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王晴佳:怀念郭圣铭先生

转自文汇读书周报

狷介耿直 淡于名利

2006-07-07 作者:王晴佳

    ——怀念郭圣铭先生

    ■王晴佳

    郭先生的狷介和耿直,使他淡于名利。他当时决意回国效力,如果就经济而言,损失颇大,因为当年如果他不回国,便有机会到联合国从事翻译工作,退休以后,待遇将会十分优渥。而他和师母以后到美国安度晚年,则只能屈身在一房一厅的老人公寓里,与他当年没有回国的朋友的豪华住处相比,几有天壤之别,但他并不因此而后悔当时的决定,仍然十分关心祖国的繁荣发展……

    
近年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的研究,慢慢多了起来。有些人也已经将自容闳以来到西方留学的几代中国人,加以比较研究,指出他们遭遇之不同。对于新一代的留学生,更有诸如海归海燕海带等术语,用来形容他们的种种举措和行为。的确,就留学人数和留学地区而言,自然以1980年代以来为最多。但如果以人生经历的复杂多变而言,则当数上世纪中期的一批留学生为最。本文的主角郭圣铭先生(原名郭节述,19152006),便是其中的一位。的确,这批留学生,属于五四的学生辈,不但在文化上经历了传统与现代的激荡,也曾身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烽火,在政治上面临过国难家亡和以后文革的种种考验。由此意义上看,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代。可惜的是,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已作古。因此笔者写作本文,不但是为了表达我对郭圣铭师的深切悼念,也是为了呈现自己对这一代学术前辈的崇敬之意。

    
记得第一次与郭圣铭先生正式交谈,还是在二十多年以前,我即将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时候。作为文革之后的第一代大学生,自己也为当时尊重知识、渴求知识的风气所感染,因此打算在毕业之后,报考研究生,继续深造。那时中国开放不久,正处在又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时代,因此青年人对西方学术和文化,兴趣颇浓。华东师大历史系的世界史研究,颇有声望。除了郭圣铭先生以外,尚有王养冲、林举岱等前辈学者,还有中年辈的李巨廉、王斯德先生等,在一些专门史的领域,建树亦多。我在本科求学期间,便聆听过郭先生的西方史学史课程,有幸考上郭先生的研究生以后,又在他的指导下,逐字拜读了他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一书。该书是中国学者所写的有关西方史学发展的开山之作,于是郭先生开始招收这一领域的研究生,而我与几位同学,也侥幸成为他的开门弟子

    
说道侥幸,是因为当时我对郭先生的生平,并不了解,而且在成为他的弟子之后,也从来没有听到他夸耀自己的身世和学历。我只知道郭先生自中央大学毕业以后,曾在美国留学,1950年代初回国任教。而在平时的交往中,郭先生也从来没有故意显示他的洋气。他常常身着中山装,脚穿黑帮白底布鞋。我们去他家上课,喝的也是浓浓的中国茶,常常杯子里的茶叶比水还多。其实,郭先生也不有意给我们这些弟子什么特别待遇,而是他鼓励我们去上我们喜欢的课程,扩大我们的知识面。由于多次政治运动和文革的关系,当时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教师中间,也产生了不少矛盾,有时甚至可用剑拔弩张来形容。郭先生为人谦和、谨慎,但也有自己明确的立场,但他从来不会因此而影响我们的选课。他的教育宗旨是遵循韩愈《师说》的名言,所谓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而他一再嘱咐的是,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些说法,他常常挂在嘴边,但却让人很难想像这些话出于一位喝过洋墨水的教授之口。那时我刚刚步入史学之门,听到这些教诲,还无法真正理解郭先生的苦心,因为很难想像自己能青出于蓝,但对郭先生的鼓励,则又铭感在心。

    
的确,我们这些在文革的风雨中长大的一代人,要想在学业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谈何容易!多年以后方才知道,郭先生出身书香之家,其祖父曾是清末的进士,父亲亦为私塾先生多年。因此郭先生早年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以后他考入民国时期首屈一指的中央大学,师从朱希祖、沈刚伯等先生,前者为中国现代史学名家,后者以后亦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此郭先生可谓史学科班出身,学养深厚,远非吾辈所能及。1945年郭先生又考上教育部庚款留学英国的名额,成为那年史学门的状元,或双状元,因为那时留英和留美的名额,史学门仅取一名。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吴于廑(本名吴保安),便是在1940年考取而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吴以后回国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亦是郭先生的老友。顺便一提的是,当今史学名家何炳棣,则是在1943年考取的史学门留学美国的名额,而一代学问宗师钱锺书,则于1935年考取的文学门庚款留学英国的名额。

