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个人文集 闲闲书话 农民不可能一天内进城—---读于建嵘论文兼与李大苗商榷
作者：十年砍柴
于建嵘博士的调查报告发表以后，再加上董月玲发表在中青报《冰点》栏目的长篇报道，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又一次成为网路上热点中的热点，对于于建嵘及他所作的努力，大多数人都报以敬重之意，当然也有不同意见。这本来很正常，但是不管观点和于建嵘有多么不同，我想对于建嵘三年内追踪一个县农民的生存形态，进行艰苦的田野调查的严谨态度和对农民命运持续的关怀，起码是应当得到肯定的吧。 李大苗先生在驳于建嵘的文章中，用了这样一个题目《靠着这样的学者，我真看不出什么指望》，我觉得情绪化成分太多，超出了简单的学理讨论。 其实，对大苗先生文中所持的观点许多我是赞同的，也就是说，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视野不可能只限于农村，“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农民进城，把“农民”转变为“市民”，杨支柱先生认为成为成立打工仔协会比成立农会重要得多，其立论的理由恐怕也在于此。作为城市的后来者，他们进城出于弱势，再加上中国特有的户口制度，使他们的权益比在家乡更容易受到侵害。对于农民受乡村干部的盘剥，我们应当都有起码的了解，但是如果因为乡村农民的反抗看起来比进城打工仔的反抗更剧烈就认为呆在乡村农民比进城民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更多，那就是表面化的判断。因为呆在乡土的农民基本上处在一个“熟人社会”，他们还有可利用的资源，还有便于组织的网络，正如于博士调查报告所描述的那样，所以他们能选出自己的“减负代表”，甚至能“劫持”被批斗的代表。可是一旦进城，他们彻底的孤立无援，在远比乡村社会结构复杂的城市，他们受到的压迫被别的矛盾掩盖了，他们面临着更强大的专政力量，他们的工作、生活被卷入工业化的链条中，自己的力量显得那样渺小，所以他们抗争的声音更微弱。 大苗先生举东南沿海农村的例子可谓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正如李先生说的东南沿海农村基层干部“寻租”的机会更多，更多地斩获财富资源，但为什么反抗没有中西部那样剧烈呢？因为蛋糕做大了，农民自身的生存状况远远好于中西部。浙江省都取消了农业税，因为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不需要这点钱，基层政权照样可以运转。可是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权设置从东到西一个样子，决不是“量入而出”，根据当地的供养能力来设置机构，而是根据上面的“工作需要”来设置机构，“量出而入”，再加上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吃“官饭”的吸引力更大，使这些地方的基层政权比东南沿海更易臃肿膨胀。但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和欧美完全不一样，和俄罗斯也不一样。比起东亚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更为艰巨。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到战败后在美国大兵的保护下工业腾飞，农民进城经过了一百年的过程，而且在这一百年，向周边国家发动多次战争，转嫁危机，掠夺包括中国在内的巨额财富用于本国的工业化，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抓住了第二次工业化的高潮，利用外国资本和广阔的市场，再加上日本的人口远远少于中国，很成功的实现了“农民进城”，即使这样今天不到10%的日本农民以及日本的农业都靠政府用其他产业挣来的钱进行补贴，否则不堪一击。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人口、经济规模更小了，他们完成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变的条件比中国大陆好得多，就这样，韩国的工业腾飞依然让大批农民破产。但这样的小国，这种阵痛能够承受。而中国有近9亿农民，从户籍上来统计，占全国64%，就算刨去在乡村和城市作“候鸟”状的一亿农民工，农村人口还有8亿，除去老人、未成年人，说农村还有近5亿劳动力不过分吧，中国这一点耕地，让5000万劳动力来耕耘足矣。那么让4亿农民进城，该是一个多么漫长痛苦的过程？本来从建国以来，我们完全可以开始这一过程，社会的阵痛要小得多，可是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恰好逆这种趋势而动，农民被户口长久地“钉”在土地上，甚至还让城市青年下乡当农民。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种种政策在工业化的趋势下都是十分被动，且战且退的，政府往往为了短时间或局部的稳定，采取的政策不是鼓励、引导农民进城，而是用户口、收容遣送等制度阻碍农民进城。那么几十年农民进城的冲动和合力积聚到今天，即使政府采取鼓励、引导政策，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事，考虑中国经济发达的不平衡性。大批农民将在相当时间内固守自己那一亩三分责任田，农民和基层政权尖锐的矛盾也将长期存在。