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真实陈炯明

民国伟人陈炯明VS还原一个真实的陈炯明2014-08-15 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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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民国伟人陈炯明

文:梅宇亭

陈炯明(1878.1.13—1933.9.22),字競存,广东海丰县人,一位被湮没的革命元勋,宪政先驱。

辛亥革命时,陈任黄花岗起义敢死队队长,嗣后任广东纪律最严明、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民军首领。

中华民国时期,陈任广东省军政领袖。他毕生坚持联省自治政治主张,致力于和平协商统一中国。与孙中山推行的个人臣服、中央集权、不惜劳民伤财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纲不合,最终分道扬镳,反目成仇,成为国共两党都贬损的人物。

当时的背景是,孙中山以北洋政府背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由,在广州召开国会,并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 ——当时开会的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非常者,“不正常”之谓也,实质就是“非法大总统”。这位非法总统的要旨是“护法”,即恢复民初的临时约法。由此孙中山宣告天下:只要北京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下台,并恢复临时约法,我孙文也就结束使命立即下野。

令孙中山始料不及的是,1922年初的第一次直奉大战,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击败奉系,徐世昌果然下台。新组建的北京政府恢复了孙中山念兹在兹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重新擦亮了民主宪政的金漆招牌。

以胡适、蔡元培为首的一批社会贤达,呼吁孙中山兑现诺言,立即下野,以消弥战祸,救生灵于涂炭。可这时的孙中山却撕破脸皮,拒绝下台。

作为孙中山多年的追随者,陈炯明非常不满他的背信弃义的行径。1922年6月14日,粤垣发布《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促孙下野并离粤。但孙中山置若罔闻,反而以武力(主要有外省军阀兵力)威胁陈炯明等人。于是,6月l6日变乱发生。

其实,1922年所谓“陈炯明叛变”发生前夕,陈正在惠州休养,面对粤军上下对涂炭粤垣的孙大炮极度痛恨,陈派秘书持亲笔信劝止部下叶举勿生事端。叶举将信掷落地上,坚持举事。陈得知后,怒不可遏,把茶盅打碎,长叹道,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不愿看见的。

“6·16事变”发生时,陈本人不知其事。叶举实不想灭孙,事变前让人把消息透露给孙,让他快逃跑,遂又开土炮三响吓之。孙登上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后,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炸死无辜平民过百人,激起义愤。陈禁止部下妄动,让孙安全离粤,实救了孙一命。日后国民党捏改史实,将“叛党叛国”的帽子扣到陈头上。从此国人只知陈背叛孙中山,不知实际上陈救了孙中山!也不知陈倡导“联省自治”建设广东为模范省一事;更不知孙中山再回粤后组织暴力政府,重图北伐,再启战端,断送了南北协商、和平统一中国的好机会。

陈炯明是我国践行民主宪政的先驱。他极力主张联省自治,主张效法美国宪法之联邦体制来制定省宪。1921年正式通过的“广东省宪法草案”,是陈意在将广东省建设为宪政模范省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在地方自治上,陈主持的省政府颁布了县政府自治条例、县长选举条例和县议会议员选举条例,开创了中国宪政实行之路。陈将地方法院分为数级,严格实行司法独立,严禁军队擅自杀人。

在教育方面,陈在各地兴办免费的公立学校,並延请陈独秀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大力推广普及教育,减少文盲。

更令人称道的是,陈不顾截断政府的滾滾财源,以雷霆手段禁烟禁赌。“6·16”驱孙成功后,未几孙纠集外埠军阀兵力回粤驱陈,粤军财源紧绌,有人劝陈炯明开烟禁以济军需,但陈不为所动,招致军心涣散而败走粤垣。1921年广州曾发起为陈炯明铸铜像,以纪念他禁赌成功。

陈希望政治改革是“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是“由下而上的”而不是“由上而下的”。他认为中国地广民众,只能实行分权自治,才可养成“民治精神”,建立民主——这对我们现今颇有启示。

陈炯明的“叛变”,客观上促使了孙中山幡然变计,走上了一条勾结苏俄、实行联俄联共扶持农工三大政策的邪道,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格局。

