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非青非红


 

    下面的故事,是真实的经历,不是编小说。
  40多年前,我所在的贵州小县城凯里周围,迁来十几个隶属于第四机械部083系统的“中央厂矿”,它们好像雨天后林子里的蘑菇一样,散布在四周的山旮角里,接着,在每周例行的“赶场”时,原本熙熙攘攘总是晃动着靛蓝土布衣、苗家百褶裙的街市,突然也从四面八方涌进好多劳动布工装。他们不太讲价的采购,崭新的一色穿着,和掺杂着地方方音的普通话,让这个小镇,变得有些异样。老街上的本地人——我们叫他们“凯老街”——当然有些自惭形秽,毕竟人家是拿工薪的,就连1956年建立自治州以后逐渐迁来的那些地方干部子弟——我们叫他们“州委子弟”——也觉得有些望尘莫及。因为他们一开口的那些“北京话”,不管说什么,总觉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才能说的调调儿,尽管有的北京话已经羼了很地方的方言,但远来的和尚好念经,这话真的是千真万确,他们俨然成了这里人的时尚象征,凡是沾了他们的边儿,甭管是衣服、语言还是走路的姿势,就挺着胸脯很荣耀。不过,他们对本地人的傲慢神情,也使得本地土鳖对他们有些羡妒交加,这种情感常常惹起事端。在我的记忆里,为了不知什么事儿就大打出手造成流血事件的就有十几起。
  这都是陈年旧事,本来,事隔几十年,也都淡忘了,或者已经埋在心底,不太愿意翻出来。可最近看了王小帅的电影《青红》,才再度勾起我的回忆。不过,《青红》说的是省城附近应该是011系统的故事,和我在的黔东南凯里不同,而且王小帅是那些“外地人”的后裔,他说的故事,也是外地人(以上海人为代表)的故乡依恋,以及对本地人的无端拒斥。也许,关于外来人和本地人故事背后,还有关于文明和落后的理解,以及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之间乡土认同的差异等等。然而,我这里要说的,是那个世界里,有三个既不能进入中央厂矿的外地群体,又不属于凯老街和州委子弟等本地群体的青年人的故事,夹在“本土”和“外地”两者之间,也许他们的经历和心情,比起《青红》来就更复杂,所以,我的题目叫“非青非红”。
  一
  我和我当年最好的朋友刘元、惠伦,既不是凯老街或州委子弟一类本地人,也不是上世纪60年代三线内迁时来的外地人。我们三家都来自北京,却是在60年代初从各部下放来的。刘元、惠伦家是冶金部的,不知道为什么好端端地会把他们从冶金部下放,这里并没有什么需要冶炼的。刘元的父亲在州委党校当教员,因为他有文化,算是读书人。惠伦的父亲在县机关,那时他还年轻,记得是我们那里有名的篮球好手,放在现在,算是县城里的迈克尔·乔丹,后来还当过县篮球队的教练,但当时他的正经工作,好像是县政府的一个小科员。我家则来自外贸部,父亲虽然出身大学的外贸专业,又曾经在南京军政大学当过教员,但自打一参加革命工作起,就因为好乱发言的脾气,始终在被“戴帽”和下放的边缘摇摇晃晃,虽然混过了好几次风浪,但终于在1960年最困难的年头,被驱离外贸部,赶到凯里这个贵州东南边缘的山城。
  和我家一起下放的,还有另外三家。一家的男主人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陈叔叔,他后来托人走关系,在“文革”前就回到北京外贸学院教书。另一家是学西班牙语的韩叔叔,他大概是单身,高高瘦瘦的,至今我不知道他的下落,后来我家全部离开凯里,他却还在当地苦撑。最后还有一家,男主人赫赫有名,是当过蔡元培先生秘书的高平叔先生,他后来回天津当教授,编了《蔡元培全集》和《蔡元培年谱》。据说,1952年他从美国回国的时候,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还特意接见他,本算是“海归”的大教授。可那时他从一级教授降到三级教授,从三级教授降到普通教师,从北京下放到凯里师范,最终连语文课也不让他上,只能在巴掌大的资料室里管理图书。他的太太姓张,传说是莎士比亚专家,英文极好,个子高高的,常常模样很奇怪的,用大扁担挑着两个小小篮子去买菜,篮子里左一棵白菜,右一个茄子,也许连五斤都不到,晃晃悠悠摇摇摆摆的,却也成一副担子,惹得当地剽悍的苗家汉子常常大笑,仿佛看西洋景儿。
