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先生略传[转]

 

任育德

    雷震(1897-1979),字儆寰,生于浙江长兴,学生时期即加入中华革命党,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政治学系,1926年返国。曾任中学校长、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教育部总务司长,抗战时期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946年出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执行政党协商,并获选为制宪国大代表,目睹制宪经过。
    1949年来台参与国民党改造之同时,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以胡适为发行人,由雷震负责实际运作鼓吹自由主要义、民主反共不遗余力,成为销量最广的政论刊物。唯雷震对国民党的威权走向不表赞同,复因《自由中国》批评时政,引发执政者不满,致于1955年初遭到撤销党籍处分;1956年10月《自由中国》出版「祝寿专号」,更引发党政军媒体批判。此后雷震除关切保障人权、改革地方政治等议题外,更用心于促进「反对党」成立,与大陆籍政治精英、台湾籍地方精英均保持密切联系。1960年发起「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奔走各地召开组党说明会,以实际行动贯彻其政治理念。同年9月4日当局以「知匪不报」罪名起诉雷震,并处以十年徒刑,此即轰动一时的「雷震案」。雷震于狱中撰写回忆录,批评执政当局,回忆录于刑满出狱时遭扣留。
    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后,雷震忧心国事,提出〈救亡图存献议〉。身后留下大量手稿、日记、书信,为近代政治史留下一手资料。

    1897年:阳历6月25日(阴历5月26日)出生于浙江省长兴县小溪口镇,谱名雷用龙。父亲雷天寿为河南移民,母亲陈氏为浙江人。
    1903年:启蒙接受私塾教育。
    1909年:春季,父亲雷天寿过世。
    1910年:进入安长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后入梅溪高小。
    1912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三中学就读。
    1916年:参加反帝制游行。同年夏天自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毕业。10月赴日留学,更名为雷震,字儆寰。
    1917年:在日本东京五九国耻纪念会上,由张继、戴季陶介绍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8年:留日学生曾琦等人反对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胶济铁路密约」,提议「罢学归国」运动。雷震支持此运动,于夏天返国,但发觉无事可做,在亲友劝告下于12月再度赴日。
    1919年:考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附设中国学生特别预科的文科。
    1920-1923年:特别预科毕业,分发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简称八高)就读。在校期间,曾参与「华工救济会」活动。
    1923年:八高毕业,入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就读。在学期间,深受森口繁治与佐佐木惣一影响。
    1926年:3月自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入研究院跟随森口繁治研究宪法,只攻读一学期,即于冬季返国。
    1927年:国民革命军光复浙江后,担任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长,未久即离职。在戴季陶介绍下,进入国民政府法制局担任编审,局长为王世杰。
