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方

3.  “工农兵学员”的创作——短篇小说集《翠绿的秧苗》、诗歌《理想之歌》

        江青集团不仅重视＂知青模范＂在政治上的培养、使用，而且重视知青作家在文艺宣传上的培养和使用。知青出身的工农兵学员成为后权威知青文学创作的一支生力军。江青集团在工农兵学员中培养、建立了一支组织化的写作队伍。
        这些人昨天还是知青，他们何以会具有这样自觉的后权威政治意识呢？除了工农兵学员已经被高度组织化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创作者的身份已经改变。“工农兵学员”的创作，主题无论是教育革命，还是上山下乡，一直关注着自身的形象塑造。作品始终贯穿着三个转变——社会角色的转变、自身立场的转变、自我认识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之中，他们要重建政治斗争意识、社会管理意识，文化领导意识。因为他们已经从一个受教育者，转变为教育革命的领导者，从被支配者，转变为政策制定者。
        重新确认自己的社会身份，是工农兵学员的一个重要经历。工农兵学员的文艺创作往往自觉地环绕着对自我本质的再确认展开，例如北大工农兵学员在他们创作的《翠绿的秧苗》后记中，骄傲地写道：“前进吧，光荣的工农兵学员！战斗吧，无产阶级文艺的新兵！文艺的春天，属于革命的无产阶级！”
        《翠绿的秧苗》小说集是由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72、73级工农兵学员“集体讨论，一人起草，再由师生结合的小组反复修改”完成的。作者大多是延安、山西、东北等地的插队知青。[15]
        《女儿的婚事》讲述，省军区副政委江明夫妇在女儿小燕下乡插队后要嫁给农民的事上发生了分歧，在插队的儿子牺牲后，江明说：“儿子死了，女儿跟上去，必要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舍得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成长》讲述，大学毕业后的工农兵学员晓京重返延安农村插队落户，扎根农村，一辈子改造世界观。
        小说集创作的全过程都处在“组织化”之中，小说集反复突出强调红卫兵、知青身份，作品的个人品格和独立精神被降低到最低点。小说编造大量的虚假情节，并使用“讲故事”的语言，以符合“工农兵”审美的品格。
        知青在意识形态高压的大学里，不可能公开抵制江青集团的阴谋政治，有些人身不由已地沦为江青集团进行阴谋政治活动的工具。[16]

        就在这湖边，
        前几天又有阴风翻卷―
        几个旧学校的卫道士，
        筑起土围子，
        对教育革命反攻倒算……
        莫忘记呵，
        莫忘记！
        战斗呵，
        战斗！
        鼓起＂炮打司令部＂的勇气，
        坚守无产阶级的营盘。
        ……
        就这样，
        我们从与敌人较量过的田野，
        来到阶级争夺的校园，
        从一个战场，
        又来到一个火线；
        我们带着工农兵的嘱托，
        谱写教育革命的新篇，
        让斗争的烈火，
        一次次将我们冶炼……
          ——《展翅篇》北京大学中文系73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17]

        长诗《理想之歌》，是后权威知青文学的代表作。该诗由北大72级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执笔的四位作者，都是曾经插队、支边的知青。《理想之歌》的发表，标志着伪知青文学的成熟。

    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欢迎你呵！/突击队的新战友，/欢迎你们呵！/我们公社的新社员。/喝一碗/热腾腾的米酒吧！/——延安人民的情意/酿在里边；/吃一把/红彤彤的大枣吧！/陕北的枣儿呵/蜜一般甘甜！/看你们白羊肚手巾/红袖章，/——高原上/又开放一片山丹丹……
    是在这宝塔山下，/延河岸边，/我开始理解：/从来就没有什么/个人理想的诗篇；/我们革命青年的理想，/要由整个无产阶级谱写，/要把千百万人/召唤!/我们壮丽的/现实和理想，/是用革命战斗的红线/紧紧相连。/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我们沿着/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向，/冲锋陷阵，/一往无前!//谁说我们的生活/“平平淡淡”，/我们的事业/风光无限!/谁说“农村落后/难以改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农村/需要我/我，/更需要/农村。/贫下中农的希望/就是我的志愿。/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理想，/我愿在这光荣的陕北高原，/迎接十个、几十个/战斗的春天!
            ——《理想之歌》北京大学中文系72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18]

        1975年12月《理想之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配乐诗朗诵的形式广播，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引起了文革官方的注意。
        1975年冬天，在批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背景下，《红旗》杂志在12期上发表社论《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在证明教育革命成果时说道：“工科的学员发明创造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创作了饱含革命激情的《理想之歌》。”《人民日报》（1976，1，25）在批驳“工农兵学员质量低”的专题下，全文刊登了这首长诗。
        《人民日报》（1975，12，8）在“北京大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文中，第一次介绍了诗作者高红十，《光明日报》还刊登了高红十照片，并发表了对《理想之歌》的书评。《光明日报》（1976，2，5）发表高红十的文章《回延安，当农民》，宣传她“三次写申请，要求回延安当农民，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高红十成为著名知青作家和知青模范。
        岩田佐章认为，高红十成为宣传宠儿，而其他几个执笔者无声无息，是因为高红十重返农村的实践具有代表性。高红十回乡扎根的行动，为这首长诗的革命“人生论”提供了具体注释。[19]
        这首长诗“组织化”的创作过程，正是作者知青主体性丧失的过程。诗作者高红十成为“知青模范”和著名知青作家的一段思想发展过程，具有典型意义。
        1975年8月，北大中文系72级要编写反映工农兵大学生的小说集《绿色的秧苗》，其中“毕业”部分，组织上决定由高红十创作。她当时很苦恼，总也写不下去。她说：“最难的是主人公毕业后回农村的思想境界。我没有这种心情体验，所以无法很好表达。”她的入党介绍人找她谈话：“问题在你自己，你想清楚了，小说就能写好。”高红十认识到“要写革命文，先做革命人”，于是她在6月7日给延安地委写信，并正式对校党委提出：“回延安，当农民，做共产主义新人。”在小说《成长》中，她没能把她的思想斗争和苦恼如实地写出来，而是站在说教者的立场上，塑造了一个“高大全”的形象。显然，她的苦恼和思想斗争，是不允许被真实地写出来的。[20]
        《理想之歌》获得《人民日报》刊登和大力宣传，是以全面接受“组织化”为代价的。它被纳入反右倾运动的轨道，成为配合“批邓反右倾”政治斗争的工具。
        《理想之歌》在知青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有些知青非常反感该诗表达的极左思想，另一些知青则被诗歌感动，被主流社会的关注所兴奋。两部分人在解读时，相约成俗地忽略了诗中后权威主义的词句，将它们当成被迫外加的部分，而注重解读显示能指的知青主体存在。这首诗在当时的理解，“扎根派”和“不相信派”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注重了所指(后权威话语)，后者则偏重能指(知青主体性)。

    三、?后权威主义的红卫兵文艺?

    1． 配合“反右倾”编造红卫兵史

        在1968年工、军宣队进驻各大、中学后，红卫兵组织受到全面审查、清理。此后在工、军宣领导下成立的“红卫兵团”，都是官方组织的“模范学生红卫兵”。1968-1970年间，在一些大、中城市相继颁布了各自的“红卫兵条例”。1970年下半年，天津市中学开始执行的《天津市中学红卫兵条例(试行)》规定：“红卫兵是GCD领导下的革命学生的先进群众组织。”“红卫兵要以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为主体，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条例》还规定：各级红卫兵组织由同级党组织批准，并在其领导之下进行活动。由于红卫兵没有中央一级的统一组织，1969年整团建团开始后，它的活动逐渐减少，变为中学共青团的外围组织。在各大学实际上取消了红卫兵。[21]
        出于现实政治需要，在1975-1976年间“四人帮”开始重视开掘、利用红卫兵话语的历史资源，江青集团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篡改红卫兵运动的历史，将红卫兵话语直接嫁接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阴谋话语上，使之配合“反右倾”运动。宣传“红卫兵精神”，成为江青集团对青少年进行教育、号召的话语策略。红卫兵的造反历史，被描述为“反潮流”精神的具体体现。各种以红卫兵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在配合运动中被有组织的创作和发表。
        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后权威红卫兵文艺，特别强调创作主体的真实，一反常规地突出了作品中的文化主体。在组织创作时，有意识地调集有红卫兵身份的作者来写作“红卫兵作品”。
        故事集《毛主席的红卫兵》由清华附中、北京市31中两校教师编写，并请当年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工农兵学员陶正负责全书的修改工作。
        这部故事集在前半部分讲述，圆明园成立红卫兵、反工作组、大串联、揪出“刘少奇叛徒集团”。后半部分介绍了知青模范：朱克家、金训华、张勇等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事迹。并将红卫兵运动续写到批判“师道尊严”的黄帅，反修正主义教育回潮的张铁生，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鲁新民(原红卫兵，现上海星火零件厂工人)等模范人物。前半部（1966-1968）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物出现，人名全部虚拟，后半部（1968-1976）全都采用真名，因为他们都是文革官方树立的典型。采取前虚后实的办法，编造出一部所谓的红卫兵运动史。
        故事集在结尾时发出号召：“走资派还在走，红卫兵在战斗。”“当年的红卫兵斗争精神不减退，今天的红卫兵革命锋芒更锐利。走资派在哪里走，红卫兵就在哪里战斗。”并宣称：“‘走资派是我们红卫兵的死对头，邓小平是我们红卫兵的老对手！’在痛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斗争中，在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激烈战斗里，建立了功勋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中，有很多是当年的红卫兵。”“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红卫兵分赴祖国四方，为粉碎走资派复辟翻案的阴谋，红卫兵又战斗在同一战场！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小将，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红卫兵运动的新篇章。”[22]
        反映红卫兵历史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荷泽惊雷》（陈建功）。小说讲述，1966年5月文革暴风雨即将来临，“西郊荷泽园，一座高等学府的附属中学里”，学校走资派为高三学生提前进行“小高考”，出题“荷塘春晓”，贫农子弟关巍气愤地在试卷上写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文学教研室主任兼班主任、一级教师曾一帆宣布这篇作文是零分。关巍与曾一帆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鼓动全班同学罢考。当校长金鼎文赶来压制时，关巍又对校长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公开的批判斗争，将“荷泽园修正主义罪状”93条丢到金的面前。关巍的行动得到了一批同学的支持，在各班掀起了激烈的辩论。关巍等同学还贴出炮轰学校走资派的大字报。在市委走资派王虚谷的指示下，金鼎文宣布关巍为“反党右派分子”，开除学籍，其他学生给予不同处分，并组织对关巍进行批斗。这时，关巍的父亲贫协主任秉奎老汉手提扁担赶来支持儿子，发现曾一帆是当年端着盒子炮向贫农团反攻倒算的曾二少。关巍告诉父亲，就是因为曾二少有校党委书记金鼎文的“大红伞”才能如此嚣张，“金鼎文成了‘还乡团’的‘团长’啦！”秉奎老汉取出贫农团袖章要儿子戴上，让他跟“白箍”干，跟这些资产阶级干！关巍接过红袖章，高举着说：我是贫农团的后代，要做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台下同学，矿工后代方刚跳上台表示要做红卫兵，其后干部子弟张南下、冀密拉(俄文：和平)也纷纷要做红卫兵。在狂风暴雨中，关巍和他的战友朝天安门前进，他们的胳膊上都戴着墨笔字书写的红卫兵袖章。[23]
        《荷泽惊雷》中所说的“荷泽园”和罢考事件，当年的北京红卫兵一看就知道，指的就是清华附中。黑字袖章是老红卫兵的标志。将这篇小说与1968年夏季的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对比，会发现许多有趣的差异。小说将红卫兵发起者关巍的出身背景改成贫农，将干部子弟改为关巍的追随者，掩盖了老红卫兵与权力集团的背景关系。红卫兵的产生被说成是贫下中农支持和贫农团的延续，并将曾一帆写成“还乡团”，金鼎文写成“还乡团长”，以直接配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小说文字完全使用了工农兵故事会式的语言。

    2．“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红卫兵文艺

        后权威主义的红卫兵文艺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进入了它的最繁荣时期。一批有关红卫兵运动的小说、诗歌、散文在各报刊发表，如《人民文学》1976年第五期开设了＂散文专栏＂：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下面是当时有代表性的一些诗歌。

    上山下乡干革命，/红卫兵当了管天红哨兵。/斗志还是那样旺，/袖章还是那样红。//报冷暖，辨阴晴，/驱霹雳，战恶风，/反修防修决心大，/乱云飞渡仍从容。//……继续革命永向前，/反击右倾翻案风！
            ——《反击右倾翻案风》宝坻县 窦家桥大队下乡知青唐巍[24]

    从五月十六日那天，/我们的队伍/吹响进军的号角；/从八月十八日的黎明，/红色的袖章/掀起接天的暴风……/冲向社会，横扫那些/牛鬼蛇神和发霉的“四旧”……/最难忘呵，城楼上/把“红卫兵”袖章为毛主席佩戴……/冷对走资派的威逼、利诱，/嗤笑资反路线的谩骂、围攻！/让我们把战斗的歌再唱一遍吧：/“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让我们把深情的诗再读一遍吧：/“抬头望见北斗星……”/张铁生的答卷呵朱克家的锄柄，/金训华的日记呵张勇的鞭缨……/然而，“走资派还在走”，/历史向我们一次次这样证明：/今天，老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黑纲领。/用“红旗”掩盖复辟的美梦，/这是整个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又一次疯狂进攻！/呵，我们那曾沾满硝烟的红卫兵战旗呵，/随着第九、十次路线斗争的风雨飘扬、漫卷、飞升……/是呵，十年了，我们/刺刀更亮，袖章更红！
            ——《红卫兵颂》李小雨[25]

        《人民画报》和《美术》画刊在1976年也发表了一批利用红卫兵题材配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绘画，如油画《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侯逸民、邓澍、靳尚谊、詹建俊、罗工柳、袁浩、杨林桂）、木刻《红心永向毛主席》(知青张大川、李伟)、水印木刻《又一次较量》(知青管学军)等。[26]
        同一时期《人民音乐》发表了一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红卫兵歌曲”，其中一些还在中央电台播出。

    每当唱起红卫兵战歌，/耳边就响起文化大革命的雷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要用战斗来保卫，/革命征途风没静啊雨没停。//每当看到红卫兵战旗，/心中就唤起继续革命的豪情……新生事物我支持，/反击右倾翻案风。
            ——《每当唱起红卫兵战歌》刘薇词

    像鲲鹏展翅，/像雄鹰翱翔，/搏击风和雨，/倒海又翻江。/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诞生，/……万里征途不停步，/继续革命向前闯，/狠狠批判邓小平，粉碎他的复辟梦想。/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阔步奔向前方。
            ——《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词曲

        《每当唱起红卫兵战歌》和《我爱红卫兵日记》(齐金发词，金月苓、金苗苓曲)等歌曲都不是红卫兵学生所作的作品，而《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因为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所创作而显得特别有份量，《人民音乐》之所以刊载此歌，正在于它的创作单位——清华附中红卫兵是有名的红卫兵组织。但是，这首歌不过是红卫兵运动终结后，1976年的“模范红卫兵”所创作的歌曲。它的歌词充分暴露出，利用红卫兵话语配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企图。它的音乐品格，与当年的《造反歌》等红卫兵歌曲相比，明显地矫揉造作，虚张声势。[27]

    四、对知青沙龙的围剿与反围剿

    1． 对地下文学的围剿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文革运动进入低谷，各种口头文学和手抄本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手抄文学的广泛流传，引起了文革当局的重视，各地多次对手抄本进行清查。1974年的大清查是最为集中的一次。
        1974年秋天，在“批林批孔”运动进行的同时，姚文元下令对地下文学进行全国范围的大清查。北京各工厂、企业和街道传达公安局的通知，凡收藏有手抄本的必须一律上交，逾期藏匿不交的将进行严肃处理，鼓励大家进行揭发。查禁的手抄本，包括“黄色小说”《少女的心》和《第二次握手》、《九级浪》等。在湖南长沙，各中学的老师让抄写过《梅花党》、《少女的心》的学生进行登记，由学校将这些手抄本集中销毁。
        各地公安机构对一些可疑人物进行了排队摸底，审查和讯问。各街道居民委员会和工厂单位进行了细致的排队检查，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思想教育。
        1974年夏天，在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岳重、于有泽和赵振开都被公安局、派出所和工厂保卫科叫去讯问、审查。于有泽受厂里审查，让他交待与什么人来往，一连审了十几天。由于每天上班都要去保卫处报到，下班才能回家，他停止了写作，将自己的诗稿分散隐藏在同学们那里，并剃了个光头准备坐牢。于有泽找到林莽，要他把抄写的诗歌都找出来烧掉。在于友泽走后的当晚，林莽也匆匆烧掉了一批自己在白洋淀时期的作品。于此同时，岳重的问题牵连到栗世征，栗世征找到宋海泉，要走了自己的诗稿并加以烧毁。
        在这次大规模查抄中，徐小天(徐浩渊的弟弟)被抓，徐浩渊的家被搜查。甘铁生听到徐家被抄的消息，匆匆烧毁了他创作的一批作品，其中包括中篇小说《第二次慰问》、短篇小说《野玫瑰》、《纺车声》等。在同一时间，张寥寥等人烧毁了1974年之前全部的《桥》(手抄)杂志。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北京沙龙成员都开始销毁和藏匿自己的作品和手抄本。
        1974年秋，成都沙龙的一个成员因文字而入狱，由野鸣夫人连夜通知邓垦、陈默等各家，紧急烧毁诗作和各种文稿诗作，其中包括1972年夏天由野鸣编成的成都文艺沙龙诗选《空山诗选》(内收14家150首诗)。一夜间，沙龙中的各种文稿，都迅速地被付之一炬。[28]
        邓垦的长篇叙事诗《春波梦》被成都公安局作为黑诗进行点名查抄。邓垦的朋友因藏有《春波梦》“手抄本”，以及其他问题被判刑8年。成都市公安局到邓垦所在工厂对邓进行审查，因抄出的《春波梦》是1964年的版本，所以邓谎称写的是1927年北伐战争中的事。邓垦由于写诗罪行，加之派性因素，被工厂关押审查20个月。
        在政治压力下，较有规模的文艺沙龙活动基本消失，文学青年开始有意识地分散活动，一些沙龙开始解体，剩下一些分散的小圈子，活动局限在最密切的朋友之间。文学沙龙的活动转入低潮。[29]

    （1）“第四国际反革命案”
        “第四国际反革命案”是1974年江青集团发动对“地下文学”进行围剿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赵一凡等人在这一案件中被捕入狱。
        赵一凡(1935—1988)生于上海，三岁时在逃难中患骨结核，四至十岁卧石膏床。1945年随母亲赴苏北根据地寻父。 1947年因行军骨结核病复发，卧石膏床九年。赵一凡所有的知识都是在病床上自学的。十三岁在养病中编写《新少年故事》。病愈后曾在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旁听。1959年在文字改革出版社儿童读物组，做儿童读物编写及注音工作。1963年机构精简，赵被裁减，在家替人民文学、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等出版社做校对，校过《红楼梦》、《聊斋》等几十部书，曾做《现代汉语词典》等重要辞书的最后校对工作。
        赵一凡在文革中成为沙龙的中坚人物，他对青年进行文学启蒙工作，并进行文化资料的收存、整理，收藏了一批地下文学资料。赵一凡沙龙中聚集了一批青年，他们相互抄阅“非法读物”、“黄色小说”和手抄本，自然形成了辐射到全国各地的书信圈子，由此受到文革当局的注意。
        赵一凡等人被定为“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由当时的公安部长签署逮捕证。1975年1月28日深夜12点，赵一凡和其余在京的十几人同时被捕入狱。
        案件牵涉到北京、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人员，被捕的有北京的徐晓、郑红丹、王磊，东海舰队的安晓峰、杨建新、顾××，山西的张珉、赵凤岐(山西省革委会委员)、郭海、朱长生等人，因此案牵连而被捕。[30]

德方

赵一凡搜集的大批地下文学资料被作为“罪证”抄没。以下是1975年1月29日公安局对赵一凡住宅的正式搜查记录(公安局记录原件，[31]注解是原有的，错讹处照录)，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沙龙中流传作品的部分目录：

    1975年1月28日从赵一凡家中搜查出的诗：
1?太阳城札记  1974.10
2?感怀——赠一凡  1972.4.18石俊峡写
3?忆江南二首  1968春节 郑红丹弟弟小五写
4?致大海  1824年抄的
5?那冷酷却又伟大的想象  郑红丹
6?为晓丹烈士建碑××五首  1973.12.28 郑新潮
7?喜回城(散曲)  1972.2.7
8?渠水笑把丰收□
9?鸟儿啊鸟……似郑?
10?草原曲(迈里尼作)  1968在北京抄的
11?面对精巧的沙盘……(立群)?
12?这是一个峭岩一个……?
13?冷酷的希望  赵一凡(振开、废纸、丢
14?地上的道路通向四方……?
15?莽莽洞庭湖……?
16?月光•路面和树林……?
17?怎生醉
18?献给我“身边”和“心中”的伙伴(节选)
19?永远属于未来的人  1972.2.21
20?梦游人谣
21?主人
22?悼陈毅诗选  1972.1赵一凡抄
23?这是个湛蓝的世界  赵一凡手稿(振开？)
24?破阵子  1971.12.12赵一凡亲笔记
25?踏莎行  赵一凡亲笔记可能作者是赵一凡
26?海岸、贝壳、少年  赵一凡笔迹
27?告诉你吧，世界  赵一凡笔迹(振开？)
28?送友人  赵一凡笔迹
29?送××  1971.8  1970.3 赵一凡笔迹
30?友谊之歌——朋友的想望  1972.12.11
31?我写的歌
32  献给诚实元帅的白花  1972.11 赵一凡笔迹
33?悼陈毅同志  1972.1 赵一凡笔迹
34?告别陈毅  1972.1赵一凡笔迹
35?月亮旁的一颗小星  赵一凡笔迹
36?杂文《不是新交》《梦》1972.4 1972.6赵一凡笔迹(1-2)
37?昨日的我已不是我  谭小春1970.10赵一凡笔迹
38?火车吟  陈铁成 赵一凡笔迹(1-8)
39?舢板  陈铁成
40?墨写文章血抒豪情  赵一凡笔迹1969.11
41?秋天
42?城市
43?天空
44?1972—1973《献诗》
45?太阳落下
46?路上的月亮
47?冻土地
48?火之歌
49?吹起吧，那金色的小号
50?在扬子江上
51?三只小舟
52?这里是湛蓝的世界
53?房檐下的短剧
54?青春奏鸣曲
55?南天的星
56?五色花
57?不，不能够……?
58?眼睛
59?你好，百花山
60?死还是活
61?尾灯
62?告诉你吧，世界
63?把春天送给你
64?真的
65?血
66?我走向雨雾中
67?坦白
68?在峡谷
69?天啊，云
70?石子
71?小木房里的歌
72?她死了
73?倾斜的地平线
74?大墙下的老鞋匠
75?星光
76?啊，孤独
77?童年的我
78?微笑，雪花，星星
79?冷酷的希望
80?在带血的冰河上
81?诅咒
82?枫山惨淡

另：
从赵一凡家搜查出的诗
1?最高的“奖赏”
2?野花
3?小小卵石
4?无题  1972.4.9(小康)
5?无题  1972.1.15(友好)
6?无题  1972.1.16(友好)
7?无题  1972.1.17(友好)
8?静的夜呵！也许又要起风  1972.1.30
9?大家都懂事  1972.2.19
10?春天……夜晚  1972.3.8?
11?我的告别
12?无题  1972.3.8
13?闪电的闪念  1972.3.13
14?渔歌  1972.3.13
15?给廖逊  1972.3.13夜
16?不知道  1972.4.18
17?无题
18?你好，哀愁
19?无题  1971.3.14
20?曾经是个好兵
21?金丝雀  1972.11
22?云南怪事多
23?社会治安
24?友谊之歌——朋友的想望  1972.12.11晨3时
25?无题?

另:
赵一凡家搜出的陈铁成的诗：
1?火车吟 赵一凡的笔迹
2?我的姑娘是市郊汽车的售票员  2月19日
3?同志，请您上车
4?期待
5?在拖拉机印过的路上  1971.8.17
6?老牧马工
7?舢板  1970
8?牧马人之夜  1971.5.3
９ 夕阳似的微笑

        赵一凡把手抄本小说都制作了副本。为了给后世留下“书种”，赵一凡不仅手抄，还将作品拍成胶片，冲晒成扑克牌大小，保存在像扑克牌那样的盒子里。
        在1975年1月29日公安局从北京朝内前拐棒胡同11号的赵一凡家抄出：来往信件889件；微缩保存的外国经典文学作品照片底片46张、照片底片一盒，文字照片53张；影集1本，照片303张；手稿59份，零散手稿450页；油印材料489页，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印刷品7捆(其中一捆已装订成册)，内部文件1捆，内部刊物3捆，“中央首长讲话”2捆，文革小报7捆；还有成本的讨论提纲、调查提纲、学习札记、农村问题研究等材料，以及红卫兵图章、自制油印刮板、复写纸等。全部材料装了两辆小卡车。

    （2）“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案[32]
        湖南知青张扬创作的手抄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1971年在山西、内蒙古等地以《一代天骄》、《归来》等名字流传，其后流传到全国。小说初稿为短篇小说，创作于文革前的1963年，其后易稿七八次，经过了写作——流传——再写作的反复过程。
        小说讲述：青年科学家苏冠兰与丁洁琼相恋，因家庭反对、社会战乱和小人挑拨离间，被迫离散。二十年后，丁洁琼作为著名物理学家不顾帝国主义的阻挠，返回祖国效力。她发现恋人苏冠兰已与其干姐叶玉菡结婚，当她悲伤地要离开北京时，周恩来赶到机场做说服工作，丁洁琼决定留下来为祖国工作。五年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小说通过丁、苏两个知识分子的爱情故事，歌颂了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塑造了崇高而又亲切的人民总理周恩来的形象。
        小说在当时有四点突破，一是歌颂周恩来，二是歌颂知识分子，三是描述了爱情生活，四是提出了爱国主义的新主题。其中对周恩来的歌颂，是导致作者入狱的最重要原因。
        1974年10月北京一家报纸的第960期《内部参考》上，反映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广为流传的情况。姚文元看后说：“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1975年1月小说作者张扬在插队所在地湖南浏阳县农村被捕。
        在对张扬的审讯中，办案人员跑到汨罗乡下，用“开除公职”、“开批斗会”和“戴帽管制”等手段胁迫张扬在农村当教师的朋友，逼迫他们捏造伪证。在张扬插队的地方，组织召开“声讨会”，挨门挨户收来社员的印章，炮制“控诉书”，以“广大贫下中农”的名义“一致要求”判处其死刑。为了在法律上立住脚，办案人员给小说中人物分别“定性定案”。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是“叛徒”，男主人公苏冠兰教授是“特务”，老地下党员、卫生科学院党委书记鲁宁是“走资派”，老天文学家苏凤麟是“反动学术权威”、“洋奴买办”，美国神甫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另一女主人公叶玉菡是“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小说的罪名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妄图搞反革命复辟”。
       办案人员还与当时省委宣传部合作，在1976年6月26日和7月4日发动“人民战争”，以预审处长充当“导演”，召集几十名湖南师范的中文系教师和工农兵学员，对张扬进行围攻批斗，恐吓威胁，拐弯抹角搞诱供。一位教师恶意推论出小说中描写的病毒学、生物学实验，是“蓄意暴露、恶意诬蔑我国从事细菌武器研制”，是“暴露国防机密”，并逼作者承认是其舅舅向其泄露此项国家机密。审讯员推论小说题目《归来》，是出自屈原的“魂兮归来”，是为刘少奇招魂。他们还前往汨罗调查，回来向作者宣布：“据我们调查，你在汨罗是谈了屈原的！”
        在对地下文学的围剿中，“第四国际反革命案”、“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案件集中反映了文革法斯文化专治的各种残酷手段，显示出专治制度的黑暗，同时也表现出知青在民间的顽强反抗。

    2． 反围剿中的沙龙文学

        在1974年的围剿风潮过去之后，沙龙活动又开始逐步恢复。由于政治高压持缓不减，部分知青开始返城，面临工作和生活压力，沙龙活动不再像以往那么活跃，大规模的作品朗诵会和文学聚会已经消失，但是文学创作并未停止，活动变得更为隐蔽。沙龙的活动方式和气氛发生了变化，写作变得更私人化，作品交流范围也缩小到少数朋友之间。
        林莽说，1974年他从白洋淀回到北京后，在北京某中学教书，很少到朋友家串门，努力从订阅的《外国文艺》中搜索有关外国文学的信息。林莽在1974年写了两首长诗，《悼1974年》、《旅途》。于有泽在1976年写了一些爱情诗，据说当时他开始研究诗歌的颜色和节奏感，并写了《唱片》，是后来纪念张志新诗作的雏形。于有泽还试着写了一些小说片断。赵振开在此时期创作了一批诗歌，逐步走向成熟。沙龙之间的交叉往来虽然减少了，但在1975-1976年间，宋海泉、史康成、栗世征、赵振开等人还有过多次聚会和郊游。[33]
        在1974年后，沙龙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更多样化。如《圆号》、《仇恨》中意识流的运用，《波动》中叙述视角的换位。同时，诗歌的现代风格渐趋成熟，预示着现代诗歌开始进入成熟期。

   （1） 刘自立的短篇小说《圆号》、《仇恨》
        刘自立在1974-1975年写了8部小说，均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其中包括后来用笔名伊恕发表在《今天》5期上的短篇《圆号》、《仇恨》。
        《圆号》描述一对男女从产生爱情到情愫消退的整个过程。小说揭示，当男女感情逐步密切的同时，两人内心开始产生距离。当他们完成了恋人的历程时，便觉得完全还原为独立的人了，他们便在这时分手。“黎明的圆号的音流”，象征着精致、曼妙的精神生活。他们在故宫的城墙下，月色的花园中漫步。在柔美的月色下，她显得神秘、忧伤，“她的臂膀圆润光洁”，而“我感到孤独，无可挽回的孤独”，“她是谁？我用全身的力气搂住她”，“在夜色的鸟声里我感到她女性的线条在我胸膛里川流不息”。在小说结尾时，天就要亮了，黎明中飘荡圆号，两个人都期待黎明，白日的来临意味着神秘情愫的瓦解，而在这破晓之际，那份隔膜和迷惘才显得优美和遥远，如同圆号。
        这部小说中有刘自立曾经体验过的东西，也有某些超验的成份。他说：“当时我的生存状态对社会是疏远的，当我沉浸在艺术中，社会上却在轰轰烈烈地搞运动，‘孤独’这种力量是很强大的，即使你进入了人生的形而上，比如人类爱、生命终极的时候，这种孤独也无法摆脱。当时，我并未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我将这种朦胧的经验写进了小说。”这种反映内心丰富性的小说，在当时几乎无人能够理解，因为文革是一个关注意识形态的时代。1978年，《今天》编辑部的编辑们曾就是否发表这篇小说存在争议，在讨论会上，有些人对这种“无情节”小说表示异意，对人物迷乱的意识表示不解；另一些人，包括作家王蒙，则对小说表示赞许。[34]
        《仇恨》是刘自立以弟、妹入狱的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弟弟”因为父亲的问题而入狱，“姐姐”因为“颓废派”而入狱。在审讯员的分别审问中，“姐姐”在审讯员职业化的“智慧”面前“出卖了”“弟弟”的一些“罪行”，最终导致了“弟弟”的被判刑。小说以意识流的手法描述了爱恨交织的心灵活动，揭示了亲情被人为制造的仇恨所毁灭，以及心灵中美好理想的被亵渎。
        狱中特别假释的“他”——衣服上印着罪服徽号的华侨青年，重新与姐姐相见。他回忆起曾和姐姐在恒河岸、在加尔各答度过的童年，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她用纤巧的小手搂住双膝，挑衅式地盯着他。他那木然的男孩的境界就被一举摧破了。他会跑过去紧紧地抱住姐姐。姐姐无所顾忌地把自己贴在他的身上。她的笑那么诱人，他不能抑制自己的冲动，用手抚摩着姐姐的小下巴。她甩开他，梳理散乱的黑发。她真像印度石窟里的女神，在灿烂的阳光下，只有这样的女人才配高高地昂起头……”?
        在狱中，他又看到女犯队伍中一个“昂着头，披着黑发的姑娘。她修长的腿穿着淡色的裤子，头发的末端系着一根红头绳……”他的视线模糊了，“是她，我的姐姐，我的好姐姐……”可是，当他在狱外与姐姐重逢的时刻，仇恨与爱交织在一起，在他的胸中作战。“‘她回来了吗？’他的话音刚落，一道闪电划破暗空，照亮了他的脸，紧接着一阵霹雳。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一道闪电照亮了他的脸。”他的眼睛里，“掩藏着一种无比淡漠、冷酷、凶残！”他发出了亵渎的语言：“谁说印度有垂死的美？屎！”

  （2） 赵振开的中篇小说《波动》[35]
        中篇小说《波动》，创作于1974.11-1976.6，署名艾珊，“艾珊”是爱珊的谐音，作者赵振开的妹妹姗姗在五七干校中因救助落水的伙伴而不幸牺牲，作者为了纪念妹妹而采用了这个笔名。
        小说描写，在河北某小城，两个北京知青杨讯和肖凌相识了。肖凌具有知识家庭背景，父母在文革中受迫害先后死去，她在下乡后被招工进小城。肖凌在农村曾与一干部子弟“同病相怜”，怀孕生下一个女孩，后来这个干部子弟的父亲官复原职，他也走后门上了大学，将肖凌抛弃。杨讯也是一个干部子弟，插队时因为农村大旱，他领头反对“交公粮”蹲过“县大狱”。杨讯与肖凌相爱后，得知肖凌有个私生女，两人感情出现裂痕。这时，杨母将他调回北京，而肖凌被杨讯的林伯伯查出有“生活问题”，遣送回农村。当杨讯返回寻找肖凌，肖凌已不幸遇难。
        《波动》描绘出一系列小城人物，有市革委领导林东平、党内腐化分子林德发、二流子“工人师傅”二踢脚、流浪者白华。
        二踢脚是小说惟一出现的“工人阶级”，这是一个堕落、丑陋的形象，他多次试图玩弄肖凌。在肖凌被开除的问题上，“工人师傅”二踢脚起了很大作用。
        肖凌、杨讯代表着知青，他们顽强地生活在社会边缘，长期孤立无援，只有流氓白华与他们有着一种心灵上的交流。当肖凌被二踢脚欺辱时，也是由白华出现解救的。白华和他所代表的黑社会，是一个虚构的亚社会，有其独立的伦理、规范、行为准则。作者渴望着“助手”和“同盟军”，虚构了这一并不存在的亚社会，并赋予它某种神秘的力量。
        林东平是杨讯母亲的老战友，他与杨讯母亲——解放区领导同志的夫人，曾有“不正当关系”，受到党内处分。小说暗示林东平是杨讯实际上的父亲，林东平使人联想到《牛虻》中的神父，一个虚伪的说教者。杨讯与林东平的关系，是教育与被教育，生与被生，甚至生杀予夺的关系。这种血缘关系，表现出新生代与权力集团间的精神传承和潜在冲突。处于孤立状态的杨讯、肖凌，如能得到林东平的关照和支持，则可能战胜二踢脚和王德发；而林却实际上站在了二踢脚和王德发一边。这就使杨、肖处于被围困境地。
        林东平与王德发生活于同一政治阶层，他们的关系在不断发展，在小说将结尾时，穿粉红色衬衣的苏会计在雨夜将林东平领到家门前，这时王德发突然出现，原来苏会计是王的姘头。作者暗示林东平和王德发可能会共享苏，揭示出林东平的危险处境。作者将林东平放在了一个抉择关头，他必须要在两个社会间作出抉择。也就是林的选择，将决定历史走向，并促使社会发生进一步的转化，产生新的组合，而这种新组合的阵营正在形成。小说写于1975年，修改于1976年，它表明了作者对文革历史走向的一种思考。
        小说弥漫着一种忧伤和冷峻的诗意。肖、杨的悲剧故事虽然是感情一时的波动，但这种“波动”中却包含着永恒。它体现了作者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小说中多次出现星光，这星光代表着希望和理性之光。杨讯对肖凌说：“只要我们活着就有希望。”这反映出作者在黑暗中等待无法预期何时来临的黎明时，内心绝望的痛苦。
        《波动》运用了富于诗意的语言，清新、隽秀，思想深刻，无论是在思想认识深度和艺术水平上，它都是文革地下文学中的佼佼者。

    （3）现代主义诗歌创作
        在1974年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走向全面成熟，并初步形成一种规模。白洋淀诗群和北京沙龙开始广泛和熟练地使用现代主义手法，创作出了一批较为成熟的现代诗歌。
        这一时期民间同时流传一些政治旧体诗，它们大多假托毛泽东及zhonggong高层领导人之名，带有政治民谣的性质，内容集中反映上层政治斗争。这些诗流传甚广，相比之下现代诗歌局限于几个大城市的知青沙龙中，其传播泛围和影响力，都远不如政治旧体诗。
        白洋淀诗人栗世征（多多）这一时期创作了《玛格丽和我的旅行》(1974)、《日瓦格医生》(1974)、《教诲——颓废的纪念》(1976)、《同居》(1976)等。多多的诗作表达了深邃的理性思考。[36]

        花仍在虚伪地开放
        凶恶的树仍在不停地摇曳
        不停地坠落它们不幸的儿女
        太阳已像拳师一样逾墙而走
        留下少年，面对忧郁的向日葵……?
              ——《夏》多多1975

    只在一夜之间，伤口就挣开了/书架上的书籍也全部背叛了他们/只有当代最伟大的歌者/用弄哑的嗓音，俯在耳边，低声唱：/爵士的夜世纪的夜/他们已被高级的社会丛林所排除/并受限于这样的主题：/仅仅是为了衬托世界的悲惨/而出现的，悲惨/就成了他们一生的义务……/但最终，他们将在思想在课室中祈祷/并在看清自己笔迹的时候昏迷：/他们没有在主安排的时间内生活/他们是误生的人，在误解人生的地点停留/他们所经历的——仅仅是出生的悲剧
          ——《教诲——颓废的纪念》多多1976

      白洋淀诗人芒克创作了《十月的献诗》(1974)、《给》(1974)、《我是风》(1975)等。孙康（方含）创作了《谣曲》(1975)等。其中一些诗作很像沙龙早期的童话诗，不过这种童话诗已经发展的更加具有现代味，内涵更加丰厚。

        啊，北京的树林
        已落叶纷纷
        我每到这里就来和你幽会
        请听我说
        我是风
                ——《我是风》芒克 1975

    我的马尾松瘦长的影子/斜斜地躺在沙滩上//让我的影子驮着你/飞快地跑/翻过大山的驼背/钻进森林浓密的胡须里/在野花的窝里玩捉迷藏/从衰老的大松树上/捡起一个/压得弯弯的月亮//我的心灵火红的栗子/被夏天遗忘在生命的树上//让我的声音抛下锚/停泊在你的门前/我的眼睛在水里歌唱/是散落在海里的星星/我的嘴唇/ 是风，是浪花/轻轻地吻着/你的手臂和肩膀
                ——《谣曲》方含 1975[37]