陈炯明是中国现代史上高举民主宪政大旗的耀眼的一颗明星,又是因秉持真理坚持原则而失败的英雄;孙中山则是一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成功的“英雄”。

陈炯明在私生活及操守方面,与一般人印象中的军阀迴然不同。他仪表堂堂,颇有文采,与吴佩孚並称南北儒将。他廉洁自持,不蓄私财,不二色惑,且表里如一,不欺暗室。孙中山曾坦言陈“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日侵华时期,陈避居香港。日人和汉奸三番五次欲拉他下水,赠他八万元支票。陈在支票上打叉退还,表明决不与日寇同流合污。

1933年,陈炯明在贫病中死于香港。死时囊空如洗,竟然要用其母所备棺木装敛。结局如此凄惨,徒令人扼腕!

香港《工商时报》评价道:“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当时有无名氏挽陈炯明(竞存)联:竞得山河归粤治,存其模范做人师!

陈炯明在香港曾把海外最大的华侨社团“洪门”转型为中国致公党,任首任总理。致公党至今还是我们的参政党之一,可我们的致公党党员记得建党总理陈炯明否?

陈炯明不是叛逆,相反,他是我们广东的骄傲,尤其是粤东儿女的骄傲!

广东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苍翠树木中,文革后重修的陈炯明之墓可安好?

若果您想更详细地了解陈炯明,可以看:
文章二:还原一个真实的陈炯明:失败的英雄
“陈炯明死了!”

1933年9月23日的香港《工商日报》于陈炯明死后的第二天刊登了这样的消息。其报曰:“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沉重历史的背后往往是一言难尽的,尤其像陈炯明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

史书描述陈炯明去世情形,大多采用了“落魄”、“潦倒”的词汇,而国民党元老,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吴稚晖却在挽陈联中这样写道:“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他认为陈是一个“斗士”,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不是反动军阀,更非“潦倒”的政治人物。

陈炯明是近代中国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由于“六一六事变”,在国民党以“党化教育”的历史中,他被斥之为“叛徒”和“军阀”,而事实上,他参加辛亥革命、护国讨袁和护法运动,尤其主政广东期间,建设广府、严禁烟赌、致力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使当时的广东省成为全国的“模范省”。

顽童变秀才,最优省议员
1878年1月13日,广东海丰县白町乡一个“素业贾,贩鸭卵,往来港惠间”的陈姓绅商家庭添丁增喜。这孩子出生的当天,恰逢其父陈曦庭乡试中榜的捷报亦到,陈家双喜临门,举家欣喜若狂,陈曦庭遂欣然命笔,给自己这个新生的儿子取名为陈捷,意在今后他父子必是捷报频传,仕途猛进。

陈捷有着海丰人特有的雷厉风行、敢于天下先的性格。他三岁丧父,从而成了当地出了名的顽童。六岁入私塾后,对学业也素不重视,惟喜与人打架取闹。直到七岁时祖父的去世让陈家中落,年幼的陈捷才“顿易初行”、发奋自立,不仅读书用功,而且少年老成,“与人交际亦温文有礼”。1898年,20岁的他考中秀才,便为自己改名为陈炯明,寓存着对黑暗现状的不满和对光明的向往,而他的字也由赞三改为月楼。

1906年,陈炯明考入广州新成立的广东法政学堂,就读两年制法科速成班,同届同学邹鲁,教员朱执信、古应芬,都是同盟会会员。学习期间,他深受严复所译《天演论》的影响,遂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理,为自己取新字竞存。1908年,陈炯明以“最优等生”成绩毕业。对这个学生,他的老师朱执信给出的评语是“品学兼优,热心国事”,并形容他“双目炯炯有光,热情好客,与人辄能一见如故,坦诚相谈”。

毕业后的陈炯明回到家乡海丰,提倡兴建自治会、戒烟局、育婴堂等社会公益机构,创办海丰第一份报纸《自治报》,自任主笔,鼓吹自治才是救中国的惟一良方。1909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等法令,从地方开始进行议会制的试验,年仅30岁的陈炯明再次来到广州,作为立宪人才当选首届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后经全局议员94人互选,当选为19位常驻议员之一以及法律审查会会长。

