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余不洁:“草地密电”：无中生有，移花接木

读史拍案

“草地密电”：无中生有，移花接木（上）

发布时间:2014-05-30 10:37 作者:余不洁 字号：点击: 5365次

红军草地分裂大约可以称为中共的一大“公案”，对此进行讨论和分析的文章已经不可胜数了。在写《毛泽东三十六计》的过程中，对此类文章有所浏览，在下略有心得。到如今，关于张国焘发出密电，命令陈昌浩、徐向前武力解决中央的说法基本上已经被证伪。但是，张国焘究竟有没有武力解决中央的想法，或者说动过这样的念头，这倒是一个值得一聊的话题。冯胜平先生的文章《“草地密电”：查无实据，事出有因》在这个方面作了一些非常有益也非常有趣的分析和探讨。他认为，虽然张国焘没发过“密电”，但的确动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念头；毛泽东可能编造了“密电”，但他对张想用武力并吞中央的判断并不离谱。 　　冯胜平先生给出的最重要的证据是张国焘1935年9月8日发给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要他扣留军委纵队的电令。电报如下： 　　才芳：甲、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棱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需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棱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朱、张 　　冯胜平先生据此得出如下推论：“张国焘下令在必要时扣留军委纵队，叶剑英时任军委纵队副司令员，有理由相信他看到这封电报，并给了毛泽东。在8、9两日所有电报中，这是最有可能引起毛泽东警惕的一封：既然昨天可以下令扣留蔡树藩，为什么明天不可以下令扣留毛泽东？既然张国焘已决心不惜用武力对付军委纵队，他对中央采用同一处置办法，亦在情理之中。” 　　谈到这封电报，有必要先了解“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马”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一支人马。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奉中革军委10月11号第五号命令，将红军总部直属队、干部团、各学校编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中央纵队为军委第二野战纵队，也即所谓“红星”和“红章”两个纵队。第二纵队为党中央、苏维埃政府、供给部、卫生部、医院、银行、兵工厂和印刷厂等组成。从江西出发时，两个纵队大约有八千干部、五千挑夫和少许警卫部队。穿过四道封锁线后，人数锐减。中革军委于12月末将军委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陈云，副司令员叶剑英。在长征途中，人员损失很大，部队经常整编、缩编，干部调整频繁，军委纵队的首长先后换过好几任。司令员先后还有李涛、邓发、叶剑英等出任。两大主力红军会合后，成立了新的红军总部，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所有红军部队由他们统一指挥。随后一、四方面军混编，组成左路军（朱德、张国焘指挥）、右路军（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中央随行）分头北进，军委纵队也分成了两部分随队行军。军委纵队司令员邓发带着党政机关、银行、辎重等部分跟随右路军；政委蔡树藩所部跟随左路军，该部主要是红军医院，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可能就是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璋了，此外似乎并没有什么重要人物。总之，张国焘电报中提到的军委纵队不过就是这些人马，主要是医护人员。有关内容请看《关于红军长征中一份电报的考订》一文，网上可以找到。 　　另外一个需要了解的问题是，蔡树藩所部当时在什么位置以及叶剑英在什么位置。从张国焘这封电报中大概可以推算出来，蔡树藩所部应在康猫寺一带。查相关资料得知，康猫寺位于红原县的南部、卓克基东北方向。所谓“飞令”乃是由通信员飞马传令之意，由此可以推断，蔡树藩所部没有电台。从宋侃夫的回忆录中也可以知道，红军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电台，都在军和军团以上单位。那么，叶剑英当时在什么地方？毫无疑问，他当时和徐向前、陈昌浩在一起，随前敌指挥部驻在距离若尔盖以东大约15公里的巴西（潘州村）。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蔡树藩所部距离叶剑英的驻地直线距离估计在100公里以上，中间都是极为艰难的草地，部队徒步行军，两天时间走出去都不容易。 　　我们姑且认为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收到张国焘9月8日的电报后，直接将电报交给传令兵，传令兵然后再“飞马”把它交给蔡树藩，即使如此，远在百公里之外的叶剑英在两天之内也未必能看到该电报，而最迟在9日晚，毛泽东和叶剑英就已经决定甩掉陈昌浩、徐向前单独北上了。从《彭德怀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此前很多天就已经开始考虑对付张国焘等人了。只不过，毛泽东一直在努力拉四方面军的一些部队一起走。此外，李涛继刘伯承之后出任军委纵队司令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原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叶剑英在遵义会议后出任三军团参谋长，此后，叶剑英又出任红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这样重要的职务，后来应该不会再兼任军委纵队副司令员，仅此一点，叶剑英看到张国焘给军委纵队的电令的说法也值得怀疑。 　　如果再深究的话，即便是从常识出发，相信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也不会如此荒唐，把张国焘“将其扣留”的电报直接交给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本人。