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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发表于 2013-2-19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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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猪头猪智慧 于 2013-2-19 18:55 编辑
在毛泽东去世后，他的那件天衣开始崩裂了，那些沉寂了近三十年的旧话，又开始重新浮出水面。当然，那并不是简单地重复着以往的炒作，而是又有了新的“发现”……
毛泽东的“第一桶金”
陈小雅
股市间有一则谚语：
有谁能知道，在夏季的南美亚马逊河流域，一只蝴蝶翅膀煽动所震动的气流，会掀起东亚地区的金融风暴？使多少政客倒台、几顶皇冠落地？
这个形容看似有些夸张了，但它所揭示的“蝴蝶效应”是存在的：
在人类历史和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也许有一种神秘的内在联系；
小事情可以影响大格局；
一尘之微，也不至于无因落地。
本书讲述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范例。迄今为止，它所揭示的人性要素，还不曾被任何一位天才的小说家想象过；它的复杂的结构，也不曾被任何一台精密的计算机描绘过。而它的真实存在，在过去的八十余年里，一直掩藏在一大堆被“正史”剪辑后遗弃的“废片”之中……
第一章 毛泽东的“俄狄浦斯情结”
在古代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关于“俄狄浦斯王”的传奇。
俄狄浦斯是底比斯国王的儿子。他出生的时候，父母得到了一个来自神的“预言”：这个孩子将来会“杀父娶母”。因此，在俄狄浦斯出生以后，就被父亲弃置于山崖之下。但这个孩子没有摔死，而是被一个好心的放牧人救了回去。以后，他成为科林斯国王的养子。长大以后，俄狄浦斯也获得了那个可怕的神示，但他以为，科林斯国王和王后就是自己的父母，为逃避“杀父娶母”的命运，他逃离了科林斯王宫，并在无意中杀死了自己的生父——底比斯国王。但这件事一时并不为人知晓。
后来，俄狄浦斯在除去怪兽斯芬克斯的搏斗中立了大功，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他被底比斯人立为新国王。即位的他，按照习俗娶了底比斯前国王寡居的妻子（也就是自己的生母）为王后，并与她育有子女四人。数年以后，国家发生了一场罕见的瘟疫，俄狄浦斯又去向神问计。神告诉他，只有除去杀死前国王的人，国家才能消灾弥难。于是，俄狄浦斯命令属下去查找那个杀死前国王的罪犯……
经过一番追查，线索指向了新王本身。于是，俄狄浦斯才知道，自己已经犯下“杀父娶母”之罪。他的母亲兼妻子闻讯自缢而死。俄狄浦斯则刺瞎了自己的双目，流浪而死。
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根据这个故事，写出了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被列为古代西方四大悲剧之首。这个悲剧暗示人们，命中注定的事情，是无可逃遁的。人的努力，只能变幻悲剧的形式，却不能避免它的结果。现代心理学家则把男孩子的“恋母”现象归于人类命定的“俄狄浦斯情结”……
下面，我们讲述的，是一个东方的“俄狄浦斯王”的故事。
毛泽东热爱自己的母亲，而仇恨自己的父亲。关于这个话题，很早就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其中最奇特的一种，就是谣传他想杀死自己的父亲。至少，在1926年，也就是在毛泽东三十三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开始独树一帜，走上暴力革命道路之前，中国京城里的一些著名人物，就在谈论这个话题了。对此有兴趣的一个人，就是在中国推翻皇帝的那场革命后，把袁世凯再次推向帝位的“筹安六君子”之一——杨度。这个后来成为共产党的秘密党员的“帝制”拥护者，有一天，向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学萧子升提了许多关于毛泽东的奇奇怪怪的问题：
“老弟，你怎么能有他这样的好友呢？我听说他可是一点也没有人情味呀！”杨度不解地问萧子升说。
“我们是同学”，萧子升解释道：“我承认毛泽东的行为有时有些倔强，但不能说他没有感情或没有人情味。”
“我看到报纸上说，他的头发几乎盖住了前额，而且面貌也相当丑陋。”杨度继续说道。
“这太荒谬了！他绝不丑，事实上他是一个十分正常的人。”萧子升替老同学辩解说。
“他们说，他想杀死自己的父亲。”杨度仍想证实自己听到的传言。
“事实上，他和他的父亲相处得不太好”，萧子升继续说：“但他决没有理由想杀死他的父亲。”……[1]
不知道当时萧子升的辩护，是否打消了杨度心中的疑虑，反正，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毛泽东统治的时代，在中国大陆，你无论如何再也听不到这类传闻了。这不仅因为毛泽东的画像已经高踞庙堂之上，而且几乎无处不在，足以端正人们的视听，而且，党的宣传工作者为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品牌”形象，已经为毛泽东织出了一件真正的“皇帝的新衣”。正是这件宽大得象“天衣”一样的遮羞布，把毛泽东的经历、品性和生活中一些真实、但不能令人满意的成分掩盖了。
但是，这种谣传并没有永世绝迹。在毛泽东去世后，他的那件天衣开始崩裂了，那些沉寂了近三十年的旧话，又开始重新浮出水面。当然，那并不是简单地重复着以往的炒作，而是又有了新的“发现”。其中最典型的一种，来自英国的《毛泽东传》作者菲力浦. 肖特（Philip Short）。
肖特的发现：“父占子妻”的谣传
在Short所著《毛泽东传》中，关于毛泽东的父子关系，有一段暧昧不明的文字：
他父亲仍旧唠唠叨叨地骂他，不断地挑他的毛病，他变得越来越孤僻。以后，又是他婚姻失败。14岁时，他父亲给他订婚，依照当地保留的风俗，给他找了个大他六岁的农家女儿……但是，毛拒绝进新房，他有自己的原因：伴着她，他永远睡不着；他“向他提了自己的小小想法”，并且不把她看作自己的妻子。不久以后，他用离家出走的方法来解决他的这一问题……