在咨议局议员中,陈炯明提出的议案最多,一人便占全局总议案的十分之一。在担任议员期间,他提出的有影响的议案包括“禁烟”、“禁赌”、“创办民办教育”等,兴利除弊、仗义敢言,这为他赢得了政治高分。

辛亥显身手,讨袁亦护法
随着威望日高,陈炯明对清政府之腐败的失望也日益增加。他于1909年在上海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开始参加反清革命。翌年,他参与了倪映典广东新军起义,失败后,即在香港与刘思复等组织“东方暗杀团”,炸死了清廷新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1911年3月,陈炯明作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参加了广州黄花岗起义,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未中,只能再次避难香港。不过,学界对此一节,亦有陈炯明临阵脱逃之说。

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陈炯明在清军管带洪兆麟的支持下,率民军光复惠州。他自办“循军”,打出“井”字旗号,寓古代井田之意,很快,粤东望风披靡。

随后,广州各界人士推举同盟会元老胡汉民为广东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不过,举人出身的一介书生胡汉民既不能令广州的绅商们信服,也没有能力控制从四方八面涌进广州城的14万草莽民军。彼时的穗城处处皆是由市井无赖与土匪组成的民军,他们“恃功而骄,凭借官势,欺压平民,非官非贼,亦官亦贼”,成为了广州市民的心腹大患。12月21日,被民军逼得束手无策的胡汉民借去香港迎接孙中山归国之名挂印离去,这无疑给了其志甚高、不肯屈居人后的陈炯明一个天赐良机。

陈炯明马上率军以北伐之名从大本营惠州开往广州,先是“杯酒释兵权”,遣散了一批零散小营,然后又用雷霆手段以宣罪、缴械、杀违抗军令之民军头领以骇众人,遂令各营民军震慑、降伏。短短10日内,让胡汉民头疼不已、无法处理的民军便被陈炯明编遣40多营,独立后的广州大局终于得以稳定,广州市民对陈炯明主政的魄力与能力更为认可和支持。

民国初成,接替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很快就露出了“窃国大盗”的本色。1913年3月,国民党首脑之一的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孙中山、黄兴领导的二次革命爆发。陈炯明初时并不支持诉诸武力,他力主对“宋案”“须以法律对待之”,但随着北洋军大兵压境,陈炯明只好被迫“讨袁”。短短17天,陈的军队就因内部倒戈而被北洋军击败,孙中山、黄兴等人流亡海外,远遁新加坡的陈炯明亦成为北洋政府的“通缉犯”。

此期间内,孙中山将国民党重组为中华革命党,要求所有党员画押并宣誓效忠他个人,陈炯明拒绝参加。1916年1月,他回到粤东,在惠州召集旧部,成立共和军,继续反对袁。同年6月,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在全国的讨伐声中死去,陈炯明被北京政府封为“定威将军”。

“模范小中国”,新政兴广东
1917年,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共同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护法战争。1918年5月,陈炯明率三路粤军攻入福建,其势锐不可挡,支持北洋政府的闽军无不胆寒。很快,粤军就在闽南开辟了一个拥有26个县的护法区。于是,反对军治,提倡民治的陈炯明便在这个自辖的区域开始了自己醉心已久的地方自治实验。

1919年春至1920年秋期间的闽南,陈炯明以高涨的热情、“为治之道,贵在力行;立身之道,贵在毋苟”的实干态度,积极训练军队,整饬军纪,改良币制,修筑公路,整理教育,派遣青年赴法、美、英、日等国留学。时逢在北京发起的五四运动如火如荼,陈炯明完全赞成运动宗旨,创立《闽星》杂志和《闽星日刊》,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为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

“地中海的风浪平了/大西洋的风浪又起/起时无数平民哭声高/落时几个帝王卷入波涛去/这场祸水,正惊魂甫定了/谁知道汪汪的太平洋,耐不住波平如砥/东边的大陆/中间的岛国/望着潮头,说是早晚必至……”这是陈炯明发表在《闽星》杂志上的白话诗,从中,我们可以读出他的雄心、大气以及历史责任感,正如他在《闽星》发刊词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既然要为世界努力,便当先从改造中国做起。世界的演进,中国是负了一个极重的责任。”