另一种可能性、或者说更大的可能性是传令兵根本就没有找到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或者说蔡树藩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命令。否则，蔡树藩一个军委纵队的政委，凭什么敢抗拒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张国焘联署的命令。要知道，原一方面军的5军团、9军团的主官都不敢违抗张国焘的命令。总而言之，蔡树藩可能不仅不知道有“移到马尔康待命”之命令，而且更不可能知道张国焘要“将其扣留”的打算。当然，叶剑英当时更不会知道张国焘的这封电报。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是蔡树藩所部没有到马尔康，而是顺利地离开了张国焘统领的左路军，并穿越草地追上了已经出走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于9月12日在俄界举行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团缩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将部队编成三个纵队，蔡树藩出任第三纵队（由原军委纵队一部分改编）政治部主任。 　　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张国焘以及詹才芳都没有武力解决蔡树藩的意思。否则，一个医院能有多大的警卫力量可以对抗四方面军的主力九十一师呢。我们知道，詹才芳所属的三十一军是张国焘带领的左路军主力之一，首先攻入阿坝的部队就是三十一军93师，他们远离徐向前、叶剑英的前敌指挥部，也远离和右路军在一起的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张国焘给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的电令包含多项任务，其中第一个是确保大部队要经过之路通顺，也即“需经之桥则修复之”，第二个任务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也就是说，是派出通讯员快马通知蔡树藩他们，而不是派出部队阻拦他们。张国焘仅仅命令九十一师两团沿途修好桥梁，到指定地点待命而已，并没有武力解决红军医院的任务，否则，一定会有一件后来党史上大书特书的事情出现。顺便说一句，张国焘不愿意过草地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忍心舍掉一路追随他的五六千伤兵，从这一点上或许有助于人们理解张国焘为什么想留滞这个医院。俗话说，慈不掌兵，在这方面，张国焘的确比毛泽东差的太多了。 　　关于张国焘1935年9月8日这封电报，一些官修的史书，都对它作了改动，以增强效果。“望棱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其中那个关键字“（不）”电报原稿中并没有，而是后人误解或者曲解而加入的。一加上这个“不”字，立即强化了“则将其扣留”的武力强制的意味。前述发表于《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的《关于红军长征中一份电报的考订》那篇文章对此作了细致的研究，并介绍了蔡树藩将所率人马的情况以及相关的术语，确认张国焘电报的本意就是如果蔡树藩听了命令，就将他们医院留下。（或许此前张国焘已经允许蔡树藩所部离开左路军去和军委纵队另一部分汇合，而后又反悔，故“将其扣留”，如此也未可知。因手头资料有限，无法确定。）该文作者孙果达，张蕾蕾，来自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另外，这个电文显然不是电报的全部内容。因为有“甲”，却没有“乙”，似乎不通。因条件限制，详情不确。 　　退一步讲，即便张国焘下令强制扣留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所部，这也是在他职权范围以内的事情，即便有点霸道，到也谈不上多么出格，毕竟军委纵队是红军总部军委正、副主席的下属，而蔡树藩假若不服从命令，则是明显的违反军纪。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从身边的故事看，当官的不欺压下属的少见，但是，敢于反抗上司的恐怕更是少见。由此可知，以张国焘下令扣留下级部属进而推出张国焘也敢谋逆中央的结论在逻辑上有问题。冯胜平先生以此电报为依据推断张国焘的确动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念头，而毛泽东、叶剑英是确实掌握了相关的证据之后才出走的这个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这一点可能是冯胜平先生文章中最大的遗憾。 “草地密电”：无中生有，移花接木（中） 发布时间:2014-06-11 09:54 作者:余不洁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5870次 　 “草地密电”：无中生有，移花接木（上）　          既然张国焘所谓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根本不存在，那么，我们可以追问，毛泽东率领1、3军离开究竟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更坦率地讲，是他有计划地要甩掉张国焘，还是预感到张国焘的武力威胁而不得已出走？ 　　我们从松潘战役后开始分析。 　　八月一日，红军总司令部作出攻占阿坝、进军夏河流域为战役目的的指示。八月三日，中革军委在朱德主持下，正式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行军路线和战役目标，长期流行的一种官方的说法是这样的：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包括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红四方面军的第4、第30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红四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32军及军委纵队的小部分，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简而言之，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然后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战役部署的重心以右路军为主。