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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敏:在罗瑞卿专案组工作的日子
時間:2014-05-17 21:24

1966年底,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接到总政通知,要求派出一名副处长,参加中央专案办公室的工作。
  
12月29日,时任总政保卫部第四处副处长、42岁的张英华被总政保卫部副部长郝苏找去谈话。此前,张英华曾多次参与对干部的政治审查,还曾参加过“黄克诚专案组”,属于“党最信任的那类人”。
  
“郝副部长说,让我参加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明天到‘三座门’报到,接受新任务。”在国防大学第一干休所,今年九十高龄的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英华瘦高的个头,浓重的河北口音,多年的保卫工作训练了他非凡的记忆力。上世纪90年代,他成为中国最早的计算机用户,多年来,习惯于每天晨起浏览新闻、回复邮件。
  
回首这次特殊任务,虽然已相隔近半个世纪,他仍然深觉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党内斗争的复杂和残酷。


进专案组
  
12月30日,张英华一早就到俗称“三座门”的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小会议室报到。

  会议由总政治部主任兼军委副秘书长肖华主持,参加者为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郑瀚浩、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柴瑞林、总参谋部作战部副处长王亚志、原罗瑞卿办公室秘书邓汀、公安部的一位副局长,以及张英华,共7人。
  
肖华首先讲话。他说:“康生同志几次来电话,督促我们成立罗瑞卿专案组。今天到会的同志都是专案组的成员,我们这个专案组就算正式成立了。”
  
会上规定了保密原则:办案内容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片纸只字不能带出;会议和外调记录一律记在保密手册上,有页码有编号,用完上交;专案之间不能串通,等等。
  
专案组的办公地点设在国防部大楼的肖华办公室,专案组人员对外称“肖办秘书”。

  专案组的第一件事,是搜集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1966年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以及1966年4月公安部揭发、全军批判罗瑞卿会议的材料。
  
1965年12月,正在昆明巡视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急召至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批判为“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

  1966年3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罗瑞卿的批判升级。3月18日,罗跳楼自杀,造成双脚跟骨粉碎性骨折。会议最后作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称其“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是“埋藏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
  
5月18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审查小组,对四人进行审查。其中,罗瑞卿案由军委处理。
  
根据搜集的这些材料,专案组对罗瑞卿的问题进行了分类,分为“不突出政治”“抢班夺权”等几类。之后,又以1949年划线,将审查内容分为两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表现(包括个人政治历史)和解放后主持公安、军队工作时的路线错误。
  
由于专案组缺乏公安系统的人员,1967年5月起,又从公安部陆续调进5个人,其中就有公安部二局一处的副科长汪春耀。
  
“我当时就是公安部一个副科级干部,做梦也没想到,竟参加了对老部长(罗瑞卿1949年至1959年任公安部长)的审查。”在公安部离退休干部局官园支部活动室,84岁的汪春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但当然还是觉得有点荣誉感的。凡是抽调进专案组的人,无论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工作能力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


赴川外调
  
张英华、王亚志和汪春耀主要负责审查罗瑞卿1929年以前的历史。
  
在1966年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写了一份揭发材料,对罗瑞卿未参加南昌起义一事提出了质疑。“他到哪里了?这段历史应该审查清楚。”为此,专案组决定派张英华到广州调查。
  
1967年6月,张英华赴广州。大街上到处都贴着大标语“打倒广老谭”,后来他才知道,“广老谭”就是黄永胜,意为“广州的谭震林”。

  到广州第二天晚上,张英华见到了黄永胜。他觉得黄永胜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还不时说几句玩笑话。他没想到,一年后,黄接替杨成武当了军委办事组组长,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
  
黄永胜说,1927年时他并不认识罗瑞卿,后来才知道罗当时在武汉黄埔军校分校学习,他自己则是在中央警卫团当战士。1927年7月下旬,军校和中央警卫团的很多人都参加了南昌起义,但罗却没参加。他对此感到怀疑,因而写了份揭发材料。除此之外,他也没有更多的线索。
  
从广州回京后,专案组从中组部借出了罗瑞卿的档案查看。张英华等人果然在其中发现了一些疑点,如:关于罗瑞卿1926年加入共青团一事,几份材料上的介绍人均不相同;入党介绍人,解放前后填写的也不同。
  
1967年7月和10月,王亚志和汪春耀两次入川,向所涉及的几位证人进行调查。汪春耀觉得王志亚军事知识非常渊博,暗自佩服,但当时并不知道,他曾经做过彭德怀的秘书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
  