    1928年:冬季,法制局并入立法院,改任考试局编译局编撰,兼中央军校教官。
    1929年:铨叙部成立,任秘书兼调查统计科科长。
    1930年:兼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
    1931年:在北平与宋英结婚。当选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继任书记长及常务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同年冬季,铅印〈行政改良刍议〉,分送各单位,期盼组织改革。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我们要准备进攻才能应付国难〉,《时代公论》发表〈统一先从小处做起〉,《日本评论》发表〈国联何以屈服于日本──东三省事件与国际关系之解剖〉等文。
    1932年:担任国民党南京市代表大会主席。创办行健中学。在《日本评论》发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之经济政策〉,《时代新论》发表〈法治国家的真谛〉,《时代公论》发表〈人道主义与牛兰〉、〈可歌可泣之义勇军〉、〈抗日抵货之合法性〉、〈热沪情势之透视〉、〈救国应先恢复民族精神〉、〈荒谬绝伦之日本声明书〉、〈党国当局应有之觉悟──为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而作〉,及〈两不讨好的国民代表会〉、〈高考及格人员的呼声及考试制度〉等文。
    1933年:4月王世杰任教育部长,随王入教育部,7月任总务司长。在《时代公论》发表〈二十一年后的新展望〉、〈日侵占榆关与世界大战〉、〈我们要起抵抗的心理才能排除困难〉、〈航空救国与国民动员〉、〈建国戡乱正道──真与诚〉等文。
    1934年:纪念母亲60寿辰,在长兴创办长安小学,于翌年校舍完工后开始招生。
    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获选为候补监察委员第三名,并兼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下所属财政专门委员会委员(主任徐堪,副主任陈其采)。4月与徐逸樵(总编辑)、周宪文、罗鸿诏(均留日学生)等创办《中国新论》,督促政府抗日,刊物曾被上海《中国评论周报》评为优良政治杂志。在《中国新论》发表〈养成斗士的精神建设新中国〉、〈进步与斗争〉、〈拥护民族领袖并正告日人〉、〈中国果不能与日本一战乎〉、〈谨献于五全大会者〉等文。在长安小学兴建可容纳3000人的大礼堂。冬季,在长兴小溪口镇成立「小溪口农村改进会」,以改进家乡农业。
    1936年:在《中国新论》发表〈非常时期之意义〉、〈民族与文化〉、〈如此亲善〉、〈成都事件真象〉、〈临难毋苟免〉等文。出版《雷震论文集》,收录政论22篇,10万余言。
    1937年:在《中国新论》发表〈回忆与展望──自力更生〉,编辑《非常时期丛书》,共出版36种。7月7日,中日全面战争爆发。
    1938年:1月间,随王世杰离开教育部,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2月,母亲陈氏于长兴家乡为日军硫磺弹击中逝世,享年64岁。4月国民参政会成立,王世杰为秘书长,雷震为议事组主任。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五届四中全会,6月雷震名列业经归并改组之财政专门委员会委员。
    1939年:国民参政会设川康建设期成会(蒋中正委员长兼会长),兼主任秘书。同年8月递补萧佛成病逝缺,成为国民党监察委员。
    1940年:国民参政会成立宪政期成会,任助理,于日后制宪工作上扮演重要角色。
    1942年: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改为全国经济动员策进会,任主任秘书。
    1943年:升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
    1944年:在参政会起草〈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办法〉,8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施行,为提审法施行前的过渡办法。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六全大会,连任中央监委。
