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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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静波、吴晨光、谢春雷 （南方周末旧文）

一群老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足以让我们警惕:有些忽略，会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

一本词典引出一群老人

这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四百六十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四万五千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三倍。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终于接近了尾声。 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这本书后面，有一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

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一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

名宿——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木丹，比利时鲁汶大学一九三九年法学博士；

卢峻，美国哈佛大学一九三三年法学博士；

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一九五三年法学博士；

蔡晋，东吴大学一九三三年法学士；

许之森，东吴大学一九三四年法学士；

卢绳祖，东吴大学一九三四年法学士；

徐开墅，东吴大学一九四十年法学士；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一九四九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一九四四年法学士；

郭念祖，东吴大学一九四六年法学士；

陈忠诚，东吴大学一九四七年法学士；

周承文，东吴大学一九四四年法学士；

高文彬，东吴大学一九四五年法学士；

……

这行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他们几乎全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东吴大学法学院，一九一五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 从一九三Ｏ年代到一九九Ｏ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六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一九九七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一九四六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 然而，这些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 一九四九年后，他们中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对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期间，很多校友遭到迫害。” （引自《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法学院》，第二九三页，康雅信著）

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他们后半生是怎样的？他们以及家人怎么度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他们的晚年

由于编撰词典的缘故，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三十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老人。

周木丹，年过九旬，被当今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一九二九年 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一九四九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五个中国人之一。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学大家，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

上海南昌路二八二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周木丹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钱家当。

一九五Ｏ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木丹度过二十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一九八Ｏ年，周木丹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十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没有房子，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

现在，周木丹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在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家里，惟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十二元钱买的。九十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蜷缩在被子里。有病了，不敢去医院，也吃不起药。谁能想到，这位早已卧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

面对另一位一九四四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的老人时，薛波发现：他上衣的五个扣子，竟然都不一样。

也许，一九三Ｏ年代曾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一九五七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的蔡晋先生，是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他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一个小房间，竹屏风后面，一张床板，很薄的被子，这就是他的卧室，里屋住孙子和孙媳妇。一个破旧奶粉罐，装着蔡晋的全部“贵重”物品。

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是难以入住的。即便这样，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弥留之际，薛波去医院看他，目睹了难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护工的休息处。

当《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蔡晋溘然长逝。陪伴蔡先生 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除了他的一九三三年东吴大学法学士证书之外，还有他亲自审订的《英美法词典》稿件，四十九页，轻轻地放入他的灵柩内。
被改变的命运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访了数十位东吴学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盛振为，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教务长及后来的法学院长，曾著有《证据法学》、《英美法的审判制》等。后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处在甘肃劳改十年，后因宋庆龄说情，六年后才被释放。到了一九八十年代，平反。高文彬，八十一岁，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绞架。一九五二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二十八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一九八十年代初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最后他没要。

俞伟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间，他埋头治学，继续攻读获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从事律师和法律教育工作，一九四九年后，因有参加东京审判的同学留在日本美军基地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斗，一度连生命都无法保全。

周承文，一九六九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一九八十年代末，被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共用厨房卫生间，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一九八十年代才到南京大学任教。

徐开墅，抗战后的东吴大学教授，一九七九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上海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一九九九年去世时，一些人才知道—他当了三十年的中学教师。

“他们是无辜的。”二ＯＯ二年十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国政法大学那间小小的词典编辑部里，《君主论》等名著的中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他今年八十一岁了，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他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幸而躲过了那场灾难。

潘先生谈到动情处，他甚至落泪了，为他那些受难的师长和系友。

附文：他们被忽视的代价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但这些东吴遗老平均年龄已逾七十，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三十年后，我国在这方面后继乏人。今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先生深为忧虑。

“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一九九三年，薛波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某天在查资料时，他和同学突然发现：国内居然没有一本适用的英汉《英美法词典》。这实际上击中了一个要害：我国当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英美法，是与大陆法并行世界的两系之一。”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说，“它被广泛应用于美、英及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目前，联合国国际法院运用的司法程序依据英美法；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同样依照英美法。”

“正因中国没有英美法词典，我们误译了很多东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完备权威的英汉法律词典的重要性：Asylum—政治庇护权—一个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却被我们译成居留权，而且写进宪法，一错三十年，从一九五四年－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八年最后到一九八二年，三次修宪，错译均没有被发现。到一九八五年修宪时才得以改正。