        在北京沙龙中，赵振开（北岛）创作了《太阳城札记》(1974)、《候鸟的歌》(1974)、《日子》(1974)、《回答》(1976)等。他正在迅速走向成熟，并写下了一系列优秀的诗篇，开始奠定自己在诗坛的地位。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在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
                  ——《结局或开始》北岛1975[38]
        如果说芒克对“太阳”这一时代核心语词，进行了颠覆，北岛则创造出了取代核心语词的新词——“星光”。在他的诗歌（《微笑、雪花、星星》）、小说（《波动》）中，多次出现“星星”、“星光”的意象。
        文革时代的文化资源是非常贫乏的，我们能够在当时有限的西方文本中，找到“星光”一词的来源，如但丁（“我们从那里走出，又见到繁多的星辰”）、康德（“头顶的灿烂星空，心中的道德准绳”）。
        “星光”一词的内涵十分丰富，它代表着真理、光明和希望，寓意着经验主义、康德哲学和科学理性，它暗示着一个广阔深邃的宇宙。
        “星光”是一个重要的意象，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一时期沙龙诗歌普遍运用以黑夜为中心原素的一组语汇，如夜晚、月光、星星、晚风等，与主流话语中的太阳、光明、火热形成鲜明的对比。
        北岛的身上集中了新生代的诸多特点，他是随着沙龙诗歌运动成长起来的，他的成熟是一个重要信号，标志着新生代的现代诗歌开始进入成熟期。

德方

注释：

〔1〕本节材料和观点摘引：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7.1
    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
〔2〕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3〕张聂尔：《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 1999
〔4〕程中原：《1975年整顿中的三个著名文件》《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zhonggong党史出版社  2000.1
〔5〕本节所引的长篇小说版本：《江畔朝阳》（郑加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万年青》（陈顒，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大海铺路》（上海造船公司文艺创作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6〕有时候，作者本身可能同时扮演着双重的身份，如郭小林在《兵团战报》发表元旦献诗的同时，也创作了“地下文学”《大雁》。前者以官方文学公开传播，后者则通过手抄方式，在东北兵团和内蒙古兵团知青中流传。同样是表述“扎根派”的思想观念，但两首诗显然具有完全不同的品格。（见《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7〕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
    《中国知识青年大事记》载，农林部副部长主持召开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会议，准备以国务院名义向全国印发 江青的信，后经请示周总理，把此事压下了。见《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顾洪章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
〔8〕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     察出版社1997.1
〔9〕同〔8〕
〔10〕这首歌由内蒙古知青邢奇根据《美丽可爱的鸭绿江》重新填词。它原是下乡之初由东北传到内蒙古的一首歌颂知青友谊的歌曲。原歌词如下：（一）美丽可爱的鸭绿江，多么令人向往。鸭绿江水轻轻荡漾，一直流入海洋。我们曾经在一起，漫步江岸上，共同谈起美好理想，情意江水长。（二）我们如今在一起，离别可爱故乡。为了建设新农村，奔向祖国四方。双眼含泪别爹娘，迈步到边疆，随着时代的新巨浪，卷入生活的海洋。（三）一盏油灯照泥墙，夜是多么凄凉，回乡路途遥遥在望，前途在何方。再见吧，家里的朋友们，还有我心上的姑娘。我们何时才能相逢，在那鸭绿江上。（李南提供）
〔11〕知青群体中成为知青模范、知青干部的是少数人群，1973年6月内蒙古兵团统计，10万名知识青年中，有4459人入党，643人提干。比例分别为1/20和1/155。（何岚、史卫民：《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法律出版社1994）
    虽然任何社会的运转，都要吸纳适当人才进入管理和领导阶层。但是知青干部毕竟不是被“一般社会”，而是被“特殊社会”（文革社会）赋予管理职能。就在知青干部被组织化、社会化的同时，知青群体仍然处在非社会化的位置，甚至站在亚社会化、反组织化的立场。本文并非指责知青干部都有政治品质问题（像张铁生、柴春泽这样的“知青模范”毕竟是极少数），而是特别指出作为一个少数群体，当他们进入管理阶层，必然要接受更严密的组织管理，从而受到社会主流意识更严密的控制，并且不可抗拒的成为文革社会体制的执行者。
〔12〕《朝霞》月刊 1974年6期
〔13〕《山村新人》（吉林省《山村新人》创作组，赵羽翔等执笔 ）《吉林文艺》1975年1期
〔14〕《中国艺术影片编目》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
〔15〕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72＼73级：《翠绿的秧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2
〔16〕参见《大汗歌》（知青章德益、龙彼德等）上海人民出版（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丛书）1975.2
    大多数工农兵学员是反对江青集团的，如四五运动中，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冲破阻力，在国旗下放置花篮；南京大学、南京邮电学院、南京化工学院的工农兵学员用沥青在列车厢上刷反江青的标语。1976年10月14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的师生率先上街游行，庆祝胜利。
〔17〕《展翅篇》（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三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人民文学》1976年2期
〔18〕《理想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4二版  《理想之歌》的作者是四名北京知青，陶正（男，清华附中高二学生，“三论造反”大字报参与者，陕北延川县插队知青。)、高红十(女，北京师大女附中67届毕业生，陕北插队知青)、张祥茂(男，北京初中67届毕业生， 内蒙古丰镇县插队知青)、于卓(女，北京69届毕业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边知青)。《理想之歌》1974年9月出版。《人民日报》1976年发表该诗时，编辑要求加入紧跟形势的内容，由于四位原作者不在北京，由在京同学做了修改，加入了“蓬间小雀＼一枕黄梁！”等词句。（高红十提供）
〔19〕岩佐昌章：《文革期间文学的另一面——高红十和她的〈理想之歌〉》（由高红十提供）
〔20〕高红十提供
〔2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 1984
〔22〕《毛主席的红卫兵》（故事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76.7
〔23〕陈建功：《荷泽惊雷》（短篇小说）《北京文艺》1976.8
    同类小说还有《在大风大浪中——献给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红卫兵小将》（黄虹坚）描述1966年8月某大学红卫兵在团支书、烈士子弟和贫农后代姚英带领下反对工作组。（《广东文艺》1976年5期）
〔24〕《人民日报》1976.3.4
〔25〕《北京文艺》1976年7期
〔26〕参见1976年《人民画报》、《美术》
〔27〕《人民音乐》1976年2期
〔28〕1976年周总理逝世，在传诗热中，成都沙龙成员吴鸿再次搜集沙龙中朋友的幸存诗稿，二次编《空山诗选》。这次仅收入9人，计204首。但很快在清查“周总理遗言”案中，再次仓促烧毁。杜九森不忍诸友多年心血再次毁于一旦，当夜在焚毁前匆匆抄录，使其中一些诗作得以幸存。
〔29〕由林莽、张寥寥、甘铁生、陈墨、邓垦等人提供
〔30〕由徐晓提供。参阅徐晓：《无题往事》《天涯》1996年5期
    赵一凡等人在1976年12月底释放，后此案被平反。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山西宣判“张赵反革命集团案”，张珉、赵凤歧被判死缓，于1978年获平反。
〔31〕公安局搜查纪录的复印件，由鄂复明提供。
    郑晓丹因反对中央文革，于1968年6月6日死于狱中。（见高皋、严家其的《文革大革命10年史》）郑红丹是郑晓丹的妹妹。
    由鄂复明帮助考证，《为晓丹烈士建碑》(五首)
    作者郑红潮为郑晓丹的父亲；第20首《梦游人谣》为西班牙诗人洛尔迦所作；第49、56、59、64、66、78、79首《吹起吧，那金色的小号》和《五色花》等，均为北岛所作。据杨东平提供，第26首《海岸、贝壳、少年》作者是徐浩渊；另第18首《你好，哀愁》作者是依群。
〔32〕张扬：《一次文学狱》《蓝盾》1986.6
〔33〕由林莽提供
〔34〕由刘自立提供
〔35〕《今天》第4-6期连载  参见《蔡其矫访谈录》《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4
〔36〕《多多诗选：里程》(油印本)
〔37〕《今天》第7期
〔38〕《今天》第6期

德方

第八章  过渡时期的知青文学(1976.10-1978.12)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江青集团主要成员被捕，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占据中央领导位置的“凡是派”（权威集团）仍然执行文革政治路线，权力集团与“凡是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化大革命才算真正终结。在此期间整个国家经历了两年的过渡时期（1976-1978年）。
        在过渡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再次面临重大调整和重建。知识分子自觉地配合“改革派”对＂凡是派＂进行斗争，广大文艺工作者运用文学艺术为改革开放宣传呐喊，有力地推动了权力话语的历史性回归和沿革。
        在过渡时期，知青返城风潮兴起，知青群体迅速解体，知青文化群落也随之发生重大的转型。知青创作队伍发生了更新和改组。这一切变革，为新时期的知青文学，奠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一、知青群体的解体与知青文化群落的转型

    1.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整个社会对于要接收近千万知青返城，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城市就业安置等方面，都缺乏充分的准备。从1976-1979年，下乡运动仍旧沿着旧轨道惯性滑行。然而，各地知青不再屈服于命运，他们纷纷踏上了艰难的返城之路。在1979年前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上山下乡知青集会、游行、请愿和哄闹政府的事件，形成席卷全国的知青返城风潮。
        国务院在1977-1978年，制定各项户口政策，发布文件，放宽知青病困退条件，并采取“两招一征”、退休退职工人子女顶替等措施，为知青返城和就业提供机会。
        1977年重新恢复高考制度，明确提出“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为知青提供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1977年共有知青考生280余万人，当年录取27.8万人，其中有知青7.9万人。1978年实行全国统考，共有27.1万名知青被录取。1979年，有8.9万名知青被录取。此后，由于多数知青年龄超过国家规定招生标准，进入正规大学的人数锐减。知青中的“新三届”学生，约有43.9万人。[1]
        1978年后，《中国青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文章，否定和批判上山下乡运动，为终止上山下乡运动，在思想理论上扫清了道路。
        国务院知青办于1980年9月1日发出《关于转发“贵州知青办关于纠正下乡知青中冤假错案情况报告”的通知》，指示要为下乡知青落实各项政策。这一时期被平反的知青冤案有：“王亚卓事件”、“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张扬《第二次握手》小说案、任毅《南京知青之歌》案、南京知青陈卓然等5人案等，一大批知青冤假错案。
        文革时期树立的“知青典型”中的极少数人（张铁生、朱克家等），被定性为“帮派体系骨干分子”、 “新生反革命分子”受到法律惩处。一些“知青典型”，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受到处分。此后，又为一些处理不当的“知青典型”落实了政策。
        文革十年间城镇自身自然成长的劳动力有1500多万人，又从农村招进1400万人，这批劳动力占据了城镇的工作岗位。1977-1980年，近千万知青返城使城市就业问题一下显得严峻起来。大批知青在家待业，生活困窘，思想苦闷。1979年1-5月，北京待业人员自杀80人，占全市自杀总数的18％。齐齐哈尔市犯罪分子中，待业青年和下乡青年占三分之二。
        为解决城市就业问题，zhonggong中央和国务院在1979年7月，向全国推广济南、北京安置知青的经验，把发展轻工业、服务业和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作为安置待业的重要途径。1980年8月，zhonggong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研究制定解决就业问题的方针政策。《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统包统配”的旧经济体制，力图改变人们一定要进入国家所有制企业的传统就业思想。1979－1981年，全国通过多种渠道安置2800万人就业，平均每年866万人。各地城市知青待业人数显著减少。到1982年，24个省、市、自治区的待业知青基本安置完毕。[2]
        返城知青是一个特殊的待业群体，一个重新谋生创业的人群，作为后知识青年，他们在农村、边疆形成的差异再次消失，不同文化、智能、体能的知青，再次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除了部分有特殊社会背景的知青外，他们的社会处境、经济收入都较为一致。在80-90年代，后知识青年独有的一些特征，使得他们长期有别于城市中其他的阶层，形成一个特殊的城市青年群体。
        广大知青在1976-1982年经历了返城、待业和创业的艰苦、曲折的历程，这一切为新时期的知青文学（后知青文学）创作提供了特定的时代背景，也为知青题材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2.知青作家队伍的转型

        在过渡时期，文革中形成的文艺体制和创作队伍仍然在发挥着作用。文革知青文学的影响持续存在。
        过渡时期党的领导人华国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宣传机构大力宣传华国锋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新的造神运动在1977年党的“十一大”前后席卷全国，各宣传部门大量出版歌颂华国锋的歌曲集、诗集等。[3]各地方文艺刊物都开办了歌颂华主席的专栏。知识青年被指派扮演拥戴华的角色，进行政治表态。
        诗剧《重逢在纪念堂工地》，描述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延河畔和井冈山的京、津、沪三地的下乡知青相聚在毛泽东纪念堂建设工地。他们共同回忆起“难忘的1966年八一八”红卫兵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又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接受再教育，与林彪、江青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江青集团妄想篡党夺权，他们“眼望北斗，日想夜盼”，“只等那进军的号角传来”，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粉碎了“四人帮”。他们宣誓要遵照毛主席的遗志跟着华主席继续革命。诗剧把红卫兵、知青十年来跟着毛主席造反斗争的历史，与跟着华主席继续长征联系起来，强调突出了宣誓者的历史身份和新历史任务。

    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理解人民的心愿，做出了“建造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纪念堂”的英明决定。……
    靳：十年前，我们从天安门广场出发……
    袁：今天，我们重逢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前。
    杨：来，打开我们当年的语录本，写上我们的钢铁誓言：“忠于毛主席的旗帜，听从华主席的指挥……”
            ——诗剧：《重逢在纪念堂工地》知识青年董康定[4]

        上山下乡运动在1978年急遽退潮，文革中形成的知青作家群体也受到了剧烈冲击。作为在文革中被“组织化”的知青作家，他们进入了痛苦的失语状态。在经历了痛苦的反思之后，他们最终成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从红卫兵到作家》一书，记录了他们在过渡时期的思想经历。[5]
        张抗抗：“以前我只知道那么多的教条，那么多的个人崇拜，现在，突然这些都垮啦。只要真的思考，就觉得非常难受。所以我不愿意写作，我要好好想想这些问题。到底人怎样生活？过去我们社会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对不对”。我到北京西单看了大字报，“这好像是一种启蒙，大字报提出的许多问题让人去思索”，“我想，我一定要把问题想通了再写。我整天想人的生存、人的灵魂、感情方式、思维方式和自己走过的路。我突然有一种觉醒，用三天时间写了《爱的权利》，发表于1979年初。”
        张胜友：1977年刚进复旦大学时，我的“思想很狭隘保守”，同班同学卢新华发表了《伤痕》。“在我们班上、系里和整个学校，学生、党委书记、老师，甚至白发苍苍的教授都上台激烈地讨论，这个讨论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 “我的人格和灵魂是扭曲的，尽管我和我的家庭被压抑，我居然歌颂‘四人帮’，这是我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通过这场讨论，我自己打碎脖子上的枷锁，感到这个思想的转变是脱胎换骨的，这不是外边强加的，是自己通过痛苦思索，找到了的真理”。
        陈建功：“我被那个时代压抑，我反过来歌颂那个时代，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悲剧，也是很多中国作家的悲剧。没有尝过丧失人格的痛苦，就无法意识到独立人格的可贵。很多中国作家没有独立人格，这是个悲哀”。“在四人帮倒台之前，我已经发表了几篇小说。不过，都是为四人帮服务的”。1978年，我考上了北大，在大学一年级，创作了电影剧本《奔向2000》，被邀请到上海与导演见面，导演叫我修改剧本，增加光明面，改了就可以拍。我表示拒绝了，回到北大我写了中篇小说《流水湾湾》，反映红卫兵的忏悔与觉醒。
        陆天明：“四人帮”倒台后，“我经过了一场很痛苦地自省，重新找寻自己。因为我十四岁离开学校，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我埋头读书，尽可能找书看。”
        郑万隆：“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差不多一年多没有写过一个字，有两年时间没有发表任何东西。我的思想转不过弯来，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一直没有从被粉碎中醒悟过来。到1979年才拿起笔来。”
        就在文革知青作家进行痛苦反思的同时，一支新的知青文学创作队伍在校园中迅速形成，他们为知青作家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
        1977年恢复了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制度后，大批“老三届”知青在77、78、79年考入大学，成为文革后的“新三届”。卢新华小说《伤痕》的成功，推动了校园文学创作的热潮。各大学的“知青”们，纷纷提笔写自己的“伤痕”，一批文学新秀在校园中崭露头角。[6]
        各大学校园都出现了文学群体和油印文学刊物，如北大的《未名湖》、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园》、北京师大的《初航》、吉林大学的《赤子心》等，出现了一批“新三届”知青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7711班有卢新华、王兆军、张胜友、胡平、李晓、张锐、颜海平、陈思和、陈可雄、李辉等；吉林大学中文系77、78级有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等7位诗人；中央戏剧学院78、79级有肖复兴、陆星儿、张继平、乔雪竹、朱晓平、张辛欣等，但在其中起骨干作用的，仍然是在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有组织化经历的知青作家。
        文革时期的知青文学一直在体制内与体制外（官方与民间）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并行发展。组织化的知青文学追随文革官方的政治要求，非组织化的知青文学则努力创建独立的话语系统，沿着这条线索，他们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文学传统。进入新时期，知青作家的体制化传统仍然在发挥着影响，他们一旦转变政治立场就迅速进入了新时期的主流文学，而从民间产生的知青诗人、作家，反体制的立场使他们仍然处于边缘位置。
        新时期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有什么准备，受过什么样训练的作家，可以登上历史舞台显示身手。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有组织化经历的知青作家，在新时期取得突出的文学地位并不是偶然的。

    3.知青沙龙的转型——民刊的兴起（1978.12-1980.12）[7]

        随着文革时代的结束，知青沙龙开始分化和转型。政治压力的消失，作品发表自由的扩大，使民间的地下写作失去了意义。当沙龙的写作逐步进入主流渠道，沙龙也就随之解体。但是，一些沙龙中坚分子并不满足于官方给予的有限空间，要求获得自由的写作权利。在某些沙龙融合于社会的同时，另一些沙龙开始向社团化的方向发展。
        在过渡时期（1978-1980年），地下状态的沙龙绘画、沙龙写作开始浮出水面，尝试以一种公开的形式展开活动。民间写作不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开始上升为体制问题。

    （1）政治性民刊的出现
        江青集团被打倒后，在1978-1979年国内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云南西双版纳知青为回城进行罢工请愿；上海发生“二五事件”，返沪知青拦火车；各地到省城和北京上访要求平反的人群络绎不绝。
        1978年秋，贵州“启蒙社”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诞生，社址设在贵阳八角岩路1号，约有会员百人，主要人员有：杨在行、莫建刚、黄翔、方家华等，并出版社刊《启蒙》。不久该社分裂，李家华、路芒、汪印风等，宣布退出“启蒙社”，别组“解冻社”。原社刊《启蒙》三期，被承认为《解冻》二期，一些新诗学、论人权的文章，以两社名义出版；两社都发表了自己的宣言和论纲，提出要实行民主与法制。
        1978年11-12月，各地到京上访者在西单墙贴出一批申诉冤情的大字报，引起群众围观，随后一批民刊也开始在西单墙出现，＂民主墙＂开始形成。在＂民主墙＂张贴和出售的民刊有：《四五论坛》《今天》《群众参考消息》《北京之春》《探索》《沃土》《中国人权》《启蒙》等，约几十种。它们大多为手刻油印本。
        西单＂民主墙＂的出现具有特定的政治背景，78年秋冬季，正是党内“凡是派”在台上，“改革派”需要群众支持的时期。邓小平在11月26日接见日本社民党委员长，谈到西单＂民主墙＂时，他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就让他们出。”“民主墙是一个好东西。”当加拿大国记者在西单＂民主墙＂转达邓小平的谈话内容，聚集的上千群众发出欢呼声。
        在1979年前后，各地的民刊开始涌现，在广州有：人民之路、浪花、生活、新民主浪潮等青年工人和大学生的刊物，他们公布编者姓名和社址，公开出售刊物。在此前后各地涌现出的民刊，约有几百家。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北京市公安局把民刊、社团分成四类（基本上是好的，思想格调不健康的，有严重错误倾向和极端反动的）区别对待，《探索》、《人权同盟》等民刊被查禁。“民主墙”宣布移址到月坛公园，民刊运动开始全面退潮。

    （2）各地的文学性民刊
        在这一时期的民间艺术活动异常活跃。1978年10月11日，黄翔和几个贵州青年在北京王府井贴出《火炬之歌》等诗文，对北京沙龙产生了强烈的冲击。79年8月《贵阳五青年画展》在西单“民主墙”展出，尹光中等人富于野性的作品，再次给北京民刊人士带来了兴奋。他们油印散发的《艺术小辞典——非标准的探索》，成为他们的艺术宣言书。
        1979年2月26日成都绘画沙龙在成都草堂小学，以“二月画展”为名，正式展他们的作品，共收沙龙画作200余幅。参展作者20余人，历时15天。参观人次1900人，在省美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在民间艺术活动广泛开展的同时，一批文学民刊也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1979年3月，陈墨、邓垦和万一、徐坯、冯里、野鸣、建成等人在成都创办民刊《野草》，刊物在盐市口和总府街贴出后，观者如云，有人转抄，有人朗读。《野草》先后登出《天安门》（陈墨）等带政论色彩的诗作、散文，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办了3期便被迫停刊。其后易名《诗友》以手抄方式在圈子内继续传阅。同一时期在成都出现的民刊还有川师的《原上草》，“未名社”的《萤灯》等。
        这一时期的文学民刊，大多数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如北京西单民主墙张贴、散发的油印刊物《秋实》（第5期）发表了悼念张志新的几首长诗，《无题——祭张志新烈士》（闻雷）、《血的启示——之一：是谁杀害了张志新烈士》，言词相当激烈。《秋实》还发表了政治幻想小说《下一代的责难》，讲述由于不注意计划生育，在2015年秋天中国出现严重人口问题。小说前编者按语：“在人口问题上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这些看法正确于否，需要争议和商榷，希望读者展开批评和讨论。”
        各民刊强烈要求开放报禁。如《秋实》在79年9月10日登出注册申请：“北京市出版事业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和第52条条文，我们自愿组成｀秋实文学社＇，出版综合性文学月刊《秋实》，现提出注册申请。具体手续，我们等待通知。”
        《野草》在第二期（79.4）发表了鲁连的文章《马克思捍卫出版自由——介绍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提出“为争取制定出版法而斗争”，“预防性法律不应存在，检查法永远非法”，“出版自由关涉到普遍的自由”。
        在北京一些沙龙中，小型手抄刊物也开始出现。张寥寥、包乐安、鲁双芹等人在文革中曾办有手抄杂志《渡过忧愁桥》，在1974年文艺围剿中被迫停刊。1976年后复刊后，改名《桥》继续以非政治的文学同人刊物面目发展。刊物发表朋友的习作，诗歌和小说、散文。并在1979年举办“狗头金”小说竞赛，奖品为一个狗头雕塑，围绕着“狗头金”刊物发表了：《树熊都都》（张郎郎）、《最后来的姑娘》（范小玲）、《价值》（张寥寥）等短篇小说。这一类纯文学性质的民刊，在当时并不多见。
        在1978-1979年，各地青年自发刊印的刊物也发表了一批知青文学作品，主题集中在暴露上山下乡的苦难，展示知青们心中的“伤痕”。短篇小说《默默祝福》（刘峰），讲述几名出身“黑七类”的知青，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准备偷渡香港的故事。短篇小说《凋零》（燕女）讲述，一名北京女知青与男知青同居怀孕被抛弃，终于坚持活下来的故事。短篇小说《你话点算》（华岳）以知青家长的口吻，诉说了子女插队后生活无着落，又受到农民驱赶的种种遭遇。长篇小说《灵光》（澜）通过一个下乡知青的生活遭遇，表现知青精神上的苦闷彷徨，生活上的凄楚悲凉。
        这一时期的文学性民刊，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作品大量涉及社会问题，带有强烈的政治情绪。刊物发表的知青文学，大多是问题小说、控诉小说，它们虽然比官方刊物更多地暴露了上山下乡的黑暗，但是人物形象大多概念化，思想内容并没有超出“伤痕文学”的范围。[8]

德方

（3）《今天》的创刊与停刊
        78年12月，北岛、芒克、黄锐一同筹办文学杂志《今天》。第一届编委有：芒克、北岛、黄锐、刘禹、张鹏志、孙俊世、陆焕兴。他们冒着极大风险，将第一期油印刊物贴在毛泽东纪念堂的旁边、西单民主墙，北京的大学生和知青成为《今天》的第一批订户，《今天》文学团体开始形成。
        79年1月29日在京的几家民刊在中山公园召开联席会议，《探索》编辑杨光公开提出：有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权同盟》的任畹町则提出人权问题。当晚《今天》内部就办刊方针发生了激烈争论。他们确立《今天》的办刊方针是：既坚持文学宗旨，又从道义上支持兄弟民刊。
        79年9月底，星星画展受到干涉，《今天》发起抗议游行。这次游行目的地是北京市委。游行的骨干分子是《今天》和各民刊人士，沿街围观参与群众达上千人。北岛回忆说：“六部口前面一出现警察以后，就剩一百多人了，剩下的人全都爬上树、爬上墙去看了，然后就喊‘冲啊’什么的，就是都想看热闹。所以当时实际上非常绝望，当时拆了民主墙以后，民主墙运动实际上成为非常绝望的一个自由先驱运动，几乎注定是要失败的。”
        面对道义压力和政治风险，一个文学刊物应该如何把握它的走向？这一问题再次引起《今天》内部发生争执。79年10月《今天》分裂，五名编委退出。芒克、北岛牵头组成第二届编委。北岛担任主编，芒克任副主编，委员有：周眉阝英、鄂复明、徐晓、陈迈平、刘念春。后黄锐重回杂志做美编，赵一凡在幕后参与编委工作。
        北岛回忆说：“《今天》当时处在政治漩涡中，一直有一个问题：到底有多深地卷入民主运动？因为本身是一个文学杂志。”“《今天》一开始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怎么在文学和政治之间作出选择？”《今天》办刊宗旨是文学的，但它发展的轨迹，却一直在文学和政治之间左右摇摆。在政治冲击和道义推动下，《今天》多次迈进政治雷区，一直承受着高度的风险，直到80年被勒令停刊。
        《今天》在78年12月-80年12月两年中，在文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新时期著名的青年诗人不少都是在这里首次登台亮相，许多著名诗作首次在这里发表。
        《今天》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诗歌：北岛的《雨夜》、方含的《谣曲》、江河的《纪念碑》、舒婷的《也许》、田小青的《歌手》、顾城的《山影》、杨炼的《蓝色狂想曲》、蔡其矫（乔加）的《风景画》等作品。并出了三个诗歌专集：北岛的《陌生的海滩》、芒克的《心事》、江河的《从这里开始》。特别是发表了一批文革时代有历史意义的诗作：食指的《相信未来》、依群的《巴黎公社》、芒克的《十月的献诗》、北岛的《回答》等。这是文革十年来沙龙诗歌的一次检阅。
        《今天》还推出一批小说：陈迈平（万之）的《风雪交加之间》、甘铁生的《原谅我，兄弟》、史铁生的《没有阳光的角落》、刘自立的《圆号》等作品，并连载北岛的中篇小说《波动》。
        《今天》编辑部还集合了一批美术、摄影成员，在刊物上发表了马德升、曲磊磊、钟阿城、王克平、陆石、艾未未、夏朴等人的木刻、线条画、插图和摄影作品。编辑部在1979年9月和1980年8月协助举办了两届“星星画展”，并在79年10月协助举办了《自然、社会、人》摄影艺术展。
        沙龙现代诗歌经过文革十年的曲折发展后，通过《今天》进入收获期。一批沙龙诗人通过《今天》走上社会，得到公众的承认。被称之为“朦胧诗”的新人新作，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热烈争执，为新时期文学注入了新文化因素。《今天》推出的更富于反抗性的、更具异质的作品（如诗歌《疯狗》、小说《波动》），却被主流社会所漠视、拒绝或批判。
        在1978年冬天，当短暂的历史机遇来临时，诗人北岛也恰巧成熟了。北岛在文革时期就是沙龙的中坚分子，他是一个“晚熟”的诗人，在创办《今天》时，他的诗名还远不及芒克。但是，他在78－80年之间，迅速成长为著名的诗人（就在他承担繁重的组织工作的同时，他写出了《雨夜》等著名诗作），成为现代诗歌代表性人物。他的诗作也成为新生代话语的经典文本。《今天》分裂后，北岛领导《今天》渡过了几次危机，取得了突出的文学业绩。北岛在《今天》的创办、组织和发展方向上，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北岛就没有《今天》的成就。经过政治、文化冲突的考验，他实际上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旗帜。
        《今天》在1980年12月被强令停刊时，共出版双月刊9期（每期1000册），丛书4种（每种1500册），资料3期（每期600份）。繁重的出版工作全部由手工完成。一批文学志愿者担负了杂志的校对、印刷、发行和联系读者的工作，他们是：赵一凡、周郿英、鄂复明、徐晓、刘建平、李南、王捷、程玉、李鸿桂、崔德英、张玉萍、尹蕾、陈延生等几十人，他们默默地在刊物“作坊”中进行奉献。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强大的团队精神，《今天》才成为坚持最久，文学成就卓著的民刊。

    二、民间写作向主流位置的进军与退潮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知识分子的自由化创作开始成为一种潮流，个性化和个人主义的话语地位在逐渐上升，民间的艺术创作活动方兴未艾。从1978年到1979年，民间文学开始由边缘向中心运动，造成强烈的社会震动。1980年权力政治对话语变革的走向采取了批评、控制、疏导的文艺政策，民间的写作开始全面退潮。

    1.现代艺术和反特权文学的出现

        1979年2月，北京油画家37人自发举办“迎春油画展”，美协主席江丰为画展所写的前言称：“自由结社是在宪法中明文规定赋予人民的合法权利，而且画会是一种有利于艺术发展的组织形式”。同月，上海12人画展在上海市黄浦区少年宫举行，展出油画作品多具有现代主义倾向。4月，民间的“北京市油画研究会”成立，提出“政治民主是艺术民主的可靠保证，艺术家个人风格的被承认是‘百花齐放’的响亮号角的主和弦”。9月，北京民刊艺术家举办“星星画展”，画展连续展出三天，受到警察干涉。“星星画展”和在京民刊组织由西单民主墙前往北京市委进行请愿游行。
        1980年夏，“星星画会”成立，并向市美协申请注册。8月20日至9月7日，第二届“星星画展”在美术馆展出，《人民日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广告，观众达8万人次，打破美术馆历届纪录。《新观察》发表了介绍画展的文章。“星星画展”对官方美术界的公然宣战，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9]
         “伤痕文学”进入1979年，出现了一批异于以往，更富于挑战性的，以反特权为主旨的作品，如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电影剧本《在社会档案里》（王靖），中篇小说《飞天》（刘克）、《调动》（徐明旭），诗歌《将军和士兵》（陆鉴钊）、《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叶文福）等，其中《假如我是真的》，通过知青问题抨击封建特权，造成社会轰动，引起广泛争论。实质上，这批作品已不是本质意义上的“伤痕文学”，而是一种新文学运动的萌芽。[10]

    2.民间写作的退潮

        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历时22天的全国剧本座谈会上，对《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档案里》、《女贼》等剧本进行了讨论，会上产生了尖锐的争论。zhonggong中央书记胡耀邦到会作了长篇重要讲话，他说：“我觉得《假如我是真的》这个戏，现在还不成熟，还有比较大的缺点。”“把这个戏照现在这样持久地演下去，还会产生另外什么样的社会的效果，就值得考虑了。”“如果作者自己觉得需要认真修改，那就自告奋勇……改不好，我赞成不演，暂时不演。”同时指出，“不要以为暂时不演的戏，不发表的作品，就是毒草。……我们党鉴于历史的教训，决不会把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我们伟大事业的同志赶跑！”在全国剧本座谈会结束的第二天，《文汇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文艺创作要考虑社会效果》，提出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
        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文艺报》1981年一期发表后，这一讲话精神，开始在各级文化艺术部门贯彻执行。《人民日报》1981年1月14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指出：极少数人提出“要打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切框框”的观点是错误的。要求对目前创作中出现的某些不健康的倾向和情绪进行必要的批评和引导。各地民间自发的艺术活动在1980年底逐渐停止，反特权文学在1981年初也消声匿迹。
        在1980年至1981年初，《文艺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莲池》以及各文艺报刊，连续发表了批判《苦恋》及反特权小说、诗歌的文章，批评这些作品有严重错误倾向。[11]反特权文学在大批判的声浪中迅速消失。民间的现代艺术活动、民办刊物也在这一时期终结。
        新文艺政策努力将各种话语都引导到主流话语渠道。1978年《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班主任》、《神圣的使命》等“伤痕文学”作品获奖，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有力的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此后，评奖活动每年举行，具体传达权力政治对文学的调控意图，引导着文学的走向。1980年前后，主流话语大胆地展开了有关“朦胧诗”的讨论，将这种民间话语有批判、有选择地吸纳进权力话语。
        1978-1980年是新时期艺术的上升阶段，也是新时期艺术最终定型的阶段。这一阶段政府文艺政策的成功实施，使得文艺创作在1980年后能够沿着权力话语既定的轨道，继续繁荣发展。[12]




注释：

〔1〕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
〔2〕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  
    赵履宽：《1977－1980中国城镇的就业和工资》人民出版社1982.3
〔3〕见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一批相关书目
〔4〕《黑龙江文艺》1977年9期
〔5〕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台北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3
〔6〕冯瑛冰：《大学社团热透视》《作家报》1993.10.30
〔7〕由黄翔、鄂复明、陈自强、张寥寥等人提供。参阅《今天》、《沃土》、《桥》、《野草》等民刊。
    刘胜骥：《中国大陆地下刊物研究——1978－1982》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刘洪彬：《<今天>与民主墙时代―北岛谈话录》《民主中国》1993.1 第13期
〔8〕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
〔9〕吕澎、易丹：《中国现代艺术史》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2
    王克平：《“星星”往事》《九十年代》1989年1期
    《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4
〔10〕《争鸣作品选编》（内部资料）北京市文联研究部1981.12
〔11〕《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1
    史超：《暴露为了什么》《电影艺术参考资料》1980年1期
〔12〕《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1
    《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起草组、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室1979.10

德方

第九章  新时期前期的知青文学（1978－1984）

    一、新时期知青文学的形成和发展

        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对“两个凡是”进行批评，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不再轻易使用“路线斗争”的口号，表示要与文革政治路线实行决裂。全会一致同意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权力集团十分注重发挥“改革文学”对群众的宣传启蒙作用，正是这场意识形态革命，促成了“凡是派”的倒台，为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改革文学”大潮涌起之时，知青文学承受了社会的激烈动荡，由后权威文学成功地转变为新时期的主流文学。知青作家积极参加“改革文学”的创作，写作了一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80年代各种文学潮流先后涌起，知青文学横跨了“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朦胧诗潮”、“新现实主义”等文学发展阶段，伴随着不同文学潮流登场，知青文学逐渐建立起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
        新时期知青文学可以分成80年代前后两个时期。前期1978-1984年，是改革大潮初起时期，知青文学积极参与思想解放运动，协助权力话语回归和沿革。知青文学的描写对象也开始由乡村转向城市生活，呈现出后知青文学的色彩。后期1985－1989年，是改革深入时期，随着改革艰难、曲折的发展，意识形态发生着深刻变化，知青文学逐步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上山下乡运动开始被置于后景，作品关注点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人生。知青文学逐渐成为开放性的题材。
        知青文学在80年代前期（1978－1984），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伤痕文学”，主题是：控诉和反思。“伤痕文学”作为“改革文学”潮流中的一支生力军，推出了以《伤痕》（卢新华）为代表的一批作品，对上山下乡运动、文革运动和血统论，进行了批判控诉和反思。主流社会由此赞扬说，知识青年是思考的一代，是不再受欺骗和蛊惑的一代。
        第二阶段是“悲壮的青春”，主题是：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作品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描述成一段青春悲壮史，为这场运动涂抹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代表作家是梁晓声。知青文学不再完全否定上山下乡，而是试图客观地、多角度、多层面地再现过去，“挖掘其中的真、善、美的青春的灵魂，去讴歌那以青春为代价的悲壮业绩和心灵的历程”，把青春的苦难变成了人生的骄傲。作品成功地克服了知青个人体验与权力叙事之间的矛盾，将权力话语引入知青叙事，这种“权力－知青”话语为知青文学作为独立题材进入主流文学打开了道路。“悲壮的青春”叙事，为其后的“乡恋文学”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是“乡恋文学”，主题是：价值重建。返城后的知青面临生活的新起点，在生存困境中，乡村的经历成为他们奋斗的精神源泉。上山下乡的经历开始成为知青重建精神家园的重要文化资源。“乡恋文学”的出现，表明知青文化主体意识的逐步觉醒。在1984年之后，知青作家群体基本形成，在他们面前似乎展现出远大的文学前程。［1］

     二、“改革文学”中的知青文学

        在新时期，“归来者”作家与知青作家，形成了“改革文学”的中青年骨干队伍。他们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共同担负了权力话语回归与沿革的历史任务。“归来者”文学的“第二种忠诚”和知青文学的“悲壮的青春”的叙事，在“改革文学”中同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两个作家群体和他们的文学创作，成为新时期主流文化的两个重要支柱，

    1．“归来者”文学的“权力―知识分子”话语

        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文化战略是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知识分子与权力集团的合作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他们把权力话语的沿革，作为首要的文化、艺术任务，自身话语的建立任务却被忽视了。
        在“改革文学”的大潮中，知识分子配合改革开放，推进权力话语沿革，创造了“权力—知识分子”的二元混合话语形态。这种混合话语既被知识分子认为是自身话语，也被权力集团认为是自身的文化成就。知识分子与权力政治的结盟，推动了权力话语的回归与沿革，“权力—知识分子”多主体话语的产生，造就了新时期文化的光辉成就。
        文革后一批当年被打倒的老作家(包括打成右派的作家)作为“归来者”重返文坛。王蒙、刘宾雁、丛维熙等“归来者”创作出一批有影响的作品。1979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将这批“归来者”的作品集中出版，名为《重放的鲜花》，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归来者”们重新成为当代文坛的主导力量，他们的声音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流。他们对权力话语的沿革与重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从某种角度来讲，这种声音就是1962年权力话语的重现。
        “归来者”以自传体创作了一系列作品，代表作有《天云山传奇》（鲁彦周）、《牧马人》（张贤亮）、《布礼》（王蒙）、《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等，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主流。有人指出：“流放者归来后行使的话语权力乃是‘期待者’的话语权力”，“他们将劫难化为传奇，创造了一个50年代知识分子受难圣徒的神话。”［2］
        《布礼》（王蒙）中年轻的共产党员钟亦成，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开除出党，送到农村改造，仍对共产主义和党的事业矢志不移。“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即使他带着各种丑恶的帽子死去，即使他被17岁的可爱的革命小将用皮带和链条抽死，即使他死在自己的同志以党的名义射出来的子弹下，他的内心仍然充满了光明，他不懊悔、不感伤，也毫无个人的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
        王蒙塑造了一系列钟亦成式的人物——张思远（《蝴蝶》）、曹千里（《杂色》）、翁式含（《相见时难》）。王蒙说：“20年来，……我得到的仍然超过于我失去的，我得到的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得到的是经风雨、见世面、得到的是20年的生聚和教训。”“党重新把笔交给了我，我重新被确认为光荣的、却是责任沉重、道路艰难的共产党人。革命和文学复归于统一，我的灵魂和人格复归于统一。这叫做复活于文坛。”［3］
        “归来者”们创作了一批“第二种忠诚”的革命知识分子，丛维熙笔下的葛翎、鲁泓、范汉儒，鲁彦周笔下的罗群、冯晴岚，张贤亮笔下的许灵均、章永麟，都具有“第二种忠诚”的精神品格。“第二种忠诚”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权力政治培养出来的。
        评论家孟繁华指出：“归来者”“首先感到欣慰的就是一种‘归属’感，他们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归属感化解了几十年的不幸，苦难升华为崇高，灵魂在受难中得到了净化。”孟悦指出：“它背后所隐含的还有社会对知识分子改造的‘余威’。”“在这种叙述的允诺中，历史一次次被拯救了。”［4］
        “归来者”的文学作品，反映出知识分子与权力集团两种话语的融合，正是这种融合构成了这一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特质，这种二元特质又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特质，它对新时期的知青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2．知青文学的“权力-知青”话语