后来，是张国焘违背了既定的战役计划，没有率领部队靠拢右路军。 　　按照上述官方说法，左右两路在班佑会合，看地图会发现，左路军的战役目标阿坝明显背离前进方向，从行军的路线上看，是绕了一个大弯，（按照现代公路计程，从卓克基到阿坝约240公里，从阿坝到班佑约240公里，红军的实际行军路线估计会远很多）左路军行军路线的长度大约是右路军三倍以上，这显然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在当时危机四伏的情况下，红军总司令部为何舍近求远、作出如此部署？反过来说，如果仅仅是为了占领阿坝、获得给养，那完全没有必要派这样一支庞大的力量去，只要四方面军一个师就足够了，尤其不需要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红军总部亲自统帅。无论如何，中央军委制定这样一个古怪的战役计划并且能够获得中央的认可是令人费解的，官方的解释显然无法自圆其说。还有文章说，制定这个战役计划时毛泽东迁就了张国焘，或许想以此来解释战役计划的缺陷，只是这个说法非常不符合毛泽东的个性和为人处事的原则，而且由此引出如下问题：为什么战役计划刚刚开始执行不过几天，他就不再迁就张国焘了呢？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幸好我们能看到《夏洮战役计划》的原文，如此便一目了然了。 　　夏洮战役计划 　　（摘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95页，《中国甘肃网》上也有，似乎更完整） 　　甲、敌情判断（与主题无关略） 　　乙、新的战役纲领 　　据上述判断，我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反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现特改以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实现〕这一新的战役目标，其纲领如下： 　　(一)岷江沿岸及耿达桥方面的钳制支队（与主题无关略） 　　(二)我军主力由毛耳[儿]盖、喀龙迂回松潘或北出包座既受阻碍，应即以主力一部迅经卓克基打通到大藏寺、查理寺、阿坝道路，消灭番兵马队。阿坝攻下，则应急以主力向北探进，以一部打通阿坝至墨洼路，以接引右路我军。我原在喀龙、毛耳[儿]盖主力应经竹勋坝向班佑、阿细(西)侦察，准备走此路遭遇和消灭胡敌一部，然后向北转移，以争取进占夏河流域的先机，另以得力一部沿小姓沟并羊角塘钳制松潘之敌，以掩护我左、右两路军及一切后方前进，万一由阿细(西)北进无路，则再改经阿坝前进。 　　《夏洮战役计划》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它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阿坝攻下，则应急以主力向北探进，以一部打通阿坝至墨洼路，以接引右路我军。”注意，是“接引”右路军（到阿坝方向），而不是靠拢右路军（到班佑方向）；是从阿坝向北探进，而不是从班佑向东。然后，红军先占领夏河流域，再向东“压迫敌人”，往洮河流域推进。 　　在《夏洮战役计划》制定后，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11人，会议共持续了三天，除王稼祥之外，和两大方面军在一起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全部与会，这次会议的权威性无可置疑。根据《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一文介绍，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批准了军委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候补委员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参加这次会议，作为唯一的军事干部列席，应该是为了向会议介绍《夏洮战役计划》。《夏洮战役计划》需要经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此说应该不会有问题，故意回避这个事实倒是有问题。需要指出的一点，在政治局会议上，张国焘始终是少数，其意见得不到采纳，这也是张国焘一直不满意中央的地方。也就是说，毛泽东如果对这个战役计划有重大质疑的话，该计划不可能顺利通过。此后，“八月十日，前敌总指挥部在毛儿盖拟定了《右路军行动计划》，对右路军配合左路军北上，提出如下部署：（一）右路先遣团向班佑侦察前进，占领班佑、撒路、包座地区，以掩护右路主力北上；（二）向松潘之敌佯攻，以吸引敌胡宗南大部于松潘附近；（三）先遣团和各梯队在八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内，完成出发准备，并一律备足十五天粮食。”（转引自“红军长征中左右两路军的历史考察”作者：肖殅《长征新探》） 　　从上述两个红军指挥机关正式制定的军事计划可以看出，官方的说法是明显违背事实真相的，回避沙窝会议政治局正式批准《夏洮战役计划》尤其不当，而如何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和此后红军的分裂有直接关系。 　　按照《夏洮战役计划》，红军总司令部将部队编成三个纵队和右路军，其中，第一、第二纵队向卓克基集结然后梯次进军阿坝。后来，这两个纵队合并为左路军（含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其先头部队于九日进占大藏寺准备集中兵力向阿坝攻击前进。随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红军总部从毛耳盖附近出发前往左路军前进基地卓克基，具体时间暂且没有查出，但估计不会迟于八月十号，因为路途甚远，需要数天时间行军。八月十三日（有文章认为是十五日，似乎不对）朱德、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开始由卓克基地区经查理寺向阿坝开进。 　　八月十五日，中央致电朱、张，该电报内容共有六项（没有找到全文，党史作品普遍只摘录如下两项），第四项指出，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第五项指出，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还有文章提到，中央还要求将左路军原一方面军的5军、32军调至右路，以加强班佑方向的实力。