据介绍，中美入世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与双方是用两种概念说话有很大关系。而在实践中，因没有严谨的英美法律词汇汉语对译词导致的教训，同样不在少数。

一九九十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件事，国内某银行给美国方面开了十几张汇票，因具名问题，美方最多可以领取一百亿美金。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国律师在哪里？最后，高宗泽律师（时任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临危出征，最终不辱使命，为中方挽回了损失。但办案经费也高达人民币九位数。

薛波们的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词典该怎么编？谁也没经验，就摸着石头过河。最初，在中国政法大学某间宿舍内，从早上八时到深夜，几十名年轻的法学者奋战了两年，一些初步成果，终于辛辛苦苦做了出来，但拿给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学养的前辈学者们一看—几乎都过不了关。这不是他们的个人问题，在把英美法教育传统人为割断几十年后，要想重新接上这条法律文化的血脉，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薛波从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一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前辈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适的审稿人找到了！
严谨和精神的力量

五年过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拜望老人们的情景：在卢峻先生那间小屋中，卢先生颤巍巍地坐起来，斜靠在破旧的藤椅上，薛波说： “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会忘了您，现在也确确实实忘了您。”老人的听力已严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边说，“但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您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

风烛残年的老人静静地听着，浑浊的泪水从眼眶中流出，“我答应你。”在华东一带，薛波共找到了十四位老者参与《英美法词典》的编辑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许之森（一九三十年代上海律师工会监事，解放后一直以中学教师为业）、蒋一平（一九七九年前为新华书店店员，一九八十年代后成为华东理工大学外语系主任）……审稿老人的平均年龄为八十四岁，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奉献。

老人们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投入了工作。一个例子被薛波们引作范例：仅为了审订一个词条—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aw（美国法），卢绳祖先生就为其写下了两千多字、长达六页纸的注释。结果，近九十岁高龄的老人得了脑痉挛，被送进医院。

周木丹先生的手高度颤抖，已无法将字写清。他便委托八十多岁的夫人—一九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学士，将改正后的稿件一一誊抄。为了校订一个词条，卢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请到家里商榷，当着薛波的面，两位老人竟然激烈地争执起来。王毓骅先生目力已衰，必须借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没有阳台，每次看稿，都必须往八里外的女儿家。而潘汉典先生在手术前的四十八小时，仍挂着尿袋审稿。是什么使得这些耄耋老者不计功利地投入到这项事业？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词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罢，都已是“寂寥身后事”，即使可能会有的现世声名，也与他们无干。

“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我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

潘先生母亲在抗战中家破人亡，去世时，留给了他两句话：“你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仗义执言，无愧于你父母的中国人。” 潘先生以促进我国法学和法制建设现代化为目的，致力于介绍当代外国法学，投身英美法词典工作即其一端。他说：“其他，我没什么好说的。”

几乎没人要求署名

留给薛波的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他多次向记者提起老人们在上海第一次开会的情景，那是一九九七年，十几个东吴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个小会议室里，五月的上海已经很热了，会议室没空调，房间闷得要命，老人们却讨论得很热烈。会后，薛波要找一家好点的饭馆吃饭，老人们死活不答应，“很好了，很好了”，每个人都这么说，最后进了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饭，十块钱，老人们却吃得很香。

几乎没有人要求署名，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一定会是一项青史留名的事业，“千万不要署名，我年轻时就这样。”潘汉典先生和薛波去看望卢峻先生时，卢先生拉着两人的手多次叮嘱，不仅如此，就连六百元审稿费卢先生都捐给了编辑部。

他们铭记着东吴大学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谁来承认他们的价值

在近三十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几乎每位老人的心灵都受到深深的伤害。除了宝贵的时光，被剥夺的，还有他们的才华和智慧。学者以学和思为业，然而他们却被迫停止学习和思考了近三十年。薛波曾多次到过每位老人的家，几乎每个老人家里都看不到书，那时是不敢有，现在则是没钱买。审稿时有时为一个词甚至要去开架书店查阅。

“并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说服了他们，而是他们的生命被埋没太久了，他们已经感到，自己的才学将随着身体的衰退而丧失，他们无法拒绝生命的召唤！”

老人们的奉献，唱响了一曲生命的赞歌。“他们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荣誉、尊严和承认。”薛波说，“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努力工作，是在响应他们内心深处的悸动。”