    
但考取留英的名额以后,郭先生又将它放弃了,因为那时他已结婚,而师母又正怀有身孕,而作为留学生去英国,并没有夫人培读的经费。因此他又以优异成绩,考上外交官,携师母来到美国的新奥尔良,一边在领事馆工作,一边在杜伦大学(Tulane University)研究所攻读。他考取庚款留英又将之放弃的作法,让许多人记忆犹新。譬如曾留学美国,以后长年执教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孙秉莹教授,事隔多年以后,仍然能记得郭先生当年的荣耀及其出人意料的结果。

    
其实,郭先生一生中,还有不少出乎意料的举动。而这些举动,又常常能折射出当时中国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大凡认识郭先生的人,或许都会注意到他的口讷,因此很难想像他年轻时候的口若悬河,更难想像他曾是一个激进的左翼学生。譬如1936年他在中央大学,曾发表纪念鲁迅的演说,被收入《鲁迅先生纪念集》(署名郭有光)。他还翻译了美国共产党员约翰·里德(John Reed)描述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实作品——《震撼世界的十天》,其文笔之流畅,译文之精准,让人无法相信郭先生那时大学尚未毕业。到了美国以后,虽然他为外交部工作,但却仍然保持了左翼的立场,因此他在回忆那段经历的时候,常以身在曹营心在汉来形容。事实也的确是如此。记得他有一次对我说,194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去美国治疗高血压,路经新奥尔良,曾与郭先生交谈,并希望延揽他到史语所工作。傅斯年在一年以后,随国民党撤退到了台湾,而郭先生则积极与中共地下党接头,准备回国,报效祖国。经过多方奔走,他在1950年实现了这一愿望,携师母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搭船回国了。他们是1949年之后回国留学生的第二批,也是最后一批。以后《人民画报》刊载了这批留学生的照片,郭先生一家坐在了第一排,神采奕奕,意气风发。

    
郭先生由于在学生时代便从事左翼学生运动,因此与不少地下党员都有来往和接触。他们一家的回国,便得到了李春晖(曾主持当时留学生事务)的协助。其他与郭先生熟识的中共领导,还有许立群、周克等。他回国的时候,带有地下党的两封介绍信,一封给廖承志,并由其安排到那时还由周恩来主持的外交部工作。但郭先生到了华北革大受训之后,决定从事教育工作,因此这两封介绍信便沉入箱底,连师母都不知道,直到文革中抄家才得见天日。有关自己早年的革命经历,他从来没有与我们学生谈起过,更不要说夸耀了。以后政府曾与他谈过,认为凭他学生时代的左翼活动,他可以在退休后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但对于这个让许多人垂涎的名誉,郭先生则轻易地将它放弃了。

    
郭先生的狷介和耿直,使他淡于名利。他当时决意回国效力,如果就经济而言,损失颇大,因为当年如果他不回国,便有机会到联合国从事翻译工作,退休以后,待遇将会十分优渥。而他和师母以后到美国安度晚年,则只能屈身在一房一厅的老人公寓里,与他当年没有回国的朋友的豪华住处相比,几有天壤之别,但他并不因此而后悔当时的决定,仍然十分关心祖国的繁荣发展,并对共产主义的历史命运,作出了认真的思考反省,并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仍然笔耕不辍,让吾辈钦佩不已。但他对于自己的过去,却无意夸耀。纽约圣约翰大学的李又宁教授研究郭先生这一代的留学生,希望他能写一回忆录。虽经我多次催促,郭先生仍然不愿动笔,而总是谦虚地说,自己一生平凡,不值得留下记录。