关于这一段生活的小插曲，毛很奇怪地缄口寡言。……别人也不知道，对罗小姐来说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建议提了出来，她留在毛家作为管家，或者成为毛父亲的小妾。不管是这个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毛的母亲最后离开了韶山的这个家，回到湘乡老家的农村，与她的兄弟们住在了一起。[2]
这段文字分明是在暗示，毛泽东的父亲可能占有了毛泽东的结发妻子。而这样一来，毛泽东与自己父亲的关系不好，甚至想“杀死”父亲，也就情有可原了。
那么，Short的这一猜测是否能够成立呢？首先，我们必须肯定，他说的许多事情都是存在的。
毛泽东一生结过四次婚。在韶山《毛氏族谱. 齿录卷. 十五》中，记载了前三次。他的第一个妻子姓罗，与那个年代大多数农村女孩都没有正式的名字一样，她根据在家中姊妹排行老大的位置，被叫做“一秀”或者“大秀”。罗氏生于公元1889年10月20日，比毛泽东大四岁零两个月零六天，卒于1910年2月11日，年仅21岁。据同乡中见过她的老人说，一秀“长相丰满”，善于操持家务。她与毛家的这门亲事，是在她14岁那年约定的。为了迎娶这位媳妇，毛家没有少给女方送彩礼。
关于毛泽东的这第一次婚姻的具体状况，美国作家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有如下描写：
“（结婚时）可怜的毛泽东呆若木鸡。出于某种考虑，泽东有礼貌地接受了这种生硬的可怕的仪式，他规规矩矩地向每位来宾磕头。惊恐万分的新娘被揭去红盖头，像新买来的商品第一次接受检查。但是他绝不与这位比他大六岁的新娘住在一起，并发誓说绝不碰她一个指头。”
特里尔对毛泽东初婚情状的描写，没有注明来源何处。但关于罗氏情况的记叙，显然出自美国记者斯诺《西行漫记》中毛泽东的自述。1936年，他在延安接见斯诺时说过：
“（1907年）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到她。”
不过，在此，毛泽东计算自己的年龄时，使用的是十足年龄，而对罗氏使用的却是“虚岁”。那是中国农村通常使用的一种计算年龄的方法，即在一个人的十足年龄的数字上再加一岁。其法理依据，大约是把胎儿在母腹中形成即视作生命的开始。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罗一秀的“虚岁”之上加了一岁，即把那“两个月零六天”也算作“一岁”。这样，他就把原本只大自己四岁的妻子，说成大他六岁了。这样说的意图，无非是为了向人们证明，这桩由父母作主的婚姻，是多么的荒谬。
罗氏在毛家只渡过了三年时光，去世的时间，就在毛泽东离开韶山去湘乡读书之前，即1910年春节后的一天。罗氏的死因，是患细菌性痢疾。她去世后，毛泽东开始了外出求学的生涯，先是到了邻县湘乡的东山学校，以后又从湘乡到了湖南省会长沙。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欢罗一秀，甚至连一点少男对于异性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望也没有，这是不是有点反常呢？后来的许多人，想当然地把这归结为毛泽东早期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斗争决心，说他当时不仅就有了后来的觉悟，而且早已付诸行动。
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件事情的不合常理，促使有些人要起来揭示“真相”。一个率先的行动者，就是毛泽东诗词研究专家彭明道先生。他所聚焦的目标，是毛泽东公开发表的、写作时间最早的一首词——《虞美人 枕上》。
[1] 见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35页。
[2] 菲利普.Short《毛泽东传》（中文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1页。
毛泽东《虞美人 枕上》为谁而写？两个版本的微妙差别。写作的时间成了关键。注释者的漏洞：一首作于1921年的词，不可能在1920年时送给杨开慧……
毛泽东手书《虞美人 枕上》
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二）
陈小雅
《虞美人 枕上》为谁而写？
这首词的内容是这样的：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1]
目前，关于这首词流传于世的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上面这首1989年《湖南广播电视报》首次披露的版本（下称“广电版”），一个是下面这首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所持版本（下称“文献版”）：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两个版本有着微妙的差别。凡略晓人事的读者都会感觉到，前一个版本中描绘的是主人公孤独、飘零、无奈的心态。其中“倦极身无凭”，更是一种无聊自慰后，身心俱疲的形象描述。这与人们所熟悉的毛泽东历来诗词的风格，也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若有人说此词不是毛泽东所写，恐怕有大多数人都会相信。但是，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的时候，却收入了这首词。这说明，这首词，是经毛泽东本人认可的他自己的作品。但是，在中央权威出版部门出版时，这首词的题目后面，编辑者注明了一个原来没有的时间“1921年”——即毛泽东与第二任妻子杨开慧公开同居的时间。为了前后统一，在该词后面的注释部分，编者还注明，“离人”是指作者的夫人杨开慧。
对照“广电版”原文，我们可以看出，这首词在收入权威部门出版物时，在如下几处做了改动：
其一，将“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一句改为“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其二，将“晓来百念皆灰烬”中的“皆”字改为“都”字；
其三，将“倦极身无凭”一句改为“剩有离人影”。
