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命运之战---回眸太平军与清军安庆攻防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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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前言
二、战前形势
三、清军紧逼合围安庆
四、太平军直接援救安庆失败
五、陈玉成、李秀成合取湖北落空
六、太平军策应西征的牵制性作战
七、太平军二次直接救援安庆失败及安庆陷落
八、结语
一、前言
一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王朝兴衰的历史，更是一部战争流血的编年史，这是因为，每一次王朝的更替，每一个国家的国运沉浮，几乎都伴随着血腥的征战与残酷的杀戮，无论是按照“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还是按照中国传统习惯中的“成王败寇”的宿命选择观念，都决定了暴力决斗中的强者将实际掌握解释篡改历史的话语权，最终往往会被后世史家以胜利者和“圣君”的光辉形象载入史册，而一笔抹杀那些他所犯下的违背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暴行与罪恶。（或者说敌对的双方按照自己的宣传的需要编写符合自身要求的“历史”）
在这种背景前提下，历史记载中的战争过程往往也就改变了它的本来面目，被修史者们有意的按照统治者意愿去修簒，而不再去注重考证历史本身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这就使得流传下来的史书记载与历史上的真实或多或少的存在差异，在这方面，在传统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一直被评论为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堪称中国古代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的赤壁之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部分学者专家们已经将它称之为“弥天大谎”！
面对错综复杂的歪曲删改，就给那些真正关注历史本身的人们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就是怎样去伪存真，拨云见日，把人为处理过历史还原成令人认可的信史？
应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涉及到了对待历史的本身的严肃性和修史者自身认真负责态度的两重因素，作为能力有限的笔者，也许无力将发生在150年前，决定太平天国生死存亡的安庆之战这幅残酷而又惨烈的历史画面全面客观的展现给诸位看官，但将本着求真务实的准则，努力的去探索勾勒描绘这一战的原始面貌。

