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与红斌间的壁垒,是因我发现我的话变成了她断章取义的依据、成了她整我的把柄时形成的。我变成了沉默的人。我也使用了那名句——“最大的轻蔑是无言”,而且没有一丝善意地把它发扬到我能做到的极限。我时时刻刻让她看到感到我对她的无视,并把对自己的保护措施尽力严密起来。我用自己能做到的最完整的沉默来迫使她沉默——让她在我面前,甚至在阿爸面前,无话可说。我们包和有的包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大吵大闹中过着日子,而我是在沉默中准备着分包。 我们包的分裂使人惊讶,因为我们从不吵架但却最决绝。而且,我当时最遭人恨的地方就是我咄咄逼人地“正确”,这与已经给我定好的位置、身份太不相符。
当时,我把所有的愤怒都倾注到了红斌身上。我认为,我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生存方式,只要不因此而伤害了别人。我还认为,如果任何一个明白事理的人都可以看到木圈的好处却故意视而不见,就是成心刁难。那时,我认为只能“以斗争求团结”,否则就是圆滑。要冲破一种重围,总要选择最薄弱的地方作突破口,红斌内在的浅薄使我们在面对未来时成了对立的双方。 红斌的出身不能纳入“红五类”,充其量只能当个“红外围”,环境的压力迫使他们这一流人学习洗刷自己靠拢组织,这也是一种“生存的需要”。流行的证明自己是“好人”的办法是把别人说成坏蛋。而她虚荣地“相信”应该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自己,甚至人为地制造或保留一些艰苦,也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事迹”在被描述时显得丰富动人。他们知道,只有踩着这份艰苦,才能使自己更容易获得超拔的机会。而在他们踩着这份艰苦的时候,也就踩在了想改变这份艰苦的人们的身上,并使这些人的生活更沉重。
在我明白,没有或多或少被扭曲的人性,就不会有被扭曲的时代时,如果我仍不检讨自己的顺应扭曲,光责备那个时代,“被颠倒的历史”怎么还能颠倒回来?! 回忆我们受的教育,或许可以看出,这么多年,我们是按驯服工具的标准被培养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人性,因为人性总与“资产阶级”相联系,而“资产阶级”是要永远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驯服工具的反面就是无限霸权。在因生存环境的险恶而当不了驯服工具时——那已是清清楚楚的死路一条了,就面临了分化。为了摆脱困苦,就会有人怀着各种心态用各种方式向权势靠拢。投机,因此也就成了“正当的”生存需要。 我曾经以为,一个事物的掘墓人是它的对立面,其实不是,是它自己。对立面是帮助它生存的。古老的《易经》早就指出: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没有了对立面的事物便到了它的死期。后来,红斌的返城走在了别人的前面,也说明了这一点。当他们破坏了一切为着好好地像样地在牧区活下去的努力之后,他们也就发现,牧区其实没什么可留恋的,于是就到别处寻找新的“生存的需要”去了。口头扎根派就这样掴了自己一个嘴巴——“誓言是写在流水上的。” 那时我还不懂得,誓言其实是不信任的表示,不管对自己还是对别人。 我并不认为仅是因红斌们的作为使我们圆不了自己的梦,但是红斌们的存在使那时的生活更难忍受。他们的存在就像强权的影子一样笼罩着我们,充填了我们周围的空间。当我用沉默来对付红斌的时候,多像唐吉诃德对付风车;当我终于发现自己是个傻瓜时,又多想找回那份拼命想扎根的糊涂来做挽回梦想的救命稻草:可在插队的十年中,在一个翻云覆雨的手掌中,竟连撒泡尿,留个“立此存照”的机会都没得到。