    
其实郭先生的学问,跨越了世界史的许多领域,为国内世界史研究的一流学者。他在回国以后,出版了多种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以外,尚有《世界古代史简编》《世界中世纪史讲稿》《世界近代史讲稿》《文艺复兴》《世界文明史纲要》等。他的译著,除了《震撼世界的十天》以外,还有《俄国历史地图解说》和《美国独立宣言》等。得益于他中英文的造诣,他的翻译之优美,有口皆碑,信、达、雅皆备。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虽然尊敬鲁迅的人格,但他对鲁迅提倡的直译,却不苟同,而是信奉著名翻译家傅雷的信条,那就是如果巴尔扎克是中国人,他就会用这样的语言。换言之,翻译必须找出最佳的中文对应词和对应句式,表达外文的内在含义。郭先生曾对我举例说,尼赫鲁著有一部印度史的著作,其书名被译成《印度的发现》,流传甚广,因为尼赫鲁一书的英文原名是The Discovery of India。但印度的发现,则不像是中文。如果以中文的动宾句式,那么应该是发现印度。但郭先生认为更好的译法,则该是《印度的真相》,因为尼赫鲁就是想用自己的著作,来反驳、纠正西方人对印度历史的不实描写。对于郭先生的这番见解,我的印象特别深。近年由于常常会接触翻译的问题,更感到郭先生说法的合理,并在许多场合加以宣传。我的看法是,翻译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将原来陌生的东西,加以熟悉化,以帮助国人加以理解,因此必须在掌握原文的意思之后,用国人最能理解的方式表达。中国的电影界在译制外国电影的时候,便有不少成功的地方,颇可借鉴。但可惜直至目前,学术界的翻译,大都过分拘泥于原文,甚至还照搬原文的标点符号,因此读起来佶屈聱牙,半通不通。这不但是一种偷懒,而且还显示其实译者对于外文的意思,没有达到深入透彻的理解,而其中文的表达,也欠缺功夫。

    
郭先生的学问之道,的确有过人一头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但他最让人怀念的地方,还是他的为人之道。这是因为,在他的同代人中,像他那样学兼中西的学者,自然还有人在。但像他那样堂堂正正做人,忠实自己学术观点,不愿曲学阿世的人,则并不多见。他们这些在1950年代回国的学者,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而在文革中,更是历经磨难。有些人为了保护自己,或获得某种名利和地位,便做出了对不起朋友和同事的举动。还有的人为了媚世,不断改变自己的学术立场和观点,以学术为政治服务,因而晚节不全。我们指出这些问题,并不是为了苛求他们。事实上,也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些学富五车、知书达礼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不耻举动,进而反省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黑白颠倒和荒谬绝伦。但在这同时,我们也应该对那些同样处于荒谬的年代,面对同样的考验,但却仍然正直无畏的人,表达我们应有的敬意。

    
师傅教导:刨花直窜过肩膀,方显木匠功夫深

老木匠的工坊

昨天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读了王兄的这篇文章,很是感慨,今天特意转过来,也是一个纪念。

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逃课很厉害,到了两年级下半学期,几乎很少去上课。可是惟独郭先生开的西方史学史,我是一堂课不拉的全部听了一遍的。

不知何故,郭先生中年以后口吃得很厉害,上课的时候一句话断成好几截,听起来很累,很多同学选了这门课,大多逃亡,坚持下来的大约只有我和王兄等十来个“死党”了。

我们坚持要听这门课实在是因为当时根本就找不到一本有关这个学科的书可以看,而郭先生上课总是追根寻源,耐心的给大家介绍基本的西方史学名著、名家。和大学里的大多数课程一样,具体的内容现在已经是不甚了了,可是郭先生那认真的神态、讲话结巴时涨红的脸一直留在自己的心间。

看了王兄的文章才知道郭先生曾经是那样的活跃,可是我印象里的郭先生就只有认真严肃了。

我们这批学生现在基本上也都是过了半百了,是当年郭先生给我们授课的年纪。在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下,我想还是尽可能的继续保持年轻、活跃的心态比较好。

师傅教导:刨花直窜过肩膀,方显木匠功夫深

老木匠的工坊
我手头有王晴佳和古伟瀛合著的《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前年在徐州某书店买到的,原来老木匠兄和王是同学。他现在是在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当教授吧?

王兄是我同届不同班的同学。他是年级里年纪小的那一辈,不过少年老成,学术先行,大家都称“王兄”。

硕士毕业后,他是搞学术出名最早的一人,合作主编了一套介绍西方思想学术理论的书籍,在80年代后期很流行过一阵——后来就都进了特价书店了。

出国定居,任教,现在也是半个海龟,每年会回来几个月到母校上课。

师傅教导:刨花直窜过肩膀,方显木匠功夫深

老木匠的工坊
老木匠兄本科毕业后是否也留在本校读研究生?魏承思和老木匠兄是同年级同学吧?