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于建嵘博士论文的价值了。从于博士的论文里，我看不出他想将农村建设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他也未必不认识到工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正是由于农民进城需要起码一代人的时间来完成，而目前农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只有先找出矛盾的解决之道，才谈得上通过农民进城来解决农村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于博士的很多观点是颇具建设意义的。大苗先生归纳的于博士那几个提纲： “1、要防止农民有组织抗争向大规模的政治冲突方向发展，其基础性工作就是要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从分配格局上改变农村基层政权及权势阶层与广大农民之间存在的直接利益冲突关系，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2、农民有组织抗争，制度根源是不完善的干部管理体制，必须改革以高压为特点的干部管理体制，应在国家法律权威下，通过弱化乡镇体制来限制基层政权的日益膨胀的利益需求，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现乡镇社区自治。” 3、农民要求成立的农会，是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组织，是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不是旨在对抗甚至取代地方政府的革命组织。如果引导得当，能够以最小的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填补目前农村管理体制存在的制度真空，并为进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打好基础。” “4、改革现行信访制度，把目前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的信访办，全部归总给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让人民代表依据人民来信访行使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 这四个提纲我看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要防止农民有组织抗争向大规模的政治冲突方向发展，其基础性工作就是要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从分配格局上改变农村基层政权及权势阶层与广大农民之间存在的直接利益冲突关系，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难道不对吗？大批农民既然将长时间呆在农村，不可能一天内洗脚进城，不防止农民有组织抗争向政治冲突方向发展，任其自流，引起的结果只会是社会动乱，工业化进程被打断，中国在陷入恶性历史循环之中。而“弱化乡镇体制”，用农会来填补真空也是可取的。从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则更有必要了。从安徽小岗村农民按手印偷偷承包土地到现在，农村哪一次成功的试验不是农民自己选择的，而是上方和读书人指出来的？至于农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正是我们稳定农村，最大限度解决矛盾的基础，衡阳县的农民拿着中央政策和县、乡干部讲理，也许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还真的相信中央，相信党，另一个则是他们的一种“自保”艺术，“官”和“皇帝”都反，他们还有活下来的机会么？我宁愿相信出于第一个原因，政府和农民还有解开这个“结”的机会，政府合法性在农民的心中尚未完全丧失。 大苗先生说：“但是我相信如果一个人没有“腿”的权利何尝能够获得“嘴”的权利呢？”没错，必须给农民“腿”的权利，这和于博士论文的主旨并不矛盾，于博士也没有说要“固民于土”，事实上，于博士更清醒。“雉gou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的田园牧歌从来只存在于文人的笔下，农民从中体味的更多是困顿劳苦，而非悠闲之美。至于说“于先生的文章无疑透析出对体制的绝望，寄望于对抗或者抗争来获得史诗般的解答。可是这个解答如果不是建立在历史起义的抄袭上的话，恐怕就是循环在逻辑悖论中。因为如果这样的体制能够接纳有组织的抗争的话，这个权力机关还不早就是透彻开明和优雅善化的吗？”我认为是曲解于建嵘的意思了，于建嵘正是抱着一种社会的责任感，不愿看到社会在堕入“治—乱——治”的怪圈，才有三年的跟踪和万言的雄文。 “农村的权恶势态不用于先生细细描述我们就可以想象，农村的贫穷状态也不用于先生介绍我们就可以明了。”这更是中国某些读书人一种自得的感觉，好像没有什么自己洞察不了的，没有什么稀奇的，用得着大惊小怪吗？是呀，古希腊贤哲说：“阳光底下无新事。”我们经历一切，历史上也曾经历过，尤其是农民的困苦，难道因为你知道这些就可以作沉默的大多数？难道因为我们都知道收容遣送之恶，就不必要对孙志刚之死表示出什么愤怒和同情？从而呼吁消除这种恶制度？