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谈首发）李劼《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定稿之三：第二章

第二章
86年新时期十年文学研讨会

1、电梯门口相遇刘晓波

86年好象是个到处在总结的年头。有不少地方召开“新时期十年文学”的研讨会。我参加了其中规模最大的二个，一个是由《上海文学》和辽宁文联的《当代作家评论》在沈阳和大连召开的，一个则是在北京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及其所刊《文学评论》召开的。我记得那次给我寄会议通知的是《文学评论》的一位编辑，李兆忠。李兆忠是当年华师大本科毕业的校友，因为编发过我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文章，彼此相识，然后又成了朋友。接到会议通知时，我对这个会议是很茫然的。我全然不知当时的北京文艺界理论界、思想界和政治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当时的文学研究所及其《文学评论》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更不知道其所长和主编刘再复作为党内改革派在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与保守派如何地角力。我其时一面全身心地关注和评论85年出现的那些新潮小说，一面一气写完了我的第一部论著《文学是人学新论》。

我那时经常跟吴亮和程德培见面，商谈不断冒出的新人新作。程德培整天忙着流览各种期刊，一会儿发现一篇新作，一会儿又发现一个新人。我和吴亮则跟在程德培的发现后面，就那些新人新作指点江山。我跟吴亮虽然在为人处事和思考写作上的风格完全不同，但在自由散漫上，却气味相投。彼此都是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家伙，根本不管外面比如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有时还难免校园里的俗气，会很认真地把自己的文章交给《文学评论》发表。吴亮和程德培似乎除了《上海文学》之外，对其他刊物都不太在意，他们可能连《文学评论》是什么地方主办的都不怎么关心。我们当时不约而同地把文学评论能否跟时新的小说对话，不管小说先锋到什么程度也始终保持在批评上的同步和透彻，看作是最为重要的。至于理论上的突破之类，彼此都不太有兴趣。就算我已经写过双向同构那样的理论文章，我也没把理论建树当回事。再加上我的导师钱先生，也是个自由散漫的人。他从来不会提醒我，诸如北京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之类，一如他从来不过问我喜欢写些什么。因此，在我和吴亮还有程德培的心目中，北京的这个十年文学讨论会，未必比上《上海文学》和《当代作家评论》已在沈阳开过的那个同样主题的讨论会更有趣。程德培那次不知什么原因，都没有去北京出席会议。而我和吴亮虽然出席了会议，却也因为种种原因，具体记不起来了，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个会议很当回事，在会上有些吊儿郎当。记得第一天是刘再复作主题报告，我不知在忙些什么，根本就没有听。连会上纷纷传说的钱钟书出席会议这么重要的事情，我都是后来听说的。说来好笑，刘再复那天作了什么报告，我是直到十多年后，彼此在再复的美国家中随意聊天时，才听再复告诉我的。

记得是刚到会的那天，我正稀里糊涂地站在电梯门口、不知该干什么的时候，突然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问道：你、你、你就是李、李、李劼吧。我回头一看，是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青年人，跟我一样戴付眼镜，说话比我还要结巴。正在我不知如何称呼人家的当口，对方自我介绍说，我叫刘晓波。嗨，他说自己名字的时候倒一点都不结巴。我当时就对他有了好感。不仅因为他比我更结巴，而且他介绍自己的时候很简单，没有任何其他拖泥带水的成分，比如是哪个学校的、是什么样的研究生等等。我赶紧说，噢，我知道你。我确实知道他。是正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马相武告诉我的，他要我注意一下有个叫刘晓波的人，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文章，观点跟我非常相近。我没想到一到会上就碰上了，一时间有些欣喜。但他接下去的话，就让我有些不知所云了。

这次咱们跟他们好好整一下。我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只猜到那个“整”字可能是东北土话，含有折腾的意思。但我不明白那个“他们”是谁。一直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我才知道刘晓波准备跟谁整一下。不过，刘晓波也许以为我知道北京发生的林林总总，也许以为我也跟他一样，是有备而来的，准备在会上大干一场。他肯定不知道我不仅毫不知情，而且根本没有他那样的心思。就算他说的是向刘再复发难，我也根本没有看过刘再复的文章。有关刘再复，我只听我导师钱先生说过一次，说是刘再复所谓性格组合论所说的那些意思，在他钱先生早年有关“文学是人学”的文章里，早就说清楚了。既然如此，我当然没有必要再多费心了。但刘晓波显然不知道我的这些毫无来由的来由。要不，他不会那么不容置疑的认定，我会跟他一起跟“他们”瞎整。

刘晓波对我的这种误解，在第二天下午的小组讨论会过后，更加坚信不移。因为在小组会上，我跟刘再复当面争论起来，在有关人道主义的理解上。会后碰到刘晓波，他兴奋地对我说，听说你已经跟刘再复干起来了，好，好。他一面说着好，一面目光里有些黯然，仿佛没能抢在我前面打响第一枪似的。

高潮好像是从第三天的大会发言开始的。先是我说了一通有关人道主义想法，那是对小组会上与刘再复的当面争论所作的进一步补充和发挥。我说完后，是刘晓波发言。刘晓波一上去就把整个现、当代文学狠狠地臭了一通，除了鲁迅，几乎没有一个是像样的。我有关人道主义的说法，已经够激烈了，因为刘再复的主题报告就是关于人道主义，而我说了与此完全不同的看法，虽然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刘再复的报告。不过，刘晓波的激烈显然不是在意思上，而是在语气上，仿佛一桌人在认认真真地打牌，突然来了个草莽人物，将牌桌一把掀翻在地。相比之下，我不过是说这牌不能这样打法罢了。

我和刘晓波先后发过言之后，会场上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好像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不同的声音并且如此的不买刘再复的账。一些年青人说，这个会有开头了。另一些比较稳重的人，则对此表示忧虑起来。但不管怎么说，会议的气氛相当活跃了。人们不管抱着什么想法，怀有什么意见，全都激动不已的，仿佛不是来开会的，而是来看戏的。

就在这样的气氛下，晚上的南北青年评论家对话会将这一切推向了高潮。我一到会上，刘晓波就过来拉我说，李劼，别坐在后面，坐到前面去，跟他们瞎整。我没有听他的，依然坐在最后一排。这不是我薄刘小波的面子，而是我不喜欢过于抢他人的风头。在座有许多青年评论家，我凭什么让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自己身上来。那年头青年评论家和青年作家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谁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仿佛早期共产党闹革命那样。至于我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并不是因为我要与众不同，而是我本来就是那么想的。

对话会开始后，刘晓波就抢过话筒，滔滔不绝，讲了很长时间。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主持会议的罗强烈，《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也是个青年评论家，被刘晓波如此长时间占着话筒弄得很不高兴，当场对他说，你不能这样，让别人也发表意见嘛。