        前期知青文学是“改革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学主题，叙述方法明显受到主流话语的影响。
        主流社会对80年代前期的知青文学给予充分肯定。知青文学命名的知青形象，正是主流社会所期望的——“四人帮”的反叛者，改革路线的拥护者，新时期的建设者。［5］
        新时期知青作家群主要由文革时代的知青作家组成。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之后，他们迅速改变了思想政治立场，重新焕发了创作热情。知青作家能获得崇高的文学地位，首先在于紧跟主流社会。
        知青文学与“归来者”的文学一样，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话语表述。知青文学的建立，只是完成了权力与知青在话语上的结合，“权力-知青”话语，也是一种“权力-知识分子”话语。一些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知青文学作品，从表面上看其成功的原因是打破了某种文化禁忌，但从深层看，它们的成功仍旧是迎合了主流社会的期待。
        在80年代，“右派”作家王蒙、丛维熙、张贤亮等“归来者”的作品，对知青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代表文学主流的“第二忠诚”小说，成为知青文学发展的重要参照物，具有一定的示范性。
        知青作家与“归来者”有着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虽然是两代人，但是却在运用类似的叙述策略，叙说着同一种话语。它们都使用“宏大的叙事”，他们同是被放逐者、受难者，同时又是圣徒。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也是“归来者”。
        同“归来者”一样，知青文学颂扬苦难，把苦难视为圣者必须要经历的受难。上山下乡运动所造成的苦难生活，在知青文学中被表述为：“那过去的一切，都会变成美好回忆”。梁晓声在早期知青作品中，“塑造了一批以苦难为旗的道德自救、救赎者的形象”，“在历史担当的层面上，他们浅薄而又轻易地滑过去了，从而忘记了自省与批判”。［6］知青作家同“归来者”一样，轻易地与历史合解了。某些人依据道德收获和文学成就，对历史表达了感激之情。
        80年代前期的知青文学同“归来者”一样，在表述一种归属感，无论是在返城之夜，冻死在哨位上的裴晓云所表现出的“第二种忠诚”（《今夜有暴风雪》、《同龄人》），还是渴望登上新岸的易杰、暮珍，所寻求的理想彼岸（《南方的岸》），它所表述的一直是寻求一种归属，修复一种信念。
        知青文学与“归来者”对乡村的态度也是相似的。张贤亮在《绿化树》、《灵与肉》、《肖尔布拉克》中展览苦难时，忽视了在那个灾难的岁月里，数以万计的中国农民的苦难。“归来者”的“苦难的神圣化，恰恰是以遗忘乡村苦难为前提的”。［7］同样，后知青文学的一些作品，把乡村寓意为美妙的少女、伟大的母亲；知青不是落难公子，就是天之骄子。二者对乡村的傲慢态度，都是以某种特权为背景的，或是有国家教育特权化的支持，或是有国家城乡分治制度的支持。
        作为主流文学的知青文学是建立在“权力－知识分子”话语基础上的，正是借助着“归来者”创造的这种复合型的话语结构，知青文学才能建立起“权力－知青”话语，从而进入主流文化。如同60年代的红卫兵话语是通过文革文学的写作，逐步蜕变成为独立话语一样，80年代前期的知青文学也正是通过“改革文学”的写作，逐步蜕变成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
        正是由于知青作家与“归来者”在“权力-知识分子”话语上达成了思想、文学上的统一，才顺利组成了主流文化的中青年作家队伍，共同担负起权力话语回归与沿革的历史任务，创造出了新时期的文学繁荣。   

    三、“伤痕文学”主题下的知青文学

        80年代初的“伤痕”“反思”文学，负载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使命，侧重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性。
         “伤痕文学”潮流下的知青文学作品，有卢新华的《伤痕》、郑义的《枫》、甘铁生的《聚会》、竹林的《生活的路》、陈建功的《萱草的泪》、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叶辛的《我们这一代人年轻人》等作品。这些作品的主题大多集中于批判“血统论”，对文革时代进行控诉和批判。

    1．《伤痕》、《蹉跎岁月》——批判血统论

        短篇小说《伤痕》(卢新华)1978年在《文汇报》发表后，报社收到近900件信稿，引起一场社会大讨论。继《伤痕》之后，涌现出一系列揭露文革暴行和“四人帮”罪恶的小说，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伤痕文学”浪潮。
        小说《伤痕》描述，女知青王晓华的母亲在文革运动中被定性为“叛徒”，她没有毕业就报名下乡，以便彻底断绝与母亲的关系。在农村，她仍然无法摆脱家庭出身的影响，她被迫中断与恋人的爱情，下乡四年才勉强入团。当王晓华回到家中，母亲已经去世，在王晓华的心中留下了永远也无法抹去的伤痕。 小说揭露了“血统论”对知识青年的迫害，极左思想对知青一代心灵的毒害。
        卢新华的小说突破了长期以来文学创作只许歌功颂德的禁区，有力地推动了对文革政治的批判。随着改革运动的发展，《伤痕》等问题小说存在的政治理念过于突出，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等问题开始突出。进入80年代，一些知青作家试图摆脱政治实用主义对文学的束缚，向文学本体回归，向人本身回归。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叶辛，1982）发表后，有力地推进了“伤痕文学”向深层发展。
        叶辛1949年10月生于上海。1969年到贵州山乡插队，下乡三年后开始学习写作。前后出版几十部小说，《蹉跎岁月》是其代表作。［8］
        《蹉跎岁月》讲述，下乡知青柯碧舟克服出身的压力，为当地农民建立小水电站。军干子弟女知青杜见春，对柯由怜惜、同情而产生爱情，由于血统论对她的影响，使她中止了与柯的恋情。不久，杜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她的灵魂也经受了一场严酷的洗礼。美丽善良的山寨姑娘邵玉蓉勇敢地和柯碧舟相爱，不幸被极左势力杀害。最后，柯碧舟与杜见春两人终于冲破阻力走到一起。
        柯碧舟是一个成长的青年，他遭受社会歧视，灰心丧气，一度想投水自尽，是农民平等地对待他，使他逐步振作起来，试图有所作为。杜见春是一个幼稚、缺乏生活阅历的干部子弟，但是她敢爱敢恨，具有真诚、奔放的性格。杜见春雨夜在皂角树下自杀，柯碧舟前来解救的一段，写得真实、感人。

    贴身衣衫透湿，浑身水光油亮、披头散发的杜见春跌坐在地，看清楚倒在身旁的是柯碧舟，她气恼地撒野道：“你、你来干啥？”柯碧舟吓了一跳，怔了一怔，抹了把脸上的雨水，讷讷地反问：“你……你在这里……干、干什么？”“我不要活了！”杜见春眼睛失神地一瞪，“哇”地一声，放开喉咙大哭着，“我活不成了！你、你不要管我！”说着，她摇摇晃晃站起身子，撒开腿就无目的地跑去，柯碧舟悍然不顾地跳起身来，使劲地追到她身旁，一把抱住她，拉开嗓门吼着：“不！不成，你不许走！你不能这么做！”杜见春在柯碧舟的臂膀里挣扎着，跺着脚，扭着身子，但想不出其他办法的柯碧舟只好紧紧抱住她，她怎么也犟不过他，最后只得认输地垂倒了头，精疲力尽地倒在他的肩膀上哭嚎着：“你叫我怎么活下去啊！”

        小说真实地描述了知青生活的时代环境，刻画了农村中的极左干部和知青中的各色人等。特别是柯碧舟、杜见春两个人物的性格的塑造，来源于作者对生活的观察、提炼，写得比较生动感人。小说洋溢着青春的激情，具有打动读者的情感力量。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塑造都受到传统小说、戏曲的影响，具有民族审美风格。
        小说也存在一些令人遗憾的问题，如流露出的城乡差别意识。作者将美丽、善良的品质集中在山寨姑娘邵玉蓉的身上，把她作为乡村的象征。邵玉蓉在书中只是柯、杜二人爱情的插曲，作者设计突发事件让她死亡。美丽的乡村只能存在于作者的梦中，可以远远的怀念，却不能走近它。乡村既是少女，也是母亲，对她的情人和儿女知青，当然要服从和奉献。一方面作者控诉了血统论所制造的社会不平等，另一方面却接受了城乡间的不平等。［9］
        作品还有一些概念化的毛病，农村干部、落后知青等人物被符号化，简单地区分先进与落后等等。但是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不能掩盖小说取得的成就。
        叶辛作为一个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知青作家，能够摆脱文革文学的影响，在新时期创作出具有人民性的作品，应属难能可贵。

    2．《普通女工》、《燕儿窝之夜》——伤痕的平复

        在70年代末＂伤痕文学＂的初期，知青文学集中揭示乡村生活在知青心中制造的伤痕，控诉文革罪行；随着“伤痕文学”的发展，到了80年代初，一些作品开始描写知青返城后如何逐渐治愈心灵的创伤，在新时期开创幸福的新生活。“伤痕文学”的思想主题开始从批判文革转向歌颂新生活。
        《普通女工》（孔捷生1980）中的何婵，是一个带着私生子返城的女知青。在乡下，她蒙受一些人的奚落，回城后母亲不准她走进家门，进工厂又遭到一些人的嘲笑。生活似乎疏远了她、抛弃了她，但她并不怨天尤人，用善良的心和诚实的劳动投入生活，加入四化建设的行列。她在钻锁孔这个极平凡的生活位置上，创造了不平凡的工作成绩，重新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何婵是一个“普通人”，她没有宏大理想，好好干活，带好孩子，是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工，时代的阳光也照入了她封闭的内心世界，企业改革在她心灵上掀起了涟漪。她当上生产组长，由只管自己变成开始关心他人，这种责任感的复苏，标志着一个普通女工的人生信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电影《大桥下面》（上影厂1980）描写两个上海知青返城后，如何治疗伤痕，重新建立生活。那个隐密的寄养在乡下的私生子，代表着失去的贞操、乡村的耻辱和痛苦的记忆。在电影结尾，孩子最终得到承认，女主角也重新得到了爱情。影片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镜头，两个市井小人物（修车工和裁缝）的手，自然而真实地相互接近，渴望着相握。这是知青们对建立新生活的渴望，是一种大众的呼声。
        1982年之后的一些小说，注意描写时代的彷徨者，或者说是＂多余的人＂，如何抚平内心的创痛，经过痛苦的探索，开始举步追赶时代的潮流。
        中篇小说《白杨深处》（陆天明）中的主人公邸辉，受到时代冲击，再也无法逍遥，意识到“我们要去改变现状”。中篇小说《燕儿窝之夜》（魏继新）中，带着历史伤痕的农场姑娘们，在抗洪斗争中迸发出生命的火花，经历过痛苦失意，自称“多余的人”的任海萍，面对新时代＂隐隐产生出一种对新生活的强烈渴望＂。［10］
        中篇小说《命运交响曲》（王安忆），作为知青的“我”，对游离于生活之外的音乐教师韦乃川失败人生的审视，批评时代旁观者和落伍者，表达出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时代感慨。［11］
        由“伤痕”的揭露，到“伤痕”的治愈；“伤痕文学”很快由对“四人帮”的批判，转向对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歌颂。“伤痕文学”从开端到结束，始终受到政治功利主义的制约，具有庸俗社会学色彩。

德方

四、农村知青文学

        70年代末城镇知青的大规模返城风潮，也波及到农村知青，他们纷纷要求国家为回乡知青落实政策，在乡村出现了一阵抗议的浪潮。
        回乡知青在50年代曾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城镇知青下乡后，回乡知青开始受到舆论的冷落。在60－70年代，农村发展普及教育，回乡知青人数激增，经过文革十年，回乡知青已经数倍于下乡知青。他们是知青群体中的绝大多数，却被国家、社会长期忽视。国家召开知青工作会议和制定相关政策，一直都是以城镇知青为对象。
        下乡知青大举返城后，国家开始严格控制从农村招工。1978年国家明确提出：“今后城镇用工，基本上不从农村招收。”此后各地开始清退农民工，回乡知青进城的门被关得更紧了，这使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之间的不平等更加突现出来。
        1979年8月，贵州省安龙县十多名回乡知青在县城贴出一封致全县回乡知青的公开信，反对近几年在就业、升学、当兵等问题上，对城市知青和回乡知青区别对待，呼吁回乡知青起来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此信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同一时期，各地回乡知青投书《中国青年报》，对不重视回乡知青，表示强烈不满，要求下乡和回乡知青应一视同仁。［12］
        长期以来知青文学都集中反映城市知青，很少出现描写农村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农村知青作为一个弱势群体，长期以来被社会所忽视。经过个人奋斗脱离农村的知青，即便能够进入城市，也迅速地被都市文化所吞没。要使反映农村知青生活题材的作品重现于世，必须要有多种条件，或是像50、60年代，农村知青再次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的一个问题，使得主流社会重视他们，或是农村知青的个体生命意识得到苏醒，足以战胜主流意识形态，发出属于个人的声音。
        上山下乡运动的退潮，使回乡知青的问题再次凸显出来，国家政策对回乡知青的忽视，进一步激发了回乡知青的不满；农村知青再次成为社会政治、经济上的问题，于是反映农村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在中断了二十年后重新出现。导致这一题材作品出现的因素，并不是农村知青代言人的出现，也不是回乡知青自我意识的苏醒，而是由于“改革文学”对农村政治问题的关注，它是作为“改革文学”的农村题材出现的。此后随着国家对农村知青问题的搁置，反映农村知青的文学作品也随之销声匿迹。

    1．“人生大讨论”与长篇小说《人生》

        长篇小说《人生》是农村知青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小说的产生具有深厚的时代背景。《人生》是在“人生大讨论”背景下产生的，这场讨论对小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3］
        文革十年中，广大青年存在着诸多思想困惑，但是一直未被社会主流承认，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团中央决定在适当的时机将它们公开化，展开一场价值观的大讨论。讨论目的是为了重新树立社会公德，引导青年们更积极的投身改革建设大潮。
        1980年5月《中国青年》发表北京两青年署名“潘晓”的长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引起人生观大讨论。报社先后收到全国六万多封读者来信。1982年《中国青年》杂志组织对电影《沙鸥》的讨论：“沙鸥用一生拼一块金牌值得吗？”同年7月，第四军医大学空军医学系学生张华为救掉入粪池的农民牺牲，引起是否值得的讨论。这场有关人生的大讨论，引发了年轻人探讨人生观的思想热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长篇小说《人生》于1982年发表了，小说引起广泛关注，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小说多次获奖，并被拍成电影。
        《中国青年》很快组织了对小说《人生》的讨论。在围绕《人生》的讨论中，有人提出：高加林是一个极端利已主义者，“片面强调个人的‘存在’和‘价值’”，“决不是我们时代青年应有的情操”。有人提出：“高加林是一位有抱负、有理想，不甘于命运之愚弄，富有才干，勇于追求的新型青年”，“他是一位受害者，一位被社会邪恶势力击败的不幸者”。最后，讨论被引申到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生观？
        在小说《人生》中，回乡知青高加林是一个像潘晓那样的，遇到了人生迷途的青年。高加林的悲剧，被作者处理成对人生价值讨论的具体答案。《人生》卷首“题言”写道：“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可以说《人生》是一部追赶社会时尚的社会问题小说。

2．长篇小说《人生》

        《人生》的作者路遥，是延川永坪中学初中66届学生，他在文革初期一度很活跃，曾当过县红卫兵的头头，返乡后曾与在当地插队的北京知青作家陶正等人发生过交往。可以说，路遥是一个典型的回乡知青作家。作为一个回乡知青，作者经历过被城市隔绝的痛苦，他在作品中传达了这种切身的体验。
        小说描写了农村回乡知青高加林、巧珍悲剧性的人生命运。高加林长期徘徊在城市之外不能得其门而入，为了进入城市，他抛弃了“大马河川里最俊姑娘”刘巧珍。他试图由“后门”进入城市，结果失败了，巧珍违心的出嫁，使高加林陷入了痛苦和悔恨。
        作者通过高加林的女友黄亚萍的评价，来概括高加林性格：他像保尔•柯察金，又像于连•索黑尔。于连的个人奋斗思想和机会主义，把高加林引导向了歧途，抛弃了纯真的恋人巧珍。于连的人生观念是陈腐的，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生活环境里必然是要碰壁的。小说的结尾写了高加林从歧途上归来，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如果从此摒除了于连式的极端利已主义的思想，而将他的保尔．柯察金式的钢铁意志和睿智才华，用于哺育他的土地，他将会成为农村大变革的风流人物。作者劝导农村青年要作保尔，不要作于连。
        高加林被驱赶出城市时，作者让他进行了道德忏悔。作者忘记了，当于连走上绞架时，司汤达没有让于连进行忏悔，而是在法庭上对封建等级制度发出公开的诅咒。
        作者把巧珍视为一种象征，她是家乡、土地、传统道德和人生信仰的美好象征，这种象征本身就是一种虚构。小说把黄亚萍作为城市的象征，她是狂放、自私的，同样是出于一种理念的虚构。路遥通过两个女性形象，将乡村描述为道德的源泉，城市则成为罪恶的渊薮。
        决定高加林命运的是城乡分治的国家政策，小说作者却将农村知青对宿命的争抗，归之于错误的抉择，将一个并不复杂的社会问题，概括为复杂的道德问题。
        尽管存在以上这些问题，《人生》毕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这部小说的重要贡献在于，第一次把农村知青渴望城市文明、在乡村痛苦挣扎的形象公之于社会。小说中这样写道：高加林“抬起头，向沟口望出去，大山很快地就堵住了视线，天地总是这么狭窄”。另一段写道：当星夜来临，灯火在城里亮起来时，高加林才站起来，下了东岗，一路上，他忍不住狂热地张开双臂，面对灯火闪烁的县城，嘴里喃喃地说：“我再也不离开了……”
        高加林的经历浓缩了中国农村几千万回乡知青的历史命运，他寂寞的青春和对现代生活的渴望，代表着普遍的思想情感，高加林成为回乡知青的典型形象。高加林的痛苦显然具有民族性的、历史性的因素。《人生》的作者没有意识到高加林性格所代表的历史进步意义，而把高加林作为人生说教的反面典型。
        作者想象力的底线，是国家的城乡制度、户籍制度，“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是不可变更的，必须变更的只有农村知青个人的思想情感。作家宁可背离个人对现实的经验、感悟，也要选择合乎社会制度的结论。一个具有才华的作家，一部伟大的作品，一个令人激动的历史叙事，最后失足在简单的社会学问题上，犯了在今天看来十分幼稚的错误。

    3．同时期的农村知青文学作品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批文学作品反映了乡村知青对城市文明的向望。《鲁班的子孙》中，知青哥向山妹子描述神奇的城市；《哦，香雪》中，向前方无尽延伸的铁轨将乡村妹子的想象带往城市；《爬满青藤的木屋》中，带天线的收音机和下乡知青的刷牙，引起了乡村女性内心的波动。在另一些作品中，城市化的脚步打碎了农业社会的残梦，使古代社会的遗民们逃避不及。《最后一个渔姥儿》中，炸山的巨响惊走了福奎的鱼，但他“情愿死在船上”；《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塔贝顽固地拒绝走上“通往更嘈杂的和各种音响混合的大都市路”。
        中篇小说《小溪九道湾》（叶文玲）描述了农村青年人与城市的邂逅。善良的农村姑娘葛金秋进城后成为“小保姆”，她流入城市并没有任何的“野心”，纯粹是为了谋生。然而，城市并不是理想的天堂，她所投奔的主人没有使她这个“小保姆”时来运转，她寄人篱下，饱受屈辱，苦上添苦。葛金秋最后毅然返回实行了新政策的家乡，终于在农村改变了她和一家人的贫苦命运。作者虽然也批判了城乡差别和社会歧视，但将葛金秋的灾难归之于对城市生活的错误选择，认为只有返回农村建设家乡，才是她正确的人生道路。［14］
        在文革前17年的农村知青文学，已经表现出农村知青对城市的梦想与憧憬。从50年代初农业合化运动的回乡知青改霞（《创业史》）、刘玉翠（《春种秋收》），到60年代初的回乡知青金玲（《山村姐妹》），都透露出农村知青对城市的向往。到了80年代初，整整三十年过去了，第二代农村知青高加林（《人生》）、葛金秋（《小溪的九道湾》）再次叩响了城市的大门。
        “改革开放”的城市化进程，必然会唤起千百万乡村知青内心的强烈渴望。乡村知青对城市文明、现代生活的渴望，不仅具有人权上的当然合理性，而且具有强烈的历史合理性，它应合了时代的呼声。他们已经等待的太久太久。他们的渴望和痛苦，正是古老中国急于进入现代化的渴望与痛苦。
        第二代农村知青终于等到了改变个人命运的机遇。在80年初走出乡村的博士生尹昌龙说：“当我们说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是从《人生》开始的时候，也许要说的并不仅仅是人生观大讨论带给我们的思想课程，更重要的是整个中国迈向一个城市化的时代，而我们不得不由此开始新的命运，新的人生。”［15］
        80年代反映农村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显然都忽略了中国正在进入高速城市化的历史新情境。“如果说高加林的命运置身在高家村与县城的‘交叉’位置，那么推而广之，及至更大的环境，则可以说中国社会处在城乡的‘交叉’位置。”“现代城市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社会概念，它还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概念——它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16］
        从50-80年代，不同时代反映农村知青的文学作品，都任意改变回乡知青的形象。大多数作品不是出自农村知青之手。农村知青作为一个独特的农村阶层，是一个被社会忽视的弱势群体。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形成一个文化群体，也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他们的文化命运是相当悲剧性的。这个阶层的历史命运给我们的启示是，知识本身并不能改变人的命运，除非这种知识能够被转化为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创造力，而要实现这种转化，需要有主宰自身命运的主体意识。

    五、“悲壮的青春”——对知青运动的命名

        上山下乡运动悲剧性的结束之后，知青群体普遍产生了沉重的挫败感和困惑，他们渴望对这段人生有一种叙述，一种重新的命名，这几乎成为知青一代人的共同企盼。在共同寻找命名之时，以梁晓声为代表的东北建设兵团的一批知青作家，最先提出了“悲壮的青春”的叙事，他们把一种虚假的理想主义光辉投射在失败的历史上，使它变成了一部辉煌历史。这种“悲壮的青春”历史，被广大知青群体欣喜地接受，他们终于在新时代找到了自己的新名字，为自己的牺牲获得了新的光荣。
        知青一代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先烈的榜样对他们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们是渴望成为英雄的一代。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做出过真正的英雄业绩。“悲壮的青春”虚构出的知青英雄和悲壮青春，满足了他们内心的渴望。
        东北建设兵团的知青作家群是知青文学的重镇，他们是一批在新时期具有影响的作家：梁晓声、张抗抗、肖复兴、陆星儿、张辛欣、李龙云、陈可雄、陈爱民、刘进元、何志云、么树森等人。这个知青作家群中，有许多人用作品描述了黑土地上的悲壮青春。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梁晓声。
        梁晓声在80年代初发表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白桦林作证》等系列小说，讲述可歌可泣的青春故事，塑造了李晓燕、裴晓云、刘迈克等一批英勇献身的北大荒知青形象。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1982）将北大荒知青的垦荒生活，描写成神奇的传说。在开垦“鬼沼”的过程中，充满了血泪和痛楚，甚至是知青主人公的死亡。小说通篇贯穿着一种英雄气概和悲怆情绪。在小说结尾时，作者写道：“我们经历了北大荒的‘大烟炮’，经历了开垦这块神奇土地的无比艰辛和喜悦，从此，离开也罢，留下也罢，无论任何艰难困苦，都决不会在我们心上引起畏惧，都休想叫我们屈服……呵，北大荒！”
        在《今夜有暴风雪》（1984）中，梁晓声讲述了另一个美丽的苦难故事，就在知青返城之夜，裴晓芸冻死在哨位上，表现出知青的“第二种忠诚”。梁晓声后来评价知青运动时说：“在人人需要证明忠勇的年代，英雄主义是青春的至高涅槃。葬青春之土地，岂不为神圣的土地？殉土地之青春，正所言贞烈之青春。”
        当时的主流文学界一致对梁晓声的小说表示热烈欢迎和赞叹，作家蒋子龙谈到梁晓声的小说时说：“以对历史负责，对一代人命运负责的态度，用积极的理想的光芒照亮人物的性格”，“阅读它的时候时时想到那些大手笔写的史诗”。［17］知青的青春胜利与光荣，也是整个社会的胜利与光荣。当整个知青群体为之欢欣鼓舞时，曾放逐了知青一代人的城市和社会也如释重负。因为对知青苦难的歌颂，也是对国家社会的救赎。
        在此之前上山下乡运动一直是文学创作的禁忌，梁晓声在小说中使用了复杂的叙述策略，以保证使小说得到主流社会的接受。不熟悉主流文化叙述，不了解文化禁忌的作家，是难以穿越审查雷区的。在文革期间，曾接受过组织化训练，为梁晓声穿越雷区，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这条创作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梁晓声说：“电影《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当年曾勒令下马停拍……《雪城》几乎不许播出……《年轮》曾明令不许参加评奖……原因都差不多是――调子太低暗，未表现理想，咀嚼苦难等等。而另有不少评论者，嘲讽我在作品中张扬虚假理想，掩饰苦难，玩味失落的崇高……我的知青作品确曾给我一些浮名，但也常使我陷入左枪右戟不得不横着站的两难之境。”［18］
        梁晓声小说的成功，是向主流社会妥协与合作的结果。他把知青文学嫁接在权力文学上，建构出＂权力－知青＂话语。这种话语中虽然有双重话语主体，但它使后知青群体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声音。
        孟繁华指出：梁晓声的小说“运用一种叙事化的结构技巧，注重事件的封闭性、可信性以及戏剧性，从而制造出历史必然性的假想，然而，这种通过叙事手法建立起来的所谓必然性最终仅仅是一种虚幻的象征性意义的结构”。［19］
        梁晓声建构的这种话语模式，成为知青文学进入主流文学的钥匙，它为知青文学以后的发展开辟了主流渠道。
        在“伤痕文学”中，知青文学还外于准知青文学的状态，随着“悲壮的青春”叙事的出现，在“权力－知青”话语基础上，知青文学开始形成独立的文学题材。“悲壮的青春”叙事的成功，使知青题材重返主流文学，这意识着后知青文学的真正建立。
        在“悲壮的青春”小说的创作上，张承志也是一个重要的作家。
        张承志在《绿夜》（1982）中描述了，“我”在返城八年后，重返草原时的复杂心绪。向风雪中归来的知青敞开温暖怀抱的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在劳动中发出格格笑声的天真、单纯的红衣少女奥云娜；虽然遭到厄运，却以顽强的劳动果实来证明自己生命的价值，把脚印留在广漠草原上的知识青年们；那个在严峻考验面前丧失了人生信念的侉乙己；那个声称庐山、黄山的“表弟”……所有这一切都时隐时现、交相嬗递地出现在“我”的意识流动中。
        张承志在小说集《老桥》“后记”中说：“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的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张承志提出要“为人民”写作，要有＂人民崇拜＂。
        张承志把知青说成是幸福的人，显然违背基本常识。他把“人民”抽象化，没有民主制度和民主意识的“人民”只是国家的代名词，没有具体条件，抽象地提“人民崇拜”和“为人民”写作，结果很可能造成一种国家崇拜和为国家写作。

    六、乡村之恋——价值体系的失落与寻求

        知青在返城后，普遍面临就业、住房等困难，生活又一次遭受挫折，离开集体生活，也使他们产生了未曾有过的脆弱和独孤。他们开始对以往的乡村生活以及失落的青春、理想，产生了一种梦幻般的依恋。旧日乡村回忆成为支持知青在城市生存、奋斗的力量源泉，乡村开始被虚构成一片美丽的净土。表达对乡村思恋之情的文学作品开始出现。
        “乡恋文学”与“伤痕文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文学流派。“伤痕文学”揭示上山下乡运动的悲剧，“乡恋文学”强调农村生活的价值；“伤痕文学”强调返城后伤痕的平复，“乡恋文学”强调返城后生活和思想上的困境。“伤痕文学”的表述，带有鲜明的理念色彩，无论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批判，还是对新生活的赞美，都体显出主流社会的叙述立场。“乡恋文学”的表述，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叙述自相矛盾，但是它开始回归于知青群体自身。前者体现着主流社会的叙述，后者则开始体现知青主体的叙述。
        从“伤痕文学”过渡到“乡恋文学”的代表性作品《杜鹃啼归》（陈可雄、马鸣1980），描述知青面对大学中建立起来的爱情和插队时形成的婚姻，面临着最后抉择，那个决定去留的火车小站，具有历史的象征意味。虽然作者最终还是让主人公选择了传统的道路——回归乡村，但是知青生活的主体性却被突现出来。
        如果说“悲壮的青春”使后知青文学成为一种独立的创作题材，那么“乡恋文学”的出现，意味着后知青文学开始进入一种主体独立的表述。从社会学角度上讲，它才是真正的知青文学。
        这一时期的“乡恋文学”，反映了知青所处的思想困境。知青一代人在精神上，同他们的物质状况一样，达到了破产的境地。“乡恋小说”记录下，一段历史的苦闷彷徨，价值的迷失和痛苦的寻找。这种生活的彷徨，正是一种独立主体诞生的前奏，即使最初寻求的结果是荒谬的，无损于这种寻求行动的重要性，因为这是独立探索的开始。
        “乡恋文学”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从寻找价值立场，到修复价值理念，由最初的情感怀念，发展为毅然踏上返乡之路。

    1.想象中的乡村——农村，精神的锚泊地

        《遥远的清平湾》（1983）中，史铁生回到了虽然贫困，但是充满了温馨的如诗如画的小村，他在记忆中把遥远的乡村，变成了城市之外的精神故乡，变成了一首乡村乌托邦的诗。这是与城市化的物质欲求相对立的一种乡土梦想。知青需要诗意和梦幻的慰藉，“古老的生活情景和生产方式，常被加以美化地描写，也出现对木犁、水磨、窑洞、木屋、清澈溪水、还未留下人工痕迹的自然风貌和景观等的蕴含感情的描写。当然，作家要维护的并不是这些生活和生产方式，维护的是道德范畴上的东西。”［20］
        《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中，陈信顶替哥哥下乡，经过了十年农村生活后，终于回到了家乡上海。陈信回城后开始待业，受到熟人、朋友的傲视和怜悯，还要同哥嫂争家中的一席之地，甚至谈对象也到了委曲求全的地步。陈信的价值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苦闷地在黄埔江边漫步。 “十年里那点渗透他心灵的，苦苦的而又是甜甜的思念，消失了。十年里那种充实感也随即消失了。他的目的达到了，下一步，他该往哪儿走？人活着总要有个目的地。完成西装革履、喇叭裤、录音机的装备，跟上时代新潮流？找对象、结婚、建立小家庭？……这些都可以开始了，是的，可以开始了，只是还需要很多努力，很多辛苦。并且，如果时装包裹着一颗沉重而不愉快的心灵，究竟又有什么幸福？为了建立家庭而结婚，终身伴侣却不是个贴心的人，岂不是给自己加了负荷。他不由又想起了月牙儿般的眼睛，唉，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人生的目的地，总归应该是幸福，而不是苦恼的。他忽然感到，自己追求的目的地，应该再扩大一点，是的，再扩大一点。”“还有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今后的日子还很长很长。该怎么过下去，真该好好想一想。又一次列车即将出站，目的地在哪里？”
        王安忆创作的同类题材小说《运河边上》等，反映上山下乡运动退潮后，一些知青对生活的思考、探索。它们可以被看作是《本次列车终点》的姊妹篇。［21］
        知青运动的火车驶入了历史的终点，但是一代人未来的目的地又在哪里呢？这正是当时知青作家们试图在＂乡恋文学＂中解答的时代问题。

    2.价值体系的修复——农村，精神的彼岸

        知青的“青春阅历和有限的文化资源使他们无路可投，他们只能再次以想象的方式重返乡村，重返那个虚构的乌托邦。”［22］
        《南方的岸》（孔捷生1983）试图为返城后价值失落的知青群体，指出一条理想主义的道路——返回农村，重建理想主义的新生活。
        这是一部社会学意义上的思想小说，它体现了作者修复价值体系的思考。小说中的场景、人物都是根据先验理念设置出来的。孔捷生在小说后记中，以自己回到海南躬耕的事实，现身说法，声称：＂我已寻到新岸，并在这新岸上开始耕耘。＂
        小说主人公易杰创作了一部知青小说，它缺乏贯穿的主题，杂乱无章，这份小说手稿象征着一段失去价值坐标的青春历史。易杰初恋的女友丽容为了离开海南建设兵团，不惜出卖自己，代表着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割胶手暮珍代表昔日的青春理想。易杰本可以通过丽容介绍和帮助，在电视剧团当编剧，并娶麦老师的女儿小汀为妻，在城市开始新生活，但是易杰决心与暮珍一同返回海南农场，重新开始充满理想的生活。
        作者将记忆中的乡村生活变成理想的乌托邦，迷惘的知青只有返回那里，才可以重新获得精神的安适。作者所表述的并不是新的价值观，而是重新修复的旧价值体系，它是一个旧理念的王国。
        《南方的岸》记述了对青春的回忆，无尽的感伤情绪，这是一种典型的时代情绪：

    “星光黯淡下去，我割完最后一刀，东方的天际已呈出淡红。萤火虫似的胶灯，盏盏从林段里飘出，纷沓的胶鞋踏上晨光依稀的牛车道。劳动后的笑语在胶园中荡漾。……上午九时许，日光已非常酷烈。龟裂的晒场上反射着刺目的赭红色，我们却挑着胶桶晃晃悠悠地步上林段了。被浓密的树叶过滤了的缕缕阳光仿佛也变得碧绿，林间弥漫着胶乳特有的类似牛奶的芳香。”
    “牛车下坡时车轴断了，一边轮子掉下来，白花花的胶乳淌了一地。这意外事故实在不能怪他（阿威），可我还是暴怒如雷，割胶工们一片喟然，唯有暮珍竟失声痛哭起来。垂头丧气的阿威突然抄起一根锄柄，发狠地向那头无辜的水牛冲去……”
    “我们用嫩草擦拭着手上的泥渍，暮珍却又一次扑倒在坟前，发出最后的嚎啕大哭。连周围的白色小野花都在悉悉颤抖……我们都走了，只留下木生。他被那绿林的根须紧紧环抱，永远安息在那温厚的泥土下，只有那无边的绿色林涛和羽茅草茫茫的喧响陪伴着他，那是与这个世界一般古老的山林交响乐……哦，那胶园涛声是首新歌，是我们谱写的无词之歌！”

        易杰、暮珍重返海南的行动，具有一种象征性，是对青春的一次回归，一种梦中的返乡。它代表了一种群体性的内心冲动，它是知青在现实中无法实践的梦想。这种情感是真挚而强烈的，它令知青读者眼热鼻酸。

    她顺着自己奇怪的思路说下去：“这些天……我常望着那里开走的船，就有一种……预感。好像有一天我也会到对岸码头去……买一张船票。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寂静。只有江水在不息喧响。夜和江风把我们紧紧裹挟着。两颗距离很近的心在以同样节拍突突跳动。短短一瞬间，我沿着流年逝波的曲线，游历了冬日的退却和春天的起始，长夜的消融和曙色的上升，越过几百海里的波涛，穿过层层叠叠的山岳，直抵那极目不及的天地吻合之处……奔腾灼热的血潮把我煮沸，种种突如其来的信息如此杂沓纷纭，象汀线前闪闪发亮的浪头不断崩塌下来，远远超出了人所能及的思考限度，我感到嗓眼发干，喉咙像粘到一起了。
    “暮珍！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咱们一起回去！”“回－－？”“回海南！”流水摇碎了两岸灯火，漾起红色、绿色、金色的泡沫，冲刷着江堤下的泄水洞，发出空谷回声一般的音响，好似辽远的不可抗辩的庄严召唤。……走过漫长曲折的道路，我终于大彻大悟——当一个人把自己与挚爱的东西紧紧连在一起时，他的生命才呈现出全部价值，他的性格才迸发出全部光采。
    船驶向南方的岸……景物依然，恍如十三年前的同一时刻。是的，一切都未曾了结。当我登上这艘海轮，已逝的青春立时回来了。命运之神把无数耀眼的白昼和深沉的黑夜还给了我，把年复一年挥洒的每滴血每滴汗重新注入我的血管与毛孔。整整一辈人的动静疾徐、生死歌哭全都在冬日沉酣的梦中复活，跟历史一同斗转星移，尽情呐喊着，成为新时序的主调的和声。

        作者孔捷生试图用道德标准来衡量知青运动，他说：“我们老知青在那个非常年代里仍然做出了贡献，用刀斧和锄头这些原始工具使千年荒山变成了胶园，一辈人的青春化为汗水滴在祖国大地。怎能因为我们的些微奉献远抵不上十年浩劫的空前损失，便觉得毫无价值呢？”这种以主观精神取代客观事实的泛道德主义，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旧思维模式。
        一些知青批评这部小说的结尾脱离现实，结尾太浪漫，太理想化，破坏了小说的完整。孔捷生反驳说：“任何民族，她的青年一代缺了理想，缺了志气，便将要衰败灭亡。我真希望中国的青年变得更浪漫一些，与那种市侩式的‘现实’离得远一些……”他坚持认为知青重返农村将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此时富庶的广东农村已经开始城市化，社办工业和小城镇出现的事实本身，就足以颠覆《南方的岸》所描绘的乡土社会蓝图。孔捷生1981年春节，回到家乡珠江三角洲，看到时髦的男女、电视机和两三层的洋楼；大队开会没提半句植物与动物，只是公布队办工业的财务情况。乡村发生的一切都使孔捷生感到惶惑。［23］旧的思想方法，旧的理念竟然使他看不到现实，而在《南方的岸》中，继续修复旧的价值体系。
        “返乡”可以说是“乡恋文学”的极致。在这一时期，描写知青“返乡”的作品，还有郑万隆的长篇小说《同龄人》，小说讲述女青年孟珊珊不愿同丈夫出国，带着叹息和沮丧从插队的边疆山村回到城市，她从父辈和同辈的生活强者身上受到教育，吸取力量，她终于认识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自我归宿中，而在振兴社会主义祖国的神圣事业里！”她感到自己的心灵“在山那边”才是充实的，于是又毅然回到山村。电影《我们的田野》（北影厂，编剧：晓剑，导演：谢飞），影片中的男主角在大学毕业后，毅然重返北大荒，影片中出现美丽的白桦林和广阔的原野，童声合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这种催人泪下的场景，唤醒了知青对于青春的记忆、逝去的理想，再次给予他们一种梦幻般的抚慰。［24］
        有评论家指出：“这些为理想主义所哺育的，或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文化资源的青年理想主义者，除了格瓦拉式的冲动外，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即便回到农村又会怎样。”“对乡野的怀恋只是他们的一种精神需要而不是现实需要；对他们来说，乡野生活是可向往的而不是可到达的，是可欣赏的而不是可经验的。对乡村的怀念使他们有一种情感的完整，而对城市固守则保证了他们生活的完整。”“知青一代作家当时的处境，考虑到他们已经告别了旧的东西，但又没有确证的东西可供依附。”［25］
        后知青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破产了。在旧船沉没之后，所有的水手在风浪中渴望的是一只新船，一个新的彼岸，如果没有，他们就会在痛苦中幻想出“南方的岸”，甚至愿意重新登上带来灾难的旧船，躲入旧港湾。但是，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基础已经瓦解，整个中国包括海南，都开始了改革的浪潮，旧生活已经一去不返。