显然，中央这个电报“均宜走右路”已经开始颠覆墨迹未干的《夏洮战役计划》了，只不过还是以建议的口气出现而已。至于“专力北上”，只是告诉朱德、张国焘不必用重兵保护后方而已，并无他意。而这一点往往被很多党史文章给曲解了，似乎中央已经提前预料到张国焘会在以后拒绝穿越草地北上，并以此来告诫张国焘。 　　《夏洮战役计划》本身一开始就非常明确，红军主力北出阿坝，首先占领靠近青海的夏河流域，然后向东压迫敌人。夏河古有“东通三陇，南接四川，西连康藏，北近青蒙”之称，曾是甘青川三省安多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活动中心，被历代封建王朝视为边塞军事要地。阿坝乃川西北通向青海的重镇，占据交通要道。《夏洮战役计划》的制定，无疑有朱德、刘伯承这些川籍军事家的心血，以他们对四川地理的熟悉程度，可以推测，从阿坝北出之路比较平坦，应该不需要穿越草地腹地、付出重大牺牲。也就是说，攻占阿坝恰恰是有利于向北进发，攻占阿坝和“专力北上”并不矛盾。 　　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共12人参加，这个会议就是在中共党史著名的“毛儿盖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毛泽东主导，做出了左路军主力放弃进驻阿坝、全体向右路军靠拢，合力东出甘肃洮河流域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毛泽东起草），完全推翻了《夏洮战役计划》。跳出官方的正统局限，坦率地讲，这个会议本身的正当性非常值得怀疑。说它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原本可以参加会议的朱德、张国焘、周恩来三个重量级委员以及新科委员四方面军的周纯全等人缺席，却有很多不是政治局委员的人参加。既然是政治局会议，它却越俎代庖、讨论军事作战计划。中共明明有自己的军事指挥体系中革军委负责军事行动，并授权红军总政委作最后的决定，可是，这次“政治局会议”却甩开军委主席、红军总政委、总参谋长，直接干预具体军事行动，在内外部条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推翻了十几天前刚刚经过正当程序批准的军事计划，这显然是非同寻常的。当然，最重要的一个疑问是，毛泽东是以什么身份来主导这次会议的。 　　另有文章介绍，在召开二十日政治局会议的前一天，八月十九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到会者为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列席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中央分工如下：张闻天负总责之外兼管组织部，罗迈副之；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这个会议的记述存在几个疑点，一，这个会议能否称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它是否达到了法定人数？二，王稼祥列席，为什么不让同是政治局委员的陈昌浩列席？三，此前不久中央刚刚决定陈昌浩为政治部主任，此时为何又让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四，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毛泽东负责军事是什么意思，难道可以凌驾于红军总政委之上？这显然不符合中共和红军的传统。过去，毛泽东指挥江西红军以及周恩来指挥红军都是以方面军政委和总政委的身份行使职权的。这似乎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团”又搞了一次遵义会议，推翻了一个月之前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正式决议，从实质上剥夺了政治局常委张国焘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权（甚至从张国焘之后废掉了总政委这个职务，其中的原委值得琢磨）。不知道是这个会议有问题，还是会议的纪录有问题，或者是《转折关头》这本书有问题，总之这个说法令人费解，且有欲盖弥彰之嫌。姑且承认存在这样一个会议，那么，对于党在红军中的最高代表红军总政委的存废这样一个如此郑重、严肃的大事，却在这么一个只有三个人的会议上做出，也显得过于匆忙和草率了。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那就是中央作出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后，是否正式通报给了红军各级指挥机关、是否正式通知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否则，这只能算是一个谋划于密室之中的阴谋。至少，在徐向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对此毫无记载。 　　按照红军的行军速度，每天大约80多华里，左路军部队已经艰难行军了七天500多华里，按照官修党史记载，此时，张国焘所部也已经逼近阿坝，而徐向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记载，左路军先头部队已经在这一天攻占了阿坝。川西北一带地广人稀，由中华民国地图可以看到，马尔康、松潘以北这块接近浙江省面积大小的地方仅有五个镇子，阿坝（麦桑）是其中的一个，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像样的村庄。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突然从根本上否定了既定的战役计划，不让左路军大部队进驻阿坝，而是直接向班佑进发。红军从毛儿盖、卓克基出发时，部队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粮食问题，数万红军连续行军，沿途又没有什么像样的村镇能够补充，可以想象，左路军如果此时听毛泽东的话，不攻占川西北重镇阿坝，这几万红军的给养如何解决，难道饿着肚子过草地？为何在左路军主力已经到达阿坝的时候，突然改变战役部署？       　还有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徐向前、陈昌浩如何就轻易地放弃了《夏洮战役计划》和他们亲自制定的《右路军行动计划》？