因为这一改动，“广电版”中的一人独处自慰的悲惨故事，大体上变成了一个稍带伤感情调的别后情状描述。但是，“文献版”终究不能把“长夜难明”的感慨变为“时间过得太快”的体验。前者是单相思者的独特体验，后者则是恋人相处的感受。于是，这里便发生了一系列问题：
一、毛泽东这首词，到底是写给谁的？
二、毛泽东这首词，是什么时间写的？
三、毛泽东为何会写这首词？
对于第一个问题，彭明道先生怀疑，它很可能是毛泽东写给原配罗氏的。他的理由是，这首词的风格与大家熟悉的毛泽东后来所有诗词的风格差别很大。因而，彭明道断定，它应该属于词人“未成熟”时期的作品。再则，是毛泽东对这首词的态度有些暧昧。彭先生说：
事情是毛的一位战友的遗孀引起的。曾经在红二军团和红三军团任过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早在红军时期就英勇牺牲了。他的夫人李淑一是一位在诗词上很有造诣的女教师，也是杨开慧的生前好友。李淑一……想起了自己当年思念丈夫时写下的一首《菩萨蛮》：“兰闺寂寞翻身早，醒来触动离愁了……”由此，她又想起了昔年在开慧那里看到（或听到）过的一首词。岁月悠悠，她只依稀地记得开头两句：“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1958年，这位饱学的女教师想到这些，仍然激动得不能自已。于是她写信给毛泽东，一为叙旧，将自己的旧作寄给领袖一阅；二则想请毛氏将那首词写给她，作个纪念。毛不忘旧友，亲自给她回了信，并写了后来脍炙人口的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赠她。留下了诗坛一段佳话。
为什么李淑一点到的一首现成的“堆来枕上愁何状……”不写，而另写一首《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回赠故人？诗人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当时大概没有人去仔细揣摩，也无从揣摩。但隐约之间看得到的，毛氏似有两层深意。一是对李淑一和她的丈夫的怀念和尊敬：“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二是他明白无误地说了一句：“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
这里的第一层意思，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是体味得到的。而毛氏的另一层面的心语，又几乎是所有的读者和注家（尤其是权威的注家）都忽略了。“开慧所述那首”有什么“不好”呢？[2]
彭先生认为，毛此处所说的“不好”，并不是指这首词“不健康”，因为在1957年，毛听到一首题为《吻》的新诗受到非议时，还以惯有的幽默为之打抱不平。毛泽东说：《诗经》的第一篇是不是《吻》？可见他自己并没有把这些都作为“资产阶级情调”革掉。彭明道说：
毛泽东说话行文，是十分严谨的。他说“开慧所述那一首”，只能说是当年开慧看过这首词，这与“我赠开慧……”这样的句子，是有严格区别的。
继而，彭先生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说这首词“不好”，是因为“这首《虞美人枕上》，既非赠开慧之作，也不是写于1921年”。“《虞美人 枕上》应是一秀去世后不久之作。这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无病呻吟。陆游、苏轼那些悼亡的名篇，此时必然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尽管他的文笔还略嫌稚嫩，但八年的古文功底已经足够让他作这样一次倾诉，一次呼号，一次喷发。”
彭先生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是把这首词的写作时间放在“1921年”，明显是后来修订时，词人使用的一种障眼法。因为一首作于1921年的词，不可能在1920年时送给杨开慧。这一点，本书以后还要谈到。
但问题是，毛泽东如果那样怀念罗一秀的话，他有什么必要加以否认呢？在毛泽东接见斯诺时，他已经是结过三次婚的人，而且，第二次与杨开慧的婚姻还没有结束，就与贺子珍开始了同居，这在革命队伍中已不是什么秘闻。若说毛泽东要以此来证明自己感情的纯洁，是断没有必要的。但对一个女人就不同，如果她是被两个男人“碰”过的，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她已不是一个纯洁的人。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Short的猜测，还不能完全归于无稽之谈。
但是，最近被毛泽东的外孙女公开的一则旧闻，很可能使此事真相的探索又峰回路转……
2007年1月的《退休生活》上，载有一篇《孔东梅披露毛泽东初恋往事》。文章说：
“……另有一名为王十姑的女性，毛泽东在共和国成立之后，曾多次向可能知情的人问起她的情况。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曾问过外交部担任礼宾和记录工作的王海容：‘那个王十姑——怎么样了？’由于王海容根本就不知道王十姑就是她的姑婆，所以无从作答。而王十姑的另一个哥哥王星臣的女儿王曼恬，在抗战时期去延安后，也曾被毛主席见面后的第一句话问得摸不着头脑：‘那个王十姑——怎么样了？’
孔东梅告诉记者，‘王十姑其实和我外公是两姨表亲，从小就在一起玩、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情投意合，甚至谈婚论嫁。如果他们俩成为夫妻，就是所谓的‘中表婚姻’。但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婚姻和合需要通过测八字来决定。就在外公和王十姑翘首以待好事成双的时候，算命先生得出结论说，两人八字不合，亲事不成。……后来，王十姑在本县定了亲，丈夫姓赵，‘据说她出嫁那天，外公还作为娘家人亲自给她抬春箱。而王十姑则在婚后不久就去世了，外公奔波在外，一直没有得到消息’。
孔东梅认为，此后，毛泽东一生痛恨包办婚姻，疾呼妇女解放可能与此事有关。”
这个故事的讲述人孔东梅，是毛泽东与第三任妻子贺子珍的外孙女。作为王十姑与毛泽东下一辈的王海容和王曼恬都“摸不着头脑”的事情，在一个并无直接亲缘关系的隔代人那里，被描述得如临其境般的活灵活现，多少有一些演绎的成分。再则，毛泽东直至1950年代尚在打听王十姑的下落，说明他并不知道王十姑在出嫁后就死去的事情。因此，文末所说毛泽东一生“痛恨”包办婚姻，这个“痛”字，似乎就少了一点根据。更何况，如果二人是一对生死相爱的鸳鸯，毛泽东是断然不会去为王十姑“抬春箱”的。这是我们不能把孔东梅讲述的故事，当成历史事实的原因。