    1946年:1月间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任秘书长,负责协商各党派意见。11月中制宪国民大会开幕前后,负责协商青年党与民主同盟中的民社党参与制宪国大,任制宪国大代表兼副秘书长。
    1947年:1月担任国民党与民社党协商代表,讨论各党派参与国民政府事宜。4月间国民政府扩大各党派参与组阁,张群为行政院长,雷震担任不管部政务委员,负责联络各党派,并获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发表〈非常时期的国民参政会〉。
    1948年:3月参政会结束,在《中央日报》发表〈完成了历史使命的国民参政会〉,4月国大选举蒋中正为总统,5月由翁文灏组织行宪后第一任内阁,雷震担任不管部政务委员。年底孙科改组内阁,离职。
    1949年:1月中,蒋中正总统宣布引退。2、3月间与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人经常聚会,主张办报纸与刊物,宣扬民主自由,以对抗共党专政极权,挽救人心。刊物经胡适定名为「自由中国」,仿照二次大战戴高乐之「自由法国」。4月初曾赴浙江溪口,请示蒋总裁,获其允助。以国民党员资格,自4月起担任京沪警备司令部政委,与谷正纲、方治协助汤恩伯守备上海,有「三剑客」之称。上海撤退后,经广州至台湾。8月初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在台湾成立,任设计委员会委员,得参机务,投入改造工作。10月,自厦门返台,继续筹办刊物。11月20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在美国的胡适挂名发行人,以雷震为实际负责人,负责经费、邀稿、撰稿、校对、主持编辑委员会议等职。创刊号有胡适、傅斯年、毛子水、雷震、殷海光等人文章。雷震发表〈独裁、残暴、反人性的共产党〉。
    1950年:继续参与改造筹划,主张国民党应该民主化。3月1日蒋中正总统复行视事。任命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王世杰为总统府秘书长,雷震担任国策顾问、中央银行监事。筹备并成立台湾省杂志协会,任常务理事。6月底韩战爆发。7月,国民党成立改造委员会。10月雷震至香港考察《香港时报》发行情况。在《自由中国》发表〈从近代文化批判共产党〉、〈以暴易暴乎?〉、〈存亡绝续在此一举──蒋总统视事后我们的期望〉、〈反对党之自由及如何确保〉、〈把握、把握、把握住人心〉、〈前线第一、一切前线〉〈打落牙齿和血吞〉、〈台湾省杂志协会成立宣言〉,〈节能补亏约以养廉〉、〈我们要以工作对付工作〉、〈不要松懈松懈必败〉、〈民主国家应该怎样面对现局?〉、〈为国民党改造进一言〉、〈怀念大陆同胞〉、〈形式主义与官僚政治〉、〈台湾、香港与大陆〉、〈《自由中国》一周年〉等文。
    1951年:1月底至3月初,与洪兰友共赴香港,代表政府宣慰反共人士,并探听第三势力在香港的发展情形。回台之后于改造会提出港澳之行报告,并提「废除学校之三民主义课程及军队党部」,未获重视。未久蒋经国在忠烈祠公祭时,当面斥责雷震乃受共党唆使,才建议废除军队党部。4月中蒋中正在军队党部改造会就职会上亦指责其建议与匪谍、汉奸无异,令雷震深感难过。6月初《自由中国》刊登夏道平执笔之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评论政府实行金融投机作法可能导致执行人员借机敲诈。受到压力,6月中刊登〈再论经济管制的必要〉进行道歉,引起胡适不满,辞去发行人一职。雷震在《自由中国》发表〈建立现代化的制度〉、〈建立联合阵线正是时候了!〉、〈愿望与怨望〉、〈现任与现役一字之差(苗栗县长选举纠纷)〉、〈我们的立场〉、〈传统与革新〉、〈「共党语言可以袭用吗?」书后〉、〈言论自由的认识及其基本条件〉、〈舆论与民主政治(一)〉、〈本刊第三年的开始〉、〈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民主政治就是舆论政治〉、〈反共与团结──本刊一贯的主张〉等文。