德方

3．乡恋诗歌

        就在一些知青小说家们试图借助乡村资源，重新修复旧价值观念时，一些知青诗人丢弃了宏大叙述手法，把乡恋变成了个人的事务。这是一种全新的叙述立场——私人立场。
        在这些怀念乡村的诗作中，知青诗人们记述了他们对父老乡亲的思念，从表现上看这些诗歌，依然在歌颂人民、土地，但是已经转向个人的情感记忆。他们所说的人民、土地，是属于个人的人民、土家。因为他们使用个性语言来表达个人的情感，摆脱了它者（权力）的介入，人民、土地和国家一类抽象的概念，真正成为个体生命的组成部份。这种本质性的转变，使这些诗歌具有了新时代的气息。［26］
        梅绍静，生于1948年，1967年北大附中高中毕业。1968年到延安插队。出版过诗集《兰珍子》（1975）、《唢呐声声》（1983）、《她就是那个梅》（1986）、《女娲的天空》（1990），现在《诗刊》社工作。

            《她就是那个梅》梅绍静1984
        …………

        不是你把我从大路上唤回你窑里来的吗？
        不是你给我了第一阵哭声？

        能哭出声来的孩子才能活下去，
        那一天，我也叫你家的公鸡嘴对过嘴？

        也许只有我一个人吧，在这个世界上，
        想起那天就觉着羞愧！

        你拉着我的手一股劲叫唤梅啊，
        你慌乱中的呼唤又催出我多少眼泪？

        可是那天以后，我好好地活下来了，
        像颗野果子，我也包着兜着活着的滋味！

        啊，母亲！我长在这儿多像马茹子啊，
        显眉显眼的，可也叫你放心！

        什么时候起，外乡人问我是谁，
        你就在那人面前说：“她是我的梅！“

        什么时候起，你在草窠里寻着几颗野鸽子蛋，
        在洼洼上撸着一把杜梨儿。

        也这么叫着我：“来！我的梅！”
        我想不起来了啊，唤梅的母亲！

        我总是看见一个学生女子走在那沟沟底，
        她就是那个在你怀里哭过的梅啊，母亲！

        这首诗记载了乡村母亲对知青的真挚情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母子爱，表达了个人心灵深处的情感秘密。母亲对梅的爱，使农民、土地变成梅的农民、土地，这种情感是属于他们（母与子、农民与知青）的私人财富。
        叶延滨：男，1948年生。1969年赴延安李渠公社插队。1978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文学系编辑专业。现为《诗刊》社副主编。

            《干妈》（组诗节选）叶延滨  1980

        她没有自己的名字

        她没有死
        她就站在我的身后，
        笑着，张开豁了牙的嘴巴。

        我不敢转过脸去，
        那只是冰冷的墙上的一张照片－―

        她会合上干瘪的嘴，
        我会流下苦涩的泪。
        十年前，我冲着这豁牙的嘴，
        喊过：干妈……

        叶延滨为他的干妈和大娘写了一系列的诗，《灯—— 一颗燃烧的心》讲述，裹着小脚的大娘冒着风雪跑了三十里山路，为知青娃买一盏新罩子灯，好让他在夜晚读书；《我愧对她头上的白发》讲述，那个四十年前曾演过“兄妹开荒”，“挖掉了穷根根眉梢梢笑”的新媳妇，却在共和国的年代“没牙的嘴啃着掺糠的窝窝，佝偻的腰背着沉重的柴草，贫困――熬尽了她生命的最后一滴血，枯了，像一根草……”。诗中出现的是具体的生命和情感。
        农民对知青的善良、慈爱，在诗人心中唤醒了崇高的人性情感，他们因为这种普遍的人类之爱，而获得的对人生的领悟。诗人对人性的发现，是一种全新的发现。在国家、阶级淡出的同时，人性、博爱的概念开始进入诗歌写作。
        由于文革民间诗歌写作传统的介入，这一时期的知青诗歌创作取得了明显高于知青小说的成绩。在“乡恋”题材上，“乡恋诗歌”同样取了超过“乡恋小说”的成就。乡恋诗歌的个人化表述，已经包含着对新价值体系的发现和建设。

    六、文革“地下文学”的公开化

        进入80年代，一批在文革中写作的“地下文学”和具有沙龙背景的小说，先后在有影响的杂志上公开发表，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批评。
        这一时期，沙龙现代诗歌也浮出水面，“朦胧诗”作为一种民间的话语，正式进入主流社会，对诗歌界和社会造成巨大震动。围绕“朦胧诗”的论战，扩大了新诗歌的影响。沙龙诗歌最终被接纳进主流话语，被写入文学教科书，在那里占据了一页位置。
        未被主流社会承认的那些具有叛逆精神的“地下文学”的作品，在80年代仍然处于“民间”状态。在新时期，这些未被主流社会接受的沙龙诗人们是寂寞的，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甚至比文革时代还要孤独、寂寞和孤立无援。

    1.沙龙诗歌的公开化和被主流化

    （1）有关“朦胧诗”的论争
        《今天》杂志创刊后，北岛、芒克、舒婷和食指的诗作，开始在大学校园、文艺圈和青年工人中间流传。随着1979年文艺界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江河、舒婷等人的诗歌首先在《诗刊》等正式刊物公开发表，引起了社会的注意。
        1980年《福建文学》开辟“新诗发展问题讨论”专栏，对舒婷诗作展开争鸣。4月在南宁召开的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上，代表们就青年诗作与西方诗“不期而遇”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光明日报》5月7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谢冕），介绍新诗歌的挑战。《诗刊》第8期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章明），“朦胧诗”由此得名，诗界的争论被引向全社会。其后《作品》、《文汇报》、《星火》、《诗探索》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1981年学术讨论会，相继就“朦胧诗”展开广泛争论。
        1981年《诗刊》第3期，发表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认为“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美学原则的崛起。……崛起的青年对我们传统的美学观念常常表现出一种不驯服的姿态。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的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
        评论家程代熙、洁泯、敏泽、李元洛和诗人周良沛等人，纷纷撰文与孙绍振论争，批评这种“美学原则”，具有唯心主义色彩，是一种脱离人民和时代的“自我扩张与自我欣赏”。［27］
        围绕着沙龙现代诗歌的这场激烈论战，无论是在现代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是相当表层的。无论是反对者，还是赞许者，对新诗歌的形成和时代精神，都缺乏深入的了解。显然，80年代的主流社会还没有能力接纳文革时代产生的这笔“地下文学”遗产。［28］
        新诗歌的本质是对文革话语的颠覆，对“人民”、“时代”、“小我和大我”等一系列基本语汇的颠覆。在这场有关＂朦胧诗＂的论战中，赞成与反对的人都没有意识到，新诗歌不仅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而且是建立在知青亚社会基础上的新文化。新诗人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他们是一个新社会的代言人。
        舒婷的成名作是《祖国，我亲爱的祖国》，这首爱国主义颂歌，掩盖了她的叛逆性格，舒婷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形象，受到了评论界的赞誉。同样主流社会是通过《回答》来认识北岛的，把他视为年轻一代反抗“四人帮”的代表。主流社会通过这两首诗来理解这两位诗人，并决定接纳他（她）们。这两首诗，无论从诗歌的艺术形式上讲，还是从思想深刻上讲，都不能代表他（她）们两个人的最高水平，甚至曲解了诗人的思想和艺术的本质。主流社会所接受的北岛、舒婷，是传统意义上的诗人。主流社会对新诗歌传达的新文化人格和思想特质视而不见。这是主流文化对他（她）们有意的忽略和误读。

    （2）现代诗歌的胜利与危机
        在80年代初，沙龙诗歌迎来了收获季节，一些沙龙诗人获得了崇高的荣誉。诗歌界承认并接受了文革沙龙现代诗的遗产。现代诗风影响了一代青年人，许多新诗都带着沙龙诗歌的印记。现代诗歌开始取代政治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流。
        诗歌进入了多元化的、个人的语言创造时期，表达具有现代人情感的丰富世界。尽管现代诗歌受大众欢迎的程度，在80年代远远不及小说、戏剧，但是现代诗歌的成就，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思想成就上都远远超过了后者。
        在“朦胧”的命名下，人们当时最为关注的是带有“朦胧”色彩的诗歌，“朦胧”成为人们心目中新诗歌的典型形式。在这些朦胧诗中，仍然带有童话诗的痕迹。

    沿着鸽子的哨音＼我寻找着你＼高高的森林挡住了天空＼小路上＼一颗迷途的蒲公英＼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我找到了你＼那深不可测的眼睛
            ——《迷途》北岛

    你在梦中呼唤我呼唤我＼孩子你是要我和你一起到公园去＼我守候你从滑梯一次次摔下＼一次次摔下你一次次长高＼＼如果有一天你梦中不再呼唤妈妈＼而呼唤一个陌生的年轻的名字＼那是妈妈的期待妈妈的期待＼妈妈的期待是惊喜和忧伤
            ——《梦话》傅天琳

     “朦胧诗”即使是对文革的控诉，也不再作为民族、社会的代言人，而是使用个人的语言，表述个人的情感。如果说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1979）还有集体主义和政治理念的痕迹，到了《雪白的墙》（1980）则几乎完全转为个人表述。
        ……
        永远地不会在这墙上乱画，
        不会的，
        像妈妈一样温和的晴空啊，
        你听到了吗？

        妈妈，
        我看见了雪白的墙。
             ——《雪白的墙》梁小斌

        《会唱歌的鸢尾花》（舒婷1981）是80年代中国诗歌的重要成就之一。诗中回荡着童话诗的余韵。

    现在我可以做梦吗＼雪地。大森林、古老的风铃和斜塔＼我可以要一株真正的圣诞树吗＼上面挂满＼溜冰鞋、神笛和童话＼焰火、喷泉般炫耀的欢乐＼我可以大笑着在街上奔跑吗

    它所包含的细腻情感，正是现代的、历史的和经典的，带着阿赫玛托娃的细腻。

    在你的胸前＼我已变成会唱歌的鸢尾花＼你的呼吸的轻风吹响我＼在一片丁当响的月光下

    我们可以从中听到沙龙现代诗歌鲜明的、标志性的语言：

    向＼将要做出最高裁决的天空＼我扬起脸＼＼风啊，你可以把我带去＼但我还有为自己的心＼承认不当幸福者的权利（10）我还是你的不会做算术的笨姑娘＼无论时代的交响怎样立刻卷去我的呼应＼你仍然能认出我那独一无二的声音（12）

    在这童话般的梦境中，会突然地出现哀伤的句子：“如果子弹飞来＼就先把我打中”，它们体现着“地下诗歌”的风格：

          到那时候，心爱的人
          你不要悲伤
          虽然再没有人
              扬起浅色衣裙
              穿过蝉声如雨的小巷
              来敲你的彩镶玻璃窗
          虽然再没有淘气的手
              把闹钟拨响

        诗人在诗行中留下了真正战斗者的标志——丰富的心灵，以证明她是为了人，为了自由而斗争，而不是为了“主义”，或是为了诗人的桂冠。它使我们窥见了现代文明殿宇的美丽、庄严。如果说朦胧诗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不如说是一代新人的崛起。
        就在许多人对改革欢欣鼓舞，为时代唱赞歌时，却仍然有人感到窒息。对生活的这种感受的差异，正传达着一种民间的立场。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阳光中的向日葵了吗
         你看它，它没有低下头
         而是把头转向身后
         就好像是为了一口咬断
         那套在它脖子上的
         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那棵昂着头
         怒视着太阳的向日葵了吗
         它的头几乎已把太阳遮住
         它的头即使是在太阳被遮住的时候
         也依然在闪耀着光芒

         走近它
         走近它你便会发现
         它脚下的泥土
         每抓起一把
         都一定会捏出血来
             ——《阳光中的向日葵》芒克1985

        在80年代，知青正在分化为不同的文化群体。新诗歌是一种异质的文化，要理解沙龙诗人，需要有相同的话语背景。由于长期接受主流话语的熏陶，阅读沙龙诗歌对于广大知青来讲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在知青作家群体内部，也出现了诗人与小说家的隔膜。就在舒婷写出“大道扭动触手高声叫嚷：不能通过＼泉水纵横的土地却把路标交给了花”（《会唱歌的鸢尾花》）的诗句，指出时代的路标并不在大路上，而要在田野中寻找时，一些知青小说家还在沿着主流社会的理念寻找价值的彼岸。
        在新时期的条件下，知青一代内部的话语阻隔，不仅没有消减，反而在继续加深。在一部分人与别一部分之间，已经出现了一条价值观、思维方法和语言表述上的鸿沟。知青群体并没有理解和接受，文革时代由小部分知青创造出来的民间话语传统。
        以朦胧诗为代表的现代诗歌向主流诗歌胜利进军时，轻易的胜利已经为全面退潮埋下了伏笔。朦胧诗被吸纳到主流文化后，一批朦胧诗人被接纳进体制，载入文学教科书，成为知名诗人、作协负责人，随着社会地位的改变，许多人开始明哲保身，收敛批判的锋芒。留在体制外的诗人（芒克、多多等），则被时代抛弃，成为“被埋葬的诗人”。顾城杀妻自杀事件发生后，只有体制外的个别诗人表示出应有的道德良知和批判态度。诗群的分化和文化人格的蜕变，使现代诗歌面临新的历史危机。
        在文革10年中成长起来的晚生代，对＂朦胧诗人＂既缺乏理解，也缺少敬意。他们迅速掀起＂第三诗潮＂，并且喊出“Pass北岛、舒婷”的声音。舒婷在1987年列举了在1986年已经出现的各种诗歌流派，“包括目前尚处于潜流的诸多流派；以四川为重心出现的非非主义、整体主义和莽汉主义等，还有南京韩东、付立的感觉诗派、上海宋琳等人的现代都市派、黑龙江朱凌波、浙江詹子林等人的体验派，等等。他们之中有些人声称：‘已完成了自己的坐标系，完成了对纵的继承和横的移植’。”舒婷说：“去年提出的‘北岛、舒婷的时代已经Pass！’还算比较温和，今年开始就不客气地亮出了手术刀。”［29］
        1987年爆发的“后朦胧”对“朦胧”的桂冠之争，带有强烈的定尊卑，分亲疏的意识，晚生代与新生代的首次代际冲突，竟然是一次争夺名位的冲突。后者中的某些人着迷于朦胧诗人的荣誉，他们要的不是受难的荣耀，而是荣耀本身。他们试图自我做古，从而造成了可悲的文肪断裂。
        “第三诗潮”迅速涌起，宣言书和理论体系是完整的，行动路线是明确的，意志是坚定的，没有迷茫、犹豫，也没有受难。“第三诗潮”在形式与内容之间缺乏应有的张力，最终走向空洞化。现代诗歌的胜利，是以民间传统的丧失为代价的。后朦胧得到了沙龙诗歌的旗帜和口号，却遗弃了它的精神。

    2.对沙龙小说的争论与批评

        文革结束后，一些沙龙小说逐渐公开发表，引来了一系列争议和尖锐批评。
        《波动》（北岛）在1982年发表后，引来了各方面的批评。《文艺报》1982年第4期发表易言的《评<波动>及其他》，认为《波动》、《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等小说的发表，使“革命现实主义遇到了某种挑战；文学创作出现了分化，非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思潮已经有端倪可寻了。……一种以存在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文学流派，已经在社会上（主要是青年中）的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
        有些人认为：对《波动》等小说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对自由主义和自由化进行抵制和斗争，它就有泛滥的危险，同时也会给那些坚持“左倾的人以粗暴干涉的借口”。［30］
        《公开的情书》（靳凡）在1980年公开发表时，获得一片好评，但也有一些尖锐的批评。有人指出：小说在激情和诗意后面，潜伏着两个比较突出的弱点，一是老久和老嘎颇有一点以精神领袖自居的味道，流露了某种“救世主”式的狂傲和庸人的气质；二是这些有思想、有作为的青年，大都有藐视他人、脱离群众的倾向。小说呼喊着：青年们“向前走啊，向前走就有路！”但是，通向未来的路是什么？怎么走？小说中并没有答案。［31］
        《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在1981年发表后，在青年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由于小书中的宗教内容，引起广泛争议。《光明日报》、《青年文学》等报刊发表文章，对小说的主题及思想倾向进行讨论。王若水在1983年和1985年前后两次著文，批评《晚霞消失的时候》。王若水批评南珊及其宗教哲学，企图用一个固定不变的抽象的道德尺子来衡量历史，把一切战争都视为野蛮而加以谴责；将“心灵”和“头脑”对立起来，将“人类”和“立说者”对立起来；以“退缩到她个人的小天地中去，独善其身，离开了社会斗争而去寻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实行禁欲主义，从人道走向神道。［32］
        小说作者在《谈谈南珊》中辩解说：“实际上这个小说就是以出身问题为基本题材而写出来的,……忽略了这个问题，许多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是很难说清的。”“这部小说也可以看作是一部一位老红卫兵的忏悔录。”［33］
        由于多数批评者与作者在思想立场上无法达成共识，又不肯承认文化多元的合理性，硬要搞思想一统化，从而使这场批评成为一场政治批判。许多批评者对小说的民间背景缺乏了解，忽视作品产生的历史环境，批评主观武断，流于表面。
        地下文学的价值并不仅在于思想理念的突破，而且在于文学背后所具有的一种生命实践。小说所传达的思想，是通过血泪教训获取的生命知识，而不是来自某种西方理念。它们本该受到人们应有的尊敬，遭到的却是冷漠、粗暴的态度。
        沙龙小说虽然形成了一阵波澜，但是没有对主流文学的堤坝造成有危胁性的冲击，就迅速的消失了。



注释：

［1］《文艺报》1985年举行的一次关于文革题材的讨论会上，继新第一次提出“老三届作家群”的概念。在《文艺报》办的内部刊物《文艺情况》登出后，引起一些非议。戴继新著文说：“苏联的卫国战争文学已持续出现过三次高潮。每一次浪潮都曾产生过史诗性的作品和伟大的作家。……同样，反映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代作家所能彻底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除活跃在文坛上的中年作家外，还将必然落到‘老三届’作家群和今天处于20岁上下的青年人身上。……
    ‘老三届’作家群有三大特点。其一是能独立思考，其二是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历史责任感追求民主和科学；其三是实干，凡事绝不停留于口头上，有坚守的奋斗目标。‘老三届’中涌现出的作家群，是历史形成的。他们中间酝酿产生出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作品，是历史的必然。”（戴继新：《血污和泥淖中站起来的一代》《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孟繁华：《1978——激情的岁月》（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5
［3］王蒙：《我在寻找什么》《文艺报》1980年10期
［4］孟繁华：《1978——激情的岁月》（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5
［5］冯牧在1984年出版的《知青小说选》序中说：＂收集在这部书中的近二十位作者所创作的二十几篇佳作，内容和风格各不相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充满着作者从不同侧面所描绘的那个时代的浓烈的生活气息。这本书，象镜子似地反映了一代青少年的面貌、性格和心灵，反映了他们是怎样在那个时代的滚滚洪流当中沉浮，挣扎奋斗争和拼搏，而终于成熟起来并且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6］坷垃：《在道德失禁中作秀——梁晓声批判》《十作家批判》陕西作家出版社1999.11
［7］ 孟悦：《历史与叙述》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
［8］ 叶辛：《蹉跎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6一版
［9］参见《桑那高地的太阳》。知青主人公谢平的两个恋人，都是农民；女知青齐景芳是一个山东回乡青年，代表支边农民；桂荣是场长侄女，代表着边疆的土地。谢平与齐景芳在草垛上发生了性关系后，她就被拖拉机碾死了。她们代表着纯洁的乡恋、开垦的土地，她们都甘愿奉献和牺牲。（《桑那高地的太阳》陆天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0）
［10］《新时期文学六年1976.10－1982.9》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
［11］《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3.6
［12］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
［13］ 尹昌龙：《1985——延伸与转折》（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5
［14］同［13］
［15］同［13］
［16］李书磊：《都市的迁徒》《1985―延伸与转折》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5
    根据中央电视台（2001.8.14）报道，国家计划在未来二十年，平均每年新增加20个城市，通过县改市等办法，每年增加城市人口1200万人。同日新闻报道，北京市的垃圾正以每年2.6％的速度递增。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高速城市化的历史时期。据专家预测，未来二十年中国城市将从目前的30％发展到70％。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将达6.3亿左右，城市化将达45％。
    （《已见端倪的我国城市化浪潮》《中国青年研究》2000年2期）
    2001年是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之年，大中小城镇不同程度的开放。政府宣布从10月1日起，2万小城镇的户籍全部开放，只要在小城镇有固定住所，合法收入的外来人口均可办理小城镇户口。中等城市宁波，取消对落户指标限制，实行按居住地登记户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实行用工登记制度，取代“临时居住证”。
    40余年横亘在中国城乡之间的户口藩篱被打破，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将会逐步形成。此刻再来看”城乡分治”的历史悲剧，自然会产生一种新的历史眼光。
［17］蒋子龙：《从兵团到文坛》《不惑文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18］梁晓声：《我看知青》《北京文学》（中国知青专号）1998.6
［19］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5
［20］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5
［21］《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3.6
    王安忆：《两个69届初中生的对话》《上海文学》1988年3期
［22］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5
［23］孔捷生：《旧梦和新岸——并非谈创作的创作谈》《南方的岸》后记  北京出版社1983.2
［24］费声：《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成都出版社1993.10
    反映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坚持扎根乡村的知青小说，还有短篇小说《塔》（张抗抗）、《达紫香悄悄的开了》（陆星儿）。（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
［25］李书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文化测量》《文学自由谈》1989年3期
［26］《北京文学》（中国知青专号）1998年6期
    梅绍静：《她就是那个梅》作家出版社1986. 8
［27］程熙：《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4期
    洁泯：《读“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后》《诗刊》1981年6期
    周良沛：《有感“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文艺报》1981年10期
    贺敬之：《李季文集》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28］李东：《朦胧诗潮与“第三诗潮”》《中国80年代人文思潮》（曹维劲、魏承思主编）学林出版社1992.9
［29］《顾城之死》《北京青年报》1993．10．23《诗化罪恶——顾城之死的舆论风向》《中国青年报》1993．11．27
    《诗人之死还是凡人之死》（系列讨论）《北京青年报》1994．1
    楚客：《诗化的谋杀》
    《北京晚报》连载1994．5《谋杀后的再谋杀——陈建功、楚客对谈录》《北京纪事》1994年5期
［30］同［29］
［3１］《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文学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1
［3２］同［3１］对《公开的情书》的讨论和批评，既有粗暴的指责，也有比较客观的批评。
［3３］王若水谈《晚霞消失的时候》先后发表于《文汇报》1983.9.27－28 , 1985.6.24
    1980年冬，该小说由赵一凡帮助油印成册，在民间流传，售价为1.20元。1981年春，赵一凡曾在其家为小说召开座谈会。（一平：《为了告别的纪念——献给一凡》《今天》1992年2期）
［3４］礼平：《谈谈南珊》《文汇报》1985.6.24

德方

第十章  新时期后期的知青文学（1985-1989）


    一、新时期后期知青文学的历史背景

    1． 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

        1978－1987年，“改革开放”由农村改革转向城市改革，对外开放也由点到面，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展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阻碍生产力的问题日益突出，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1986年6月，邓小平听取汇报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随后，他指示说：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工，权力要下放，精简机构。不能照搬西方，不能搞自由化。1987年10月zhonggong中央12届7中全会原则同意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
        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设想和初步启动，向权力话语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也为文化变革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宽松环境。
        80年代中期，西方文化被大量介绍、引进国内，各门类的学术理论开始全面建设，并且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种文化思想日渐活跃。文化丛书派按照自己的理解翻译介绍西方学术著作，第一批翻译书目的109种中，绝大多数为德、奥非理性主义，以及西方左派作品。这些作品包括：梅洛－庞蒂、利科、傅科、德里达、 荣格、韦伯、曼海姆、加缪、马斯洛等。这些西方思想家的作品被完整系统地翻译成中文，数量之多，品种之全，是空前的。1987年丛书编委会又出版了“人文研究丛书”。1986年三联书店出版《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其中包含若干子系列，如《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绝大多数的译著为1949年以来首次出版，作品包括：胡塞尔、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马里坦、萨特.德.波伏娃等。1988年理论思想界还出版了一系列国内社科著作，其中包括《拯救与逍遥》（刘小枫）等有影响的著作。［2］
        在80年代中期掀起的“文化热”和“中西比较风”中，人们在文化中去寻求历史的答案，许多人认为现代化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现代化。文化丛书的主编甘阳首先提出：东西文化冲突，不是“中西冲突”，而是“古今冲突”；东西差异，不是空间差异，是时间差异。此后，文化全球化的思想，开始被广泛接受。
        经济高速度发展，政治体制改革造成的宽松文化环境，文化思想界的学术建设，以及文化大讨论，都推动着艺术迅速发展。随着个人意识的增强，美学形态也开始发生变化。
        现代绘画开始全面兴起，出现全国性的现代美术浪潮，一批现代绘画民间组织在各地出现。1984年9月“北方艺术群体”在哈尔滨组建。1985年10月，江苏举办《大型现代艺术展》展出超现实主义作品。1987年5月“红色，旅”成员举办的《第一驿》展览在南京艺术学院开展。这其间活跃的民间社团还有：江苏新野性画派、徐州现代艺术展、厦门达达、湖南0艺术集团等；画家群体及流派之多，作品样式和内容之广泛，达到五色令人目盲的地步。1989年2月，《中国现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展出了来自各地的800件现代作品。短短几年，中国现代美术走完了西方美术几十年的道路。先锋美术与意识形态产生了尖锐冲突。［3］
        1985年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泛滥，王若望等人多次在公开场合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1986年28个大中城市的高校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民主，反对腐败，引起zhonggong中央的重视。1987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先后把在党内搞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开除出党，至此学潮逐渐平息。［4］

    2．“权力一知识分子”话语的变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的提出，为意识形态变革提出了新任务和新目标。
        权力话语在80年代已经全面回归，促使话语沿革的内在动力已经消解，如何重新启动话语变革，将这种变革引向什么方向，成为当时意识形态的焦点。在这一时期，文学界出现了“寻根文学”，社科界出现了“中西比较风”，形成了一左一右的同步发展。
        文化变革的诉求通过两种路径，形成了两种文化方向。社科界侧重政治体制变革的实际操作，其文体是研讨和舆论宣传，意识形态上倾向激进。文学界侧重民族文化重建，其文体是文学思考与小说叙述，意识形态上趋向保守。
        文学界采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和表述方式，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幽深文化意境；理论界采用逻辑性的思辨语言，从西方文明中寻找思想营养，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这一切为90年代社科、文学两界分途埋下了伏笔。
         “改革文学”曾在批判“四人帮”、“凡是派”，推进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在其历史任务终结后，开始逐步模式化，年度“优秀小说评奖”活动也失去了号召力。
        进入80年代后期，在权力话语变革的背景下，文学思想主题和形式开始发生重要的流变，出现了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多种文学思潮，出现了“寻根”派、“先锋派”、 “新写实”、“新历史”、“新体验”、新潮小说、后新潮小说。在文艺批评界出现了文艺社会学，文艺哲学，文艺心理学，文艺文本学和文艺文化学。随着港台文学的引进出版，俗文学与雅文学、港台文学与大陆文学也开始并存共荣。
        80年代后期文学多元化发展，是在体制内展开的，并没有超出主流意识形态，所谓多元不过是主流话语的分化、扩张，只是旧主流话语向后新时期的新型主流话语的一个过渡阶段，它为90年代新型主流话语（“权力－商业”）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权力－知识分子”话语变革失败的原因，在于话语的两个主体之间产生矛盾，从而使话语转型不可能实现。如果说，话语的多主体性在新时期之初，推动了意识形态的沿革，到了新时期后期，它反过来又制约意识形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3．知青文学多元化的发展

        在主流话语势衰的形势下，在政治变革的氛围推动、裹挟下，知青文学开始走向多元化、泛题材化。评论家张奥列在1985年指出：“作品的内涵超越自身题材，这是知青文学的新趋向。上山下乡运动，是个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历史现象；知青题材，大概不会是文学创作的永恒题材。但它的内容可以不断拓展，主题可以继续深化。”
        知青文学开始寻求建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话语表述，先后开创和推动“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等文学流派的发展。
     “寻根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小说，带有建构民族文化的宏大理想，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潮流。知青文学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代表作品有阿城的“三王系列”。上山下乡在“寻根文学”中，成为一种文化表述的背景。“寻根文学”的建立，表现出了知青作家的勃勃雄心和文化历史责任感。
         “悲壮的青春”叙事在80年代后期，由中、短篇小说发展为长篇小说，开始形成一种宏大叙事的结构，并在主流话语中正式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权力－知识分子”转型的背景下，“权力-知青”话语开始发生流变，在“第二种忠诚”的思想主题中，注入了政治功利主义的内容。
        民间写作的传统，在这一时期继续顽强地发展，出现了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引起文学界的关注。一些评论家针对“伪现实主义”，称它们是“真现实主义”。
        随着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知青文学开始转向对后知青生活的描述，一些黑色写实小说试图把日常生活直接呈现出来。随着理想主义价值观的消解，生活开始被还原为生存本身，这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对于解构一元化的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它也为90年代的价值虚无主义、生存主义的文学埋下了伏笔。
        80年代后期的经济大潮、社会转型，严重影响了民间写作的发展，在缺乏知识分子群体理解和支持的环境下，民间写作开始了漫长的冬季，进入休眠状态。当90年代的知识界在失语后，重新探寻和发掘民间写作传统时，民间写作才重新受到重视。

     二、“寻根文学”中的知青小说

         “寻根文学”在1983年兴起，到1984-1985年蔚然成风。许多知青作家是＂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他们积极踊跃地投身于“寻根文学”创作。从郑万隆表达寻根理念的《黄烟》、《空山》、《野店》，到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以及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王安忆的《小鲍庄》，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还有杭育之提出的“吴越文化”，贾平凹营造的“商州文化”等，知青作家参与创作了大量的“寻根文学”作品。
        许多知青作家对“寻根文学”进行了充分的肯定。韩少功评价寻根文学说：这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郑万隆说：要“在原始文化中找到现代艺术的营养”，从而揭示“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之谜”。［5］
        寻根显然具有国际文化的背景，寻根文学中出现的神秘主义的描述（神话、巫术、传说），明显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启发和鼓舞。有评论家指出：“这次寻根热的兴趣是为了与世界对话，反过来要与世界对话，则必须寻根。”可以说，“寻根文学”的浪潮，是对兴盛一时的西方文化思潮的直接回应。［6］
        阿城在《文艺报》（1985，1，8）发表《文化制约着人类》说：“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对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阿城的“文化断裂”说，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寻根”影响下，许多知青作家试图重新恢复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阿城“三王系列”演示传统的圣贤境界，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阐扬传统文化的博大、神秘，韩少功、王安忆的作品阐述了传统文化构造的精妙。这些作品明显带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过分强调民族文化的恢复，而忽略了传统文化的批判，忽略了借鉴西方文明是重新认识民族文化的重要前提。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严重背离了现代化发展的潮流，导致这一文学流派最终走向衰败。

    1.阿城：《棋王》（1984）

        在“寻根文学”中，阿城取得的文学成就最高，当时评论界认为“它的老辣纯熟的形式面貌，独到的艺术力度，以及内底里透露的作家自觉意识的深度和全面的眼光，都使文坛震动。”［7］
        在“寻根文学”中，阿城最具民间意识与反抗精神。他有着深厚的民间背景，曾经担任民刊《今天》的美术编辑，“星星画展”的核心成员。阿城的代表作“三王系列”（《棋王》、《树王》、《孩子王》），始终贯穿着对传统文明进行寻根、阐扬、弘大的主题思想。他认为圣贤在民间（《棋王》），文化的根在民间（《孩子王》），生生之道在民间（《树王》），具有鲜明的民间文化立场。但是，他的民间是不是现代的民间，而是传统的民间，他的文化立场不是现代的文化立场，而是传统的文化立场。
        阿城在知青一代身上寄托了延缓传统文明的希望。《棋王》的主角王一生，本是一个寒窘无依的“棋呆子”，通过下棋沟通了生命与宇宙的联系，由此参禅入道。王一生身遭乱世，守心如一，洁身全性，是“道家生活哲学的具体形象化。”他全神全性，把人生提升到审美的境界。王一生的形象显示了千百年中国士大夫的生活理想和精神榜样，小说通过对民族人生观和心理素质的具体展现，传达出对民族文化的肯定。
        作者在王一生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文化理想。小说围绕着王生，设置了一些具有陪衬性的人物，主人公“使一切染上世俗色彩的人物和行为都黯色失色。譬如脚卵，由于丧失了起码的精神依附，虽然可爱，但在王一生面前，也是极可怜的。”［8］
        在故事的前部，王一生的行动还是融合于知青群体之中，个人与群体线索齐头发展，但是故事发展到高潮——参加棋赛和车轮大战，作者转换了小说结构，把王一生上升为叙述中心，小说转变为单一线索，从而造成了叙事结构的断裂。小说结尾时，王一生参禅悟道的单一线索，无法归拢前部所展示的多条线索，也无法涵盖知青群体形象的文化内涵。结尾神的诞生与叙述者代表知青群体的（荷锄野唱）的顿悟，两者成为了互不关联的双重叙述。可以说，作者中途对王一生叙述的升格，是造成结构分裂的重要原因。
        王一生由“吃”和“下棋”，即生道和心道，进入圣贤境界，从知青群体中脱颖而出。现代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社会中不存在圣贤，只存在普通的公民。将一种至善的价值观念负载在一个人物身上，显然是一种陈旧的文化观念。

    2．孔捷生：《大林莽》（1985）

        在“寻根”的影响下，一些知青作家试图重新恢复人与大自然的传统关系，表达了人与大自然的合解。极左意识形态度的反自然、反日常性，在传统的“天人合一”关系上显露出来。  
        孔捷生在《大林莽》中，揭示了文革时代人与大自然的敌对关系，他试图通过这种对立关系，展示出知青一代“革命理想主义”的荒诞性。
        《大林莽》讲述，海南某农场要在大山坳的风口处，夷平山林，种植橡胶。农场派遣几个知青进入森林进行勘察。在恶浊瘴气的林莽里，迷路的知青们举行了性命攸关的“遵义会议”，一方要悬崖勒马，为生存而斗争，一方仍执迷不悟，坚持继续勘察。谢晴在走上绝路时，还“坚信自己的方向路线是正确的，一定能顺利抵达光荣的彼岸”。作者通过简和平发出这样的质询：“既然行动本身已没有意义，你不认为拯救人的生命是高于一切的目的？”人究竟是什么，是目标还是手段？在战友生命垂危时，谢晴由狂热变冷静，恢复了人的感情，在临近死亡时思想有所觉醒。
        有评论家当时指出：小说中神秘的林莽，具有象征意味。阴森、恶浊的森林“既是自然形态，更是人格化的社会形态。”“他们那愚昧的意识，荒唐的行为，可悲的结局，恰是错误年代的社会产物。扭曲的林木，如梦如幻的景致，正是时代的病态，社会的畸变的隐喻。”“《大林莽》可以说是一个大寓言。”［9］
        《大林莽》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十分相似，也书写了知青与自然的斗争与牺牲。但是，《大林莽》却揭开了知青运动内在的荒谬性。“梁晓声笔下的裴晓云，在暴风雪中没有生与死的念头，她安然地、含笑地、满足地离开人间。《大林莽》中，邱霆之死，则罪有应得，破坏大自然者，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谢晴、简和平等人不甘心灵魂的毁灭，不轻易付出弱小的躯体，他们为生存而抗争。作者不是片面地表现人为征服自然而献身，而是渴望着人与自然像音乐般和谐一致。”在梁晓声的小说中知青的牺牲还染上悲壮和崇高的色彩，在孔捷生的小说中则带有戏谑，小说越严肃地表现愚蠢的虔诚，也就愈见其荒谬性。［10］
        80年代初，人道主义的讨论，明显影响到这篇小说。小说明确提出人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孔捷生将人道主义引入“寻根文学”，对“悲壮青春”的主题进行批判和超越，在当时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有人指出：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主义走向了没落。“神性的镶饰与尊严的虚伪为我们带来的仅仅是虚荣的满足和无知的欺骗，怀疑并抛弃它们，回到真实的自我，不正是文学的幸运吗？”［11］

    三、“改革文学”中的知青小说

        在80年代中、后期，“改革文学”开始退潮，由于退潮过快，“改革文学”作品产出的高峰恰与退潮的低谷同时出现。因为“改革文学”形成既定模式，相对狭小的创造空间，要求创作者技艺更精良，整体技艺普遍提高。“改革文学”的高水平作品，基本出现在后期，但是影响力却大大减弱。
        知青文学在80年代后期的“改革文学”中，仍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一些知青文学中，改革的主题与知青主题密切的联系在一起。许多知青小说具有突出的“改革文学”的色彩，它们从知青生活的角度，表现复杂的社会矛盾，反映社会变革中的尖锐冲突。这类小说往往带有主题先行、庸俗社会学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因为触及时事而轰动一时，终因艺术形象的苍白而迅速衰落。
        这一时期知青作家的“改革文学”，立场开始向体制外转移，向非组织化发展。它们表明了知青作家群体的文化主体意识的提高和文化自信心增强。应该指出知青作家的非体制状态，是由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条件促成的，缺乏自觉的、强烈的内在动力。这一切都为90年代知青文学的重新主流化、体制化，提供了可能性。