但是，孔东梅的这一说法，并非完全没有参考意义。王十姑的名字，笔者在1970年代在湖南大学工作时也听到过。显然，她的生命一直活在乡间的传闻中。这个传闻的合理性在于，它满足了毛泽东早年经历的许多要素：
其一，毛泽东与母亲的家族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点，我们在接下来的故事里还要讲到；
其二，毛泽东晚年与李志绥的谈话证明，他在十二三岁已经有过性经历；
其三，这个故事，与《虞美人 枕上》所述的情状和它的创作时间比较吻合；
其四，它可以解释一个已经情窦初开的少年，为何对一个娶进门的媳妇儿毫无兴趣；
其五，也是最重要的，它证明，毛泽东在性爱方面表现出的排他性，并不是来自于某种观念，而是来自于人性的自然——爱的排他性。
但是，这样一来，Short所讲述的那个故事，显然就失去了一个支撑——毛泽东并不是为了避免做父亲的“情敌”，才冷谈罗一秀的。
[1] 据彭明道《毛泽东〈虞美人 枕上〉探幽》。原载《书屋》杂志。
[2] 彭明道：《毛泽东〈虞美人 枕上〉探幽》。
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三）
美国人肖特关于毛泽东的父亲把儿子的原配占作“小妾”的猜想来自何方？“鄂豫皖”变成“鳄鱼湾”——来自翻译的疑云。江青到陕北洛川受到“盛大”欢迎，错误又出在哪里？
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三）
陈小雅
“小妾”与“鳄鱼湾”——来自翻译的疑云
接下来，我们可以对Short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他的那个如此重大的发现，在毛泽东执政以前的四十余年里，没有流传，而是在1999年，也就是Short走访毛泽东的家乡时，才被一个外国人发现呢？
我设想，Short1999年在韶山真的找到过一位“知情者”。而这位知情者应该是在毛泽东结婚的那个年代，就已经通晓人事了。毛泽东于1907年结婚，毛泽东的原配罗氏于1910年去世。如果，这位被采访者是一个1900年出生的人（他在罗氏去世时已有十岁），到1999年见到Short时，他也已经99岁了。我们不知道，韶山冲是否真的出现过这样一位“寿星”，但我们姑且相信，Short真的有幸能见到这样一位知情人，但这位老人究竟对他说了些什么？却是我们不得不存疑的。
首先，“小妾”一词，是从何而来的？
这里讲一个题外的故事，笔者在写作《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1]时，有一章专门考察了1974年前后，发生在北京的一则政治谣言。其中涉及到罗克珊. 维特克（Roxane Witke）在《江青同志》一书中的这样一段记叙：江青对她说，自己1937年到达陕北洛川时，正在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出动，欢迎了她，同她握手。这个故事，在中国几乎没有人相信。但究竟是江青在说谎，还是Witke的记录有问题呢？一般中国人很愿意相信，是因祸国殃民而声名狼藉的江青说了谎。有人则认为，江青不一定吹牛，因为另一名著名女作家丁玲1936年到达陕北的保安时，就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热烈欢迎。在那样一个艰苦的年代，在那样一个偏僻的地方，一帮武夫，没有见过名女人嘛……
笔者不敢轻信任何一方，于是去查找了对江青十分反感的，与Witke同时在场，并担任记录的中国外交部官员张颖的记录。结果，同时在场、负有记录责任的张颖笔下根本没有这些情节。笔者相信，Witke是一个学者，她不致于凭空捏造。她留下这样的描述，一定是有原因的。但问题出在哪里呢？笔者后来找到一位当时参加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的回忆录，一看，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来，那次会议闭幕，大家走出会场时，刚好看见江青乘坐的车也到达了那里，因为与江青同行的一位女士，要在那里与参加会议的丈夫会合，一同前往延安。在那种情况下，那位女士把江青介绍给大家，有人与江青握手，是毫不奇怪的。毛泽东因为有事，是那次会议最后离开会场的人。在江青的叙述中，没有提到毛泽东与她是否见面或者握了手。从张颖披露的江青与Witke谈话的全部记录看，我认为，江青有可能是按照这种实情叙述的。但是，对于中文听力不太好，又被江青的历史跨度极大、专业名词颇为生疏的叙述搞得昏头胀脑的Witke，完全可能因一时走神，记录得不完全，而在复原整个过程时，把那个场景想象为对江青的盛大欢迎了。
我认为，Short在韶山，完全有可能陷入同样的境况。首先，他自己的中文听力怎么样？他的翻译的素质怎样？对口音浓重的湘潭话的理解力怎样？关于中国的社会历史知识怎么样？都是未知数。而这几个方面，只要有一个方面不得力，记录和理解就有可能发生偏差。据我的朋友王友琴女士说，在Short的这本《毛泽东传》里，就曾把 “鄂豫皖”——代表中国的湖北（鄂）、河南（豫）、安徽（皖）交界地带的一个红色根据地的名称——翻译成了“鳄鱼湾”。那么，Short是否会把当地人所说的“小节问题”理解为“小妾问题”呢？湘潭话的“节”（jie），正好读作“妾”（qie）！
另外，是否存在这种情况，负气而不知轻重的少年毛泽东曾对父亲说过这样的话：“既然你说她好，你自己去娶她吧！”而在不了解中国少年反抗父辈习惯语言的Short那里，这句话就变成了“一个建议被提了出来”……
凡此种种，虽不能作为结论，但却是不能不考虑的。
此外，毛泽东与父亲的关系，并非像外人所理解的那样不共戴天。有照片为证：
依照照片标明的“民国八年阴历九月二十二日”，以及照片中毛泽东臂戴黑纱的标记，我们可知，这是在毛泽东的母亲去世后，毛泽东和父亲、堂伯父和弟弟的一张合影。从这张照片上，我们看到，毛泽东（右一）站在堂伯父（右二）的身边，而依傍着父亲毛贻昌（左二）的，却是小儿子毛泽覃。这种组合结构意味着，直到母亲去世，他们的父子关系仍没有得到彻底改善。但是，此时此刻，二人都愿意出现在同一画面，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否说明，二人之间虽然有一些距离，但并没有显示出仇人之间必然会产生的“肢体排斥”的征候呢？如果其父真的犯有人们所猜测的“乱伦”罪行，不要说以毛泽东的个性，是绝不能原谅他的，就是常人，也会是“不共戴天”的！
