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中科大神童教育30年的困境与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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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4月14日 新京报
               
                                                                                                

　　　3月16日，中科大少年班宿舍里刚刚回来的同学小夏在玩着魔方，他右边床上的室友正在看NBA杂志。

                   　　3月22日，中科大少年班举行30周年庆典。30年前，少年班的“神童”光环曾被无限放大。30年后，光环褪去，少年班陷入尴尬的现实环境，择生标准不完备、教育专才缺乏……

核心提示

　　3月22日，中科大少年班庆典30周年。会上，贺淑曼哭了。这位老班主任流泪是因为感叹少年班所经历的冰火两重天。
　　而这冷热两极均都扭曲了少年班的成长路径。
　　30年前，应时代需要，少年班学子的神童光环被无限放大，以点燃社会对业已停止的人才培养的热情。就在人们对神童日渐迷狂时，媒体又以“拔苗助长”“摧残学童”为由，棒杀神童班，导致少年学子心理压力巨大、“神童”宁铂出家。
　　30年后，人们发现少年班并未培养出一个诺奖获得者或是某学科的领军人物，于是对教育神童的热情迅速冷却，直至无部门管理的地步。
　　贺淑曼的眼泪想要诉说的是，神童并不神，其实他们只是一些智力、记忆力等能力超常的特殊孩子，若没有人关心他们，若把他们置于寻常孩子中一同受教育，那么他们会感到痛苦，最后会影响到他们的健康成长。




　13所高校仅剩中科大坚持为早慧孩子提供特殊教育；目前仍面临教育专才匮乏、择生标准不完备等问题
　　刚接过话筒，贺淑曼的眼泪流了下来。她接连说了三个太难。
　　3月22日，原本作为中科大少年班30周年庆典活动的中国超常教育研讨会，被贺淑曼的眼泪点染出许多悲情。
　　贺淑曼，自1982年任中科大少年班班主任后，一直致力推动中国超常教育的观念普及。她深感无力和孤单。
　　目前只有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少年班，对早慧孩子进行超常教育。但是没有完整科学的学科体系，缺乏专业的学科人才，一直令贺淑曼心忧。
　　让贺淑曼更无助的是，无论是教育部还是这个社会对超常教育的观念，都没有回归到正常轨道上。
　　贺淑曼认为，对少年班以及中国超常教育30年做一个理性梳理，已是当务之急。

【洪荒年代】造神时代造出“神童”

　　招收少年班第一批学生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考核很粗糙，最初对早慧孩子界定比较随意。
　　任知恕至今仍保留着三十年前的工作日记。他曾是中科大教务处处长。他手中那本发黄的日记，记载着少年班创立的所有经过。
　　1972年，物理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回国，建议从全国选拔部分十三四岁左右、有培养条件的少年到大学里去培训。
　　5年后，曾和原国家副总理方毅对弈的13岁“神童”宁铂被批准破格进入中科大学习。次年，也就是1978年，教育部同意中科大，这个培养高科技人才的排头兵，自主招收第一批少年班学员。
　　李政道后来回忆，“我实际的目的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和其他人才的局面。这个突破口就是对早慧少年进行超常规的培养。”
　　当中科大向社会公布招生信息后，推荐信蜂拥而至，一时间“神童”遍布中国。许多地方领导都积极推荐“神童”，并称“我们这个地方一定要出个‘神童’。”
　　当年2月，中科大派出十多位老教授，分赴上海、江苏、江西、福建、湖南、湖北、东北等地选拔“神童”。
　　“因为没有一个统一标准，考核很粗糙，面试全凭招生老师的印象和随机问答，录取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一位当时参加过招生的老教授回忆。
　　这位老教授说，出题也是因人而异，有出高三水准的题目，也有出奥数中的题目。然后再进行简单面试，问的问题也是各有不同，但有一个问题一般都会问，“你考不上会怎么办？”
　　最后录取的标准随意性比较大，老教授说，一些孩子若是特别紧张，说话结巴了，就不会被录取。
　　中科大少年班首届管委会书记叶国华回忆，最后21名智力超常少年被中科大破格录取。1978年3月9日，第一期少年班开学立即进行摸底考试，21名小神童中，数学最高为98分，最低只有10分。
　　中科大教务处的任知恕承认，最初对早慧孩子的界定非常随意。在第一届少年班之前，中科大还招收过两名少年大学生。一个声称用肉眼发现天上多了一颗宇宙新星，此后美国观星站也宣布发现了一颗新星。这名特殊才能的少年便被收录进中科大。
　　“还有一名是擅长心算的。”任知恕说，两人被录取后，与其他大学生一起上课，因为基础知识欠缺，两人很快出现跟不上班的情况，最后只能退学。


