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常 识 / 王小平

燕尾服

常识 / 王小平
2013-05-31 23:19 | 阅读(197)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 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对影成三人》文后，凌宸兄指出：

“无论是观点有异，还是认识不同，这都是极其自然的事，也是论坛里的友人都能接受的现象（个别除外），实在用不着再三多说，更何况小平兄一向表现的宽厚风度，与慕春兄表现出的认真精神，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相信绝不会因有意见的不同，就生出感情的隙罅，所以慕春兄最后一段的回复，在我看来略微显得有点多余，一是不必要的担心，二是不可能的误会，依两位的论坛表现，绝不至于有慕春兄担心的事情所发生，更何况这还是一篇讨论“真”的文章，无论是文学的真，人品的真，思想的真，心灵的真，这不都是我们所追求的吗？良友难得，诤友更难求，珍惜还来不及，哪能还厌恶尤甚呢？说来说去，其实这一段回复，也是多余的。”

一言道出衷曲。读罢太息：知我者，凌兄也。也因这段颇有总结陈词意味的“太史公曰”，引起一点关于“真和常识”的思考。和党媒喉舌笔杆子不同，我们这些朋友站在民间的立场上，长期以来据以立论发声的，通常是常识。常识者，依照秦晖先生的说法，包括基本的事实经验判断，审慎的理性思考和基于人类共性——这里善恶并非那么的分明——的现代价值取向。常识和宇宙真理之不同，一方面是没有排他性，允许试错；一面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诉诸各人的通感。承认常识，接受常识，各方才有协商的可能。可惜在专制大陆，愚民与恐惧才是王道，常识如丧家之犬，过街之鼠，早已被禁绝多年了。

为此，特意翻出一篇讲述常识的旧文，来印证自己的感慨。这是十一年又一个月以前，秦晖先生为黄钟《游手好闲的思想》一书所作的序。黄钟先生此书，数年前读过，因不在手头，内容我多数不记得了，不过这篇序文，却时常的印在自己的心里。也曾在前年所作《司马光砸缸》里，专门引用过其中一段。在功夫熊猫们如临大敌，莫须有和莫名失踪盛行的这段日子里，重读这一篇文章，庶几能起到一点安神定心，祛毒疗伤之功效吧？

在常识的基础上思想（2002-4-29）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525/11/5442851_119243128.shtml）

黄钟先生的新著《游手好闲地思想》嘱我为序。我首先诧异于这个书名：什么叫"游手好闲"地思想？读罢全稿我明白了，作者在这里叙述的，大都是古今中外历史上那些史有明载的人与事，并非石匮秘籍中的深宫隐奥。从这些史实中作者讲出的道理，也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常识，而不是那种行文艰涩用词怪癖逻辑费解似是而非的"高深"理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清清楚楚的史实却常常被人遗忘，这些明明白白的道理也往往被人忽视。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史家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真言噤声、假话盈宇的不正常状态。而那不甘毁弃的黄钟（恰巧这是作者的名字）便会在常识的基础上响起。所谓《游手好闲地思想》，就是回到常识去，在常识的基础上思想吧？！

的确，常识可以证伪，但不能无视。

古往今来大部分最重要的知识创新（科学发现或人文思想突破）都是从对经验常识的证实或证伪中产生的。而大部分"皇帝的新衣"式的伪科学与"知识垃圾"都是从对常识的无知、回避和有意无视中产生的。

我们知道，所谓牛顿看到树上掉下的苹果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试验"两个铁球同时落地"而证明了重力加速度这类说法在科学史上并非实有其事，但牛顿与伽利略的物理学理论是以能够解释苹果下落及铁球同步落地为前提的。它把这些日常生活中人们似乎习以为常不言自明的现象变成了得到严格逻辑证明的知识体系，这样人们就可以根据这种证明所包含的逻辑去发现日常经验以外的、种种比"常识"更为高深的新知了。所谓"科学"，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常识"只能被证明吗？当然不是，其实波普关于科学本质的"证伪主义"论证已经告诉我们："常识"不仅可能被证伪，而且严格地讲，一切全称判断式的"常识"在逻辑上都不可能被有限事例所证明，却可能被这样的事例所证伪。但是证伪之后人们并不是陷于虚无，而是提出了新的解释来"证明"更多的经验知识。当然这种证明在逻辑上都是不完全归纳，因而本质上只是一种认识过程中"有益的假设"，而这种"有益的假设"将来还可能被新的知识所证伪。这样一种证伪——证明（"有益的假设"）——再证伪的认识循环使我们不断接近于真理，这就是所谓科学。