调查发现,罗瑞卿所填的三个入党介绍人中,陈刚秉和任伯芳都已过世,只剩潘先知。经过四处寻访,他们终于打听到,潘先知当时在四川合川县政协担任秘书长。

  他们连夜去合川统战部查阅了潘的档案。在其自传和干部登记表中,多处写到他与罗瑞卿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同学,“感情甚笃”等。但是,没有发现潘曾经介绍他加入中共的只言片语。
  
第二天,他们找潘先知谈话。潘大讲与罗的关系如何密切,但他承认,在得知罗担任了公安部长后,给罗写过信,没有回音。

  “我们推想,这可能就是罗把入党介绍人从潘先知改为任伯芳的原因。”汪春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此同时,张英华等人在北京、沈阳和哈尔滨等地也展开了调查,取得了大量的旁证材料。两组人员将材料仔细核对后,基本勾勒出了当时的情况:

1927年底,罗瑞卿离开汉口四川会馆到湘西常德,在国民党的杂牌部队“新编教导第五师政治部”当了一名“上尉宣传员”。不到半年,罗去了长沙,正赶上长沙“马日事变”,立刻乘轮船赴南京,于1928年7、8月份间到了上海。
  
在上海,罗瑞卿遇见同乡任伯芳,两人相处甚好。任伯芳刚刚与中共地下组织接上关系,罗向其请教之后,写信给中共中央,说自己在武汉黄埔军校时入了党,后来与党失去联系,要求恢复党的关系,证明人为任伯芳。
  
当时大革命失败,许多党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纷纷来到上海寻找组织关系。罗的信送上去没几天,就收到通知,让他在外滩公园手持报纸,等人来接头。
  
来人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欧阳钦,在询问了相关情况之后,告诉罗组织关系已经恢复,以后与一位陈姓同志联系。
  
就这样,罗瑞卿入党了。


“二办”成立
  
1967年夏,风云变幻。
  
8月11日,造反派贴出“肖华是党内军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大字报,肖华倒台。8月17日,“军委办事组”成立,取代了军委办公会议。9月下旬,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

  据杨成武后来在《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中回忆,罗瑞卿专案组代号为507,成立之初负责人是周恩来。1967年9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主持召开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指示清理专案,以便让没有问题的老同志参加初步定于1968年举行的中共“九大”。
  
会后,周恩来立即在中南海怀仁堂西大厅召集会议,作出部署:原来由谢富治主管的专案办公室,改称“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简称“一办”,中央党政机关审查对象划归“一办”。军事系统审查对象则划归“二办”,由杨成武负责,下设饶漱石案、彭(德怀)黄(克诚)案、罗瑞卿案、贺龙案等10个组。一办的后勤保障、办公费用等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二办”由军委办公厅负责。
  
10月25日,杨成武召集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二办”正式开张。会上确定,二炮政委李天焕、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金涛、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成学俞三人兼任“二办”副主任。
  
为了充实力量,二办先从驻京的总参、总政等机关选调干部,随后又向北京、广州等军区发电,要求报送“政治思想品质好、历史清楚、懂政策、守纪律、工作能力强、没有参加群众造反组织的比较优秀的干部”。到1967年底,陆续有100多名干部调来“二办”,但仍未按计划调齐。

  “二办”成立后,总参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许心荣担任了罗瑞卿组副组长,又从海军、空军和各大军区调来6人,原来的人员部分退回原单位。办公地点从肖华办公室搬到翠微路的总参招待所。

  张英华成了留用人员。“他们既不放心我,但又离不开我。因为在组内我了解案情,熟悉公安业务,属于业务骨干。”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两个月后,张英华被增补为副组长。

审问罗瑞卿
  
外调回来后,1967年11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张英华、王亚志和汪春耀三人到罗道庄审问了罗瑞卿。
  
当时,罗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警卫某师一个连队的院子里。与罗瑞卿一同关押在此的,还有彭德怀、彭真、谭政、刘仁、万里等人。每人一间斗室,走廊上设哨兵。室内一张木床,一桌一凳,窗户上糊着纸。
  
审讯间在一座小平房里,大概十二三平方米,摆设简陋,只有一张桌子、几个凳子和一个暖水瓶。

  为了这次“交锋”,事先他们作了充分准备。怎么提问、什么时候举证都做了设想,对可能遇到的情况都预想了应对的办法。

  穿一身旧军装的罗瑞卿被警卫搀扶进来。他神色平静,但透着机警。

  待罗瑞卿坐下后,张英华开门见山地问:“你入过团吗?”他注意到,罗惊了一下,但很快就镇静下来。
  
“这个问题,我作交代,我没入过。”罗承认,他在干部登记表中所写的,1926年在四川南充中学时由一个老师介绍加入共青团,不是事实。
  
张英华有点意外,很快又问:“你入过党吗?”罗瑞卿沉默下来,好一阵不说话。

  “诸位,今天就不要再问了,我讲吧。”罗瑞卿抬起头来,“以前写的简历中入党地点和时间不是事实。”
  