  上世纪70年代上半叶,“文革”高潮已经过去,这几家也从被惨斗的“牛鬼蛇神”中逃脱出来,大体过上了正常的团聚生活。插队农村的我们,虽然没有找到好工作,但大多也都回城。三线内迁早已是10年前的事情了,那些外地人渐渐熟悉了这个民风强悍的山城,而本地人也看惯了这些自居自傲的外地人,在赶场的日子里都混在一起。可是,本地和外地的认同感始终是泾渭分明。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从上海、从北京、从四川内迁的人,其实很悲惨,他们的心里,一方面是“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悲哀,一方面却是城市人对本地人的无端傲慢。他们身在苗乡却保持着外地人的口音、衣着、圈子,本地人对他们的敬畏,又增加了他们的自负。特别是,当时从下乡的知识青年里招工,因为是中央级厂矿,又是保密的电子设备生产单位,所以要选根红苗正的,只有本土优秀和纯粹的年轻人,才有可能进入这些地方。这种优选法包括地区的差异和出身的差异,又加上了文明(技术)的差异,更激发了他们的倨傲和狂妄。凡是被招进去的本地人,虽然是本地出身,却因为沾了中央级的光,也都仿佛高人一等,迅速地认同了“中央”而背弃了“地方”,穿着劳动布工装挺着胸脯对我们也操起了北京话,连国骂都是“我操……”,省略了后面的宾语,也显出了连骂人都比你文雅。
  二
  刘元、惠伦和我当时都二十一二岁,因为家庭有问题,进不了中央厂矿这个高门槛。一开始,我们都曾经想过这个路,可是,当招工的人从鼻子里喷出蔑视的气,眼睛里露出嘲笑的光,我们就知道无望,再也不心存妄想。惠伦的父母情况好些,就落在一家叫作“红光化工厂”的小厂,算是有技术的产业工人。我则因为父亲母亲的缘故,只能靠我在乡下插队时曾经做过砖瓦的本钱,好不容易混进了县砖瓦厂,仍然干着用手工打砖打瓦的活儿,只是每月有一份薪水,吃饭有一个食堂。刘元最惨,他父亲“文革”初期被迫害自杀,全家落了个“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家属帽子,所以,只能到一家国营饭店去做厨师。虽然饭店吃得饱,但在一般人心中,地位比起工人阶级,特别是比起中央厂矿产业工人来,差了不止一截。不过奇怪的是,进不了中央厂矿的我们,也不大能够融入本地人的群体。尽管我们在家说的北京话,可能比中央厂矿的人还地道,但是,因为在地方,所以够不上中央那一级;尽管我们在外也操着地道的以镇远腔为基础的“州委机关”话,可是因为出身不是本土,好像也不那么被当地人认同,有些像两边不认的夹心人。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罢,我们三人之间关系特别好,每当周日我从乡下的砖瓦厂回到县城,大多数时间都会和他俩聚在一起,何况我们恰恰都是当地最好的乒乓球手,所以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在找地方打球。