波普这里讲的是全称判断式知识的归纳缺陷。另一些经验知识是非全称判断的（通俗地说：它们是"现象"，而不是"规律"），这些知识也可以通过逻辑演绎（而不是归纳）来得到扩展与深化。而演绎过程同样也可以证伪，而且除了波普讲的那种"反归纳的"经验证伪外，对演绎过程的证伪还依赖于逻辑证伪：即使"常识"本身无误，但依据这些知识进行的推理若有逻辑悖谬，那么结论也是错的。

例如日常的经验观察告诉人们太阳每天东升西落，人们据此得到地静日动的"常识"，西方的地心说、中国的浑天说与盖天说等都是建立在这个"常识"的基础上的。但哥白尼通过观察与推理，成功地证伪了这个"常识"。尽管他提出的"日心说"也是可以证伪的并且后来的确被证伪了，但哥白尼的"科学革命"仍然是不朽的。哥白尼证伪了地静日动这一"常识"，牛顿、伽利略则从关于引力与落体的经验常识中建构了古典物理学的理论体系。这都是"在常识基础上的（当然不局限于常识的）思想"。当然，在常识基础上思想未必就伟大，但它至少是实在的。

而无视常识的思想，则从安徒生那则"皇帝的新衣"童话中人们对并不存在之物的自欺欺人式赞美，直到我们熟知的"水变油"、"胡神医"、"亩产x万斤"之类的伪知识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些"知识"之伪并不在于它们否定了常识，而在于它们根本无视常识。如今有人说，"亩产x万斤"之所以获信于圣聪，是因为某科学家说过常规农作物光合作用能量转换率极低，如果提高之，则产量必惊人增长。由此证明理论误人。其实上述能量转换率低云云并不是伪知识，而是至今仍能成立的"科学"，它本身并不误人。关键在于"如果提高之"--那"转换率"能吹口仙气就"提高"么？无论老农的日常经验还是科学家们已上升为理论的行内"常识"都知其不可，但人们就是随声附和，一如安徒生笔下那些人齐声赞颂"新衣"之美丽。可见，在很多情况下，"无视常识的思想"并不是因为真的无知，而只是因为缺少了良知！那种东西的泛滥也不是因为科学水平低，而是由于体制性的弊病。但这种状况如果长期持续，倒的确会反过来使人们逐渐习惯于"无视常识"，因而不仅良心上而且智力上也发生退化。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在常识的基础上思想"就不仅仅是在拯救知识，而且也是在拯救良心了。

今天的思想界"无视常识的思想"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表面上把常识捧得很高，但却根本拒绝围绕常识的思考——无论证明还是证伪。例如有人习惯于这样指责别人：你的某某说法符合于常识，因此是多此一举；你的另一些说法则违背了常识，因而是显然荒谬。证明常识是不必要的，而证伪常识是大逆不道的，于是关于常识的任何思想都不必要了。"常识"在这里只是一根大棒，而"常识基础上的思想"，不论是证明还是证伪，却都给棒杀了：牛顿没有必要把"不言自明的常识"变成具有严格证明的自洽理论，哥白尼胆敢否定地静日动的常识更是罪该万死。

关于常识的任何思想既然都不必要，那"无视常识的思想"就自然会泛滥起来，于是就有了第二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就是公然以藐视常识为荣，甚至以完全没有证伪内容的违背常识之论作为自己学问高深的证明。前不久有这么一场讨论：某学者"发现"鸦片战争前英国人把汉语之"夷"字英译为某个贬义词，进而指责英国人造谣，把一个充满友好意愿的字眼强加了贬义并借以煽动英人仇华，又进而认为过去那种认为英国人重实利而中国人爱面子的说法不对，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正是因为他们极爱面子，受不了翻译者故意捏造的贬义而悍然动武！