二、战前形势
公元1860年，也就是清王朝历史纪年历的咸丰十年的时候，太平天国与清王朝的殊死相搏已经进入了第十个年头，对清王朝来说，其实形势一点也不容乐观，从战略上看，虽然清军在北方挫败了太平军北伐军直捣京师的图谋，消灭了由林凤祥、李开芳所统率的太平军北伐军和曾立昌等人所统率的北伐援军，基本解除了太平军对清王朝国都北京的威胁；南方的湘军在胡林翼的统一指挥下，利用太平天国内讧的大好时机，趁势收复了武汉三镇，在江西方向拿下湖口与梅家洲，使得被太平军分割二年多的内湖与外江水师重新会合后，紧接着于公元1858年5月19日攻克九江，拔除了太平军在天京上游的一个重要屏障要塞，得以顺江东下继续逼近天京的最后一道屏障安庆。
表面看来，清军似乎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形势一片大好，但此时清王朝的仍然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北方的捻军、南方的天地会、出走的石达开部太平军以及西南少数民族的大规模的民变造反浪潮，同样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国际上英、法等列强，为了在中国谋求更大的特权，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倾销其廉价工业品，榨取中国的财富，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仅在广东大打出手，还于1860年春组织远征军北上京津，经过交战击败了清军胜保、僧格林沁所部，于10月进入北京，咸丰皇帝留恭亲王奕?在京督办和局，自己率部分大臣与妃嫔仓皇出逃热河避难！
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就是清军大量的兵力被牵制，难以集中精力一心对付太平军，在安庆之战中，围攻安庆的湘军和绿营军在兵力上始终处于劣势，太平军以及配合作战的捻军前后动员的兵力达数十万之众，而湘军与绿营总计投入兵力不过数万，排兵布阵上的捉襟见肘，直接导致了湖北巡抚胡林翼在省城武昌面对太平军威胁时无兵可调，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祁门大营遭受围攻的惊险情况发生！
就太平天国方面来说，经过天京内讧和翼王石达开领军出走等一系列的变故，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原有的六王集体领导体制瓦解，失去像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有着出色军政才能的高级领导人和大批从两广杀出的且富有斗争经验和组织能力的老骨干，极大的削弱的太平军的战斗力，使得太平军所面临的局面骤然变的很困难！
虽然从战火中走来的洪秀全比较及时的调整重组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层，大胆提拔了像陈玉成、李秀成这样骁勇善战的青年将领主持局面，取得了击溃湘军悍将李续宾部的三河大捷以及再破江南、江北大营的辉煌胜利，一度遏制了清军猛烈的势头，但此时的太平军的领导层由于缺少了类似东王杨秀清这样能够统揽全局、驾驭高级将领的总参谋长式的权威人物，使得太平军在作战中往往缺乏配合与协调，将领经常看重一己之私而不顾全大局，因个人矛盾而忽视整体的安危（这种情况在陈玉成、李秀成两人之间体现的很明显），这就为安庆之战的最终失败种下了祸根。
而另一个太平天国领导人没有注意到的情况是，随着江南江北大营的彻底瓦解，清廷终于失去了对绿营军的最后一丝希望，转而重用在实战中表现强硬的湘军，于公元1860年8月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统一指挥长江下游两岸清军水陆各军。这样，曾国藩可以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调配相对富庶的江浙一带的赋税、厘金以充湘军军饷，解决了湘军后勤上的后顾之忧和与绿营军及地方练勇协调作战的问题，以往长江中下游湘军和绿营军各自为战的局面不复存在，可以毫无顾忌的组织围攻安庆了，也可以充分实施他的要保江南，必须先控上游的总体战略了！
另外，此时太平军的水师已经基本瓦解，长江水面已经完全是湘军水师的天下；而湘军水师在统领彭玉麟、杨载福二人的精心调教下已经成为一支劲旅，安庆之战中湘军最终获胜，与此也有很大关系。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清军和太平军都各有自己的困难，但相对而言，清军方面的困难更大，因为清军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应付其他地方的造反运动和外敌入侵，实际处于军事历史研究者习惯所说的“两线作战”的困境之中，造成战线过长，机动兵力与预备队匮乏，如果太平军能够利用再次摧毁江南、江北大营后，清军对天京的直接威胁得以消除的有利形势，联合捻军向上游的湘军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以攻为守，充分利用兵力上的优势进行机动作战来消耗对手，伺机收复在江西、湖北的失地的话，则胡林翼、曾国藩很容易由于兵力不足而收缩战线转入守势，太平军将重夺战争的主动权（这一点已经被太平天国前期的西征行动所证明），那麽其后的太平天国与清廷之争或许将是另一番模样，中国近代史或许也将是另一番模样……
但实战中，太平军却未这样去做，虽然的确也制定了一个先攻下游江浙后取湖北的计划，但并未认真加以贯彻执行，而是将很多的兵力与精力投入进击相对富庶的江浙一带，坐视湘军步步紧逼合围安庆，其后的解围行动中，又在有利形势下将主动权拱手相让，自陷被动之中，最终导致安庆陷落。
三、清军紧逼合围安庆
清军紧逼围困安庆的行动，早在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就在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主持下开始了，三河之战以后，太平军收复了安庆附近的舒城、桐城、潜山、太湖四县以及石牌镇，但太平军前军主将陈玉成并未趁势入鄂进击清军，使战线远离安庆，以确保安庆的安全，而仅是派军驻守潜山、太湖两县及石牌一镇，作为安庆的屏障，随即领兵东去，与李秀成会攻两浦，不再亲自主持安庆的防务，胡林翼趁机进驻黄州，积极布置反攻。
胡林翼对安庆志在必得，而陈玉成则对安庆的安危疏于关注，使得战事一开始就向着不利于太平天国的方向发展。
公元1859年9月福州副都统多隆阿率军夜袭石牌镇，守军未加防备，待到对手越壕爬城才察觉并开始反击，结果石牌镇为清军轻易攻克，守军数千人战死，守将被俘。
拿下石牌镇之后，胡林翼以福州副都统多隆阿率总兵鲍超等部一万余人进攻太湖县。
陈玉成得知石牌镇陷落，太湖县被围，遂亲率大军援救太湖，公元1860年1月，陈玉成会同捻军龚得树所部在太湖县附近与多隆阿展开激战，前后一月有余，一度形成相持局面，但驻军宿松的曾国藩不断调兵增援太湖前线，胡林翼又密令一部官军绕到太平军侧背，与多隆阿部前后夹击，太平军腹背受敌，最后不支败退。
多隆阿乘陈玉成锐气受挫，立即组织反攻，公元1860年2月16日，多隆阿分兵三路，直扑太平军营垒，太平军接战失利，败退而去，在太湖的太平军守将见大势已去，于2月17日夜弃太湖县而走潜山县。
多隆阿很快尾随而至，再次于太平军交战于潜山城下，太平军再遭失利，潜山又告失陷。
两县一镇既失，安庆门户洞开，公元1860年5月，驻军宿松的曾国藩派遣其弟曾国荃领军万余人合围安庆，深沟固垒，开挖长壕，以围为攻。
胡林翼则命令多隆阿领军万人，一面进攻桐城一面阻太平军救援安庆，又派李续宜部万人为多部援军。
在曾国荃部包围安庆的同时，湘军水师在彭玉麟、杨载福率领下，于6月20日拿下安庆与外界唯一联系的陆路补给通道枞阳镇，这样在安庆的太平军守军叶芸来部与外界的联系中断，湘军对安庆的合围完成。
纵观这一阶段的战事，太平军先是准备不足，其后不得不仓促应战，战斗中既没有阻止宿松的清军增援，也没有出奇兵避实击虚以扭转战局，反而被胡林翼钻了空子，结果导致全盘失利。
四、太平军直接援救安庆失败
