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阎长贵：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读史拍案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阎长贵 2008年第5期 炎黄春秋杂志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被总结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按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即按照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言、所行，其内容，可概括为：开展全面阶级斗争，进行全面夺权，实行全面专政。这“三个全面”（或曰：“三全”）是文革灾难的思想理论的根源。何谓“全面阶级斗争”？何谓“全面夺权”？何谓“全面专政”？本文先来讨论关于“全面阶级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全面阶级斗争”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这篇社论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王力、关锋二人根据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生日家宴上的谈话写成的，或者说，这篇社论是传达和宣传毛泽东生日谈话的精神的。被邀参加这次生日家宴的有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江青也在场），而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在这次生日家宴上，毛泽东讲了一大篇话，主要内容有：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参见《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693-695页）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干杯！”（注）就是根据这个精神，元旦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同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请看，这就是毛泽东的生日家宴！它简直比一次中央会议还重要。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发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应该和必须“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中央文献研究室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说：“这样的重大决断，只是由他个人来决定和宣布。”（见1462页）这确实是毛泽东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一次突出表演和表现。 　　到这时，即到1966年12月底，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半年多了。在此以前，文化大革命主要在党政机关和文教部门进行，毛泽东所以在这时要提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就是要突破这个范围，向城乡更广的领域推开，即“将阶级斗争搞到全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他希望和企求的全国“大乱”，说文雅点，就是所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元旦社论传达毛泽东的声音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从机关里、学校里和文化各界里，发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让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阵地。如果运动停留在机关、学校和文化各界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 　　十分显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为了防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毅然决然地自作主张地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谁？ 　　“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社论的号召，针对性很强。其矛头指向谁？形势表明，明显地指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和还没有被公开宣布打倒的陶铸；因为到这时刘少奇、邓小平已经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面人物被打倒了，林彪虽然是接班人和唯一副主席，但他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社论说：“一切抵制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是错误的。”“工矿企业和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论调，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人，都将被革命群众送到垃圾堆里去。”这两段话，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的放矢。那是指何人？当然是指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有抵触情绪的从上到下的广大的各级领导干部，其领军人物，则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和陶铸。据社论起草人之一的王力回忆，毛泽东说，“我同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参见《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696－697页) 　　周恩来和陶铸反对在工矿企业和农村搞文化大革命吗？也不是。但他们认为在工矿企业和农村搞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慎重，要有步骤，要“抓革命、促生产”，千万不能影响和妨碍生产——这是他们最担心的，“民以食为天”，生产搞乱了，经济基础动摇了，七亿人民“喝西北风”？！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们布置和指示谷牧、余秋里召开工业座谈会，搞一个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谷牧、余秋里听取各方面意见，搞的“汇报提纲”（《十五条》）否定和推翻了陈伯达、王力在“安亭事件”后奉命起草的这方面的文件，——用陈伯达批评谷牧的话说：“你们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毛泽东对谷牧等搞的“汇报提纲”不满意，又叫陈伯达、王力重搞，这就是12月9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大到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12月15日，中央又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在1966年12月，毛泽东和中央一方面发布文件决定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去，同时开会批评陶铸，要陶铸检讨，从此陶铸也就靠边站了，其后，不到一个月，陶铸就被江青、陈伯达在群众中点名，公开打倒。这是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生日谈话和提出“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主要历史背景。 　　 　　毛泽东提出“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不是偶然的，是他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推向极端和绝对 　　毛泽东在1966年年底提出“全面阶级斗争”的概念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他发动和进一步扩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同时，也是他长期以来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极端和绝对化。“全面阶级斗争”的观念，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和阶级斗争理论达到了登峰造极和荒谬绝伦的地步。 　　多年以来我们有个习惯说法，叫做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按照这种说法，仿佛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毛泽东有一段时间不重视或不提阶级斗争了。事实似不是这样。“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无疑会有时紧些，有时松些，但从来没有断过。毛泽东说他早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是从马克思那里拿来四个字：“阶级斗争”。此话不假。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地找到了中国积贫积弱的症结，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取得了政权，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继续不断地、甚至变本加厉地、并且运用政权的力量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认定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结果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诸如1957年反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一直到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几近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毛泽东，也就是我们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教训很多、很深。这教训之一，概括地讲，1957年前，我们搞了不少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从1957年起，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搞的都是主观制造的人为的阶级斗争。关于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对阶级斗争的论述，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毛泽东自己有个说法，叫做：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恰恰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的，我觉得，这样说，即“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可能比“重提阶级斗争”的说法更好些，更符合实际些。 　　从1957年起，毛泽东多次论述中国的阶级斗争情况，论述他的阶级斗争理论。 　　1957年6月，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一次会议正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仅仅一年的时间，毛泽东在1957年9—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推翻了这个论断，重新提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1958年，毛泽东不仅重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又提出了中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这些都写进了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作为全党的共识昭示于众。 　　1959年，毛泽东在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指出：“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 　　1962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内容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的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1963年，毛泽东在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他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认为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提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在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并被写进了《后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1964年12月15-28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召开了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全国工作会议，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这次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明确规定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认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十几年来我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在下面的地富反坏分子，有在上面的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1966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时说：“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对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又说：“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版第1459-1460页） 　　以上，是文化大革命前和开始后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几段重要论述。可以看到，毛泽东在1966年底提出“全面阶级斗争”的概念是同他以前的阶级斗争的观点一脉相承的，是他以前的阶级斗争观点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在提出“全面阶级斗争”的观念后，又提出《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实际上，是指整个上海的夺权，“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并用这种观点，解释整个文化大革命，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5页） 　　毛泽东在建国后，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完成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关于阶级斗争的估计和观点，大体就是这样。在建国后，特别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说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是可以的，但毛泽东不这样看，反对这样看。顺便说一句，到现在还有人认为，承认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存在，“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参见2007年9月17日170人签名的《对党的十七大的献言书》)按照毛泽东的观点，阶级斗争，不仅党外有，党内也有，更重要的是党内；下层有，上层有，更重要的是上层，特别是中央；农村有，城市有，更重要的是城市；阶级斗争贯穿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包括社会的各个方面。总之，处处都有阶级斗争，时时都要进行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 “全面阶级斗争”观。毛泽东的“全面阶级斗争”观，既违反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实际，用它指导行动和运动怎能不制造一个又一个灾难？！ 　　毛泽东提出和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个最高指示一落实到行动，诉诸狂热的造反群众，也就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全面夺权”的阶段——文化大革命最灾难性的阶段。 　　———— 　　注：关锋生前，有一次跟我说：“毛主席当时讲的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我听到后都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把‘全面内战’改成了‘全面阶级斗争’。”关锋这个记忆可能是对的。当时在场的戚本禹1967年1月10日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革命造反者时说：“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地讲，全民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参见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首长讲话》第1本第84页）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关锋记忆的一个佐证。显然，如果毛主席没这样说过，戚本禹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讲的。徐景贤在《十年一梦》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他说，1966年12月27日姚文元给他打电话说：“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徐景贤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传达？”姚文元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里吹吹风吧！”接着，徐景贤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应该怎么做？” （参见《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2月第2版第7-8页）看来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确实说了“全国全面内战”。惟当时在场并参加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王力说，我从来没听毛主席这样说过（参见《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696页）。 　　（本文作者系中央办公厅干部，曾任江青秘书）（责任编辑　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