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着小兔崽子上法院 刘齐 剪头时,听理发师和洗头小姐议论店里买的矿泉水,说现在最容易造假的就是矿泉水,拿个空桶,对着自来水龙头接满,就能卖了。我笑说是啊,你们要给洗发膏造假就比较难,好歹也得弄点香味、粘稠度什么的。理发师马上正色道,先生您可不能这么说话,我们店的香波都是原装的,相信我好了。 我暗想,你都不相信别人,怎么让别人相信你?现在我们中国,难的就是相互信任,官员鉴别一个干部,老板培养一个亲信,多不容易啊,恨不得考验八百辈子。造假的人、撒谎的人太多,一个裁判,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吹黑哨,他得需要多么无耻才不致于脸红啊? 机关枪都打不透的厚脸皮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长出来的。也不是只有一两个人的脸皮厚,别人的都薄,刚想撒谎就像小姑娘一样,羞涩得不行。黑哨也好,造假也好,一是有遗传基因,二是有“群众基础”,三是有领导责任。 西方社会那么那什么,也没听说有哪个裁判吃完主队吃客队,吃完这轮吃下轮。他就是不想活了,他也得采取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法告别人世,比如跳楼,比如摸电门。在美国,商业发票弄得很简单,通常也就是在小纸条上写几个数字签一个名,但一经签名,他的信誉就签上去了,永远要负责的。不像我们,又是大戳儿,又是小戳儿,还得是带编号的专用纸张。即便这样,保不齐也得出假发票。一个西方人,你可以骂他八辈祖宗,却不可以说他撒谎。撒谎是最大的恶名,一旦扣到头上,便无法立足于社会。因为资本主义他是市场经济,他得有来有往,讲求信用,遵守契约。除此之外,还有历史、文化、法治、宗教等因素,综合制约着造假现象的产生。 中国就不同了,千百年来,我们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大家好像都不怎么重视诚信。孔夫子规定的人生准则是:仁义礼智信,“信”排在最后一位,而且为了“工作需要”,为了“政治任务”,这个“信”随时可以牺牲掉,比如说“为尊者讳”,等等。一部《三国演义》,讲的也是钩心斗角,骗来骗去。刘备摔孩子,他并不真摔,他是假摔,他是刁买人心。我们那些假摔的球员,应该沐浴焚香,拜刘皇叔为祖师爷。 到了近现代,不守信的风气更甚,连位尊如“林副统帅”者都认为,“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久而久之,大家都已经习惯于说假话听假话了,小学生也会写假话作文——天天拣钱上交,扶老奶奶过街。如果哪个说惯谎话的人冷不丁说一句真话,可能还会脸红,怕大家说他发育不良。在这样一片土壤上冒出几个假球黑哨,太正常不过了。 假球和黑哨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阴暗面的缩影。我们怎么办?舆论监督?司法介入?上级发文?时间疗法?道德自律?假如说,有一个吹黑哨的是我刘齐的亲儿子,我能不能狠狠给他一个大耳贴子,然后拎着黑钱,押着小兔崽子上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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