卢峻先生去世后，在葬礼上，他女儿再三向薛波致谢：“谢谢你们，我父亲一生的价值，通过你们得到了承认！”

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蔡晋先生，“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非常高兴，他脸上浮现出一种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说话，他看着我的眼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学，奉献于社会，很高兴他的存在对他人有价值。”

可是，几乎没人关注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薛波曾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西装革履，面目清秀，一个曾经的翩翩英俊少年。谁能想到他的晚景竟如此凄凉。

不是所有东吴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请。一位耶鲁大学法学硕士、一九四一年就拿到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绝：“我一只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这么多年不搞法律。”

薛波也遇到了一些他难以理解的现象。一位东吴老人把自己的专业知识，甚至遭受的苦难，全都忘得干干净净，薛波说：“她越平静，越不反省，我越觉得我们的可怜，是什么力量能使得一个人彻底转向，把过去生活的所有痕迹都抹掉，一点也不剩下？”
受牵连的除了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

蔡晋先生的四个子女，除了一个在上海，其余都在新疆、贵州等地，具体情况薛波没有问过，可以想象的是，作为“旧法统人员”子女，他们的命运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薛波有次看望一位老先生时，老先生孙女正好在场，她很不高兴，“你们来找我爷爷，要是他累病了，谁来照顾？”“是啊！”薛波也这么想，“来寻求老先生帮助，又没钱给，完了拍屁股走人，真是累病了，我们能干嘛？”

卢峻先生有三个孩子，女儿是音乐学院的教授，退休快十年了，一直伺候父亲，一天都不能离去，“我还是个搞艺术的”，私下里她对薛波委屈地说。薛波想了很久，然后回答说：“您这是在为国家尽责。”眼泪刷一下就流了出来，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

遗憾和担忧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英美法教育一直受到冷落，直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早在一九五七年，哈佛博士、东吴大学法学院末期院长杨兆龙就在《文汇报》刊文指出：“过分强调法律的政治性而基本忽视了它的专门性和科学性；将党外的‘旧法出身’的人士估计得很低，认为他们不可能或者很难改造为对新社会有用的法学人才；不信任党外的法学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们。”

而随着一九五二年东吴大学被撤销，英美法教育在中国大陆被迫中断了。让人痛惜的是图书馆，早在一九三五年底，东吴法学院图书馆已拥有法律类图书达两万多册，被称誉为“远东最佳法学图书馆之一”。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图书也被师生们转移隐藏起来，但在一九五二年后，该图书馆遭到了破坏。那些图书再也没有完整地收集起来。到了一九八十年代，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一九九十年代香港原有英文成文法的审查，就全部由这些东吴遗老完成。他们平均年龄已逾八十。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三十年后，我国这方面的人才后继乏人。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以及他的东吴同班同学李浩培先生都有这种顾虑，一九八四年，倪先生往海牙国际法院就职时年已七十九岁，一九九三年，李浩培就职时更达到了八十岁高龄，离任时已届九十一岁。

附文：“我们在传承”

作为《英美法词典》的主事者，薛波已在中国政法大学三号楼三二三房内度过了近十个年头，这个十余平方米的房间，既是编辑部、办公室，又是会议厅和接待间，很多时候还是薛波的卧房。人说“十年磨一剑”，但十年都快过去了，词典还没有出版。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薛波经历了几乎所有能想象到的以及想象不到的困难。没有钱，且不谈稿费，仅是买必需的国外原版书就用了几十万。最缺钱时，电话都打不起了。他曾满世界地寻找援助，从国内的若干科研机构、律师楼、大小公司，到国外的基金会、富商，为了省下邮资费，连寄往国外的信件，都要由朋友带出国后再寄。这是项艰辛而琐碎的事业。他一人几乎身兼了所有必须的“职务”，如果那也是职务的话，从策划，主编，到总联络人、债务人、办公室秘书、会计、资料复印员、电话接线生、值班人、运输司机—仅为了把初稿带到上海给东吴老人们审校，薛波数十次往返于京沪之间。五年来，光装送稿件的旅行箱，就拖坏了好几个。让参与者们感慨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的浮躁，以及对基础研究的漠视。