1920年8月,陈炯明回师广东,驱逐亲北洋政府的桂系,实行粤人治粤。10月,粤军进驻广州,军政府委任陈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集广东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陈炯明,此时已通过闽南的实验积累了相当的地方自治经验。他在全省92个县推行自治,到1921年底,“在全国民治史上破天荒”在广东省各县推行民选县长、县议员工作完成。同时,省议会也正式通过了《广东省宪法草案》,除声明“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无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外,还具体规定保障人民的自由。

当时中国的北方,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们还在就“问题”、“主义”、“德先生”、“赛先生”吵个不停,而在广东,陈炯明已经开始将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一点一滴地付诸实践。他盛邀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来粤主持教育大局,私立学校兴盛,为全国之最,而公办教育亦得到长足发展,实行免费教育。同时,广州市正式建市也在陈炯明主导下展开,他于1921年2月颁布施行《广州市暂行条例》,成立广州市政厅,任命孙中山之子孙科为首任广州市市长,设立财政、公安、工务,教育、公用和卫生局长,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城市史上第一个建制市——广州市的正式成立。
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广东省内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也相继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开展市政建设,干得热火朝天。在此期间,广州开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兴办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等;举行美术展览、体育运动会;安装马路电灯;在梅花村、竹丝岗建筑新式住宅区,成为广州的模范新区;饭馆、旅店、戏院等公共场所,都要严格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则;设立新式屠场,由卫生局监督检查肉类卫生;雇佣上千名清道夫,每天打扫街道,疏通沟渠,改造排水系统;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宣传卫生的小册子,挨家派发。

在经济方面,陈炯明设立了广东经济调查局,发展地方实业;各县都设立了林业事务所,并在广州设立生丝检查所及蚕种制造所,以改良丝料出产,不到一年,广州市丝厂增至50余家;他积极吸纳港商和南洋华侨投资农业、运输业,并支持港、粤、沪商人筹办资本达到1000万元的股票交易所;在经济各方面均趋好的情况下,广东全省总商会也正式成立。而在社会生活上,陈炯明可谓“清代及民国时期,广东军政首长禁赌最坚决、成效最大的一位”,在他治下,为害广东数十年“无地不赌,无人不赌”的赌博大害终于得以禁绝;他还颁布禁烟令,“凡私吸私售鸦片者,一律重罚”,遂使民风大好。

异见兵戈起,潦倒逝香江
1921年,时逢全国教育会第七届联合会在广州召开,江苏省代表、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对陈炯明治下的广州有感而发,撰写了题为《一岁之广州》的小册子,盛赞在新文化之下的广州新景象。他说广州“尊人道”、“整风纪”、“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诫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此外,黄炎培还特别肯定了广州的言论自由,说“广州日报有33家之多,虽有指斥当局,甚至倾向北洋政府的,也从未加以干涉。”

而一位《新青年》的读者,也从外地写信给该刊总编陈独秀,表达了当时国人对陈炯明治下的广东,所寄予的殷殷厚望:“只一点火在黑暗中大发其光,是易招灭熄的,但在一个能发光而有引起他物燃烧的地位时,自然是努力吐光焰,照耀一切!如孙(中山)、陈(炯明)及先生(陈独秀)等人,在广东一地却是那点有力量的火,等到广东烧得红了,别处也见着太阳是从广东来的了!”陈炯明希望将广东建设为中国的“模范省”,如他所愿,当时的广东在国人心目中也确实是新文化运动“最后一个据点”和“最后的希望所在”了。

怎奈,在1922年6月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陈炯明因与孙中山政见不合,反对孙的北伐,主张“联省自治”。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下叶举出兵围攻广州观音山总统府,并炮轰中山先生寓所。孙中山后转移到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并离开广东。史称这一事件为“六一六事变”。1923年1月,孙中山组织拥孙的滇、桂与倒戈粤军,通电讨伐陈炯明,半月后,陈炯明宣布下野,即日回到海丰,转至香港。而陈之残部在退至惠州东江两年后,亦被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东征彻底打垮。