哪里哪里,我当年如丧家之犬从华师大离开,到东海之滨的一个农场中学教书。后来又考出来的。

老魏是78的,我是77的。

虽说只差了半年,但是这两个年级从来没有在一起住过,彼此客客气气。尤其是78级平均年龄比77要大许多——77的时候政审还很严,很多人只好再考一次,在社会阅历上反而比77要老练得多。

师傅教导:刨花直窜过肩膀,方显木匠功夫深

老木匠的工坊
王先生经常回母校,我多次蒙他指点教益,以后估计还要常常向他取经去。
老木匠兄,魏承思此公,在八十年代的上海文化界,也算得上是一个风云人物,我久闻其名。魏硕士毕业后进入上海市委宣传部,曾任研究室主任,是潘维明的得力干将,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轰动全国的“上海文化战略讨论会”,他也是主要策划者之一。八十年代末风潮骤起,他积极投入,之后遭到整肃,被迫远走美国,90年代中期回香港,先后在多家媒体供职。不知道老木匠兄与此公是否熟识,而今是否仍有联络?魏承思近年著有《两岸密使50年》一书,披露半个多世纪前台海两岸分治以来国共两党私下秘密接触内幕,该书由香港出版,大陆难得一见,老木匠兄去年好象去过香港,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过这本书?
卓立兄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认识瞿骏吗?[em07]
以下是引用李旧苗在2006-7-10 23:19:38的发言:
卓立兄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认识瞿骏吗?[em07]

认得,但不来往,我长年闭门不出,在师大属于蜻蜓点水的过客。
以下是引用李旧苗在2006-7-10 23:12:00的发言:
老木匠兄,魏承思此公,在八十年代的上海文化界,也算得上是一个风云人物,我久闻其名。魏硕士毕业后进入上海市委宣传部,曾任研究室主任,是潘维明的得力干将,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轰动全国的“上海文化战略讨论会”,他也是主要策划者之一。八十年代末风潮骤起,他积极投入,之后遭到整肃,被迫远走美国,90年代中期回香港,先后在多家媒体供职。不知道老木匠兄与此公是否熟识,而今是否仍有联络?魏承思近年著有《两岸密使50年》一书,披露半个多世纪前台海两岸分治以来国共两党私下秘密接触内幕,该书由香港出版,大陆难得一见,老木匠兄去年好象去过香港,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过这本书?

我和他是从来没有联络过的。不过他的情况大概知道一点。当年他是78级里最活跃的人之一。80年代的时候他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后长期以“伊人”等笔名发表报刊文章。

他后来在新世纪还是去读了个博士的,转回来搞学术。《中国知识份子的浮沉》(牛津出版社出版)才是他的真正代表作,引起广泛关注的。

 

师傅教导:刨花直窜过肩膀,方显木匠功夫深

老木匠的工坊

他们别无选择──评价魏承思《中国知识份子的浮沉》(张文中)