现任教于中国农业大学的车雷讲师参与此工作六年，他认为：“这样一项耗时多年的工程，付出与回报是严重失调的。而当今有些领导更喜欢短、平、快地出政绩。同样，时下也没有一位当红学者愿花如此精力去当词典的主编。工作太基础了，评定职称没用，甚至不算学术著作。” 与此相应的是奇低的稿费标准。现在连普通的汉译英稿费，都已达到了千字二百－三百元，法律类理应更高，而这本词典仍只有千字二十元。全书四百六十万字，数百名一流法学者的八年心血，只抵得上二十二万元稿费。

同样还有某些官方机构和官员对文化事业的冷漠。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这个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基础文化建设项目，没有得到任何官方资助。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曾多次亲笔写信请求有关部门支持，但结果往往是这样：“我们的经费有限，如果给了钱，很多关系不好协调。”由于严谨的审订工作的需要，词典的出版周期一次次往后拖，然而，一位大学副校长居然说：“什么书要编七年？”这位副校长不知道，除了日本的《英美法词典》外，美国由梅隆基金会赞助，密歇根大学组织编撰的《中古英语词典》，用了七十年时间，耗资两千二百万美元才出版完成。出版后，那些长期生活在中古时代语境中的法学者们，几乎已无法适应现代生活。

关山重重。要换了一个人，也许早就放弃了。但在薛波看来，这些困难都算不了什么，“是我们自己要承担的”，“和东吴老人相比，我已经很好了，我还有精神享受。”

这些年下来，薛波三十九岁了，仍孑然一身，个人已负债四十万元。

支撑他这么做的到底是什么？

他自己的说法是：“这是命运，一个人只能做他要做的事。”当年一起共事的伙伴们早已星流云散，各奔东西，只有他还在坚持着自己最初的抉择。当年有同事突然要出国了，根本没想在走前请大家聚一下，当着大家的面，薛波痛哭失声，他觉得：“友谊、理想仿佛一下被背叛了！”

薛波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巨大难度，尽管有些悲观，有些灰调，但一旦认准了目标，就决不放弃。他曾想编完词典后，就出国去，但后来他想，“干嘛要出去？”

薛波是幸运的，他不仅找到了东吴老人，还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师友，

他们是：黄风、方流芳、何家弘、朱勇、金海军……这样的名字同样有长长一串。

“要是有了钱，一定要替老人们在上海买个好点的房子。”这是薛波的愿望，但直到现在，老人们的审稿费用都还欠着。

阿吕

我们事务所在上世纪80，90年代也有两位老教师在退休后重操律师职业。他们毕业于解放前的法科院校，解放后一直在市三女中教物理一直教到退休。与文中的人相比，他们的晚景还算好的了。唏嘘中。

乌龙茶

不是忽略的问题。生活在一个价值混乱的社会，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不正常的。

David

这段历史是中国人的耻辱。法律没有尊严，法学也就没有价值。

hyacinth

“老兵不会死去，只会默默地消逝”

南方周末　  　2004-04-22 11:21:02

　　年少时的周枏充满梦想
　　周枏的人生，始自“古来稀”
　　□本报驻京记者　吴晨光

　　“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学问超不过他们？因为我们没有他们的品行。我们中可以出学者，但出不了大家。”　——评语

　　我手执96枝白菊花，为一个崇高而沉默的灵魂送行。
　　2003年11月30日，我第一次来合肥采访周枏（nán）时，曾把一束康乃馨献给这位时年95岁的法学宗师，祝他健康。世事无常，半年后的今天，如同白菊代替了红康乃馨一样，一幅遗像凝固了这位老人恬静的笑容。
　　他于2004年4月15日辞世，摆脱了呼吸道与肾病对他的双重折磨。曾经的卧室——如今的灵堂里，弥漫着香火与鲜花混合的味道。