折腾了好一会，刘晓波终于让出了话筒。当时忘了是谁接着发言的，但显然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内容，否则会场里不会有人提议说，让李劼发言，让李劼发言。虽然刘晓波占话筒让主持人不悦，但前来开会的人，却个个都想看好戏。这是中国人凑热闹的天性，文人们也同样如此，不管是青年的还是年老的，全都有这样的心理。加上那天刘再复本人也在场，弄得众人更来劲了。

当罗强烈将话筒塞到我手里的时候，我一时间不知说些什么。因为我那天并没有准备发言。在会议之前，先后有二个人找到聊天，一个是李陀，还有一个是我第一部论著《文学是人学新论》的组稿人和责任编辑，即文学研究所新学科研究室的主任，程麻，原名程广林。

程麻在他编我那本书的时候，向我提出，假如我愿意去他主持的新学科研究室，他将非常高兴。这次在会上，我跟他是第二次见面。他当时特意前来将这个会议前前后后的背景告诉我。他说，陈涌他们同时也在开会，跟刘再复唱对台戏。陈涌他们说刘再复的人道主义就是当年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具有严重的自由化倾向。大意如此。

我听程麻这么一说，方才恍然大悟，刘再复在小组会上一再对我说彼此最终是一致的，原来是这个意思。在小组讨论会上，我一再地强调不同意刘再复对人道主义的解释，刘再复却反复地对我说，李劼，我们总的来说，还是一致的。不，我马上回答，我们不一致。不管我如何固执己见，刘再复依然坚持说，彼此是一致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程麻接着还告诉我说，刘再复对我的个人印象非常好。他说，再复说李劼这个人非常率真。其实，我对刘再复的印象也非常好，感觉相当的温文尔雅。程麻显然看出我对再复也颇有好感。他问我愿意不愿意跟再复谈谈，他可以帮我安排一下。我当即表示愿意。

我跟程麻谈完之后，刚想出门，就碰上李陀前来。李陀当时好像是北京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是个在文坛上非常活跃的人物，已经号称陀爷。忘了在哪里跟他初次相见了，但彼此都很有好感。他那付北方少数民族型的英俊模样里，总是透出一股很仗义的豪气。跟他交往很容易产生的一种感觉是，倘若找女人各有所好的话，那么交朋友就得交李陀这样的哥们。

李陀进来时，端着一个盘子，里面装着几瓶冰镇汽水。他笑呵呵地到我房里一坐，跟我天南海北地聊了一阵。在谈到我的毕业分配去向时，李陀力主我上北京。他说，你是典型的北方人脾气，在上海那样的地方是肯定要吃亏的。他的语气非常诚恳，弄得我一下子把他认作了哥们。如此一个来回之后，他以同样诚恳的语气向我解释说，刘再复召开这个会议很不容易，因为保守派也同时在另外一个地方开会，彼此唱着对台戏。

说实在的，直到今天，回想起那个场面，我还依然十分感动，觉得李陀是个可以肝胆相照的朋友。虽然我后来我发现，李陀有时也会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在私底下对人诚恳得仿佛天底下只有他这么一个真心相侍的朋友，但一旦换了个场合，他又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比如，刚刚跟我推心置腹地谈过话，转眼间，在对话会上就公开挑剔我的发言，那语气仿佛跟我根本不认识一样。当然，也可能有“吾虽然爱交朋友、但吾更爱坚持真理”的意思在里头。后来，在另外一个场合，有个汉学家在场，好像是德国的，叫马什么的。当时，汉学家在中国的吃香程度，简直一个个都具有美国总统那样的级别。一个汉学家周围，不知围绕着多少颗中国作家之星，旧星，新星，男星，女星，反正汉学家周围总是星光灿烂。我记不得我当时随口说了句什么，那个马什么的汉学家马上注意到了，问李陀说，这位是••••••李陀立即回答说，他叫李劼，可是个••••••也许是李陀的语气里带了点感叹号，那个汉学家迫不及待地问道，是个核心人物？李陀楞了一下，使劲找词儿，找了一会儿，总算找到一个词回答说，他是个急先锋式的人物。李陀说这话时的语气已经飞快地转了个弯儿，听上去像是在谈论《水浒传》里的霹雳火秦明一般，潜台词是，这小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脾气急躁一些罢了。李陀说完此话，脸色才恢复了原先的正常，仿佛避过了一个急流险滩。于是，那个汉学家松了口气，转过脸去跟其他什么人聊了起来。

但不管怎么说，李陀那天到我房间里聊的那些话，又确实给我印象很深，觉得自己在会上太鲁莽了，给改革开明的刘再复造成了很大的难堪。

正是这样的原因，我那天和李陀一起到了会场之后，死活不肯答应刘晓波坐到前面去，我不准备再说什么话了，只想听听别人说些什么。我骨子里并不是一个喜欢跟人吵架的人。在走进会场的那一刻，我决定停止再对刘再复作批评。用我后来在对话会上的话来说，不愿踩人道主义一脚。

2、不愿踩人道主义一脚

这可能是我那天晚上在对话会上的发言主题。虽然我事先没有准备发言，但一站到众人面前，喜欢演讲的本能却使我滔滔不绝起来。

我当时大致上说了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我在会议上发表的不同意见，乃是一种童心所致。我说，就好比一个孩子看见一个光亮光亮的大光头，会忍不住上去摸一下。我一碰上有趣的话题，就会童心大发。此前的批判谢晋电影模式，就是如此。我说，我一不小心，就摸了下谢晋的大光头。

以此暗示和比喻了我跟刘再复之间的争论之后，我接着说，我虽然对刘再复在人道主义上的古典立场有所保留，但是，在一个人道主义者面对许多非人道的人们时，我不愿意踩人道主义一脚。

我那次发言，后来在会上被传说一时。其中，有人把我说的摸了谢晋的大光头，误传成摸了谢冕的大光头。弄得我特意跑到谢冕那里，告诉他说，那是误传。不料，谢冕是个比我更孩子气的老顽童，一见我就眉开眼笑，一迭声地说，李劼，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就是摸一下谢冕的大光头也没关系的。谢冕说得我很开心。那次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学校没多久，就收到了谢冕的来信，告诉我他要招博士生的消息，让我给他推荐人选。

我那天的发言，赢得了一片掌声。仿佛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唯独刘晓波，对此很不高兴。散会时，他冲到我面前，铁青着脸，说我出卖了他。假如刘晓波说他不同意我的发言，这可以理解。但他说出卖他，却让我感觉十分夸张。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契约，更不没有任何组织关系，出卖他什么了？当初说要跟他们瞎整，也是他的初衷，我并没有这种准备。没等我作出反应，站在我旁边的程麻恼火了，狠狠地回答他说，你说李劼出卖你什么了？你懂什么了？你文化大革命经历过么？你尝过被挂牌子批斗的滋味么？如此等等。

我本来以为刘晓波听了，会跟程麻当场吵起来。不料，他一声不吭地走了。这让我感觉非常奇怪。刘晓波在会场里那么不顾一切地尽情叛逆，然后冲着我的时候，又是那么的理直气壮。可是不知为何，程麻一开口，他赶紧挂出免战牌，走开去了。