 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一纸风行,中国知识份子的现代悲剧命运一时间又成为海内外读者关注的焦点议题。而最近出版的魏承思专著《中国知识份子的浮沉》(牛津出版社出版),则在更广阔的思想和政治背景下,展开对中国知识份子悲剧命运的史的研究,同样值得一读。
  中国知识份子在现代社会的角色,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发生重大的变迁。「许多知识份子在国民党政府争民主时无所畏惧,为什么在共产党统治下会变得胆小怕事?许多名闻中外的知识份子为什么会对一个微不足道的共产党基层官员俯首贴耳?是什么力量促使知识份子从公众意见的代言人变为政治权力的驯服工具?」这是很多不明历史真相的论者难以理解的。
  魏承思认为,这是中共实行全能主义政治的结果。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执政的共产党逐步建立起一个政党与国家合一、国家与社会等同的全能主义社会,知识份子的自由空间愈来愈小,任何个人主义的抵抗和不满都遭到愈来愈严厉的、从思想到肉体的全面整肃,知识份子终于丧失了自己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沦为「革命的螺丝钉」。
  这本专著题为「中国知识份子」,其实主要研究的是上海知识份子,而且以一九四九、一九五七和一九七六三个重大历史转捩点为分界,集中研究三个知识份子群体:上海新闻界右派份子、文革时期市委写作班成员和一九八九年前后的《世界经济导报》的编辑记者,魏承思把他们分别归类为共产党中国的独立知识份子、工具知识份子和改革知识份子,这一研究饶有新意。
  魏承思本身就是来自上海的知识菁英。他毕业于华东师大历史系,早年研究佛学和隋唐史,颇有建树。他的佛学专著《宗教与人生》至今是中国各地佛学院采用的教材。一九八零年代中国「文化热」掀起,他是弄潮儿之一,策划了当年轰动一时、集全国文化精英的「上海文化战略讨论会」。后来,他进入上海政治思想中枢,任中共市委宣传部研究室主任(正处级),是时任市委文教书记曾庆红的文胆之一。八九风潮,他是热血青年,也全情投入,之后受到清查,不得不远走美国,进入加州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九四年赴香港,先后任《亚洲周刊》和《明报》主笔、「亚洲电视」新闻总监和《成报》总编辑等职,其间于九六年在金耀基指导下,获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
  深厚的历史学根基,通透的西方理论素养,切身的现实政治体验,使他在写作这本专著时挥洒自如,兼之他在大陆思想文化界有非常广泛的人脉关系,辗转采访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近三十名知识份子,其中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直面采访了文革时期市委写作班的重要成员,如朱永嘉(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明史顾问、写作组负责人)、王知常(写作组核心)、高义龙(「石一歌」负责人)、朱维铮、邓伟志等,道出许多鲜为人知的人事秘密。三十人的访谈文字资料总数达三十余万字,对了解现代中国知识份子角色变迁的心灵轨迹,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惜因为该书篇幅所限,只能撮其要点,摘录部分内容。
  魏承思的研究,认为在一九四九年之前,虽然处于国民党威权主义的统治下,知识份子仍然享有相对的言论、出版、结社、择业和迁徙的自由。一九四九年之后,执政的共产党开始摧毁民间社会,通过各种手段直接深入和控制社会生活。不过,在一九五七年以前,共产党的主要目标还是巩固政权基础,政治权力还未能完全控制社会一切领域,独立的知识份子尚有一定的自由空间,还有可能为捍卫自由主义传统而进行抵抗。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全能主义政治的确定阶段,共产党全面控制了社会的一切领域,不仅对生产资料,而且对城市中的住房、粮油、棉布等生活资料,以及升学、就业等机会资源实行直接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知识份子只有依附于政治权力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只能放弃独自思考,盲目服从党的领导,自觉为政治服务,在整体上几乎都成为工具知识份子。而这种全能主义的社会控制,到一九七零年代末才有所放松,开始出现一批走在时代前列、致力于重建自由主义传统的改革知识份子。
  魏承思的研究结论是:「一定的社会环境塑造了一定类型的知识份子。虽然个别知识份子可能超越周围所处的环境,但知识份子作为一个整体则很难摆脱环境的制约。社会环境对知识份子传统的嬗变起着决定性作用。」
  为了生存,他们别无选择。对某些曾经「误入歧途」的工具知识份子,如果脱离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简单化地指责他们,甚至认为他们是「为虎作伥」,显然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不过,我们仍然要以至高的敬意,奉献给那些在全能主义的极权统治下,坚持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拒绝成为共产党政治工具的真正知识份子,他们的名字将永远为后世的人们所记取。
  
  (载香港『文学世纪』2005年7月号)