    1952年:在《自由中国》发表〈学人蒙难?文化遭殃〉、〈健全舆论形成的要件〉、〈政治与道德〉、〈诽谤之意义及与言论自由之界线〉上与下、〈从中共财经立场解剖其三反四反和五反〉、〈贡献立法院几点意见〉上与下、〈堵防时代思潮中的一股逆流〉、〈论立委三年成法(官)(律)师〉、〈求公平、节浪费──写在军公教人员调整待遇之前〉、〈从公文程序的革新说到分层负责〉、〈对国民党七全大会的期望〉、〈我们对于侨务会议的期望〉、〈监察院之将来〉1至3、《自由中国》三周年的回顾与自省〉等文。出版《舆论与民主政治》一书。中日文化经济协会成立,张群任会长,雷震为干事长。年底,社方与亚洲协会签约,自1953年起,亚洲协会长期购买《自 由中国》杂志1000本,1954年起增购500本。
    1953年:自3月起陆续被免除国策顾问、中央银行监事、国民大会筹备委员等职。在《自由中国》发表〈监察院之将来〉4至6、〈法律与自由〉、〈竞选活动应看做政治教育〉、〈希望政府切实实行陈院长在检讨会的指陈〉、〈国民大会要走到哪里去〉上与下、〈教育行政应有示范作用──谈守法〉、〈民意机关「议事资格」之比较研究──为立法院和国民大会的议事资格进一言〉、〈写在反共救国会议之前〉、〈从反共义士的行动看出民主自由的真实价值〉、〈舆论界的反省(为本刊第五年开始而作)〉;在《公论报》发表〈舆论是民主政治的基石〉等文。出版《监察院的将来》一书,主张将监察院改为参议院,立法院改为众议院。
    1954年:年底因为《自由中国》刊登读者投书〈抢救教育危机〉被注销国民党籍。在《自由中国》发表〈行宪六年〉、〈行宪与守法〉、〈我们需要怎样的行政院长〉、〈这是国民党反省的时候〉、〈确立文人治军制度〉、〈我们五年来工作的重点〉;在《祖国》周刊发表〈反对党与民主政治〉等文。在〈我们五年来工作的重点〉中强调:1、鼓吹自由与民主;2、实行法治建立政治制度;3、希望出现有力反对党;4、团结民主国家和反对力量;5、鼓励自由经济的制度;6、建立独立性与批评性的舆论。
    1955年:1月中对大陆广播〈自由对抗奴役〉。美国国务院邀请访美并为眼病赴美就医,但未获准出国,胡适作保亦无法改变。受邀参与调解青年党事务。在《自由中国》发表〈国民党应如何领导从政党员〉、〈论舆论之本质〉上与下、〈我替领导反共斗争的美国着想〉等文。
    1956年:〈张君劢先生与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制定经过的回忆〉刊载于《张君劢先生七十寿庆纪念集》。10月31日,蒋总统70华诞,事前曾要求各界建言,《自由中国》出版「祝寿专号」,为自由派人士向蒋总统建言之总集,言人所不敢言者。胡适的〈述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希望蒋总统努力作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祝寿专号」大为畅销,后加印11版,引起党、团、军刊物的围攻。雷震发表〈我们的态度〉,说明杂志是「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在《自由中国》发表〈中国历史上三大工程─长城、运河和「罗斯福路」〉、〈国校毕业生免试升学方案平议〉、〈教育改革两案果真没有变更现行学制吗?〉、〈毋自坏长城!──向立法委员进一言〉、〈立法委员的「民主风度」观〉、〈谨献对于国防制度之意见〉、〈我们的态度〉等文。
    1957年:3月19日演讲〈谈民主自由〉。4月《制宪述要》在香港出版。7月起《自由中国》刊载一系列社论「今日的问题」,全面讨论国事。8月2日给胡适信,再度希望其出面领导一个新的政党,胡适谢绝。在《自由中国》发表〈我们的答辩〉、〈对构陷与诬蔑的抗议──从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说起〉、〈创设《自由中国》的要旨〉、〈怎样挽救当前的危局?〉、〈今日的司法〉、〈再谈今日的司法〉、〈我们的中央政制〉、〈今天的立法院〉;在《论语》发表〈误会〉等文。
    1958年:「今日的问题」系列社论以「反对党问题」为总结,认为「反对党是解决一切问题关键之所在」。4月10日胡适回国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5月27日在自由中国社餐会上胡适公开主张由知识分子来组织一个在野党。雷震接着在《自由中国》发表社论〈积极展开新党运动〉,大声鼓吹新党。同时李万居、吴三连、高玉树等78人发起组织「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6月出版法修正案于立法院通过。《自由中国》在社论〈国民党当局应负的责任和我们应有的努力〉表示,出版法修正案通过,使出版品不待法院的审判,行政官署可直接径行予以处分,是立法史上可耻的一页,鼓励大家努力争取言论自由。在《自由中国》发表〈弹劾权与调查权〉、〈行政院长应不应到监察院报告备询〉、〈明寮一年〉、〈反对党问题〉、〈镰仓三周与「三文判」印章〉、〈期望中的忧虑──进言于新任院长陈诚氏〉、〈学生时代救国活动的回忆〉、〈从宪法保障人民身体自由说到取缔流氓办法〉等文。