  进不了中央厂矿做学徒工,多少有些受屈辱的感觉,所以总想找机会“复仇”,哪怕是象征性的赢回自尊。大概已经是1973年吧,我们这支没有单位的杂牌球队到处南征北战,几乎所向无敌,于是,也找中央厂矿的乒乓球队下战书。那时候,据说是生产过人造卫星部件的凯旋厂和208厂都很牛,一个南京人和一个上海人,年纪比我们大一些的,都曾经拿过地区的冠亚军,也许他们觉得我们是土包子队,但也许也知道我们厉害,为了保持荣誉,他们常常借口忙而不太应战。只是架不住挑战多了,起哄的人多了,也激起他们的好胜心,终于约定了在秋天的一个周末,派卡车把我们拉到208厂里决战。现在想起来,那一场球的观众好多,气氛也紧张,有点儿像武林以生死决胜负的意思,上场的人也不怎么互相寒暄,而观众呢?却在四周一个劲儿地鼓噪。这场球也许是我一生记忆中最难忘的,近四个小时,惠伦赢了两场输了一场,刘元也赢了两场输了一场,而我,先是莫名其妙连输了两场,但是,最后却像绝地反击,在决定性的第九场,面对曾经号称第一高手的那个南京人,居然演出了一场惊天大逆转。
  再搭敞蓬大卡车回到县城,已经深夜,那时的县城里没有几盏灯,到处是黑漆漆的。下车后我们都没有回家,也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举杯豪饮或者彻夜狂欢,只是在一柱昏黄的路灯下面坐着百感交集,直到三四点才默默分手。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在乎这次比赛,其实,我们都参加过上到省、下到县的各种比赛,但是,哪一次也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让我震撼和难忘,经过九场几乎四个小时,最后我们赢了,可是赢的时候想到的,却是我们曾经被这个“中央厂矿”拒之门外。
  三
  尽管赢了轰动一时的比赛,惠伦还是在厂里每天上班开机器,我呢,那时已经转到龙头河畔的农药厂,每天围着灶台用熬骨头的动物油制造土肥皂,而刘元则还是在凯北饭店当他的白案厨师整天揉面。在那个既不抓革命也不促生产的年头,人好像没有任何其他念头似的,在时间里面漫无目的地磨蹭。只是当提到打球,想起那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才会精神一振,但很快又黯淡下来,毕竟中央厂矿的人还是挺着胸脯来赶场,本地人还是抱着团儿敌视着外地人,我们还是三不靠,只好自己打自己的球,没有人知道我们曾经用这种赢球的方式来自欺欺人地唤回自尊。
  在平平淡淡的时间流逝中,生活也有些变化。在饭店的刘元有了女朋友,不太来打球了。据说是一个在当地很出众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和刘元很般配。因为刘元也是一个相貌很出众的男孩,中等个头,皮肤很白,脸方方的,嘴上有淡淡的黄胡须,一直很有女生缘。恰好那时我去了县宣传队帮忙写剧本,惠伦好像也在秘密进入谈恋爱的阶段。这一来,大家就渐渐很少聚会了,只是在周日的时候,还偶尔见上一面。
  记得是1974年夏天,每天晚上我都在山上宣传队的住处无聊地翻闲书。有一天晚上,有人突然来告诉我说,刘元住院了,是传染性的肝炎,大概是因为饭店不卫生的缘故,又过了两天,又有人来告诉我,刘元死了,死于喝酒。本来他有肝炎不应该喝酒的,但是这时他的漂亮女友因为嫌他家是反革命,又在饭店工作,提出和他分手,他受不了,闷头喝酒,于是导致了肝昏迷。那个时候州医院条件很差,回天无力,他就这样死了。我匆匆赶到医院,看到刘元的姐姐和弟弟在,看到刚刚换好敛衣的刘元,脸上白白的,毫无表情,只是头发从额头上落下来,仿佛被汗凝成了一缕。停尸房里没有其他人,也没有一点儿声音。奇怪的是,他姐姐和弟弟也都不讲话,好像司空见惯似的,直到我默默走出门,他姐姐才看了我一眼,点点头,她煞白的脸上面无表情,其实我知道她很爱这个弟弟,或许是早就已经过度透支了悲伤,这时已经恢复平静了?