【应试之嫌】以高考界定“天才”资质

　　第二期少年班学生入学前都需经过高考。叶国华说，“这能避免考核标准不一，便于科学选材。”
　　1978年之后，系着红领巾的大学生成了中科大的一道风景。谢彦波是少年班中年龄最小的学生，也是迄今为止年龄最小的大学生。据说，他第一次走进校门时，还在滚动一只铁环。
　　这些最大只有14岁的大学生进入中科大后开始变得不适应大学生活。
　　当时中科大没有专门的一套针对这群少年的教学计划，也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只能挂在教务处下面。学校也没有为其专门设置代课教师，21个孩子半年后被分到各个专业。
　　谢彦波因为年龄小、缺乏自理能力，而无法随着学哥学姐们进入下一年的学习生活。
　　管委会书记叶国华发现，这群孩子成绩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学习成绩最好与最坏的都是少年班学生。
　　“许多小孩子心理还很幼稚，进入大学后没有固定的自习课、没有老师的敦促，少年如出笼之鸟，根本管不住自己，我们意识到必须专门设置教学计划。”叶国华说。
　　于是，针对这些问题，少年班管委会做出一些相应调整。
　　1978年9月，第二期少年班开班，学校决定小神童入学前三年，不分专业学基础，再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专业。
　　叶国华说，第二期少年班的招生方式也做了些调整。学校把招生时间放在高考后，这些早慧学生有了高考成绩，“这能避免考核标准不一，便于科学选材。”
　　然后，学校再派老师到考生所在中学小范围内组织复试，复试中科大自主命题的语文、物理、数学，采取笔试与口试结合的方式进行。

【复试漏洞】取消复试招来伪“神童”

　　1982年，中科大恢复复试，并增加了现学现考环节，以甄别哪些是家长填鸭式教育出的“神童”。
　　中科大少年班这个天才集训营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太平静。刚办两期，就遭遇社会质疑，有人说是摧残儿童、神童集中营，还有人直斥办少年班是拔苗助长。
　　1980-1981年两届，中科大又将甄别早慧孩子的程序减少了面试环节，简单地根据适龄考生的高考成绩来做入学标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校领导说，“当时，少年班招生是图简单省事。”
　　于是，望子成龙的家长通过改年龄或填鸭式教育的方式，在家里纷纷打造着让社会敬仰的神童。
　　对于少年班，媒体更是掀起了一场场口诛笔伐。
　　“学校的压力当时非常大，科学院的领导也感受到了压力，多次询问少年班情况。”一位退休的老校长回忆说。
　　1982年，中科大恢复复试，并在以往只有简单面试的基础上增加了现学现考环节。
　　“这样就能甄别出哪些是填鸭式教育出来的孩子。”孔燕说。
　　孔燕目前在中科大担任少年班班主任。她说，事前没有任何通知，临时聚集大家，请来一位教授，不讲基础知识，直接讲很难的内容，45分钟的课一结束，就立刻给学生发试卷，要求现场考试。考试的内容对于普通的大二学生都不轻松。
　　“智力超常的孩子，反应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很快，当场都能答对很多题，而被填鸭式灌输出来的孩子，一道题都可能答不上来。”孔燕说。
　　“老师将我们70多人聚集在教室里，现场发放录取通知书，没领到的则视为落选，很多落选学生最后都掉了眼泪。”一位曾经参加考试的“神童”说。
　　在孔燕心目中，甄别这些孩子，其实是为了他们好，“少年班的竞争很激烈，如果是靠填鸭式灌输考高分的孩子进去了，很快会跟不上，那时他们会很痛苦。”

【减压难题】迟到的心理教育

　　因恐惧失败，宁铂曾三次报考研究生，都未进考场。心理教育和入学前心理测试对少年班很重要。
　　宁铂在1985年变得异常痛苦。这让中科大从另一个角度开始反省自己对早慧孩子的认识。
　　1985年，在媒体的过分宣染下，宁铂变得谨小慎微。这个少年天才异常恐惧失败的来临。他曾三次报考研究生，却从未踏进考场。他曾私下回忆说，“自己当时的痛苦主要还是来自于舆论的过分渲染(他后来以致拒绝媒体采访)。‘神童’剥夺了我许多应该享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宁铂找到叶国华说，“我现在压力太大了，外界把我捧得那么高，我承受不了失败。”
　　“我们开始意识到，少年班的学生受舆论影响太大了，必须引起关注，”叶国华说，从那一年起，中科大规定少年班采访必须经过学校宣传部同意，任何媒体不得采访在校少年班学生。宁铂的出现让学校开始注重学生的心理教育。
　　叶国华发现，少年班的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和他们的自负有着某种关系。
　　小神童谢彦波18岁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后转而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跟随诺贝尔奖获得者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学习。

少年班30年探秘：“神童”教育尴尬现实

　　13所高校仅剩中科大坚持为早慧孩子提供特殊教育；目前仍面临教育专才匮乏、择生标准不完备等问题
　　安德森是一位深邃而傲气的人，而谢彦波比他本人还要傲气。这令安德森无法容忍。
　　谢彦波说，“我的论文不讨他的喜欢，写的是他的理论不对。”在普林斯顿的中国同学圈子里，谢彦波与导师不睦，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最后他没拿到博士学位，便回国了。
　　1986年，中科大在甄别早慧孩子的考试中安排了心理测试。
　　“心理测试，主要考查一个孩子的非智力因素，比如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评价。” 孔燕的另一个身份是中科大心理教育中心的主任，一直负责少年班招生复试中的心理测试。她说，根据多年的经验，如果一个少年班的孩子失败了，可能问题就会出来，如自控能力太差。
　　而如何对这些孩子进行测试，内容一直是保密的。孔燕担心的是，“一旦测试内容公开，很多中学可能会出现专门针对这一测试的训练，这样一来，这个测试就失去了价值。”
　　孔燕也知道，一些经过了心理测试的孩子，难免会被高中母校请回去交流经验，测试内容完全保密也并不可能。
　　“因此，我们的测试内容每年都变，不会固定下来。”孔燕说，中科大少年班也是从此开始设置了少年班的心理辅导员，以缓解学生的各种心理压力。
　　也是这一年，中科大选拔早慧学生的考核成型，在经过统一笔试、现学现考和智商测试后，还有经过综合考查，老师利用课余、晚上的时间，逐个找学生谈话，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学习、生活、个性特点。