　　曾经的鲜衣怒马
　　作为一位中国法学界无人不知的罗马法泰斗，周枏却沉寂了足足半个世纪。
与梁启超、蔡元培、费孝通等人的35部著作一起，周枏的《罗马法原论》被选入“商务印书馆文库”。当代著名法学家、厦门大学教授徐国栋对此书评论说：“此书，是中国最权威的罗马法著作。”
　　序言第三页：“本书问世，历经曲折。”此言不假，从初稿到付梓，前后竟然长达五十余年。
　　1926年，时年18岁的周枏在“中国公学”大学部（创办于清末，曾得到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的赞助和支持———编者注）就读时，第一次接触到了罗马法的内容。“那是罗马法中的两个制度———'时效制度’与'共同海损’。”
　　我见到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为他出具的出国留学证明信：“学生周枏系江苏省溧阳人，现年21岁。已修满本校毕业所需学分，各科成绩均堪优良……”
　　从1928年9月开始，周枏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苦读6年，他先后获得了政治外交学硕士学位、法学博士学位。周枏被授予博士学位时，全场掌声雷动。当时，在比利时获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不超过10个。
　　“罗马法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被称为'万法之源’，尤其是当今全部民法的鼻祖。”一位法学人士说，“当今世界有两大法系——在法、德及中国等地实行的大陆法，以及在美、英及其他英联邦国家实行的英美法。罗马法对两法系的产生和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恩格斯曾称之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
1934年归国后，周枏先后执教于上海持志学院、东吴大学、中央大学、厦门大学等地。“周先生为学生讲授罗马法的首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源远流长，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外国知识？”有法学界前辈回忆说，“一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救国思想，开始在学生中传播。”
　　“颠沛流离的岁月里，父亲共写出了33万字的罗马法讲义。”周枏的儿子周一煊说，“当时的中华书局已经打算将其列入大学用书出版，但终因战乱而作罢。”
　　解放前夕，周枏出任暨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时，文学家钱锺书也在该校任中文教授，两人相交甚深。
　　钱锺书曾以“鼋头渚”（无锡一著名景点）为上联征集下联，周枏笑答“燕尾洲”（江西的风景区），二人相对抚掌大笑。
　　那时候的周枏正值人生中最好的年华，在法学领域纵情驰骋，非常自信乐观。

　　被逐渐遗忘
　　三次拒绝了国民党的赴台邀请之后，周枏等一批法学家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1950年前后，周枏受到了一段短时间内的重视。在北京举办的“新法律研究”学习班上，他曾被任命为学习小组组长。
但好景不长，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特殊环境里，英美法系教育受到了巨大冲击。徐国栋回忆说，按当时的观念，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才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国家。作为旧法统的一部分的罗马法教学，在这个时期被取缔了。
　　从1952年到1956年，中国翻译、出版了多达165种苏联法学教材，竟然无一涉及罗马法。
　　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身份”问题，周枏和其他一大批法学精英受到了排挤。
　　1958年，周枏带领家人赴西宁工作。当时，青海师范学院对他承诺将建立法律系，但由于左倾思潮，不久后绝大多数高校的法学院停办。
　　周枏就这样，被“遗落”在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在西北的那些艰苦日子里，一家人吃的是青稞，出行要踩着两寸厚的浮土，气候干燥让他们鼻血流淌。
　　祸不单行，“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周枏因把一些法文版的书籍放进了图书馆，被扣上了“宣传资产阶级言论”的帽子，为人正直的他被指责和批判。
　　经历了一次次批斗后，周枏被下放“五七干校”养马。
　　他女儿周莉华回忆那段屈辱的经历时说：“直到父亲1972年退休时，一名工作人员还轻蔑地当面斥责他———'你算什么教授’！”
周枏的家人也深受牵连，他的子女虽然成绩优秀，却被禁止报考外地大学。1965年9月27日，周枏结发之妻因为生活严重不适，把生命留在了西宁。
　　那些日子，时隔多年，周枏甚至都不愿意回忆了。作为一个儒雅的知识分子，他忍受着外加给他的这一切。
　　但信念是坚硬的。据周一煊回忆，红卫兵来抄家时，父亲冒死把罗马法的相关讲义藏在麻袋里，上面又堆起了破旧鞋帽。没有这些资料的保存，就没有此后《罗马法原论》的问世。
　　在中国几乎无人知道，一个法学大师在偏远一隅空耗着人生本该开花结果的黄金阶段，直到进入垂垂暮年。