在张国焘、朱德率领红军总部离开毛儿盖之后，为什么十天之内发生了这么多变故？无论如何，从其开会的时机、动机分析，不能不让人怀疑八月二十日这个毛儿盖会议，当然还有十九日政治局常委会有点居心叵测。 　　八月二十一日，左路军主力部队25师、93师进驻阿坝。与此同时，也就是在《夏洮战役计划》制定十八天之后、在徐向前和陈昌浩《右路军行动计划》下达十一天以后，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右路军部队才开始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开进，这比《右路军行动计划》规定的最后期限还晚了四天。这时，上述两个正式的战役计划都已经被毛泽东一手废除了。 　　八月二十七日，朱德、张国焘所部遵照中央新的计划向班佑进发、向右路军靠拢。按照这个新的部署，左路军大部队至少多走了数百华里，这对于穿着草鞋在山地和沼泽行军的红军部队来说，可是不小的磨难，不知道会有多少战士被淘汰。后来，张国焘曾在电报中告诉中央，大批战士患有脚病。三十日，朱德、张国焘率领部队经麦尔玛、箭步塘进入红原境内，一路冒雨前进。九月一日红军在靠近嘎曲渡口时遇麦洼土兵阻击，大土官南木洛负伤率兵败退。九月二日，张国焘率领所部来到嘎曲河（白河）河边，无奈连日大雨河水猛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无法徒涉，在草地上又找不到架桥的材料，河水几天之内又没有退落的可能，而且，各部粮食已经不多，张国焘随即将情况报告了中央。等待一天后，张国焘再次发电报给中央：“（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乙）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在九月八日张国焘率部回到阿坝。 　　从上述历史可以看出，尽管中央朝令夕改，临时扭转战役方向，张国焘对中央的指示还是完全服从的，左路军在占领阿坝仅仅六天后、也就是接到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五天后，便开始按照中央的决定向右路军靠拢，张国焘亲自带领部队向草地进发，并没有什么迟疑和敷衍。而退回阿坝的决定毕竟是在突然遭遇大水，部队面临中途绝粮的情况下作出的，这并不是有意违抗中央的指示。客观地说，到此张国焘并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假如张国焘原地等待几天至水退后，不顾数万人绝粮而冒险穿过非常险恶的草地，势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到那时，张国焘将受到毛泽东什么样的指责也难预料。总而言之，张国焘无论怎样都会动辄得咎。 　　到这个时候，张国焘对于红军下一步行动的安排已经和毛泽东有了冲突，张国焘认为红军这样延宕时间，已经失去了北上的时机，国民党部队以逸待劳，会对红军造成重大威胁，因而不愿意再次从阿坝率领部队向班佑进发，而希望右路军南下会合一处，再作打算。直到此时，张国焘和中央（毛泽东）的分歧，完全是军事部署上的不同看法而引发的，无需过分夸大，将此上升为“政治路线”尤不足取。平心而论，不管毛泽东的目的如何，张国焘是绝对不会打算毁掉自己一手创建的四方面军，甚至都不能认定张国焘的决策不是出于对全体红军的责任而做出的。我们不能够用毛泽东后来的成功来断定张、毛二人当时军事部署的高下。毫无疑问，毛泽东能在陕北站住脚，有两个非常偶然的因素。第一个，瞎猫碰上死老鼠，遇上了张学良这个公子哥，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除了苏联绕道美国汇款115万美元资助红军外，关键是张学良先后资助红军近百万大洋救了红军的急。若不是这些接济，就是那刚刚发展到万人上下的红一方面军也无法生存，更不要说是七、八万红军都集中到陕北那个穷乡僻壤。第二个，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全力抗日，红军借机做大。反过来说，如果张国焘所部军事指挥得当，在川北站住脚也完全有可能，至少坚持到抗战爆发不会有问题。而且，毛泽东和中央红军能够顺利到达陕北并在那里平静地休整了一年多时间，恐怕也和张国焘所部近十万人对国民党军队的牵制有很大关系。 　　在抗战爆发之前，从根本上看，红军以一隅之力对抗一国，其失败几乎是注定的。无论在江西、还是鄂豫皖等地都是如此，穷荒之地陕北更不会例外。然而，一旦红军获得苏联、日本的帮助、而蒋介石却不得不以一国之力对抗多国之时，双方的命运自然会发生逆转，这和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并无多大关系，只是毛泽东的运气比张国焘好些而已。 　　而随后的历史事实证明，当张国焘来年率四方面军、二方面军两只部队北上后，三大红军主力在甘肃南部会合仅仅不到十天，便立刻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重兵攻击，四方面军主力既无力在平原地带抗击优势装备的国军，也不允许退向陕北，最终只得西渡黄河，大部战死西域，这就是红军史上最惨烈的西路军事件。张国焘所率红军主力延迟北上，只是将国军和红军这场决战推迟了一年而已。假如当时张国焘率部和中央一起进入甘肃的话，蒋介石一定会提前部署这场大战，红军的结局可能会更惨。这场迟来的、决定红军生死的决战，最后被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彻底打断，毛泽东和红军侥幸逃过了一劫。 　　仔细浏览这一个多月曲折多变、惊心动魄的历史可以看出，从红军总部制定《夏洮战役计划》以来，确实有人在一直推委、延迟军事行动，确实有人一直在党内制造纷争，但这个人显然不是张国焘，而是另有其人。毛泽东和中央不告而别，突然率1、3军单独北上，导致红军公开分裂，这个责任究竟谁应该负呢，甚至还可以再追问一句，这个结局是否符合毛泽东的预期呢？ “草地密电”：无中生有，移花接木（下） 发布时间:2014-06-18 14:49 作者:余不洁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219次 [tr][/tr] 　　“草地密电”：无中生有，移花接木（上） 　　“草地密电”：无中生有，移花接木（中） 　　到底是谁有挟持中央想法？ 　　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中央政治局提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很明显，以当时红军实力是不可能同时赤化这三个省的。在当时环境下，红军第一位的任务是确保不被消灭，而后才是扩大根据地。在红军发展的根本方略上，张国焘和毛泽东有着不同的着眼点。