注 释：
[1] 陈小雅《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香港共和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
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四）
在半封闭农业社会，当兵的经历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打开眼界的好机会。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因此很早就懂得了“无商不富”的道理。他倒腾谷子和生猪生意，很快跻身为一个富农……
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四）
陈小雅
成功者的儿子
那么，在毛泽东那里，那个“俄狄浦斯情结”又应当作何解释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毛泽东的父母亲，及其相关的情况作一个大致的交代。
毛姓，是中华民族一个古老的姓氏。像其他许多的古老姓氏一样，它起源于公元前11世纪周朝国王家族的姬姓。那时候的国家，已经确立了“嫡长子继承”的制度，在王室的家庭中，长子以下的兄弟们，被分封到首都的周围或国土的边疆，一方面履行镇守四方的义务，一方面享有封地内的人口和自然资源。在西周初年，原来居住在今天陕西省境内渭水下游南岸、华山西北一带的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姬郑，被自己的兄弟武王分封到一个叫“毛”的地方，[1]建立了毛国。这个诸侯国的主人，享受的爵位是“伯”（含“霸”的意思），被人们尊称为“毛伯”。他的后代以国名为姓氏，以后这家人的后代，统统改姓了“毛”。
姬郑取代毛国原来的统治者以后，一家就在这个地方住了下去，子子孙孙在这里繁衍，一直传了二十二世，这时，家族里出了一个著名的人物，名字叫做毛遂。[2]那时候，周王朝已经解体，“王”的威信已经扫地，“伯”中的强人主宰着国家的政治，中华大地进入了七大诸侯称雄的“战国时代”。为争霸国家，在诸侯王中出现了“养士”的风气，他们招揽社会上有武功、通谋略，或口才好、或文字好的人才蓄养起来，以备政治、战争和外交之用。这些“养士”的人物中，有四个最著名的人，一个叫孟尝君、一个叫平原君、一个叫信陵君、一个叫春申君。毛家后代中的毛遂，也是一个有才智的人物，当时就在赵国（今河北省境内）的平原君手下当了幕僚。他因自愿为赵国到南方的楚国当说客，说服楚国与赵国联合，抵抗野心勃勃的秦国，因而名垂青史。
到了公元前200—100年间的汉代，毛氏家族传到第四十代的时候，又出了一个叫毛苌的著名人物，[3]他是中国古代的圣人孔子的学生子夏的学生，曾注释过古代著名的文学经典《诗经》，并以一部《毛诗》传世，被世人称为“小毛公”。他的后代中有一支又回到原阳定居。到公元300年左右的西晋末年，毛伯郑已经繁衍了五十二代，这时候，家族中出了一个叫毛宝的人。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国分南北，天下大乱，这一支毛氏传人因战乱随司马皇族迁居南方，成为后来在长江南北居住的毛姓宗族的祖先。
自西周毛氏封国，到西晋毛宝南迁，历时1300余年，一共传了五十二世，主要在中国的中原地带繁衍。到第五十四世毛璩的时候，才正式在中国东南靠海的浙江衢州定居。据说，蒋介石的生母——毛福梅就是在此定居的毛姓的后裔。在那里，毛璩又传了十二代后，到毛氏第六十六代的时候，出了一个叫毛让的人。他因为在内地江西吉水做官，把家搬到那里，所以，在那里又传了大约二十三代。到了公元13世纪初年，中原汉族人民因为反抗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统治，纷纷起兵造反，这时，毛氏已经传到第八十九代一个叫毛太华的人。他跟随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起义，四方征战，先到西南边境的云南，以后又迁回内地，最后定居在湖南韶山。在他以后，又传了二十代，才到了毛泽东这一代。
所以，自公元前11世纪到毛泽东出生的公元19世纪末年，“毛”这个姓氏已经历时三千余年，共传了一百零八代。[4]
据传，毛泽东的直系祖先——毛太华，原是江西吉州府龙城县的一个农民。在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时，他毅然放下锄头，举起长矛，投奔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队伍，为建立大明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明朝底定后，他又统领一支百余人的队伍，[5]随军远征云南，一直战到云南归入大明版图。此时，毛太华也到了结婚的年龄，于是，他像许多军屯的战友一样，娶了一位拉祜族姑娘为妻室，在当地安家落户。大明王朝也正需要这批将士及其繁衍的后代来替它守卫自己的边疆，也就把他们留在了那里。但是，毛太华到了晚年，开始思念故土，盼望叶落归根。他请求上级允许他迁回到内地。在得到允许后，毛太华偕妻子和大儿子毛清一、四儿子毛清四内迁，最后在湖南湘乡县落户。在那里，政府分给了他们一些田产，从此，毛氏的这一支，过上了不愁生计的平民生活……[6]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就是毛清一的传人。
关于毛泽东的父母双亲，第四次编修的《毛氏族谱》作了如下记载：
恩普，子一，贻昌，字顺生，号良弼，行一。清同治九年庚午九月二十一日辰时生，民国八年已未十二月初八辰时没，葬韶山南岸楠竹坨卯山西向。配文氏，清同治六年丁卯正月初二辰时生，民国八年已未八月十二辰时没。葬合夫冢同向。子五，长次殇。三泽东、四泽民、五泽覃、女二殇。
说的是毛泽东的祖父名字叫做毛恩普，生了一个儿子，叫毛贻昌，生于1870年10月15日，死于1920年2月。妻子文氏生于1867年农历正月初二，死于1919年农历8月12日。死后夫妇合葬于韶山南岸楠竹坨。妻子比丈夫的年龄大三岁。他们共同生育了五个孩子，长子和次子，以及两个女儿都夭折了，排行第三的毛泽东、第四的毛泽民、第五的毛泽覃都活了下来。