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想再跟刘再复见面了。我觉得不舒服，搅在这么一团争吵里面。我告诉程麻说，我取消跟刘再复的见面。程麻表示理解。后来，程麻转交给我一本刘再复让他送我的书，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性格组合论》，上面有刘再复的签名。我只是把此书当作刘再复的礼物，拿回家后，放在书柜里，一直忘了看。

从理论上说，我对刘再复的理论以及他的理论背景，即李泽厚美学，是非常不以为然的。在这一点上，确实与刘晓波相近。但我的不以为然，可能跟我天性不喜欢黑格尔哲学有关。李泽厚的那一套东西，大致上是黑格尔的底子，再加上受了黑格尔影响的马克思理论。黑格尔叫做绝对精神的，在马克思叫做客观规律。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我喜欢唯心论。这倒与我导师钱先生完全相同。钱先生不止一次地向我表示过，他讨厌唯物论，说唯物论很粗俗。在朱光潜和李泽厚之间，钱先生坚定不移地倾向于朱光潜，从而对李泽厚有关朱光潜美学的批判不以为然。

不过，我在小组会上与刘再复争论时，却并没有想得这么多。我当时只是觉得刘再复的谈论人道主义，听上去不够真诚，好像在标榜什么，并不是从骨子里的认同。同样的人道主义立场，钱先生是骨子里的，不管在生存方式上如何与俗世妥协，在危急关头如何怯懦，但那样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但刘再复谈论人道主义，让我觉得有表演的成分在内，虽然他的模样看上去很真诚，他的语气听上去很诚恳。

我对刘再复的另外一个不以为然，在于整个会议的设计。先是由刘再复作报告，然后分组讨论，这完全是政党国家的政治会议模式，并且具有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派头和气势。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与刘晓波是一致的，不喜欢这种前来听报告的与会方式。也是因为这样的报告和听报告方式，致使我不仅不听不看刘再复的发言，而且对刘再复的其他文章也抱有下意识的冷淡，一如我对所有的政治学习都置若罔闻。有关刘再复的书文，我是过了很多年、由于刘再复发的邀请而到了美国之后，跟刘再复本人有了相当密切的私人交往，才零零星星地读了一些。

但我当时被刘再复的谦虚姿态给感动了。刘再复不仅不以我的批评为意，而且在私下里一再表示，他对我印象很好。记得王晓明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说他在电梯里碰到刘再复，刘再复对他说，李劼非常真诚。如此等等。我相信这是确实的。

刘再复本人则在后来以他的欣然接受与我对话，向我表明了他对我的这种好印象。
大概是二年以后吧，我记得是1988年的年底，因受程德培委托去北京搞对话，我去刘再复在劲松的住所拜访了他。当时，程德培刚刚创办《文学角》，需要有一些比较有份量的文章。我在北京找了一大批文学界的风云人物，其中当然就有刘再复。再复一接到我的电话，一点不像其他当红的名人那么摆谱，而是非常热情地安排了彼此的见面。

那是个冬天的夜晚。我进了再复的家门。真让人难以置信，如此一个风云人物，并且还有官位在身，竟然住在一个很拥挤的小屋里。但由于忙着搞对话，我也没有细想。那晚与再复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把带去的录音带全部录完还不够。最后临别的情景让我特别难忘。

说实在的，我在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对刘再复并没有留下如何亲切的印象，不管他如何谦虚，毕竟是整个会议的中心人物。我一直到了后来的私访，才对再复的亲切随和，有了切身的感受。不说他那么认真地与我对话，到了临别的时候，他又十分认真地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还戴好了棉手套，一直把我送到车站上。

他送得我非常感动。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比我年长十几岁，倒过来让我如此送他还差不多。如今回想起他依依不舍地送我，又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什么缘份似的。说来奇妙，就此一别，彼此再也没有通过任何音讯。直到许多年以后，再复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召开金庸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讨论会时，彼此才重新相逢。那时，再复在他做生意的弟弟和朋友的资助之下，举办了那个讨论会。后来听再复告诉我说，在筹划会议期间，再复询问我的北大朋友陈平原，邀请哪些国内的学子出来与会？平原提到了我。再复一听，一拍手说，哎呀，我怎么就把李劼给忘了呢。对呀，对呀，一定要把李劼请出来。可是邀请我出来，比邀请其他人要困难得多。再复为此又是给我所在的学校党委写信，又是给教育部写信，费了很多周折，最后才邀请成功。我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历程。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在那个会上，得罪了一个刘晓波，却与刘再复结了个缘。此外，还跟另外二个朋友无形之中结了缘。一个是唐晓渡，一个是胡永年。后来得知，我跟刘再复在小组上争论时，他们二个都在场。唐晓渡对刘晓波一直持不以为然立场，后来还专门写过文章。胡永年后来在安徽主编《百家》杂志的时候，特意来信约稿，并且不论什么稿子，文学的文化的都可以。由于胡永年的盛情相约，我写了那本《论毛泽东现象》的书稿，其中的篇章，一章一章地在《百家》为我开设的专栏上连载。其中那篇《论毛泽东现象》在90年代初遭到相当严厉的批判。上海的《文论报》、《解放日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全都整版发表同一篇批判文章，那文章的作者是个出名的棍子，好像叫亦木什么的。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不管怎么说，我懵懵懂懂地去与会的那个新时期十年研讨会，后来使我和刘晓波同时成了文学界的公众人物，时称“南李北刘”之类。不管我在个性上与刘晓波如何不同，但在许多理论观点和思想倾向上，也确实相当接近。

不过。刘晓波有一个让我当时感不舒服的特点，随便给我扣帽子。我后来针对刘晓波对我的不满，特意再次作了大会发言，公开表明我的立场。我那天在大会上宣布，面对人道主义和非人道主义的交战，我宁可封存自己与刘再复不相同的人道主义立场，以此表示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和支持。不用说，我这个姿态是故意做给刘晓波看的。我不喜欢他那么说我。

刘晓波果然不高兴了，他当着别人的面，给我扣帽子，指责我说，你再这么说下去，差不多要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搬出来了。他说得我很生气，就像平白无故地被人硬按上了杀人放火和强奸妇女的罪名一样。我直直地瞪着他，由于过于生气，一时间竟找不出一句狠话回敬他。旁边的人见我气得不行，赶紧把我和刘晓波劝开了。

事后想想，刘晓波这么说可能是要达到那样一种效果，李劼与他相比，是多么的软弱无能，而他又是如何英勇无畏。数年之后，彼此再度想见，刘晓波又在别人面前如此这般，指责我默默无闻呆在大学里，没有挺身而出，没有跟当局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我当时回敬了他一番话，他听了很不受用，但过后又把我的话写进他的文章，变成了他的看法。虽然他没有说明，那番话是他引用了我的感叹，但我发现，他心底里其实是完全同意我所说的。

我对他说的那番话的大意是，不要光顾了让所有的聚光灯照到自己身上，而让许多默默无闻地作了奉献的小人物们被无声无息地冷落在黑暗里。我当时非常尖锐地问他，当年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没有一个是领袖？没有一个是精英？