    1，柯云路：《新星》（1985）

        柯云路是著名的北京知青作家，曾创作《新星》《夜与昼》《衰与荣》《孤岛》《汾城逸闻》等多部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新星》是一部典型的“改革文学”，由于直接触及时事，倡导“清官”政治，迎合了一些群众盼望“清官”的思想，被改编拍成12集电视连续剧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1986年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目。
        《新星》讲述，前知青李向南当上县长后，老县长顾荣和地委书记郑达理成为他改革的对立面。顾荣的哥哥是省委书记顾恒，顾荣的侄女顾小莉又在县委宣传部挂名当副部长，顾小莉爱上了李向南，而李向南的旧日所爱、老同学林虹又是省书记顾恒的前儿媳。这场改革中的路线斗争，带有宫廷政治的气味。经过充满了阴谋的政治斗争后，李向南也有了一双“肮脏的手”。小说作者试图在政治道德上，区别政客与政治家的差别。作者让李向南对县办主任、前知青康乐说：“政治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既是肮脏的，也是最崇高的。问题是你搞的是什么政治！”
        小说把主人公李向南描写成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新型改革家、新型政治家。李向南曾插过队、上过大学，在三十二岁就登上了县一级的政治舞台，展示出政治新人的光彩。李向南是一颗政治“新星”。
        有评论家指出，《新星》提供了改革阶段的新鲜信息，具有一定的政治前瞻性。“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作者在发生于1982年的故事情节里，向我们预示也许还要在若干年之后才会形成的较为广泛的生活现象，即当年‘老三届’的一代青年，历经坎坷之后，又经受严格的教育之后，成国家县一级或更高一级的领导人。在我们党提出培养、提拔符合‘四化’条件的干部之后，特别是提出培养第三梯队的口号之后，人们的眼睛已经转向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这篇小说“传达了有价值的社会信息，它告诉我们属于第三梯队的、中国新型政治家、改革家，具备了怎样的气质，怎样的知识结构，怎样的心理、感情。” “它从政治生活的角度写改革，着力写改革家作为新型政治家的侧面。它把我们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年轻化了，带有一种理想色彩，”“这部作品的主人公的产生（1982年），比我们实际生活中的人物，要稍稍提早了几年。也许，就这个意义来讲，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12］
        评论家们所说的小说价值，当然不是艺术价值，而是它的社会学价值。《新星》实际上是一部政治畅销小说，作者表达的是一种政治诉求，表现的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政治。
        小说主人公李向南的身上，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气味。李向南本身是一个有高层背景的干部子弟，搞的是贵族政治，走的是上层路线，显露出作者的价值观念中的权本位思想，具有新权威主义的色彩。同时，它对“老三届”应该及时接班的吁求，也带有小集团主义的狭隘倾向。这部小说试图通过文学，直接干预上层政治路线，文学观念明显受到文革文学（文艺为政治服务、“三突出”等）观念的影响。

    2，陆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阳》（1987）

        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是一部具有“改革文学”色彩的知青文学作品。小说在《当代》1986年4期发表后，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获得评论家的好评。
        陆天明是著名的上海知青作家，曾两次上山下乡，在新疆生产兵团生活了十二年。文革期间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大型话剧《扬帆万里》（1973）、《樟树泉》（1974）等，塑造了一批扎根边疆，投身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大全的知青形象。文革结束后，陆天明从为知青唱赞歌到悲悯他们的命运，经历了艰难的调整。《桑那高地的太阳》发表后，陆天明作为知青作家，再次受到广泛重视，有人认为北大荒有梁晓声、海南有孔捷生、新疆有陆天明。
        当时的一些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对“中国当代社会态势的深深洞察”，暴露了社会中存在着极左思想和封建遗毒的阴影，通过桑那高地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一部分及至全体，揭示出文革发生的多方面（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社会、历史、体制）的原因，对改革具有启示作用。［13］
        现在我们重新审视这部小说，可以发现小说更深层的思想内涵，以及它的历史局限性。小说明显接受了“归来者”小说的影响，但是却对“第二种忠诚”的主题进行了初步的解构。
        小说描述街道团委干部、中队长谢平支边后，由于不了解场部的派别斗争，不肯服首贴耳的表现出奴性，与政委、陈干事代表的官僚体制发生冲突。他的入党预备期满了，不能转正，被惩罚性的下到边远的骆驼圈。被冤屈的赵队长和分场长老爷子对其恨铁不成钢，像调教生驹子一样，来调教他，将他派到五号圈跟劳改犯＂撅里乔＂去放两年羊。撅里乔故意的欺压、折磨谢平，这就是老爷子说的“调教”。赵队长教导他，“如果你今后还真的想为桑那高地，为中国做点事情的话，就得学会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当谢平表示怨愤时，赵队长痛苦地捂着胸口，颤栗地叫道：“你怎么到今天还不明白我们呢……”
        政委下场视察，车被陷在路上，政委当场训斥老爷子。在战斗集体中养成的对上级的本能的尊重、服从使老爷子控制和战胜了自己，带头冲进泥塘，带15个人把9辆车抬过了20米的水淹路段。谢平也参加了抬车，紧挨着老爷子，想让老头省点劲，从那以后谢平“深深地感到自己确实是个‘窝囊废’，多么会委屈，多么会叫苦。多么会撒娇。多么会冲动。真他妈的整个一只嫩羊羔娃”，从这一天起，谢平开始认同骆驼圈的生活准则，懂得了赵队长、老爷子的“第二种忠诚”。
        作者对老爷子的奴性进行了合理解释——无条件服从是军人的天职，于是奴性就转化成了美德；奴性人格变成了富于忍耐、勇于牺牲的伟大人格。其实，老爷子对上是当权者的奴隶，对下又是农工们的奴隶主。如果说政委、陈干事领导着封建王国，那么老爷子的＂第二种忠诚＂正是这座王国的基础。谢平痛苦的思想改造过程，正是其蜕变为工具和奴隶的过程。
        十三年过去后，当谢平被改造成一个合格的“牧马人”，老爷子又认为他木讷、迟钝，没有使用无价值，压下他回沪的调令，令他率领分流的部属，开进荒原，而自己则带领一帮骨干亲信移居县城，甚至连自己的侄女，也不愿许配给他。
    老爷子是党组织的化身，他与谢平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代父”关系。主人公谢平最大的痛苦，是得不到老爷子的信任和重用。他想喊：“十四年来，我听了你的，按你的调整，在骆驼圈子做了我应该做的和所能做的一切。现在你反倒先来嫌我没用。十四年来，我想用我的一切来证明我是你的‘自己人’。我以为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你会原谅我，你已经容纳了我，不再计较我鲁莽、幼稚，单纯的以往所走过的弯路。我想我已经捐了一条虔诚的‘门槛’，但没想到首先是你……我的分场长，我的老爷子，我的父亲，这十四年来我在活人中唯一认可的长辈，却始终没忘了我的过去。……这就是我付出了十四年生命的代价后所应该得到的报应？！”
        作者在小说结尾写出了谢平“第二种忠诚”的幻灭，他的恢复党籍、取消处分，不是由党委讨论决定的，而是由基层干部、群众努力争取，通过政治权谋的运作才得以成功的。这一情节隐伏着作者对组织的动摇、怀疑和一种深刻的失望情绪。
        作者为谢平未来的生活设计了两条道路，在江南小镇（启龙镇）渡过宁静的余生，或是回上海再轰轰烈烈的干一番事业；前者是远离社会，甘心作一个无才补天的“废物”，后者则是继“中队长”之后，再作一名共产党员，一个社会的成功者。这是一种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生活选择，代表了不同的生活价值体系。主人公一度在两种生活之间徘徊。
        小说结尾，谢平终于得到了党委的决定：撤消处分和转为正式党员，上面“盖着鲜红鲜红的印章。像太阳。”清白的政治身份和党证，对谢平仍然重要。谢平还是体制内的人，他仍然要做体制内的人。谢平的理想虽然幻灭，却没有公然叛逆的勇气，他并不是桑那高地上的另类，只是体制内的觉醒者。
        这部小说凝聚了作者对体制多年的认识，其中不乏尖锐、独到的见解。作者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边地被改造的知青，又一次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作者指出在体制内，保持做人的尊严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小说赋予主人公谢平最突出的性格，就是不肯屈身做人。变得木讷的、愚忠的谢平，13年中一直固守着自己的底线——做人的尊严。作者已经明确意识到体制与独立人格，是一种冰炭不能相容的关系。
        在与体制之间的种种恩怨纠结之时，在组织的光环消失之后，“第二种”忠诚开始走上机会主义路线。作者让主人公在体制边沿上徘徊，甚至允许他有时犯规越界。（如小说中，谢平决心丢弃党票的瞬间思想闪念。）体制作为一种理念，在“归来者”的心中，已经不成为一种障碍。在政治功利的趋动下，越界现象将随时发生。

德方

四、“悲壮的青春”——宏大叙事的形成

        80年代后期“悲壮的青春”逐步发展形成一种宏大的叙事，它们由原来的中、短篇小说，发展成为长篇小说。在1985年后，出现了全景式的史诗性作品。叙事的内在结构、价值体系也逐渐完备。“悲壮的青春”叙事，在社会和知青群体中建立起稳固的话语统治地位。
        在这些史诗性作品中，融合了“乡恋文学”的因素。但是“乡恋文学”中特有的痛苦和彷徨消失了，农村的苦难成为一种奉献式的受难，乡村生活开始成为一种神话，它们给宏伟叙事提供了舞台，两者开始合并成同一种宏大的叙述。
         “悲壮的青春”的宏大叙事，往往要表现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和“苦难崇拜”。张承志的草原系小说，表现人民崇拜，大苦与大爱的结合。梁晓声的小说中，也表达了对苦难的赞美，对群体和大我的热爱。这些内容虽然在早期知青文学中已经有所表现，但是宏大叙事中它们成为叙事的基本要素和特点。

    1．梁晓声：《雪城》（1988）

        《雪城》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后知青文学，它第一次完成了对知青返城后生活的全景描述。小说发表后，拥有大量的读者。《雪城》在90年代被拍成电视剧，造成了更广泛的影响。一般社会群众对知青返城后生活和思想状态的了解，主要通过《雪城》等影视剧作品。
        如果说《今夜有暴风雪》是“悲壮青春”的边疆篇，那么《雪城》则是“悲壮青春”的城市篇。《雪城》无论在戏剧性情节、叙述策略和思想情感各方面，都像是《今夜有暴风雪》的续篇。如果说，以往知青们要征服的是荒原，那么现在他们要征服的是城市。
        小说集中反映了，知青群体如何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生存的位置，这一艰苦的求生过程，也正是价值体系崩溃与重建的过程，知青的革命理想主义，开始蜕变化生存斗争的装饰物。
        《雪城》上集，描写东北某城市的20万知青在1979年底集体返城，长期待业，在饥饿线上挣扎。市里专为解决一批干部子女的就业问题，举办“师资培训班”，市长夫人为干部子女内定了150个名额，对外只发1500份报名表作为幌子。当知青们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参与闹事的知青郭立强被无辜枪杀，最后引发了20万待业知青大游行。
        小说展现了这一时期知青“悲壮的青春”。知青徐淑芳被继母逼出家门，被迫去当卸煤工，恳求背48公斤的木箱，因生活所迫曾想到自杀；还有知青豆芽菜的惨死等场景，这一切苦难、屈辱，构成一篇知青的城市血泪史。它引发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恨。这种群体性的、社会性的苦难由谁来负责，这青春的欠债向谁来讨还？这一切最终被归结到特权阶层压迫和阶级冲突。
    在上集的结尾处，积蓄的愤怒爆发了。二十余万返城待业知青举行示威游行。公安局长带着数百名刑警队员组成双重散兵线，拦阻游行队伍。队伍逼进，双方对峙。

    知青严晓东说：“开枪啊！拔出枪来开枪啊！”“只要我一句话，我们就会将你踏在我们脚下，将你的刑警队踏在我们脚下！”“我们并不想闹事！但如果拿枪吓唬我们，那是愚蠢的！我们不过要求城市关注我们的存在，指给我们一个起点！我们他妈的只要一个起点！有了一个起点我们会证明我们这一代人不是废品！……”刑警队的蓝色方阵连连后退。严晓东将警帽给老局长戴上：“您戴上吧！我们连您的警帽也不想踩坏！＂“我们是累了，累极了，但我们这一代还没垮呢？市长同志，请您检阅吧！”严晓东说罢，朝后一甩湿漉漉的头发，转身高喊：全体……立正！向后……转正步……走！……”“防空洞发出震响，如城市的巨大心脏在搏动。”马路突然塌陷，“无数‘兵团服’跳了下去……”

        一触即发的事件，在瞬间化解。强大的示威，更显出一代人的“第二种忠诚”。在这里作者再次显示出，他在《今夜有暴风雪》中使用过的巧妙叙述策略。在戏剧冲突的构置上，与《今夜有暴风雪》有着惊人的相似。
        作者在本书中，再次游刃有余地施展他的叙事策略。市长夫人是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她一手制造了震动全市的“考卷事件”，而市长却被塑造成“正义”的化身。他面对威胁要对示威知青开枪的公安局长说：“当你开枪时，站在你枪口前的将是我！”作者任意转换叙述立场，从而导致小说的主题含混不清。
        在小说下集，小说描写了知青返城七年后，在1986年不同知青的生活命运。生活在社会底层，受苦、受屈辱最多的知青人物，作者赐予了最多的幸福。娶了穿糖葫芦女人的苦孩子姚守义当了厂长，治厂有方；苦难深重的徐淑芳不仅当了厂长、而且嫁给了品貌具佳的外商；而市长女儿、心理变态的老姑娘姚玉慧嫁了战斗英雄（双目失明、断肢腿的军人），表现出作者对不同阶层的情感。
        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祸福，都按照作者的个人好恶进行了随意的设计，这种命运的分配完全不具客观性。其实所有这些人物都不过是作者阶级划分的符号，表达出他对不同阶层、生活环境下人物的主观态度，以及为实现强烈的戏剧性、情绪效果，进行的任意配置。在这方面，作品带有通俗文学特点，影响了这部小说的严肃性。
        小说反复强调生存苦难和做人的道德尊严，但是它们不是指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苦难和尊严，而是特指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的苦难和尊严。是否生活在社会底层和经济地位低下的人，就天然的具有道德优势；而生活在社会其它阶层的人，天然的缺少道德呢？
        知青返城后，平民知青共同面临生存危机，但知青们所经历的奋斗场景是多种多样的，《雪城》集中描写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部分知青，能否代表大多数平民知青的遭遇是值得怀疑的。他们在生存线上的血泪挣扎，如徐淑芳背木箱式的苦难，显然是一种旧社会式的苦难，其中不乏想当然的地方，显然作者并不了解这一时期返城知青所遭遇的更深层、更复杂的痛楚和迷惘，例如《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烦恼人生》（池莉）所描述的那种日常苦难。我们不否认小说所描述的苦难的真实性，而是说这些描述是个人化的、随意的，它过于外在，并不具有普遍性。作者在写作中流露的思想情绪，受到了成长环境、生活经历局限；在进行宏观叙述时，丧失了应有客观性。
        梁晓声心目中的知青群体，实际上是以社会底层市民为中心和参照的。小说既热衷于伦理性又对乱伦关注，既有反社会倾向又有权力崇拜。小说中存在着许多文革时代的政治思维和旧话语，其理念是悖杂的、相互矛盾的。
        《雪城》虚拟出一个强大、团结的知青“集体”和永不衰竭的集体主义精神，实际上是一个建立在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大集团主义。作者在小说中发出誓言“城市城市，……我们和她们终将有一天征服你！我们征服过北大荒的荒原，我们也一定能征服你！”这些表述都极大的满足了知青群体的内心需求，虚拟的知青集体，成为他们在城市求生存的重要精神支柱。

    2．张承志：草原系列（1978-1989）

        张承志是著名知青作家。他的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分别获1978年、1981-1982年、1983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文学评论界对他既有高度评价，同时也有非常尖锐的批评。
        张承志在小说中，往往使用巨大的尺度，无论是在自然地理的空间广度上，还是在历史的时间长度上，都显示出一种超出个人尺度的伟大。作者把宏大的自然界——江河、草原，当成了自己的化身，无限地放大自我。他孤独地面对着这些北方的河流，没有人能进入他的世界，他的河流在天上，而不是在人间。
        评论家们认为张承志是人民的歌手，他的《阿勒克足球》、《白泉》、《红花蕾》、《静时》、《绿夜》等等都是人民的颂歌。他们赞赏作者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所说的：在额吉——母亲这个普通的单词中，包含着动人的、深邃的意义。［14］
        有的评论家则指出，张承志所描述的“人民”，带有明显的古代性。《黑骏马》中奶奶骄傲地宣称：“我活了七十多岁，从来没有把一条活着的命扔到野草滩上。不管是牛羊还是狗……”她宽容了奸污索米娅的黄毛希拉，说：“知道索米娅能生养，也是件让人放心的事呀！”老奶奶、索米娅和奥云娜、额吉过着逆来顺受、平静乃至麻木的生活，她们日出而做，日入而息，在蒙昧中生死，这一切被描述成一个古老民族深沉、坚忍的美德。人类的历史被描述成静止、沉重、迟缓，以至于周而复始的生活，个人生命在历史面前是渺小的，不足道的。张承志赞赏的这种人民实际上是古代的人民，而不是现代社会的人民。［15］
        有的评论家注意到张承志的“苦难崇拜”。《黑骏马》中的受难的额吉、索米亚，被当作偶像添上了神性的光环。《春天》的故事中，乔玛追赶马群，怀想着姑娘粉红色的身影，在天地一派宁静中冻死在春的雪原上。在《金牧场》中，被砍了头的向日葵，苦从伤口和鲜红中流淌，爱仍在明艳的火苗里闪跳。这种大苦和大爱的结合，在90年代最终发展成为伊斯兰哲合忍耶派反抗复仇的精神。［16］
        评论家们指出，张承志大量地使用象征手法，表达抽象意念。理晴说：“从82年的《黑骏马》到84年的《北方的河》，再到85年的《黄泥小屋》，张承志总是反复吟唱着这一个抽象的主题。”［17］陈晓明一针见血的指出：在张承志眼中，实际上“草原成了世界图景的基本样态，是他关于存在世界的‘无视象’。”所谓无视像，实质上是对新时期现实的漠视和拒绝。［18］
        李今指出：“人们也许早已注意到了，张承志经常以‘走’作为小说的结构线索，而情节越趋淡化，以至‘走’甚至可以成为情节本身，如《大坂》、《九座宫殿》、《终旅》、《残月》、《晚潮》等等。”［19］对此有些评论家赞叹“张承志的精神长旅没有止境”，“让他的主人公们为着一个信念和精神延伸着智者的思想之路”，“它出自一种人格的自我完善和伦理学的深刻的自觉”。［20］有评论家说，张承志是“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张承志在绘雕现代男子汉的强悍心态上独树一帜”。［21］
        实际上，作品主人公们不停地寻找，正显露出作者内心在不停地抵抗和逃避着什么。是什么东西强大到足以令他畏惧，逃避到荒蛮的草原和黄土高原？张承志为什么选择了蛮荒和少数民族居住地，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在70－80年代，张承志从未明确表明对社会变革的具体立场，他的政治态度含混不清，几乎所有作品都回避社会改革的现实。人们对他的思想、政治立场，缺乏了解，难免出现各种误读。到了90年代，张承志的《心灵史》发表后，评论界对他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随后出现强烈的批评。许多人意识到，他的所谓“走”，其实是一种“出走”，是对社会、时代的“出走”。从城市到草原，从城市社会到游牧社会，到最终选择了伊斯兰教，这是一个不断“出走”的过程。
        张承志描绘的古老蛮荒，静止恒定的孤立世界，同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形成鲜明对比。虚构的古老草原显然是针对着正在进行现代转型的中国社会。张承志歌颂巨大尺度的自然，歌颂人民的忍耐，歌颂苦难，已经显露出由马克思主义转向伊斯兰教的征兆。它们与文革社会形成的权力崇拜、领袖崇拜，有着文化上的、思想上的联系。

    五、“新现实主义”的知青文学——从批判现实主义到新写实主义

        在新时期，“主题先行”等文革创作理论受到了批判，但是“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的创作理论由于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得到了继续肯定。“两结合”创作方法，产生于大跃进时代，又经过文革文学具体实践，实际上已经成为先验主义、理性主义创作方法的代名词。在80年代初期的文学创作中，理性主义作品占据了重要位置，它们以“两结合”作品的名义，堂而皇之的自称为是现实主义。
        在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些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写实作品。它们摒弃所谓从生活本质出发，按照本质寻找细节，进行改造组接的理念创作方法。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精神气质和形式手段上，都不同于“两结合”作品。评论家们针对这些作品，提出了“新现实主义”的概念。这个概念像一个大口袋，被装进了各种有写实主义特点的知青小说。其中包括具有人道主义关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也有价值立场退位的新写实小说。其实这两种知青文学，源自完全不同的文学传统，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价值理念。
        批判现实主义的知青文学具有沙龙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传统，而新写实主义则具有商品社会的背景，是一种新的价值立场。在小说内容上，前者内容侧重上山下乡时期的前知青生活，后者内容侧重于为返城后的后知青生活。两者都涉到人的生存困境，前者投入了人道主义的关照，而后者则把生存视为生命的本质。前者试图从人道立场重建价值体系，后者则试图用生存主义对旧价值体系进行解构。
        80年代末，一方面是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的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则是新写实小说的走向兴盛。从批判现实主义到新写实主义，表现出知青文学在理想主义失落之后，向价值虚无主义的逐步滑坠。

    1．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人道主义的关怀

        在新时期的知青文学中，真正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十分罕见。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可以说是极少数的几部作品之一。
        朱晓平的小说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评论家提出，朱晓平的小说并不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的回归，它树立起一面鉴别伪现实主义的镜子。它使人们重新审视“两结合”理论及作品的真实可信性。
        其实新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回归的争论都没有抓到问题的实质，这部小说的重要性在于，它继承了文革民间写作的传统，从人道的立场出发，探索新价值体系的重建。
        作者从个人生命实践出发，运用个人眼光来审视现实生活。由于采取了人道主义的立场，小说对传统社会的揭露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朱晓平： 桑树坪系列（1985-1990）
        朱晓平生于1952年，西安市知青，曾在陕西农村插队，农村的贫困生活曾对他造成极大的震撼。197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后于1985年开始创作桑树坪系列小说，《桑树坪纪事》（1985）、《桑塬》（1986）《福林和他的婆姨》（1986）、《私刑》（1990）等，每一篇小说的发表都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和震动。
        桑树坪是陕西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村落，家长制的家庭公社，残酷的族规、家规和私刑，令人想起黑暗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农民在恶劣环境下愚昧无知的生存，但他们那种淳朴务实、坚韧不拔的精神，又使人看到了一个民族的令人难以想象的韧性和生命力。
        朱晓平对中国农村社会有着诸多深刻的发现，并进行了逼真的描述：饲养员金明，挪着一双残缺的腿去乞食（《桑塬》）；美丽年轻的寡女彩芳，为抗拒残忍的婚姻投井；外姓人王志科因为占了两口窑，而被乡民诬陷入狱（《桑树坪纪事》）；温柔贤淑的青女被阳疯子福林摧残成了疯子；（《福林和他的婆姨》）金同、福龙因为丢了驴和苞谷种，心甘情愿地接受村民残酷的私刑（《私刑》）；在桑树坪这无数悲剧后面，是支配一切的严酷法则——生存。
        在小农经济的简单劳动中，人的价值就在于强健的四肢。在桑树坪，人这样一个万物的灵长，其地位沦落到还不如一头牲口，因为人的力气没有牲口大，所以，当金明双腿被截掉后，悲怆地喊：“留下我这一钱不值的命做啥哩？没有腿还不是个死！”
        人们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吃饱肚子，婚姻的目的就是为了延续香火，男婚女嫁是桑树坪生存法则的一部份。严酷的生存环境滋生出鄙陋习俗和买卖婚姻。在一切行为都围绕着生存这根轴心转动的环境中，爱情这种东西成为有害的奢侈。彩芳爱情的悲剧不是简单的是非善恶可以说清的，它有现实合理性的一面。
        在桑树坪这样一个自然条件恶劣的环境中，需要有一整套严格的秩序和法规，需要有一种维系农庄团结，一致对外的信念。在这种情形下，血缘联系就成为一条最现成，也最可靠的集团纽带。王志科这个嫁到女家的外姓人，只因遵照妻子的遗嘱把儿子的姓由李改为王，一字之差，竟招来杀身之祸！全村人联名诬告他有杀人之罪，夺去他占的两孔窑，最后惨死狱中。［22］“桑树坪的人，因历史的、经济的、宗族的、伦理的关系被结合成一个整体，他们的生命都维系在这个整体上，离开了桑树坪的土地，他们就不复存在，因此，桑树坪也就成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自我’。”［23］
        狭隘保守、麻木不仁的文化心理，使桑树坪的人们活得心安理得，中国农民的全部韧性，有一半来自这种狭隘和保守的心理。正是在这样的土地上，文革极左的专治制度得以横行。农民痛恨公社那些脑系，但惧怕他们手中的权力。他们任由脑系们压榨自己的血汗，甚至吃掉他们胜过命根子的耕牛。
        李金斗在桑树坪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是这个家庭公社的首领，李金斗身上打着传统文化的烙印，集中了农民的心理特征，愚昧与精干，坚韧与残忍，善良与自私，正直与狡黠，纯朴与鄙陋，这些性格都和谐地集于他一身。李金斗固然精明，但“他的头脑中只有一个桑树坪，只有当他思索着桑树坪时，他才显示出精明”。他没有自我意识和独立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只要事件超出了桑树坪的运作模式，他就会惘然若失，束手无策了，例如他在与公社干部交往时，常变得一筹莫展；他在处理干女儿彩芳婚事，当彩芳不肯妥协时，他“一头栽倒在地，头和脸往厚厚的尘土中使劲拱着，他哭，呜呜大哭”，“他在尘土中爬着滚着，爬到墙边，头沉重地一下下朝墙撞击”。［24］
        一些评论家认为，李金斗是“迄今为止新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功的农民形象之一”。这一形象的魅力来自它高度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李金斗形象的塑造，是朱晓平对中国农民性格的深刻发现。朱晓平还刻画了桑树坪唯一的局外人李言老汉，他是一个出外打过工，见过外面天日的农民，但他每天以酒度日，是一个对生活不抱希望的幻灭者，他是农业社会的一个陪葬品。
        李兆忠指出：桑树坪像历史的活化石，不仅可以证明过去，也可以说明今天，甚至还可以预测未来。它为我们提供了人类历史、民族历史感性的、立体的、具体的素材。这是一笔极为珍贵的财富。
        桑树坪系列是当代中国还普遍存在的古代生活的真实记录。在现代文明未照临之前，中国人还没有能力来关照、纪录这一文化的能力，作者的人道主义立场，是理解和发现桑树坪村落本质的思想基础；正是凭着现代文明思想，才可能在古老的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消失前的一刻，纪录下历史真实的一页。
        作者叙述上的成功，首先在于他能够恰当的处理自己和农民的关系。作者承认自己在广义上，也生活在桑树坪的生存法则之下，他甚至承认桑树坪法则存在的合理性。有评论家指出，朱晓平接纳了金斗、金明、福林等人物，他常为他们的生存境遇而宽待他们的弱点和残忍，他理解他们的生存法则，他为桑树坪的人而叹息。朱晓平不是一个智者、强者的形象，而是一个单纯的、弱小的书童一般的记录者。［25］朱晓平知道，农民的命运决定着国家的命运，也联系着自己的命运。他理解农民在贫困中的绝望，他由此获得了描述中国农民的恰当立场。
        贺绍俊、潘凯雄指出，朱晓平代表了知青文学的新流向，知识青年的主角位置在逐渐让位给只充当背景的农民，用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来描写农民；用个人眼光去发现农民、理解农民、描写农民。这种情感立场和叙述目标的变化，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它完成了对城市与乡村、知青与农民之间隔绝与冲突的跨越。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朱晓平一直没有找到他在桑树坪的实际位置，他只是一个外来人，他还没有把农民命运的叙述与个人命运的叙述联结在一起。虽然这种要求是苛刻的，但却是合理的。至今还没有一部知青小说，能够将知青与农民的复杂关系充分、深刻地表现出来。

   （2）老鬼：《血色黄昏》（1987）
        《血色黄昏》是一部十分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马波（老鬼）为北京知青，1969年到内蒙古兵团支边，在1975年动笔创作长篇小说《八年》，历时八年于1978年完成初稿，作品先后被14家出版单位退稿，又历时八年。这部用血泪写成的小说，后经工人出版社编辑岳建一（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努力，改名《血色黄昏》于1987年夏天出版，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7次加印，发行40万册，并有美、日和港、台多种版本。
        这部小说迟迟得不到发表的主要原因是，作品与新时期的文化环境存在着冲突。在1987年，人们对生活和艺术的认知都发生了变化，视野也更开阔了，在这样的时机，原本不被接纳的缺席者，终于在作者与出版者的努力下挤入＂话语的盛宴＂。
        由于文革以来的报告文学，甚至知青回忆录，都没有深入介绍过知青的真实生活，甚至社科研究也非常稀缺，所以这部全面反映内蒙兵团知青的小说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而且具有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价值。该书编辑岳建一说：“这是一枚留给未来世界与未来文明的精神化石，足以供后人去考证，去感应，去触摸，去审视一个非常时代非常的青春生态，精神生态与文明生态。”这部小说所描写的生活内容是如此广阔、深邃，可以说是一部知青生活的百科全书。
        小说全面展示了兵团的政治生活运作，上至兵团总部，下至连队组织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的场面。小说具体描写了一个知青连队的政治生活，如现役干部（牛连长和指导员沈大肚子）如何领导“开门整党”。小说通过“方处长审问”、“分化瓦解”等章节，描写了一系列的师、团级干部形象（如师保卫科雷科长、方处长、赵干事和团部李主任）。通过一场死亡了69条人命的“救火”事件，作者揭示了兵团干部从上至下（从救火的当时正在玩女人的高层领导，到瞎指挥的四连连长、指导员）的腐败和无能。小说描写悲剧发生后，《兵团战友报》竟然发表文章，称＂这场救火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有关领导人没受到处理，有的还升了官。
        小说真实地反映了知青的精神世界。塑造了一系列知青的个性形象，如林鹄、刘英红、雷夏、金刚、徐佐、罗湘歌等，形成了一个知青形象的画廊。小说集中刻画了主人公林鹄的内心世界——畸型的友谊与背叛，被知青群体遗弃的绝望，追求爱情时内心的善恶交战。林鹄的形象，具有一定的社会典型性。他尚处于人格发蒙阶段，暴戾、多疑，思想方法单一，同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有着倔强、不阿的性格。他在文革社会压迫之下，不仅没有奴性化，反而萌生了要与这个黑暗专治制度斗一斗的决心。
        小说展示了知青群体和个人作为“社会人”、“生物人”的真实性，知青在社会组织中的不自由与性的苦闷。在具体细节的捕捉上，在对生命形态的体认上，作者表现出现代性的敏感和锐利。这部自传体小说毫不掩饰地记述了主人公畸形人格和兵团上下丑陋的生活，显示出一种现代审美品味。虽然小说还带有习作的痕迹，但作者的艺术才华和思想认知水平，远远超越了新时期的绝大多数知青作家。
        《血色黄昏》是知青运动几十年以来，最具有价值的一部知青长篇小说。它描述了知青真的人生，真的历史。在＂悲壮的青春＂叙事之后，知青的历史通过《血色黄昏》，终于得到了还原。它是知青文学的一块里程碑，至今还没一篇知青长篇小说达到和超越这部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
        这部小说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作者文学修养不足，结构、层次不够缜密，内容文字粗率、简单。次要人物的性格塑造，显得粗疏草率。作者的粗蛮性格显得缺乏文明的浸润，加之流露出的贵族习气，影响了小说可能达到的人道主义高度。［26］
        长篇小说《血色黄昏》具有深厚的民间写作背景，作者的整个创作活动与知青沙龙和民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7］这部小说是地下文学继沙龙诗歌、部分中短篇小说之后，对新时期文学的最后奉献。在释放了积蓄的能量之后，民间写作进入了冬眠状态。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失去了民间写作的有力支持之后，在80年代末走入低谷。

    2．新写实小说——日常生活的呈现  

        1985年前后，具有写实风格的，反映城市知青日常生活的小说开始出现。这种新小说无论在生活视角、思想观念上，都有很大变化。虽然它们引起一些评论家的注意，但未能进入话语中心，暂时处于边缘的位置。
        这种写实小说将市井生活，以一种无事件的日常面貌，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小说展示生活本然的、甚至阴暗的面貌。作者采取了客观、超然的立场，语调冷峻，夹杂调侃，揭示生活的荒谬感。对这种价值退位的小说，姑且称之为新写实小说。

    （1）李晓：《继续操练》（1986）
        李晓的作品集中描写丑陋的生活场景，鄙俗的小人物，关注环境对人的扭曲异化过程。
        他最先发表的两篇小说《机关轶事》、《继续操练》，描写知青返城后的经历。《机关轶事》描述，经过上山下乡锻炼，又努力考上大学的知青大学生，在进入大机关后，看到各种丑陋现象——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争权逐位，贪婪欺诈，他们的理想再度幻灭。《继续操练》的两个主人公，在学校已经开始尔虞我诈，毕业分配到社会上，仍然勾心斗角。小说结尾，两人双双惨败，一齐回到栖身四年的学生宿舍回忆当年，两人决心“继续操练”。
        李晓接着发表了一组反映知青在文革期间插队生活的小说。《屋顶的青草》、《浪漫主义和病退》、《小镇上的罗曼史》、《七十二小时的战争》，揭露四个知青到农村插队，从被迫参加欺骗，发展到为了个人目的去损害他人，对他们性格的形成进行了剖析。这组系列小说的主人公，就是曾出现于《继续操练》中的研究生“四眼”、知青集体户的“蟹兄”、“博士”和“林肯”。他们在乡下没有“悲壮的青春”，他们都是一些偷鸡摸狗之徒。
        系列小说描写了四个知青为调进工厂、返回上海，以及在上海为解决住房和工作问题所进行的种种艰苦搏斗。他们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去争取起码的生存条件，他们牺牲了做人的准则，丢掉了人性中的美好善良。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仍然落个啼笑皆非的下场。
         “林肯”以各种稀奇古怪的办法“病退”回到上海，（《浪漫主义者和病退》）在哥们儿帮助下，以封闭厕所的办法夺回了被强占的住房（《七十二小时的战争》），然而别人又开始封闭厕所。
        《小镇上的罗曼史》中的“蟹兄”因无法按领导要求弄虚作假，失去了上调机会，城里女友与他断绝通信，妻子调进县办工厂后抛弃了他。文革一结束，他回到上海后马上找了一个女朋友。他说：“命让我一个人孤零零无牵无挂留在乡下，为什么，就是要让我笑在最后，能回上海去。这他妈不是命吗？”显出一脸的志得意满。
        李晓笔下的这四个知青，在不断的生存搏斗中，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心力交瘁，遍体鳞伤。李晓后来又写了《小站》，通过一个知青在小站的生活，表达出对人生的迷惘。
        此后李晓追踪着知青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变迁，创作了《海内天涯》、《我们的事业》，表现知青在新时期的各种遭际。他们有的从政，有的求学，有的去香港，有的做生意。《我们的事业》（1988）展示了物质对人性的异化。司法人员为了邀功领赏而不顾刑律，对犯了诈骗罪的主人公判处死刑。行刑前主人公突然欣慰地想到自己的“皮包公司”参加了人寿保险，而忘记了这本身就是自己设下的骗局。在李晓的笔下，当年的知青受骗者最终也成为了骗子，成为骗局的牺牲品而不自知。［28］

    （2）池莉：《烦恼人生》（1987）
        《烦恼人生》描写开始步入中年的知青生活。这部小说与《普通女工》（孔捷生1979），在情节结构、形象塑造、叙述方法上有颇多相似之处，一个写的是回城之初未能割断乡村情结的知青，一个写的是已经融入城市生活的中年知青，后者似乎是前者的续篇，但无论是观察视角、价值立场都发生了变化。
        《普通女工》中的何婵，插队时和男知青钟常鸣相恋怀孕，钟提前回城上学，从此信息全无。何婵回城后在一家锁厂当女工，住在一间由盥洗室改成的小屋里。她工作兢兢业业，一心想把儿子抚养成人。回城三年，何婵的伤口仍无法愈合，她无法直面现实，她知道钟常鸣的地址，她本该去找他，与他组成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或是彻底分手，各奔前程。但她却默默忍受着一切，明知总有一天会遇到他，却有意无意的躲着。何婵是一个充满了理想的青年，她不懂机器维修，就借来专业书吃力地啃起来，后来她当上了组长，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下放农村时曾与漂亮大方的女知青聂玲相爱，两人回城后分手。印家厚找到一间被老婆称为“猪狗窝”的房间，娶妻生子。他整天被烦人的琐事弄得精疲力竭，他觉得生活有如一场梦。印家厚曾想报考电大，目的只是为了便于提级，找房子，加工资。他整天绕着小家庭转，一天之中要听很多话，受很多气，干很多活。早上起床听老婆唠叼住房困难，然后匆匆带四岁的儿子去赶早班车，午休要去看幼儿园里的儿子，还要给老父、岳父选生日礼物；要处理与女徒弟的感情关系，处理与厂长、工友关系，要安慰老婆，教育儿子。老婆还骂他：“窝囊巴叽的，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算什么男人！”他从不回想青年时的往事，当一个过路的老知青在给他的一封信中提到他过去的初恋，引发的却是他对现实恼人生活的成串联想，他已经无暇回忆。印家厚已经失去了浪漫， 他断然拒绝了徒弟雅丽姑娘对他的情意，他体会到：“雅丽怎么能够懂得他和她分不开呢？普通人的老婆就得粗粗糙糙，泼泼辣辣，没有半点身份架子，尽管做丈夫的不无遗憾，可怎么样呢？”
        《普通女工》基调是明朗向上的，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烦恼人生》基调却是灰色的，带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哀愁。作者揭示的是一种生存状态，这是一种小人物的生活，在生活重负下挣扎的人生。从《普通女工》到《烦恼人生》的变化，展现出了知青文学的一种生存主义流向。［29］

    （3）王安忆：《69届毕业生》、《流水三十章》（1987）
        《继续操练》、《烦恼人生》等黑色写实小说引起人们注意的同时，王安忆在1987年先后发表了具有黑色写实风格的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流水三十章》。王安忆在这两部小说中，讲述了女知青雯雯、张达玲没有事件的平淡如水的日常人生。
        《69届初中生》描写69届上海初中毕业生雯雯，由红卫兵而下乡，由下乡而返城，最后结婚生子，平淡无奇的生活。雯雯的生活中缺少必要的事件，她是动乱时代的边缘人物，躲过了大多数人注定要经历的许多痛苦。雯雯已走过三十年路程，她“仿佛是永远地渴望自身的成熟，仿佛永远地在寻求对她来说是从未有过的、也从未达到过的人生阶梯。”“当雯雯三十岁那一年，生下一个六斤七两重的儿子下地时，她才感到一个生命的诞生会是这么痛苦，而又是这么幸福。雯雯到了这个时候才通过儿子的诞生回到了生命的起点。”在结尾时，雯雯思考生命的意义：生活本身并无所谓的意义，如果有，那也只在你自己的内心生活之中。
        《流水三十章》“是一部当代心理长篇，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独白小说，而以心理剖析的手段去描摹一个女性的精神历程。”小说共有三十章，以农村、城市相互交替进行叙述。
        王安忆说：“《流水三十章》共四卷，第一卷写童年，第二卷写少年，然后插队八年，是第三卷。前三卷犹如地狱，很黯淡。最后一卷是成年，在不安地走过了好多年之后，张达玲的人性复苏了，这是我追求的颂歌感。”“她那似乎是平庸甚至被世界所抛离的人生，却是在心理中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的创伤，所以到了她这般年岁却是又有着别人所难以体验的境界。”在她明白皇甫秋对她的重要时，他却走了，她等待、寻觅皇甫秋时，孤独的她开始与世界建立起联系，完成了自我的拯救。”“经过了三十年那么多的梦魇，那么多的失眠，终于能够安怡地熟睡，换来一个明朗的清晨。”［30］
        张达玲其实是另一个雯雯，她们都是生活在上海的当代女性，她们内心的期冀、渴望非常的相似，她们渴求浪漫，又甘于庸常的生活。作者赋予这种人生，以一种平淡、凄婉的美丽。作者似乎通过这两个形象在说，人生本无所谓价值，生活的意义只存在于人的主观想象之中，这或许正是作者想要提供的一种价值审视。
        王安忆的这两篇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内心生活与具体社会现实很少发生深刻的联系，其个人世界飘浮在没有历史、社会刻度的内心记忆中。也许作者想把她们的生活，写成是一种超越时代的真实。小说描写的这种日常的现实，是一种缺少人生高度的现实，它只是一种贫乏心灵的记录。作者不能用一种人文精神来映照女主人公生命的苍白、薄浅，而是把这种肤浅视为人生的真相。
        从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叙事体系的解构来说，王安忆与李晓、池莉的小说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既没有痛苦的悸动，也没有反叛的宣言，他们冷静地拆解着价值的大厦。价值虚无主义的“发现”，是对单一价值的反抗，它打破了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但由于作者缺乏文化创造力，所以他们的作品是一种贫乏的“人生真相记录”。这种“蚂蚁意识”的叙述，导致个体生命丰富性描述的丧失，人物简化为生存哲学的符号。
        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已经预示着“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退位。它虽然在80年代末暂时处于边缘，但在90年代逐渐占据优势，最终进入后新时期话语的中心位置。

