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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4-11-23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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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孟源
最妙的人儿数他了。他属河北沧州盐山的荣家,是大家。他应是最老的党员,可当时不是,党籍被开除掉了。这不能不追溯到延安时代,那时他是延安师范的教导主任,延安师范奉中央命令,校址要与西北局调换,学生们不同意,荣的“小农意识”也出来作祟,“为什么我们辛苦一场的打好的窑洞要让给高麻子?”于是兴起风潮,教员罢教,学生罢课,由荣执笔起草了《上毛主席书》。隔一日,毛的批示下来,四个大字,“岂有此理”。群众欢腾了,“毛主席都说西北局岂有此理嘛!”谁知周扬到来,代表边区教育厅宣布延师解散、停课整风,荣孟源停职反省。老荣的党籍就这么丢掉了。所以他满脑子装着“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这一类牢骚话。
何思敬
是另一位相当妙的人,他曾是中央派驻李宗仁那里的代表,这种身份是很高的,如南汉宸就是派驻杨虎城那里的代表。何那时老了,替他设了一个“国际法研究室”,只他孤单一人,纯是“因人设事”的性质。记得每在大院子里开会,一班人蹲坐在地上,独“何老”让勤务员搬一架圈手椅,每当辩论到问题焦点时,他总是挥舞双手,高声喊着“这是个原则性问题!”黄华是他的女婿,听说晚年就住在外交部长家里。
王绵第
也是怪人,他的儿子是鼎鼎大名的作家王蒙,他晚年就住在文化部长的家里。此人与张岱年似乎是老朋友和好朋友,因为张的《学术自传》里几次叙述到王绵第,张的划右派言论里有一条说,王的历史早已交代清楚,交代清楚可以不批不斗,但北大在“三反”运动中又把王绵第斗了,张替他鸣放了一下,就化为右派了。王这个人德文极好,只是按照北京人的说法有些“鼬”。
王献唐
王先生是山东日照人,他的学历,只是青岛德国人办的礼贤学院,而且学的是工程,他平生的学术成就,都是以家学渊源为基础而自学起来的。献唐先生在抢救文献资料、文物上对文化事业的贡献,是不容易为一般人所了解的,更不为刚刚入城的那些枪杆子干部所了解。如《穆天子传》是汲冢竹书之一种,1930年有海源阁藏书楼散出,各书肆包括日本书商争相抢购,当时阎锡山的晋军又打入山东,献唐以一月的俸钱于“炮声隐隐,市语仓皇”中购归,以免书流域外。再如,乾嘉间的《诗切》与《同文尚书》,学术界多年只闻其名,未见其书,每每引以为憾。其家藏稿迟至卢沟桥事变后始愿求售。献唐先生辗转寻觅,抗战时又运转后方四川万县租赁十数山洞贮藏,始得以流传后世,有了今天齐鲁书社之影印本行世。还有,南宋末年的内廷供奉汪水云,曾随二帝北掳,遗诗240首,是一部南宋亡国的诗史,历来各家流传的本子很多,献唐先生约集当时学者柳诒徵、王重民等,合力校勘,终成佳本流传于世。又如,清道咸年间山东莱阳学者周梦白的《倦游庵椠记》,其书稿也是由献唐先生以900银元买下运往四川万县山洞内得以保存下来的。
王献唐有癫痫病,曾在北平协和医院做过开颅手术,偶然犯病时会猝然摔倒。他赋性狂气,情趣幽默,经常放口臧否古今人物,妙语连珠。但由于他的堂弟王崇武是解放前济南市市长、军统局的济南站站长。为此,我常常看到献唐先生受到纠缠盘问的麻烦,他猝然倒地的次数也就愈来愈多。这对一个老学者来说,实在是一种摧残。
何干之
广东人,因写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二书而知名。他是老党员,但每逢运动他都是“运动员”;运动一过,又立刻是“红色教授”的尖子;可下次运动一来,他又是“运动员”了。这一点,我终身不明白。他在史论结合上,给了我不少教益。文革后期,得知何干之在北京郊区苏家坨公社劳动时,因心肌梗塞突然发作,撂下手中的铁锹,躺在公路上就死去了。呜呼……
郭沫若
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所以一开始对他并无反感。反感,是到北京科学院以后的事。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曾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后帮腔,说三道四。我忍不住了,就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有情况要反映,他们打电话约我晚七点到报社,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身边啪啦啪啦地打。