从这个族谱所载的内容看，毛氏至少在毛恩普那一代开始，已经在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定居。
毛贻昌少年时代读过几年私塾，十岁时由父母做主与湘乡县文芝仪之女文七妹订了婚，十五岁完婚。稍后，毛贻昌为替父亲偿还购置田产时欠下的债款，不得已外出从军。两年后，他结束了军旅生涯，回到乡里，用在军队发饷银积攒起来的钱，替父亲还清了债务，赎回了被典当出去的田产。然后，便独立门户，开始亲自治理家业。
在那个依然是半封闭的农业社会里，当兵的经历是令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打开眼界的好机会。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毛泽东的父亲很早就懂得了“无商不富”的道理。独立门户以后，他便由原来纯粹的经营农田转而兼做贩运的生意。他倒腾的谷子和生猪生意，使他很快跻身为一个富农，并在湘潭县城的一家米店里有了自己的股份。1893年，当儿子毛泽东出生的时候，他家已有水田十五亩，年收产稻谷六十多担。到1918年，他终将父亲在四十年前盖的泥墙草顶房子，改建成了青砖瓦房。毛泽东传记作家Short描述了毛家殷实的经济状况：
“灰瓦屋顶，飞檐，旁边就是梯形稻田，像瀑布似地翻滚到谷底，前面有个荷塘。毛自己有间卧室……”
“毛的父亲没有梦想。他的理想，也是他已经变成的那种小地主的典型的理想，就是更加切切实实的。”[7]
据当地人描述，一脉单传的毛贻昌“体格和个性都很强健”，[8]并具有“吝啬和冷酷无情”的性格。正是这种性格，把毛贻昌磨炼成韶山最成功、最富有的人。但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终身结怨于自己的长子，并在儿子最容易受影响的年龄里，把他推向了另一种人生。
[1] 在今天河南省原阳县境内。
[2] 成语“毛遂自荐”的主人公。
[3] 《毛诗》的注者。属古文学派。
[4] 见毛国杰《毛泽东祖根在河南原阳》，载《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2年12月30日。
[5] 军衔是“百夫长”，明代军队的下级军官。
[6] 见尹高潮编著《毛泽东的老师们》，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6年12月版，第6—7页。
[7] 菲利普.Short《毛泽东传》，第24、26页。
[8] 见萧三《毛泽东传》。
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五）
毛泽东对父亲的仇恨始于从童年的“温柔富贵之乡”坠入做牛做马的“冰窟窿”；毛对家庭冲突的解释：“执政党”和“反对党”；家庭的两翼恰似“社会党”与“自由党”达成的平衡。而正是这种平衡，使家庭免于衰败而又不致丧失人性；使社会不致失去活力而又不过于残酷。
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五）
陈小雅
“杀父”与“恋母”的缘由
毛泽东对自己父亲的仇恨记忆，时间大约可以追溯到他八、九岁的时候。那正是初人开始记事，开始对自己的感情有比较朦胧的意识的年龄，这个时间，远远要早于Short所说的他的缔婚时节。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到这个问题时，直言了这种意识的内容：
“当我十岁家中只有十五亩地的时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们又买了七亩地以后，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个弟弟。可是我们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饭。我家吃得很俭省，不过总是够吃的。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帐。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帐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
“老头儿继续‘聚财’，这笔财产在那个小村子里已被认为是笔大财了。他不再买进土地，但他典进了许多别人的地。他的资本增加到了两三千元。
“我的不满增加了。……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字，足够记帐之用。我母亲则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帐，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叫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方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1]
毛泽东把家庭中的这种冲突，解释为“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关系，这显然是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家庭矛盾的产物。如果抛开这层理论外衣，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自己父亲的反感，是初人的天性决定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天性”呢？我以为，其一，是初人好逸恶劳，好吃懒做的天性；其二，是倾向于公平和“同情心”的天性；其三，是憎恨管束者与反对者。
尽管毛泽东的族人和中共“党文化”的工作者一直在传说，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具有怎样勤劳的、能吃苦的优秀品质；大量毛传的作者们也众口一词地把他描述为一个熟悉各种农活，并认真负责的孩子。但毛泽东自己的叙述却证明，他具有与一般孩子决无二致的习性。少年人贪睡，有道是“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而繁重的农活逼迫他必须晚睡早起；少年儿童的天职就是玩耍，而一家之长的天职则是使财富增值，他们深知这财富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天性浪漫的少年人同情弱者，而靠苦干出身的父亲根本不相信眼泪；少年人希望慈爱，但家庭有限的资源必须向生产力倾斜；少年人希望长辈讲理，但中国的家长制和文化不高的父辈更习惯于暴力教育；少年人喜欢读闲书，家长则希望所学能够有所用……