在那儿,我们不仅仅只是做了木圈。我们还试着提出过许多建议,也试着做过其他的事,尽了我们的全部努力。1975年底,小祥离开我回了北京,但从她给我的信中,仍留有我们草原梦的残迹: 1977年2月17日 北京-内蒙古 收到了你托人寄来的相册和日记本,我又想起了那些时时出现在我眼前的往事。我多么想念我们的草原啊!在草原上是自由的。我现在心情糟透了,自从回北京以来,我几乎没怎么有计划地学习过什么。我的学习时间,被没有意思的家务事和工厂万恶的形式主义抢夺去了。为了应付无穷无尽的答案去翻书本、抄选段,多么可怜又可笑呀!可不这样,又怎么能够信仰“共产主义”、加入共青团呢?!在多少事情上,都必须口是心非呀! 看着你送给我的日记本,想着你给它们的任务,我不禁感慨万分:在两个时间里的情形差距是多么大呀! 我现在如果写些东西,那一定是描写将要死的人的眼睛最生动了: 在一圈突出的眼眶中央,一双被粘住的眼睛拼命地睁着、用力地看着,但那眼光却不能定在一个点上。——这就是我爸爸。 她侧身躺着,嗯嗯地做着梦,鼻子因为脸上的皮肉松弛而歪到一旁。当她醒来睁开眼时,上眼皮沉重得像两只装满水的热水袋。——这是我妈妈。 有时我感到一阵阵的害怕,我觉得他们马上就要死了似的。 今年春节,你不在,我姐姐也没回来,我的惟一乐趣,就是坐在那儿,发一会儿呆,白日里做上个梦: 来到乌拉山下, 重游草原,探望我的家。 亲爱的战友啊, 你是否还是: 每天在浮动的白云边唱着你的赞歌? 蒙古族老阿妈, 又给我们烧了多少奶茶? 我的红鬃、黑子可好? 我们的羊群又有多少增加? 我们的草场, 又多了几口机井? 我们的基地, 又开了多少苜蓿花?
战友不回答,笑指山脚下, 那里,整齐的人造森林、 漂亮的砖瓦新家, 风力发电站 建在青山下。 一片片金黄一片片赤 高粱稻麦丰收啦! 传出悠扬音乐的 是我们的挤奶场, 那正冒青烟的 是汽车拖拉机的疗养院。 千遍万遍看不够啊! 离别只一年, 你的变化竟这样大!
醒来恨梦断,腮边挂泪花, 梦中件件事,心里牢记下。 美丽的草原啊 你是那么宽,又是那么大。 在你的脊背上, 居住着我的亲人, 驰骋着我的战马, 我时时刻刻都在把你惦挂。 你四季的娇姿在我心中变化: 春天的狼毒, 夏天的马莲, 秋天的山丹丹, 冬天的干枝梅。 可是再过几年,我将想不出 你是怎样梳妆打扮。 英雄的人民用勤劳的双手 怎样把你描画? 但是呵,你 永远是我的草原 永远是我心中的 憧憬之花!
1972年11月,我从北京返回连队,路过团部时去找政委。听调到团部的几个北京知青讲,有人告诉过政委,说北边牧业连的德方说牧业团不抓牧业,牧业不抓改良是方向问题,他挺感兴趣。政委不在,我只好留了一个条子。12月中,收到了政委的回信。 1972年11月18日 内蒙古 德方同志: 你好!你在路过团部时给我留下的信收到了。你们对我们团的牧业建设如此关心,特向你们表示感谢,尽管也是你们份内的事情。 10月下旬在北边连队转了几天,本想多呆几天广泛地听取一下各方面的意见,可惜未完成即到师部开会,会后想返回北边,结果又通知去自治区开会。看来今年已无机会听取你们的意见了。不过你们还可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就牲畜改良、改良和发展草原、搭棚定居、生产管理等诸方面的问题提出书面意见。如条件不方便,等以后见面谈,或者向连队处一提均可。 祝你们学习进步!工作上取得较好成绩!