【生源困境】
　　“天才”预备班出世

　　中学开出少年班预备班，为中科大输送人才，遭到诟病，反对者称其刺激家长拔苗助长心理。
　　在中科大曾经能看到这样的现象，经常有一些家长带着不满十岁的孩子，千里迢迢从全国各地专程赶往地处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要求让他们的孩子进少年班学习。
　　也有不少家长给少年班来信，反映他们的孩子智力超常，接受能力强，常常感到“吃不饱”，担心与智力一般的学生在一起学习，学习兴趣会渐渐消退。
　　“这些孩子很聪明，学习成绩也很优异，但往往尚不具备优秀高中毕业生的文化水平，学校只好说服他们回去”。3月12日，受访的原中科大校长辛厚文说。
　　于是有人建议，应该办“超常儿童中学”，自成一体，为少年班选拔人才。中科大少年班面临了一个新的课题：智力超常少年的因材施教，应不应该、能不能从中学阶段开始抓起？
　　1985年，中国科大与北京景山学校、江苏省苏州中学联合，分别在这两所中学创办了少年班预备班。
　　但少年班预备班一开始就遭到诟病，反对者称其刺激了家长拔苗助长。
　　3月21日，苏州中学张昕受访称，当初设置预备班就是为了保障少年班的生源，在学生进入少年班之前能对其学习生活有个系统的培养，“每年只招收30名左右的学生，小学的年龄、初中毕业的水平，我们自主出题考试，全国招生，有严格的选拔机制。”
　　可是，让张昕没有想到的是，“许多家长，自孩子一出生就进行填鸭教育，做作业、考试不厌其烦，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就是天才，未来肯定能进少年班，参加我们的入学考试，一次又一次都考不上，严重伤害了小孩子的自尊心。”
　　“为了学费，为了出成绩，什么样的孩子家长都想来读预备班，必然会贻害很多孩子。”张昕认为中科大少年班的模式并不适用于每个孩子，预备班也同样只适合少数孩子。

【教师匮乏】
　　超常教育协会休眠6年

　　教育部官员说，“中国超常儿童有多少，不就是一小撮吗，能不能培养出天才，我们心里没底。”
　　贺淑曼对这些小神童产生了兴趣后，开始通过资料了解何为超常教育。她发现超常教育即所谓天才教育在世界各处都存在着。
　　20世纪70年代，美国成立“天才儿童教育局”，有100多所大学对天才学生进行专门培养；英国成立“天才儿童国家协会”；法、德、日、澳等40多个国家都开始发展超常教育。
　　美国《天才教育手册》指出：“我们不应停留在仅以一种特定方式把天才学生作为一个集合从学生总体中识别出来的水平上，而应创立一种方法，对不同个性类型的天才学生给以具体的考虑。”
　　贺淑曼觉得，中国的超常教育目前缺乏理论体系，“少年班的老师都是从其他系调来的，几乎没搞过少年班教育。少年班缺乏一个科学的模式管理。”
　　贺淑曼萌生组建个超常教育学会的念头。
　　自1988年开始，贺淑曼开始四处托关系申办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
　　“找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他们说超常教育应该包括中小幼人才的阶段培养，找基础教育司，说你这超常教育还有大学阶段呢，我们管不了，找特殊教育处；特教处说他们只管针对残疾人的特殊教育。”贺淑曼说。
　　贺淑曼清楚记得教育部一位官员曾对她说，“中国智力超常的儿童究竟有多少，不就是一小撮吗，投入大量的物力、人力、财力最后能不能培养出一个真正的天才，我们心里没底。”
　　我年纪也大了，
　　在北京
　　‘单枪匹马闯天下’，
　　太难了，
　　不想当理事长了，
　　谁接班呢？
　　———中国专业人才委员会理事长贺淑曼说。
　　1995年，调到北工大工作的贺淑曼几经努力，终于挂靠到中国人才协会，获得了民政部的审批。
　　由于贺淑曼身在北工大，北工大又无少年班，贺淑曼便将其一手促成的协会交给了中科大少年班，由当时主管少年班事务的中科大副校长尹鸿钧任学会理事长。
　　“截至2000年，协会除了开了个成立大会，什么事情都没做，最后中科大提出将这个学会归还给我，说学校根本没有一个超常教育方面的专业人才，无力承担这个学会的发展。”贺淑曼说，她再次成为学会理事长。
　　“主要是国内这一块的专家和学者太少了。”贺淑曼说，民政部官员告知，如果再不搞些活动，协会才勉强举办了几次研讨会。
　　为了找一个新的学会理事长接班，贺淑曼找过北师大、中央教研所等单位。
　　“他们一听就说，我们不懂什么叫超常教育，这些都是中国最好的教育研究或实践单位，他们都不理解什么叫超常教育，可见中国的超常教育发展处于多么初级的阶段。”贺淑曼觉得很无奈。