这样一个非常"新颖"的论点不仅在逻辑上与道义上都让人难以理解：把一场公认为出于牟利目的的战争说成是为维护面子和荣誉而发动，这究竟是在谴责还是美化战争发动者？把利益、制度、文化上的严重冲突这一战争背景说成是仅仅出于某个居心不良的翻译者有意"误译"，这与作者想表达的"左翼"立场不是明显矛盾吗？

但这些且不论，关键在于把中文的"夷"字译成贬义词究竟是不是误译？汉语中的"夷"字本来并无贬义吗？作者自称的这一"发现"无论与自己想证明的观点是否有违，首先它就与公认的"夷"为贬称的常识相冲突。于是批评者提醒说：汉语中的"夷"字的确是有贬义的，你看连学生用的《新华字典》都把它注明为贬义词哩！没料到，这一批评竟使得该作者大为不屑：我在美国名牌大学已是任教多少年的名教授，你竟然对我谈什么《新华字典》？这是在讨论学术吗？

呜呼！无视常识而至于斯，实在令人吃惊。大学名教授发现也许只具有常识水平的《新华字典》的解释有误，是完全可能的，她若论证了这一点，不仅是对批评者的恰当回应，也是对学术本身的一个贡献。但她根本不屑论证，就认为常识对她这个美国名牌大学名教授全然没有价值，可以不予理睬地踏在脚下，这就太荒唐了！哥白尼否定了由太阳东升西落推出地静日动的"常识"，他是伟大的。而一个白痴大叫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他当然一点也不伟大。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严肃地证伪了一个前人认为的"常识"，而后者根本是无视常识。"在常识的基础上思想"与无视常识的胡思乱想，区别就这么大！作为名牌大学（还是美国的！）的名教授，对（好像是中国人的？）常识应该持什么态度，特别是在该教授又念念不忘表现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的情况下？

总之，高深的学术、精邃的思想，并不必然是与"常识"相绝缘的思想。相反，如果我们把"常识"理解为一般人共认的经验信息与初级形式逻辑的总和，那么，重视公认经验知识、遵守基本推理逻辑，加上（至少对人文知识分子而言）起码的人道良知与求智的真诚——这是成为大思想家与大学问家的必要条件，尽管可能并不是充分条件。

黄钟的这本书就是他"在常识基础上思想"的最新成果，其中不仅包含了许多历史与现实中的经验知识，更体现了他对这些经验进行的逻辑严谨的思考。这些知识并不深奥，但长期以来往往被遮蔽，这种逻辑并不复杂，但在指鹿为马的人那里并不被尊重。也许对这本书中的知识叙述与思想逻辑，有些人不能接受，那么，就请批驳他吧——从事实上与逻辑上！

——读罢《在常识的基础上思想》，又想起前年留在孙骁骥先生《解振华发怒：外交的“技术犯规”？》文后的一段评论，从这篇序文谈起，同样是有感而发：

“最近看黄钟先生的《游手好闲的思想》一书，买书的起因是秦晖先生写的序。果然没有失望。
序言里说：黄钟的这本书是他在“常识基础上思想”的最新成果......这些知识并不深奥，但长期以来往往被遮蔽，这种逻辑并不复杂，但在指鹿为马的人那里并不被尊重。
是的，这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我们有事实，有逻辑，有价值标准，可是碰到的，尽是些指鹿为马的权力之手，或是他们的喉舌们。显然，如孙骁骥先生本文谈到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先生，就是这么个根本不和你讲事实，讲逻辑的人。这个人的背后是一个根本不和你讲事实，讲逻辑的政府——政府背后当然是我党了。
其实就京都议定书的问题，不说两年前宝宝在欧洲的丢人现眼，光论其条文体系本身，便是矛盾重重，极不公平的。对此诸多专家早已有专文研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所以美国在国内诸多反对意见的牵制下，不签字，不幸的是，美国不签字，却反过来被我党喉舌机器宣传为不负责任，为那些西方左派和中国左派们提供了攻击美国乃至多数成熟民主国家的武器，而丝毫不顾及议定书本身的技术争议细节。
我党便是这样：需要它承担大国责任的时候，便千方百计推卸责任，如人权，环境，生态，资源消耗等方面，片面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其实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炭污染大国，十大污染城市，中国殆居大半）；而一旦有好处捞的时候，便自命为联合国五大国之一，不断维护独裁小兄弟，大投反对和弃权票。如此外交形象，唯利是图，毫无基本准则与底线，也难怪国国侧目，亚太局势形成包围之势。
本是流氓政党，穷兵黩武，却让本国民众跟着挨骂，受苦，承担代价。这便是我们意淫不已的——大国崛起。”