张英华和王亚志说了一些鼓励的话,给他纸笔,让他写了一份简要材料。在结尾,他写上了“认罪”二字。写的时候,他一反往常的平静神态,显得有点激动,手略微发抖。字比较大,共写了两页纸,200字左右。

  张英华将这份“认罪书”上报至军委办事组。在罗案久攻不下时,这显然属于“阶段性硕果”。

  几天之后,11月19日,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开驻京部队高级干部会议。张英华记得,主持会议的吴法宪称:“杨代总长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那篇文章发表之后,威力之大,就像大炮一样,把罗瑞卿的堡垒轰出缺口了,他承认自己是假党员了。”
  
但在张英华和王亚志等人看来,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后,全国各地都陷入白色恐怖,罗瑞卿却冒着生命危险到处找党,实属难能可贵,应当认定为“因入党心切,而手续并不完备”。


“特务”问题
  
专案组的另一个审查重点是罗瑞卿的所谓“特务问题”。
  
1967年7月,康生在一次会议上说,罗瑞卿在延安时的老婆拱平是特务,现在在南京。当月,张英华等四人去南京,将在一所中学工作的拱平带回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看押。此后的两三个月,张英华等人几乎每天去审问拱平。
  
据专案组了解,在延安时期,在“抗大”担任教育长的罗瑞卿与抗大学员拱平结婚。不久,拱平称有病要去西安治疗,之后一直未归,后来进入了国民党的《黄埔日报》当记者,与《中央日报》的一名记者结婚。但经调查,没有发现拱平曾从事过特务工作。
  
年底,从“二办”又转来一份揭发材料。上海监狱中在押的一名老中统特务称,上海刚解放时,他曾在街上遇到另一个中统特务杨宝昌,杨偷偷告诉他:“公安部的罗部长也是我们的人。”
  
随后,杨宝昌被押解来京,由专案组负责审讯。但调查显示,杨根本没有可能与罗瑞卿相识。
  
11月,罗瑞卿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治疗左股股颈骨折旧伤。1968年2月9日,专案组给杨成武、李天焕写了一份报告,称如让罗瑞卿继续住在医院里,对审讯十分不利。“他吃住舒服,拒不认罪,为了突击审讯其特务问题,我们建议立即出院。”2月11日,在专案组的命令下,罗瑞卿被迫出院。
  
“那份报告是李天焕亲自到专案组授意的。我们当时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写成了那份报告。这就是那份报告出笼的全过程。”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月16日,专案组在《关于对前段工作的检查和今后工作的任务》的总结材料中承认,罗瑞卿的“特务问题”经过45次审讯,仍未突破。“我们决定树立必胜信心,连续审讯,开展强大攻势,从政治上把他打倒。”
  
27日,在由张英华担任主审的一次讯问中,对于罗在1928年1月至6月期间所担任的国民党“新编教导第五师政治部”上尉宣传员的性质,办案人员和罗瑞卿发生了激烈冲突。

  办案人员认为这段历史应属于反革命历史,罗瑞卿坚决不同意。在僵持不下时,有的办案人员辱骂罗为“死硬派”,说“一切反动派都是愚蠢的,你就是最愚蠢的”。
  
罗瑞卿终于失去了平静,愤怒而绝望地喊道:“毛主席啊,有什么办法?逼着我写我就写吧,写了死了就算了,死了我还要申诉,毛主席你老人家知道不知道!”
  
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公安部对国民党“军政警宪特”的认定标准,在解放战争期间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上尉以上军官的属于“五类分子”,但罗瑞卿任国民党上尉是1928年。所以,最后没有对他的这段经历做出“历史反革命”的结论。


被撵出专案组

  1968年3月,中国政坛再起波澜,“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打倒。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接任“二办”负责人。

  罗瑞卿专案组人员又一次进行了大调整。汪春耀等5人回公安部参加学习班,海军航空兵后勤部政委张晓山调任常务副组长。许心荣、张英华仍为副组长。办公室由翠微路招待所,搬到了京西宾馆九层。