由于陈炯明在野时“不爱钱,不置产,无私蓄”,所以到港后只能先租屋居住,后家境每况愈下,只能寄居跑马地毓秀街25号其弟家中。喜欢吸烟的陈炯明无钱买烟,一有吸烟者来访,便会有默契地多放几根香烟在桌上,待客人走后,陈才有烟可抽。1925年,陈炯明协助海外最大的华侨社团组织“洪门”转型为中国致公党,并首任该党总理。

1925年,陈炯明完成了《中国统一刍议》一书,系统提出了自己的建国方略,虽已无济于实际,但仍不失为对中国统一和富强极有建设性之论。他批评国民党的政治路线“不应为一党之包办”,又说“即以革命党论,亦无一党独尊之必要。盖革命目的,原非排斥异己,独霸一时”,以此点出彼时国民党一党独大、搞独裁的实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曾企图拉拢陈炯明,然陈则命其“先归还东三省”,显示了民族气节。

1933年8月底,穷困潦倒的陈炯明偶感寒热,他懂中医,故自开药方治疗,但10日后热犹未退。经看西医,知其血液中有核菌,一说陈炯明无钱吃早餐,便以几个铜板向街边挑担者买糖瓜串果腹,时值“热肠菌”流行,故染上肠热病。在亲友的帮助下,陈入住湾仔道马岛医院,9月9日,精神渐复,可食稀粥,且与前来探病的友人谈论国事。不料次日病情转重,大便带血。22日清晨2点20分,陈炯明病死寓所。死前,家人问以家事,陈苦笑着对其长女说:“吾家事无可语。”再问以国事,则连呼“共和”而终。

陈炯明身后遗下老母、一妻、五女和三子。其居毓秀街25号地方狭窄,且无棺成殓,无奈之下只好借用其母杨太夫人已被百年之后棺木。9月30日。陈炯明在香港出殡,由于香港寸土尺金,如何下葬顿成问题。后经时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出面,1934年4月3日,陈炯明归葬于广东惠州西湖紫薇山。
尾声
陈炯明是近代中国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由于“六一六事变”,在国民党以“党化教育”的历史中,他被斥之为“叛徒”和“军阀”,而事实上,他参加辛亥革命、护国讨袁和护法运动,尤其主政广东期间,建设广府、严禁烟赌、致力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使当时的广东省成为全国的“模范省”。

他在生活方面非常严谨,22岁时与黄云(娥)女士结婚,夫妻感情融洽,不好色,不纳妾,并非如一些传闻中说的妻妾成群。据说,他刻有两枚图章,一曰:不二色,一曰:不蓄私财。他亦并非是一介武夫,而是秀才出身,又就读新式法政学堂,乃有独立思想与政治理想的文人治军。他诗古文词俱佳,函电文牍向来亲拟,从不假人手,著述丰富,凡88万言之多。

他病逝后,香港各方哀挽无数,其中有这样一副挽联最能概括陈之一生:“好权不好利,好俭不好奢,叔世才难,如公有几;叛情不叛理,叛D不叛国,谤满天下,名亦随之。”而对于国民党史家对陈炯明的“诬蔑诟谇”,国民党元老之一的莫纪彭亦无不痛心疾首,尝言:“大多出诸个人之恩怨好恶,而各种批评之悖于史实者,莫甚于否定竞存献身革命之光荣经历。”

综观陈炯明一生,贯穿着进步与倒退、改良与革命、赞誉与非议、理论与实践等多方面的矛盾,也正因于此,才导致他以革命功臣而终成“国民党叛逆”的悲剧一生。然为逆为寇,倏忽百年,尘埃渐落,功罪重论,拭清历史的迷雾,或可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陈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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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是孙中山改变了建立共和宪政国家初衷,受列宁在饿国发动十月暴力夺权成功鼓惑,首提“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建立政党领袖獨裁体制政权。开创了中国现代国家体制陷入个人极权主义泥潭之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