随着胡温新政的大国崛起梦成为梦幻泡影，现在的人们开始热衷于意淫第五代的“中国梦”。可惜随之而来的，就是七不准，鞋脚论，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论，国父论和禅让论......这是一个因阶层的分裂，权力和财富的分裂而带来严重精神分裂的国度。无怪乎清涟居士要在近期文章里感叹：

“最近两场中国戏剧接连登场，一场的主角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红旗文稿》（《求是》杂志的分身）。这些党媒连发三文，用华丽的语言论证“党权神授”；一方是AWW制作的后现代摇滚乐《傻伯夷》，尽情地用粗言俗语表达他对这个政权的极度蔑视，以及作者对那些主张放弃抗争、与政权和解的各色人马的愤怒。中国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的分裂与对立，于此可见一斑......那几篇充满政治谵语的奇文与《傻伯夷》在互联网上不期而遇，共同上演了一出中国戏剧。《人民日报》等官媒用华丽词藻堆积的政治谵语，挟上帝与宇宙真理之名，宣称独裁合乎天道，却向世界展示了其主子那肮脏之极的堕落肉身；《傻伯夷》痛骂的正是对方的黑暗与无耻，以及一帮子攀附于骥尾，要求反抗者放弃反抗的宵小与犬儒，虽然从头到尾不离粗言俗语，却展现了人类追求自由尊严的天性。”

本来反抗强权与不公是个很严肃的事情，它侵害了很多公民的权利，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是暴政。对此的揭露，分析，批判，可以说一直都是有良知，有才学，有胆识的学人在持续的工作。大量的引介性，或原创性的社会科学调查分析研究，都是未来自由中国不可或缺的基本建筑构件，是启蒙和理论的基石。比如最近记录中国60年代饿死3千6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墓碑》一书，获得2013年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5月29号晚，《墓碑》的作者、新华社前经济记者杨继绳在纽约参加了颁奖活动和座谈。杨继绳在座谈中就表示，书名《墓碑》不仅是纪念死去的3千6百万人，也希望埋葬造成悲剧的这个制度。同时，意识到揭露真相的风险，也算是为自己预先做好了准备。

这些以破为立，破而后立的尝试，一方面可以尽量消解长期红色专政给这个社会和人心普遍带来的污染，同时也就是在为我们建立和维护一个更合理的现代中国，提供一种建设性的原则，规划与远景。当然，嬉笑怒骂的，曲线的表达形式，固然能够更安全，更吸引大众的眼球，引起国内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引导他们思考简单的情绪宣泄背后更深层的问题，这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和政治批判难以兼顾的，但反过来看，一个新的制度型态要替代旧的专制模式，一定需要这种严肃的思考和理论建构，为后来者，实践者设置一个参照系，避免走入老路或歧路。

但党可恶之处就在，把所有人变成自觉或不自觉的精神病，然后迫使孑遗的正常人成为经由严格程序认证的，合理合法的被歧视，被孤立，被关押的精神病人，甚至成为国家公敌。以至于当一个人尝试讲出常识和真话的时候，往往需要超出常人许多倍的勇气。你本来只是为了维护一个正常人的良知，渴望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却要超出常人的信念和忍受难以想象的苦难，甚至违背最基本的，“趋利避害”的人性，才能够和那个政权去博弈，去挑战。