【路向何方】
　　超常教育前路漫漫

　　贺淑曼观念是，超常教育是终身教育，而不是目前这样只针对超常儿童的阶段性教育。
　　2004年起，贺淑曼决定还是自己亲自主持超常教育学会，并开始反思以中科大少年班为代表的中国超常教育现状。
　　“中科大少年班进行了三十年，我觉得道路是越来越窄了。”4月2日，贺淑曼认为，超常教育只面向智力超常儿童，是狭隘的，超常教育应该是培养创新或拔尖人才的，应该包括超常儿童、潜慧儿童等智力水平在中等之上的。
　　“按照传统的招生要求，智力超常儿童是越来越难找了，生源是个问题。如何评判智力超常儿童至今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贺淑曼说。
　　在贺淑曼的超常教育理念中，超常教育其实是超常人才教育，是终身教育，初中之前应因人施教、优质育才，大学高中应因材施教、扬长补需，进入社会因需施教、终身教育，而不是指少年班这种只针对超常儿童的阶段性教育。
　　“少年班三十年了，你问他什么教育理念，一些老师说因材施教，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好。”贺淑曼认为，少年班的孩子，性格、心理、智商、情商均处以发展时期，具有极大的可塑性，“材”根本还没定型。
　　“我觉得目前少年班要注重三个协调，学生身体与心理成长的协调；智力与非智力因素成长的协调；学习与社会化的协调，目前中科大这块做的还不够好，宁铂等人就是这方面的惨痛教训。”贺淑曼说。
　　4月2日，贺淑曼在给毕业于少年班的李俊凌写信。李俊凌于1987年毕业，如今是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耳鬓斑白的贺淑曼在信中说：“我经常应对媒体和北京学者的非议，感到很无助、很孤单。我年纪也大了，在北京‘单枪匹马闯天下’，太难了，不想当理事长了，谁接班呢？很发愁。”

一个少年班学生的“回归”之路

　　【人物】
　　如果没上少年班，江勇认为当时自己极有可能成为一名“不良少年”。
　　把一帮早慧的少年聚集在一起，给他们充足的自由空间，因材施教———江勇认为少年班是个伟大的尝试。
　　3月21日，中科大少年班成立30周年研讨会上，江勇作为学生代表发言，“现在，我就敢承认，我就是天才，少年班万岁！”
　　这名1986级少年班学生，鼓励学弟学妹勇敢地承认自己是天才，要勇于承受“天才”带来的一切压力和痛苦。
　　叛逆少年选择少年班
　　1986年，15岁的江勇产生了强烈的厌学心理。
　　满世界疯跑、掏鸟窝、打架，跟“不良少年”混在一起，但学习成绩很好。
　　江勇说，当时之所以不想上学，是因老师讲的东西他都了解了。
　　出生在甘肃一个偏远小城的江勇，小学只读了三年就跳到初中。“父母的藏书都被我读完了，许多古典名著和一些科普的书我不仅看，还能背下来。当时有个想法，要成为科学家。”
　　不爱学习，成绩却名列前茅，于是他被称为“神童”。
　　江勇记忆力好，可以背很多东西，他觉得老师要求的都是死记硬背，但“不要问为什么，老师不喜欢也不知道”。
　　1985年，江勇读高一。他说自己用了3个月时间，自学了整个高中课程，然后开始逃课。那时他觉得什么都会了，呆在学校浪费时间，不喜欢跟同学在一起，“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傻呼呼的”。
　　排斥老师、孤立于同学、封闭自己，“当时觉得自己比普通人聪明，是个天才，不愿意和普通学生一起”。
　　1986年，北大少年班到江勇所在县城招生，15岁的江勇决定“要进少年班”。
　　找到北大招生老师，在说了“不录取我是北大的损失，因为我很聪明”后，他只是给老师留下了狂妄的印象。
　　1986年上半年，江勇参加了省里的许多理化竞赛，名次都在前十之内。当年7月，江勇报考了中科大，9月被中科大少年班录取。

经历“成长的烦恼”

　　做个伟大的科学家，这是江勇进少年班时定的目标。
　　当时的媒体对少年班轮番“轰炸”，几乎每天都有记者在教室晃悠。“天才”、“神童”的称号，让这群孩子一方面很陶醉，另一方面承受着巨大压力。
　　“早出晚归，有的通宵呆在教室学习，早晨三四点起床的很多。少年班竞争太激烈了，你是神童我也是神童，我不能输给你。这种想法在少年班很普遍。”江勇说。
　　江勇对这种他认为比“高中更高中”的生活很不适应，他说本以为大学就是自由地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大一考试，江勇排名中下游，大二起出现多门不及格。
　　他开始思考为什么要学，为什么要成为科学家，“一直想不明白”。
　　大二开始，江勇迷恋哲学。大四，因不及格科目较多，学分没修够，江勇留级。
　　如今，江勇回头看，认为当初经历的其实是“成长的烦恼”。不过，当时没有心理老师，同学都闷着头学习。
　　1992年，江勇考研。5月，成绩公布，江勇蒙了———他最喜欢、考得最好的量子光学只考了40分。
　　“自己的天才形象瞬间崩塌”。江勇说，他终于想明白了，一，自己只是个普通人，所谓天才也包括意志与努力的。二，考研是因害怕走向社会，想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继续呆在学校。
　　1992年7月，江勇大学毕业，决定走向社会。
　　
光环之后的回归