    1959年:陈怀琪事件发生,陈怀琪控告社方伪造读者投书。3月3日雷震到台北地方法院应讯。3月25日二次应讯。其后王云五上书当局,请宽大为怀,就此息事。6月亚洲协会购书合约期满,未与社方续约。在《自由中国》发表〈本刊的十年回顾〉、〈各级法院应不应该隶属于司法院──依据宪法第七十七条之「正」解,司法院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机关〉、〈八高三年与中京景物〉共8篇、〈冤狱赔偿制度之建立不容再缓了──兼评立法院刑事补偿法草案〉、〈谈考试与任用〉等文。
    1960年:2月份《自由中国》发表社论〈敬向蒋总统作最后的忠告〉。在3月发表〈敬向国大代表同仁说几句话〉、〈在国民大会反对修改宪法和临时条款的书面意见〉,反对修改临时条款以达修宪连任,并将后者交给国大记录。在国大审查会表决修改临时条款时,雷震并未出席,王世杰表示反对。3月21、22日正副总统选举,雷震均未出席投票。蒋中正、陈诚当选正、副总统。地方选举前,参加集会,共同提出15点向政府要求选举公平。5月18日非国民党籍人士举行选举改进检讨会,主张成立新党,要求公正选举,实现真正的民主。决议即日起组织「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6月15日「选举改进座谈会」发表声明,决定:1、已成立选举改进座谈会,将督促政府办好选举;2、筹组新党,团结海内外反共人士并与民青两党协商,为真正民主而奋斗。6月25日召开选举改进座谈会第一次委员会,推举雷震等16人为召集委员。翌日召集人会议,推雷震、李万居、高玉树为发言人。7月12日雷震、夏涛声、傅正赴彰化演讲。在台中召开中部四县市座谈会,出席者近百人,雷震在场演讲,声明新党10月前成立,决争取下届县市议员。7月24日参加嘉云地区座谈会。7月29日中央日报刊登社论〈论政党的承认问题〉,不承认新党。8月13日参加中坜座谈会。8月底发表紧急声明,宣布将在9月底成立新党。9月4日雷震案爆发,雷震、傅正、马之骕、刘子英被捕。初入看守所时,曾绝食抗议。《自由中国》停止发刊。胡适两度在美打电报给陈诚副总统,主张司法审判。9月9日张君劢长电蒋中正,要求释放雷震。长女雷德全9月11日起陆续在《纽约时报》发表多篇投书,为父抗议。9月12日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改名成立「中国民主党筹备会」,要求释放雷震。9月底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共同发表声明,愿为所写社论负起法律责任。9月28日起殷海光陆续发表〈我看雷震和新党〉、〈法律不会说话〉、〈雷震并没有倒〉等文,为雷震声援辩护。10月8日军法宣判雷震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两罪名判刑10年。在《自由中国》发表〈敬向国大代表同仁说几句话〉、〈在国民大会反对修改宪法和临时条款的书面意见〉、〈写在「台湾地方自治与选举的检讨」之前〉、〈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与陈兼院长论反对党〉、〈驳斥党报官报的谬论和诬蔑──所谓政党的承认和共匪支持新党〉、〈我的母亲(一)〉,并有与李万居、高玉树共同具名的〈选举改进委员会紧急声明〉等文。
    1961年:1月10日国防部拒绝雷震申请提起非常审判,认为原判于法并无不当。1月的第5届县市议员选举,中国民主党筹备会曾往各地为新党人士助选。1月23日中国民主党举行选举检讨会,其后就停止活动,中国民主党筹备会就此胎死腹中。2月初46位社会名流学者胡适、李济、蒋匀田等上书总统,为雷震申请特赦,未准。3月间《公论报》遭地方法院假没收处分。阴历5月26日雷震生日,胡适手书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桂源铺〉:「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10月10日雷在狱中给胡适一信,关心胡的身体与生活,16日胡适回信表示很高兴雷能够安心写回忆录。