家庭，在一个初人那里，是一个自然的感情单元，但在社会发展史中，那年月，仍然是一个生产单位。这就意味着，一家之长的父亲，不仅是孩子们的生命给与者，同时也是生产的组织者和经营管理者。为了使家业发达和不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失败，他不得不遵循以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大产出的血腥原则！——这一切，在在都会给父子之间的关系带来冲突。这位父亲越是“有为”，他对于孩子来说，就意味着越残酷！这位父亲通过“残酷”的方法获得的成功越大，他就越有理由得到孩子的鄙视！
在这个初人尚不适应的残酷的世界里，母亲的羽翼自然是孩子天然的庇护所。
由于妇女天生具有的“同情心”、公平心和浪漫气质，所以，在一般的家庭中，“母党”往往是由妇女和孩子的“统一战线”组成的。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注重“公平”和“分配”环节的倾向，恰与执政的“父党”注重“效率”和“生产”环节的特性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奇特的天然对立所构成的家庭的两翼，恰似社会政治领域中的“社会党”与“自由党”达成的平衡。而正是这种平衡，使家庭免于衰败而又不致丧失人性；使社会不致失去活力而又不过于残酷。
不幸的是，性格偏执的毛泽东由于与父亲的结怨，在成熟后终生没有走出“母党”的局限……
这里，我们不得不稍稍介绍一下毛泽东母亲家庭的简单情况：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出身于湖南省湘乡县“高冲文氏”一脉。据族谱研究者说，这支“文氏”，直接承袭了公元前11世纪西周文王的血缘。与毛姓因地而改姓不同的是，这一脉姬氏后人，得以帝王的封号为姓。只是，在华夏民族三千多年的变迁中，这些纯粹的先皇贵胄，早已把种子撒向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到十九世纪末期，文氏在湖南湘乡白田乡高冲村这个地方，已经传到了第九十九代。家中的主人，是一个叫文绵薰（字：芝仪）的人。他就是毛泽东的外祖父。
文绵薰生于清道光元年（1821年），妻子母亲同样姓贺。他有三个兄弟，一个妹妹。父亲去世后，三兄弟各立门户，文芝仪分得的遗产是水田五十亩，地处湘乡唐家坨东头
毛泽东的外祖母贺氏与文芝仪生有三子三女：长子正兴，字玉瑞，在大家族的兄弟中排行第七；次子正荣，字玉钦，排行第八；三子正材，幼年天折。长女嫁给了一个姓钟的人家；次女嫁给了一个姓王的人家（即前述王十姑的母亲）；三女嫁给了毛贻昌，她就是毛泽东的母亲。
所以，毛泽东共有三位嫡亲舅父，二位姨妈。
由于文芝仪继承了母亲贺老夫人的以耕读为本，孝悌传家的家风，他克勤克俭，治家有方，日子过得日渐红火。他虽然读书不多，但据说天资聪明，能写会算，还酷爱看书，耕作之余，往往手不释卷。同时，他还非常注重孩子们的教育，一到学龄，便将男孩子送去从师读书。“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是文芝仪熟知的一句名言。因为父亲的倡导，文家子弟便养成了很浓的读书风气。可谓“白日忙耕种，夜有读书声”。
同时，文芝仪夫妇还继承了母亲贺老夫人怜贫恤苦，行善积德的风范。他们常以余粮接济贫困的邻里乡亲。有时向外借贷，也只收取较低的利息，不以高利盘剥他人；对沿门乞食的妇女儿童，更是慷慨施舍。这些行善积德之举，传遍乡里，为人称道。对文七妹及后来的毛泽东亦不无影响。
随着子女的成长婚娶，正兴、正荣二子相继生儿育女，文家的人口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文家已是一个拥有一百四十亩田土，二十多口人的大家庭。
清光绪六年（1880）文芝仪将自己13岁的小女儿文七妹与毛贻昌订亲。光绪十一年（1885年）文七妹18岁时，正式结婚。由于自己母家的家境比毛家的要好很多，据说，文七妹“刚到毛家时，经常回娘家哭脸，说那边人少，又是一个山冲，在家作女儿时，只做些轻微的家务事，从未搞过田间劳动，但嫁到韶山后，里里外外的事都要做”。[2]但是，文芝仪结这门亲时，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原来，文家有祖坟遗留在韶山，为每年一度的祭祀、扫墓活动方便，文家早有意识在韶山安排一个落脚点，[3]并将子嗣播撒于此，以便照管祖宗的坟墓。对于一个没有念过书的七妹来说，这项任务不是低看了她，而应当说是被“委以重任”。再说，在父亲眼里，毛贻昌是一个克勤克俭，具有上进心和活力的人，他看好他将来会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婚后的文七妹生有两个男孩，但都夭折了。在那个时代，娶妻生子的首要义务就是要传宗接代，妇女出嫁如果不能为夫家生养男孩，男方就有理由提出娶妾。他们这样做据说不是为了满足性欲和喜新厌旧的脾性，而是为了人类繁衍的大义。因此，结发妻子不但不能以自己的天性嫉妒和排他为理由加以阻止，相反的还得表示赞成，才算得上贤惠，并为社会所称道。所以，当1893年12月26日，文七妹的第三胎男婴生下来时，她给了这个孩子格外的小心照顾。
根据农村的迷信，孩子越贱越容易养育。所以，许多人害怕小孩子“根基不稳”，都给男孩取一些象征坚实、牢靠、且有用的低调的名字，如“栓子”、“柱子”、“牛伢子”、“狗伢子”。聪明的文七妹则看中了山上的一块高二丈八尺，周长六丈有余的人形巨石，石上建有一座小型的“雨坛庙”。据说，这块石头远近闻名，经常有人来烧香叩拜，祈求平安，称之为“石观音”。一天，她与母亲贺氏、兄嫂文赵氏一道，带上钱纸、香烛、鞭炮、酒菜等祭品及写有毛泽东生庚年、月、日的贴子，领着毛泽东来到这座“石观音”前，又是烧香敬酒，又是作揖叩头，抱着毛泽东跪拜“石观音”，算是认了“干娘”。因毛泽东排行第三，外婆又给他取名“石三”（“石山”）。家人和乡亲们则习惯地呼他为“石三伢子”。