现在想来，在晓波和我之间的那些个分歧，相比于彼此共同坚守的文化立场，显得很不重要。我们一面不断地争论着，一面不停地做着同样的事情。不管怎么说，自90年代以来，刘晓波始终毫不妥协地站在持不同政见的最前列。在中国，想要承担自由知识分子使命，不得不选择独孤，不管是求败，还是求成。那样的使命有时候是伯夷叔齐式的，有时候则是陈蕃李膺式的。在没有尽头的黑暗里，总要有人站出去，总要有人站在最前列。那年，我和刘晓波不约而同地站出去。后来，他站在最前列，我流亡到最远方。但在彼此的不同努力中，一直有着共同的诉求，有着相近的品质，承担着一模一样的命运。

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回想与刘晓波的磕磕碰碰，越来越觉得微不足道。要不是我不得不信守不因为朋友而有所回避的承诺，我根本不愿意再提及这些个往事。因为在专制的高压面前，晓波也罢，我也罢，都为自由付出了并且还在继续付着生存的代价，彼此谁也没有因此而退却。一个不让出国，一个不许回国；于是，一个困守，一个流亡，殊途同归，彼此谁也没有辜负当年那个“南李北刘”的名声。在大事情上，彼此又总是不约而同地做出相同的选择，写出相近的文章，不约而同地表达互相呼应的观点。

中国的专制文化，使每个人都成为专制的带菌者。晓波和我，都不例外。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彼此都难免幼稚可笑。我从晓波身上看到的那些问题，施存蛰先生也同样在我身上发现过的。有一次，施先生读了我在八十年代写的一些文学评论文章，对我说，你们这代人的文字，怎么都带有这种大批判味道呀。我听了，顿时眼睛一亮，看到了自己身上与刘晓波同样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我和晓波都是在对专制的不懈批判中，同时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上，对自己进行专制病菌的扫毒。对专制的终极批判，不在于反抗，而在于自省。一个能够自省的专制带菌者，才能成为彻底的反抗专制者。相反，反抗而不自省，最终会变成自己最初的反抗对象。中国历史上无数扮演英雄豪杰的反抗者，全都走过相同的悲剧道路。从对专制的反抗开始，到成为新一轮的专制者结束。让我感到欣喜的是，当我一步步地从专制的阴影底下走出来时，看到晓波也在渐渐地变得明亮起来。晓波的困守是孤独的，一如我的流亡。在两个同样的孤独者之间，最终发现的应该是相知和相应。永不退却，当是彼此的共勉。

3、刘再复的人道主义和忏悔意识

就私下交往来说，刘再复似乎是更容易亲近的朋友。至少在当时，我就是如此感受的。但我不喜欢刘再复在理论上和思想上的许多说法和想法。在那天的对话会上，我说完之后，刘再复也发了言。他提到了巴金的忏悔，说巴老很了不起，能够跟全国人民共忏悔。我当场忍不住反诘，巴金有什么资格让全国人民与他共忏悔？巴金的忏悔是巴金的事情，其他人的忏悔是其他人的事情。我弄不懂为什么样样事情都要全国人民一起来做。在我看来，忏悔是相当个人化的事情，不是一种公众活动，是不能号召的。但刘再复就是喜欢做号召一类的事情，说号召一类的话。人道主义是号召，要大家一起忏悔也像是号召。我后来跟再复交往颇深，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我从来没有听见他作过任何忏悔。

我记得就是在我反诘刘再复之后，李陀在一旁插话调侃我的。李陀的发言，毫无内容，听上去像是打群架时的相帮。但这在人际关系上的效用是不可低估的。直到许多年以后，刘再复谈起李陀，不管在思想观点上如何大相庭径，却依然认作是朋友。

对中国同胞的这套人际术，我实在是又茫然又害怕。假如这套人际术如同太阳一般明亮，那么我却被刺照得无法睁开眼睛；假如这套东西是黑暗的，那么我永远只能在黑暗中跌跌撞撞。但刘再复不同，他显然很懂得这些名堂经。

不过，虽然刘再复一再以李泽厚作为其思想资源，包括后来与李泽厚所作的那个著名的对话，但彼此之间还是有点区别的。刘再复多多少少有些唯心倾向，在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刘再复更倾向于人道主义，因此也更倾向于作家应该走向内心、应该具有忏悔意识。

不过，无论是对刘再复的人道主义还是他所津津乐道的忏悔意识，我都是相当保留的。因为我难很相信一个从来不忏悔的人，真的具有什么忏悔意识。刘再复的强调忏悔意识好像是一种号召，号召大家忏悔，就如同当年有人号召大家斗私批修一样。至于他本人忏不忏悔，似乎是不在这号召里面的。

至于刘再复所说的人道主义，经过这么些年的交往，我想他也应该明白我当年在那个小组讨论会上为何一再回答他，不，我们不一致的原因。且不说刘再复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其人道主义背后的那种施恩实质，就算是他所说的就是雨果式的人道主义，与我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也是很不相同的。

大凡读过雨果《悲惨世界》的读者，一定不会忘记这么一个场景：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晚，可怜的小珂赛特提起一个沉重的水桶。在她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之际，突然，一双有力的大手把那桶水接了过去。于是，在珂赛特身旁，读者看到了小说中那位衣着朴素，却光芒四射的主人公，冉·阿让。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味的场景连同隐喻性极强的细节。冉·阿让对小珂赛特的拯救场面，令人联想起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天顶上的那幅《创世纪》，联想起上帝在画面上伸向亚当之手。在此，怜悯以拯救的形式，展示出人道主义的经典意蕴。冉·阿让与其说是雨果笔下人道主义的一个象征，不如说是上帝派向悲惨世界的一个化身。雨果的经典名言由此随着冉·阿让的出现，在读者心中轰然响起：
比大海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胸。

这不是上帝又能是其他任何什么人？天底下谁能具备如此浩翰的心胸？雨果之所以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是因为他同时是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者。雨果的伟大，在我看来是毋庸置疑的。至于那个朝着雨果出言不逊的尤奈斯库，不过是个小流氓罢了。尽管这个小流氓因他那几个无赖兮兮的剧本，跻身于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行列，由此证明了该学院的慧眼独具，但依然是个小流氓。二十世纪西方出了许多这类无赖式的天才，不啻是尤奈斯库，还有此前的D•H•劳伦斯，还有绘画上的杜尚，安迪•沃霍等等。这些无赖作家和艺术家，在其文化价值及其价值的实现方式上，与西方的左派知识分子异曲同工。将一个贵妇人剥光了扔到一个守林人的胯下肆意作践，在蒙娜利莎嘴上加上撇胡子，把玛利莲•梦露的脸蛋做成可口可乐式的招贴画，还有就是朝维克多•雨果脸上吐痰，诸如此类。总而言之，我是流氓我怕谁，全然一付草根革命和美学暴动的地痞无赖嘴脸，美其名曰，西方现代派。