　　毕业后的江勇，到了福建漳州印刷厂。
　　学量子光学被认为跟电有关系，江勇被分配做电工。
　　江勇说那时他很消沉，面对社会不知所措，不知跟领导、同事怎么打交道，频繁与同事发生矛盾，“当时我还认为自己是个天才。”
　　1992年，江勇开始“下海”。“工资养不活自己，做生意补贴一下，开始倒卖拖鞋、腰带、打火机什么的，每样就赚个几毛到几元不等。”
　　之后，江勇先后两次“创业”，均无果。1994年底，他到了上海，与读书的女友相聚。江勇说，在上海，他与民工一起住过工地，卖过电脑、软件。
　　“一直对现状不满意，觉得自己的价值没有完全得到体现，觉得可做更大的事。”
　　1998年初，江勇花了两个月时间学习，很快成为一名“专业”软件设计师。“其实天下学问都是相通的，只要你能掌握科学的思考方法，很快会掌握新知识。这种思考方法是中科大少年班给的。”
　　2001年底，在经历了无数次转行与跳槽后，江勇成为光明乳业的高管。
　　“经过一连串的打击和变故，我终于摆正了心态。天才的头衔于我太沉重了。”江勇说，他觉得自己终于回归了普通人，不再背着天才的包袱。
　　2002年，江勇被中科大超常教育学会聘为理事，“我很希望能为少年班做点事情。”
　　“我经历过他们这个阶段，充满迷惘与孤独，我要和他们谈心。”3月21日晚，江勇约了两个少年谈心。
　　“你们既然选择了做一个天才，那么就要承受这个选择带给你的一切压力和痛苦，做一个诚实快乐的人。”江勇对两个自称有些痛苦的少年说。

　　少年班的“显赫”数字

　　-链接
　　●学历情况：少年班共招收31期学生共1220人，已毕业1027人，其中935人考取研究生，占91%.前16届毕业生(1983-1998年)共590人，64%获得博士学位，26.9%获得硕士学位。
　　●职业选择：据不完全统计，约20%的学生选择了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有93人拥有国内教授、副教授职称，和国外终身教授；在北大、清华、中国科大、复旦四所大学担任教授的有近20人。
　　●活跃领域：有超过70%的少年班毕业生活跃在海内外经济、IT、金融、制造等领域，其中在世界500强企业任职的约35%.
　　●学术成就：在国际学术前沿，有18人在西方一流研究型大学任正教授，有多人获得国际知名大奖。国际工商、金融等领域也有中科大少年班学生。
　　●两个优异班级：1986级，29名学生，后来取得博士学位的有18人、硕士9人。1987级，学生43人，博士24人、硕士13人，其中有阿里巴巴集团参谋部副总裁李俊凌与“哈佛美女教授”庄小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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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从神童宁铂出家看最早一代神童命运
2005年07月22日　南方周末　　

宁铂、谢彦波、干政等这些当年最为耀眼的神童今归何处

　　7月1日上午，那些穿着短裤和球鞋的中年男人站在母校宽阔的草坪边互相拍照。这是中国科技大学1978级少年班成员分别26年之后的首次班级聚会。在合肥的烈日下，昔日“神童”们温和有礼，神态自信。他们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国外，却仍对这所学校颇感自豪，渴望着能为它做点儿什么。那些要做的事情包括：为校友基金会捐上几笔款项，开办几场讲座，以及为自己的班级树立一块价值10万元的纪念雕塑。雕塑将刻有每个成员的名字，包括张亚勤，也包括宁铂、谢彦波和干政。

　　不过，在他们身后的校史馆里，关于这个班级的陈列却没有这么一视同仁。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亚勤的名字在陈列柜中非常醒目。与此不同的是，在几张有宁铂、谢彦波和干政出现的图片下面，他们仅仅被写作了“少年班同学 ”。

　　这3位当年家喻户晓的“神童”的命运，发人深思。

　　“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

　　从举荐信发出的那一刻起，这命运就注定无法逆转。

　　“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中科大校友、盛元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张树新回忆说，“那时他们在整个国家都是绝对的明星。”

　　1978年，整个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都在报道宁铂。

　　据当时的报道，宁铂2岁半时已经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戴眼镜的神奇少年为整个国家所熟知。

　　他被称为“神童”。

　　受宁铂影响最深的是当时的孩子们。这个超乎寻常的“神童”刺激了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促使他们向自己的孩子施加压力。相当多的孩子因此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多么平凡无奇。一些受到激励的孩子效仿宁铂，开始超前学习并跳级，另一些孩子则倍感压力。

　　“当时父亲拿着报纸，对我说，‘看看人家宁铂，再看看你！’我立刻觉得，如果宁铂愿意做他的儿子的话，父亲一定会把我像垃圾一样丢掉。”多年以后，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的习路平回忆说，“那种痛苦、伤心的感觉我至今不能忘记。”

　　类似事例决非个案。宁铂在1980年代早期的影响力是如此之高，以至20多年后，有人把他与张华、朱伯儒并列为当年的“时代人物”。

　　一切都源自一封信。1977年，宁铂父亲的好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这位江西赣州八中高二级的少年天才。其时，中国百废待兴，举贤正是要务。当年11月3日，方毅副总理批示当时为中科院下属单位的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中国科技大学派人到赣州考察宁铂，准备进行“破格”的教育，接着又为此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

　　当时聪慧的孩子并非只有宁铂一个。“在赣州八中，当时就有许晋、潘辛菱和陈英3人与他不相上下。”当时的班主任余深贵回忆说。在中科大特别组织的考试中，排名第一的是许晋，宁铂只考了第二名。