自太湖、潜山失守之后，陈玉成本来应该立即组织反攻，夺回太湖、潜山，但他却被洪秀全调去天京与李秀成会攻江南大营，解天京之围困，这一去就是将近十个月，这就使得湘军得以从容合围安庆，进而布置严密的防御体系，等到十一月份陈玉成回到安庆城下，以图解围时，自然就变得难上加难了。
公元1860年11月下旬，陈玉成联合捻军龚得树、孙葵心所部约十余万人，进至桐城西南的挂车河一线，伺机救援安庆，但12月10日，进攻桐城的多隆阿会同李续宜部湘军近万人夹击陈部，并派一支偏师抄袭陈军的后路，陈部在付出伤亡数千人，捻军首领孙葵心阵亡的代价之后，不得已败退庐江休整。
挂车河的失利，使得陈玉成不得不另做打算，他在休整一段时间之后，于次年一月初又遣军一部进攻枞阳，试图打通通向安庆的陆路补给通道，但被湘军水师总兵李成谋率军击退，至此太平军首次直接救援安庆的努力宣告失败。
五、陈玉成、李秀成合取湖北落空
公元1860年5月，正当曾国荃部湘军的合围安庆的同时，太平军诸将在天京召开会议，确定了先取苏常，后攻天京上游的主张。将解围安庆之事暂时放在了一边。
到9月下旬，随着安庆局面的日渐困难，太平军领导层决定再次采用击破江南大营的围魏救赵之法，通过进军湖北调动皖南湘军主力回援，以期安庆自然解围，为此，太平军决定分兵五路，陈玉成从长江北岸西进湖北；李秀成率军从长江南岸西进湖北；杨辅清、黄文金自长江南岸进军赣北，李世贤率军经徽州入赣东，刘官芳率军攻击曾国藩祁门大营，约定陈玉成、李秀成两路于次年春天会师武昌，迫使安庆湘军回师，另外三路则牵制皖南、江西湘军，并寻机破敌。五路人马，每路少则数万，多则十余万！
看得出来，太平军这个计划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的，因为它恰好抓住了清军兵力不足，后方空虚这一软肋（屯驻安庆城下，如果各路太平军能够密切配合，搞好协作，坚决按照计划实施，则解围安庆甚至重现二破江南大营的辉煌，还是很有可能的！
公元1861年3月初，陈玉成率军数万西进入鄂，于3月18日攻克黄州府，逼近汉阳、汉口，当时，武昌城内兵勇不足三千，附近无一兵一卒，时胡林翼驻守太湖，重病缠身，连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也吓得逃出城外。
作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当然不会坐视省城沦陷，急忙调水师彭玉麟自安庆附近逆水上行救援，同时派李续宜部由桐城回师上救。
此时，对陈玉成来说，夺取北岸的汉阳、汉口已经易如反掌，南岸的武昌由于湘军水师的存在，则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不管怎么说，调动安庆清军回援的目的已经部分达到了。
就在陈玉成逼近武汉之际，英国参赞巴夏礼于3月22日抵达黄州，会见的陈玉成，巴夏礼借口维护英国商业利益，危言耸听的“劝告” 陈玉成不要进攻武汉，陈玉成果然上当，决定终止攻打武汉，转而在鄂东南攻取州县，先后拿下了一些州县，到1861年4月下旬，陈玉成见李秀成不能如期入鄂，而安庆又被湘军围困日紧，遂放弃了合取湖北的计划，回师安庆，以图再次直接救援。
与此同时，南岸的李秀成从1860年10月下旬自天京出发后，却并不积极迅速向武汉进发，而是转战于皖南、赣北、浙西一带，攻城筹粮，甚至还从容在浙江常山过年，直到次年六月才进入湖北。
但这时陈玉成已经回师安庆，正为解围安庆与湘军展开激战，如果李秀成利用招纳湖北境内的会党武装，（大约有三十万会党武装和民众加入李部），实力膨胀的机会，积极在湖北境内展开攻势，图谋威胁武汉的话（在湖北境内与李部接触的清军陆师仅有一万余人），清军必然积极回援，同时陈玉成集中兵力解围安庆，则清军很容易因为兵力不足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窘境（在安庆城下的曾国荃部陆师也仅一万余人），即使不能立即解围安庆，也会使得战局转而向着有利于太平军的方向发展。
但李秀成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听到陈玉成早已回师救援安庆的消息之后，于7月上旬率军东返赣北，又一次放弃的夺取武汉的好机会，就这样，太平军精心策划的“围魏救赵”、合取湖北之计最后落空了。
六、太平军策应西征的牵制性作战
根据太平军先前的计划，在李、陈二人西征武汉的同时，留在安庆附近长江两岸的太平军李世贤部、杨辅清和黄文金部、刘官芳部须在皖南与赣北同时展开牵制性进攻，并伺机捣破曾国藩的祁门大营。
公元1860年9月下旬，杨辅清在与李世贤携手率军攻克宁国府后，又于12月上旬与黄文金联手拿下曾国藩祁门大营与江北之间的交通要道建德，祁门大营与江北湘军主力的联系受阻。
曾国藩急忙调军反攻建德，杨辅清为湘军所败，退回宁国。
在此之前，黄文金会同另一太平军将领李远继率军进入赣北，很快攻克饶州府。
公元1861年1月5日，黄文金、李远继以二万之众自饶州府分数路攻打景德镇，意图切断祁门大营的补给线，但为在景德镇的湘军左宗棠部所击退，2月18日，赶来增援的湘军鲍超所部与左军联手，在景德镇西北的洋塘谢家滩与黄文金、李远继展开激战，结果太平军失利，退往建德，驻扎于城外的黄麦铺。
3月7日，鲍超率本部与左军一部复又攻击黄麦铺，太平军再次落败，不得已放弃建德，退往芜湖休整，这样，黄文金、李远继意图阻断祁门大营粮道的作战宣告失败。
而李世贤在与杨辅清共同拿下宁国府之后，随即南下进攻徽州，击败湘军李元度部及来自祁门的援军共六千人后占领该城。
接着李世贤于10月中旬转向浙江一带活动，到12月上旬，与刘官芳部联络，开始进攻祁门大营。
12月底，李世贤自休宁、刘官芳出羊栈岭共同进逼祁门，但刘官芳很快为湘军鲍超部所击退，公元1861年1月4日，李世贤也被湘军张运兰部所击败，被迫后撤至兰田。
公元1861年2月18日，刘官芳探知鲍超出援景德镇，便分兵两路，再次进攻祁门，一度到达仅距祁门十八里处，但由于遭受伏击，被迫无功而返。
李世贤自祁门失利之后，决定绕道江西，先切断皖南湘军粮道，尔后伺机回攻祁门。
4月9日，南下的李世贤在击败左宗棠军一部之后攻占景德镇，威胁到皖南湘军的补给线！
正当李世贤准备回攻祁门之际，在途中却闻听退守乐平的左宗棠军开始反攻景德镇，便改变计划回师进攻乐平。
4月22日，太平军与左军大战于乐平城下，至23日，湘军发动反击，击溃李世贤部，李部损兵万余，被迫放弃景德镇东返浙江，至此，太平军为策应西征而在皖南与赣北展开的牵制性作战告一段落，但却未能达到对曾国藩的祁门大营造成实质性威胁，进而吸引安庆湘军回援的目的。
另外，李秀成在西征途中，也曾经于12月初一度突破羊栈岭，到达黟县逼近祁门，但李秀成的真实目的在于借道前往湖北，并不打算真正进攻祁门，因此在遭遇到鲍超部抵抗，稍有失利后，就退出羊栈岭西去。
本来，1860年底到1861年初，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四面都受到太平军的威胁：李世贤部在东南方的休宁，西南景德镇一带是黄文金、李远继部，刘官芳部在东北方向，李秀成部自南面进抵婺源；从客观上对祁门大营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且皖南太平军兵力一度十倍于湘军，使得在祁门的曾国藩深感危机四伏，甚至写下遗书布置后事；但太平军方面却非但没有一个合力进攻祁门的总体计划，在实战中也未做到统一协调指挥，而是各自为战，想打就打，想走就走；虽然李世贤、刘官芳一度有所配合，进攻祁门，但很快李世贤就转而南下赣北，只剩下了刘官芳一部唱独角戏，这就使得太平军为策应西征而进行的牵制作战行动显得徒有声势浩大，而实际效果不佳，最终让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只是经历了一场有惊无险而已。
七、太平军二次直接救援安庆失败及安庆陷落
陈玉成自放弃攻武汉以解安庆之围的既定计划，自湖北率军三万回师之后，即着手谋划再次直接援救安庆，1861年4月29日，陈玉成与安庆守将叶芸来分别率部扎营于城东北的菱湖南北两岸，连夜筑垒十八座（北岸十三、南岸五），并以小船沟通两岸联系，同时在集贤关外赤冈岭筑垒四座，以加强安庆防御。
与此同时，天京当局鉴于“合取湖北”以救安庆的计划未能实现，决定由干王洪仁旰、章王林绍章领军出天京，会合桐城一带的太平军吴如孝部，谋与陈玉成共救安庆；以黄文金出芜湖西援安庆，同时联络皖北的捻军南下，以增强援军实力。