但是，雨果的伟大是一回事，雨果式的人道主义又是一回事。因为自从陀思妥也夫斯基把小说放到地下室和监狱里写起，自从卡夫卡揭示出人的处境远不啻是小珂赛特那样的可怜无助，而已经与一只甲壳虫相去无几，人道主义的内涵，一下子从上帝般的悲悯转为卡夫卡一再强调的谦卑。也正是这样的谦卑，二战以后的戏剧舞台上会出现《等待戈多》那样的流浪汉，会出现加缪笔下的“局外人”。顺便说一句，对于这样的谦卑，周作人是从古希腊戏剧《特洛伊妇女》中得以领略的。这也即是我为什么一再感叹，读懂鲁迅的人不多，而读懂周作人的人更少的原因所在。

我在那个小组讨论会上与刘再复的论争，同时也确实是对整个古典人道主义的质疑。我质疑的全部基点在于，文学早已丧失了冉•阿让式的上帝立场。因为文学的主体，借用刘再复的说法，其真实位置已经不在冉•阿让手中，而在珂赛特脚下，甚至在于卡夫卡《变形记》的主人公早在一觉醒来的那一刻。文学的人道主义，必须以此为补充，才由其古典的神性，落实为现代的人性。也即是说，当作家想到怜悯的时候，必须同时想到谦卑，其怜悯才是真实的，可信的。否则，那样的怜悯很可能会变成一种表演，也可能变成任何一场暴动的借口，从而使人道主义滑入那种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和解放全人类的狂热煽动。因为，不管怎么说，像雨果那样的胸怀或者像托尔斯泰那样的自惭形秽，在作家当中毕竟是极为鲜见的。我不知道再复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假设他依然不明白，当他看到我这段文字时，也一定会明白，我说的人道主义与他当年讲的人道主义之间的区别。

我从再复对梭罗的热爱，对佩索阿的着迷上，相信他已经明白。再复对我谈到梭罗和索佩阿时，我几乎难以相信，这还是当年在会上作人道主义报告的刘再复。然而，听再复谈过之后，我发现，刘再复毕竟还是刘再复。因为明白是一回事，省悟却又是一回事。再复一面承认文学没有义务担当什么责任，一面却还在强调鲁迅在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上的此起彼伏。再复似乎很难彻底放弃文学的兼济天下责任，一如他很难不把忏悔意识作为一种对国人的号召，以此扮演一下精神领袖什么的。

事实上，无论是强调文学的责任感，还是号召国人忏悔，都是一种十分可疑的行为。在历史上，文学的责任感从来没有把文学真正推向人道主义，而向来是把文学最终推向语言暴力。把文学作为一种兼济责任，或者把写作置于听将令之下，这不是鲁迅的伟大，恰恰是鲁迅在文学观上的一个盲点。按说，鲁迅的人道主义文学观，与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的阐释是全然一致的。但鲁迅最终没能将那样的立场坚持到底，这是鲁迅的悲剧，而不是鲁迅的骄傲。由此联想到，当年刘晓波在会上的发言。他声称整个中国文学是倒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除了鲁迅，就找不出一个像样的。大意如此。虽然我理解他为了把话说得明白，不惜危言耸听。但我依然认为，刘晓波可能很懂政治，但他不懂文学。

相比之下，刘再复对于文学也是相当茫然的。但说刘再复懂政治，似乎又过于抬举了他。刘再复深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就是人际关系。这可能与他的人生历程有关，毕竟是从班长，团支书，团委书记那么一路过来的人。

据再复本人告诉我说，1993年在瑞典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期间，李泽厚曾当众批评刘再复的忏悔意识和超越意识，并且认为刘再复把陀思妥也夫斯基捧得过高。殊不知，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推崇，恰好是刘再复最引以为自豪的。再复告诉我说，在他的心目中，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名字，意味着灵魂的深度，意味着精神的自救。
在这一点上，刘再复对陀氏似乎真的有些心得。他说，要说解放全人类，是很容易的，那个年代里人人都这么说。但是倘若要落实到解放一个人和自我解放，却很艰难。这可能是刘再复的真心话，也是刘再复切身的体会。因为要把自己从长年累月的积习中解放出来，真的是比什么都艰难。

当然，刘再复此话还含有对解放全人类的怀疑。我很认同这样的怀疑。黑格尔当年辛辛苦苦地建造的哲学体系，最后经由马克思和由马克思命名的那场革命，归结为一句硕大无比的空话，解放全人类。从绝对理性和绝对精神，到解放全人类，理性由至高无上的绝对性和不容置疑性，变成一堆史无前例的荒唐和史无前例的丑陋。假如革命乃是一种行为艺术的话，那么这种行为艺术最后被诉诸了十分认真并且人人都当真的荒诞派戏剧。行文至此，我不得不提一下，相比于中国人，法国人的浅薄。法国的文学精英只是发现了荒诞派戏剧，他们不知道在中国，人人都是荒诞剧的剧中人。而中国人的幽默又在于，他们上演荒诞剧时，自己从来不笑的。再以福柯和德里达还有当年的萨特为例，他们对话语中心的挑战也罢，对理性批判的承继也罢，对存在主义的理解也罢，没有一个比得上毛泽东。在他们能够想得到的地方，毛泽东全部一一做过了。偌大一个国家，就好比毛泽东的思想实验室。不要说那些法国思想家，就是整个西方左派知识分子，跟毛泽东的胡天胡帝相比，实在是黄土和高山，小巫见大巫。在萨特亲眼目睹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接见红卫兵之后，他应该觉得自己在巴黎街头的激情煽动是如何的可笑。

比起我导师钱谷融先生，刘再复显然不是个特别敏锐的人。不过，刘再复的人道主义立场倒不仅仅是他读书读出来的，也有他个人的人生体味在其中。再复一再对我说过，他对许多事情都是从本能上作出反应的。他本能地认为，不能屠杀无辜的生命。他本能地认为不可以面对恐怖份子的惨无人道鼓掌叫好。即便是他的漂流，也是他出自本能的人生选择。要不是他的这种本能，他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种人生。要不是本能，他完全可以选择权势，而不是选择良心。以他当年已经获得的地位，要在上层混个一官半职，不说唾手可得，也是举手之劳。

不过，再复在谈及他的本能时，总是回避害怕的本能，从而把自己的流亡说成是与当时发生的事变及其历史环境的不相宜。其实，害怕是人的天性。人生来就害怕死亡，在火面前害怕被燃烧，在水面前害怕被淹死。这没有什么可回避的。再复诚实起来很诚实，尤其是在他畏惧的人和事面前，战战兢兢地，诚实得像只小兔子一样。但再复也有另一面。

4、刘再复本人的性格组合

从刘再复讲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说，刘再复应该是个冉•阿让式的人物，但刘再复绝对没有像冉•阿让那样担当人间苦难的勇气。在强横面前，刘再复是个弱者；而在弱者面前，刘再复又很想做个恩人。刘再复的人道主义，骨子里是施恩式的人道主义。这是跟雨果式的人道主义很不相同的地方。