　　人生始自“古来稀”
　　20世纪70年代后期，周枏的好友钱锺书被平反、其作品《围城》开始引起人们关注时，已回上海赋闲的周枏仍因无单位收留而四处“巡游讲学”。
　　一个机会终于在周枏72岁高龄时姗姗来迟。1980年，安徽大学聘请周枏任教授，在法律系讲授民法，他被公认为是安大法学院的奠基人之一。
　　1983年，司法部与安徽大学法律系合办了罗马法师资进修班，由周枏教授主讲罗马法。一颗火星燃亮一片，当时参加进修班的中南政法学院、吉林大学、西南政法学院等高校的十几位教师，他们后来都成为各自大学的罗马法专家。
　　1987年，安徽大学决定将周枏的讲稿整理出书，并成立了五人小组为此工作。7年过去，1994年，《罗马法原论》终于面世。
　　周枏知道时间对于他已经不多了，他拼尽老命，为这个并不曾厚待他的世间留下他的专长。
　　他对工作的执著令人惊叹，在进修班讲课时，他因病没法行走，就让学生抬他去上课。
　　他的关爱渗透到每个学生的心里，虽然生活拮据，却从不收取学生的一分钱馈赠。周枏淡泊名利，在这段时间从没担任过任何社会职务。
　　1980年代初，他参与了中国第一部法律词典———《法学词典》的编撰，此后又加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编写组。
　　1985年，作为五名资深民法专家之一，他对中国《民法通则》进行了最终审稿。彭真委员长很惊讶——“想不到安徽大学还有这样的人才！”
　　桃李满天下。周枏在安徽大学工作的10年里，曾为三届硕士研究生授课，弟子中很多人已经成名，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源扩教授、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主任蒋敏等。
　　1997年，时届89岁的周枏开始参与《英美法词典》的校订。（参见本报2003年1月报道，《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没有报酬、不问署名，在此后的5年里，周枏一直为词典无偿工作。“他的手已经颤抖，无法写字，便让第二任妻子———黄友瑜把注解记录下来。”当事者回忆说。
　　在此期间，这位法学泰斗一直居住在上海一间不足18平方米的筒子楼里，那里几乎不见阳光。2002年5月，周枏不得不搬回在安徽大学的女儿周莉华家———不足50平米、建于50年前的老楼中。老房，墙皮和地板已斑驳不堪。今年年初，西侧卧室的顶棚上，约一平米的白灰突然脱落。
　　周莉华说，安徽大学已经决定分给老人一套92平方米的新房。但由于工程屡屡脱期，父亲在离开之前没有实现乔迁的愿望。
　　中国当代罗马法权威黄风曾感叹说，“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学问超不过他们？因为我们没有他们的品行。我们中可以出学者，但出不了大家。”

　　遗愿，完成的与未竟的
　　“老师的治学严谨持续到了生命的终结。”参与整理《罗马法原论》后记的田田说，“4月12日，我见他最后一面时，他还叮嘱我，要把后记再行校正。”
　　4月14日，医院为周枏下了病危通知书。但死神来得很快，15日下午4时，老先生已经进入弥留状态。周莉华正在去学校筹集医药费的路上，赶回不及。
　　下午4时20分，周枏静静地走了，孤独一人。
　　按照周枏生前的嘱托，他的遗体将捐献给红十字会，他的藏书将捐献给安大等四所高校。
　　我站在灵堂里，默默地悼念着这位法学大家。
　　他的影子突然跳出来，一切变得如此鲜活。今年1月初，当我再次拜访他时，提出要为他拍照。老人兴奋地笑起来，用手指着柜子———原来，他要戴上一顶漂亮的红帽子才肯合影。
　　“他们中的又一位离开了。”参与编辑《英美法词典》的薛波感叹说，他所见过的那些学贯中西、平和近人的法律前辈们正一个个逝去。
　　1995年，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奇武去世；
　　1999年，东吴大学法学学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徐开墅教授去世；
　　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上海社科院教授卢峻去世；
　　2002年，东吴大学法学学士、上海社科院蔡晋教授去世；
　　2003年9月，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东京审判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后任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的倪征燠也离开了。
　　他们曾经的梦想，曾经的热血，和曾经的孤独，此时都化已为沉寂，正如那首美国军歌所唱，“老兵不会死去，只会默默地消逝。”
　　后记：周枏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于2004年4月21日下午2时30分，在合肥殡仪馆进行。周先生的亲友及安徽大学有关人士参加了葬礼。
或许，能让逝者安心的是，目前中国罗马法的研究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就如同他在《我与罗马法》一文中写到的：“北有中国政法大学罗马法研究中心，南有厦门大学罗马法研究所。还定期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经常派人到国外研究交流。信息时代的到来，可在互联网上便捷地查到罗马法的资料。希望有志于该法研究的同仁们继续努力，定会结出丰硕成果。”

hyacinth

这篇长文记忆犹新。从此记住了东吴大学，还有吴晨光。

心中有刀

解放后我国法律主要受苏联影响，主帖中提到的那些法学界前辈，以前都是学西方法律（法学）的，他们生不逢时，必然被冷落。

那是没办法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