德方

注释：

［1］王洪模等：《改革开放的历程（1949－1989年的中国）》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11  汤应武：《1976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10
［2］仲维光：《北京文化丛书派的工作及思想――八十年代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之一》台湾《当代》73期 1992.5
    仲维光在文中说：80年代中期，北京形成几个文化群体，青年体改委派（以《未来丛书》的金观涛为代表）、文化书院派、（以汤一介、李泽厚、庞朴等50、60年代进入学术界的老知识分子为主）、启蒙派（多为科学院、社科院等机构的学者）、北京社科院经济学所派（以及陈子明、王军涛等为代表）和文化丛书派（主要成员为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哲学系，以及社科院哲学所、宗教所、文学所的青年研究员）等。
［3］高名潞、王明贤等：《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先锋美术的主要成员是晚生代，这种美术活动社团化的走向，并不是接续民间传统的文脉，它本身并不诉求民主，它们是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自然产物。现代审美需要与商业空间，为它们提供了强大冲动。所以在90年代“权力－商业”话语系统形成之后，主流文化就吸纳、包容了它们。
［4］陈先奎等：《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风云录》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4
［5］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4期
    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5期
    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9期
［6］蔡文轩：《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5
［7］钱滨：《<树王>ＡＢＣ》《当代作家评论》 1985年5期
［8］辛晓征：《读阿城小说散记》《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5期
［9］张奥列：《知青题材的超越——对孔捷生<大林莽>的思考》《当代作家评论》1985.6期
［10］蓝天、苏丁：《浅析树王的深层结构》《当代文坛》     1986.4
［11］刘武：《怀疑的时代》《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4期 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参见：《为人道主义辩护》（王若水）《文汇报》1983.1.17   《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胡乔木）《人民日报》1984.1.27
［12］李国涛：《很有光彩的<新星>》《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2期
［13］胡德培：《对时代和历史的反思——评说<桑那高地的太阳>》《当代文坛》1987年5期
    周政保：《太阳，让大地燃烧起来吧……——评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1期
［14］李今：《张承志小说诗的素质》《小说评论》杂志1987年3期  林为进：《从草原深处找到旋律的两位歌手——张承志和艾特玛托夫》《小说评论》1988年第4期
［15］蔡翔：《在生活的表象之后——张承志近期小说概评》《当代作评论》1984年6期
［16］陈国恩：《张承志的文学和宗教》《文学评论》1995年5期
［17］理晴：《张承志的世界：超越与超越之后……——评<黑骏马>、<北方的河>、<黄泥小屋>》《小说评论》1986年6期
［18］陈晓明：《复调和声里的二维生命进向——评张承志的<金牧场>》《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5期
［19］李今：《张承志小说诗的素质》《小说评论》杂志1987年3期
［20］汪政、晓华：《感悟三境界——张承志、阿城、汪曾祺创作比较片谈》《小说评论》杂志1986年5期
    李以建：《张承志的困惑和矛盾》《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1期
[21] 林为进：《从草原深处找到旋律的两位歌手——张承志和艾特玛托夫》《小说评论》1988年第4期
[22] 李兆忠：《激流，在深层涌动——读朱晓平的四部中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87年3期
[23] 贺绍俊、潘凯雄：《桑树坪里话“自我”——朱晓平部分小说创作漫评》《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3期
[24] 同[23]
[25] 蒋苒、邵永胜：《突破，在坚守中实现——读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作品》《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3期
[26] 这些问题在马波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铁与血》（1998）中，暴露的更为充分。
[27] 马波与内蒙古知青亚文化群落之间有着密切往来，《八年》的初稿曾在《今天》编辑人员中传阅，听取意见。（由鄂复明、李南提供）
[28] 李子云：《知青作家与李晓》《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5期
[29] 夏和顺：《知青文学的一种流——从<普通女工>到<烦恼人生>》《当代文坛报》1988年8－9期
[30] 程德培：《她从哪条路上来——评王安忆的长篇<流水三十章>》《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1期

德方

第十一章  思想重建与文艺论争

    一、后新时期的文学界与理论界

    1．后新时期的文学界

        1992年1-2月，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推动了经济改革的又一次高潮。1992年10月党的14大报告第一次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15大报告提出，非公有经济应占有“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混合所有制”的概念。随后开始了产权制度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改革。
        所有制改革有力推动了经济迅速发展，但由于存在权力寻租，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出现分利集团、地方恶势力、黑色经济，造成社会腐败，贫富差距扩大等负面影响，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陷阱。［1］
        在所有制改革和经济大潮的历史背景下，“权力－知识分子”话语全面解体，文化艺术产生机制也开始发生变化。文艺一方面继续“唱好主旋律”，一方面逐步转向商品化的工业生产，更多地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调控。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全面兴起。港台武侠、言情小说、西方畅销书、电视剧和广告文化风靡一时。图书市场与出版界、评论界、文学界、报刊、电视媒体之间形成一体化的市场机制。文学读者开始大量流失，文学刊物纷纷停刊，诗歌、小说的销量锐减，许多作家转向可以赚钱的影视业，严肃文学丧失了它在80年代的崇高地位。主流文学开始进入衰变时期。

    （1）“权力－商业”话语体系的建立
        随着经济大潮的到来，意识形态在控制能力减弱的情况下，逐渐从僵化说教转向诉诸情感的心理暗示，注重运用通俗文化和现代媒体的教化作用。“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迅速蔓延，恰恰是通过官方所控制的宣传机器的有力配合，才得以扩展”，大众文化只是消解了精英文化却丝毫也不曾抵抗主流文化。［2］
        主旋律与商业结合制造出90年代的文化时尚。文化工业的生产，躁动的社会氛围，商业化的炒作，批评界的行业化，造成了文学创造力旺盛的假相。商业化在后新时期，为意识形态注入了新的活力，避免了全面衰败的局面。
        在89年之后，随着理想主义的退位，价值的虚无化，严肃文学失去了价值坐标。主流文学由理想化阶段进入了庸俗化阶段。主流文学开始走通俗的路线，政治与商业相结合，逐渐形成“权力－商业”的话语体系。
    主流化的通俗文学是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商业化文学，它是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合流的产物，在90年代后期，它成为实际上的主流文学。

    （2）“痞子文学”与“生存文学”
        在1989年之后，由于整个语境的突变，严肃文学跌入低谷，一蹶不振。“痞子文学”借着文化工业的推动，迅速占领了失语中的文坛，取得了商业上的极大成功。
        激烈的社会动荡，造成心态浮躁，作品认真严肃，很少有人愿意读，不过如没有一点末世的感慨，纯作笑谈，也无法吸引读者。“痞子文学”似有是非又无是非，最为适当，于是成为市井的消闲和谈资。
        “痞子文学”中的痞子们，做事横行莫测，姿态浮嚣下流，遭遇的人不是流氓就是骗子，从教授到商人，都是魑魅魍魉之辈。他们四处周游，看尽荒唐世态。他们有一种窥视癖，在窥到一些无耻时便有一种刺激满足。在替读者发泄牢骚时，却可以感到他与这种丑陋、粗俗有着共生的关系。名为嘲笑，实为赏鉴。这正是旧体制没落和瓦解的一种文化表现。
        “痞子文学”将崇高化为笑谈，惨痛化为热闹，戳戳主子的脊背，嘲弄一下知识分子，是一种“二丑”式的文学。作者玩世不恭，似正似邪，变幻莫测。实际无所谓立场，就是他的立场。他是一个“看客”，他有障眼法使人看不清他。读者有一种看不清他，却被他看了的感觉。［3］
        随着价值的消解，生活意义被还原为生存本身。进入90年代后，新写实主义由边缘进入叙事的中心，蜕变为“生存文学”。进入90年代末，这种恒定的日常生存（《一地鸡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开始逐步发展为无序的日常生存（《糖》《上海宝贝》）。如果说知青作家表现的“恒定的日常”，在表达生存的贫困状态，那么生于60、70年代的晚生代，表现的“无序的日常”则表达生存的厌足状态。前者强调繁殖是人生的基本价值，后者则强调官能享受是人生的基本价值。前者渲染物质匮乏的酸辛，后者则痴迷地罗列时尚消费品。
        物质匮乏的经历促使一些知青作家虚构了人类存在的动物性情境，幼年的富裕生活则促使晚生代虚拟了消费性情境。新人类的“生存”与知青一代的“生存”，两者之间有着一种逻辑的必然性。从活着到消费着，二者之间都是一种动物性的状态。［4］
        继“痞子文学”之后，“生存文学”被主流社会改造、吸收，以大众文化的面目（《来来往往》、《美丽的家》）进入了主流文化。一批“生存文学”作者，遇到时代压力便机会主义的转向“主旋律－商业化”话语，正符合其“生存主义”的哲学逻辑。“生存文学”开始回避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酷现实，粉饰生活。“生存文学”的主流化，表明了新写实主义对一元化价值观进行解构的企图，最终遭到了失败。［5］

    2．后新时期的理论界

        作为后新时期的90年代，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知识界经历了1989年的剧烈震荡后，一度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这一时期文学界称之为“集体失语”，理论界称之为“思想短路”。在沉寂的三五年中，文化知识界开始分化、重组。
        在80年代末期，文化界已经出现了文学、社科两界分途的迹象，进入90年代这种分途日渐明显，思想理论界和文学界开始分化为两种知识群体。它们在90年代初分道后，经过10年发展，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机制、两套话语系统。90年代初，当文学界被“痞子文学”占据之时，社科界开始了学术规范的重建；当“生存文学”与主流话语合流时，理论界开始清算黑格尔主义；到了90年代未，文学界被完全主流化、商业化的时候，在思想理论界却已经形成了体制外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
        理论界反思80年代的文化运动，开始注意到激情多于理性，学风空疏的问题。90年代初的思想重建，是从两项基本功——学术规范、思想人格——做起的；走的是正、拙、大的路子，起步之初显得迟缓、沉重，几年后却呈显出整体性（思想方法、知识构成、文化立场）的变化和提高。［6］

    （1）知识分子话语的重建
        历史事变促使理论界学人首先对80年代的文化、政治理论进行重新梳理，检讨错误的根源，从质疑思想理论的预设，到清除学术腐败。
        理论界开始意识到80年代西方文化译介中存在重大的失误。文化丛书派由于对黑格尔主义轻车熟路，没有花力气清除独断论，介绍、宣传的所谓“西方思想”，实际上是一战后敌视西方近代文明、敌视自由主义的德国文化传统和西方左派理论。80年代的文化讨论缺乏学术空气，只是一场文化宣传运动；文化讨论的目的，只是为了给改革派制造舆论，进行意识形态宣传。［7］90年代的编译工作从马克思主义有关联的法、德理性主义，转向对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介绍，如对英美经验哲学的介绍，学人的知识结构开始发生巨大变化。90年代（除94－95年客观原因外）出版界对西方社科著作进行持续、大量的译介出版，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80年代。
        在90年代初，腐败对知识界的侵染处处可见，既有功利主义的配合意识形态，也有机会主义的贩卖行为。学术规范是学术界存在的基础，学术规范说到底要建立在学术良知上。没有学术尊严，也就没有学者自身的尊严，对学术的严正态度，正是学者人格的体现。理论界开始强调自我约束，坚守自己的学术位置。这一时期，理论界学人普遍从广场向学术岗位转移。
        随着规范化的提出，理论界开始纠察学术上的不规范行为。有人指出，社会科学在意识形态左右下，已变成“应用社会学，一门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科学”。有人指出，学术界面临百废待兴，有些投机者想混水摸鱼，“这些人对于学术既缺乏虔诚之心，也无意于艰苦的学术劳作，他们不过假学术以谋其私，甚至自觉地去追求知识权力。于是，从不惮其烦地卖弄新概念到以各种形式公开或半公开的剽窃。”
        有的学者留意失范的案例，对违规案例进行解剖。冯象点名批判一部法学著作，调查表格、统计数字不合规范，数字漏洞百出，先入为主循环论证，具有“勇敢的报告文学式的品质和目标”，集中反映了现阶段中国法学的全部病症和弱点，“是学术失范的典型，是治中国法学者必读的反面教材”。正是通过这种学理上的诘问、规范上的督责，理论界开始逐步建立、落实学术规范。［8］
        在重建学术的过程中，还展开了学术“本土化”的讨论。有人指出：“本土化”应理解为一项跨越国界、族属的全球性运动，通过对“普适性真理”的质疑，对“地方性”特征的辨认，共融一个世界性的学术体系。既要防止狭隘民族主义，又要使规范化与本土化二者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这场学术讨论，从一开始就具有宏大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它确立了知识界在90年代继续坚定的走向世界。［9］
        黑格尔是意识形态的重镇，它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哲学基础，也是中国当代哲学、政治的主要思想预设。思想界在90年代初进行历史反思时，不约而同地重新面对黑格尔。全面打破黑格尔历史哲学统治的历史时机，在90年代中期终于到来。《顾准文集》于1994年发表，在思想理论界产生了热烈反响。有人指出，90年代思想界对黑格尔主义的清算受益于顾准，远远大于哈耶克、波普尔。同年，张中晓60年代研究黑格尔的《无梦楼随笔》发表，同样引起了广泛关注，张中晓被称为“告别黑格尔的思想历程上的第一声啼血的杜鹃”。［10］
        对黑格尔主义的清算，对于知识界的意义十分重大，它动摇了五四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唯理主义思想传统。唯理演绎的思想方法开始被质疑，经验归纳的思想方法被广泛接受。它冲破了程朱理学的迷障，重续原始儒学的经验传统，实现了古老文明的涅槃。从文革到后新时期，知识界前仆后继，如船过三峡闯滩搏浪，终于驶入广阔的江汉平原。
        随着90年代后期一批西方学术理论（如哈耶克、洛克）的译介，以及对顾准、陈寅恪和胡适等人的一系列自由知识分子的研究介绍，自由主义思想渐渐为知识界所了解。知识分子普遍转向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11］
        在90年代中期，形成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新儒家）、激进主义（“新左派”）三大思想潮流，出现三足鼎立，相互论争的局面，到了9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逐渐成为文化思想界的主要思想潮流。［12］

    （2）文艺论争
        理论界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必然要与90年代的主流文学发生冲突。由此引发了“二王之争”和“二张之争”等文艺论争。这一系列论战推动了价值规范的重建。
        “二王之争”是自由知识分子与体制内知识分子的首次公开冲突。1995年朱学勤等四名上海学者提出“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试图用自由主义原则重建价值体系；王蒙批评“人文精神失落”的提出不当，是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不满；此前王蒙称王朔小说是“躲避崇高”，批评王朔是拒斥大众文化，缺乏宽容精神；由此引发了“二王之争”。［13］
        论战涉及到知识分子道德良知和正常人格。有人指出，王蒙对“左”的恐惧心理“经过漫长的政治变化，已经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14］有人则尖锐地批评了王蒙凡尔赛式的机会主义哲学。［15］
        这场论争中，王蒙实际上成为反对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历史上王蒙一直是多重身份人物，他曾与体制内的“左派”长期对立，他的《坚硬的稀粥》（1991）曾受到“左派”的攻击，受到知识界的严厉批评还是第一次。［16］在“二王之争”后，他的双重角色再也扮演不下去了，因为经过90年代初期的思想变革，体制外已经出现了一个独立的知识界。
        “二张之争”由主流文学界挑起。许多人不满王朔为首的“痞子文学”占据文学界中枢，便提出“需要文化英雄文学斗士”的口号，打出“抵抗投降”的旗帜。1995年“抵抗投降丛书”首批推出《无援的思想——张承志卷》、《忧愤的归途——张炜卷》。王朔在《北京青年报》（1995年8月31日、9月7日）上发表批评张承志的文章，引起广泛关注，从而展开了“二张之争”。
        张承志在90年代成为宗教领袖，并积极扮演民族主义的角色，把他树立为知识界“抵抗的旗帜”，自然引起了理论界的警觉，于是理论界开始介入“二张之争”，进行“拔旗”。几方面参与的论战，显露出不同话语间的激烈冲突。［17］
        在90年代中后期，理论界挟文艺论争的余勇，开始了对新时期、后新时期文学的总批评和再估价。这场批判涉及到许多文学界的著名作家：张炜、张承志、张抗抗、陈忠实、余秋雨、王蒙，以及钱钟书、梁晓声、苏童、贾平凹、汪曾祺等人。这场批判实际上是理论界在世纪末对80-90年代文学的一场全面清理。［18］
        随着批判运动的发展，2000年余杰发表文章质询“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引发了“关于忏悔”的论争。这场论争，涉及到自由的普遍准则、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以及新道德清洗运动，它实际上是价值重建运动的深入发展。［19］
        90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文艺论争不仅是对个别权威的否认，而且是对主流文化品格的否认。论争与批判中离不开普遍价值规范和道德准则，论争中普遍采用的规范和准则，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的规范、准则。文艺论争的最主要成果，就是价值规范在知识界的重新建立。

    二、知青学人与知青作家

        进入90年代，知青一代已经人过中年，并成为各学科的骨干，作为一个代际文化群体，他们之间的思想冲突，已不局限于群体之内，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思潮与社会文化冲突。知青这一概念在思想重建和文化冲突的过程中并不重要，只是出于知青文学史书写的特殊需要，本节才回避了对这段历史的正面讲述，而选择了知青群体这一十分窄小的视角进行描述。
        知青一代的文化精英在90年开始分化，分裂成文学与社科两部分，前者由80年代成名的知青作家为代表，后者由思想理论界的知青学人为代表。曾经历过组织化的知青作家，再次与主流文化合流，曾经是“68年人”和“食指群”的知青学人则再次走入民间，发掘和继承民间传统。在一系列文学论战中，他们扮演了相互对立的文化角色，出现了理论界知青学人与文学界知青作家相互对立的局面。（学界知青内部和文学界知青内部也有分化，从而增加了变局的异数。）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并不稀奇，知青群体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在不同历史阶段（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运动）都曾出现过相互对立的群体、组织，发生过尖锐的政治、文化上的冲突。这些历史冲突为90年代的文化对立，提供了历史背景。
        在90年代，知青群体内部的文化思想冲突再次形成。由于知青群体已是一种虚拟性存在，所以这种冲突是在全社会的空间，以超知青群体的形式展开的。学界知青学人对文学界知青作家的批评，体现为体制外知识分子对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批评，表现为民间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抗争。

    1．知青学人

    （1）从广场到书斋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随着经济大潮的兴起，价值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开始盛行，许多知识分子弃文经商，投身经济大潮。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曾经是民间旗帜的朦胧诗人，显得无所作为，他们回避社会现实，诗歌苍白空洞，经过长期的沉寂之后，零星发的散文、游记散发出平庸的文化气息。朦胧诗人逐步受制于文化秩序和体制文化，话语日渐空洞化，导致现代诗歌走向全面衰落。
        随着民间话语的衰退，民间群体开始了又一轮的分化与重组。一批知青学人逆潮流而动，从广场转向书斋，致力于价值体系的探索和重建工作。
        这些知青学人意识到，他们在知识准备、思想方法和人格形成等方面，都先天的薄弱。一切必须从头做起，从基本功打起。一代人只有真正做到术有专攻，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有人指出：中国学人成长的时代环境和教育背景，是中国当代思想的底本。“饱受左派和极权文化蹂躏与阉割的中国文化，要想重新获得生育能力，中国的人文精神要想再生，还要经历一两代人的砥砺。”［20］知青学人自觉地由轰轰烈烈的广场政治，转向学术岗位的默默耕耘。
        1996年朱学勤发表《寻找68年人》的“寻人启事”，追寻当年乡村“精神飞地”、“民间思想村落”的成员，寻找1968年民间思想界的“食指群”。他呼唤知青学人发扬思想型红卫兵的传统，不要忘记青年时代的青春理想。他说：你们当年“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你们是问题中人，不是学术中人。这是你们的命运，注定你们不可能雷同上下两代人。前十年中你们有问题，却苦无学理；后十年你们学会摆弄学理，却可能遗忘了问题，更遗忘了勇气。你们有了身份，不能失去自己。学院里的学理，不应该是用来换取学位的，那是同辈牺牲近百人才换来你一个人的思考机会与发言权力。”［21］
        在90年代一系列文化思潮、学术事件和论战中，一批知青学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就是朱学勤呼唤的“68年人”，有过1968年思想探寻的历史，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后考上大学，许多人还在西方经过规范化的理论学习。可以说，他们是“老三届”的“幸存者”，继承和发扬了知青亚文化群落的文化传统。

    （2）从发掘到重建
        知青学人积极从事民间思想的发掘工作。他们在一些杂志开辟“民间语文”专栏，并先后出版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杨健 1993）、《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 1995）、《顾准日记》（丁东 1999）、《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 1999）、《遇罗克遗文与回忆》（徐晓、丁东、徐友渔 1999）等研究资料；出现了一批研究早期自由主义者的文章，如《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谢泳 1999 ）追踪20、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足迹。
        1998年知青学人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推出了《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刘小萌），知青史涉及到经济、教育、人口与资源，涉及到中国当代社会的古代性因素方面，从而在国家民族曲折发展的大背景下，勾勒出了知青一代人的历史命运。1999年经过民间沙龙的群体努力，推出了《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该书提供了知青亚社会形成、发展，知青独立话语的创造与传播的第一手资料，这是知青亚文化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展示。它成为知青文化创造的一部秘史。
        这三部书的出版从各方面证实了“悲壮的青春”、“青春无悔”叙事的虚构性，为知青群体进行历史反思，超越主流社会对自身的命名，为民间写作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丰富的历史经验。
        在这一时期，对历史上存在的“百慕大三角”，知青学人们纷纷从事“探险和打捞工作”，希望能“在战争的废墟之上”，“从星散的幸存者中间创造一种联系，建立一种延续的网络”。林贤治说：“这是自赎，也是拯救。未来只能产生于众多个体的拯救行动”。“在最黑暗最危险的深处，应当有我们建立的网络，去延续‘五四’，延续鲁迅以后星散的知识者和思想者，去维系一种精神。唯有它，才能导引我们摆脱困境，挑战命运之神。”［22］
        朱学勤总结历史经验，反思“红卫兵——知青”一代人乌托邦道德理想的荒谬性。他在《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中，认真清算卢梭的政治神学。他指出，“一个真诚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不淘洗内在冲动，不确立外在边界，他的理想追求越执着，他的存在方式越危险，他有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罗伯斯庇尔，一个潜在的雅各宾党人。”朱学勤说：“我哪里是在批判卢梭？我是在我自己和同代人的心里剥离出一个卢梭。”这本书是对红卫兵激进理想的批判性总结。
［23］
        朱学勤等四个中青年学者在《读书》（1994年3期）发表文章，批评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与批判精神的失落，他们提出：知识分子能否在庙堂以外建立岗位，继承和发扬人文精神，塑造自己的人格形象？是否应该建立一套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规范，一个新的精神中心？这是一个非常现实地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问题。不应放弃价值的普遍主义，同时要有一个限定，人文原则在实践中必须是个体主义的，没有这一限定，普遍主义可能走向反面，走向道德专制。这是89年之后，首次提出重建价值体系的问题，并提出了重建的自由主义准则。“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人文精神的重建实在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它引起了知识界的广泛讨论。
        发掘与重建工作的意义，在于接续文脉，传承文化。它贯通了知青与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联系，使几代人的经验汇合起来，传承下去。文化界半个世纪以来，各代相互隔膜，几代青年人都要自我做古，知青学人开始抵制这种坏传统。老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知青学人相互了解、相互尊重，这是文化界从低谷走向高峰的重要标志。
        知青学人还踊跃参与“二王之争”、“二张之争”等一系列文艺论争，并在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4］

    （3）新人文学
        由于主流文学日益远离开了现实生活，无法回应社会对价值缺失的强烈欲求，狭义上的文学已不能体现后新时期的文化精神。90年代的代表性文体，由狭义的文学（小说、诗歌、戏剧等）转向更广义的文学（散文、杂文和文论）。文体发生变迁的现实基础是1989年事件后的思想重建，它所依赖的文体是学术的（这种文体是理论建设、学理阐述，以至思辩、论争的主要工具），典型文本是社会学著作和杂文、散文。
        90年代的代表性作品，并不是那些获奖的长篇小说，而是产生重要影响的社科论文、论战杂文、回忆录。它们具有相当丰富的审美内涵，体现着作者的人文情怀。其中不少佳作是出自知青学人之手，如《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朱学勤1994）、《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1995）、《城市季风》（杨东平1997）、《现代化的陷阱》（何清涟1997）等，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社科著作。
        这一时期知青学人创作了不少优秀杂文，《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以经验主义的立场方法，明辨是非，寥寥数语就使“复杂的谬论”在常识面前现形。《城头变幻二王旗》（朱学勤）、《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徐友渔）等在论辩中产生的杂文，说理明晰，思辨深刻，笔锋犀利，有着一定的审美价值。
        这一时期，一些十分优秀的散文并不是来自主流文学界，与80年代的“改革文学”没有传承关系。它们是从民间传统沿续下来（或是接续民间传统），是从另一个根子上生长起来的，代表性的作品是民间沙龙成员的散文。《今天》成员和白洋淀诗群成员在1994年先后发表回忆文章，这些文字自然、朴素，记录着一代人精神的不屈探索。如《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多多）、《永远的五月》（徐晓）、《诗的往事》（齐简1994）、《心路历程——“文革”中的四封信》（潘婧1994）、《天鹅，在一条永恒的溪旁——关于朱育琳先生逝世廿五周年》（陈建华1993）等 ，这批散文记述了动荡不安的时代人生，还原了历史的多样性，展示出个人灵魂的丰富性，有着情操示范作用。与其说是它们的艺术性征服了读者，不如说是他们的心灵和人格震撼了人们。这些作品显示出新文化“主体”正在走向成熟。
        每当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文学面对未来的“历史情境”，往往做出理想主义的瞻望，创作出新人形象，对大众进行道德上的示范和情感上的感召，唤起人们为实现新社会的美好理想而奋斗——这就是卡里斯马典型的意义。这批社科著作、散文和杂文虽然数量和影响有限，但是它们传达出新文学的信息。
        这种新文学的感召力，在于叙说者进入“示者”角色。这意味新文化有了主体，价值有了承当者。它向“看者”（社会）提供了一个“被看者”。他们是一群经得起＂窥视＂的人。这预示着“看客”的文学将被“示范”性文学所取代。这将是一种新人文学。

    2．知青作家

        知青作家群在1989年历史事件的冲击下，思想上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随着理想主义的幻灭，一些作家转向价值虚无主义，创作了通俗文学和生存文学；有的作家皈依宗教，成为某宗派的领袖；有的作家开始社会科学著作的写作。

    （1）从理想主义到生存主义

        随着理想主义的全面幻灭，“新写实”小说，在90年代走上了全面庸俗化的道路，以“日常生存”的面貌由边缘进入主流话语中心。
        “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池莉、王安忆，在90年代成为表现“日常生存”的代表，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
        在91年池莉就明确地表达了庸俗的生存主义文学观，她说：“我不篡改客观真实。所以我做的是拼版工作，而不是剪辑，不动刀剪，不添油加醋”，“只有在艺术把生活表现为毫无秩序，就像生活本身的样子时，我们才接近真理。”［25］“如果再用从前时代的激情，用高大全的人物形象，用虚构的理想中的人情味做成糖食端给人们吃，人们吃吗？”［26］
        她的作品反映芸芸众生和粗俗、琐屑的日常生活，《不谈爱情》、《太阳出世》、《金手》、《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等，均带有生存主义色彩。《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中，“四”企图给猫子命名（“你的名字叫人”）时，猫子却“睡着了”。有评论家指出：这个具有讽刺性的寓言，暗示了五四启蒙传统的终结，也宣布了知识分子终极关怀的破灭。［27］
        王安忆在1997年创作了长篇小说《长恨歌》。王安忆在《长恨歌》中描述了30年代上海女影星半个世纪灰暗、平淡的一生，这一形象不过是女知青雯雯（《69届初中生》）、张达玲（《流水三十章》）的翻版。平淡如水的日常生存，成为一种永恒的日常生活。
        在90年代后期，庸俗的“日常生存”，成为“主旋律－商业”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池莉在90年代未，转向通俗文学，创作了反映市井知青恋情的《来来往往》（中篇小说1998）、《小姐，你早！》（中篇小说1999）。其中《来来往往》在1999年被拍成电视剧后获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王安忆的《长恨歌》也在2000年获得茅盾文学奖。
        庸俗的“日常生存”逐渐形成一种潮流，对“悲壮的青春”叙事形成全面的解构。可以说，进入90年代未，庸俗的“日常生存”成为“悲壮的青春”的终结者。
        长篇小说《眺望人生》（何顿1998）可以说是“悲壮的青春”叙事向“日常生存”过渡时期的产物。小说采取了时空间跳接的手法，将知青乡村传奇与返城后的庸常生存，诗意的青春初恋与平庸的中年婚外恋，两种历史场景剪辑在一起，使二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小说以女主人公的死亡和知青纪念会做结尾，当纪念会上年过半百的知青们集体齐唱老歌时，弥漫着一种怅然若失的情绪。作者带着深深的依恋之情，为这一代人的生活划上了句号。进入世纪末，“悲壮的青春”开始变成遥远的神话传说。［28］

德方

（2）宗教题材的写作
        在后新时期，随着知青一代人步入中老年，一些知青作家开始进入宗教领域。在一些知青作家的作品中，开始明显地反映出宗教哲学对于文学的影响，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张承志公开宣称自己皈依伊斯兰教，柯云路积极参加生命神秘现象的探讨，史铁生从个人生命体验出发进行宗教思索。他们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思想立场、方法和道路。［29］

    Ａ 张承志：《心灵史》（1990）
        《心灵史》发表于1990年，它记录了哲合忍耶七代宗师的事迹和二百年间回族同胞捍卫信仰，反抗满清王朝血腥镇压的心史。文学界部分人对《心灵史》予以极高评价，充满了溢美之辞，但更多的人对张承志归皈宗教的行为感到惊异，同时表示出了审慎的沉默。
        张承志自称获得了神喻，他说：“人与神的倾诉秘授确实有过，那种体验已经能串连我的人生。”他在《金牧场》中记录下这样的情景：他跪在痛哭流涕的杨阿訇身边，面对青砖拱北，浑身颤抖，难以自持地“投入一个伟大的怀抱”。
        张承志由马克思主义转向伊斯兰教，变化虽出人意外，却在情理之中。两种学说差异虽大，但都与文革意识形态和思维方法有一定联系。张承志宗教信仰的形成与左翼激进主义具有密切的关系。他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和命名人之一，当极左思潮退潮的时候，仍然坚持着文革时代的政治理想。他在80年代发表的《北方的河》中，指责那些打砸抢的人，“他们不是真正的红卫兵”。在90年代发表的《金牧场》中特意安排了日本左翼学生运动的场面，来印证自己60年代的革命激情是一种世界历史潮流。
        《心灵史》1990年出版后，他显示出已是一个撰经者、一个精神教主，决心为理想承担世间的苦难。他在《清洁的心》（1994）中，宣扬民族主义，蔑视知识分子。张承志经历了由左翼政治理想转向信仰宗教的过程，最终在伊斯兰教的民众中，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归宿，把革命理想和宗教理想融合在一起。［30］
        仲维光指出：世纪末动荡的社会犹如即将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它隐藏着各种危险的变化。人们应该注意南斯拉夫种族冲突和难民潮的历史教训，南联前领导人就是现在的民族主义甚至宗教主义极端分子。张承志成为宗教领袖的变化是这种时代潮流中的一朵浪花。张承志在民主、人权意识薄弱的社会中玩弄宗教主义、民族主义，是十分危险的，甚至超过当年红卫兵带来的危险。人们必须警惕那些自以为占有真理，自以为无所不能的各类权威主义分子。［31］

    Ｂ 史铁生：《我与地坛》（1993）
        史铁生属于知青作家群中的异数，他与民间文化群落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是民刊《今天》的作者之一。史铁生在农村插队时得病导致双腿瘫痪，当时他还不满二十岁，为了尊严而进行的抗争，促使他通过个人生命体验去思考人生的终极价值。［32］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说：“如果宗教是人们在‘不知’时对不相干事物的崇拜，但其发自生命本质的固执的向往却锻造了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便是人们在‘知不知’时依然葆有的坚定信念，是人类大军落入重围时宁愿赴死的壮烈理想。”
        在史铁生的笔下，经常出现不懈追求的形象，《山顶上的传说》中，拖着残疾之身的养鸽人，昼夜不停地寻着丢失的鸽子；《命若琴弦》中的老瞎子，临终将那张无字的白纸传授给小瞎子。他在《礼拜日》中说：“上帝把一个东**起来了，成千上万的人在那儿找。”史铁生就是那个寻找世界终极本质的人。
        史铁生是从个人生命体验出发，步入宗教疆域的。这是中国古人曾走过的平实、稳妥的道路。史铁生的整个精神探求过程，一直指向对个人生命价值的思索。在他的宗教情怀中，贯穿着一种现世的、思辨的立场，有一种＂祭如在＂的儒教精神。

    （3）社会科学和自然哲学的写作
        一批知青作家，在80年代凭借着丰富的生活经历，充沛的政治热情和天赋才情，创作出了合乎时代要求，反应读者心声的作品。但是，作为“老三届”，他们受教育的程度，知识的积累，都先天的欠缺，很难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进入后新时期，社会发展对知青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完成由生活型作家向学者型作家的转变。有的人由于不能更新知识结构，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理论界在“学术规范”的大讨论后，开始形成严格的理论规则。“学术规范”化提高了学术门槛，开始抵制文学家随便到理论界串门的现象。一些知青作家，以文学思维和文学表述试图介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受到理论界的坚决抵制。

    Ａ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1997）
        梁晓声在90年代连续发表政论性的随笔《九三断想》、《九五断想》、《凝视九七》等，站在＂平民立场＂发表社会议论；1997年他发表了带有社会学性质的作品《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被报刊、电视台广泛宣传，但受到理论界的严厉批评。［33］
        有人指出这本书四不像，“是政治理论？但是更多的是感性的描述。是长篇小说？但却缺少情节故事的贯穿一致的人物。是社会学著作？但我们看不到必要的统计资料数据和严谨的学理。”作者缺少数据，就用感觉分析，分析无法完成，就运用个案故事补充，故事也不足以说明问题时，就借用道德激情。由于作家缺少必要的理论准备，只能一味把社会经济问题道德化。［34］
        作者将生产力比喻成一柄梳子、洗发剂，阶级被生产力“梳”成阶层，从此“很难重新胶合在一起”，从此不会再发生阶级斗争，不再产生革命英雄和革命领袖。似乎只要经济发展，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造成的社会隐患。他指责资产者为富不仁，却对政治体制改革避而不谈。
        该书的理论基础是《毛选》四卷和文革时期毛泽东提倡要读的马列六本书，理论相当陈旧。书中不讲学理的地方，随处可见。
        古希腊法律规定公民不得携带武器参加集会，立法者卡龙达斯因自己不慎误犯，毅然自刎而死。作者说：“一个伟大的立法者，显然比我们常人更加深知法的神圣性，因而才不惜以自己的死向我们后人进一步申诉这一点。”作者举这个例子，本想说明立法者是最好的执法者，反而证明了立法者同时兼任执法者是荒谬的、不现实的。
        作者在谈到反腐败时说：“无论是毛泽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忧患，还是邓小平‘要出事，就出在政权内部’的警告，其实都暗喻着一种青虫和林木关系的可悲啊！”（第422页）毛泽东的话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说的，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指的是邓小平。邓小平的话，是在90年代初说的，批评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两条语录出自不同时代，都与反腐败无关。该书理论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Ｂ 柯云路：《发现黄帝内经》（1998）
        柯云路以文学方式连续闯入多种学科，他先后发表几百万字的不同学科专著，被一些人之称为以思想见长的作家。有人将他的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创作“改革文学”时期，发表了《新星》等长篇小说。第二阶段，写作“生命科学”著作，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发表系列气功学著作。第三阶段，写作“成功学”著作，于1995年开始文化与教育研究，发表了《情商启蒙》（1997）、《把孩子培养成学习天才——高效学习指导法》（1997）等著作。［35］
        柯云路对人体神秘现象产生兴趣，在80年代晚期，写作出版了《大气功师》（1989）等著作。90年代他出版了《生命特异现象考察》（1994）再次成为畅销书，被传媒称为“本世纪思想文化史上比较重要的作品”。他还组织拍摄了24集《生命科学探索》电视系列片。柯云路声称：“证实特异功能是困难的，也正因此，证实人体特异功能，就将引发整个思维变革，时空逻辑变革，从而刷新科学、哲学文明。”［36］他试图通过探索神秘现象，创立柯氏“人体——宇宙学”体系。
        柯云路的探索超出了一般科学规范，遭到怀疑、诘难和批判，被指责为“伪科学”、“欺世盗名”、“骗子”。有人认为，从李向南到大气功师实质上都是一种“造神”心态的反映。］面对人们的指责，柯云路1994年宣称：“我想告诉所有关心我的朋友们，柯云路绝没有陷入迷信，柯云路也并不发昏。他没有走入沉溺幻想的误区。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冷静、更清醒。他没有私心与偏执。他热爱人类，他相信真理。他确信他的种种研究与发现，都将汇入下一个世纪——新世纪的科学文明、哲学文明、艺术文明之中。”［37］
        1998年柯云路发表《发现黄帝内经》，介绍“当代华陀”胡万林在新疆行医收治疑难病症数万人，并称全面破译胡的医学理论与技术奥秘。 胡万林造成多人死命被判刑后，柯云路称：作品描写胡万林的“个人人生经历及传奇的一些细节是否百分之百的确切，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从总体上把握”。［38］
        柯云路有志于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却缺乏科学、哲学方面的知识准备，试图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科学领域而有所建树。他在80、90年代发表的有关人体生命的研究著作，缺乏严谨的学术规范，基本上是一种报告文学。在科学实证方面，他也拿不出科学的办法。这些缺失，加上气功界龙蛇混杂，为柯云路90年代末期的重大失误埋下了伏笔。
        柯云路在《新星》中，塑造了一个救世主的角色李向南，他以高干子弟的身份进行宫廷政治式的政治改革；柯云路在小说创作上表现出的新权威主义观念和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与后来转为气功学派领袖，在人体研究方面表现出的藐视科学的非理性倾向，这二者之间显然有着一条思想发展的轨迹，存在着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