在毛泽东上演的荒诞剧里，钱谷融是以阮籍式的智慧，保全了自己，成为一个幸存者。相比之下，刘再复却以他本能式的忠厚老实，获得了青睐，一步步地走向权力话语的中心。当然，忠厚老实的另外一面，必然是忍辱负重。至于忍辱负重本身是否也是一种智慧，或者说，一种中国式的狡猾，那就只有天知地知了。也许最老实乃是最狡猾的另一种说法，但这只有让再复自己说才成立。

刘再复是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集结之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叫做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种种惨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目击者。那些一声声的惨叫和一个个的冤魂，在他终生难忘。他对我说过许多故事，其中最让我唏嘘不已的是那位在古典文学的学问上不下于钱钟书的一级研究员孙楷第老先生。孙老先生嗜书如命，藏书精美。在他被赶到干校去劳动时，慑于工军宣队的威逼，不得不以便宜得惊人的价格，将自己十分心爱的全部藏书卖给了琉璃厂和造纸厂。文革结束后，孙老先生一回到文学所，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要找回他的书籍。作为当年帮助孙老先生找书的当事人，刘再复对我说，他为此四处奔波，求上面批准，求各方帮忙，那琉璃厂他更是不知跑了多少趟。可是，他对我说，上哪儿找去呀？谁还记得那档子事情呀？就这样，失落了藏书的孙老先生像个活死人似的苛延残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老人临死之前，特意让家人把刘再复叫到床前，向刘再复巍巍颤颤地张开手掌，掌心里写着一个字：书。

当然，文革的种种暴行，在每一个人心中激起的反应是很不相同的。但在刘再复心中，至少是激起了他的人道主义情怀，他的不避讳贫贱。他私下里最喜欢对人说的一句话乃是，我是个农家子。他说他小时候家境贫寒，下田种地，上山砍柴，什么活都干过。也许是这样的人生经历，他会对同样是砍柴出身的禅宗六祖慧能，特别认同和崇敬。然而，这句听上去颇为自谦的话，同时也有一种莫里哀笔下的喜剧性，有时会让人想起那个自称很卑微的人来。因为刘再复骨子里是个一点都不肯谦虚的人。

假如刘再复说他非常热爱文学，我是绝对相信的。刘再复少时有幸就读于陈家庚的女婿李光前先生创办的全福建最大的华侨中学，说他有幸，是因为该校拥有一个藏书相当丰厚的图书馆。刘再复的启蒙教育，便是在那个图书馆里面完成的。他在那个图书馆里通读了莎士比亚的所有戏剧，通读了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小说。我想，刘再复对人文精神的向往，可能受莎翁戏剧的影响；一如他后来从文学主体论逐步走向个体，走向个体的内心真实，与《约翰•克利斯朵夫》那种激情个性的导引有关。但再复对于文学也罢，艺术也罢，始终只是喜欢、欣赏，仿佛一个在门口兴致勃勃地徘徊不已的游客，很难跨入门内做一个不顾一切、独立不羁的文学中人。

有一年去他家里作客，我特意送给他一叠CD，其中有一张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与他一起品赏门德尔松此曲的情景，给我印象很深。说实在的，再复对音乐和绘画等艺术，不是十分敏感的。但他听《仲夏夜之梦》却听得非常投入。因为他熟读过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对《仲夏夜之梦》里的每一个细节都了然于胸。我能感觉到他随着门德尔松的旋律在莎翁舞台上漫游的快乐。再说，门氏旋律的优美，天下独步，再复因此被感染得如痴如醉。但再复的另一面是，过后就忘了。我那次回来后，刘再复可能再也没有听过那些音乐，至少他从来没有提起过。再复在本性上似乎跟艺术相隔一堵墙，而不啻是相隔一层纸。

也许是这样的原因，刘再复的抒情散文，写得再优美，也经不起推敲。因为他只是在表达他的热爱，从来不会也不敢走进他所爱的一切之中。比如，他会很崇敬冉•阿让，但要他做一下冉•阿让，他肯定逃之夭夭。他一再对我说他如何激赏三岛由纪夫，并且在我开始撰写文学备忘录的时候，还曾非常不高兴地指责过我写得不够山岛由纪夫。后来我把文学备忘录真的写得相当山岛由纪夫时，他转而变得十分害怕，忧心忡忡地说我把人全部得罪光了。为此，他非常认真地去出席了被我严厉批评的一位教授的退休派对，以此向对方也同时向我表示，他是个不忘旧情的朋友。他如此的不山岛由纪夫，有点让我失望。我有时甚至会怀疑，会不会发生这样的情景，被我批评的所有文人通通聚集到再复家里开派对，然后再复在他们对我的非议面前装聋作哑。

不过，再复确实喜欢交朋友，尤其是有地位或者有身价的朋友；假如没有那些身外之物，能有点才华也行。因此，再复在国内海外的朋友众多，从周扬，胡绳，到聂甘弩，从学术泰斗钱钟书到著名音乐家施光南，还有身价百倍的大画家范曾，还有武侠小说家金庸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再复不仅善于交友，而且还像是个朋友收藏家，很懂得什么朋友放在什么位置上，懂得什么朋友执以什么样的礼节，什么朋友应该交到什么份上，什么朋友应该始终仰视，什么朋友可以居高临下。什么朋友必须恭维不已，什么朋友可以趁人不注意时悄悄地欺负一下。

据他本人告诉我说，自从出国以后，他与之交流最多的，是两位跟他一样漂泊在外的朋友，一个是高行健，一个是在下。

有关他跟高行健的交往，得由当事人自己来讲说。我在此只是略略提一下，刘再复之所以能够超出同辈的文学同行，与他跟高行健的交往颇有关系。他说，高行健的作品和文学主张，给了他很多启发。他不仅喜欢高行健的小说戏剧，并且十分认同高行健没有主义的文学主张。当他说到放逐主义回归内心的真实一语时，语气坚定到了心驰神往的地步。

我本人跟高行健没有任何交往，我也不知道再复有没有跟他提及。不过，再复知道我对高行健小说和戏剧的不同看法。有一次，再复特地寄我高行健的《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我收到后，当天夜里一气看完，第二天就给他写了一篇评论和一封长信。再复对此一再表示惊叹，并且读得击节不已。但读过之后，他照样沉浸在对高行健的热烈歌颂里。其中既有命运、心灵等等精神上的相通，但也不排除诺贝尔奖的心理效应。假如我得了如此顶级的世俗荣誉，再复也会同样热烈的。

我到美国不久，国内刚好出版了我那五卷本的思想文化文集。我一拿到，立即送了再复一套。再复读我那些劳什子读得比我当初写得还要认真。他不仅十分仔细地夹了许多签条，还在字里行间时不时地写上一些读感。后来，当我听到他如数家珍似地跟我谈论海德格尔和斯宾格勒等等时，我知道他将我在书中论说的那些大师的著作一一读过了。我还知道，他正在动脑筋如何将我的一些想法变成他的观点。

