很多上海的事儿，我莫名地觉得，到了上海可以跟着他走。但火车一进站，他就消失了。我和爸一下子就目瞪口呆地迷失在了上海火车站曲里拐弯的地下通道和稠密的人群中。我们这两个土里土气的农民，急得脑门子直冒汗，拖拉着笨重的行李，急吼吼地胡走了一个来小时，才摸出了车站，在被灯火晃得迷乱的夜色里，找到一辆面包车去复旦——那儿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乡在等我们。为什么不打的呢?因为我们莫名地觉得，的士是轿车，价钱应该比面包车贵，殊不知，面包车是黑车，专宰我们这种一眼看上去就是剐到上海的外地人。整个坐车的过程，可以说既尴尬又惊险，先是我不知道怎么开车门；然后呢，走了一会儿，司机竟然找不到去复旦的路了只好下车问人，爸担心有什么不测，跑下车记住了车牌号，上车问我，一个“户”字加上三点水是个什么字?再后来，等红灯的时候，我看到司机将一个空的香烟盒捏瘪了扔出车窗——真是太震惊了!在我的想象中，上海可是个随地吐一口痰都会有警察跳出来罚款的城市。
　　就这样，我在完全陌生的上海生活下来，一转眼，八年了。
　　在我老家，人们对上海这个城市实在太陌生了。他们固执地认为，上海，离我们老家要比北京远得多，其实，北京离我们老家更远。我最近在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大概是因为北京这个城市作为一个鲜活的概念，参与了很多中国人的生活，但上海是完全在我们的生活之外的。提起北京，老家的人们会想到毛主席，想到长城、故宫、天安门，可是提起上海呢?老家的人们转了半天眼珠子，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想起“南京路上好八连”，此外，就是“灯红酒绿”之类的词了。上海在我们老家人眼中，就是一个特别有钱的地方。因为“特别有钱”，也就离他们特别远。
　　这番话，是我前阵子跟复旦的王宏图老师吃饭时说的。席间，王老师还说，好像反映北漂的文学作品很多，反映“海漂”的很少，至少，不成体系。上海写作者大多是本地人，写的也多是本地人的生活，就算写到外地人，也多是隔膜的。这和北京的情形很不一样。我曾经在一家著名的文学期刊实习，其间参与过一套丛书的编辑，要给许多全国知名的作家寄信要求得到他们的授权，结果，那么多信，百分之七八十是寄往北京的。那么多待在北京的外地作家——还有艺术家们，产出了大量反映北京的外乡人的作品。为此，王老师建议我，可以写一些关于漂在上海的外地人的小说。事实上，我一直试图做这样的尝试，《十月》杂志发表的《动物园》和《丢失者》就是这样的作品。这俩小说的主人公是同一个人，我原本想着，是要写成一个系列的，但到目前为止，才写了三篇。不知道我能不能写出这么一个漂在上海的外乡人的真实遭际，也借此写出一大拔来自乡村的年轻人在城市的真实遭际。
　　在我刚刚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少年游》的序言中，阎晶明老师最后写道：我“今后的创作如果要继续前行，还必须要跨越出记忆的圈套，打破已有的格局，向更加空阔的天地去努力前行”。这确实是我要做的。我有十九年的岁月生活在中国西南边陲那个叫“汉村”的偏远乡村，但至今也有八年多时间生活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本来完全不可能放在一起考量的两个地方，被我的生命轨迹串联起来了。它们互不相干地存在着，生长着，让我有了无尽的困惑和思索。而且，我知道，有这样的困惑和思索的，在这个时代，应该不单单是我一个人。我应该将我全部的切身感受，通过文学的方式精确表达出来。
　　然而。有时候我又不免犹疑。
　　在上海这样一个“灯红酒绿”的城市，对我这样一个连安定住所都没有的人——研究生毕业一年，我已经搬了两次家，再过一个月，我将不得不搬第三次家——写作，是不是太过于奢侈了点儿?大概一个月前，妈打来电话，说我二表哥查出得了白血病兼肾衰竭，医生建议赶紧化疗，同时又说即便化疗了，也不能保证治好。三十七岁的二表哥并未多想，回家了，不治了，因为他不想在自己过世后让大表哥背上巨额贷款。大表哥大哭了一场，完全束手无策。我打电话安慰姑妈，姑妈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难受。姑妈说，你们兄弟俩当年那么好的成绩，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愿意读医学专业呢?要是学了医，现在也能帮上点儿忙。我握着手机，半天不知说什么好。
　　——两个多月后，我回到老家第二天，就和弟弟去看二表哥。他已放弃治疗，骨瘦如柴，但神志清醒。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话说，宽慰的话，说起来已有些勉强。只是坐着，看着他。那间屋子的日光灯坏了，舅舅和大表哥支起梯子换灯。我看到他躺在床上，一直仰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灯看。换好了，按下开关，却仍旧不亮。那灯一直没亮。黄昏了，屋里越来越暗。我看到他眼睛里似乎也暗了一下。第二天日落时分，他就过世了。
　　文学，对那些仅仅冀望生活安稳和顺的人们，究竟有多大用处呢?文学是否能如一盏可以放出光亮的灯，给人一点儿微末的安慰?当然，我可以像某些人那样很不屑地说，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文学就不应该是功利的实用的。但是，为什么我心中仍旧不安呢?
摘自：《十月》原文链接是：http://www.hao1111.cn/a/shiy/418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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