自己选择了沉默，还揶揄那些发声的少数人，这难道是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应当秉持的态度？ 总结为一句话，只要农民不能一天内进城，于建嵘的论文自有它的价值。 ******************** 遥想那一个提红灯的人--和李大苗样板戏新论 rainman 革命是有色的，这和踢足球一样，决战双方要分出不同颜色的球衣，否则，容易发生混战。俺以前在有色系统工作，就喜欢铜色，不喜欢铁色，其实真正的铁是银色。在有色报工作那阵子，给人打电话是这样的：真名网吗？我找李大苗，我有色报的。有色报？人皆困惑。它的全名是：中国有色金属报。 样板戏不能免俗，白色调比较多：《白毛女》是一白，还有《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雪原之白色调）、《沙家浜》（芦花白和水蓝色调）；红色调：《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杜鹃山》；蓝色调：〈海港〉、〈龙江颂〉。 比较暖昧的颜色是〈红灯记〉，这是基于当时有很多的招贴，或者是李玉和先生高举红灯，或者是李铁梅高举红灯，或者是加上李奶奶三个高举红灯。俺是一个好奇的人，因此，俺就跑到火车站去看巡道工，信号工。以前俺是看过的，没大留意。看了以后，大失所望，那真正的信号灯，是红黄绿三色的，没有单色的红灯。也许，李玉和时代是单色红灯吧，但逻辑上也不像，因为，有停止的信号，就一定有发车的信号，否则，光让人停车而不让人开车，那是要发生大危险的。 铁路交通是从大不咧颠转来的，全球规范，虽然在公路行驶上，俺们与英帝国不同立场，偏不左走，要靠右行。但是，信号这事情，基本上没有作对的，没有偏红灯走，绿灯停。但是，只拎着一盏红灯就可以革命么？关键是，这样的红灯，剧中却是拿来照耀革命，如果从信号语言来表达，那举灯之举，就是含有“禁止革命”之意。 相比较同是以颜色来表达的色彩象征主义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与〈白毛女〉相比，它内部的信息混乱便来源于它的象征之物“红灯”，我不明白，这红灯是如何就成革命像征了，是表达用红灯照亮黑的旧社会么？或用红灯照耀现在？这都是不甚清楚的。这里有不有苏维埃选了红色作为自己的政权色，我们这里用一切红色来象征主流色？可惜，在工业社会时代，红色是禁止、停止和危险之色，很多危险标志都是用红色表示。还有一个红灯区什么的，编辑都没有考虑？ 蒋泥敬回李大苗的歪想法：自由经济重于自由思想 *************************** 蒋泥敬回李大苗的歪想法 蒋泥不是不可批评，而是你先要看明白、读懂他说了些什么，再批评。如果没读懂，就永远别批评。如果以为读懂了，那就可以批评。否则思想问题就讨论不下去。 现在写成这样，不客气点说，真是大苗先生的想当然。 问两个问题：中国今天的问题是没有所谓“自由经济”吗？有独立在政治体制之外的“自由经济”吗？ 何清涟说，有人以为加入ＷＴＯ后，一些专制国家，就会在国际压力下自动上轨了，料不到一两年过去了，他们不仅未上轨，反而把腐败输送到了全世界。所以，推进经济、政治作根本手术的是什么？是思想、意识的现代性。 因此，没有能够独立出来的“自由经济”。进而，没有自由的思想，以及确保自由思想落实下来的法治体制，就没有自由经济，没有自立的人，更不会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进步。至于何谓“法治”，法治与“立人”是什么关系，胡适不糊涂，蒋泥不糊涂，鲁迅糊涂，李大苗也糊涂，否则李大苗不会读不出胡适在“立人”和法治关系问题上的真义。 周实先生为大苗先生喊好，我不知道是逼我出来讲话呢，还是真以为好。 请允许我再点批一下李大苗文章的一部分内容（全部点批说实话没时间，我要出外几天）： 说鲁迅的“立人”的方法和胡适有所不同，听起来好像是“他立”。——谁这么说过？我不能不怀疑：你看懂了吗？ 晏阳初在河北“立人”，梁漱溟在山东也“立人”，都堪称国民教育的先河。——他们是“立人”吗？ “立人”这等事情不真，没有只能俺自己绿化不喜欢别人绿化的道理——这是你的臆测。谁不喜欢别人绿化来着？ “破四旧、立四新”能与胡适的法治自由意识掺合吗？ 师爷不是这样，跟参谋长似的只出主意不行动，英勇在沙盘上作战罢了。——胡适是一点点突破，没有他及其弟子雷震、殷海光以及“对头”李敖等人的持久努力，台湾现在恐还是国民党一党专制国家。台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比大陆表现更出色。后继有人。柏杨、龙应台……多少干政者。 “放洋学堂”、“开女学”，放“工商”等，也是先有了法治体制以后的事。所谓“老爷子的‘开放’”，单纯的经济一道，后果怎样？怕是权力干预经济，经济越来越向权贵集中的。 放，是在“法治”过程里，一点点落实的。 李大苗是通篇的糊涂文字，我不一一点评了。 | 
发表于 2006-8-29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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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29 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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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人都知道，李大苗是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