告别「工具」
──读魏承思《中国知识份子的沉浮》
陈建华

魏承思:《中国知识份子的沉浮》(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
 
  在汗牛充栋的谈论中国知识份子的著作中,最近面世的魏承思《中国知识份子的沉浮》一书(以下简称《沉浮》)无疑将成为这一方面研究的经典之作,因为它写得实在──材料详实、立论平实、功底扎实。此书主要论述从50到80年代的上海知识份子群体,如何在中国走向「全能主义政治」期间逐步沦为「工具化」的历史演变过程。集中探讨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的专著本来就很少见,少见首先是由于从事这样的研究有相当的难度,其难度在一般情况下是难以克服的。
  此书主要分三个阶段展开,即从1949至1957年为「全能主义政治的形成」、1958至1976年为「全能主义政治的确立」、1976至1989年为「知识份子去工具化」时期。在既有系统又突出各阶段重点的分析中,围绕典型事件和传媒人物,如「反右」运动中的「文汇报」、「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及邓小平时代的「世界经济导报」等,对于具代表意义的知识份子作了大量的采访工作,这些珍贵的口述资料为历史提供见证,亦体现了此书的社会史个案研究的独特之处。
  将上海作为观察现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命运的窗口,确属明智的选择,却伴随着挑战。上海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埠以来,无论对民族国家及其现代文化的建构都举足轻重,而其历史与文化的复杂性则万花筒般令人眼花撩乱。作者精练而概括地描述了民国时期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在列强并存、五方杂处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某种「创新、开放、多元、崇实」的「洋场」文化。尽管自二十年代末这一「现代化进程」遭到挫折,但知识份子自由、独立的身份和传统并未完全丧失,他们对国民党专政的抵制充份表明这一点。
  共产党进入大上海之后,迅速而全面地进行了社会整顿。取缔妓女、打击奸商、镇压黑社会等措施,包括解放军不犯秋毫、露宿街头等,确实树立了「人民政府」的新形像,不光老百姓箪食壶浆,对于盼望统一、痛恨国民党腐败的知识份子来说,道德上似乎得到很大的满足。但事实上正如此书所强调的,一系列政治措施从一开始即具「全能主义政治」性质,已把矛头指向「民间社会与公共领域」。解放军进城伊始,就关闭了《申报》、《新闻报》等,下令停办一切新闻机构,其实是封杀言论和出版自由,已见先兆。由于接二连三的大规模清洗和镇压运动,全社会弥漫着恐怖气氛,而在思想领域里也马不停蹄,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批判胡适、俞平伯,尤其是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上海知识界的打击更为直接。经历这几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知识份子已成瓮中之鳖、惊弓之鸟,更通过「自我批评」这一史无前例的模式,所谓知识尊严和独立人格都已丧失殆尽。
  在分别描述这些思想运动时,我觉得更精彩的是,作者更深入到「全能主义政治」得以形成的机制内部,即细致勾画整个社会空间被化「私」为「公」,从工商界实行「公私合营」、国有企业「单位」组织到街道居民委员会、户口制度的建立等,党和国家力量控制了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于知识份子来说,经历了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处于一种完全受控制的「生存环境」,无论在户口、就业、待遇等方面,都彻底依附于「单位」。精神上失去独立和自由与物质上的限制是一致的。且事实上「身」不由己,动辄得咎。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毛泽东有关知识份子的名言:「知识份子从旧社会出来,就是吃五张皮的饭。过去知识份子的毛是附在五张皮上面: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有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按照这种理解,所谓「知识」也是换得吃饭之具,所以「皮」和「毛」的比喻表明一种雇佣关系。对知识份子实行「改造」,无非要他们明白在新社会是「无产阶级」赐于他们饭吃。在这方面毛的逻辑其实同资产阶级没有根本区别,富于反讽的是从前是「五张皮」,知识份子还有选择的余地,现在只有一张皮,而且吃的是「嗟来之食」!
  在「彻底唯物主义者」毛泽东那里,知识份子是被彻底「物化」的,其中已蕴含着「工具」论,这和他另一方面极端强调精神力量并不矛盾,即知识份子在思想上无条件接受「马列主义」,即所谓「毛话语」。正如书中叙述的,在1958到1976年之间知识份子成为政治工具,随着旧时代自由主义传统被扫荡殆尽,新中国培养出自己的知识份子,占领了文化舞台。在上海像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等即为代表。他们为「毛文体」所「内化」。典型的如上海市委写作组,是当时「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方向标,其使用「罗思鼎」这一笔名,意谓在党的舆论机器中发挥一颗「螺丝钉」的作用,即把知识份子的「工具」性质表现得淋漓尽致。此时知识份子千人一面,万马齐喑,实即沦为毛字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沉浮》具有一种严谨而规范的学术风格。