注释：

［1］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1
［2］ 杨扬：《大众时代的大众文化》《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5期民间性、非主流的通俗文学，一直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如黑幕小说《天怒——反贪局在行动》1996、
    《天意——中纪委在行动》1998、《羊的门》1999、《国画》1999，先后被查禁；如盗版的海外社会小说《叫父亲太沉重》1993、《黄祸》1994等，它们属于＂非法出版物＂。
［3］ 有评论家认为王朔是市井平民的代表，“痞子文学”是“市井的狂欢”，实际上王朔们是军干子弟中的红小兵群体，成长在文革时代的部队大院（文革时期最安全的地方，并享有特权）。有人指出：王朔没有放弃大院歧视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遗传，他冒充平民是一种推销作品的策略。
    王朔在《无知者无畏》中说：“我成长过程中看到太多的知识被滥用，被迷信，被用来歪曲人性，导致我对任何一个自称知识分子的人都不信任、反感乃至仇视。“黄式宪指出：这是以无文化（或低文化）去反文化，将知识、知识分子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一律作为讽刺对象，自己（无文化的现代痞子）反倒冒充社会主角、艺术的主角。（《<顽主>“三Ｔ式”价值颠倒的神话》《中国电影报》1989.7.5）
    王朔的小说，充满了封建流氓色彩。他在《过把瘾就死》的“卷首语”中说：“其实一个元帅不过是一群平庸的士兵的平庸的头儿，和一个流氓团伙中的‘大哥大’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他的小说中，虚构了一个流氓、骗子的世界。
    王朔一直绕开敏感问题，有时故意在原则问题上显露一下自己的鲜明立场，以表明自己绝非“持不同政见者“。《一点正经没有》中，有人拿一张人权请愿书请顽主们签名，“我”恶声恶气地说：“少拉我们犯错误，我们这点人权够用了，多了还不会使呢！”“你们就是鼓吹‘全盘西化’那帮吧？”杨重说：“什么东西？骂两句共产党就成了英雄了。明告诉你们，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的高家庄，就是怎么着也轮不到你们坐庄。”（《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4］ 刘恒、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等新写实作家在90年代转向“生存主义”的文学。
    “恒定的日常”表现没有事件的单调、乏味的日常生存，代表作品有《风景》、《一地鸡毛》、《长恨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无情地拆解理想主义。作家刘震云说：“过去有过宏伟理想，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一切还是从排队买豆腐开始吧。”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小说原作还对张大民贫困和没有尊严的生活，进行辛酸的调侃，在影视剧中张大民则开始信奉阿Ｑ的精神胜利法。小说在1999年被拍成贺岁片，2000年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并搬上评剧舞台，受到政府宣传褒奖。
    无论是60年的大饥荒、上山下乡，还是返城后的待业经历，都对知青作家的心理造成深刻的影响，正是在小农经济生存价值观的基础上，他们虚构出贫困、恒定的日常生存。
    进入90年代，经济持缓高速增长，生长在相对优裕、富足生活中的新人类作家，开始表现没有事件的、无序的日常生存。生存逐渐变成一系列官能刺激的场景。代表作品有被称为“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的《糖》、《上海宝贝》和《八月未央》等，描写所谓后现代生活。这是70时代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的“无序的日常”生存。
    为了生存可以不计一切的价值理念，奠定了生存文学的哲学基础。物质极端贫困下产生的生存文学，本质上是一种蒙昧的古代文学。新人类的所谓后现代文学并不是建立在现代主义的基础上，实际上接续的是古代叙事的传统。
［5］《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生存文学与文化主流合流的典型例证。该剧的续篇《美丽的家》，被拍成2001年贺岁影片，描写贫嘴张大民、云芳一家搬进了新居，开始新的“幸福的生活”。参见《晨报》（2000.10.1）《北京晚报》（2000.10.8）
    有关评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演出报道，见：《北京日报》（2000.1.30头版头条）《＂张大民＂们的新生活》（市民拆迁系例报告）
    刘恒、王新民：《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新剧本》2000年5期
［6］ 徐友渔：《90年代的社会思潮》《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12
［7］ 仲维光说：“德国究竟是不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然而，对于德国人和欧洲人来说却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除魏玛共和国短暂的几年外，德国一直是一个极其专制的国家，并且不断地和西欧诸国进行战争。德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断地攻击近代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在世界上已讨论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问题之后，在绝大多数人已认为这个时代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结束的时代之时”，中国思想界“却仍然象2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陷在意识形态、德国和西方左派的迷宫中”。（仲维光：《北京文化丛书派的工作及思想——80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一）》《当代》第73期 1992.5 ）
［8］冯象：《法学的理想与现实——兼评龚祥瑞主编的<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国书评》 1995年1期
［9］ 梁治平：《规范化与本土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双重挑战》张静：《规范化与专业化》《中国书评》1995年1期
［10］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思想界对黑格尔的彻底批判，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期思想探索。
    顾准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被定罪为“反革命分子”，家破人亡，病逝于1974年。顾准立志要做一个“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希望通过对希腊城邦研究，了解东方为什么没有出现共和制度，而形成了专制主义传统。他指出黑格尔主义的“终极目的”起源于基督教传统，结合了在地下建立天国的“至善”目的论，构建了哲学化的神学。“希特勒是黑格尔主义的行动家”，“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
    张中晓是50年代的文学青年，因胡风案被打成右派。他在60年代研读黑格尔的《小逻辑》时，对黑格尔的先验史观进行质疑，“历史的道路不是预先设定的，不是先验的途径，相反，它是既往人类行动的成果和将来人类行动的开始。走到哪里算哪里——实验主义历史观也。”在哈耶克、波普尔等人的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十年后，《无梦楼随笔》在1994年才得以公开发表。
    王元化在80年代还在用黑格尔辨证法批判文革艺术的抽象思维方式。1989年在为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写书后序时，他意识到要重新认识经验主义。在1992年，他明确的表述了如下观点：“公意需要化身，需要权威，需要造就出一个在政治道德上完满无缺的奇里斯玛的人物。不幸的事实是，这种比民更懂得人民自己需求的公意，只是一个假象，一场虚幻。”“过去我十分迷恋黑氏关于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三范畴的哲学，认这是他的辩证法所创造的一大奇迹。现在应该从这种逻辑迷雾中清醒过来了。”（单世联：《告别黑格尔——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思想的时代》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1）
［11］李慎之：《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2000）
［12］进入90年代，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开始成为三大政治思想潮流。它们在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的重大理论上存在尖锐的冲突，各自都发表了一些专著、文章，所有的论争、辩驳，都还属于知识分子内部的冲突。
    朱学勤认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差异在于，新左派朋友提倡批判市场机制，而自由主义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特别强调要建立权力监督机制。（朱学勤：《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亚洲周刊》2000年4期）
    姚新勇、王世诚认为：新左派试图从中国的五六十代，寻找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经验，其着眼点是对准西方资本主义，而本土更多地被当成了参照系。他们对本土相当的隔膜，是所谓的“新洋泾滨”。他们的知识结构基本上是“文学兼哲学”，这决定了他们更擅长从文学的、道德的、精神的层面看问题和言说问题，短于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来认识和探讨极权制度内部的问题，从而存在着滑向体制卫道士的危险。他们不知道人文道德批判与政治、制度的批判分属两个领域，人文道德批判可以是无条件的，而制度层面的改造则更需要理性和专业知识。
    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整体性对立，是一场“虚拟的‘路线斗争’”。实际并不存在着一种与自由主义对立的新左派集结。人为制造所谓的路线之争，将误导出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冲突。自由主义并不是无批判的制度保守主义，新左派理论也有助于推进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应放弃党同伐异的争吵，构成一种批判与重建相辅相成的建设性关系。（姚新勇、王世诚：《虚拟的“路线斗争”——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思考》《粤海风》2000年7、8期）
［13］王蒙：《王朔的挑战》《王蒙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0   《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1期   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文艺争鸣》1994年6期   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读书》1994年3月号
［14］谢泳：《内心恐惧：王蒙思维的特征》中华读书报，1995.5.10
［15］朱学勤：《城头变幻二王旗》《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12
［16］《写实的多种可能——<小说月报> 第四届百花奖小说漫评》（王干）《小说月报》1991年7期
    《话说这碗“粥”》（王蒙）《读书》1991年12期
    《评小说<坚硬的稀粥>》（王长贵）《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年1期《文汇读书报》（1991.10.19）
    对王蒙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控告《文艺报》与慎平侵害他名誉权的报道。（《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17］“抵抗投降书系”张承志、张炜卷出版后，引起“二张之争”。《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北京晚报》、《文论报》等媒介发表相关论争文章。其中张颐武的批判文章最具代表性。
    相关的材料见： 萧夏林：《时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抵抗投降书系”前言）张颐武：《张承志神话：后新时期的人间喜剧》、《新神学：对于今天的恐惧》（《文学自由谈》1995年2－3期）张颐武：《文化冒险主义：狂燥与恐惧》、《再说文化冒险主义：矫情与迷乱》（《文论报》 1995.7.15＼9.1）陈晓明：《只有一个张承志》（《文论报》1995.7.15）《读书人王朔说文坛风云》、《且听王朔分解》（《北京青年报》1995.9.7＼8.31）祝晓风：《九五文坛第一事——关于“抵抗投降书系”的一分备忘录》（《文论报》1995.9.15）邵燕祥、刘心武等：《历史转型与知识分子定位》（《钟山》1996年1期）毕胜：《直言不讳说名家、批评家与作家对话文体、张承志与＂红卫兵符码＂》（《中华文学选刊》1996年5期）余杰：《皇帝的新衣——关于“张承志现象”的思考》（《火与冰——一个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4 ）
毕胜：《直言不讳说名家、批评家与作家对话文体、张承志与“红卫兵符码”》中华文学选刊》1996年5期
    朱大可等：《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1
［19］参见《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余杰）、《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反思余秋雨批评》（郝雨）、《当下文坛的道德清洗运动》（朱大可）《2000中国年度文坛纪事》漓江出版社2001.1  祝勇：《你有权利保持沉默》大象出版社2001.1
［20］北岛：《零度以下的风景——北岛诗选1993－1996》《蓝房子》（散文集）台湾九歌出版社2000
    舒婷：《柏林——一根不发光的羽毛》花城出版社1999．7
    杨炼：《鬼话．智力的空间》（1982—1997散文、文论卷）上海文艺出版1998．12
    徐江：《诺贝尔的恶梦——北岛批判》《十作家批判书》2000．12
    仲维光对许良英、方励之、金观涛，这三个分别生于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末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个案分析对比，他指出：社会环境和接受的教育是一代学人成长的关键，时代在学人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受到优良大学教育（扎实的基础训练和良师指导），生长于开放社会或社会转型期的学人，要比生长在封闭社会接受封闭教育的学人，具有更开阔的眼界和胸怀。即使在封闭社会中，受过良好学术训练和知识框架的人，仍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保持和世界的联系。
    20、30年代出生的学人可以用科学、民主化解和代替意识形态，而40年代末出生的学人却基本上是为意识形态服务。主义对于前一辈人是一门学说，对于后一辈人来说，则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讲，过问政治意味着诉诸权力，注意力过于集中在上层内部的权力之争。（仲维光、还学文：《意识形态阴影下的知识分子》德国鲁尔大学出版1994）
［21］朱学勤：《寻找68年人》（1996）《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12
［22］林贤治：《＂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思想的时代》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1
［23］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上海三联书店1994.9
［24］在“二张之争”中，知青学人与知青作家发生了正面交锋。张颐武指出：张承志、张炜的话语是一种“新神学”，带有“反现代”及“反理性”的强烈冲动， “对于目前的文化的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恐惧而导致一种极端主义的情绪”，他们对世俗生活极端厌弃，将人划分为“污浊的”与“清洁的”两类，甚至主张“以暴易暴”，或以“恨”处世、“死亡”冲动等极端主义的原则，并承诺要为读者提供终极“解脱”。这是一种狂热的文化冒险主义。（《张承志神话：后新时期的人间喜剧》《新神学：对于今天的恐惧》《文学自由谈》1995年2－3期 《文化冒险主义：狂燥与恐惧》《文论报》1995.7.15）
    仲维光指出，“卫道的张承志”与“顺道的王朔”之间的冲突，只是“鸡蛋是从大头吃还是从小头吃的争论”。张承志作为纠察队长在1966年“第一次‘抵抗投降’”，“手提一根宽皮带，身穿褪色的军装，带领队员，鞭挞老师校长和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好不威风。”第二次他成为“联动”，“我有幸被张承志组织并为首的二十几个人群殴，两颗门牙差点被张承志一拳打掉”。文革中他被保送到了最著名的学府北京大学历史系。“1975年右倾回潮，张承志和他的朋友经历了第三次抵抗投降。”“他的‘抵抗投降’从来没有反叛过社会和掌权的统治者。”文革后，产生了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张承志没有和上述任何一类人同流合污，“从模仿艾依玛托夫开始，描写自然和‘人’，绕过了令他尴尬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随着时代发展，他当然也要变，91年后他成了伊斯兰教派的精神领袖。“他什么时候抵抗过投降呢？”（仲维光：《卫道的张承志，顺道的王朔——鸡蛋是从大头吃还是从小头吃的争论》《北京之春》1996年6期）
［25］《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3期
［26］池莉：《中国不需要矫情》《小说选刊》1992年5期
    刘川鄂指出：池莉近年的创作，题材由凡俗仿真转向趋新时髦，情节由细琐平实转向曲折离奇，议论由浅平空泛转向即兴发挥，语言风格由平易写实转向华丽圆活，满足了当下读者在飞速变幻时代急于把握现实猎奇猎艳的心理，因而大红大紫。（熊唤军：《池莉遇到本地评论家直言批评》《湖北日报》2000.12.9）
［27］孙书文：《边缘与解构》《21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1
［28］《眺望人生》何顿  作家出版社1998.4  专题讨论：《眺望人生》《新创作》1998年5期
    何顿（何斌）1958年生于湖南长沙，1977年到开慧公社开明大队下乡。1979年考入湖南师大美术系，1989年发表小说，已出版多种中、长篇小说，被评论界视为90年代“新状态”或“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之一。
［29］季红真：《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宗教意识》《文学评论》96年5期
［30］张承志：《清洁的心》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31］仲维光、还学文：《意识形态阴影下的知识分子》德国鲁尔大学出版1994
［32］《我与地坛——史铁生散文小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杨晓敏：《突围：生命的追求——史铁生论》《上海文论》1990年5期《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1
［33］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12
［34］坷垃：《在道德失禁的激情中作秀——梁晓声批判》《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1
［35］方克强：《小说家与现代神话——评柯云路的“人体——宇宙学”三部曲》《作家与争鸣》1998年6期
［36］柯云路：《生命特异现象考察——前言》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10
［37］刘沐：《柯云路，该醒醒啦！》《作家与争鸣》1998年6期
［38］方克强：《小说家与现代神话——评柯云路的“人体——宇宙学”三部曲》《作家与争鸣》1998年6期
    《谁来管一管胡万林》《科技日报》 98.11.6
    鄢烈山：《柯云路是否涉嫌共同犯罪？》《南方周末》98.3.13

德方

第十二章  后新时期的知青文学


        知青文学在90年代经历了由盛至衰的过程。
        90年代前期，“知青文化热”持缓升温，席卷全国。知青文学以通俗文学、电视连续剧的方式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知青文学在90年代持续发展，并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虽然知青群体已经融入城市，特征日渐淡化，但是知青群体作为一种虚拟性存在，仍具有实用价值。他们是习惯于集体生活，精神上依赖于集体主义的一代人。知青文学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精神家园，一种话语权势。
        进入90年后期，知青群体的分流达到极致，他们中既有百万富翁，也有下岗工人，贫富差别十分悬殊。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经济利益，都已经两极化。知青作为一个虚拟的群体继续存在，对于强势群体已经是不必要的了。对于他们而言，昔日的群体话语（知青文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这就为知青文学的衰落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一些知青作家声称要告别“知青情结”，走出“老三届”，知青作家作为一个创作群体逐步退出知青文学题材的创作。于此同时，民间写作进入低谷，开始艰难的清理和摸索。
        知青文学在90年代后期，逐渐出现颓势，题材日益泛化，作品数量锐减，终于在世纪末开始全面退潮。

    一、对知青运动的再命名

    1．命名，再命名——从“青春无悔”到“劫后辉煌”

        90年代初“知青文化热”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北京的东北知青1990年率先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岁月回顾展》， 参观知青和亲属达15万人次。继＂北大荒知青回顾展＂之后，各省、市知青纪念活动此起彼伏，天津、成都、昆明、广州、南京、武汉、厦门等地知青先后举办了“青春无悔”、“春华秋实”等知青岁月回顾展，各种知青研究讨会、知青联谊会、老三届同学会、知青返乡会先后成立。[1]
        北京北大荒支边知青于1990年举办的《黑土地回顾展》和“回顾展”组委会组织编写的《北大荒风云录》，首次提出“青春无悔”的口号，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无形中为各省市的纪念活动和回忆录的编写，提供了思想主题。“青春无悔”是在后新时期，对知青运动史的一次再命名。
         “青春无悔”口号的产生过程，表明了这一重要命名，从一开始便受到主流社会的影响和引导。《黑土地回顾展》在策划、编辑之初，冒有一定风险，必须与主流意识形态寻求某种妥协，达成一种和谐。梁晓声说：《黑土地回顾展》“绝大部分文字出自我笔下。姜昆他们做了局部的删改补充。出自我笔下的文字，总体调子似太沉重和悲怆。姜昆他们加入些轻松的亮色。我认为他们的删改补充是必要的。否则，‘回顾展’也许难以成为事实。”［2］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青春无悔”的命名，原来是由“悲壮的青春”的命名者梁晓声参与提出的，难怪两者之间如此的水到渠成。梁晓声已经指出，“青春无悔”的提出，是在主流社会无形压力下提出来的，虽然不能说是言不由衷，多少有一点身不由已。在当时不可能有人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反对“青春无悔”的主题，展览根本就无法举行。
        主流社会不无欣悦的接受了“青春无悔”的口号。虽然相当多的知青在当时就表示不满，但是这种反对的声音没有发表的渠道。
        “青春无悔”成为各地知青回忆录的中心思想，整个群体以“个人方式”将“青春无悔”演化成为一部个人口述历史。这种口述历史，风行了整整十年。
        “青春无悔”作为返城知青的新精神源泉，在90年代的“城市奋斗篇”中被续写下去。梁晓声反映知青返城生活的长篇小说《雪城》、《年轮》，先后被拍摄成电视连续剧，产生广泛影响。按照“青春无悔”的叙述逻辑，必然会推导出返城后的“劫后辉煌”，这是被一种信念（先验理念）所确认的。
        《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口述实录体全景式报告文学）一书在1995年出版，以28位知青成功者的奋斗事实，印证了注定的“劫后辉煌”。［3］描写知青到海外“洋插队”，取得劫后辉煌的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周励）、《北京人在纽约》（曹贵林）迅速成为畅销小说，《北京人在纽约》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受到社会广泛的欢迎。
        此后“劫后辉煌”成为90年代后期知青群体的新神话，作为新的精神加油站，继续为知青群体提供精神支柱。在纪念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1998）的纪念活动中，不论是上千的大型聚会，还是几十人的同学聚会，都由“劫后辉煌”的主题来凝聚，被“辉煌”的气氛所笼罩。一些知青聚会，无形中成为集体分享成就与光荣的聚会。

    3．知青群体内部的话语分歧——“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

    （1）主流社会对知青话语权利的控制
        60年代以后，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是由文革当局制定的，知青返城后对这段历史的再认识，也是在当时主流话语指导下做出的。知青群体从未对决定自身命运的这场运动，以及自身的性质进行过独立的判断和命名。因为知青在社会上一直属于弱势群体，从未获得过充分的话语权利。
        80－90年代有关知青运动的文学描述，一直受到传媒严格的控制。长期以来，人们可以在电视中看到根据梁晓声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却不会看到另一类知青作品（如《波动》、《血色黄昏》）。所有涉及知青历史和活动的宣传、报道，都被严格限定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
        90年代初，重新出版了新时期的知青小说，如《蹉跎小咏叹调――知青小说》（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内收16位知青作家（王安忆、徐乃建、甘铁生、韩少功、陶正、陈村、梁晓声、张承志、张蔓菱、史铁生、乔雪竹、李海音、陆星儿、吴欢、铁凝、阿城）的代表作品。
        中央电视台在1996年前后，曾播出知青回访陕北、内蒙古、东北兵团的采访节目，舆论导向是非常明晰、坚定的，主题基调必须是“青春无悔”、“劫后辉煌”。一个在电视屏幕上谈论回城后如何成功奋斗的知青，受到了许多知青友人的责难，他认为自己被冤枉了，原来“第12演播室”的主持人在采访他时，曾答应完整地进行报道，但在播出时却将有损“辉煌”的部分删节了。
        1993年后，知青研究著作的出版受到限制，直到1996年才逐步开禁。社科出版社经过多方努力，才出版了相关的史料和学术著作。定宜庄、刘小萌的两部《中国知青史》，是近年最为重要的史学著作，但中央电视台图书栏目从未进行介绍。各报刊的舆论导向对有关知青的报道一直施加着影响。知青的社会形象，仍然被意识形态所塑造。“知青”从来不是他们自身，而是主流社会制造出来的一个“它者”。知青一直是话语的缺席者。
        社会的每一点关注都使知青群体受宠若惊。1997年在延安插队某知青的孩子患病得到战友帮助，一度成为传媒炒作的热点，事后被知青们津津乐道了许久。在第12演播室拍摄的知青电视专题报道播出后，部分知青在三味书屋开会座谈，一些从事社科工作的知青，对专题片宣扬“青春无悔”进行批评，一个在座的女知青痛苦的叫道：“不要说下去了，如果这也是错的，那我们还剩下什么呀！”全场一时哑然。
        徐友渔指出：说来可怜，这些从来无缘涉身于社会话语空间的人，一旦听到公共话语提及自己的过去，一旦见到自身的身影掠过历史画面，就喜不自胜，而不去追问自己的形象是否被歪曲。没有人追问，这形形色色的“我们”，这随叫随到的“我们”到底是谁？林春激愤地指出：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多数”并不存在，“在通常情况下确实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大多数人是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走的，而沉默的、清醒的人从来只是少数”。［4］

    （2）知青群体内部的话语分歧
        知青内部被主流社会承认和支持的强势小群体，总是自命为知青的代言人。在文革时代是如此，在文革后仍然如此。事实表明，知青在90年代的话语权力也被内部的小部分人所染指。这些族群实际上参与和协助了主流社会对知青形象的塑造。
        1994年秋，北京举办《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综艺晚会，由始至终贯穿着“青春无悔”的主题。主持人的朗诵词，引用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主办人显然以“天降将大任于斯人也”而自负，流露出志得意满的情绪。［5］
        金兆钧说：他参与策划《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时，提出应以知青创作歌曲为主，在讨论中却有大多数知青没有听过这些歌，“相反，他们对《兵团战士胸有朝阳》等‘宏大叙事’的歌曲如数家珍，感情至深，以至于最后的演出版本我私下认为基本上是一场——红卫兵组歌。其原因我也在争论中才恍然大悟：至少这些老三届们几乎全是在70年代中期就已经上大学或当兵了。”某些人具有特殊社会背景，或是幸运经历，他们不大可能听到平民子弟中流行的知青歌曲。《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的演出，“最终拍板取决于可以出资的已经进入新经济权力集团的老三届们，而不是那些为自己下岗着急、为孩子入学而劳碌的老三届们。”［6］
        1998年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活动，不但没有促成群体间的联系，反而打破了知青群体统一的幻象。人们开始注意到知青之间存在的经济、社会地位上的广泛差异性。不同的思想观念在座谈会、纪念会上发生了矛盾；一部分人大谈“青春无悔”、“劫后辉煌”的老调，促使另一部分知青中途借故退场。只是因为知青已经不是一个实存的群体，加之聚会的短暂，避免了双方现场的公开冲突。
        知青群体内部“私人叙事”和“宏大叙事”的话语分歧，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知青“族群”的思想、文化立场的分歧。多数人的“族群”无职无权，少数人的“族群”具有一定经济、政治上的实力，后者是“宏大叙事”的支持和操纵者。
         “私人叙事”一直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缺乏传媒支持，大多是以文字的方式进行表述，而“宏大叙事”本身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长期占据话语中心位置，可以通过影视、歌舞等大众媒体进行传播，也可以通过商业化推波助澜。少数人握有话语权势的人，动辄站出来代表知青大多数发言。“私人叙事”明显地被“宏大叙事”所掩盖。
        “宏大叙事”的基础是国家主义，“私人叙事”的核心是自由主义。“宏大叙事”是一种重整体轻个人的价值观，“私人叙事”则是一种尊重个人的价值观。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代表了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

    二、 知青回忆录的出版

    1．90年代前期的回忆录

    （1）基本面貌
        在90年代前期，各省市知青先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这批回忆录首次全面反映上山下乡运动，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工作。它们集中反映了90年代后知青群体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思想认识。它们是历史在知青心灵中的记忆，也是时代对知青心灵的一次检阅。[7]
        在这批回忆录中，《北大荒风云录》（黑龙江生产兵团知青回忆录1990）和《草原启示录》（内蒙古知青回忆录1991）出版较早，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由于内蒙古牧区知青的亚文化背景和民间写作历史，《草原启示录》中有关牧区的篇章，带有更多的民间色彩。这两本书反映出知青群体中已形成的不同文化传承。
        随着回忆录写作的发展，对青春的情感回顾，逐步转向理性的反思，出现了一批知青访谈录，如：《蹉跎与崛起――55位知青的人生道路》（知青文化丛书，何世平主编1992）《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金大陆编1994）、《东方十日谈——老三届人的故事》（金永华主编1995）等，试图对上山下乡的这段人生经历进行理性的归纳、总结。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部分史学作品，如《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1955－1979》（杜鸿林1993）、《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费声1993）、《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何岚、史卫民1994）等。除《漠南情》是一部反映地区知青运动的严肃史学著作外，其它的作品都没有超出纪实文学范围。它反映了知青运动史书写的条件尚不够成熟。
        各地知青回忆录的编写，大都是由本地知青作家、知青名人组成编委会，然后刊登征稿启事，最后进行编辑出版。采取非专业化的、粗放的、简单的编写方法。有的作者急于宣泄被压抑的情感，有的想要炫耀神奇经历，生活困窘知青的稿件很少。大多数稿件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叙述缺乏个性。稿件征集上来后，既使编委会不满足于内容的单一、重复，对有尖锐看法和悲观色彩的文章，仍然不能采用。在现实条件下，他们只能采取＂青春无悔＂的编辑方针。大多数回忆录，能够征上来稿件，顺利出版已属不易，也不再有更高的奢望了。

    （2）文学特色
        在前期的回忆录中，出现一批优秀的散文。其中文学成果比较突出的有：《草原启示录》（1992）、《回首黄土地》（1996）、《东方十日谈》（1994）。
        《草原启示录》具有民间的背景，一些散文是内蒙古知青当年支边时创作的生活札记，如李三友《放羊一天》、李大同《雅干锡力日记》等，反映出牧场文化部落的思想面貌。某些文章显露出了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如《额吉淖尔日记》（夏航），真实记述了一个女知青错综细微的情感体验。《想当初》（邢奇）记述了牧区古典诗歌群落的生活，具有史料价值。相关内容在四卷五章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回首黄土地》的回忆文章，大多采取了散文形式，带有浓郁的文学色彩，形成一种淳朴、简约的文字风格。许多篇章具有人道主义的情怀。《老善娃》（陆小娅）讲述，陕北老汉想招作者做过继子的婆姨，后来老汉出彩礼讨了婆姨，却在正月初一被拒之门外连个白馍没吃上，跳崖而死。《“来婵儿”》（王小强）讲述，知青教师与农村女学生的“爱情故事”，来婵儿当时只有11岁，“身材瘦小得与年龄不相称。一脑袋乱草似的头发，一身被汗水浸透过不知多少遍的烂衣裳，黑黑的一双小手，十冬腊月还光着脚丫，满山遍里地跑。不同的是，她有一对略微发黄的大眼睛，大得与她那张肮脏稚气的小脸几乎不成比例。”这些文章流露出作者与乡亲的血肉联系，表达了欠疚、痛惜与怜悯之情。
        《东方十日谈——老三届的故事》是一本故事集，集中了不同类型的散文，其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有很大的差异。
        《我的人生“三大纪录”》（刘宝华）记述东北兵团2师12团5连于1970年冬天，开进荒原的经历，讲述垦荒的苦难和连队干部的腐败。《一场山火》（卢民）讲述东北兵团某连参加救火，由于副连长错误指挥牺牲14名知青的事件。《借书三记》（肖复兴），记述了文化专治时代的个人读书经历。这些文章中没有猎奇和炫耀，文字简朴，叙述客观，富于感情。
        另一些作品，采取了“传奇”的文学样式；赞美的是传统道义和品质，如《“鸡公”斗蟒蛇》、《卢小雪抗婚》（戴周麟）和《“天兵天将”录》（傣金龙）等。《“鸡公”斗蟒蛇》描写贫困的知青孝子，勇斗巨蟒。《卢小雪抗婚记》讲述知青哥用假手榴弹保护山村姑娘。这些知青被描述成具有侠义品格的传奇人物。有的文章（如《“天兵天将”录》）则满足于奇闻逸事。它们明显受到古代笔记小说和唐代传奇的影响。

    （3）生存主义与人道主义
        知青回忆录虽然都是当事人口述笔录，但是很难说全面客观的反映了上山下乡运动。回忆录的主题思想基本上是“悲壮的青春”、“青春无悔”。内容较为单一，情节大同小异。大多为血泪史、磨练篇、悼念亡友等带有传奇性的故事，越苦越光荣，似乎不悲壮、残酷就不足以向人道，它们被描述成一种生存斗争的胜利。
        许多回忆具有猎奇性，有些故事很像是《天方夜谈》。这些回忆还是一种古代叙事，而不是现代叙事。它忽略了一般性场面的描述，忽略了个人情感的价值，忽略了历史反思。尽管不同省份的回忆可以相互对照，均有史料价值，但是思想内容和观察视角的大多雷同，降低了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Ａ：生存主义与古代叙事
        许多知青回忆录对知青生活的理解，明显带有生存主义的哲学立场。
        《东方十日谈——老三届人的故事》在诸多回忆录中，是比较出色的一本，它开始注意到对回忆内容进行分类，对思想进行归纳总结。它存在的问题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东方十日谈——老三届人的故事》在第三天的前言中说：“大凡有经历的人，在检阅人生时，总能拎出一串串‘天方夜谭’式的故事；或惊险，或怪诞，或荒唐，或惨烈。这并非是做作和编造，也并非是巧合和奇遇，实在是因为人生的经纬被某种犯规性的张力撑开后，生活的跨度和节奏突变了，生命便要承受种种（有天灾也有人祸）的袭击和冲撞。有的因为年轻，因为狂热，因为脆弱，被噩运吞没，成了冤魂；有的因为勇敢，因为机智，因为坚韧，则拥抱了幸运，成了强者。”
        《东方十日谈》的传奇故事令人联想到古代传说和童话。古代童话往往讲述，主人公与神秘莫测的命运进行游戏，反映了古代农民崇拜命运、崇拜狡猾、崇拜胜利者的价值取向。它拒绝的是脆弱和噩运，赞许的是勇敢、机智、坚韧和幸运，服从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当年上山下乡的环境类似于丛林，插队当地家族、派系的复杂性，食物的稀缺，政治运动的冲击和文革政策的多变性，都造成生活的不可预期性，转化为一种莫测的命运感。一些知青把这种社会的古代性和动荡性，当成了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和生存规律；从生存哲学出发，建立自己的人格观、价值观。编者所赞许的品格，实际上来源于生存主义的需要，它们是一种类似于丛林走兽式的品质。
        在许多知青回忆录中，片面地歌颂苦难，缺乏抗争强权的描述，有的甚至流露出对权力的崇拜。显然，不仅掌权者会被权力腐蚀，受压迫者同样被权力腐蚀，压迫也具有腐蚀性。
        有某些回忆录中，知青描写在农村如何偷鸡摸狗，不仅毫无羞愧之感，反而有些洋洋自得。孟子说“无恒产而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之能”，作为无恒产的下乡知青，特殊的生活环境养成了他们的二流子习气。说得好听是江湖气重，说穿了实际上是流氓无产者的品质。恶劣的文革社会环境，导致知青群体中普遍流行道德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

    Ｂ：生存主义与人道主义
        许多知青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他们刻骨铭心的记忆——饥饿的经历。许多文章的主题就是吃，如《鹰汤》、《什么都吃的南蛮子》、《知青生活断忆》等，他们吃死猪、黄鼠狼、猫头鹰，吃一切可以放进嘴里的东西。叶延滨说：我在陕北插队近三年时间，最大的愿望有三个，“第一是吃，第二是吃得饱，第三是能吃到一顿好饭食。”（《黄土塬上的破窑洞》）宋元说：“生存是当时的首要任务。我们第一回明白了吃饭的真正意义。”“如何搞吃，成为知青普遍具备的基本特长。”（《一个巨大的话题》）［8］文章如果仅止于此，就不可能具有严肃意义，它既不属于文学的命题，也不是现代思想的命题，它们甚至不属于人道主义的范畴。
        许多回忆录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这样一类生存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二律背反”问题。《青春方程式——50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1994）是柏林自由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共同完成的女知青研究课题，带有妇女研究性质。该研究课题试图对中国女知青的婚姻、生育等女性特有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可是当事人的自述，令人费解的绕开了女性问题，把调研工作引入了怪圈。
        大多数叙述者都忽略了女性对生活的独特视角，重点阐述如何走出农村，幸存下来。作为“女性口述史”，它们毫无特色，编者承认“这纸上的故事，远不是我们心中的故事”。女性立场消失的同时，叙述中大量涉及到自杀、截肢、精神病等，更尖锐、更残酷的生存问题。
        《第一次的茉莉》讲述，女知青插队到一个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贫困村子，当北京来的军代表在知青座谈会上允诺说：谁能扎根农村就给他所在的村子一台拖拉机。这位女知青毅然站起来说：“我。”为了一台拖拉机，为了拯救一个村庄，她舍弃了相爱十年的男友，她的命运也就此被改变了。叙述者的回忆充满了痛苦与矛盾。显然，在生存都成为问题的情境中，谈不上人道主义，也谈不上女权的问题。［9］
        如何将人道主义立场带入历史回忆，对于知青来讲还是一道难题。知青作者横跨古代和现代两种社会，面对着生存和人道两种法则，是承认文革时期农村社会的古代法则，服从它的现实合理性？还是超越历史现实，坚持人道主义的立场呢？这种＂二律背反＂给回忆者带来了很深的困惑。

    2．90年代后期的知青回忆录

        90年代后期的回忆录写作，由老三届扩展到小三届（69、70、71届），沿伸到文革前支边知青的回忆，如同大潮由中心波及到边缘。不同城市和地域的各届知青先后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留下自己的青春足迹。
        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知青回忆录的出版在1998年达到了顶峰。
        全国各地出版社策划、组织出版了一批知青回忆录，如《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中国知青情恋报告》（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8）、《老三届采访手记》（朱文杰，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9）、《老知青写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0）、《告诉后代——厦门老三届知青人生纪实》（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等，这些回忆录，大量采用照片，并附有对图片的说明性文字。
        各地的报刊杂志也开辟了相关的纪念栏目。《北京文学》1998年6期发表《中国知青专号》。《厦门日报》1998年9月“人生”版推出《老三届故事》特辑。《新创作》（长沙市文联、长沙晚报联合主办）1997-1999开办知青专栏“那年那月”。并出版了《中国知青诗抄》（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1）写作规模与角度的变化
        1998年前后的知青回忆录书写，其规模、深度较90年代前期有了一定的进步。
        《老知青写真》（裴雨林、黄进基、金大陆、田大卫1998）打破城际界限，对京、津、沪等大中城市的北大荒知青，进行了跨城际的征稿，首次实现了打破城际界限的集体书写。
        长期以来对知青弱势群体的报道一直很少，弱势群体往往回避知青聚会和回忆录的写作，所以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这部分群体恰恰最能体现上山下乡运动的实质，反映这一运动的实际结果。一些回忆录编者，开始注意反映弱势群体的声音。《老知青写真》编者阐述该书的编辑方针说：“本书特点之一正是集中聚焦这些普通人”，“倾听普通人的心声格外重要”，“正是不同的感受，汇成了对那个年代知青生活的客观真实的反映”。
        有的作者开始关注留在乡村的知青。《北大荒羁旅》（朱晓军2001）一书，着眼于仍然留在北大荒的2万知青的生活。作者多次赴北大荒的建三江、红兴隆、宝泉岭、牡丹江等垦区，走了二十多个农场，采访了一批留在当地的知青。
        作者伤感地写道：“他们与曾养育自己的那座城市越来越遥远了。随着父母的相继离去，他们与城市的脐带渐渐萎缩了，枯干了脱落了……当他们回到那座在情感上属于自己的城市，发现那些闭着眼睛都能摸到家门的街道消失了，那座被思念抚摸得铮亮的故居不见了，在那陌生的街道，陌生的楼宇之间，走着陌生的人，蓦地他们感觉到在这座城市已是外乡人了……”［10］
        留在农村当地的少数知青，有的成为当地的骨干，但相当多的人患有多种疾病，无钱就医；有的为了子女的未来，携子女回城就读，两地分居。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进行了十年，它也影响了知青几代人，影响了他们的家族史。这部分知青就像是凝固的历史，将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悲剧持续到世纪末。他们像是一面镜子，从另一个角度映照出了一代人的命运。

    （2）浓重的自恋情绪
        进入90年代后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到中年的知青一代，难免要依恋青春，并渴望得到肯定。回忆录的编者、作者都把书写这段历史，作为向世人证明的一次难得机会，想为世人和后代，留下一段值得夸耀的悲壮、传奇的故事，一个英雄主义的集体群像。回忆录是他们为青春树立的一座纪念碑。
        《武汉知青回忆录》的代序说：“如今，当年的‘知青’们，已经齐齐整整地走进了中年。我们的孩子们，也到了我们上山下乡的年纪，只是比我们那时更高大更健壮更漂亮。”知青一代“他们还会老下去。他们终将告别这个世界。但他们以自己特殊的生命岁月凝成的青春塑像，会站立在这个世界上。”［11］
        《北大荒羁旅》（朱晓军）用北大荒垦区年产90亿公斤的粮食和“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来证明北大荒知青的青春价值。于此同时，作者自相矛盾地介绍了国内媒体报道：北大荒要退垦还荒，北大荒的大面积湿地是自然之肾，大面积开发使其均化洪水的功能下降，洪涝灾害率加大。“青春无悔”的结论，不攻自破。
        吉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可以说是主流话语的代表。该丛书，共收了12名著名知青作家（陈建功、高洪波、肖复兴、叶辛、赵丽宏、陆星儿、张抗抗、王小鹰、毕淑敏、范小青、叶广基、贾平凹）对青春时代的回忆录。丛书总序称，这些著名知青作家可以代表整个知青群体，成为评判上山下乡运动的权威代言人。［12］
        丛书高唱“青春无悔”、“劫后辉煌”的颂歌，对老三届充满了溢美之辞：

