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财新记者对话翻译家万之谈莫言小说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19时（当地时间10月11日13时），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以表彰他对历史和当代文学的贡献。
　　评委会的颁奖理由是：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评委会阐述道：莫言的作品将幻想与现实、历史和社会视角等融合在一起，他作品中营造的世界，会令人同时联想起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同时又从中国的古老文化和口头文学传统中寻找写作的出发点。
　　这是第一位中国籍作家获得该奖项。莫言原名管谟业，生于1955年。1967年辍学务农。1976年2月入伍，1997年转业到报社工作。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1981年起，莫言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丰乳肥臀》《蛙》等11部，中篇小说《爆炸》《透明的红萝卜》等20余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冰雪美人》等80余篇，曾获国内外多种奖项，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外文100多种版本，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
　　莫言获奖的消息宣布后，财新记者立即专访了旅居瑞典的作家、翻译家万之。万之的妻子陈安娜为瑞典著名翻译家，译作多达40多种，莫言主要作品的瑞典译本即由她完成。
　　财新记者：请问陈安娜是如何开始翻译莫言的作品的？
　　万之：安娜开始翻译莫言作品大约是在1994年到1995年前后。此前有位汉学家罗得保创建了一家名为“鹤”的出版社，专门出版中国文学。他本人翻译过鲁迅、台湾作家李昂等，也出版过安娜翻译的苏童小说《妻妾成群》，以及由我编选、安娜翻译的《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集》。一次他与安娜买菜时在楼下偶遇，两人聊起继续合作的可能性，结果不约而同都谈到了莫言。因此，安娜开始翻译《红高粱家族》，1997年由“鹤”出版社出版，2001年又出版《天堂蒜苔之歌》。可是在瑞典这个才900多万人口的国家，出一本书不卖到2000册以上肯定赔钱。罗得保因此负债累累，最后不得不一分钱不要将“鹤”转手，自己到欧盟总部去当翻译挣钱还债。我认为，这个汉学家是应该感谢的，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他对中国文学、对推出莫言的作品有很大贡献，而且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财新记者：安娜在哪里学的中文？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成员马悦然的学生，她选择翻译莫言是否与他有关？
　　万之：安娜1985年开始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学习中文。马悦然是她的老师之一。后来她在瑞典南方隆德大学攻读中文，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是瑞典另外一位汉学家罗斯。安娜最早接触的中国文学大概是中文课本里的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或者老舍的作品等。另外，她的中文老师组织学生翻译过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她第一次独立翻译的中文作家作品是苏童的《妻妾成群》。她喜欢的中国作家，除了苏童、莫言、余华，还有她翻译过或者正翻译的阎连科、虹影、韩少功、陈染等。
　　有人说安娜作为学生听从马悦然的安排而翻译莫言，这只是一种传言。从作家作品的选择到具体的翻译工作，她都是独立完成的。马悦然一开始是翻译他个人比较欣赏的山西作家李锐的四部作品。2002年他还请李锐来参加过诺贝尔奖百年庆典活动。那时瑞典学院可能知道李锐多于莫言。马悦然开始喜欢莫言是在安娜翻译之后。2006年安娜开始翻译莫言的《生死疲劳》，前后花了六年，是个大工程。据我所知，全稿修改至少七次，直至2012年5月才出版。由于有了罗得保的前车之鉴，“鹤”出版社的新老板总怕赔钱，拿到译稿却不敢印。后来安娜答应不要翻译费，他才开印。《生死疲劳》只印了1000本，甚至仓库里还剩下的《红高粱》他都不想要了，因为仓库是租的，还要交钱存放。现在莫言一得奖，瑞典文版的书在书店根本都买不到，只好赶印。
　　财新记者：作为译者，安娜如何评价莫言的作品？
　　万之：安娜非常认同瑞典学院那句高度概括的颁奖词——莫言将幻想与现实、历史和社会视角融合在一起。安娜还认为，莫言非常会讲故事，想象力丰富，而且语言很有特色，而这些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具备的。
　　财新记者：莫言作品的国外译介情况和评价如何？
　　万之：莫言的作品在美国、法国、德国都有很多译本，他已经得过不少重要的国际文学奖，包括法国政府的勋章，还被选为德国科学院院士。
　　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来瑞典领奖接受采访时曾说过，如果让他推荐其他亚洲作家，他推荐莫言。他在他的诺贝尔演讲中，还特地再次提到莫言。那时大江健三郎说英语有口音，莫言听起来发音像马原，我还为马原高兴了一阵子。后来才明白不是马原是莫言。
　　财新记者：有人说今年的结果出人意料，与以往诺委会的评选标准不同。你离诺委会很近，不管是地域距离还是人际关系上。你如何看待这个结果？
　　万之：我认为这种传闻不是空穴来风，莫言其实经常被提名。瑞典学院每年都会给已获奖者专门写信，邀请他们提名，大江就多次提名过莫言。据我所知，他们惺惺相惜，私交也很好。此外，莫言作品的英文翻译葛浩文，同时也是教授，也有提名资格。当然也有中国的文学教授参与提名。这些情况自然不是完全不透风的。现在也是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大江1994年就当着所有院士的面赞赏莫言了，这是一个亚洲重量级对另一个亚洲重量级的作家的推荐，难道还出乎意料吗？
　　我认为这个结果和以往的标准也没有什么不同，宣布结果的常务秘书，把莫言和1949年得奖的美国作家福克纳，以及1986年得奖的拉美作家马尔克斯做了比较，认为风格上接近。1949年和1986年的标准还在运用，你能说诺奖的标准在变吗？
　　财新记者：莫言身为中共党员、人大代表、作协官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及西方文学界、知识界有何看法？
　　万之：瑞典媒体也有人问这些问题，甚至还有媒体提到莫言最近抄写毛泽东《讲话》的事。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其实不考虑作家的政治身份、政治态度，这对他们来说不重要。关键是你是否写出了激动人心的作品。好比说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现在是公认的大师作品，你能因为他当时的政治身份而否定他音乐作品的伟大吗？那是政客的做法。
　　财新记者：不少中国人一直有诺奖情结，其他国家的公众和作家也是这样吗？
　　万之：那些已经有作家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国家没什么情结，中国的情结来自于中国的特殊背景，因为还没有一位本土作家得过奖。这和民族主义情绪也有关系。当然，美国作家因为多年没有得奖，而且瑞典学院还批评美国人不关注外国文学，市场上多半卖美国作家的书，结果美国作家很有怨气怨言，说明美国人也有点情结。
　　财新记者：安娜为向瑞典推介中国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请谈谈她的工作情况。
　　万之：安娜曾经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管理也负责选购中文图书，所以她中文图书阅读量很大。有时为了考虑瑞典华侨中文读者的需要，需要有通俗性，她也购买比如说武侠和侦探小说。她觉得金庸的《鹿鼎记》还不错，甚至还想翻译，但苦于没时间。她也购买和阅读《藏地密码》《狼图腾》和《藏獒》之类通俗作品。最近她还买了董启章的《V城系列》四部曲。
　　1999年安娜曾有机会到瑞典驻华使馆担任文化官员，2011年中国作协邀请她到北京参加世界翻译家的大会，但都未能成行，不能不说对她和她所热爱的中国文学是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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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