由于当时四方面军带着大量的伤病员和地方干部，的确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基地加以安置。故而张国焘是想川康为基地，逐步向甘肃、陕西、青海等地扩展。一向“右倾”的张国焘，明显缺乏毛泽东那种孤注一掷的魄力。而毛泽东张闻天等则目光远大的多，他们北上的真正目标并不是甘肃、陕北，而是尽可能靠近苏联的地方。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主张到宁夏去，如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央和一部分干部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可再起。”至于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毛泽东并不在意。以张国焘、毛泽东二人的阅历和见识，应该说，彼此都很清楚对方真正的底牌。 　　让我们重新回到《夏洮战役计划》执行前后，审视一下张国焘和毛泽东的作为。《夏洮战役计划》的形成除了当时的客观因素制约外，无疑也受到了张国焘毛泽东二人主观取向的影响。从张国焘一方看，他非常看重阿坝这个靠近青海、西康的川西北重镇，并要求川康省委落脚阿坝，准备长期经营此地。而且，张国焘对北上的估计并不像张闻天等人那样乐观，实际上做好了万一出击不利、还可退回阿坝的准备。未谋进，先谋退，确保自己处于不败之地，这是一个军事统帅的本分，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 　　《夏洮战役计划》的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埋下了日后红军分裂的种子的分兵两路的安排。这个安排究竟出自谁人之手，此事值得重视。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张国焘主张兵分两路，徐向前的回忆录持此说法，另一种是中央（也即毛泽东）主张分兵两路。显然，即便是张国焘首先提出分兵的建议，如果中央不赞同，也不可能形成正式命令。在这个问题上，主动权无疑还在中央那里。川西北一带地广人稀，山高林密，路窄峡深，数万红军集中在一起行军和宿营都将非常困难，分兵两路应该说是一个合理的安排。无论是谁提出，都容易被接受。 　　分兵之后自然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谁来指挥两路部队，或者说党中央和红军总部是否分开，恰恰在这个方面，显示出毛泽东和张国焘二人的不同考虑。假如张国焘有武力控制中央的企图，那么，他应当学曹操的样子，亲自带重兵护卫中央，片刻也不能和那几个留苏的书生分开。以张国焘的学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他不会不明白。党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分开行军，这显然是一个特殊的安排，张国焘为何接受？有著作这样写道：“沙窝会议后，在徐向前等人的催促下，张国焘总算答应走了。但他打算和中央分开，免得在一起吵个没完。毛泽东等也十分赞同。（《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刘统）”《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也谈到，政治局沙窝会议批准《夏洮战役计划》后，张国焘就一再被人催促尽快前往卓克基。而这些人里想必有毛泽东，因为政治局里只有毛泽东和张国焘最熟悉，也最有资格。当时数万红军困于毛儿盖一隅，极为危险，徐向前是劝张国焘和中央早作决断，尽快离开此地，而并不是劝张国焘和中央分开。徐向前作为军事首长，考虑的主要是作战；作为下属，对张、毛之间的利害关系并不了解。在当时，恐怕张国焘在很长时间内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的厉害。张国焘和留苏的那一班书生极为不恰，而对毛泽东则要信任的多，从目前公开发表的电文看，张国焘和中央联络几乎都是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发电报，张闻天好像就不存在似的。在和中央分开这一点上，毛的“十分赞同”对张国焘应该有很大的影响。由此可见，在《夏洮战役计划》关于分兵特别是红军总部和中央随之分开这个关键性的安排上，毛泽东的影响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此才形成了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和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分处两地的局面，让毛泽东有了专擅的机会。 　　那个批准《夏洮战役计划》的政治局沙窝会议（八月四日召开），计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11人到会，只有朱德、刘伯承二人为军人，其他成员都是政治干部。总书记张闻天对军事一无所知，非常信服和依赖毛泽东。以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对中央政治局在军事决策方面的影响力，如果他当时指出《夏洮战役计划》有重大缺陷，那毛泽东完全有能力通过张闻天阻止和改变这个战役计划，就像后来几天那样。而毛泽东没有这样做，相反，却让《夏洮战役计划》顺利通过。在张国焘离开中央驻地毛儿盖不过几天后，毛泽东便成功地说服了张闻天开始改变战役部署，所以才有八月十五日的电报，为正式颠覆《夏洮战役计划》作了铺垫。 　　这期间还有一件大事不能忽略，按照《夏洮战役计划》彭德怀的所部属于左路军第三纵队，本应当接受张国焘的节制，不知是何原因却成为毛泽东的御林军。此外，中央或者说毛泽东还曾下令，调属于张国焘亲自指挥的左路军中原一方面军部队5军、32军到右路军，只是因故未能实现，原因不详。假如毛泽东此部署能够得以实现，那么，一方面军的全部和四方面军的一半，也就是说共有六个久经沙场的主力军将有机会直接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而张国焘最多只有三个军，其中33军只是刚刚由地方部队整编的一支弱旅。 　　八月二十日张国焘来到阿坝，此地距离毛儿盖大约有十几天的路程，对中央的事情可以说是鞭长莫及了。毛泽东利用张国焘走后这段时间想必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至少，八月十九日的“常委会”，就是从组织安排上作了决定性的准备。这次政治局常委会只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三个常委出席，张国焘、朱德、周恩来缺席。