1923年，毛泽东曾用“石山”之名，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过《省宪下之湖南》一文。据说，1949年毛泽东当政后，在一次与他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会见中，偶尔还提到他们二人的小名相关（彭曾用名“石穿”）。毛曾诙谐地说：我们两块石头，一块扔给了杜鲁门，一块扔给了麦克阿瑟（指分别战胜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4]
到毛泽东两岁时，文七妹又怀了孕，为减轻女儿的家务负担，外婆把毛泽东接到了自家抚养。一直到八岁，他几乎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
当时的外婆家，除自耕五十多亩水田外，还租种了别人五十亩地，养有耕牛十余头。在那个有三十多口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贺氏为提高毛泽东的被关注度，又叫他拜了七舅文玉瑞为干爹，与诸表兄弟并列排行为“廿三”。
因毛泽东与母亲娘家的这层关系，涉及到我们下来要展开的毛泽东“金案”的故事，所以，这里再把他的两位舅舅和几个表兄弟的情况作一介绍。
上面已经说到，毛泽东的大舅名叫文玉瑞，在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七，毛泽东称他为七舅。七舅一生务农，忠厚持重，耕读垂训，在文氏族人里颇有声望，曾担任房长、祠长。七舅母子女甚多，被认为命中多福。所以，贺老妇人要毛泽东拜七舅为“干爹”，拜七舅母为“干妈”，意在托他们的福。而据说文玉瑞也把毛泽东视若亲生，与自家孩子同等待遇。
毛泽东的二舅文玉钦，在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八，毛泽东称他为八舅。这位八舅品行端洁，性情温和，人称“孝友传家”。他善长诗文，在家开馆授徒，既教乡里的少儿，也顺带完成了自己和亲戚家孩子的启蒙。毛泽东从两岁到八岁都在这个环境里长大，跟表兄弟们同吃同住同玩耍，耳濡目染，也自然完成了识字看书的初级教育。据说，文玉钦也十分喜爱这个外甥，不仅允许他旁听，还时常给他讲古人砺志读书的故事；鼓励他刻苦读书，将来光宗耀祖。毛泽东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等事情，在幼小的心田里，从此萌发了忧国忧民的“种子”。因此，可以说，文玉钦实际上是毛泽东的启蒙老师。
在唐家坨外婆家的同辈人中，毛泽东有六个表兄，他们分别是：大表兄文谷香，早夭； 二表兄文泮香，因在诸表兄弟中排行第十，毛泽东称他“十哥”；三表兄文涧泉，排行十一，毛泽东称他“十一哥”；四表兄文运昌，字运昌，又叫泳昌，是毛泽东七舅父文玉钦的次子，排行十六，毛泽东称他“十六哥”……
正是这位十六哥与笔者父亲的一段交往，开启了本案的扉页。据文运昌对笔者父亲说，外婆家的日子宽裕，也是幼年毛泽东喜欢外婆家的原因之一。据笔者父亲记载：
“小时候他（毛泽东）常到外婆家去玩，有一次去拜年，同表兄们玩狮子，他兴起之时还赋了《赞狮子》的打油诗一首，记得其中有几句是：
“狮子眼鼓鼓，插菜子煮豆腐；[5]
酒要热些烫，肉要烂些煮。”
显然，在这里有“酒”有“肉”，有可口的腌菜煮豆腐，还有一大群态度友好的表姐妹（可能其中就有一位叫做王十姑的）和知书达理的表兄弟可以一起玩耍，对于一个山冲里出生的孩子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有吸引力了！尽管这只是过年的一个景观，但由此推想，毛泽东在外婆家的待遇，肯定是胜过自己出身的那个“不知肉味”的、冷酷而可怕的家庭的。尤其是当他结束自己的童年，被从外婆家带回自己的家中，开始被当作一个如同牛马的劳动力看待和使用时，那种从“温柔富贵之乡”突然跌落到“冰窟窿”里的感觉，是可想而知的。而“冤有头，债有主”，在一个少年人眼里，这一切当然都是他父亲的罪过。
在毛泽东幼年的玩伴中，还有一个叫做王季范的人，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姐姐的儿子。在同辈表亲中，被称为“九哥”。据毛泽东自述，在他的早期生涯中，九哥对他来说，是决定他命运的人物。他曾说过：“没有九哥，就没有我。”
原来，当1909年，毛泽东十六岁的时候，父亲毛贻昌就准备送儿子去经商——到湘潭一家自己有股份的米店里去当学徒，毛泽东不愿意去。正是这个九哥和两位舅舅说服了毛贻昌让儿子去念书。他们对这个吝啬的老头说，毛泽东有读书的天分，将来才堪大用，等等之类……当时，毛贻昌讨价还价地说，自己穷家薄底，付不起毛泽东的学费；而且，毛泽东要是走了，家里不仅少了一个劳动力，他还要花钱雇一名长工，又多了一笔开支，等等。九哥听了这些话，知道老人在讲价钱，便亲自解囊，付给了毛贻昌一笔雇佣长工的费用。
以后我们还要说到，由于得不到父亲的支持，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学校和在长沙就读期间，基本上把这位表兄的钱袋当成了自己的钱袋。这里我们要说的是，正是因为毛泽东父亲的吝啬，毛氏父子关系的紧张，造成了毛泽东的经济困境；在得不到家庭救济的情况下，毛泽东另谋“发财之道”， 才有了我们故事中要说的，毛泽东掘得“第一桶金”的过程。
终毛泽东的一生，他虽然没有杀死自己的父亲，但他却在自己执政的二十八年里，在中国剿灭了“父党”……
——这个结果，比起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又具有别一番的悲剧意味，甚至更加浓重的宿命色彩！
注 释：
[1] 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06—108页。
[2] 余世成《毛泽东的母亲文氏夫人》，《人物》杂志，1985年第3期。
[3] 载尹高潮 编著《毛泽东的老师们》，第12页。
[4] 赵志超《毛泽东一家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版。
[5] “插菜”（音）是湖南农村家庭喜欢腌制的一种咸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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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19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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