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建五星级酒店说起 尤小立 当下中国大学热衷于盖大楼的行为早被有识之士所诟病。最近，北京大学又由于在校内建五星级酒店而再次成议论的对象。据报道，北大新闻发言人已经出面澄清，提供相关文件材料证明并非是在“教育用地”上兴建酒店。 北大校方的这个解释显然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兴建酒店，特别是高档酒店，并非大学所必需。如果一定要建也不必追求奢侈豪华，与社会上的高档酒店相互攀比。这个浅显的道理，相信北大校方也非常清楚。兴建高档酒店不过是建“大楼”之一种表现，大学为何要在屡遭诟病的情形下，迎难而上，冒着“建大楼，失大师”的风险一再大兴土木呢？ 众所周知，全国各地高校竞相兴建大学城、扩建新校区以及兴建大楼时，大多是通过银行贷款来筹措资金的。从利益上看，银行通过放贷完成年度指标，且获取长期的利润；大学利用银行贷款改善设施和扩充地盘，为招收更多的学生作准备，以凸显政绩，这是对等的交换。而关键是，大学、银行的利益也与行政部门的利益直接挂钩。为了发展文化事业、暂缓就业压力，地方行政部门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土地优惠售与或变相赠与地方大学或著名大学。有钱、有地、有政策，条件如此优惠，机会瞬间即逝，哪所大学领导会置之于不顾？ 前不久传出某大学向银行贷款30亿元，每年的利息即1亿多元的消息，引出所谓“大学破产说”。其实，从借贷一方看，多是部属大学或地方性重点高校，它们是典型的国立大学，况且有各级政府的全力支持，有相应的政策扶植，更有充足的生源，岂有“破产”之理？大学是国有的，银行也是国有的，从银行贷款不过是从国家的一个单位拿到另一个单位使用。如果大学一旦不能及时归还，按合同规定将抵押品划拨银行，也是将国有财产从一家国营单位转到另一家国营单位。这中间大学与银行双方都是受益者，而更大的受益者是行政部门，而它的倾向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大学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风险”。 提供规避风险的机会就等于是鼓励。在这种隐性的鼓励之下，大学大兴土木，并且屡出成效，建树显著，就不难理解。而像北大这样兴建高档酒店只是扩校区、建大楼时的一个附带行为。大学从以前的内部招待所到现在的高档酒店的发展变化，其结果也是多方得利、彼此共赢。北大否认在“教育用地”上建造酒店的理由是，在有关国土资源部门的批示上，北大白颐路北侧、北大东门北端的地块是属于“综合用地”的范围。换言之，在“综合用地”上建造“中国第一家五星级校园商务酒店”并不违反规定，是合法的行为。 在不少大学领导那里，“一流的大学要有一流的设施”并不专指实验设备、实验用品和图书资料的“一流”，“一流”的酒店不仅是必要的配套设施，而且其权重至少超过图书资料的购置。这一方面是本着“节约原则”的。因为每年总有检查团需要应付，专家需要接待，学术会议需要组织，校际、院际参观考察团需要打理，同样要花钱，与其让外人赚，不如自己赚更合算。另一方面，就是“形象”或“面子”问题。一所好大学没有好的酒店供餐饮和住宿，似乎折射出领导管理上的不到位。这个思维逻辑在大学中仍很盛行。 但更深层的思维逻辑是建立在以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事业单位的意识之上的。计划经济时代总是追求“大而全”、自给自足，这个意识在大学中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如果从1985年算起，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政策推行已经22年，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也指出：“争取3到5年内，大部分地区实现高校后勤社会化。”但至今高校与后勤部门的关系仍只是形式上的分离、实质上的同一，否则不会出现北大直接通过建设科技园而附带建造高档酒店的事。 从现在的情况看，大学参与到市场经营中有独特的优势，这是目前大学的特殊地位决定的。而正是这个优势使大学热衷于运用迅速见效的方式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然而，“迅速见效”的方式在使大学规模不断扩大、不断在量上有所增长的同时，也与大学教育的育人理念和原则渐行渐远。因为教育从本质上说是渐进的、一点一滴的、不可能“迅速见效”的事业。 科学时报 2007-4-23 | 
发表于 2007-5-4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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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烘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