作者先是就读于美国加大洛杉矶分校,师从「新左派」代表人物派瑞·安德森,深研西方各家知识份子理论。后来在香港大学攻读社会学,师从金耀基先生。如此书所体现的,历史感与社会学方法──系统分析、个案研究、实地采访──揉为一体。在「文献评述」一节中,我们可看到作者在充份掌握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博采众说,却不盲从某些权威论述或西方的分析模式。如作为全书论述支点的知识份子「工具」论,其实基于一个极其日常的政治文化现像,即雷锋所说的,甘作一颗「小小螺丝钉」,「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于是「螺丝钉」一语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也是「罗思鼎」集体笔名的出处。但将知识份子「工具」论放到「全能主义政治」框架中作系统分析和诠释时,却揭示出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深层结构。所以说,此书不花哩胡哨炫耀理论,也不故作惊人之论,研究以切合中国实情为指归,而足然成一家之言。
  有关现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的论述大多侧重其思想流变与特征,《沉浮》则别开生面,揭示其生存环境即物质条件的层面。这体现了作者对于人的主体和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方面作了合理的处理。同样的,书中一方面探讨知识份子如何被一步步走向「工具化」,另一方面论述他们如何「抗拒工具化」,这在第四章中作了充份的表述。尽管被「改造」而「物化」,但知识份子当中仍有铮铮骨鲠在,如储安平、贾植芳等,正所谓大浪淘尽,天壤间终有良知不泯,精神亦终有其超越之价值,此中有深意存焉。另可注意的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方面也作了较好的处理,即在探讨某种文化现像时,时时追溯其历史的联结。如对于1949年之前上海文化及知识份子传统的描述,或对于中共的「工具化」政策则源自于30年代的上海「左翼」组织至延安「整风」运动,这些都作了专节讨论。尤其在第四章,「反右」运动中上海《文汇报》被毛泽东点名,遂遭灭顶之灾,而作者追述其「文人办报传统」,即徐铸成等自由办报由来已久,早已被视作眼中钉。这样清楚交代其来龙去脉,如果没有一种求实研究的态度,大约是很难做到的。
  不得不表出的是,在收集和运用资料方面,足见此书之长。且不说中外理论文献、公私函牍部份,涵盖面殊广。大量数据得自于陈年报刊的细心爬梳,而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回忆录等,甚至包括文革时期上海「地下诗」情况,则来自于海外发表的渠道。通过回忆材料的大量使用,使许多事件的真相见之于世。如在「胡风事件」中,由贾植芳、任敏的回忆材料得知,他们夫妇俩被突然逮捕,投入狱中,从此整整十二年,互相不知下落,不知生死。数十年之后读来,心头犹为之震颤,若能想见当时生死两茫茫,岂能惘然!
  无论反胡风、反右,乃至文革,人民共和国「继续革命」的历史,由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所构成,但除了红头文件、官方报道之外,我们能知多少? 这类已见世的回忆仅露出冰山一角而已。如果历史真相尚存活于记忆之中,然而时过晶迁,时不我予,至今所能存活的尚有多少? 从这个意义上《浮沉》的作者以极大的热诚投入了打捞记忆的工作,如对于反右时期《文汇报》编辑部、文革中上海市委写作组及1989年《世界经济导报》编辑部这三个群体作了采访。他们代表知识份子的不同命运,而在接受采访时,则同样面对90年代中国全球化的新局面,因此在抚今追昔中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历史的觉醒和反思。这也是此书最具价值之处。
  有意思的是,在80年代「解冻」时期,作者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想研究室主任,密切参与体制改革,而书中有关《世界经济导报》的章节,其实有他自己的影子。因此对于「八九」,自然是绝难忘却,其自身的遭遇也随之颠簸,但在叙述「风口浪尖上的《导报》」及钦本立、张伟国等人在八九之后的厄运时,却显得出奇的冷静。跟全书的体例相一致,作者始终诉诸事实,尊重历史,既体现其基本的价值判断,而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界线分明。同样的对于《导报》知识份子群体也作出客观的历史定位:他们属体制内改革派,「尽量在体制规范内行事,但不是被动地服从」,他们的「独立自主意识和批判境神在逐渐抬头」,「反映了一种从工具知识份子到独立知识份子的过渡形态」。
  俗话说,温故而知新,《浮沉》一书来得及时。自9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巨变,尤其对于知识份子来说,似乎迅速进入物质富裕、「意识形态终结」的时代。但事实上往事并非如烟,许多问题仍值得探讨。此书所揭示的「全能主义政治」及知识份子「工具化」的历史过程,是否在当下「全球化」进程中已属过眼烟云? 尽管对此书的观点可见仁见智,但如果「知识份子」仍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话,那末对他们来说,了解自已的生存环境,思考历史和现状,或能从这本书获益良多。
 

王晴佳先生曾经写过一本《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非常好,读后很受启发。

偶也看过这本书,改天把读书笔记发上来。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
等着看杜雅萍JJ的读书笔记,向杜JJ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