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同志的信

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同志的信

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



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先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阅批。然后请乔石同志将所有批语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发各同志。


胡耀邦 二月二十八日


耀邦、(剑英暂不送)、小平、紫15日、先念同志: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二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二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二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陈云 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李先念同志批示:

完全同意。

三月一日

(小平、紫阳、乔石同志已阅)


陈云同志:


我们曾是“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成员确对待“老红卫兵”的一些想法。现在想向您反映在整党中应当如何正


所谓“老红卫兵”,是指一九六六年夏季一些出身于干部、工农家庭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受当时“左”的路线影响而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又于同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陆续退出运动,在“文革”的中、后期一直受压抑的红卫兵。


在当前整党中,有人散布一种舆论,说什么“老红卫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
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参加过“西纠”、“联动”这类在“老红卫兵”
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
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


凡此种种,我们觉得同中央有关文件、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精神都是相违反的,需要澄清和纠正。否则将不利于整党,不利于清理“三种人”和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


“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大多数人在“文革”各个重要阶段,表现是好的,是经住了考验的。他们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较早不满和抵制,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

“老红卫兵”有没有缺点错误?有。首先,他们一般是学校中最早起来批判校领导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这个大方向就错了。其次,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末成年的中学生)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过火行为,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错误与那些造各级党委反、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具有本质的区别,与“三种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两码事。


整个“文革”期间,贯穿着党的各级老干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林彪、“四人帮”之间的殊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老红卫兵”是站在前者一边,而为后者所忌恨的。如北京中学生中的“西纠”“东纠”,大学生中的“一司”等,都是周总理和党政军老干部极力支持、引导,用以控制局势、保护老干部、维持社会秩序(如保卫国家机关、保护档案、反对过火行为等)的组织。“联动”更是为了反对中央文革而成立的。他们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前后都被中央文革压垮或镇压,打成“保守组织”或“反动组织”,其中一些受到程度不同的打击和迫害,林彪、“四人帮”还通过追查他们的“后台”来整老干部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那时起,“老红卫兵”作为组织不复存在了,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长期受着压抑,在诸如反“十二月黑风”、“一月夺权”,反“二月逆流”、“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邓”、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文革”的关键时刻,从思想感情到政治态度都是与林彪、“四人帮”对立的。而那些紧跟林彪、“四人帮”,
自觉充当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无论是极左派还是“策略派”),却始终把矛头对准党的各级老干部,对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积极参与各地、各部门的夺权斗争,砸机关、抢档案、打派仗,制造武斗,揪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对老干部搞“专案”和进行所谓“群众专政”,围困中南海,组织批斗中央领导同志的各种联络站和大会,窃取、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等等(当然,对这些造反派组织的成员,应根据党的政策和他们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区别对待)。两相比较,“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动、组织及骨干,与他们这些造反派的活动、组织及其骨干,在性质上都是根本不同的。把“老红卫兵”说成是“造反派”,势必把水搅浑,转移人们对“三种人”的视线。


在“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一些人也有打、砸、抄行为,如打了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如“地富反坏”、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当时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如一些寺庙、某些商标等)。这是在当时“破四旧”的号召下发生的,
时间很短暂(个把月左右),我们认为大多属于一般性错误。当然,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如个别打死人的,如果过去没处理过,也必须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但这不能与“三种人”的打、砸、抢混为一谈。我们理解,所谓“三种人”,无论其中哪一种(包括打、砸、抢分子),都是以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为目的,都首先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少数人由于年幼无知,搞了一些打、砸、抄的事情,并不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问题。如果把这类问题列入“三种人”问题,实际上就模糊了“三种人”的政治性。


“老红卫兵”和“三种人”基本是同一代人,现在大多三、四十岁。正如陈云同志指出的:谁对聂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第四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个时候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保守派”、“逍遥派”的人才清楚,他们知道是谁整老干部的(大意)。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次整党中,“老红卫兵”虽然也需要结合自己的经历,
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觉悟,但对他们在“文革”初期的缺点或一般性错误,绝不应当再予追究,对中央文革曾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罪名,更不应该再拿来做为追究他们的依据。相反,倒是应当充分肯定他们在“文革”中的主流并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依靠他们和广大的中青年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以上是我们个人的一些想法


此致


敬礼

不知当否,恳请指示。


国家经委干部、共产党员
孔丹

冶金部干部、共产党员
董志雄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看起来此材料是真的(其中有些语句不完整)。若是真的,应该印发给全大陆的中国人。
开口闭口老同志,老干部,老革命家。这些人就是革干子弟吧。
中共历史上的十四个〝中央专案组〞