1861年5月1日，洪仁旰等人进至安庆以北的新安渡，连营三十余里，与进攻桐城的多隆阿部形成对峙。
清军方面，曾国藩为就近指挥安庆湘军，自祁门移营至长江边上的东流，并将湘军悍将鲍超部六千人自江西景德镇北调，驰援安庆，驻太湖的胡林翼也以总兵成大吉统兵五千赴安庆增援。
这样，太平军与清军在安庆城下和桐城两个方向，同时展开了逐鹿。
5月1日，陈玉成和叶芸来率部与进攻菱湖十八垒的湘军发生激战，胜负未分。
5月2日，在桐城的多隆阿率军向驻扎新安渡的太平军发动进攻，太平军迎战失利，营垒被毁坏甚多，被迫退守桐城。
5月3日，太平军黄文金部及皖北捻军约三万人赶到，扎于桐城东南面的天林庄，与桐城形成犄角之势。
5月6日，黄文金部与洪仁旰部联手，兵分两路，主力进击新安渡的多隆阿部，另一偏师则进攻桐城挂车河多隆阿大营，但两路太平军皆无功而返。
5月11日，多隆阿自新安渡、挂车河进攻天林庄，黄文金不敌，退至桐城东面的孔城镇。
陈玉成见洪仁旰援军受阻，而湘军鲍超、成大吉两部又将赶到，决定亲赴桐城与洪仁旰商量下一步行动计划。
5月20日，陈玉成到达桐城，与洪仁旰、林绍章会商，决定先解决多隆阿，尔后回救安庆，进攻日期定在23日。
5月24日清晨，太平军及捻军约二万人兵分三路，再次进攻挂车河多隆阿大营，但因事先走漏风声，为多隆阿所知，多隆阿遂派出多支马队，分路设伏，当太平军进攻时，伏兵自后方突发，冲乱了太平军阵脚，使太平军腹背受敌，被迫退回桐城。
这一阶段的战斗，太平军疲态尽显，却未取得任何进展；而桐城方向的太平军屡屡失利，也证明洪仁旰、林绍章绝非多隆阿的对手；太平军要想扭转颓势，非得长江南岸的李秀成兄弟统率的强大援军加入不可，已是明显的事实。
就在陈玉成赶到桐城的5月20日，湘军鲍超、成大吉部也赶到了集贤关外，并立即向赤岗岭四垒的太平军发动攻击。
初战，湘军为太平军刘玱林部击退，随后，湘军改变战法，在赤岗岭附近修筑炮台数十座，自6月2日开始，不断轰击赤岗岭四垒，到6月8日，太平军三垒被毁坏，守将朱孔安等人知无生理，被诱乞降，但湘军入垒后仍然斩杀2800余人。
刘玱林率部在第一垒继续抵抗，坚持到6月10日凌晨，率残部向北突围而走，因溪水上涨，不能渡，被鲍超部追及，全军覆没，刘玱林本人为湘军水师俘获，押解至统领杨载福营垒处死。
赤岗岭四垒失陷，对太平军打击很大，守卫赤岗岭四垒的四千人均系太平军精锐，此次全部被歼灭，使得陈部战斗力大受影响！
7月1日，太平军吴定彩部自菱湖北岸攻击湘军，但为湘军所击败。
7月8日，曾国荃督军对菱湖十八垒发动总攻，太平军因连受挫败，士气低落，以致数千人出降（结果均被处死），吴定彩率残部退入安庆城内。
赤岗岭四垒和菱湖十八垒的陷落，使得安庆对外联系完全中断，完全成为一座孤城。
在此情况下，陈玉成联系驻扎安徽无为的太平军杨辅清部，约其出兵援助。
8月上旬，杨辅清部抵达马鞍山。
8月7日，驻桐城的太平军林绍章、吴如孝、黄文金等部再次与多隆阿交战，仍无胜绩，只得返回桐城。
8月18日，安庆城外北门三垒为湘军攻克。
事已至此，陈玉成不得不改变先前先取多隆阿的计划，以一部在桐城监视多隆阿，大部趋安庆，力图以拼死一击突破湘军封锁，进而与安庆城内守军会合。
8月21日，陈玉成、杨辅清率军约四、五万人，在关口、毛岭、十里铺一带扎营，准备向湘军营垒突击。
8月25日，太平军大举进攻湘军外围壕沟，拉开了安庆之战双方最后决战的序幕！
在战斗中，湘军以鸟枪与铁炮构筑火网，阻止太平军接近外壕沟，
8月27日，太平军再攻西北壕沟，每人背一捆束草，掷草填壕，然后越壕冲击，前仆后继，毫不气馁！
在湘军猛烈的火网面前，太平军尸如山积，以致连路都阻断了，但后续太平军完全不顾生死，他们将同伴尸体搬开一层，又复冒死冲突！
至8月28日寅刻，太平军连续猛攻12次，苦战一日一夜，而不能破湘军后濠，付出的代价是一万余人的伤亡！
湘军方面，仅这一日一夜，就消耗火药17万斤，铅子50万斤，双方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其后自8月28日至9月3日，太平军一面以大队攻壕，一面用小划送米接济城内，但为湘军水师截夺，未能入城。
9月4日，湘军地道挖成，于夜间引爆地雷炸塌城墙，随后大队蜂拥而入，守城太平军饥极僵仆，不能抵抗，最终守将叶芸来、吴定彩以下万人战死，安庆遂陷。
时为公元1861年9月5日。
八、结语
历时一年之久的安庆会战，最终以太平军的失败而落幕，其对太平天国造成的巨大影响，正如洪仁玕所言：“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受矣。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洪仁旰自述》）
洪仁玕话是他在一百多年前临刑前痛苦反思后的归纳，可以说准确的总结了安庆之战对决定清王朝和太平天国最终命运沉浮的纪念碑式的划分意义！
作为生活在一百多年后的后人，笔者既无法亲身体会那场惨烈而又漫长的殊死搏杀的艰苦，也无法亲眼目睹胜利者的喜悦与失败者悲伤，因此，笔者可以坦率地率讲，这篇参考少许资料后草草撰写的小小文字恐怕连安庆之战全部内容的百分之一都没有展现出来！
但从总结经验教训角度来说，笔者通过翻阅史料，却又收获了很多！
在笔者的收获当中，最重要的是一个“事后诸葛亮”式的看法，那就是其实就安庆之战本身来说，作为安庆之战的双方其实都没有表现出高超的战略与战役层面的谋划！
就清军方面来说，曾国藩先要保江南，必须先控上游的总体战略思路当然是没有错的，但在安庆之战中，曾国藩与胡林翼却罔顾清军战线过长，机动兵力不足这一根本缺陷，像而二战中的希特勒进攻斯大林格勒一样，以重兵屯驻坚城安庆之下长达一年之久，而湘军本身又无能力迅速攻克安庆，只能将战事向持久方向转化，以不变应万变。
这样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后果，就是湘军将广阔的地域让给了太平军，任其自由驰骋纵横！
所以当陈玉成、李秀成重兵逼近武昌的时候，当李侍贤、刘官芳围攻祁门、景德镇的时候，曾国藩、胡林翼面对太平军以多打少的巨大的危机，除了抽调部分兵力回援之外（这正是太平军所希望的），除了写下遗嘱布置后事之外，就再也做不了甚麽。（作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安庆之战中他所管辖各省没有派出一支驻防绿营军和地方练勇前往祁门大营救援）
历史上的曾国藩知人善任，注重幕府建设，手下人才济济，可是就在安庆之战中，他的这些幕僚却竟然也毫无建树，这里面就包括后来成了曾国藩事业继承人的李鸿章。
当时还是幕僚的李鸿章，在整个安庆之战中一直在曾国藩身边效力，亲身经历了此战的全过程，但他却没有在这个最应该表现他的聪明才智的时刻为他的恩师兼幕主分忧解难，这就不能不让人感觉到他在军事谋划方面的缺陷！
这样想来，就不难理解后来未及人臣的李鸿章虽然成了晚清洋务运动的扛鼎旗手，在外交领域更是一柱擎天，成就非凡，但却在四十多年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面对按照西式方法武装训练起来的日本新式陆海军，却连自己的家底---北洋水师都保不住的尴尬情况出现！
就太平天国方面来说，他们其实可有两种选择，第一是利用兵力上的巨大优势，联合捻军从长江两岸南北夹击围困安庆的湘军，利用绝对优势的兵力实施反包围，就像三河镇歼灭湘军李续宾部那样。
第二种选择，是利用湘军后方兵力不足的空虚，沿用二破江南大营的老套路，实施围魏救赵。
实战中太平军选择了第二种，但首先此招为曾国藩和胡林翼所识破（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认为太平军会“抄写前文无疑”），其次在实际执行中走了样，完全没有统一协调可言，各部太平军首领实际是选择了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完全不顾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安排，使得围魏救赵的计划最终无疾而终！
太平军所表现出的这种组织纪律性的观念的淡漠，不仅使得太平军兵力较多这个优势变得毫无用处，也使得战事一步步得向着不利于太平军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太平军在关键的安庆决战中失败！