博古在遵义会议后已是败军之将，不可能再有所作为，加上支持张、毛的王稼祥的列席，博古在会议上的分量就更小了。换句话说，这个所谓的常委会议实际上不过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二人转罢了。这次常委会议显然是次日毛儿盖政治局会议的预备会议，为正式改变战役部署的毛儿盖会议定了调。毛泽东和张闻天紧锣密鼓地召开的这两次会议，不仅从根本上颠覆了《夏洮战役计划》，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颠覆了此前中央的权力格局。 　　如何解释毛泽东这一系列的谋划，特别是为什么要在张国焘远远离开中央驻地之后才开始行动？答案只有一个：从左右两路分兵之初，毛泽东就有和张国焘拉开距离、借机摆脱他的意思。 　　毛泽东对张国焘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张国焘不愿彻底离开川西北。而毛泽东既不想留在川西北，更不想受制于张国焘。因此，无论是基于客观因素还是主观因素，毛泽东自然都要和张国焘分道扬镳。那么，对于毛泽东而言，剩下的问题一是如何掌控住中央，二是如何带走尽量多的部队。就后者来说，毛泽东最理想的结果是带走全部的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部分，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六个主力军。毛泽东这样布置了，但是，因故一方面军的5军、32军未能调至右路军；次理想的结果为带走右路军的全部人马，即四方面军的4、30军和一方面军的1、3军；最糟糕的结果就是只能带走右路军里的一方面军的1、3军，不过几千人马。 　　自从张国焘走后，情况似乎是按照毛泽东的预期在发展：原《夏洮战役计划》的部署被成功地改变了、而且把自己的意志变成了中央的决议，尤其是成功地说服了张国焘手下的两员大将陈昌浩、徐向前，使其顺利地接受了他毛泽东的主张，此二人还多次以陈、徐的名义向张国焘转达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九月一日，徐向前指挥四方面军的4军、30军全歼国军一个师、占领了包座，为右路红军北上打开了通道，到此毛泽东基本上已经万事俱备。这一天，毛泽东再次致电张国焘要求尽快率领左路军到达班佑。 　　实际上，毛泽东的电报让张国焘非常为难。因为左路军原定的行军路线是从卓克基到阿坝，然后北上夏河流域。中央突然命令改道后，左路军需从阿坝东进班佑，道路事先没有探明，特别是需要穿越草地腹地数百里的无人区，真是前途未卜。另外，红军的大小十多个医院都由左路军负责，他们和后卫部队都还滞留在卓克基一带，距离阿坝约五、六百里，显然不易迅速到达班佑。朱德、张国焘在八月三十一日致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中说：“即放弃所有医院赶进，亦须十四号才能到班佑。”九月一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回电朱德、张国焘，在通告了北上的前景后，就医院等问题提议：“毛儿盖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议以三至四个团掩护能行之伤病员及资材，从卓克基经毛儿盖缓缓前进，免致抛弃，乞考虑。”此电报虽由三人署名，不过，一眼便可看出，此乃毛泽东的杰作。因为徐陈二人电报请示张国焘，大可不必让毛泽东署名。只有毛泽东给张国焘的电报，才有必要拉徐、陈二人顶缸。这类雕虫小技，自然不会瞒得住张国焘。 　　其实，从卓克基到毛儿盖也得几百里山路，毛儿盖通班佑之路更需要在草地腹地行军七八天，随毛泽东等过草地时，大约有上千体弱的红军战士牺牲在草地上。毛泽东建议让大量伤兵穿越草地，后果可想而知。还有文章认为，毛泽东该电报的意思是让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原路南下返回卓克基，再经毛儿盖前往班佑。若真是那这样的话，左路军向阿坝推进十多天等于前功尽弃了，要在崎岖的山道和草地边缘来回跋涉一千多里地，毛泽东这样安排行军路线，这岂不是拿军国大事做儿戏。 　　毛泽东发这个电报，表面上是提醒张国焘不要舍弃那十多个医院的资材和数千伤兵，还乞求张国焘多派出部队保护，而实际效果却很值得品味。以毛泽东果断决绝的个性，如果真心期望张国焘尽快和他会合，那么，他应当劝张国焘留下少许部队就地安置医院和伤员，也就是所谓丢掉坛坛罐罐，轻装前进。而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乞求张国焘不要放弃医院和伤兵，这分明是在增加左路军北上的困难、动摇张国焘北上的决心。中央临时改变战役计划张国焘可能非常无奈，但作为一个有强烈个性的领军人物，他对于毛泽东这一做法肯定不满。在军情如此急迫的情况下，毛泽东又居然建议调“四个团掩护”“缓缓前进”，这岂不是在故意挠张国焘的痒处、有意刺激张国焘？ 　　据陈昌浩回忆，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对他说：“张国焘带一部队伍另找路，不要紧，让他在那里，我们先走，我们走了他非来不可。”从九月一日徐、陈率部占领包座打开北上的通道，到毛泽东挟中央出走，其间不过一个星期的时间。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星期内毛泽东至少劝过陈昌浩三次率部和中央先走。假如陈昌浩一时激动，右路军也就单独北上了。如此，毛泽东可就万事大吉了。至于张国焘是否率部紧跟、军情发生什么变化就难说了。只是毛泽东这个建议既违背陈昌浩需集中兵力作战的常识，也违背陈对四方面军部队的感情，因而没有得到陈昌浩的良好回应。这期间，毛泽东还对陈昌浩表示过，如果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让人感到他非常公允、大度。 　　九月八日张国焘返回阿坝，当天22时毛泽东拟就了要求张国焘“立下决心、改道北进”的电文，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七人名义发出。这封最后通牒式的电报与其说是奉劝张国焘，到不如说是将了张国焘一军。当然，毛泽东这样做，或许是想告诉陈昌浩、徐向前以及那一班书生，他已经仁至义尽了。大约在同一时间，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正式命令徐、陈率右路军准备南下与左路军汇合，双方公开摊牌。这时，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政委陈昌浩成为毛泽东、张国焘纷争的决定性人物。 　　这位在四方面军威望极高的陈政委，当时只是一个二十八岁的青年人，盛气凌人，却毫无城府。