　　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宁铂被公众看成是“神童中的神童”。从举荐信发出的那一刻起，这命运就注定无法逆转。1978 年3月，宁铂和谢彦波由此来到了中国科技大学。而其后25年中宁铂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来它被认为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观点在会议上重新提出。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一时期后来即被称为“科学的春天”时代。

　　整个国家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对宁铂的各种赞美也达到了最高峰。

　　197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后来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张亚勤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报告文学。看完之后他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神童”宁铂的事迹。几天之后，张亚勤跳了级。6个月后，他也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

　　这一年最吸引读者的新闻是，13岁的宁铂与方毅副总理下了两盘围棋并获全胜。报刊上发表了宁铂在中科大校园葡萄架下读书的照片，这个葡萄架很快就成了新生和外来客必须参观的地方。在纪录片里，宁铂率少年班同学仰望夜空、为同伴们指点星象的镜头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中。

　　人们对宁铂的兴趣之浓厚，已使报纸的传播能力不能匹配，他的故事甚至成为了手抄本的题材。

　　在这一年，就读于安徽省庐江中学的干政看到了这些手抄本中的一份。在考入少年班之后，干政告诉老师，他是受宁铂的影响才来到这里的。他记得那份手抄本被太多的人传阅，纸张又破又旧，边缘卷了起来。

　　同样，谢彦波也被“选中”了。“宣传宁铂是因为他最有名，”一位当年的少年班校友说，“宣传谢彦波则是因为他年龄最小。”

　　很快，谢彦波天真的微笑、算术板书的背影，也出现在了媒体刊登的照片上。其后几年中，中国科技大学的招生广告上都有他的身影。尽管他还系着红领巾，又是一个畏惧与人交往的孩子，还是被安排经常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

　　相比之下，干政当时受到的宣传并不多，不过这只是与宁铂和谢彦波相比而已。在当时一本名为《神童的故事》的畅销书中，就写有“干政切瓜”的故事：当时少年班的招生老师提问干政，对一只西瓜横竖各切多少刀，那么会留下多少块西瓜 ——数字不断上升，12岁的干政却始终对答如流，直到招生老师惊其为天才。

　　许久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宁铂曾经说，自己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如今，谢彦波也持相似的观点。

　　他们都曾表示，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们决不会再读少年班。

　　个中原因，正是多年以来甚少公开过的事实：在那宁铂与谢彦波的时代，两个主人公自己却忍受着苦闷的煎熬。

　　宁铂的“逃亡”

　　25年中宁铂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

　　直到毕业之后很久，宁铂还在不断地回忆自己赴中科大报到前一天的那个上午。那天他被倪霖叫到了家里——一切因倪霖的举荐信而起。倪霖说，自己对他有两点担心。这两点是：

　　1.宁铂被捧得太高，如在天上，希望他自己能够清醒认识；2.跟别的孩子不同，宁铂早熟，早恋倾向严重，尽管他的父母都还没觉察到这一点。倪霖警告说，如果宁铂去招惹女孩子的话，那么最终受害的将是他自己。

　　宁铂在1994年说：“遗憾的是，那些年我几乎把这些话给忘了。”

　　在宁铂自己看来，青春期是把双刃剑。比当时大多数孩子早得多，宁铂11岁就进入了青春期。这使得他相对成熟，在学习时拥有比同龄人更强的自控能力。不过发育与年龄之间的落差，似乎又让他备尝苦闷的滋味。

　　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不仅擅长围棋、中医，还是张树新组织的“星期天”诗社的成员。尽管如此，以当时中科大 11∶1的男女生比例，以及他的比别人更小的年纪，实现浪漫憧憬的机会还是相当渺茫。另外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他身材矮小，在女生面前的魅力值并不高。

　　真正的苦恼大约出现在16岁左右。“当时明显地看得出来，他对女孩子感兴趣，”张树新回忆说，“但是他就那样 ——我是宁铂啊——不说，绷着。”

　　她对宁铂的印象是，极端自尊，又极端自卑。不过，她相当欣赏宁铂的一点：尽管看上去似乎不通人情，实际上他却相当绅士。

　　对于当时的少年班来说，类似的问题并不典型。入学时谢彦波11岁，干政12岁，他们的青春期焦虑还要在几年之后才能出现。

　　大多数孩子是如此之小，以至班主任汪惠迪不得不在早上帮他们冲奶粉，有时还要为每人煮上一个鸡蛋。除了白天的文化课之外，下午她还要给他们加上一节当时学校里还没有开展的体育课。晚上她要去查房，替他们关灯。

　　即便是在“神童云集”的少年班里，宁铂的聪明程度也让大家钦佩不已。不过，他在课业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不及格的科目甚至多过了一般同学。然而外界的赞美仍在继续，公众意义上极具天赋的宁铂形象从来就没有被否定过。

　　“其实当时宁铂就不行了。”27年后，当年的同学彭兴说，“他的成绩很一般，而且表现出来的性格很怪。”

　　尽管如此，一条通往圣殿的道路一直铺到了宁铂和谢彦波的面前。这座圣殿就是在当时中国科学界红极一时的理论物理。

　　宁铂、谢彦波和干政3人的专业都是理论物理。干政显然适合这一领域，CUSPEA考试的优秀成绩就是证明；谢彦波的天赋更为明显，甚至在很多年里被周围的人半开玩笑地称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相比之下，宁铂与物理学的结缘却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错误。

