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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1 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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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美丽的邂逅
乍一看这个题目，您会以为我是讲一对情侣的风花雪月吧？不是的。甚至也不是两个人的相遇，而是一个人与一座城的邂逅。
这个人就是欧阳修，这座城就是扬州。
杜甫说过：“文章憎命达，鬼魅喜人过。”欧阳修是文坛领袖，根据这个逻辑，仕途自然该有挫折。果然，从景祐元年六月应召入京，到庆历四年八月被贬逐外任，欧阳修十年之间八次迁官，用他自己的话说：“居官处处如邮传，谁得三年作主人”（《自勉》诗）。
然而个人仕途的不幸，却往往是文学事业的万幸。这样一个文豪，他走到哪里，就是那里文学的福音。因为他能把诗的种子、文章的种子四处播撒；使原本普普通通的山山水水，立刻充满了诗性的光辉。
古中国的庙堂与草野之间就有着这样一种奇妙的紧张关系。入仕的文人在仕途失意之际，往往因此而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他们疏离了官场，就接近了自然，就找到了诗。所谓疏离，有些人可能是暂时或长期离官，有些人可能只是疏离朝廷政治中心，有些人甚至只是公事之余或者忙里偷闲地走近自然。不论哪种情况，其生存时空和心理时空都与自然贴近了。山水林泉田园茅舍是文人们自由生活的乐土，是独立、自由精神的家园，是文学艺术的摇篮，是生命哲学的时间和空间。
宋代文学中许多得之于山水田园的佳作，都记录了疏于仕事的作者们旷放疏散、纵情于山水、沉醉于杯酒、遣兴怡情、消解烦忧的情景。其中最著名的就数那篇《醉翁亭记》了。
欧阳修谪知滁州之时，年方不惑，乃自号醉翁，施政从简，放纵于诗酒山水之乐，留下了许多寄意山水之作。《醉翁亭记》是这一期间的代表作，因人所熟知，这里就不引述了。他在嘉佑元年所作杂文《醉翁吟》，追忆当年情景，也颇可玩味：
始翁之来，兽见而深伏，鸟见而高飞。翁醒而往兮醉而归，朝醒暮醉兮无有四时。鸟鸣乐其林，兽出游其溪，咿嘤啁哲于翁前兮醉不知。有心不能以无情兮，有合必有离。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顾，山岑岑兮翁复来而几时。风袅袅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无德于其人兮，有情于山禽与野麋……
欧阳修在滁州生活了两年多，琅琊山深蒙其惠。琅琊山、醉翁亭、欧阳修，偌大的中国，我不知道还有哪座山能像这样因为一个人、一篇文章而名闻遐迩。
然而有聚就有散，缘聚缘散才是常态。欧阳修也不只属于琅琊山。就在庆历八年四月，他又转徙到了扬州。欧阳修心里明白，他在扬州的时间也不会长。果然，欧阳修在扬州连头达尾也就一年，次年三月一纸诏书又到了，让他转徙小郡颍州（今安徽阜阳）。
欧阳修一生为官四十年，在扬州当地方行政长官只有这不到一年的光景。但是这短暂的一瞬，其意义之特别，却非别处可比。在滁州，他是单方面地把诗性赋予了琅琊山；而在千古诗城扬州，则是文学知音之间的双向互动、平等交流。于是，无论是欧阳修还是扬州城，彼此都眼睛一亮，仿佛是前世情人今生相遇。那种似曾相识的惊喜、相见恨晚的情愫，我们至今还能清晰感受！
扬州是怎样一座城市呢？江南才子这样吟咏她：“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无论是唐宋还是明清，文人们提到扬州、赞美扬州的诗赋辞章真是俯拾皆是。李白有“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名句，杜甫也写过
“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还有杜牧、白居易、刘禹锡、王维、韦应物、权德舆、李益、王建、张祜、徐凝、姚合、陈羽、刘长卿等等等等一大批唐代诗人，都讴歌过美丽的扬州。
宋代则有词人柳永唱道：“扬州曾是追游地，酒台花径仍存。凤箫依旧月中闻。荆王魂梦，应认岭头云。”以婉约见长的秦观说：“星分斗牛，疆连淮海，扬州万井提封。花发路香，莺啼人起，珠帘十里东风。豪俊气如虹，曳照春金紫，飞盖相从，巷人垂杨，画桥南北翠烟中。”朱敦儒写道：“登临何处自销忧。直北看扬州。朱雀桥边晚市，石头城下新秋。昔人何在，悲凉故国，寂寞潮头。个是一场春梦，长江不住东流。”南宋词人姜夔有感于金兵两次南下，看到昔日美丽的城市遭到野蛮破坏十分痛心，他在那首著名的《扬州慢》中议论说：“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莽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到了明清时期，文人们吟咏扬州依旧。有些是对风物景色的赞赏，有些是对历史掌故的感叹，还有一些诗词比较多地透露出恬淡与闲适。比如孔尚任“酒筛时摇看竹路，画船多系种花门。曾逢粉黛当筵醉，未许笙歌避吏尊。”是不是出于对专制政治的不满而透露的一种大隐隐于市的疏狂情怀？
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古代如此众多的城市当中，敏感的诗人们为什么偏偏这样看中扬州，不仅反复吟咏，而且在他们的诗词中透露出那么强烈的赞赏和依恋，这种情感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扬州情结”。扬州城独特的地方究竟在哪里，扬州城最吸引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应该说就是她地域文化中的诗性精神！也是她与欧阳修惺惺相惜之所在。