在张国焘离开四方面军总部后，陈昌浩似乎深受毛泽东的影响，在改变战役计划上一直在配合中央，积极准备北上。双方摊牌后，毛泽东一定还寄期望于陈昌浩，在仁至义尽的毛泽东和固执己见的张国焘之间做一个选择。这样，他毛泽东可以通过陈昌浩顺利地带走右路军的所有部队，并甩掉张国焘。 　　显然，此前毛泽东对张国焘会坚持原定计划的估计是准确的，但是，他没有预料到跟他走了一路的陈昌浩会在最后时刻突然变卦、决定接受张国焘的命令南下与左路军汇合，从而让毛泽东功亏一篑、功败垂成。毛泽东在绝望之余，只得屈驾可能还在左右两路之间左右摇摆的徐向前处做最后的努力。事实上，毛泽东最后下决心连夜出走的原因，并不是担心徐、陈敢武力劫持中央，而是因为徐向前不希望四方面军被分割的最后表态。毛泽东不仅没有带走四方面军的任何一支部队，反而丢掉了自己的两个军。一路费尽心机，却得到了最差的结果。       不过，毛泽东还是抓住了王牌，让代表中共法统的那一班书生和他一起跑了，并最终给了他取而代之的机会。那些书生之所以心甘情愿跟着仓皇出走，其关键就是毛泽东渲染的那封张国焘的秘密电报。凭常识判断，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张国焘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可能命令陈昌浩、徐向前武力解决中央。陈昌浩和张闻天、博古等人同属留苏的国际派，这些人相当教条，武力解决中央，绝对超出他思想的框框。张国焘真想要武力解决中央，必须依靠对他迷信、愚忠且胆大妄为之徒。不要说陈昌浩平时对张国焘就毫不迷信，甚至还敢公开顶撞。在改变战役计划这样如此重大的事情上，此二人未和张国焘商量便同意了毛泽东的安排，而且一路上替毛泽东传话，张国焘再麻木对此也不至于没有感觉。在最后关头，即便是纯粹的作战命令陈昌浩是否还服从，张国焘恐怕都没有把握，他还怎么敢对他们下达武力解决中央这样大逆不道的命令，这不是授人以柄吗？ 　　退一步讲，即便张国焘有机会他也没有这个胆量去武力解决苏联在中共的代理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张浩（乃林彪堂兄）假冒共产国际钦差，一个“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电报，张国焘便立刻丢盔弃甲、束手就擒了。张国焘并非不知道自己成立临时中央后果的严重性，但他并没有一不做二不休，相反却是准备到延安坐牢甚至是被杀头。仅从这一点来看，说张国焘曾经下令用武力威胁中央，就令人无法信服。 　　李维汉在其《回忆与研究》一书中记载：“洛浦告诉我，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浦、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李维汉回忆录的真实性是无需质疑的，既然这个电报根本就不存在，那么，唯一的逻辑就是毛泽东在张闻天面前编造了这个说法。掌控党中央、摆脱张国焘，原本就是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所需要等待的只是恰当的时机和恰当的借口。或是无中生有，或是移花接木，张国焘谋逆的密电就这样悄然出世了。这个计谋的确十分了得，一来令这班书生更加依偎毛泽东，二来彻底离间了张国焘和国际派的关系，断送了张国焘的前途。 　　关于张国焘密电一说，据说是凯丰在《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一文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张国焘来到延安后，特别是在西路军全军覆没后，遭到了百般的羞辱，那几个百无一用的书生也终于找到了发挥自己的机会。如果说张国焘怀疑的只是中央这一班书生的领导能力，并没有怀疑他们的党性和人格，而凯丰之流对张国焘和四面军的攻击则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在这篇文章中，凯丰指责张国焘“对政治形势的右的估计，与对敌人恐怯的观点”“无耻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采取反布尔什维克的办法”“军阀的手段”等等“罪恶”。不过，在这一系列的指控当中，关于张国焘“密电”的说法，却颇有些奇怪。兹摘录公开发表的该文相关段落如下： 　　以这样一个糊涂的政治委员怎样还能去加强党在红军的绝对领导，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着重号为余所加）国焘同志自己不执行政治局的决议，反污蔑中央破坏红军指挥系统：“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洛，博、周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行逃跑”（阿坝会议决议）。 　　很明显，“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这段话的语气和内容与前后明显的不连贯，最重要的是，逻辑上不合理。凯丰对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指责已经到了苛刻的程度，大大小小的罪责不惜罗列了十几条，帽子扣了一大堆，而对劫持中央这样的谋逆大罪，却仅轻描淡写地称其“糊涂”，着实有点不可思议。不排除这种可能，即当时凯丰的文稿中并没有这句话，而是后人为了证明“密电”的存在而加入的。 　　张国焘和毛泽东都非甘居人下之人，对权力都有很强的欲望。不过，从这一段的历史看，张国焘更多的是通过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而毛泽东则是通过“非布尔什维克的办法”（此乃张闻天褒奖毛泽东之语）来获得权力。毛泽东带领中央率1、3军不辞而别后，从包括原一方面军在内的大多数高级将领的反应看，双方的是是非非在当时是一清二楚的。然而，历史往往是胜利者来书写的，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是非和胜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以今日之眼光观之，红军草地分裂原本就不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编造密电事件的纰漏更是显而易见。只是有人或圄于团体利益，或圄于伟人崇拜、或圄于思维定式，而不能秉笔直书。加上官方有选择性的公开历史档案、发布不实史料，给原本清晰的历史平添了许多迷雾。 来源: 共识网-作者赐稿 | 来源日期：2014-06-18 | 责任编辑：张白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