  我没有哭,也哭不出来,昏昏然地走回宣传队所在的山上,路两边的树木在夜风中飒飒作响,我高一脚低一脚,至今不知道怎么走回去的。
  四
  我越来越相信“祸不单行”这句话。刘元死后,也许是因为照顾他的缘故,他妈妈也染上肝炎,只好成天躺在床上。这一家从北京来的时候是六口人,两个大人四个兄弟姐妹,可是现在却走了两个,父亲和长子。刘元的姐姐刘萍比我高一班,是学校出了名的美人,在1967年组织“苗岭展新图”演出团的时候,她是幕间朗诵者,因为当时模仿大型革命歌舞剧《东方红》,朗诵的人是主角,挑选很严格,可她一来因为从北京来,口音好不必说,二来是人长得漂亮,所以一下子就入选。据说当时暗恋仰慕者成群,后来下乡到白腊公社当知青,好多男生还借了种种缘由,去她的寨子里晃悠,想有机会亲近,可是,最终她却因为家庭问题,是最后一个从那个紧靠麻风村的白腊寨子离开的。刘元的弟弟刘刚,个子很高,和我弟弟是同学,“文革”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学生,这个时候也在一个工厂里做工人。他们的妹妹最年轻,好像还在学校里念书。因为刘元的关系,我还是常常去他家看看,虽然帮不上什么忙,总是默默站一阵,说上几句话,这时通常是刘萍出来,淡淡地寒喧两句。
  好像是过了几个月,突然有消息传来,说刘刚杀人,被抓起来了。这让我大吃一惊,跑去打听,原来这个平时不声不响的青年,在家里的种种变故之后,心理早已崩溃。州党校就是他父亲的单位,有一个当初带头逼他父亲自杀的人,现在是“革委会”的头头,刘刚把他的孩子,大概只有10岁吧,骗出来杀了,尸体装在麻袋里,扔下了清水江。事后审讯的时候问他原因,很简单,就是给他父亲复仇。结果当然不必说,不仅是故意杀人,情节恶劣,而且是向“文化革命”疯狂复仇,自然是判了死刑。
  有时候思绪转移很奇怪,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一直很不愿意翻出来。毕竟这是一个杀人犯,对手无寸铁的孩子下手,太狠也太无能。不过,因为刘元的缘故,也为了他父亲的缘故,对于刘刚,我又始终恨不起来。我把刘刚那张还很幼稚的面孔埋到心底,连想起刘元的时候也尽量不连带到他。多少年过去,我好像已经不再想起他来,也把这件杀人案淡忘了。可是,前几年在欧洲一个大学里看到西洋人画的《行刑图》,洋人惊异中国人观看凌迟的热心和好奇,画上了很多围观者,然而我看到这幅图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刘刚的故事又浮现在我脑海里,而且异常地清晰,近得好像就在眼前。
  在执行死刑的那天,我并没有去看,我怕受不了,听说我弟弟去了。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看杀头,好像很多人心底的恶念与愤懑,是在看杀人时宣泄的。看杀人仿佛是一种庆典,凯里南边有一个杀人坳,似乎就是这个祭祀仪式场地。从大十字到杀人坳那一公里多的大道,仿佛是引人进入神殿的甬道,用刑车加上喇叭押解犯人赴刑场那天,好多人在路的两旁观看。后来,我听到转述,好像刘萍姐妹都去了,据说,她们去付了5分钱的子弹费,然后收了尸。看见她们的人说,她们姐妹俩的眼睛里面,毫无表情,也没有眼泪,那种司空见惯浑间事的镇定和冷漠,反倒让人想来就不寒而栗。
  几天以后刘元的妈妈就死了,后来,刘萍曾经告诉我,其实没有人告诉她儿子被枪毙的事情,但也许在暝暝中,上帝已经把彻底的绝望传递到她的心中,她不再服药,一直等到闭上眼睛,去另外一个世界。
  五