我在身外之物上，全然是个一无所有之人。我能够让再复乐此不疲地深而交之，除了上苍所赐的那点天赋，无非就是精神上的不贫。再复是个有精神向往的人，但他同时又把我的一无所有和我的富可敌国区分得极其清楚。

面对我的思考、我的那片精神天地，再复谦恭得如同一个虔诚的学生。事实上，我自从失去了课堂之后，也只剩下再复这么一个听众。再复十分享受听我滔滔不绝，听得入神时，常常会完全忘记他过去扮演过的社会角色。每每提问，都不会忘记说上一声“向你请教”。不过，听完之后，再复总是能够很快地回到他在86年新时期十年文学研讨会主席台上作报告的角色里，从而有意无意地把我扔回下面的听众席上。

这样的反差，有时让我暗暗吃惊。因为听我滔滔不绝的刘再复和86年会上的那个刘再复，是截然不同的二个人，我至今很难相信这二个人竟然是同一个人。听我滔滔不绝的刘再复，非常向往精神上的崇高、非常向往慧能、陀斯妥也夫斯基、甚至山岛由纪夫等等，有时还会把我和他的境遇与当年俄国流亡思想家和文学家们相提并论。但86年那个会上的刘再复，却是个官位在身、热衷名声的刘再复。那个刘再复在文化思想上的形象，体现在他与李泽厚的对话里。那个刘再复在文学上的热情，体现在他对诺奖得主高行健的没完没了的津津乐道里。那个刘再复跟我在一起时，让我觉得86年的那个会仿佛一直没有开完，并且还要无休无止地开下去，不管我听不听他的报告。那个刘再复会把我的一些思想观点，以他不伦不类的文字写在他的文章里，并且以他难以摆脱的庸俗方式，向港台大学里的听众们高谈阔论。有时甚至鹦鹉学舌到了连语气都像我跟他讲说时的模样。即便如此，他照样可以咬定牙关，只字不提是从誰那里听来的，从而面不改色地告诉听众，那些思想都是他本人如何了不起的发现。记得我最后给他的绝交信里，曾经告诉过他，我的思想是和我的表述方式联结在一起的，不能想像可以用他人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思想。但再复还是遏止不住那种以他的方式来表述我的思想的欲望，一而再、再而三地到处宣讲删除了李劼的名字和李劼的表述方式的“李劼”观点。那个刘再复完全活在精神领袖的幻觉里。他告诉我、他在香港是知识界的精神领袖时的得意神情，我至今历历在目。我只是不知道，他的这种幻觉是从86年的那次十年文学讨论会上开始产生的，还是到了海外与李泽厚一起发表了《告别革命》之后才有的。我有时忍不住地十分同情他，被精神领袖的幻觉折磨，不是件快乐的事情。但一看到他为了扮演精神领袖而把我告诉他的一些想法，不伦不类却又煞有介事地到处演讲，又会觉得他太欺负我的无权无势，太欺负我的不得不选择流浪。

这样的反差，导致了再复与我之间十分奇特的朋友关系。听我滔滔不绝的刘再复，是私底下的，不公开的，只有天知地知、他知我知。别人知道的只是，是刘再复把我邀请到美国，是刘再复以访问学者的名义把我留在了美国，是刘再复在处处关照我，是刘再复给我的历史小说写了序言，是刘再复在我活不下去的时候给我寄过钱接济过我。再复在别人面前称我是个有见解的人，或者一个勤奋而有才华的人，或者写了不少东西的人。再复很少对人提及我的实际处境，就像他不会告诉别人他像听课一样地听我讲说我的许多思考。别人不会知道他和我之间的真相，也不会知道我的真正处境，是在纽约这个城市里没完没了地流浪。再复一面在序言中夸奖我的流浪，一面还悄悄地以比我更悲惨的人和事鼓励我继续流浪。

再复仿佛喜欢我处在这样的流浪状态里，以便86年的那个会议能够继续开下去。当他从那个看不见的主席台上走下来，吩咐我替他起草什么文章、或者构思什么讲座、乃至设计一部学术论著的基本框架时，语气相当的从容镇定，仿佛在处理办公室里的一些日常工作。在那样的状态里，我只能处在秘书的位置上。先是由我提出构想，然后由他作出取舍；我再根据他的取舍，提出具体的写法或者讲法；最后成文后，有时还得由我润色一下。我猜想他当年给周扬起草报告时，可能就是这么运作的。但我相信周扬的官腔，肯定打得没有刘再复那么温柔、那么漂亮、那么体贴入微却又那么不容置疑。假如我真的是再复的秘书，一定会为这样一位温柔体贴的上级领导做事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再复在为官时的母性特色，可能天下无双。再复没能在朝中做官，与其说是再复的不幸，不如说是朝廷的损失。

我对再复说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除了中国文化的源流和蜕变，便是《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比较。再复听我讲解这两类小说之间的区别时，从心底里赞叹我的看法。然而，事实上，不管再复如何喜欢《红楼梦》，他跟《红楼梦》总是相隔一层纸。再复骨子里依然是《三国演义》中人，不管他嘴上或者在文章里如何同意我对《三国演义》的批判。假如再复在《红楼梦》里也能找到他的角色，那么肯定不是贾宝玉，而是贾政；再复在《水浒》里的角色，则应该是宋江。

我在流浪了这么些年之后，蓦然回首，发现自己不知怎么的被罩在一张无形的蜘蛛网里。不仅是我周围的人，甚至包括我自己，都参与了这张网的编织。这可能是再复非凡的人际关系本事。再复可以不动声色地把一个人笼罩在他的恩情之中，而他是否给过这个人真正的、实质性的、足以解决其生存境遇的帮助，则是另外一回事。再复仿佛生怕一个人吃饱了会突然逃走一样，总是让他所帮助的人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里。再复可以使一个人的流浪状态没有丝毫改变，却被恩情的大网罩得严严实实。我有时感觉自己身处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而再复则悠悠地站在海岸上看着我挣扎。再复可以不时地扔给我一点面包，但绝对不会让我上岸。不知为何，再复比我过去所面对的专制当局更害怕我有朝一日回到大学的讲台上，尤其是不希望看到我站到美国大学的讲台上。因此，再复的施恩是有界限的，绝对不会让施恩对象跳出不需要施恩的境地里。

当我说出这种感受时，已经身处一种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里。想当初，我曾经十分相信过这位看上去绝对是温柔敦厚的朋友。而他也确实给过我许多的承诺。从在美国的大学教中文，到香港台湾寻找教职，最后给我找的竟然是广州中山大学。我非常惊讶他的这种努力。且不说中山大学能否接受我，即便是愿意接纳，我当初又何必离开华东师大跑到美国来呢？兜了一个偌大的圈子，我最后发现，再复是在悄悄地把我送回中国。我猜想，助我入美国大学执教，再复可能没这个能力；而帮我在香港台湾的大学找到一个教职，即便有可能，再复也不太情愿。因为我要是在那里的大学里一讲，再复还怎么能够宣讲他的种种发现呢？再复还怎么能够继续扮演他所十分热衷的精神领袖角色呢？在对我的帮助上，再复是矛盾的，也是为难的。他一方面希望我永远流浪，一方面又希望我永远有求于他，永远相信他会帮我搞掂我的生存需求。再复希望他在我面前，是个永远的恩主，同时又希望我永远的求他施恩。他没想到我会最后给他写那封道别信，虽然他曾下意识地提及，当年嵇康如何给山涛写过绝交信什么的。