1973年7月的时候,我听说团里新来的新疆种羊没人爱放,就把羊分配给了没有放牧经验的兵团战士。这个消息就像当心一拳,这比放牧改良羊更震动我吸引我,所有的梦想又都复萌了。我立即给那个听说是带队的北京知青写了一封信。 后来,我碰上了到基层检查工作的孔副师长,对他讲了我的想法和希望,并在没有等来任何消息时,给他写信,再次向他表达了迫切希望放牧新疆种羊的愿望。由于这已是在非常绝望的心情下的最大努力,对我而言,它可谓“字字是血、句句是泪”了。 在同一封信中,我帮已婚女知青大刘去争取一次参加兽医学习班的机会。大刘是老高三的学生,有很好的知识底子,在结婚后,必须面对如果不能继续放牧就没有收入的问题,而知青家庭不可能长期放牧的趋势,在那时已很显眼了。围绕为牧业服务有着许多工作的机会,早一点儿得到这种工作,会使她的生活早一点儿获得稳定。可是,连队的达勒嘎却因为她已结婚而感到安心,就以没有可以替换她放牧的人为借口,拒绝了她。 1973年 8月 2日 内蒙古 孔副师长: 上次在大队碰见您时,我向您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您能够“干预”一下我们团,对我们团的领导讲讲,把那群新疆母羊给我们包放。您没有忘记吧。 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的:毛主席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牧区怎么学?怎么达到稳定、优质、高产呢?要抓方向,关键在于抓好改良工作。这个工作自然不是仅仅指品种的改良,像定居、水源、草场、放牧方法的改革……是一整套的变革。我们是具体的放牧人员,在这一整套的工作中,我们希望能发挥自己的最大作用。虽然在内蒙改革工作不是一件新生事物,但具体到我们这个地区,改良工作仍是有阻力的。牧民不愿意放,而且用过去的放牧方法,长期下去,对改良工作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希望接一群新疆羊,想在放牧方法上下下功夫,摸摸规律,这样对今后大力发展,是会有一定的用处的吧。这是从工作角度来考虑。 从知青的生活问题上,我们是这样想的:牧民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虽是几千年前的东西,但是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甚至再过几千年。但这样的生活、生产方式,是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要求格格不入的,是不符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总路线的精神的。知青的大有作为,应该表现在对牧区的改变面貌上。同时,知青的生活也有了相对的稳定和保障。牧区的游牧方式,在目前对知青生活的影响已经看得出来,以后会更明显,这不仅仅是解决蒙古包与牛车的问题,这是知青今后正确的出路问题。知青的新的家庭,难道还应重复牧民的那种落后的方式?自然,这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问题,但希望领导上在考虑知青的问题时,不要忘了这点。 现在,知青对学习新事物、新东西的要求是很迫切的,他们希望脚踏实地在牧区好好干,为改变这里的面貌真正下一番功夫,只有肯出一定的代价,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真正想在牧区扎根的知青,必然要在草原今后的建设上下苦功。对于我们这种希望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更多地为建设牧区出力的想法,我们希望得到领导上的帮助与支持。 第二件事,我们非常支持大刘的想法,并且希望您也支持她。这不仅是她个人的学习问题,今后知青成家立业的多了,难道个个都要被家庭琐事锁在家里?那知青受党的教育这么多年,人民让我们学到了文化知识,就这样白白的度过去?问题的关键不是非她不可,而是领导考虑的角度不对,为什么结了婚的人就不能去学习呢?我们认为,她结婚了,说明她决心在这儿干一辈子,那么,对于这种决心在牧区扎扎实实好好干的人,领导有什么理由反而因结婚而使她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呢?
这封没有得到回答的信粉碎了两个知青的扎根梦,轻松得不费吹灰之力。
很多年以后,一些知青回内蒙古探望。在夏草场那口知青和牧民合挖的深水井旁,当年的小孩子、当时的小伙子——阿拉腾格日乐向外来的人骄傲地说:“玛乃 斯和腾 嘿介!” 其中一个知青回京后特意告诉我:“牧民夏天也用圈了。”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更好的。 曾有些“青春无悔”之说。我想,当我们的到来与离去并不真正是我们的自主,而我们的到来与离去又没有使牧区有多少改变,面对并不是由我们自主的青春及“碌碌无为”的青春,似乎该问的不是“悔”与“不悔”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