邱晓云

第二种选择，是利用湘军后方兵力不足的空虚，沿用二破江南大营的老套路，实施围魏救赵。
实战中太平军选择了第二种，但首先此招为曾国藩和胡林翼所识破（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认为太平军会“抄写前文无疑”），其次在实际执行中走了样，完全没有统一协调可言，各部太平军首领实际是选择了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完全不顾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安排，使得围魏救赵的计划最终无疾而终！
mp586 发表于 2013-3-13 22:51

围魏救赵二破江南大营，是很经典的战例。1860年3月中旬，李自成袭破杭州，杀浙江巡抚罗遵殿，咸丰帝严旨江南大营的和春出兵往救，结果和春部张玉良3月23日到杭州，24日李自成即在杭州虚插旗帜，自己全军往攻江南大营，5月初会同陈玉成部攻破江南大营五十余垒，解了天京之围。第二次确实是抄写前文，1861年10月至12月，李秀成围攻杭州，城内百姓饿死十余万，城破，巡抚王有龄自杀，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里有极生动的描写，但不论是围攻还是后来二年多的占领都没有能调动清军主力往救，只是给了左宗棠一个巡抚头衔，让他自己想办法收复失地，也许慈禧就是比咸丰高明？

天马行空

李鸿章攻破苏州后  诱骗几个太平天国将领受降  连同八万士兵一锅诛杀  真是个屠夫  都他妈的是铁血战士  刀头上喋血的角色  跟中国人谈什么民主  呵

邱晓云

杀降不仁，关于这段公案，谭伯牛有篇文章可作参考

邱晓云

李秀成在站笼中写“回忆录”，提到苏州失陷：

　　“苏、杭之误事，洋兵作怪，领李抚台之银，攻我城池。洋兵见银，打仗亡命” ；

　　其实，当日他在城中防守，手下也有白奇文（Henry Burgevine）带领一干“牛芒鬼子”（李鸿章对外国雇佣军的污蔑之辞）帮他作战。“洋兵”云云，实在是乌鸦莫笑猪黑，彼此

　　彼此。不过，对方军中的戈登（Charles Gordon），确实是“打仗亡命”兼擅谋略的的一流人才，比白奇文之流要强上万万。正是他和程学启的合作，才“踏平”苏州城外的石垒、长城，紧逼城下，导致太平军守将郜永宽等人乞降，并引发一场杀降的大风波。在全面介绍杀降事件前，我要引用英国诗人拜伦的一句诗，帮助读者对戈登获得一个感性的认识：

　　其中也有大名鼎鼎的异邦人，
　　虽说国籍不同，倒全是自愿投效，
　　他们出生入死并非为了拯救祖国
　　或王冠，而是想有一天当个将校，
　　而且也巴望不时地洗劫城镇，
　　这种事对于年轻人当然有味道 ；

　　这首诗写于拜伦在意大利参加烧炭党、与奥地利人作战期间，由于来源于生活，所以，对外国雇佣军的刻画，十分妥贴。据说，戈登敏感、多变、理想主义的思想和言行，是因为他的同性恋倾向 ，那么，再加上拜伦所谓“当个将校”的极端荣誉感，读者不难在脑海中推想出戈登将军的大致形象。

　　他的中国朋友程学启，原为太平军将领，咸丰十一年驻守安庆，阵前倒戈，向曾国荃投降，妻子未及同行，皆被杀害。怀着刻骨仇恨，在攻打安庆时，极为奋勇，最坚固的石垒就由他“力攻拔之”。湘军攻克安庆后，其锋甚锐，“鸡犬都有升天之望”，但他以桐城“客籍混入其中”，不免受到地域、资格方面的歧视，颇难出人头地。碰上新建淮军这个机会，遂毫不犹豫的转换门庭，从人浮于事的大机构跳出身来，紧跟大老乡李鸿章，参与到筚路蓝缕然而充满希望的创业中去 。一年多时间，他率领开字营攻城拔寨，积功累累，眼前的苏州城一旦拿下，则将成为当之无愧的淮军第一名将。

　　程学启和戈登，就是杀降事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杀降杀降，先降方可得而杀之，我们先说降。

　　苏州城本由李秀成镇守，但去年秋天他带兵攻打曾国荃，便委派手下爱将谭绍光留守苏州。攻破曾营失利，李秀成并未回苏，而是渡江北上，随后而西而南，转了一大圈，到处被湘军追杀，无法落足。此时，南京再度告急，洪秀全紧急召调他回到南京。旋即苏州告急，谭绍光“日日飞文前来”，他急于赴援，而洪秀全坚决不允。好说歹说，要他“助饷十万”，方准东去。不得已，李秀成变卖家产、首饰，凑齐十万“保证金”。同时，洪秀全限令他四十日内必须“回头”，否则，“依国法而行”。太平天国除了天父天兄之类的宗教米汤是否还有别的干货，我研究不深，未知其详，但类似这种以私济公的操作手法倒是屡见不鲜。到苏州后，草草几仗，太平军节节败退，防线越退越后，眼见得大势已去。除了谭绍光，其他如郜永宽、汪安均、周文嘉等，都隐约有了投降的意思。某日，李秀成与他们交心：

　　“主上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事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现今之势，我亦不能留尔。若有他心，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包我投乎？”

　　爽快人说话就是痛快。熬不下去，你们尽可或走或降，两不“相害”就好。但我是扑克牌上的黑桃A（洪氏父子当是大小王），和敌军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各位就没必要拉着我一块投降了。众人大表忠心：

　　“忠王宽心。我等万不能负义，自幼蒙带至今，谁敢有他心？如有他心，不与忠王共苦数年” ；

　　古今叛徒措辞，如出一口。李秀成审时度势，察言观色，当然知道他们言不由中。可是反状未露，不能“严其法”；离苏一年多，军队形势大有变化，也不敢“严其法”。诸人欲投降清军，势必献城为功，李秀成不走，那是逼着大伙儿大义灭亲。既然说了“不必相害”，城池也必不能守，就只有识趣而退，成全这桩好事。十月二十日的夜里，出胥门，经光福灵岩，李秀成黯然作别苏州。

　　于是，郜云官等人搭上淮军魁字营营官郑国魁这条线，“递禀乞降”。郜、汪先后密约程学启、戈登在洋澄湖边“单骑相见”，湖光秋色中，吃大闸蟹，喝花雕酒，谈笑间定下大计（伯牛按：此分食单系鄙人揣测之辞，暂无可靠史料证明）。双方都相信洋人最讲信用，遂由戈登居间做保。谈判有两个结果：一、献城；二、“生擒忠逆或斩慕逆首级来献”。“慕逆”就是慕王谭绍光，他是死硬分子，“坚忍凶狡，百倍寻常”，又是攻陷杭州、湖州的首犯，血债累累。不能活捉李秀成，就得提他的头来见，否则无以表示诚意。李秀成的出走，固然是自己机警，小半也是郜、汪等人念及旧情，不忍加害，乃在言语神态间暗示他避身远祸。而他不便将此情况透露给谭绍光，否则会立即发生内部火拼，白白送了众士兵的性命，而无补于大势。李走谭留，实在是形势所逼，不能怪李秀成不仗义，只能怪谭绍光懵懂糊涂。二十四日中午，清军水陆齐攻，为投降造势。谭绍光“传令各伪王上城堵御”，正在对众训话，郜永宽使个眼色，“伪天将”汪有为挥刀即砍，谭绍光当场毙命。随即又将“慕逆死党杀毙千馀”，开门迎降，郑国魁、郑国榜率领一千多人进城“弹压”。次日清晨，郜永宽等人提着谭绍光首级来到淮军大营，“验视无讹”，程学启、李朝斌、黄翼升督率大队入城，又捕杀“慕逆”馀党（主要是两广人）一千多 。

