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21日晚，季羡林、周一良、饶宗颐等先生在京欢聚，兴致颇高。我正为这三位望重学林的硕儒耆老身心俱泰高兴，岂料接踵而至的竟是周一良先生于22日晨驾鹤西去的消息！ 一良先生的去世，无疑是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在新世纪里遭受的第一个重创。自18岁正式发表论文起，在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中，先生在中国古代史、日本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等诸多领域里，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尽管这些还远远不足以反映先生的绝世才学，但先生留给我们的数百万字的一流论著已经足称是中国学术界的巨大财富和骄傲了。 1913年1月19日，一良先生出生于建德（今安徽至德）周家。曾祖父周馥（1837—1921）由李鸿章幕府起家，仕至两广总督，谥悫慎，《清史稿》有传，是清末干练大吏的代表。祖父周学海（1856—1906）光绪十八年壬辰进士，不喜仕进，而以医学闻名，事见《清史稿·艺术传》。父周叔弢（1891—1984）是著名实业家、藏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建德周氏的其他成员以及姻亲戚友在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学术史上都具有相当的地位。然而，这个豪门的家风却是“富而好学”。一良先生从小耳闻目接的都是中国一流人物，接受的是传统的一流教育，根底之深、学养之厚，都是后来者难以企及的。 挟此传统文史修养，又接受了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一流名校的现代学术训练，一良先生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卓立于学术界了。学界领袖如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洪业、邓之诚等对一良先生交口称誉。 但是，无法选择的大官僚、大资产阶级的显赫出身，独特的历炙中外名师遍游中外名庠的求学经历，以及在旧体制里的超越常人的成功，1949年以后成了一良先生由红转黑的依据和远非一般知识人可比的“原罪”感的根源。一良先生心甘情愿接受一切形式的改造，用他自己的话说“滚”了过来，牢固地树立了“服从需要，不讲价钱，做驯服工具”的思想，丝毫也不以放弃自己热爱的专业为怀。“文革”当中，更是痛感“过去几十年远离革命，如今虽非战争，不应再失时机，而应积极投身革命，接受锻炼与考验”。结果却是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批斗、抄家、殴打、关押，备受非人折磨。终于熬到了所谓“解放”，实际上是让这位国际著名的历史学家编写一家煤矿的矿史，还规定必须定期下坑道挖煤。周家原是开滦煤矿的大股东，一良先生的原罪感更是深入骨髓：“亲自尝尝矿工艰苦而危险的劳动的滋味，是很应该的。” 一良先生的命运总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不久又被组织调入“梁效”写作班子。由于写了一篇《读柳宗元〈封建论〉》，顷刻间又由黑转红，居然当选为十大代表。然而，这并非自己选择的一切转眼又成了新的严重罪名。一夜之间，由红转黑的厄运再次降临了。好在这一次的劫难为时不长，世人也不再那么好“运动”了。先生也终于得以回到书斋，重理旧业，创获甚丰，在桑榆暮景之年重绽放出一段绚烂。 晚年的一良先生并不总是愉快的，经受了自责太过的反思，承受了太多的误解乃至谩骂。甫一退休，就有学校的工作人员打着“规定”的幌子，上门收回校徽、证件。衰老之年，求一套有较好光照的普通住房而几年不得。晚年的一良先生又是令人肃然起敬和幸福的，数百万字著作中的相当部分在 年逾古稀之后完成，随着世间论人评事的成熟，人们也日益理解并由衷敬仰一良先生的道德文章了。 一良先生曾经戏称自己的一生就是一部非虚构的《红与黑》，又在晚年悟出了自己“毕竟是书生”。可是，这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良先生给予社会的，远远超过社会所给予他的。这也说明了，一良先生曾祖父悫慎公留待子孙领悟的诗句“天有时而倾，地有时而缺，大道千古万古永不灭”，正是对一良先生最好的评价。
| 
发表于 2007-7-6 12: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