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思于静思之间

上次来同里，还是十年前。十年后，四月的雨中，和朋友相约再次聚会而来到同里。小桥仍是那小桥，古镇还是那古镇，变换的只是一波又一波的游客。到达同里的时候，淅淅沥沥的下着雨。虽是雨天，却仍人头涌动，热闹非凡。去同里，必定要去的就是退思园。退思园，闻得这个名字，就能估摸出这当初筑园的主人必然是那昔日的风光大吏，之后不得意退隐的文人。古来中国文人，未得功名之前秉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念。但是一旦功名在手之后，富贵自然也就是相伴而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读书人的信念，在官场与家族的现实冲击之下，也不得不妥协变通。黄仁宇说道中国文人在未得功名前，由于家族的支持而能坚持下来，而一旦得到功名之后，往往需要回报家族。而作为中国文人内心支持的孔孟之道，在现实面前又不得不变通。如果能在保证个人富贵的同时，还能兼济天下，就已是非常难得。

退思园的主人任兰生，却能免于家族的包袱。任兰生祖上家业丰厚，任氏家族已有四代居住在同里，他的曾祖任祖望和祖父任振勋都是国子监生，父亲任酉是附贡生、候选训导，属于乡绅中有名望的人物。1858年，21岁的任兰生加入皖军，在平定捻军的战事中因功而在27岁时就提升为正五品。在光绪三年（1877年）的河南、山东饥荒中，曾募捐白银10万余两，赈济河南灾民11万人。并修筑凤阳城池，修驿道，还雇请江浙蚕户教当地农民育蚕缫丝。光绪八年，在担任安徽按察使期间，他建立粮食储备以防饥荒。官场的风云变幻也如同这江南的雨，说来就来。光绪十一年内阁学士周德润，弹劾任兰生贪污腐败，虽然所弹劾的内容查证不实，却仍被削去官职。

任兰生削职回乡之后花了十万两银子，请本镇的画家袁龙花了两年时间建造退思园，其意取自《左传》“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余秋雨在他的《文化苦旅》中就任兰生被罢职后修建退思园，有这样的描述：任兰生是聪明的。“退思”云云就像找一个官场烂熟的题目招贴一下，赶紧把安徽官任上搜括来的钱财幻化成一个偷不去、抢不走、又无法用数字估价的居住地，也不向外展示，只是一家子安安静静地住着。我不知道任兰生在这个园子里是如何度过晚年的，是否再遇到过什么凶险，却总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哪怕住下几年也是令人羡慕的。”金文明先生则列举了详细的史料，证明任兰生并没有从安徽的任上谋取多少的私人利益。

而任兰生修建园林的钱究竟是来自自己的家族还是如何而来，已经不是那么重要，关键在于，他实践了中国文人的标准。离开官场的文人，退隐之后，逍遥于山水，忘情于自然，果真能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变为庄子的逍遥一游？陆龟蒙，退而筑拙政园，求“筑室种树、逍遥自得”。苏舜钦退居沧浪亭，求“沧浪濯缨”。文人在那前半生的成就之后，修建园林作为后半生的归隐之地。而寄情于这模仿自然的园林之中，果然能退而静思？真山真水方有真情趣，在这园林之中，如何去追求那超然的情趣？所以如若说这园林是为了退而思过，不若说是筑园言志，另待时机。如苏舜钦退居沧浪亭，不复几年就再为湖州长史，逝于任上。刚刚建好退思园的任兰生，还没有来得及在这个园子中退思，就在张曜、曾国荃力举之下复职。任兰生复职这一年安徽水患，任兰生被派往皖北抗洪救灾，他常骑马顶风冒雪“周历灾区千百余里”，视察灾情。任兰生在江边骑马巡视时，因马受惊而伤口感染病毒，不久病逝，死时年仅五十。在病榻之上，他“诿至在三，易箦之际，犹顾问水势，以手画灾状，无一语及家事”。