  就像三角缺了一角便不稳一样,自从刘元去世又加上刘刚被处死,这个夹在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小团体便解体了。后来的两三年间,也曾有其他好手偶尔加入战团,但是,没有了当年的悲情,打球仿佛只是消遣,在无聊的岁月中打发时间和发泄精力。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中国发生巨变。1977年,我考上北京大学,终于离开生活了17年的贵州北上读书,接着,惠伦也和一些朋友结伴离开,去了开放的深圳,只有刘元的灵魂永远地留在那片山坡上,他和他的母亲、弟弟,留在那片乱坟岗上。离开凯里的时候,我曾经去过那个山坡,冬春之际,新草未生,坡上一片枯黄,坟边的衰草和坟上的白布条,在寒风飒飒中摇曳。他家从北京来的六口人,最终只剩下了茕茕孑立、相依为命的姐妹俩。听说,为了抚养妹妹,刘萍嫁了中央厂矿一个俗气的天津人,很多朋友都奇怪这段不相称的婚姻,但是我明白这是无奈,毕竟这是个工人阶级,又是中央厂矿的。不过,据说10年后刘萍离婚了,也去了深圳,她的妹妹也嫁了人,到了安徽,但是我一直没有她们姐妹的消息。
  2002年的春天,深圳观澜湖。因为在香港教书,我和在深圳的惠伦再次见面。20多年没有见面,我们聊打球,聊生活,聊北京、香港和深圳,很奇怪,就是闭口不谈往事,既没有太多地聊那个我们生活了17年,却始终视我们为陌路人的凯里,也没有提到那个时候朝夕相处一起征战的好朋友刘元,只是有时候,彼此目光相对,便又匆匆分开,心底有一点儿悲情犹在,眼中似乎有一些往事在说,但是,毕竟谁也没说,也许是的,往事如烟,既然已经藏在心底,又何必再翻出来呢?
《传记文学》2006年第4期

古人逝矣,旧日南窗何处是。莫负青春,即是升平寄傲人。

知性葛兆光:人生不能没有方向
尘 衣

    印 象
  与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交谈,你会产生接连不断的交流快感,会获益良多。与葛兆光教授的交流,就让我产生这样的感觉。印象中,葛教授话不多,却字字珠玑,让人久久回味。
  历 程
  葛兆光,男,1950年生,原籍福建。现任清华大学(以下简称“清华”)校务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为国家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等四所大学兼职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宗教与文化史,著有《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并不遥远的历史》等数十部著作。
  接 触
  记者(以下简称“记”):葛教授,您好!记得我读中学那阵,“清华、北大”在我们眼里特别神圣,一提起这两所大学,似乎连空气里都含有敬畏的味道。而您是北大的研究生,现在又在清华任教,用学生的话来说,真不简单。
  葛兆光(以下简称“葛”):谢谢!人们常说,北大的自由和清华的严谨,这确实是两所很好的学校。当然,这也得益于它们吸纳了最好的学生,这是得天独厚的,是它们成为好学校的基础。不过也要说明,并不是好的学校就一定出好的学生和老师,无论是谁,在任何地方都要努力才行。
  记:在我看来,进行学术研究必须有渊博的知识,同时,更需要耐得住寂寞,摒弃一切私心杂念,这应该说是很辛苦的。您已经出版了不少在国际国内产生较大反响的学术专著,请问您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
  葛:学术研究有两种状况,一种是把学术研究作为职业,当然很辛苦;一种是把学术研究当作兴趣,那就谈不上辛苦,因为它好像成了日常需要,会让人感到很愉快。
  记:是呀,如果我们的学生也把读书当作一种兴趣,那会多么愉快。请问,一个人在做人方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在做学问或学习上,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它们有何关联?