  5月,专案组写了一份报告,称没有发现拱平是特务的有力证据,建议把她放回南京,由原单位继续审查。“实际上就是把她放了,她没问题。”对于杨宝昌,专案组也做出了结论:罗瑞卿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10月底,在专案组的一次党支部委员会上,有人提出:“在专案组内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右倾思想,有的人精神状态有问题,需要进行批判。”理由是,许心荣、张英华和王亚志等几人多次写报告,要求给不够逮捕条件的审查对象降格,改为拘留、监护,或送回原单位审查;同意罗瑞卿住院治疗;给审查对象送“毛选”、订《人民日报》;送老花镜和生活用品等。为此,三人被批判为“包庇敌人”“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作用”。王亚志因曾当过彭德怀办公室的秘书,就更被怀疑为安插到专案组内的“坐探”和“钉子”。
  
11月27日,三人被撵出了专案组。许心荣回总参,后被发配到新疆军区工作;张英华回已被“军管”的总政,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王亚志被押送回总参,后发配“五七干校”劳动。
  
对罗瑞卿的审讯持续到1968年底。1969年1月,罗瑞卿终于获准入院治疗,做了截肢手术。1973年,被解除“监护”。
  
1975年8月,罗瑞卿被任命为军委顾问,1977年,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三次审查
  
文革结束后,中央专案组办案人员经历了多次异常严格的政治审查。

  1976年到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总政保卫部组成了“七号办公室”,以审查曾在中央专案组“一办”“二办”和“三办”(1968年成立,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的干部)搞过专案的人员。对张英华的审查结果为:没有问题,可不做结论。
  
1982年至1984年张英华任军事学院(国防大学前身)院务部副政委期间,根据中央对参加过中央专案组的人员进行严格审查的指示,军事学院党委组成调查小组,对张英华在罗案组的问题进行审查。最后认定,张英华在专案组期间表现良好,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抵制错误的东西。

  1984年9月18日,全军整党办公室发出《关于调查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二、三办公室军队办案人员的通知》。由总参牵头,总政、总后、海军、空军、二炮及各大军区组成“联合调查组”。这次调查,耗时、耗资之巨,远超前两次。
  
在这次调查中,对张英华所做的结论依然是“没有问题,不做文字结论”。不过,他被认为对1968年2月27日那次审讯(对罗瑞卿使用了带有侮辱性的言辞)“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1984年整党期间,公安部举办“一、二、三办专案人员轮训班”,共283人参加。汪春耀成为该部参加过中央专案组的人员中,少数几个没有进轮训班的。

杨敏,《中国新闻周刊》第656期




資料處理中....
看来罗瑞卿确实没有履行过加入中共的组织手续,其在武汉黄埔军校分校学习期间已是中共党员的同学潘先知也仅是与其“感情甚笃”并没有介绍罗加入中共。因此罗没有参加1927年南昌起义。而中共军中能做到罗瑞卿那种级层的高级将领活到1955年论功授衔的也只有20人,多数参加过南昌起义或“秋收暴动”。黄永胜当年的疑惑是有道理的,林彪指罗伸手要权也没冤枉他。一个没有履行过加入中共组织手续严格说是“假党员”的他能混得风生水起步步高陞也确实是奇迹!
相比于国民党的外紧内松  西方政党的来去自由  中国这个列宁式政党的组织程序的严密严谨  斗争方式的严酷  难有出其右者  中共也就是靠着这铁的纪律才以弱胜强  最后夺得政权的
罗瑞卿如果没有谎称在武汉黄埔军校分校学习期间即已入党以及编造1926年加入共青团历史,其党龄充其量只能自1928年7、8月他到上海后遇见同乡任伯芳向其请教之后,写信给中共中央被接纳时开始算事。比之于其编造的1926年加入共青团即开始计算要相差3年左右,如是1955年授衔他可能就评不上十个大将之一,这在当年是争得很历害的。福祸相倚啊,晚年挨整遭遇也是其不老实该得之报应!
罗瑞卿幸而78年就死掉了,没过73这道坎。
否则这帮人一个一个都给收拾掉,还写什么回忆文章。
罗大将不是个善者一生整人无数手上沾血的家伙,到头"剃人头者被人剃"。
早早睡早早起早上起来读书凉快,
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的谆谆教诲。
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坏事、缺德之事做多了是要折阳寿的。还是从善如流,多行善事与人与己都益莫大矣!综观各种得以广为世人笃信之宗教信仰之教义莫不多为劝人行善,唯红色信仰为之实现是以惨烈阶级斗争不惜生灵涂炭为义,善耶恶耶?
1984年9月18日,全军整党办公室发出《关于调查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二、三办公室军队办案人员的通知》。由总参牵头,总政、总后、海军、空军、二炮及各大军区组成“联合调查组”。这次调查,耗时、耗资之巨,远超前两次。
——革命是一台绞肉机,你搅我,我搅你...
本帖最后由 拯唯冬 于 2014-5-24 22:22 编辑