　　这就是降的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要求降人做到的他们都做到了，看不出有杀降的必要。李鸿章前此攻打南汇、常熟，得力处正在招降。太平军守成将领吴建瀛、骆国忠“退出城池，谨受约束”，李鸿章允许二人保留部分军队，随淮军攻战。善待降将的口碑，无疑是郜、汪等人愿意投降的主要原因。此外，不宜杀降，还有一硬一软两个约束。

　　硬，是朝命。元年冬天，英国参赞威妥玛（Thomas F. Wade）致函总署，说：

　　“近日官兵得胜之仗，常有事后乱杀之行。即如洋枪队，彼日离沪不远之地，随将二千多犯全行杀毙，实使人生异心。盖贼众十分之中，真贼不过二分之多，其馀全裹胁小民。……前当河面差使之时，每进金陵一日，伪称干王贼匪洪仁玕有云：‘官兵似此乱杀，实为天国太平之益。不然，则上海一带地方，我军自难久驻。今因该处义兵（曾国藩注：即该贼匪）不信清官（即系国朝），所以未肯投诚，实乃上海迤西之义军不散之故’” ；

　　滥杀降众，适足坚其必死之心，大不利于统战事业。威妥玛采访清军劣迹，传达洪仁玕的意见，就是劝清廷剿抚兼施，收效更快。清廷从善如流，十二月九日发布明谕，“刊刻誊黄，遍行晓喻”军中及“贼区”：

　　“果能于城池未下之先诚心归顺者，无论其从贼之久暂，均一律准其投诚。将军械、马匹呈缴后，该大臣等酌留所部，令其随同剿贼。倘有不愿随营，即饬地方官递送回籍，或妥为安插，毋令失所。携带资财，不准兵勇抢夺；如兵勇利其资财、私行杀害，即按军法从事。本管官不行查办，一经发觉，即着该大臣等从严参办” ；

　　明令不准杀降，且要尊重降人意愿，或“随同剿贼”，或“递送回籍”，或就地安置。而且分级负责，落实到人，兵勇杀降，“按军法从事”，其主管则“从严参办”。这条法令发布于元年末，苏州招降在次年十月，不存在未奉明令的借口。然则，杀降已经不仅是军事处置失措的问题，而是违法行为。

　　谕旨是硬性规定，“杀降不祥”的历史教训和阴骘迷信则是软性约束。秦将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何晏有个评论，说得很深刻、很精彩：

　　“（杀降）岂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则张虚卷（通拳）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似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战杀虽难，降杀虽易，然降杀之为害，祸大于剧战也” ；

　　从战略、政治的角度看，杀降不仅仅是不道德反人性的行为，而且直接增强了此后军事行动的难度。商场如战场：投降与受降，就是一种契约；杀降，则是单方面违约；违约，则再无信用可言。商业上失去信用，最坏的结果无非不做生意；军事上失去信用，则此后不论强弱悬殊到何种程度，敌军都不会投降，而是抱着必死的信念与己决战。语云：“哀兵必胜”；而养成哀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杀降则恰好成全对手，使之成为一支哀兵。敌军成了理论上“必胜”的哀兵，己方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么？兵法云：战者、气也；能量守恒，气也守恒，故敌我双方的士气，总是此消彼长，没有双赢一说。战争就是一个不断通过局部战役来激励己方士气、削弱敌军士气的长期过程。所谓关键战役，或者是攻克要塞，或者是力歼强敌，最重要的作用就体现在增强己方士气、削弱对方士气。如果打赢一个局部战争，却鼓舞了对方的士气，那不就是得不偿失，“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么？再战，则“何众肯服，何城肯下”？所以，“降杀之为害，祸大于剧战也”。

　　这是杀降不利于全局战略的经验之谈，还有一个杀降不利于主其事者的迷信之谈：

　　“（李）广与望气王朔语云：‘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妄（犹‘凡’）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军功取侯者数十人。广不为后人，然终无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恨者乎？’广曰：‘吾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降者八百馀人，诈而同日杀之，至今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李广难封”，是个成语，看了这段对话，我们总算知道“难封”的真实原因，乃是杀降惹的祸。抱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我们可以不信王朔的话，身处万恶旧社会、满脑子迷信思想的李鸿章、程学启可不会无所顾忌。由此可见，杀降是违法行为，也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短视行为，更是有伤阴骘的缺德行为。李鸿章受降，固然要遵循上述原则，郜永宽等人敢于投降，无疑也将上述原则当作一种保障。而且，戈登居间作保，他们可以“挟洋自重”，无疑更让他们确信自身安全及降后待遇俱有保障。

　　那为什么郜永宽等人还是被杀了？据李鸿章的说法，主要是条件没谈妥：

　　“官军入城查探，降众实有二十馀万，其精壮者不下十万。郜云官（即永宽）等歃血立盟，誓同生死。献城后，遂占住阊、胥、盘、齐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又添招苏城附近贼党陆续进城。坚求准立二十营，并乞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传令该酋等八人来营谒见，讵郜云官并未薙发。维时李秀成尚在望亭，距苏甚近，郜云官等皆系忠逆党羽，诚恐复生他变，不如立断当机。登时将该伪王、天将等骈诛” ；

　　如果真实情况如上所述，毫无疑问，郜永宽等人是在逼着李、程杀降。虽说杀降不祥，但是，受降如受敌，稍有疏忽，受降者也不无遭受突然袭击的危险。郜永宽等人献城而不缴械，且“堆石置卡”，似乎做好了巷战准备，明显欠缺诚意。郜云官不曾“薙发”，继续保留“长毛”的造型，似乎为再度回归太平军留了条后路，也算是诚意不够的表现。尤为过分的是“ 坚求准立二十营；并乞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这两条。二十营，根据淮军军制，当有一万多人；上引明谕规定如何处理降众，说的是由“该大臣等酌留所部”，而非由该降人决定留用多少、遣散多少。总兵、副将是正二、从二品，且要“指明何省何任”，那就是要求补实缺。要知道当日的情况是缺少衔多，湘军、淮军中大部分有功将士也就一个虚衔，享受不到相应实缺的福利待遇。郜永宽等人不但索要高衔实缺，还指明何地任职；仓促间，在指定省市安排七八个警备司令，别说李鸿章答应不下，军机处也安插不了。投降、受降，就如公司兼并。兼并方和被兼并方之间，固然要谈条件，但是由被兼并方指定高级职位，规定裁员比例，是不是过分了点？到底谁兼并谁，谁投降谁？提出这种条件，能算“诚心归顺”？所以，我说他们是在逼着李、程杀降。