但最让我吃惊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回信,前一段是“应酬”,后一段“但是”就厉害了(一个“但书”,毛泽东就几次阐发过“但书”的重要作用),说毛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同志的话,那么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好家伙,这不是说,谁给郭沫若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吗?可惜的是,这封复信文革中被抄走了,不然的话,我一定影印出来“立此存照”的。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恶梦》,文中不点名的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鋆,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的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我的气越憋越厉害,当时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给我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高亨
高亨先生是东北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首届毕业生,跟王国维先生精研经籍训诂之学,对《周易》有精湛的研究,主张研究《周易》一定要把《经》《传》分开,互不干扰。高亨除去《周易》外,还长于诸子之书的训诂。找训诂学者,除唐兰之外,就数他了。可是高亨有严重历史问题,那就是他在蒋介石快完蛋的前夜,担任了东北戡乱委员这个职务。真是搞起学问来那么聪明的人,在政治面前,竟如此糊涂。他还亲自到东北来“莅”了一次位,看到炮火连天,事无可为,才狼狈跑回了重庆。解放后,他要回东北桑梓服务,未获准。只好另投青岛,被山东大学的华岗校长聘用了。
华岗
现在距离华岗死在济南雁翅山下的监狱中转眼30多年了,平反昭雪的会也早开过,他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1937年清华地下党秘密传播的一本小册子《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简本)》,著者就是华岗。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长期在白区工作,当年从国民党反省院一出来,就被任命为《新华日报》总编辑,但围绕他的一生,一直还是众说纷纭。一个活了69岁的人,平生坐了23年的牢,而其中十五年竟是坐的共产党的牢,并且最后惨死于牢底。他是一个书生气很重的人,不善于料理生活,所以一生也充满了不幸。他的第一个夫人与他是同志,还同在一个党小组,小组三个人,另一个是邵荃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又因为提倡写中间人物而被批判。大革命时期,华岗被逮捕,他的夫人正在护理患病的邵荃麟,结果同志的爱转变成夫妻的爱,这件事令华岗终生遗憾。后来他到北京开会遇见邵,两个人擦身而过,不打招呼。文革期间,华岗在监狱里与杀人犯、盗窃犯睡在一起,而且还要受这些人斗争殴打,最后死在一条空荡荡的土炕上,身无完衣,体无完肤,大小便淋漓在尸体四周,房内洋溢着一股恶臭……一代革命家,一代理论家,下场如此。
韦君宜
原籍湖北,家在天津,原名魏蓁一。人极聪明,个儿偏矮,不漂亮。抗日军兴,她嫁给了也是我们同学的孙世实。不幸,孙很快在一次敌机轰炸中遇难了。她又嫁给了杨述,即杨德基,也是学运起家的大人物。1987年,已有五十年不通音讯的韦君宜来信,寄来一本《一二·九运动史要》,嘱我读后写一书评。我的意见集中在“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上,我认为不应该再给哪些活着或死去的人头上扣这样的帽子。他们不过是革命阵营中个别的“持不同政见者”,是革命列车在半路上下车的旅客;但他们当年都是极优秀的青年,并且洞察了“左”倾关门主义之危害的人。在反关门主义的时候,他们可能有过游离大局的一偏之间,这在今天是允许的。我把这些意见,直言不讳地写给了韦君宜,她回信说--“你哪些高见自然无法发表。”“因为我们搞这一本书,非个人一家之言”就是说,这本书是代表组织的,故难以容纳个人意见。由此,我对“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又一次受到了教育。
丁则良