再复这种施恩式的人道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十分软弱的，不仅在对别人施恩时软弱，在领受皇恩时也很软弱。一方面，他十分关注自己的施恩效果，对方稍不留神，就会被他怀疑有忘恩负义之嫌。因此，再复对自己身边的人，哪怕是亲人，都会具有一种贾政式的威严。另一方面，他又会对来自朝廷的皇恩感激涕零。上面什么人物说过他一句好话，他会矢志不忘；即便是何新那样的人物，来美国不知干什么时随口把他和李泽厚夸了几句，他也会激动不已。这时候的再复，绝对是个宋江。

从再复的这种性格，可以想见其文章，尤其是其散文。我曾经很委婉地说过再复的文章不是魏晋式的，而是唐宋八大家那样的，暗示其文意总也脱不去一股官气。我认为我的这个说法是公允的。须知，唐宋八大家的境界也不算很低了。不说其他，仅范仲淹那两句话，就儒雅得很。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忘了有没有对再复说过，假如换了我，会把这两句话改成：怀浪者心态，居庙堂之高；以王者气度，处江湖之远。不知再复以为然否。

不管怎么说，当年争论的三个人，刘再复也罢，刘晓波也罢，我也罢，最后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我当年之所以选择担当，也在无意中表明了，个人可以担当什么责任之类，但文学却绝对不能如此担当。一旦我选择了文学，坚决拒绝担当任何责任；假如命运还要我去担当，那么我也不会把文学给捎带上，而是先把文学放下再考虑担当。

在文学的阅读上，再复也是个十分矛盾的人物。比如，他一方面告诉我，鲁迅当年说的文学实绩，乃是最为重要的。文学不在于论争，而在于作品。但他同时又对一些实验性很强的作品不是很熟悉。在提出主体论之后，再复当年还写过《论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之类的文章。我至今没有读过此文，不知道再复究竟以哪些文学批评的文本作例。但我猜想不会是我和吴亮他们的文章。因为那个时候，刘再复所做的一切，我和吴亮他们不太清楚；而我和吴亮他们在做些什么，再复好像也不太清楚。再复是直到我给他写了有关高行健小说的评论和长信之后，才突然发现，原来我比他更在灯火阑珊处。我当年不仅非常认真地评论了蜂涌而至的新锐小说，而且还由此对小说的叙事方式和小说语言作了相当的研究。无论是在对新锐小说的评论上还是在小说语言学和叙事学的研究上，我当时都已经走到了相当孤独的地步。这虽然对我后来的长篇小说写作不无裨益，但真正明白我那些研究文章之个中三昧的人却非常之少。有人因此嘲笑我竟然就《百年孤独》的第一句话，“很久以后，当布恩第亚上校回想起……”，写了一万多字的长文。

又有人认为，怎么可以把一部翻译小说的开头，当作小说叙事和小说语言的事例来讲说？他们不知道这句话对当时的新潮作家产生过多么重大的影响，更不知道这句话在小说叙事方式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意味。这些都以后再说罢，不扯远了。
我在这里要说的只是，有关实验小说文本的研读，尤其对先锋诗歌文本的研读，再复都没有太重视。以致我对他提起诸如韩东于坚之类的名字，他觉得非常陌生。再复对小说的阅读，可能只到寻根那一类小说为止，即阿城韩少功和莫言他们的小说。再复当然也读过马原余华苏童他们的小说，并且对残雪作了很高的评价。但再复最推崇的是《厚土》一类的小说。

再复与我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对自己的写作所持的心态。再复很少对自己的作品有不满意的时候。再复为人谦和，但这并不能说明他骨子里不固执。我对自己的文章和作品没再复那么看重，就像随身衣物一般，扔得满地都是。但再复对自己哪怕是很久以前的一篇习作，都会相当仔细地掸去灰尘，收拾收拾，安置妥当。

再复对别人的评价非常在意。很看重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虽然他可以十分谦虚地面对所有高高在上的人，他也会同情或者施恩式地帮助低低在下的人们，但他骨子里不太接受别人的批评。至于他跟人交往的成功，则在于对人始终保持警惕，不管交往到什么程度。

再复最为矛盾的是，他从心底里看不起平庸，看重天才式的人物，但他本人却既不是天才，又不敢与平庸决裂。刘再复的平庸是相当惊人的。记得有一年他叫我去科罗拉多小住。本来我想跟他搞一个对话录，把那些年私底下跟他谈的许多思想作了一个整理。但他却请求我替他构想一部中国文学史。说实话，跟再复在一起，从来不吝啬让他分享我的许多想法。因为我不在乎他很刻意追求的思想家角色。那次，我不仅替他作了完整的构想，而且还帮他起草了开头部分。在我构想的时候，他非常认真地记下了我所讲的第一句话，而且还不断地琢磨其中的意思，不停地问我这句话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句话是不是那个意思。要说努力，他算是非常努力的了。可是，他就是怎么也写不出来。假如我没弄错的话，那部文学史至今停留在我给他起草的那个部分上。

至于再复给我历史小说写的那个序言，读者们自然是见仁见智。其中最有意味的，是钱谷融先生的反应。钱先生读到发表在香港《明报》上的那篇序文之后，给该刊写了一封信。此信后来被该刊丢失了，但钱先生让人转告了其中的意思。钱先生说，他是向刘再复表示感谢，感谢他关照流浪在外的李劼。虽然谁也没有看到那封信，但钱先生这样的意思，却是另有一番深意。他那十分客气的感谢，同时也委婉地提醒了刘再复：不管怎么说，李劼总归是我的学生。这或许是钱先生写此信的真正原因。按说，我在外面如何如何吃苦，钱先生是不会如何在意的。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我自找的。钱先生之所以如此认真，是因为他多多少少从那篇序中读出了，刘再复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的师长语气。

这可能也是刘再复在性格组合上的复杂性。他一方面可以极其谦虚地向人请教各种问题，并且谦虚到足以让人向他倾心相交，倾囊相授。但另一方面，他又会向公众下意识地流露出他曾经拥有过并且让他始终无法忘怀的官位身份，至少在语气上。这在我是可以不以为意的，但这在我的导师却相当敏感。再复的这种复杂性，在我需要花这么些年的时间弄明白，但这在钱先生却一眼就看清楚了。

唉，是人，总是难免其复杂性，尤其是中国人。

注：此章以改定稿为最后定稿，此前初稿作废。

2003年9月14日
写于纽约
2004年9月8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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