　　兼并谈不拢，最多继续恶意收购；受降谈不拢，那就只有杀人了。郜永宽等人固然不读书不看报没有文化，但还不至于故意提出不可能的条件，逼着人家来杀吧？逻辑上如此不通，那么，李鸿章的报告岂不大有问题？

　　当日诸降人如何开条件，除了李鸿章一人的记载，没有其他旁证，不好直接判断真伪。但是，一个重要人物不在场的事实，透漏了几分消息。戈登是此案的保人，受降谈判的关键时刻，他怎么不在场呢？李鸿章的报告是这么说的：

　　“戈登先期调回昆山，事在仓猝，未尽商量。盖一商询则彼必极力沮格，此事遂无了局矣”；

　　郜永宽等人二十四日中午杀谭绍光，二十五日来营投降。其时，戈登身在苏州军中。二十六日，戈登离苏赴昆，当日“未刻”（下午两点）左右，程学启“骈诛八降酋”。据此可知：受降的那一刻，戈登不但在场，而且双方已经解决了谈判的重要细节，并不像李鸿章所说出现了立营、授职这两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否则，戈登会继续留在现场进行调停，倘若降人敢于坚持过分的条件，制造无解的僵局，戈登必不会姑息养奸，“极力沮格”，而会赞同并参与杀降。因为，前不久戈登就亲身经历了一场诈降；是年三月，攻打太仓，太平军守将蔡元隆诈降，淮军受降时被诱杀一千多人。倘若郜永宽等人故伎重演，戈登能不汲取教训？由此可见，戈登离开苏州之时，投降、受降两方已经谈妥条件，做好交接。他刚一离开，李、程就大开杀戒，是不是一开始他们就定下了杀降的计划，而自始至终对戈登都有所隐瞒，只有调虎离山，方能畅行其志？

　　我曾细看李鸿章全集中奏稿、函稿，以及相关笔记，想从中寻绎线索，终于不得要领。笔记中，尤以刘体智的《异辞录》最为重要，他父亲刘秉璋当日就在淮军中任职，对此事必有所闻。但《异辞录》中并未详述此事起因，惟有“降人相煎”一条，记八王被诛后，程学启部下大肆杀掠，李鸿章责其律下不严，斥之曰：“君亦降人也，奈何遽至于此！”从口气上揣摩，似乎杀降一事主持者为程学启，而李鸿章并非完全赞同；然终无实据，不敢断定。从朝廷法令、历史经验、因果报应、英国保人乃至二十五日三方参与的受降会，都看不出一点杀人的痕迹，而终竟杀了，岂不怪哉？岂不怪哉！

　　直到某日翻看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武略类”之“程忠烈用兵能相地势得士心”一条，才恍然大悟：

　　“（郜、汪等人）约降。往来其间者，提督郑国魁也。寇必欲邀忠烈面议，忠烈慨然往。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计始定。李文忠公期以五日后纳忠烈所部龚副将营中，至期，忠烈密布方略。逮寇魁六人至营，文忠接以温语，将入宴矣，左右报：‘有廷寄’；文忠起，曰：‘速请程军门陪客’。文忠起，忠烈入，麾勇士直前擒斩。……忠烈旋鸣鼓统师入城，驻守各门，派诸卒分走街衢，大呼曰：‘逆首诈降，已伏诛。胁从无罪，各闭门守，出即杀！’令下，无一人探首出声者。旋呼男子投器械，分门出，各以将士监之。留营者入伍，归籍者资遣，悉听其便。未逾三日，城中无一寇踪，所馀者妇女五六万而已。当寇魁五人之伏诛也，计甚祕，国魁亦不知。……谋斩苏城降寇，文忠踟躇三昼夜，不能决。忠烈以去要之，始定。惟性嗜杀，论者少之；然苏城降寇所约三事，曰留半城屯其馀众、曰编定百营照给饷、曰受翎不薙发，此何可从？盖寇自有取死之道也”；

　　“忠烈”，是程学启的谥号。此文叙述“擒斩”降人及此后的戒严、清场甚详，但这不是重点，我所注意者，独在此句：“寇必欲邀忠烈面议，忠烈慨然往。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计始定”；这一句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一句揭示了程学启这个“骗降”者的真面目。洋澄湖谈判，到底谈定了什么条件；李鸿章的报告里根本没说，而是模糊其辞，一笔带过：

　　“该伪王汪安均、郜云官先后密约程学启，单骑相见于城北洋澄湖。情词恳顺，求勿开炮轰打” ；

　　“求勿开炮轰打”，肯定不是谈判条款。具体“密约”了什么，李鸿章此处避而不谈。《类钞》引文则说得很明白：“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计始定”。然则当日谈判，包括两个部分：郜永宽等人献城、杀谭绍光；李、程则在其降后满足“三事”。所谓“三事”，即“留半城屯其馀众”、“编定百营照给饷”和“受翎不薙发”。这三件事，和李鸿章报告中所谓降人的非分之请略有出入，报告中说“献城后，遂占住阊、胥、盘、齐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又添招苏城附近贼党陆续进城。坚求准立二十营，并乞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编定百营照给饷”和“坚求准立二十营”；区别在于营数。“百营”必是误记，因为淮军营制规定：包括营官在内，每营限额五百零五人 ，百营，那就是五万多人。而当日淮军人数总共还不到三万人，必不可能同意保留差不多是己军人数二倍的降军。李鸿章所云“二十营”之数，即一万多人，更符情理。但不管是一万还是五万，对于只有二万多人的淮军来说，都是一个不可能消化的数字。

　　“留半城屯其馀众”和“献城后，遂占住阊、胥、盘、齐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是一个意思，即苏州并非全部由淮军控制，而是两军共管。降军所以要保留二十营，并非编入淮军，而是用来屯守苏州“半城”。

　　“受翎不薙发”和“讵郜云官并未薙发”；郜之保持“长毛”发型，乃经洋澄湖会议商定，早有成议，并非违约。

　　“三事”以外，李鸿章报告还多出一条，就是“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此或《类钞》漏记，或是李鸿章捏增，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乃是这些条件根本就是洋澄湖谈判确定并经戈登担保的“成议”，而不是降人开门迎师后临时增添的“动议”。

　　限于国体（如“受翎不薙发”）、政体（如“奏保总兵、副将”），程学启早就知道这些条件不可能得到履行，而“亦允之”，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早日拿下苏州。当时战局，实有利于淮军，假以时日，必能力取。但如前所述，军机处和曾国藩正在催调黄翼升水师，并已发下最后通牒：再不应调，即兴参办。果真参办，水师势必调离；水师调离，城围势必松懈；城围松懈，克复必成虚愿。程、李当日并不能预知苗沛霖即将覆灭，而是以为黄翼升水师必在短期内离开江苏，赴淮协剿。那么，如何在水师离开前最大限度发挥水师的作用，成为淮军战略考量的首要甚至是唯一因素。水师在，可以继续攻城，但不能保证如期攻下；水师不在，则遑论攻城，并因此减轻敌军的压力，得随时提防敌军的反攻倒算；江苏攻守大局，敌我消长之势，将为之大变。为避免出现此种局势，其战略决策必须遵守如下原则：招降较之克城，用力较省，用时较短，故攻城不如招降。投降、受降，须进行谈判；水师随时可能调离，则谈判必须速战速决，否则水师撤离，敌方压力骤减，便会拒绝投降。谈判要快，唯一的办法就是不纠缠细节，有求必应，甚至主动牺牲权益。于是，程学启在洋澄湖谈判中，答应了所有不合理、无法履行的条款。于是，郜永宽等人在五天内 履行了合同义务，于二十五日来到淮军大营，要求李、程履行相应义务。于是，李、程因无法执行合同，遂悍然违约，杀人灭口。

