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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ufeng_1234

2008年伊始，中国的热点新闻不断，西丰县县太爷派警察进京抓拿女记者朱文娜，湖北天门城管群欧打死拍照者魏文华，政法大学闹出“扬帆门”（杨帆教授大骂学生、并与女学生发生肢体冲突）。这三大新闻，在互联网上持续发酵，也成为传统媒体关注的热点。

如果说，前两则新闻凸现了官权的极端暴力化和野蛮化，那么，“杨帆门”则暴露部分中国知识人在道德上的极端劣质化。吊诡的是，在强大的公共舆论的压力下，三大新闻事件发展到现在，制造恶性事件的地方官权不得不有所收敛（西丰官权向女记者道歉并撤销拘捕令，天门官权也对打死人的相关官员作出了行政和刑事的惩罚），唯独“杨帆门”的主角杨帆教授，非但没有向学生道歉，还振振有词地进行自我辩护说：“教授敢破潜规则，抓住的不仅是女士胳臂，抓住的还是道德滑坡的车轮；他维护的不仅是个人尊严，维护的还是中国师生关系的底线。”

更恶毒的是，杨帆为了打击批评他的同行，居然再次使用其与自由派辩论时的惯用伎俩，把这起有损师德的冲突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他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声称：“这个事件现在已经很混乱了，而且已经上升到学校声誉，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地步”。

其实，在北京学界，杨帆的浅薄和好骂颇有点儿名气，在写文章与别人争论时，在学术会议上，辱骂论敌是他的一贯风格。此次大骂学生，不过是换个场合而已。即便如此，“杨帆门”事件，也不过是师生之间在课堂上的十分钟冲突，根本不值得上纲上线。何况，谈到责任，主要责任也在杨帆。首先，教授不是牧者，学生不是畜生，教室不是牧场，讲台上的教授不该随便训斥下面的学生，更不能破口大骂；其次，教室不是禁闭室，学生也不是“囚徒”，教师无权命令他的研究生把教室门锁上；再次，师生冲突不是不共戴天，不该将女学生扭送到校保卫处，乞求学校的专政力量来处罚学生。最后，在此次事件中，作为教师的杨帆本人就迟到了，但他在痛斥学生逃课时，从来不会反思自己的缺课和迟到。

谈到“杨帆门”的微言大义，至多有损于政法大学的信誉，进而让社会反思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但无论如何与国家安全不沾边。难道杨教授真的认为，学生们的行为有损国家安全，而他在课堂上的大骂是在捍卫“国家安全”？

在我看来，在“杨帆门”事件中，杨帆类似于躺在地上耍泼的小无赖，将其“师霸兼师痞”作派暴露无遗，不要说有辱师道尊严，甚至有辱一般的公民道德。更过分的是，根据相关学生的披露，杨帆教授颇有奸商的厚脸皮，居然把课堂当作垄断性商场，依靠教授手中的职务权力，强行向学生推销自己的“学术成果”（每本书10元，每个光盘20元），并恬不知耻地声称在教室里卖书是为了支持儿子上学。

大学教授如此牟取私利，只能用不择手段来形容，怎么还好意思声称自己在“维护中国师生关系的底线”？作为中国政法界最高学府的政法大学，居然容忍这样的泼皮当教授，而逼迫毫无错误的女学生向杨帆道歉并作检查，如此黑白颠倒的处罚，怎么能够维护中国大学的荣誉！

从杨帆的一贯作为看，他之所以喜欢拿“国家安全”说事，不过是文革思维的遗传在作怪，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把个人小事变成国家大事，把学术问题或道德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也就是把独裁体制的“主流话语”或“政治正确”当作保护伞，让自己获得安全和利益，让对手在敏感的政治问题上闭嘴。在骨子里，杨帆的这套手段，是新左派们的惯用伎俩——用向权力的告状的方式来赢得制高点。

在2006年初的“冰点事件”中，当优秀新闻人李大同和卢跃刚遭到官权整肃时，杨帆、王小东、黄纪苏三位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非但没有同为知识分子的兔死狐悲之感，反而专干落井下石的勾当，他们借助于官方的“政治正确”，把观念之辩和学术之争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指责李大同与资本家相勾结、向强权屈从；指责袁伟时宣扬“奴化影射史学”，并称义和团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属于不容挑战的“国家信仰”。当这种“信仰”被挑战时，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关闭冰点的行为也不能排斥。

2006年3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西山召开座谈会，会议纪要传出后，遭到新老左派的大规模围剿。文革式的口诛笔伐不算，还要求北大校方惩罚贺卫方教授，甚至要求中央政治局出面干预，严惩西山会议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贺卫方。杨帆当然是这次围剿的发动者之一。在他主持的“新改革开放观研讨会上”，杨帆的发言就是政治大棒，他指责“西山会议是极右派的阴谋活动，”“正在把中国带入全面危机”。他毫无根据指控“西山会议”有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他特别提到贺卫方骂共产党，是右派的“自我爆炸”， 兴高采烈地高呼：“天意啊！”