学运时,有两个领喊口号的人,其中一个是历史系的丁则良。1953年在青岛,握手时握到了他,他已是东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我说:“我们不仅是清华十级的同班同学,还是一二九运动中手拉手的战友哪!”他突然低下头压低了声音说:“惭愧,我走了弯路!”这句话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丁曾进入组织又因政见不和退了出来,后来又知道他有一段在针对新中国的外国电台干过。1957年春夏之交,他从巴基斯坦参加全世界史学年会飞回北京,东北方面已经派人守候着,叫他回校交代问题,那时,他住在周一良家,留下一封遗书,就投未名湖自绝了。丁死后,东北人大还开了定案批斗会,丁的胞弟丁则民教授还登台批判。这种现象一点不奇怪,川大蒙文通教授死后的批斗会上,由蒙的儿子蒙默登台批判;在晋西北兴县的土改大会上,用绳子牵着父亲的鼻子拉着游街的是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冠荫,其父是当地的首富,开明绅士,在县城有四万白洋的买卖,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解放后,牛冠荫曾任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主任。
童书业
是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的人。我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写童,他平生弱点,就在一个“怕”字。有六怕,怕失业,怕雷电,怕空袭,怕传染病,怕癌,怕运动。还有人补充两条,怕地震,怕蒋记反攻大陆。这里的运动,是指政治运动,每次运动前奏的吹风会后,童的脸马上就像烟灰一样的颜色。肃反时,山大历史系有三个大反革命,童书业是其一,说他有血债,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我知道童先生看见杀鸡都吓得捂着脸,怎么会一夜之间杀一千个共产党员呢?运动收尾阶段,突然发生了一件新鲜事,我妻子正在午睡,我三岁的女儿意外发现一个瘦老头跪在妈妈床前,此人正是童书业。原来他有一份厚厚的“交代材料--童书业供状”在党委组织部,运动过去了,他又想索回毁掉,可又不敢自己去要,想求我代他去要,又不敢当面提出,所以想到我的妻子,就出了这怪相。他的“交代材料”说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其中还有一句是“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他既害别人,又害自己,是精神变态的铁证。
就在蒋介石叫喊要反攻大陆的那年,童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了,他找到当时山大历史系的党支部书记,说:“他们来了,首先要抓我,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要我带他们去搜捕共产党员。你知道我是胆小怕死的,我不能不带他们去抓你。但我和你约好,当我到你窗口时我拼命咳嗽,你听到后马上躲起来就是了。”这简直是比小孩还幼稚的话语,可文革一来,对他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童书业有变天思想。”在山东大学“牛鬼蛇神”拔草时,别人都是蹲着拔,红卫兵只允许两个人带板凳,一个是冯沅君,因她是小脚,另一个是童书业,因为他有病。到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是躺着拔的。童死后,还有人幸灾乐祸地说:“又替人民节省了二百多人民币!”
杨联陞
是高我一届的大学同学,在学校住一栋宿舍。1987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别人告诉我,杨在哈佛的学术地位非常高,是哈佛学术委员会的委员。电话里,杨用中国话说:“听说你来了,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第一我不能到旅馆看望你,第二我不能请你到家里或馆子里吃饭,因为美国史学年会就要开了,我的若干弟子都要来,我老了,接待不动,挡了他们的驾,怎么好单独接待你呢?”我告诉他,这些都无所谓,但我困居旅馆,不习惯吃西餐,又不习惯打美国电话,情况困难,希望有所解救。杨发话了,电话里声色俱厉:“又不能吃西餐,又不能打电话,我问你,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的人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
我忍不住了:“杨联陞同学,丢人二字可是你先出口的,下面就要容我来说了。记得卢沟桥炮响的第二天早晨,我们二人在清华门口说过的几句话。你说这一来要各分东西了。不久我去了太原,在山西新军打了两年的鬼子,弹片至今还留在腿里;可是你却在中美处于既不友好的时候跑到了美国,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试问,咱们二人谁丢人?”在美国,还见到杨联陞的一部论文集,胡适写得序,好大的口气,说他的文章都是英文写的,是由他的弟子某某教授翻译成中文的。
本文选自篱槿堂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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