自从扬州人张若虚以一首《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全唐”，扬州的花就是诗人们偏爱的文学素材和灵感来源，甚至还是平民的生活之资。在以食为天的农耕中国，扬州人却“十里栽花算种田。”可见扬州诗味之浓！
扬州从不缺少文坛韵事。在欧阳修来镇守扬州之前一年，他的前任韩琦就吟咏过扬州龙兴寺的芍药。而且就在韩琦任上，扬州传出了“四相簪花”的佳话。说是在州衙后院的郡圃中，一株芍药开出了四朵名品花——“金带围”，就是在红色花瓣的中部有一线黄色“腰带”的。如此盛事，韩琦自然免不了邀客共赏。当时王珪是韩的副手，王安石是幕官，都被请来了。四朵鲜花盛开迎宾，但赏花人还缺一位。韩琦断言，今天肯定会有过客来应这个缺。傍晚，果然来了太傅陈升。于是第二天重开诗宴，折花插赏。后来，四人都做过宰相，应了“金带围”的吉兆。
欧阳修来了以后，在给韩琦的书信里谈自己在扬州的文学活动说：
广陵尝得明公镇抚，民俗去思未远，幸遵遗矩，莫敢有逾。独平山堂占胜蜀冈，江南诸山一日千里，以至大明井、琼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遗以继盛美尔。（大明井曰美泉亭，琼花曰无双亭。）
欧阳修在扬继续他的山水宴游之乐，从滁州山野来到扬州水滨，亲近的对象也就从滁州的山禽与野麋转换为扬州的烟柳琼枝和邵伯湖的荷花。他在蜀冈大明寺西侧的一片清幽古朴之地构建平山堂，又亲自安排种植花木。他要将此处布置成自己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深白浅红宜相间，疏密还须仔细栽。我思四时携酒往，不叫一时不花开”。而且，欧阳修特别在堂前种植了垂柳一株，后人称之为“欧公柳”，并成为一种典故常常出现在纪念欧阳修的诗文之中。平山堂上，欧阳修常在公干之余宴饮群贤，一时传为佳话。《避暑录话》载：“（欧阳修）公每于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湖，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花瓣），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这便是今天“击鼓传花”这个游戏的起源。
但他却把自己在扬州的这些活动说成是传承了韩公的流风余韵。这固然是谦逊之辞，但另一方面也未必不是因扬州本具诗性，欧公把自己只看成扬州文学发展链条中的一环，继往开来而已。
即使这样，也丝毫不影响欧阳修对于扬州文学发展的特殊作用和重要性。强汉盛唐，扬州从不缺少歌吹和弦诵。李白、杜甫等在扬州也不乏其“粉丝（fans）”与知音。但是诗人而兼具扬州最高行政长官身份的，宋代之前的确未见。
一座诗性的城市，当然不耐烦不谙风情的治理者。就像情窦初开的少女期盼理解和欣赏自己的情郎，她一直盼着杰出的诗人来治理，做她的“真命天子”。
韩琦来了，韩琦又走了。韩琦能诗，但还不是文坛领袖。所以千年之后，不是专门的文史研究者，很少人记得他曾来过。
欧阳修来了，欧阳修也走了。他比韩琦任期短得多，但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千年等一回，一回也就足够了。他给扬州留下了美泉亭、无双亭，特别是平山堂！欧公的这些馀辉远霭，一直遗存至今。
欧公自己也始终牵挂着他的平山堂。嘉佑元年闰三月，欧阳修的诗友刘敞出知扬州，他特意填词一首，为刘敞送行：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欧公这么一唱，文章太守名扬天下。“扬州太守例能文”，从此不能文似乎就没有资格来扬州做官了。古时候科举取士，文人当官，其中多有文采风流之士。但是他们在别处没有“文章太守”这个称号，到扬州却能荣膺此名。没有别的缘故，就因为扬州地方诗性人文的精神特质，使人与城精神契合、相得益彰。
为了纪念欧阳修，扬州市民为他建立了生祠。苏轼出守扬州时，还为他的老师欧阳修在平山堂的身后修建了谷林堂。欧阳修之后，刘敞、苏轼、王居卿……，乃至历代重修平山堂的那些“扬州太守”，莫不是文采斐然的风雅之士，他们在这“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山鸦争呼号，溪蝉独清虚”的地方，“寄怀劳生外，得句幽梦馀”（苏轼诗句）。
这些诗人官员的“疏狂”是人类生命过程中的一种自由形态，而在人类生存的一切环境中，诗性的自然，是最适合这种生命形态良性发育的环境。对“疏狂”的士人，当其疏于仕宦之际，如果说狂于酒和美人之所得，像唐代在扬州担任过淮南节度推官的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主要是对生命之本真（也是一种自然）的确认，对生命本能和激情的放纵，对形而下的生命美感的自由享用；而欧阳修、苏轼诸公放纵身心于山水林泉之间，所得到的则主要是对宇宙、人生、历史和社会的形而上的沉思默想，对自然和人生的诗意的审美愉悦。这些文章太守们在扬州的文学活动，正是这种诗性精神淋漓尽致的发挥。
多亏了这次美丽的邂逅，短暂而又辉煌。没有这次邂逅，欧公还是欧公，扬州也还是扬州，但是“文章太守”的清晰概念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产生！真要是那样，于诗人于城市都是遗憾，那就成双重的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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