【2014年2月14日讯】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中央专案组不仅令人谈虎色变,而且其具体的操作更是罕为人知。而当年被打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的中共原空军司令吴法宪在临终前出版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一书中,除了从头至尾愤怒控诉毛泽东的〝心狠手毒〞、〝诡计多端〞、〝口蜜腹剑〞、〝丧心病狂〞以外,还披露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十四个〝中央专案组〞的一些内幕。



据吴法宪在书中的回忆,中共中央军委专案组成立以后,下设了三个办公室。

第一办公室主任是汪东兴,办公地点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属一共是七个专案组:1.刘少奇专案组;2.王光美专案组;3.〝薄一波等六十一个叛徒〞专案组;4.陶铸专案组;5.陆定一专案组;6.张闻天专案组;7.彭真专案组;

第二办公室主任先是杨成武,后来是黄永胜,副主任是吴法宪本人,办公地点在军委办事组,下属一共是三个专案组:1.彭德怀专案组;2.贺龙专案组;3.罗瑞卿专案组。

第三办公室主任是谢富治,办公地点在公安部,下属四个专案组:1.〝五一六〞专案组;2.抓叛徒专案组;3.叶向真专案组;4.其他一些人的专案组。

书中介绍:每个专案组的领导都分为两层,最上一层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但是实际上掌握着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四个人。专案组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决定从部队选派。专门抽调了一批军、师一级的干部。每个专案组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

书中表示,当时几乎所有专案组的进展都不大。〝由于弄来的材料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无法判定,时间一长,办专案的人就越来越不积极。而这时上面就来压,就批评工作人员‘右倾’,要求他们严格审查呀!认真调查呀!赶快作结论哪!然而不管上面如何压、如何批,进展还是不大。本来嘛,都是些冤、假、错案,又从哪里搞得到过硬的材料呢?!〞

在书中,吴法宪特别为彭德怀专案组的主管人黄永胜喊冤,他认为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因为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

书中写道:〝虽然黄永胜是彭德怀专案组的主管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

书中质问:〝当时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帐呢?〞

吴法宪在这部回忆录中还讲述了一个特殊的案件。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晚,在北京外交部街四周的邮箱里,同时被人投入一种油印的传单,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

传单说,当前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与其所宣传的革命词藻完全相反,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时间越长所造成的恶果就越加严重。

传单还指名道姓地批判了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人陈伯达、康生和江青,认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除此之外,传单还指责了林彪:〝由于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不是他助纣为虐,事情就不会糟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传单还进一步指出,毛泽东也难辞其昝。传单指责毛反覆无常,遇事多疑,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一位领袖如果有了这些弱点而不能自拨,不可能不给他所领导的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十月九日上午,邮局工作人员打开信箱收取邮件时,发现了这份传单,便立即上报有关部门。上午十时,这份传单送到了周恩来的手里。周恩来看完后十分立即就转给了毛泽东一份。

第二天的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当场指定陈伯达负责这个专案工作,同时又指定谢富治和吴法宪也参加专案组。

随后公安部就展开了破案工作,但是查来查去,始终没有查出什么结果来。很快一个月过去了,案子没有什么进展,陈伯达也没有再召开过专案组会议。后来,周恩来听到公安部的一个人讲,〝非常委员会〞有个宝塔型的组织,涉及到朱德、陈毅等人。于是他藉机严肃批评陈伯达说:〝对公安部的这份材料,你为什么不开会呀?这份材料究竟是真还是假呀?毛主席一直等着破案的情况,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呢?〞

最后,天津市公安局来了一个报告,说做案的人已经找到了,对原稿笔迹和做案工具进行了鉴定,证实那个传单完全是这个人搞的。天津方面在会上汇报说,做案的人是个工人,传单从书写、油印,到来北京将八十份传单分别投入外交部街附近的邮筒,始终是一个人所为。经鉴定,可以证实这一点。

听完汇报,陈伯达不相信,他怀疑地说:〝一个工人,能写出这样的传单来吗?一定还有后台,要往上追,追到谁就是谁。传单上说,有一个人可以出来收拾残局,这个人究竟是谁?你们应当挖一挖嘛。〞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问:〝你们认为这个人是谁呢?〞谢富治回答说:〝还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

过了一段时间,陈伯达又召集了专案组的第三次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天津市的汇报仍然同上一次一样,没有发现其它问题。听了这个汇报,我认为这个案子基本上可以结束了,再追查下去没有多大的意思。散会以后,吴法宪和谢富治便直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我们汇报,说:〝也许就是这样吧。〞对这个案子,以后就没有再追查下去了。
以“八老”为代表的中共老干部们的第二代这三十年都干了些什么?还有几个是为其父辈口称的“共产主义信仰”而奋斗?恐怕他们所谓的“共产主义信仰”现实版就是毫无止尽不择手段地贪婪搜刮,反正是共产嘛!不共白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