用今天的视野来审视古代中国文人，我们常常会对他们有批判之词。布罗代尔认为一切发达社会的真正命运是在社会中的不同等级制度间的较量中决定的。“在发达社会都容许几种等级存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几种阶梯，这些阶梯可供人民从楼底向上攀登。但在一些社会环境中，政治等级制度能压倒其他等级制度，中国的明朝和清朝便是如此。” 在农业社会的中国，社会中还缺乏对专制皇权的有效限制力量，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则是通过科举考试这个门径投身于政治权力阶层，是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孟子所言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中国文人身上是割裂的。在“穷”而未“达”之时，可以格守自己的理想，而独善其身。但是一旦谋的功名，到达了一定的高度之后，中国文人却又发现高处不胜寒。吴思提出中国古代官场中存在的潜规则，即在中国社会冠冕堂皇的各种规定下，却又存在着一个拿不得台面上、见不得人的东西。而恰恰就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各种规定，支配着现实政治的运作。在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的背后，掩盖的是实在的经济利益，而作为那个时代的文人的选择只能是融入这个体系之下，而海瑞那般的文人，只能有一个。黄仁宇说道海瑞那样的文人，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甚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一样，激动观众，但是其所作所为却不能成为全体文官办事的准则。鲁迅说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脱离于这个体制之外，如陶渊明那般放情于山水之间，虽然逍遥于个人，却无济于民。在潜规则之下，不忘当日未显达时的信念，为百姓切实做出实事，这就已经很好的实践了“达则兼济天下。”而要指望在“达”时仍然独善其身，则难以“兼济天下”了。任兰芬就是这般，进则谋事，退而思过，待机再起。

出同里4公里，与退思园遥相呼应的是一个现代人兴建的新园林——静思园。静思园是由吴江当地人陈金根先生修建，总占地面积约100亩，2003年9月完成一期工程60余亩后对外开放，二期工程现也已建完。静思园主陈金根先生幼时曾随父亲去苏州拙政园游玩，苏州园林那精美绝伦的景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向往着有一天能建成自己的园林。成年后，陈金根先生从事商业，在商场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时，却仍不忘儿时的夙愿。在静思园落成之时，陈金根道：“吾自幼向学，少时闲暇，随父览姑苏名园，品茗赏景，流连忘返，立志他日亦能造园。今夙愿得偿，有幸再续姑苏私家造园中断百载之弦，回馈盛世。诚邀天下诸君至此游憩，不亦乐乎！”

静思园建成开放后，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几年多来接待游客已逾百万人，并被列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对于一个私人园林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静思园不同于古典苏州古典园林的地方，不但在于它是现代人修建的，更在于它是一个新的时代的产物，它也是一种新的理念的体现。苏州古典园林大多数园林都是文人入仕退隐之后而建。中国古代文人，如上所言，他们的理想与现实是分割的，建园林只是退隐之后的一种无奈心结的寄托。经济上缺乏独立地位的文人，只能寄生于君王方能生存，所以才有了那部刻画中国古代文人的不朽名作《儒林外史》。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皇权是不存在任何制约力量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权力独大之下的文人永远只是历史上的配角，而“退思”或者“拙政”，也都是寄希望于君王蒙恩再次启用。

二十一世纪的江南之地，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民间经济力量的壮大，具备了独立经济地位的商人们，他们则可以将自己的理想与现实融合。如静思园的主人，他就将他的梦想变为现实。如果说建退思园是现实与理想分割的文人，期待以退而谋进的话，那么今天建立静思园的主人，则是将理想与现实融合，在前进之中实践自己的梦想。费孝通先生亲笔的静思园园名，取意 “宁静以致远”，大概是提醒主人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之时，仍然不要忘记保持内心灵上的详静，并能用经济上力量来反馈社会，帮助更多的人发展前进。那日在静思园游玩，见得许多残疾人和老年人在园中踏青游玩，特别是那些老年人，被园中收藏的充满吉祥含义的石头逗的愉悦不已。出门离开静思园的时候，见门口挂了许多铜牌，很多的挂牌单位是老年协会、残疾人协会和学校等，也为园主能建此园既圆了自己的梦想，又能让此园回馈社会而高兴。古代中国文人，希望通过政治地位的谋取，去实践自己的理想，而这种理想的实践，却是要打折扣的，但对于被实践对象的人民来说，他们的反应却是被动消极的。而今天的社会，通过获取经济上的成功而回馈社会，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这种理想的实践，却是实在的，而分享的人也是积极主动的。所以这就是静思与退思之间的不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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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