　　在赣州八中时，宁铂的物理成绩就在各科目中较弱，更重要的是，他对它缺乏兴趣。

　　入学一年后，少年班学生开始选系。宁铂告诉汪惠迪老师，“科大的系没有我喜欢的。”汪惠迪帮宁铂打了一份报告，请求调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这是他第一次试图离开科大，也是失败得最干脆的一次。“因为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 如今汪惠迪说。

　　她把报告交给了教务处长，报告立刻就驳回了，原话是，“既来之，则安之。”

　　对天文学的爱好受阻之后，宁铂把它转向了对神秘主义“星象学”的研究。在中科大内部，宁铂的“怪异”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彭兴觉得，宁铂后来对宗教和气功的执著似乎与这一时期的爱好也有关系，“当时他就神神道道的。”

　　离开少年班16年后，宁铂曾私下回忆说，自己当时的痛苦主要还是来自于舆论的过分渲染。

　　“在很多场合，人们要求我七步成诗。”他说，“那时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长期接受的教育又是顺从、克己复礼，因此痛苦充溢着我的内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压抑自己的个性中度过的。‘神童’剥夺了我许多应该享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本科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并在19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不过，这已经是他能创造的最后一个记录了。

　　1982年他第一次报考研究生，但报名之后就放弃了考试。第二次，他前进了一步，完成了体检，然后放弃了。第 3次，他又进一步，已经领取了准考证，但是在走进考场的前一刻又退缩了。后来他对别人解释说，他是想证明自己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那样才是真正的神童。不过汪惠迪以及身边的很多人却认为，他只是过分地恐惧失败。

　　在第3次退缩时，学校的一位老师抓住了他，逼他去考，他声称，再逼的话他就逃跑。

　　宁铂一直想逃跑。他很少做物理学科的研究，却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和宗教。1980年代后期，在科大天体物理系的课堂上，他开始向学生询问托福考试的情况。1989年、1990年、1991年，他连考3次托福，均未过关。 1988年结婚之后，他练习气功，吃素，与常见的生活习惯渐行渐远。1993年，因为与妻子的一次小口角，他跑出家门，四处游荡了半个多月。这之后两年间，他一度下海，最远跑到了海南，最终却不得不回到科大。

　　1998年，宁铂参与了一次央视“实话实说”节目，探讨“神童教育”。当年的一则报道说：“节目录制期间，宁铂频繁抢过话筒发言，语速很快，情绪激烈，猛烈抨击‘神童教育’。周围观众不时发出笑声，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童宁铂。”“第一神童”的倾诉已经无人倾听，属于他的时代彻底烟消云散了。

　　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他又一次失败。

　　再一年后，他成功了。

　　终生的缺陷

　　在朋友们面前，谢彦波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

　　彭兴生于1963年1月，入学时16岁，是少数的几个超过15岁年龄限制的学生之一。入学之后他接受的任务之一就是“看着”谢彦波。

　　谢彦波年龄小，自理能力差，自视甚高，尤其不懂如何与人交往。入学时他刚刚11岁，此前只有小学5年级的人生经验。在中国科技大学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说是，第一次走进校门时，他还在滚动一只铁环。

　　谢彦波受到困扰的时间要比宁铂晚得多。他回忆说：“在少年班的最初阶段我年龄还小，对外界的宣扬没什么太多的感觉。”第一个学年过去后，打牢了基础的谢彦波选择了物理系。从此，这个系着红领巾的大学生的潜在天资得到了充分表现，一路成绩骄人，直到毕业。

　　不过，从入学时起，老师和同学们对谢彦波的担忧就从没消散过。

　　“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他的问题就尤其严重。”汪惠迪老师说，“他们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与此对应的是，一些当年的少年班成员承认，他们至今仍缺少人际关系方面的能力。“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少年班同学秦禄昌说，“一旦过了那个年龄，这一课就永远补不上了。”

　　在朋友们面前，谢彦波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1982年，谢彦波提前一年大学毕业，15岁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跟随于渌院士读硕士，18岁又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被看好在20 岁前获得博士学位。不过，这段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光，却成为他人生转折的开始。

　　“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汪惠迪说，“于是转而去美国读博士。”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谢彦波可谓因祸得福，得以跟随大名鼎鼎的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学习，后者在1976年因为在凝聚态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在沃德罗普的著作《复杂》中，这位教授被描述为一个深邃而傲气的人。

　　对安德森来说，谢彦波的性格中有着令人无法容忍之处，那就是比他本人还要傲气。

　　“我的论文不讨他的喜欢，”谢彦波说，“写的是他的理论的不对。”

　　在普林斯顿的中国同学圈子里，谢彦波与导师不睦，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

　　本来，事情并非毫无转机，可是恰在这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北大留学生杀死美国教授事件。当人们意识到应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时，谢彦波被怀疑为潜在的危险。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这意味着后者的留学生涯的结束。这件事情后来在中科大内部争议颇多。

　　此前有传闻说，谢彦波曾用手枪或菜刀威胁过安德森。记者就此向谢彦波求证，他神情自然地予以否认说：“那我没有，我没有。”

　　同样铩羽而归的还有干政。他与谢彦波的轨迹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普林斯顿，都是学理论物理，都是与导师关系紧张。