    1963年:立委齐世英主办的《时与潮》杂志166期刊登〈访宋英问雷震狱中生活〉,并附雷震亲笔的〈狱中自励诗〉。《时与潮》因而被停刊1年,雷震被罚停止接见家属6个月。雷震获悉实情后,曾向狱方进行抗议。
    1970年:阴历新年,自写春联贴在牢房门:「十年岁月等闲度,一生事业尽销磨」,横联「所幸健存」。7月在狱中所写400万字《回忆录》遭军监没收,并遭受调查。出狱前,被迫写下誓书,由王云五、谷正纲、陈启天三人见证,保证「绝不发生任何不利于政府之言论与行动,并不与不利于政府之人员往来」。9月4日,10年刑期届满,清晨6点出狱。9月16日参加在怀恩堂举行的殷海光教授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并泪盈满眶的追述殷海光一生追求真理的大勇精神。
    1971年:7月中,接受《华盛顿邮报》远东局长哈立逊访问,反对乌克兰方案,同意「两个中国」方案。10月底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雷震在12月中决定撰写〈救亡图存献议〉,提出政治十大建议,希望政府速谋政治、军事改革,以民主化方式应付危局。
    1972年:1月10日呈送〈救亡图存献议〉至总统府、行政院。为中山文化基金会以〈中华民国宪法诠真〉为题,从事专题研究,月领新台币4000元。在南港墓园买50坪荒山预备作墓地。
    1975年:摄护腺疾病复发,医生诊断为摄护腺癌,经钴六十治疗,体力日衰。7月5日,与家人至日月潭度生日,遭到特务监视。
    1976年:整理南港墓园,命名为「自由墓园」。除预留夫妇墓穴外,把亡儿雷德成与《自由中国》编委罗鸿诏、殷海光的骨灰,一齐搬来葬在墓园内。
    1977年:9月拟自印《我的母亲》一书200本,分送友好,但在印刷厂内被没收。10月10日给行政院长万言书。11月19日地方公职选举投票日,桃园县发生「中坜事件」。
    1978年:10月下旬常头痛,到医院检查有脑瘤。11月7日在荣总开刀取出脑瘤。12月《雷震回忆录──我的母亲续篇》在香港出版。立遗嘱「死后火化,不进殡仪馆,不发讣文,不开吊」。12月16日,美国总统卡特宣布自明年元旦起正式与中共建交。当日蒋经国总统发布紧急处分令,将选举延期举行,即日起停止竞选活动。
    1979年:3月7日病逝荣总,享年83岁。火化安葬于自由墓园。墓碑自题:「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雷震之墓」。司马文武、宋英、徐复观等人先后发表悼念文章。
    1980年:「美丽岛事件」军法大审。8月份《八十年代》刊载〈雷震?胡适与中国民主党──记近代台湾民主运动的一段历史并悼念雷震先生〉。
    1981年:3月《八十年代》刊载悼念雷震文字,包括陈在君的〈雷震先生年谱简编〉。
    1982年:2月《八十年代》制作「中国民主运动发展史(二)──台湾部分(1946-81)」,讨论内容之一即为〈「自由中国」与中国民主党〉。3月《亚洲人》制作雷震逝世三周年纪念专题,刊载宋英、杨永干纪念文字。4月《亚洲人》刊载〈薪尽火传──中国民主党组党始末〉一文。
    1988年:4月29日,「1960年雷震案平反小组」成立,要求军人监狱发还雷震被没收的《日记》与《回忆录》,与监察院彻底重查「雷案」,还给雷震当年受冤诬的清白。4月30日,发生雷震《回忆录》焚毁事件。8月5日,监察委员谢昆山提出弹劾案。8月,刘子英赴大陆定居前,致〈辨诬〉函给雷夫人宋英女士,说明其在非自由意愿下自白承认为匪谍,诬陷雷震。
    1989年:3月4日,「雷震逝世十周年纪念演讲会」在耕莘文教院举行,雷震家属与会。傅正主编的《雷震全集》共43册,由桂冠图书公司出版。
    1990年:9月7日至9日,澄社在桃园国际机场旅馆召开「台湾民主自由的曲折历程──纪念雷震案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同名论文集于1992年出版。
    1996年:7月7日、8日殷海光基金会举办「纪念雷震先生百岁冥诞暨傅正先生逝世五周年『跨世纪台湾民主发展问题』学术研讨会」。

(以上数据由任育德小姐提供;该年谱系任育德小姐根据陈在君之〈雷震先生年谱简编〉增补而成)

转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雷震、傅正个人资料》网页

 

古人逝矣,旧日南窗何处是。莫负青春,即是升平寄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