国人有句名词"同是天涯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出了一本书,"点点的回忆",说1974年父亲放出来在
301医院住院治疗,当他得知住在隔壁有人看守的病房那个人是他59年拱
倒的彭德怀时,他愤愤不平跟女儿说"怎么可以将我安排跟他住在一起呢,
他必竞是反对过毛主席的跟我可不一样"。
一个元帅一位大将先后都给毛整的半死不活的,此时罗瑞卿居然还要划清界线,
可见罗瑞卿这个人。
早早睡早早起早上起来读书凉快,
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的谆谆教诲。
1978年4月南海舰队有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湛江军港码头爆炸沉没,死伤惨重是建国以来海军一次特大事故。
(舷号160是广州造船厂1971年制造74年下水中国第一艘051型导弹驱逐舰西方称旅大级,是南海舰队旗舰)
其实起因很简单,一位老兵要提干了悔婚,农村订婚的那位不干自杀了,部队要将这位陈世美作退伍处理。
老兵苦苦哀求退伍到异地,他与自杀者是同乡回去后无法面对父老乡亲,部队坚持原则要那里来那里去。
老兵绝望之下偷取了船底水雷弹药仓钥匙,酒后反锁仓门打开海底门盖板,海水涌入在压力下引爆水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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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的谆谆教诲。
一艘当时中国海军最现代化的导弹驱逐舰居然在军港内爆炸沉没世界震惊。
有人说是越南人干的,有人说是老蒋,还有人说是克格勃。但没人说是美帝。(那会与美国正打的火热)
出了那么大的事故海军司令员苏振华日子很难过,他很了解那位一起长征过军委常务副主席这个人的品性。
他更愿意找时任军委主席资格比他低的华国锋说话,华安慰他说'责任不在你,这些年军队纪律松懈出了很
多问题不光是你们海军,我马上要出访朝鲜回国后到你们海军去看一看"。就这一句话要了苏振华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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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4月南海舰队有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湛江军港码头爆炸沉没,死伤惨重是建国以来海军一次特大事故。
(舷号160是广州造船厂1971年制造74年下水中国第一艘051型导弹驱逐舰西方称旅大级,是南海舰队旗舰)
其实起因很简 ...
拯唯冬 发表于 2014-5-23 01:52
哈哈,炸的好!共军的战斗力是靠贴神符,灌药汤搞出来的,乌合之众!不用真正的美式职业军人,自己也能把自己玩死。
我信仰般追随你
你追随死亡
本帖最后由 拯唯冬 于 2014-5-26 14:51 编辑

苏振华立即回海军布置,准备在华国锋访问朝鲜回国后,动用一百二十艘军舰、八十架飞机在大连搞一次海军大检阅,苏振华在海军党委会上传达了华国锋的讲话“不要怕,打不倒”“我最近就要去朝鲜访问,访问回来以后,到大连检阅海军,对你们予以支持。”参谋长杨国宇提议这样重大的行动应向军委总参报告,苏振华说"军委主席是华国锋,我们听华主席的",置之不理。(苏振华这一点犯浑了,把副主席的邓小平不当回事)
参谋长杨国宇还是告诉了时任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罗当即向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告状。罗瑞卿对苏振华早就看不顺眼,对苏振华的政治局委员而自己仍还是中央委员有待追认,心态更加不平衡。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巴不得趁机拱倒苏振华。
邓小平怒不可遏立即极其严厉指责苏振华,停止大连检阅并要在海军党委会作检查,限期拿出海军工作的整改方案。
苏振华挨了一闷棍,邓还说"你苏振华去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吹捧华,要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来对待华主席,要像紧跟毛主席那样紧跟华主席,华国锋能跟毛主席比吗"。言下之意我是冲着华国锋去的,你跟错人啦,你不跟我,去跟他能有好果子吃吗。
苏振华从始日子不好过心情压抑,不到一年功夫79年2月心脏病突然发作病故,儘管苏已去世,邓小平还是不依不饶对苏振华的结论上列上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划入文革既得利益另类。
早早睡早早起早上起来读书凉快,
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的谆谆教诲。
本帖最后由 拯唯冬 于 2014-5-25 00:23 编辑



1977年11月邓小平参加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
在白云山山顶公园合影左苏振华右韦国清,别看他们照片里三人相敬如宾
,笑口常开的一但触及了政治利益的底线,立码翻脸不认人,这就是XX政治的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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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的谆谆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