说出常识本已不易，偏偏现在的这个政权根本不和你讲理。于是一切的讲理在指鹿为马的笔杆子，严阵以待的枪杆子，收买灵魂的钱袋子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于是对伪崇高的政治的消解就成为一种无奈之下的选择。在这个国家意志的主旋律下，官方垄断话语权，似乎一切的出发点都如此神圣，一切的成就都如此伟大，可是一切的正经都显得如此的假，虚伪。而AWW《傻伯夷》式的反讽和怒斥，看似粗俗，用了很多正常人，正常社会看来非常离经叛道的语言和艺术形式来表达，却正是在表达一种最起码的正义感，在“不正经”中展现出现代中国人原本应当拥有，坚守的尊严和高贵。在荒诞的形式与深刻的内容之间，在粗俗与严肃之间，在非理性的情绪化与理性的思考，与真诚的信仰之间......两者看似矛盾，不可调和，却又如此和谐的结构成一体。再与官方的正经背后的“不正经”对照，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离奇的政治吊诡。

是的，这么多年我们终于发现，除了直接的诅咒之外，已经没有任何方式能够让这个政权脱离无动于衷的无耻状态了。正如当年鲁迅先生刻画的：当有人在监狱里为了自己的信念和权利而绝食，在围困折磨他的狱卒看来，却觉得我本来就不想让你吃饭，想要用尽各种方式酷刑迫害你，你却自己选择绝食，自我戕害，正中迫害者的下怀而不需承担任何被揭露的风险：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虽然只有一道铁窗之隔，当权者及其走卒和狱中人却宛然生活在两个世界。

在AWW这里，从竖中指、草泥马挡中央、一亿颗瓷瓜子，到一虎八奶图等“后现代行为艺术”，从《老妈蹄花》到《念念不忘》等纪录片的拍摄，到《傻伯夷》这段五分多钟，啼声初试的MTV，常识和荒诞，良知与“道德低下”，真诚与浑不吝，经由他自己全幅身心参与进去的艺术表达——包括他本人在四川遭遇的殴打，在北京遭遇的监禁和名誉诋毁，巨额罚款，牵连无辜——在虚构与真实之间揭示出暴政的可怕，更逐渐从咒骂“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当道者转向对近年来引起中国异议界分歧甚至深刻分裂的大部分主题辞，如“非暴力、无敌、宽恕、容忍”的蔑视。

党自身的异化，党对整个社会人心的长期整体异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任何正常的生活型态和权利，精神诉求，都被理所当然的视为不正常的，甚至是反人性的，是接近精神病态的谵妄的。而对那些异议者来说，摆在眼前的任务已经不再是苦口婆心的向党和人民宣传为什么这样的制度不合理，为什么习以为常的许多观念行为是违背常识和良知的，而是简单若斯，深刻若斯：用人类最简单的感情，情绪来对其讨伐。并且通过这种持续不断的，直指人心的力量，唤起那些不甘心，不能忍受做奴才和奴隶的大众真正参与，投入到某一项运动，事业中去。我相信这也是AWW先生制作这么一段视频的背后深意。孰胜孰负，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何清涟女士就此谈到：“谁胜利了？只要看看微博与推特言论就知道了，那上面充满了对官媒政治谵语的痛斥，以及对《傻伯夷》的叫好。BJ已经丧失民意基础，早就该躬身谢幕了。”

一个习惯讲理的人在毫不讲理的暴政面前，显得如此幼稚，或是虚伪——这究竟是谁的错？或许来到今天，在中国犬儒病如此泛滥蔓延，堪比有史以来人类所经历的两次巨大人口灾难——十四世纪腺鼠疫大爆发与十六世纪导致美洲印第安人死亡一半甚至高达90%的，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的情境下，能够在口头笔下的，纤纤弱质的讲理之外，能够用骨头去思考，用行动去挑战风车的人，能够在常识之上思想，并且更进一步，从揭露专制到喊出“结束专制”的人，才是我们这个死水时代最需要的勇士与先知。

燕尾服

上述文章
转发自一五一十网

半醉汉

马列和毛思想，就是要颠破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