  葛:两者其实不可分。有部电影里面说,“在台上认认真真唱戏,在台下堂堂正正做人”,虽然说的是旧时的演员,但也同样适用于现在从事研究的学者或其他任何人,当然包括学生在内。
  记:您去过日本、比利时以及港台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曾是日本京都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等多所高等学府的客座教授。请问您怎么看待这种国际性的学术交流?
  葛:我觉得除了学术交流以外,更重要的是对异域文化的感受。在现在这种所谓“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可能还是“闭门造车”,然后期待“出门合辙”。我们要知道别人所想,然后确定自己怎么说和做,否则你的学术研究就成了“在隔音玻璃两边对话”,尽管你手舞足蹈地说得天花乱坠,别人还是莫名其妙。
  记: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偏科现象特别严重,有的甚至走极端,比如韩寒。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葛:我觉得,如果某人只是为了拥有某种谋生技能,那么可能会容忍偏科,只要把某一技能学好就可以在社会上生存,甚至相当成功。但是,如果他是为了全面发展,想在精神和知识上成为健全的人,那么我觉得还是不偏科为好。
  记:请问您的中学时代是在哪里度过的?对母校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葛:我是在贵州东南苗族地区一个县城学校读的中学,那所学校(的条件)在当时还算很好。它给我的印象已经渐渐淡去,但是我始终记得那些性格和相貌各不相同的老师。现在想来,他们可能很普通,水平也未必很高深,但是他们很尽职。
  记:2003年,某些刊物组织了一次青少年文化偶像评比活动,结果演艺界的占了十分之七。很多时候,人确实需要有一个鲜明的形象来给自己一种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那么您呢,您的少年时代有偶像吗?您觉得青少年可以有偶像吗?
  葛:现在这个社会价值多元了,这是必然现象,没有什么好担忧的。我向来不觉得需要有“文化偶像”,但是也从来不反对别人有“偶像”,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有偶像就是有理想,追随偶像和追求理想有时候很接近。偶像也如同时尚,有时尚就等于有一个“方向”,人倒是最怕没有方向。
  记:您觉得一个学生,他在家庭中给自己最好的定位应该是怎样的呢?现在有的学生动不动就与家长怄气,甚至离家出走,您觉得这有根本的原因吗?有的话又是什么呢?
  葛: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从社会关系角度来说,个人是在社会、家庭等等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的,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是什么人,是在各种关系中确定的,比如,他(她)在学校是学生(或者老师、同学),在家庭中是儿子(或女儿,或哥哥、弟弟,或父亲、母亲),因此,他(她)就必须根据这种定位来确定自己的行为、态度和责任——作为学生,就要尊师;作为父亲,就要爱护子女;作为儿子,就要尽孝和敬长;作为同学,就要互相帮助。
  记:请问您怎么看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您认为师生之间最好的相处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葛:我是一个大学老师,可能和中小学老师有所不同,不过,我觉得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老师最重要的是把课上好,上好课,才能使学生对你有所尊敬,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即“敬业”。现在应当重视的,不是单纯地强调如何搞好师生关系,而是强调老师与学生各自的“职业”和“角色”,大家都有这种意识,事情就会好办得多。
  记:现在所有的学校甚至整个社会都在强调“素质”二字,确实,一个人的素质并非天生具备的,更多的是通过后天的不断培养与自我学习来获得的。请问您怎么看待学生素质的培养这一问题?
  葛:强调素质教育当然很好,但我以为,要使人有教养、有素质,恐怕不是简单的教育可以“教”得出来的。人除了学会某种技能养活自己、学会关怀社会之外,还要有高雅的审美情趣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这样,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记:请问您怎么看待青少年朋友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葛:情感追求高尚,态度需要诚恳,尽量尊重不同的价值观念。
  后 缀
  2004年6月16日上午,我联系上葛教授时,他正准备第二天从北京飞往香港,应邀担任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葛教授到达香港后,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给我发来邮件,表达他对本刊读者的关心。希望大家不忘葛教授的谆谆教诲,心怀远大理想,努力学习,为祖国,为人民,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一份精彩的人生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