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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拍案

刘伯承：建国后第一个被打倒的元帅2015-05-17 张雄文 北门外



核心提示：打了败仗，谁也不好受，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彭德怀。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人们大多以为，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彭德怀是第一个含冤蒙尘的老帅。其实，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和罢官的，竟是曾被誉为中国现代战争史上一代战神、解放后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刘伯承元帅。而他的这一际遇却与后来蒙冤更深的彭德怀元帅有很大关系。

军事院校被斥“大本营”横遭“反教条”风暴冲击

  1951年，刘伯承元帅受命在南京创办新中国第一所军事院校。正当他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要打造—所“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时，却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旋涡之中，且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当时，彭德怀元帅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由于他的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掀起了一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而刘伯承元帅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一年后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被“撤职”后对反教条主义事件深刻反思并作了自责，后人“为尊者讳”，“为尊者隐”，故没有过多指责刘伯承元帅挨整的肇始者——刚肠嫉恶、内无阳秋、外有臧否的彭大将军。

  当时，刘伯承正在青岛养病，得知南京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和“司令部”后，曾名义上担任过第—任训练总监部部长(未到职，叶剑英代理)，仍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他，自然无法回避，只得拖着病体进京接受批判。在医院，他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查，后在别人搀扶下蹒跚上台深刻检讨，并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随即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由此淡出军界中枢。

军事理念各持己见历史误会无缘面解

  不可否认，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两人之间其实存在鲜为人知的历史误会，但这种是非曲直并非出于彼此间的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而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这种歧见在战争年代各据一方的情况下，互不搭界，也无大的冲突。一旦江山鼎定，随着军队任务发生霄壤之变，加之党内一些优良传统被破坏，最高决策者个人专断作风渐生，这种误会势必会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而产生激烈的冲突。

同是国家“长城”，刘伯承和彭德怀究竟有什么误会呢？
历史的暗角依然是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协助指挥军事，但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则坚决主张毛泽东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批评毛泽东、彭德怀等“游击主义”战术的文章，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林彪、彭德怀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十分恼怒，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拿么子打吗？让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育，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指挥红军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

  可以说，刘伯承当时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到了“土洋”之争的前台。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客观实际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赣东南平原地带，地势开阔，既便于集结部队，又便于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6个团。虽然攻守双方都是以师的建制相对，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而国民党军则有近万人。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接到命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里冲朱德、周恩来抱怨：“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还是进攻吧！”

  果然如彭德怀所料，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第三师向南丰发起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却自损三百余人。敌军据城固守待援，构置了强大火力网，封锁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彭德怀并不知道，实际上，刘伯承从—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如今看到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果断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计划与实施的过失，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当时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的是刘伯承。

  事后，话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会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的农家，同是起步于行伍，早年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人的军旅生涯；分别参加了国内武装割据斗争中颇具代表性的南昌起义与平江起义，共同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营垒。作为开国元帅、伟大的军事家，刘伯承大智大勇中多几份儒雅，彭德怀则多几分勇武。但由于脾气秉性、文化素养、生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歧见。

  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他在认识到自己对“游击战”的偏颇观点后，在后来的战争实践中能及时反躬自省，认真讨教毛泽东并活学活用，变中求变，将胸中韬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来到苏区后，他不参不谋，反而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主张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围剿”；9月10日，他又发表《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进一步阐述上述主张，并从理论认识上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说明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的军事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为毛泽东军事理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遗憾的是，彭德怀却始终没忘当年刘伯承认识有误的那笔历史旧账，以致于两人纠葛渐起。

  全面抗战爆发后，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在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期间，彭德怀多次到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传达部署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方针和对敌军事战略。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领导发起“百团大战”，一举歼敌4.3万余人，拔除敌伪据点千余个，期间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两人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没有传出什么不和谐之音。

  1943年9月，中央发来通知，令彭德怀与刘伯承双双返回延安参加第二期整风运动。刘伯承夫妇先期来到山西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这里是太行根据地通往晋绥和延安的西线地下交通线。几天后，彭德怀也风尘仆仆地赶来了。两人会合后，由西线的同蒲支队派出一个连护送去延安。因要通过敌占区，彭德怀和刘伯承都化了装。护送连的连长为安全起见，安排夜间行路，白天隐蔽休息。一天，他们来到同蒲路东边的一个村子里，刚住下准备休息，忽有情报人员报告说，附近炮楼的日军要到村里来，连长连忙安排两位领导到村外青纱帐里躲一下。彭德怀一听生了气，说：“我走我的路，老这么东躲西藏干什么！”连长无奈，只好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带着连长来到彭德怀的住处，说：“彭总，在这里他们是指挥员，得听他们指挥。叫我们去躲一下，我们就去吧！”一直板着面孔的彭德怀笑了，对连长说：“你把刘师长搬来了，我只好服从。”就这样，两人一路夜行晓宿，来到了延安。

  次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7年来的工作。

  这个报告犹为敏感的是，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报告既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刘伯承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也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军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静女

是未完待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