　　回国后，物理系的一位主管老师找到了干政，表示他可以回科大读博士。令大家惊讶的是，干政拒绝了。几年之后，在家赋闲已久的干政又表示想到科大工作。这一次科大没有同意，当时科大聘用教师已有新规定，博士文凭是必要条件。

　　就在4年前，汪惠迪老师还劝干政再去读博士，干政表示不想读了，他不信再花一年时间还找不到一份工作。

　　这一年的努力最后也化为了泡影。在此期间，他的精神疾病时好时坏。最终，干政被自己禁锢在了与母亲共同居住的房间里。

　　相比之下，谢彦波的“运气”要好一些。他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很快他结了婚，没有什么积蓄，分到了一套楼下总是有人打牌的小房子。在持续不断的烦恼中，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才结束了往日的梦想。

　　做不成普通人

　　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已经难以实现。

　　多年以后，每当谈及少年班，中科大校方必定提起张亚勤，以证明少年班教育的成功。少年班同学彭兴认为，后者的成就恰恰得益于当年的默默无闻。

　　“其实他和谢彦波的情况差不多，刚来的时候年纪都小，基础都不行，跟着课程都很吃力，但是天分比较好。”他说，“他们俩的差别，就在于谢彦波被宣传得太多，心理压力大，人也容易张狂。张亚勤受到的宣传就很少。”

　　对于3位“神童”的人生路，当年的班主任汪惠迪感到难过，但是并不觉得意外。“当时各个方面的因素，宣传、压力、体制、教育方式，都对这几个特殊的孩子不利。”她说，“可是，我们眼看着一切发生却无能为力。”当时她不希望这几个最有名的孩子受到太多的报道，也一再告诫他们一定要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但均收效甚微。

　　“那个年代需要一个宁铂去唤醒人们对于教育和科学的重视，这种需要形成巨大的压力，最终却压垮了宁铂。”秦禄昌说。

　　当年的秦禄昌在那个著名班级里不受瞩目，如今则在美国北卡大学物理系和材料系担任教授，因其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而被称为“纳米博士”。

　　在6月30日的同学聚会上，有些当年的少年班同学说，这也许是人生的宿命，因为3位面临问题的昔日神童在童年时期都曾经表现得比较孤僻。不过，立刻有人反驳说这不是问题，“就本来的性格来说，少年班里有几个开朗外向的？”

　　当年的少年班同学，如今供职于旧金山议价金融机构的裴益川说，人生路上变量太多，很难说清楚什么才是宁铂等人的麻烦的真正制造者。

　　“也许我们看到的都是皮毛呢？”他说，“也许这是高智商群体中必然出现的宿命呢？”

　　程陆华的看法与此接近。她是宁铂的前妻。她也相信，造成宁铂等人的问题的因素是无限复杂的。正因为这一原因，在前些年，她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反对矫枉过正，与前夫的思路一直存在分歧。她像别的家长一样，要用约束的、规划的方式培养孩子。宁铂则坚持，决不应该设计孩子的未来，应任其自由发展，哪怕孩子最终只能做个普通的人。他对孩子惟一的教化是，不以自我为中心，要真正地去爱人，关心人。

　　实际上，在成年之后，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已经难以实现。

　　张树新说，宁铂等人的麻烦，恰恰在于没有人会把他们当做普通人看待。实际上，即便是在1996年前后，一些媒体报道宁铂“只成为了一位讲师”之时，众人的叹息仍然基于这位“少年天才”拥有着杰出禀赋这一前提。

　　9年之后，情况又大不相同。如今人们已经忘记了追问宁铂、谢彦波和干政的去向。他们的名字几乎不再出现在新闻之中。即便是宁铂的父亲宁恩渐，也已经放弃了过去的所有幻想。他现在的期望只是，儿子能够重新回到科大工作。

　　“宁铂还在学习，他还没有完蛋。”这位父亲倔强地说，“我相信他有一天会回来的。”

　　宁恩渐拒绝透露儿子的行踪，因此记者最终也没能找到宁铂。在网络上搜索他的相关信息，同样没有任何线索。

　　只是在一家网站上，记者找到了宁铂建立的一处同学录，成员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就是他自己。网站记录的建立时间表明当时他已出家为僧，不知身在何处。那是2004年元旦的晚上。

丙辰龙

天才儿童跟智障的孩子一样无辜，都属于特殊人群，就像弱智、聋哑儿童需要特殊教育一样，他们也需要被区别对待。

我弟弟在科大读书的时候，我去合肥多次，印象非常好。 总觉得科大的学生某种气质跟其他高校的学生不太一样，学习的气氛非常浓，学校里秩序井然，图书馆坐满了人仍然是静悄悄。西区的教学楼也像是学习的地方，都不高，不像某些高校把教学楼建的富丽堂皇，盲目追求面子。 （哈哈，我上面这话太主观了，可能是爱屋及乌吧，包涵包涵）

emmer

龙姐姐太客气了。
中科大在外界的眼里常常带着一种神秘色彩，从媒体曝光率来说，它比北大清华更加低调朴实，也可能是理工科大学的特点使然。
从上面的报道来看，中科大少年班的毕业生其实人才济济，而媒体常常集中火力去质疑一些问题，新闻规律使然。经常一两个人出了问题，经过媒体的放大镜，被渲染成了很严重的问题。比如说，苏丹红事件等等，很难说公众的神经是不是太过敏感。凑得太近看，总是会比较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