在中国“新左派”的大旗上，贴着两块著名的膏药，一块是“毛泽东主义”，另一块是“民族主义”。前者代表着反市场化反私有化反权贵化和优先关注弱势或底层的民粹情怀，后者代表着反美反西方反全球化反和平演变和优先关注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爱国情怀。而这二者，正是当下官方主旋律中最“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既符合胡温的亲民路线和政治上学习古巴北韩的号召，也符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大国崛起”的鼓噪。

所以，新左派的毛泽东旗帜很绚丽，舞起来，令人眼花缭乱；新左派的社会公正腔调很高昂，唱起来，让人难以企及；新左派的爱国主义口号很响亮，喊出来，还有点震耳欲聋；但，除了绚烂、响亮、高亢的表皮，他们就是没有对底层民众的实际关怀，也没有对独裁强权的实际反抗，更没有对真正损害国家利益的现行体制的谴责。恰恰相反，他们的“良知”的最集中表现，就是打着捍卫“民族利益”或“国家安全”的旗帜，不择手段地牟取私利，对知识界的良知落井下石。

[ 本帖最后由 zoufeng_1234 于 2008-1-13 17:39 编辑 ]

周泽雄

杨帆教授拿“国家安全说事儿”固然是一种卑劣，刘晓波先生在批评一桩事实清楚、界限明确、性质锁定且“根本不值得上纲上线”（刘晓波语）的课堂重大事故时，把它与新左派的种种前科加以捆绑并严加质问，在批评手法上，其实犯了和杨帆教授一样的错误：也在上纲上线。
咳，这就是最让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指责别人“文革思维的遗传在作怪”者，往往自己也不慎露出“文革思维的遗传在作怪”的痕迹。
刘晓波这篇文章，我只认同上半部分。

吹笛在湖北

怎么样才能就事论事，把事情本身的道理说透，而不是牵三挂四，这个的确不容易。既是思维问题，也是文风习惯问题。

周泽雄

谢谢笛子认可。
“怎么样才能就事论事，把事情本身的道理说透？”我手头没有答案，试着瞎聊几句：这首先是个为文（含为人）的态度问题。就事论事的反面，往往是借题发挥。借题发挥作为一种文章之技，有其可取之处，但作为一种立论之道——除非情非得已——亦有其鬼祟之处。通常，弱势者针对强势者、个人针对集体，行文时尝试种种迂回之术，以期隔山打牛，可以理解。但两人间的平等驳难，不在此列。如果不是出于修辞上不容割舍的审美，两个知识人之间的平等驳难，任何形式的“借题发挥”，话说得再狠，也难免某种先天的鬼祟。
有人曾请教胡适“李敖的文章怎么样？”胡适答复说：“在我的年纪看来，总觉得不够……他喜欢借题发挥。……你要记得，作文章切莫要借题发挥！”当然，在如何做文章方面，胡适从来不是一个行家里手，但他的提醒里面，自有一番凛然之音，值得深思。
你可以借题发挥，但你也得知道，借题发挥属于批评中的“暗器”，虽可立收奇效，但亦为名门正派所不取——除非，用来针对强权者。所谓“春秋笔法”，原始含义也正是这个，可不是专供文人掐架的。

周熙

老周4楼的话精彩。不过，刘大概也不会不知道，只是不甚珍惜文字，而是借重这难得的机会予以反扑。或许，在他看来，杨帆背后就是强权，他只能使用暗器来扩大战果。
当然，我还是赞同老周所言，此为君子不器。

[ 本帖最后由 周熙 于 2008-1-13 22:11 编辑 ]

章星球

同意泽雄的观点，
单说这一句：
前者代表着反市场化反私有化反权贵化和优先关注弱势或底层的民粹情怀，
——————
因为不能象吹笛所说“就事论事，把事情本身的道理说透，而不是牵三挂四”，结果把反权贵化这种明明是自由主义的主张也送给了左派，不加分析地反对“民粹”的结果难免丧失民众基础，而丧失民众基础的自由主义主张最后只能依靠专制力量才能推行，最后就是背叛自由。

迅弟儿

删了。发言的心情都没有了.

[ 本帖最后由 迅弟儿 于 2008-1-13 23:31 编辑 ]

周泽雄

原帖由 周熙 于 2008-1-13 22:09 发表
老周4楼的话精彩。不过，刘大概也不会不知道，只是不甚珍惜文字，而是借重这难得的机会予以反扑。或许，在他看来，杨帆背后就是强权，他只能使用暗器来扩大战果。
当然，我还是赞同老周所言，此为君子不器。

哦，有可能。只是，至少落在我眼里，他旨在扩大战果的战法，反而抹煞了战果。好比，一个明明可以用脚踢进去的球，他偏要拿手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