　　李鸿章、程学启鉴于水师不日离苏的现实困难，以招降代替攻城；鉴于谈判条款不可执行的法理局限，以杀降代替抚降。这就是杀降事件的真相。

　　谈判初始，程学启欺骗了郜永宽等降人以及戈登这个保人。随即，向李鸿章汇报，并告知事成后杀降的“方略”。李鸿章“踟躇三昼夜，不能决”；所以如此之故，无非三个原因：首先，谈判条款过于离奇。李鸿章知道朝廷不仅不会同意，甚至会因此进行责罚（胜保于本年初被杀，罪状之一就是“养筴贻患”）；其次，倘若因此不得不杀降的话，前所列举杀降之祸及舆论压力，必将集矢于作为统帅的己身，自己应否承受？能否承受？最后，戈登身为保人，杀降势必玷污他的名誉。彼人一怒之下，是否会引发常胜军和淮军交恶乃至“开仗”，甚而导致中、英两国的外交危机？场面闹大，能否“驾驭在我”，实无把握。他“三昼夜，不能决”，程学启可没心思看他“踟躇”，故“以（离）去要（挟）之”。但求成功、不择手段，即所谓“小人无忌惮”的很忍之心，终于占了上风，就这样，他半推半就参与到杀降事件中，并着手布置善后事宜。程学启对降人可以一杀了之，李鸿章作为一军统帅，乃是最终责任人，则需考虑到事后的危机公关。

　　一个是道德、舆论层面的公关。伯牛作为历史爱好者，可以将这个先骗降后杀降的故事原原本本、清清楚楚的讲一遍，他却不能。因为，杀降不过是“暴虐”，依照雷锋同志所说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残酷无情的名言，过分一点而已，尚无伤大雅；倘若此前还有骗降的勾当，那么，他就不但破坏了“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招降谈判，李、程实为政府代表）的政治原则，也触犯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圣门家法。较之“暴虐”的恶名，这才是真正的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他务必要文过饰非，尽行撇清。因此，他在报告中混淆次序，调换因果，将敌我经谈判确定的“成议”置换为敌方临时倡发的“动议”，将有组织有预谋的杀降解释为仓促应变的“立断当机”。藉此信息不对称之故，外界看到他的“第一手”材料，尽管对杀降不无微辞，但也能体谅他那份不得不如此的无可奈何。如此公关的结果就是：朝廷没有一丝指责，并讥讽“夷人”的抗议是“不明事理” ；同侪不仅不谴责，甚而设身处地，予以褒扬 ；洋商以及英国外交官们在经过初期条件反射的愤怒之后，渐渐“淡然”，甚而“以杀伪酋为是” 。

　　还有一项公关，稍嫌麻烦，就是如何安抚戈登。那时候，中外人士尚未就人权、公法等“普世价值”取得共识，李鸿章这套便宜行事的说辞，尤其不能说服特别重视荣誉的戈登将军。戈登在昆山知道这个消息后，“深感耻辱和极度伤心”，发誓要消灭李、程和“实际上他怀疑参与将诸王斩首和苏州屠杀的任何中国官员” 。据闻，他“自携短铳以觅之” ，要和李鸿章进行一次私人决斗。但是，此时的淮军，已经不是初抵上海规模，而常胜军“除炸炮外，攻剿不若我军”，所以，戈登“屡称对仗”，李鸿章“亦不甚惧怯也” 。凡敢于利用、玩弄、出卖他人者，首要考虑的就是事态激化后是否有以制之，否则，就成了玩火自焚。淮军实力足以弹压常胜军，早在李鸿章和程学启的算计之中，戈登熟知彼己，自也不敢意气用事。双方不发生火拼，则事态尚未恶化，则公关之术犹有用武之地，李鸿章针对戈登实施的公关技巧，一是奏请褒奖，一是保持距离。李鸿章在杀降当日拜发的捷报中，奏请褒奖四个人，头功是程学启，次功就是戈登，李朝斌、黄翼升尚在其后 。保持距离，则是不再召同常胜军会剿，独立完成军事任务，例如，收复苏州后，几天内淮军就攻克了无锡、金匮。此招正好挠着戈登的痒处；军人的使命毕竟是赢得战争、赢得荣誉，纠缠于道德准则，实在不是戈登这个“大名鼎鼎的异邦人”登陆中国的目的。两个月后，李鸿章稍示和好，他便尽捐前嫌，再度和淮军并肩作战。不过，作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作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拒绝收受朝廷赏给的一万两银子 ，以此表示个人对于杀降事件持有保留意见。他在褒奖令背面写下一段类似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宣言的文字：“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

　　李鸿章运用他在文学（叙事）、公关方面的技巧和手腕，平息了苏州杀降引起的风波。当其时也，值其势也，能如此大胆妄为、肆行其志，而又能收发自如、圆满收场，其任事之勇、干事之才，不得不令人佩服。但是，背理弃义，食言卖友，李鸿章“好用小智小术”，“于是而有惭德” ，不得不令人鄙弃。

作者:谭伯牛

邱晓云

刘体仁的《异辞录》，其中有这样两段记载：

　　八降王既诛，寇党惊扰，与官军混战。奈渠魁已死，如蛇无首不行，乃应手而灭。士卒乘势劫掠，满城大乱。文忠呼程忠烈字责之曰：“方忠，汝自谓纪律佳，今若何？”忠烈骑马出门，游行街市，欲以定众。遇其部下营官，行于桥上，左右手各携一妇。忠烈愧极，下马凭桥栏呼曰：“吾投水死矣。”营官急挽之，且长跪谢罪，乃已。

　　……

　　果报之说中于人心，往往于疑似之间，示人以神妙之迹。程忠烈之杀八降王也，军士乘之而大劫，李文忠咎之曰：“君亦降人也，奈何遽至于此。”及克嘉兴，微有不慊于文忠，伤重呓语曰：“君亦降人也。”因自决其创口而死。当时之人，咸谓降王索命也。”

万千人

安庆一战成就了曾九，把一个书生锻造成为大将，最终成“不世之功”。

天马行空

从长平之战坑杀30万  到张献忠的碧蜀  到扬州十日  嘉定三屠  到土改镇反。。。。。。。。。。。。。要是把中国内战内杀的历史详细统计出来  人头和人血是可以淹没这个世界的  和中国人谈民主自由宪政  嘿  只有刀枪  炸弹 和鲜血  此等劣等民族

邱晓云

中国人能生，到土地承担不了时，就爆发革命，某种意义上说，革命暗含的使命之一就是减少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