    作为一代人而言，他们是不可逾越的，无论从政、治学、经商、务农、做工、弄文，还是个体民营，他们在各条战线上都充当着中坚力量，都为共和国的振兴而不懈地在努力奋斗着。历经磨难而无怨无悔是一种人生境界；失于东隅而乐天奋进更是一种时代精神。反思历史砥砺修身而不再做傻事则是一种桑榆智慧。这就是他们的价值所在！   
            ——《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 后记1998

        丛书的编者批评了重新书写知青文学的企图，否定了生于60、70年代的晚生代参与知青文学写作的必要性。编者说：近来“颇有一种似乎标新立异的说法，认为‘知青文学’似乎不应只能由知青中的精英来写，或者干脆不应只能由知青来写，或者主张写也只能是大骂一通才算到位，把那个时代再揭个鲜血淋漓才算真实。……知青文学还是由知青们来写最好，只有亲历者才有亲知。……局外人的评价又有多少是中肯有据的呢？”
        同类反映主流话语声音的出版物，还有《老三届采访手记》（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9）。该书中辑录了著名知青作家53人的语录，这批＂知青作家语录＂是他们在世纪末对知青运动的一种历史性的总结和反思。
        对一代人的青春价值如何评判，是大多数知青难以解开的心结。急于证明自己的青春价值，证明自己的英雄主义，这种情绪的背后，恰恰掩盖着一种青春丧失的绝望和焦虑。

    （3）古代的叙事立场
        后期回忆录同前期一样，仍然充满了大量蒙昧的、难以理喻的传奇记录。上山下乡被晚生代视为“天方夜谈”，难以理解和相信，除了历史隔膜之外，这种带有神话色彩的古代叙事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历史上曾发生过类似的历史遗失的可悲情况。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述了公元前6－5世纪波斯帝国和希腊城邦间的战争，《历史》在书写希腊史时，采用了古代文化的历史叙述，在书写亚细亚落后民族的历史时，则采用了当地上古文化的传奇叙事。如《历史》中记载，埃及小偷偷走了国王的黄金并玩弄了公主，得到了国王的敬佩做了驸马。这种离奇、神话般的故事竟成为埃及的正史。只有脱离了上古叙事的希腊民族才拥有了古代历史记录，而仍处于上古社会文明中的亚细亚民族的历史，则仍然沉沦在“山海经”般的传说之中。［13］
        在现代社会，人掌握了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命运不再神秘，人可以把握自己人的命运。现代文学早已超越生存的命题，它侧重表现人们内心思想情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知青回忆录恰恰在这些方面存在着缺失。
        从现代文化体系看来，知青当事人的身份并不能保证叙述的可信性。如果当事人不能找到现代的、人道的价值立场，他们的历史就无法融入现代话语体系，从而使这段经历失去真实性。要使青春岁月不被湮灭，他们就必须使自己成为现代人，使自己的表述成为现代的表述。
        许多学者对知青回忆录提出了批评，徐友渔指出：“若干年来，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书籍、文章有如汗牛充栋，但很少见到有人从人权、从个体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居住权、择业权的角度谈问题。” “广大农民明明也是上山下乡运动波及到的一方，这场声势浩大的迁徙运动无疑也涉及到了他们的基本利益，但从来没有文章从农民的角度作评论和检讨……”［14］应该从人权的角度来审视这场运动，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去关心具体的人，因为是具体的知青个人承载了这场运动。
        90年代全国各省市的知青回忆录，都表述同一个主题“青春无悔”，一千六百万知青的生命实践、思想历程，被知青们自觉归纳到一个又一个思想主题中去，这一事实反映了知青一代独立意志的缺失。长期以来，知青群体的集体主义光辉掩盖了个人精神的苍白。在群体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许多人仍然依恃集体的幻想来生活，仍然生活在旧思想方式的束缚中。
        在整个90年代，知青回忆录的编写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处于群体一般性书写的阶段，写作是集体性的、仓促和浮泛的，只是为了满足知青群体的一种社会性、情感性的要求。没有出现具有保留价值的个人回忆录。没有出现编辑、记者、作家、社科工作者和出版社的联合工作，没有形成专题、学科的研究。长达数十年涉及千万人的上山下乡运动，只得到这样贫乏的收获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德方

三、知青文学的影视化和商业化

        进入后新时期，严肃文学开始全面萎缩。知青文学主要通过影视媒体，通过通俗化、商业化的渠道发挥影响。如果说80年代知青文学是建立在“权力－知青”话语基础上，那么到了90年代，知青文学是建立在“权力－商业－知青”话语上。
        在文化工业和娱乐业迅速发展的90年代，知青题材作为一种商业资源，它所具有历史主题、传奇性和受众群体等因素，受到娱乐业的注意。在市场因素的推动下，图书、音乐和影视市场开始染指知青题材。如1995年4月北京音乐厅连续两周上演献给“老三届”音乐会《呼唤——我们心中的歌》，全部由专业人员演出，明显带有商业色彩。另一典型例证是90年代流行一时的歌曲《小芳》。歌曲作者是未曾下乡的晚生代李春波，他装扮成一个知青，运用了戏剧性的叙事手法，讲述了一个甜俗的故事：“一个姑娘叫小芳，生得美丽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坐在小河旁”，“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渡过那个年代”。这就是晚生代制造的知青传说。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在2000年有一则曾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鼓励下岗工人的公益广告，它是由保险公司投资拍摄的。片中“公益歌曲”《老王》的作者，也是一位晚生代。歌中唱道：“哦，老王，你曾经上山下过乡，‘大有作为’在广阔天地闯荡”，“你像一颗螺丝钉，被拧上陈旧的车床”，“清晨起来你的叫卖声，大饼、油条、热豆浆。哦，老王，老王，我祝你身体健康！”知青被塑造成为一个勤劳、老实的下岗工人形象。这是主流话语制造的另一种知青传说。
        在文化商人、娱乐业染指知青文化资源的情况下，一些知青小说被先后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这些反映知青生活的通俗传奇剧，有很高的收视率，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1997年中央电视台和16家省市电视台，委托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进行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在26部反映强烈的电视剧中，全国抽样调查的结果，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电视片，《孽债》列第10位，《年轮》列13位，《北京人在纽约》列14位。在大城市抽样调查中，三片排名均有所提前，如深圳抽样结果《北京人在纽约》列第6位，《孽债》列12位，《年轮》列13位。（《雪城》由于某种原因，未被列入调查名单。）这是从包括《宰相刘罗锅》、《包青天》在内的诸多剧目竞争出来的结果，成绩可谓不俗。［15］
        在80年代，社会大众对知青上山下乡的了解，主要通过几部电影（《我们的田野》、《今夜有暴风雪》、《大桥下面》），主题是“伤痕”、“悲壮的青春”，人物还是个别的、小群体的，内容也是片断的；到了90年代，社会大众通过电视连续剧，对知青的了解则从上山下乡扩展到红卫兵、知青、返城青年的全过程，成为全景式的、史诗性的，文学主题也发展为青春无悔、劫后辉煌。如果说80年代的成功，是作品与观众在精神上的契合，那么到了90年代，则是作品与观众在商业消费上的契合。
        知青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类似于弱势群体，社会大众对待知青群体的态度，一般是漠不关心；至多是对有戏剧性、传奇性的知青故事发现一点兴趣。社会环境必然会影响知青文学的内容，影响到知青形象的塑造；要使处于弱势的知青群体被主流社会接受和广泛注意，为了赢得社会抚慰和赞叹，有时就不免做出些英雄姿态或小儿女态。
        1993年4月《中国电视报》在介绍电视连续剧《中国知青部落》时这样写道：“迄今为止的历史，也许可以证明如下断语，没有一个时代，有如此众多的青年，如此集中的经受这么多困顿磨难、惆怅和迷茫，这么多的人生变幻，以及最后的理想主义的覆灭与重建。”［16］苦难被赋予了商业价值。
    1995年3月，电视台同时播出反映知青返城后的生活状况的大型电视连续剧《遭遇昨天》、《荣辱商界》。20集电视连续剧《遭遇昨天》写一批陕西延安插队知青，返城后再次相遇后，社会地位、人物关系发生错位、颠倒，相互间发生感情纠葛，造成婚姻关系的重新组合。20集电视连续剧《荣辱商界》写三位同在北大荒插队，后别担任三大公司的总经理的同学，他们在感情、权力、商中表现出来的不同观念和作法。这些剧目都以通俗化、商业化的手法来处理知青题材。［17］

    1．电视连续剧《雪城》、《年轮》

        《雪城》（梁晓声1988）、《年轮》（梁晓声1994）于1994、1996年被黑龙江省电视台先后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反响，并受到报刊好评。
        长篇小说《年轮》从1961年写到80年代，描写了几个知青由文革前到新时期，将近二十年的人生变迁，整整一代人的历史跨度。梁晓声说：“《年轮》于我，初衷并非是重操什么知青题材的‘旧业’，而是写一些曾当过知青的城市中年人今天的生活形态。”［18］
        《年轮》是《雪城》的姊妹篇，它继续着《雪城》悲壮的青春故事。主题思想由“悲壮的青春”发展为“青春无悔”。
        《年轮》随意设置人物命运，通过戏剧性的人物关系，造成强烈的戏剧效果。“青春无悔”中，开始渗入一种人到中年的愁绪。作者评价步入中年的知青，是被时代定型后，又被发展的时代遗弃的一代人，群体意识正在沙化。
        电视连续剧《雪城》、《年轮》播出后，在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从而真正确立了“青春无悔”在后新时期知青文学中的主题位置。这是梁晓声继“悲壮的青春”叙事后，对知青文学叙事的又一重要影响。

    2．长篇小说《孽债》的发表与拍摄

        在上山下乡运动退潮后，知青返城后的问题曾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在80年代曾产生过许多反映知青就业、婚姻问题的文学作品。进入90年代，知青留在乡村的子女问题，开始被媒体报道出来，由于这一问题带有伦理色彩，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反映知青子女进城寻父的长篇小说《孽债》（叶辛）1992年7月出版，这是一部具有商业化色彩的通俗小说。《孽债》1996年被上海电视台拍成电视连续剧后，有很高的收视率。小说也由于电视剧的宣传，一时成为畅销书。这部小说和电视连续剧造成的震动是极其表层的，它并未真正打动知青和整个社会，引发什么心灵震动，它不过是讲述一件历史的逸事，为都市提供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
        叶辛在1982年曾创作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孽债》的发表正好是在十年之后。叶辛在90年代已经成为公认的著名知青作家，他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青联常委，中国作协理事。时过境迁，叶辛对上山下乡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蹉跎岁月》与《孽债》有极大的差别，前者是浪漫主义的，后者是世俗化的；十年过去了，很难再从《孽债》中看到作者以往的理想情怀。澳大利亚出版家曾问“孽债”一词的意思，老翻译家任溶溶将其翻译为“难以还清的感情债”，得到了作者的首肯。在小说中，这种感情债并不是指上海知青对云南人民内心所欠的感情债，而是指城乡男女的私人情债。
        作者对边疆情缘和都市婚姻都不曾加以渲染和美化。“乡恋文学”中的美丽乡村已经消逝。没有美丽的田园，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直截了当的两性相悦。从云南来的孩子、前妻，也不曾作为人民的代表加以神化，云南孩子到上海后，跟着坏人卖毒品、玩女人，前妻则不过是一个衰老、忠厚的乡下女人。
        当年的男知青沈若尘只是在回忆中对前妻子有些许欠疚，更多的则是诚惶诚恐的面对妻儿的怨愤。沈若尘是一个怯懦的上海男人，里弄女人的议论，妻子的吵闹回娘家、报复性地与人通奸，儿子用铅笔刀刺伤前妻女儿美霞，以及美霞的出走，这一切把沈若尘搞得心力憔悴。由于上海没有给外来人提供空间，美霞被迫离开上海，但在她上火车时，却表示一定要通过考大学回到上海。
        小说真实的表现了大都市的人欲横流，脆弱的家庭，狭小的弄堂，寂寞空虚的男女，夫妻间性的维系。小说描写，沈若尘与妻梅云清行过房事之后，在性事的圆满快慰中思考，如何向妻子交待自己有一个私生女。小说描述了各种性事（夫妻性生活和各种偷情），这些性事的描述究竟是服务于主题，还是由于一种商业策略呢？

    他嘴里呼出的气息不好闻，她把头转过去避开他急促的喘息。他的手轻抚轻揉，她任凭他抚慰着。反正她今天是不去上班了，上午要去会安永辉，她的儿子。晚起一点没关系。再说，即使起早了，屈显亮也出不去，总得等八点过后，弄堂口马路上人流稀少些，他才能离去。随他吧。自从程锦泉去了日本，她每天拂晓醒过来，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很久没有男人伴她在清晨欢悦嬉戏了。
    屈显亮的手带着磁电让她歇息了一夜的躯体感觉舒畅和荡遍全身的刺激。他的嘴也探索般吻着她身体裸露的部位。这小子，他该去漱个口再来吻她的。她的头摇来晃去不让他亲自己的嘴。她毫不掩饰地轻哼轻叹着表示自己感觉到的快意。
            ——《孽债》

        在叶辛笔下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知识青年，如今已经完全市井化了，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它们曾成功抵御了农村的改造，却在返城后迅速消失在大城市生活的海洋之中。在《孽债》中，除了那几个从云南来的孩子可以证明他们曾有过一些非常人的经历外，他们已经完全不具有异于市井的任何文化品格。上山下乡运动像是一场幻梦，消失在人生的长河之中，在知青心中留下的伤痕，也不过是一笔令人心烦的孽债。

    四、 “悲壮的青春”叙事的发展

        “悲壮的青春”叙事，在90年代开始发展成为一种历史的表述。在这一期间，出版了一批描写知青运动全景的报告文学，将叙事的理念变成了历史的真实画面。
        “悲壮的青春”叙事，在90年代发展为“青春无悔”、“劫后辉煌”，描述由乡村转向城市，由知青生活转向知青后的生活，由插队转向城市创业、海外创业。

    1．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悲壮的青春”叙事的历史化

        在90年代出版的一批大型知青报告文学，对“悲壮的青春”叙事，进行了历史化的表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反映云南知青返城内幕的《中国知青梦》（邓贤1992）。
    成都知青邓贤为撰写这部长篇报告，采访了3000公里的边境线，27个农场，几百名知青，首次引用相关政府文件，全景式的再现了当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悲壮历程，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血泪控诉，对这场运动进行了激烈批判。这在90年代初，是十分可贵的。这部作品出版后立即在知青群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知青梦》没有能超出“悲壮的青春”叙事的框架。如果说，《今夜有暴风雪》是一部文学史诗，那么《中国知青梦》就是一部历史的史诗。它将“悲壮的青春”的虚构叙事变成为历史的真实场景。
        邓贤在90年刚完成《大国之魂》长篇纪实报告，记述抗战期间中国远征军的悲壮历史，已经形成史诗的创作风格。在《中国知青梦》中，作者再次采用了宏大的叙事，宏伟的场景，全景式的扫瞄。作品中充满了各种苦难的场面，传奇的经历，悲壮的激情宣泄。
        云南知青请愿、卧轨、游行等集体行动，返城目的非常明确。知青请愿代表一再申明，自己决非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而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具有成为标准城市居民的资质。一代人乞求的只是被社会接纳，被国家接纳，被体制接纳。我们不是要求知青群体做超出利益的行动，而是反对把简单利益趋动美化为一种超私利的博大精神，混淆成忠诚奉献、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
        云南知青并不是作为抵抗上山下乡运动的反叛者和觉醒者，而是作为失败的逃亡者，争相逃离农村。知青群体作为败阵的军队，他们必须面对失败，并且进行反思。而《中国知青梦》却把巨大的崩溃、苦难，变成一场史诗般的颂歌，它为知青一代人洗刷了耻辱，使他们躲过了心灵的自责，获得了廉价的安慰。
        作者以理想主义的情怀赞颂“悲壮的青春”，他所掌握的丰富历史资料，由于难以通过狭窄的理念瓶颈，无法得到充分开掘使用。这是一部充满激情，却缺乏思考、缺乏新发现的著作。
        孟繁华指出：“80年代以来，云南知青当年种植的橡胶树，已有90％及至100％地死亡了，它无情地诠释了那场荒唐的空想运动。即便如此，面对死者和古战场般荒芜的橡胶林，邓贤仍诗性地赞叹：‘不管怎样说，这些拓荒者的生命没有白白的燃烧，她们毕竟化作胶林，化作照亮边疆夜空的星群，化作装点山川大地的一片新绿。不论她们是否创造过伟业，作为一代人曾前仆后继为之献身的拓荒大业的永恒坐标，她们的殉难本身不就是一种灿烂，一种理想主义和人类精神的生动化身么？’”“这种不能成立的悲壮使邓贤仍没有超出梁晓声的认识框架。他们急于评价自己，证实自己，这种青春自恋症削弱甚至淹没了对这场荒谬运动的反省和认识能力。”［19］
        《中国知青梦》这种“悲壮的青春”叙事，是用“苦难崇拜”偷换历史主题，以一种悲剧价值取代现实价值。其实苦难并不能天然地给人带来荣耀，作为奴隶而受苦和作为战士受难，两者并不相同，前者只配得到蔑视，后者才能得到敬仰。
        满脑子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知青，无法面对青春无意义的历史现实，只能把苦难当成自己的荣耀，视为骄傲的资本。这种苦难崇拜，只是一种虚幻的自我圣化。这种变态的心理，说到底是源于知青群体性的心理失衡。《中国知青梦》对苦难的歌颂和崇拜，迎合了他们的这种精神需求。如果说，上山下乡曾是一场悲剧，炫耀这种苦难则只能使它变成一场可笑的闹剧。

    2．长篇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悲壮的青春”叙事的发展：“劫后辉煌”

        90年代初，一批反映知青“洋插队”的作品开始出现，如报告文学《国际大串联》（张胜友）、《中国知青在外国》（丁雨雨）等，在图书市场的影响下，还出现了采用了畅销书的写作方法的小说，如晓剑的《中国知青在海外》，用20篇启示录（现代、灵魂、欲望、拼搏、荒蛮、生存、文明、爱情、仇恨、神圣、社会、沉沦、乡恋、文化、罪恶、尊严、流浪、丑陋、死亡、命运），分述了知青在国外的种种神奇经历。［20］
        自传体长篇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周励）于1992年发表，很快成为畅销书，作者周励本人也成为传奇人物，报刊杂志对作者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报道。这部长篇小说被称为中国知青在海外洋插队的一部奋斗史。它在“劫后辉煌”提出之前，就完成了这一命名的文学叙事。
        周励在小说中描写，她在红卫兵时代的理想和反叛精神，在北大荒的浪漫爱情；通过一个外国老妇传奇般地前往海外后，又在美国经历了圆满的爱情与性，勤奋加上智慧使她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最后被人称为“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部个人传记体的纪实小说发表后，被视为中国知青征服西方国家的一份历史记录。［21］
        人们一直期待着“悲壮的青春”在返城后造成“劫后辉煌”的神话，这种神话在中国大有市场，当一个海外的传奇神话出现时，取得巨大的成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人们热烈欢迎他们期待已久的作品。但是文学批评界却对小说的通俗手法和世俗观念感到反感，小说虽然继续再版热销，但是其文学价值开始受到质疑。
        由于周励在小说中指责某些中国留学生，于是有人在海外华人报纸上指责小说虚构。随后一些留美学生在国内报纸上著文，指责周励编造谎言。有人说，周励以贩卖壮阳药物起家，她的生意也决非如她所说的那么成功，小说扉页上她与市长的合影，只是一种游客身份，绝非成功的证明等等。虽然这些指责只是一面之词，但是对“劫后辉煌”的叙事起到了某种解咒的效果，人们开始对故事的真实性产生了疑问。由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把财富、地位当成了成功的标志，知青留学生的“揭露”就具有了强大的杀伤力。它从一个方面显示出，知青在海外的巨大成功，来自观念的臆造，同时也表明，叙事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带有浓厚的世俗性质。
        在90年代，一部小说如果不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它的社会影响力将是有限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因为女主人公嫁给外国商人的情节，影响了这篇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使这部小说的影响很快消失。《北京人在纽约》（曹桂林）显然更为幸运，这个在纽约创业的光辉故事，通过改编成电视剧在大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
        在90年代后期，一些真实反映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生活的纪实性作品，先后在国内发表。如1996年出版的《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钱宁）等著作。一个可悲的事实逐渐显露，“劫后辉煌”只是一种先验理念，一种价值虚构，而不是一种客观事实。
        1999年，旅美作家陈燕妮的《遭遇美国》在国内出版，该书记录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真实经历，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部作品在打破“美国梦”的同时，也打破了知青“劫后辉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神话。陈燕妮在2000年又出版《美国之后——50个旅美学人的归国》，介绍了留美中国学生的回国潮，讲述他们为何放弃在海外的发展，归国创业。知青在海外创业的神话，至此完全破灭。


    四，生存主义的“宏大叙事”

    1.官能主义的生存──“中国知青部落”系列
        “悲壮的青春”叙事，随着价值理念的崩溃，在90年代开始逐步衰落。“宏大叙事”的价值核心处于虚位以待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机，生存主义乘虚而入，李代桃僵，成为“宏大叙事”的理念内核。在9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批以生存主义立场展开“宏大叙事”的长篇小说。
        这些作品，使人联想到日本的官能小说和生存文学，《雪国》、《金阁寺》、《忧国》、《猷山节考》，以及《日本沉没》、《油断》等各种自然灾难、能源灾难的小说和影片。日本作为岛国，资源有限、地震不断，具有强烈的民族生存意识。在生存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官能主义的审美，例如日本民族对樱花和切腹的审美态度。存在决定意识，80－90年代生存哲学在中国兴起，根源于中国大陆在这一时期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产生了类似日本的资源环境。
        从客观上讲，中国现当代已经进入资源稀缺，人口过剩，竞争过度的社会环境；从主观上讲，知青一代经历了三年饥荒、上山下乡（基本上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返城待业，切身的经历对他们性格造成深刻影响。禁欲的年代恰恰是一个对食色充满了强烈欲求的年代，当文革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始消解后，被压抑的官能意识开始浮出水面。
        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批表达生命原欲的小说，如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荒山之恋》）等，赞颂生命的原始、蛮野，表现非理性的官能冲动。
        在1989年之后，随着价值理念的崩溃，在宏大叙事的框架下，国家主义与官能主义开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蜕变出一种生存主义的“宏大叙事”。这种叙事具有新的价值观──生存至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是一种新的价值理念，新的道德理念，新的审美立场。这种道德价值和审美立场是与封建法西斯主义，密切相关联的。

    （1）《中国知青部落》（1990）
        郭小东是著名知青作家，他15岁到海南当知青，被选拔为工农兵学员，后在大学任教。1993年已出版：《中国当代知青文学》、《逐出伊甸园的夏娃》、《诸神的合唱》、《南方的忧郁》、《转型期文学风度》等作品集。
        “中国知青部落”系列，是郭小东影响最大的作品。系列小说的第一部在1992年被拍摄成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一、二套节目和十几个大城市电视台播出，并在京、沪、穗和汕头召开了首播式、研讨会，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这套系列小说，代表了“悲壮青春”叙事在90年代向官能主义蜕变的走向。［22］

    Ａ 宏大叙事和神格人
        《中国知青部落》是“中国知青部落”系列的第一部，它沿袭了“悲壮的青春”的宏大叙事。作者用夸耀的口吻大谈“胜利大逃亡”，五万知青集体写血书、集体大离婚等宏大场景，将知青的理想幻灭、青春毁灭，变成了生命力张扬的史诗。小说以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为主题，表现出一种超个人审美尺度的“大尺度”审美观。
        为了达到“宏大叙事”的规模，作者将历史事件与小说虚构混淆在一起。在楔子中，作者运用新闻采访、报告文学和政论文体，叙述1979年知青返城的真实历史事件；在后面又采用传奇小说手法，描述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作者把完全不同的文体硬性结合在一起，其目的就是要用虚构的人物（人格神）扮演历史重大事件，由诠释历史上升为编造历史。人格神演绎历史的结果，就是使历史成为神的历史。
        “宏大叙事”的建立离不开神格人的创造。在价值体系崩溃后，生存主义取代理想主义成为新的价值立场。作为这种价值观的代表，就是充分体现生存主义观念的神格人。权欲、性欲、死亡恐惧三者构成了神格人生的基本要素。
        小说的基本主题是性与死亡。死亡成为生命存在的镜子，只有通过死亡恐惧和求生本能才能更清楚地反映出生命的粗犷存在，体现出超人生命力的强大。
        作者塑造的主人公侯过，“是知青部落中的领袖人物，他是中国第三代的极端典型。既是固执的利他主义者，又是雄浑的精神理想主义的奴隶。他渴望炼狱，渴望悲壮，渴望灵魂的完善与升华。……他领头上京请愿、卧轨。在战友们回城之际，又毅然奔赴战场。”小说极力渲染侯过在战场上的死亡恐惧，使之成为对生命存在的欣赏、赞叹。临阵脱逃和军事法庭审判，虽然是侯过的污点，却恰恰构成了他官能感觉丰富、生命力伟岸的人物品格。侯过上峨嵋山当了苦行僧，走上禁欲、自虐的道路。这个人物成为官能主义的符号，升华为富于生命力的人格神。
        小说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女知青夏云“她把国家的命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和爱情一样神圣。于是，她钟爱生命，向往爱情，也就义无返顾地把这一切贡献给神圣的卫国战争。”

    当请愿的知青登上返城的列车，广播里传来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消息。“检票上车的人流，开始出现了逆向运动，已有一些知青从火车上撤下来”，一个知青抢过执勤人员的喇叭呼喊：“同志们，知青朋友们，我们也是知青，我们已经决定不回城里去了。我们决定上前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错为了回城，我们不顾一切，不顾后果地闹事，写血书，静坐，卧轨，上北京请愿，我们终于如愿以偿了。而这样证明我们的一切，是对的吗？不……人民宽恕了我们，体恤了我们，在他们宽容的同时，我忽然发现了我们一代人的缺陷是多么深重。……我们19号车厢的36名男女知青决定上前线，我们的血也应该洒在南线战地上。我们将用36具躯体筑成一道森严壁垒的堑壕。向昨天告别吧，知青朋友们，用我们的血，我们的勇气和胸怀，来证明我们永远不是窝囊的一代人，不是被耽误的一代人，不是胡闹的陷民族于危难的一代人。我们不再错误，不再狂热，不再漠然地生活。现在，是我们报效国家，证明我们自新自我的时候了。”

        要求返城的知青，转而要求参加越战，这段描述与《今夜有暴风雪》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为国牺牲是“第二种忠诚”的另一种表白，它表达了国家至上，暗示着知青急于回到社会秩序中、回到国家体制中的焦虑和渴望。

    Ｂ 官能主义与文学
        小说描写的情境是丛林式的、非人的情境。在人的生存都成为问题的情境中，人道主义和基本人格不可能实现，反而成为生存的障碍。以生存为前提的情境，是兽性发挥的最佳情境。小说不是揭示人倒退为兽的可悲，而是赞叹兽性的官能体验。
        小说描写了兽奸与自阉：“知青许心元站在一棵倒树上，正对着一头母年……他叫喊着，说着含糊不清的话。也许在他的一生中，这是他一次最尽情的释放。”老兵胜德与傣族少女发生性关系后，由于“极度忏悔和耻辱膨胀了、煮沸了的血流”，“抽出步枪刺刀，撕开裤裆，抽出生殖器，一刀挥去……”
        作者对性冲动表示赞许，认为它体现着生命力和生存的潜能。傣族少女为老兵胜德生了孩子，他的将军父亲来看他，他却留了下来，像是牛的精灵在神秘的沼泽中徘徊。作者把性繁殖能力符号化为一种神的图腾。
        小说直接诉诸官能，制造情感刺激和官能刺激。饥饿、性饥渴等人的基本官能感受，成为文学表述的内容和审美对象。这些描述是以作者的深刻体认为基础的，反映了物质匮乏的环境对作者的影响。
        这部小说采用了诗的语言。红卫兵、知青领袖、神秘荒原、高脚杯、连衣裙、女性乳房，以及宗教信仰等词语，并不代表事体本身，只是富于刺激性的字眼。当泛滥的激情，失去控制时，这些词语就构成了一种神志不清的梦呓。
    性冲动与死之恐惧、生之奉献，这几种情境的对比描写，都在突出人的官能性生存。显然，脱离了人道主义，官能主义只能是一种兽性主义。它们与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结合起来，就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道德观和审美观。

    （2）《青年流放者》（1994）
        《青年流放者》是“中国知青部落”系列的第二部。作者在自序的后记中，重申生存主义的写作原则：“我是以纪实为原则，以还原人的原始精神和生存真相作为创作规则”。“每个人都是天使，又是魔鬼；每个人都很现代，又很原始；每个人都很利它，也很利已；每个人都很伟大，又很庸俗。”作者声称：这部小说是为知青和下一代人写的，志在传达历史的真相、人的真相。
    小说展示的所谓现实世界、历史真相，只是生存理念的一种虚构。小说运用红卫兵运动、知青岁月与新时期，三个时代不同时空的跳接组合，以达到人生命运的戏剧性对比；作者设置几个知青领袖，几组恋情，这种组合是为了满足戏剧性情感跌宕的需要。小说中充斥着各种符号化的传奇人物。支撑故事的人物关系，并不是个性关系，而是一种理念的关系。

    Ａ 知青群体的形象
        作者“希望能于一种道德沦丧或享乐主义的泥沼中，峭拔出一种卓而不群的思想者来。”于是塑造了一批高大、深沉的男子汉形象，
        知青作家肖邦是一个被女人们崇拜、追逐的知青作家。他是一个拯救者、施予者。肖邦拒绝了仰慕他的简妮发来的出国留学邀请信，毅然决定与被弟弟抛弃的残废姑娘结合。作者称肖邦是“作品中最沉重最忧患而又最形而上的人”。
        知青指导员麦灿辉，由于误伤人命，恋人牺牲，看破红尘，作了墓地守门人，“以出世的方式济世；以成仁去显示成功代替成功，”“终于从笼中鸟的命运降临中，寻找到另一条迫近雄鹰成为雄鹰的道路”。
        作者还塑造了一系列传奇式的人物。曾偷渡香港、台湾，并在台湾集中营组织过暴动，后来成为巨商的知青林尤福；流入黑社会，后返回黎母山插队地自杀的欧阳海子；“伪现代派”四处钻营的任晓远。它们都是作者要褒扬的人物，因为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知青群体特有的优秀品质——顽强的生存能力。这里面没有法律概念，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生活才注重过程，求生存只能注重目的。生存能力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价值。
        这批“高、大、奇”的知青形象，明显受到“三突出”的“高、大、全”模式的影响。作者并没有走出神化人物的历史怪圈。
        小说不乏对财富的描写。知青林尤福，建立了34层四星级的知青大饭店，光饭店门口的全国第一石狮就花费了几十万。小说还多次提到财富的象征——名酒路易十三，流露出对财富和权势的仰慕。

    路易十三上来，浸在冰桶里。小姐先倒了一点点在杯子里，摇匀了，送给黄阿杰，请他品尝。黄阿杰很老道地抿了一口，点点头认可，小姐便给欧阳斟上。酒气浓香，香了半个餐厅。许多食客都往这边张望。惠如楼常有大客，但路易十三却不常有。黄阿杰面露得意之色。欧阳海子也有些兴奋，他毕竟是第一次喝如此昂贵的洋酒。一口下去，就是几百元钱。他心中揣摸着这酒的分量。
    ……黄阿杰不在意，他一个劲地催促欧阳海子下筷。第一道菜是生吃龙虾，那龙虾被从头至尾剖开，剔出晶莹的虾肉，撒上红萝卜丝和香菜，生蘸芥茉吃，像吃日本料理。
    这条龙虾足有二、三斤重，少说也值七、八百元，还有鱼翅等等，吃得欧阳海子有些不好意思。
            ——《中国知青部落》第十五章

        作者炫耀的“劫后辉煌”，不过是权势、金钱、名位，散发出世俗主义的庸俗气息。

德方

Ｂ 陈旧的性道德
        系列小说表达了陈旧的性道德观念。小说将女人分成纯洁和下贱两类，或者加以神话，或者进行贬低。两性交往被描写成，男子自大狂傲，女性逆来顺受。
        小说表现出一种施虐倾向。美丽的女知青往往有着学术权威、民主人士的家庭背景，当其沦落为性压迫对象时，更易于产生官能性刺激。小说中不乏性施暴和受虐的描述。（比较典型的，如第一部第十章，车剑洪与肖湘的畸恋和性强暴。）
        小说多次描写，男性凭借意志力抵抗下贱女人，塑造出道德纯洁的伟男子形象。守墓人麦灿辉与初恋情人、为人作妾的过气歌星、酒吧老板娘欧瑾重聚，毅然挣脱她的纠缠。［23］

    她缓缓解去肩上的吊带，那件黑色镶金线的晚礼服无声地滑失在红毯上。她紧闭双眼，以一种完全的迎接他的姿态，躺倒在地毯上。她完全把自己裸露在他面前，连同一切曾有过的耻辱和放荡。……她呻吟着，那声音像哭嚎像重创之后的哀号。许多年来，她在梦里向往着一个传奇般的强硬的剽悍野性的男人，这个男人此刻就在自己的怀抱中。……欧瑾整个儿压在他身上。他本能地紧紧搂住她，全身颤抖着，手脚发凉。他从未经历过女人的一切。他不知道这种诱惑是来自于女人，还是萌生于自己内心的躁动？他几乎晕眩了，几乎处于听任欧瑾摆布的境地。……他突然看见师父就站在那儿，怒目圆睁。……他看见师父手中托着一粒金光闪闪的舍利子，那舍利子是师父的珍藏，也是他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根。
            ——《青年流放者》第八章

        小说将官能肉欲与宗教禁欲，两种境界形成戏剧性的对比。这种描述不过是性欲与死亡恐惧对比的另一种表述。

    2．蒙昧主义的生存——《中国知青秘闻录》1993

        《中国知青秘闻录》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知青长篇小说。作者晓剑是著名知青作家，曾写过《世界》、《长河》、《青春梦幻曲》、《中国知青在海外》等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并创作电影剧本《我们的田野》。［24］
        《中国知青秘闻录》与“中国知青部落”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样用虚拟人物贯穿历史事件，以达到“宏大叙事”的效果。小说把类人猿（杨之洋）放在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河口农场械斗、四五事件、云南知青返城请愿）的核心，以类人猿的角度来诠释历史。上山下乡成为类人猿表演的历史舞台。
        如果说“中国知青部落”树立了官能主义的神格人，那么《中国知青秘闻录》则树立了蒙昧主义的神格人。作者将知青杨之洋塑造成类人猿，一个原始、野蛮，半神半兽的复合型人物。作者在序中说：“主人公绝非仅仅是一种象征，他是某个特定年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类人猿，一种尚未进化为文明人的高级动物，抑或是由文明人退化为缺乏人权、秩序和法律观念的高级动物。”“当人们失去理智，尤其是当社会也失去理智的时候，兽性便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从几乎每个人的心底蛇行出来，统治了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模式”。
        类人猿的生父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人物，其母匆忙下嫁给三轮车工人。“三岁的他便由一个大学系主任的公子成为了一个只会卖力气、发酒疯、说下流话、干仗义事的男人的儿子。”“他有一股流氓无产者的气质，为人处事时时像个黑社会小头目。”“他爸爸虐待他母亲的方式被他全用到了女老师身上，而他爸爸吊打他的方式则被他一丝不差地用到了男老师身上。”他冲人民大会堂是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破四旧时，他只身活捉了北京著名流氓集团“九龙一凤”，用皮带抽死了当过伪警察局长的老头子，搬倒了万安公墓中二十多个坏人的巨大墓碑，敲毁了颐和园佛香阁上五十多个小佛爷的脑袋。类人猿到云南后，只身打死了熊、虎、野猪，诅咒死了压迫知青的杨副连长，开枪打死了闹事的知青。他参加了农场械斗、天安门事件、知青返城请愿。他后来在缅甸从事贩毒成为巨富。
        他在北京招集了一次知青大聚会，参加的20多个当年的联动分子，现在已是知名作家、国家军火商、美国可口可乐驻京高级职员、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影视名星、厂长、港报驻京首席记者、日本外交官夫人、国家机关副局长等；狂饮之后，一阵高歌《造反有理》、《知青之歌》、《大返城进行曲》。
        “他一丝不苟地做到：他绝不欠这个世界任何一点东西，也不许这个世界欠他！”当年知青偷吃了农场的猪，他后来往农场寄了一头重达250公斤的纯种美国瘦肉型公猪；王连长曾送了他一套国防绿军装，他以“一套价值一万港币的真正英国伦敦高级裁缝制造的西装回报，据行家判定，这套西装只会穿在外国总统和一些千万富翁身上。”他在边境贩毒时被打死，临死前还挣扎着说：“我在瑞士银行有一百五十万存款，把它取出来，建一座知青纪念塔。”
        类人猿的情人田萍决心为他写一部长篇小说，把他塑造成一个“红卫兵领袖、知青头、虔诚的理想主义和献身事业的苦行僧。”“一个真正的类人猿，他的名字叫中国知青。”
        猿是兽性的象征，是史前人类，半人半兽的状态。作者崇尚处于蒙昧状态的原始生命力，把兽性作为一种理想的品格，赋予整个知青群体。作者声称：“到死我也不会后悔在‘为这一代人唱赞歌’的旗帜下描绘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那些知青领袖们。他们勇敢地在祭坛前作为牺牲，虔诚地在灵魂的炼狱中忍受煎熬，像圣徒一样享受着悲壮，瞻望着辉煌，渴求着救世，期待着承认。”而类人猿就是这一切赞美之辞的集中代表。
        蒙昧的类人猿，满脑子封建道德，既有权力崇拜，又有金钱崇拜。类人猿神奇的人生，实际上是平庸、可怜，自恋和狂妄的人生。作者要为知青一代人树立的典型形象，实际上是一个流氓无产者的愚氓形象。
        生存主义的“宏大叙事”，类似于二战时期第三帝国的艺术、日本的官能小说。不过它们远没有后者的精致、唯美，显得更野蛮、蒙昧。
        生存主义的“宏大叙事”，品味粗俗，思想陈腐。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没有达到“悲壮的青春”叙事初期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

    六、知青文学“私人叙事”的产生

        90年代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价值开始多元化，一些有个性的知青文学作品开始零星出现。它们是知青文学主旋律下的杂音，声音是微弱的，并不被人重视，还是一种边缘性的书写。个人化、多元化的表述，开拓了知青生活场景，使其更广阔、更丰富性，它们展示出知青生活的日常场景，传达出他们日常的思想，合乎常识的事实。
        这种“私人叙事”与著名知青作家的“宏大叙事”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话语，它们大多具有民间写作的背景，实际上代表了两部分知青“族群”在思想、文化立场的分歧。“私人叙事”的产生，暗示着一种能够负载人道主义和人权观念的新知青文学的萌动。
        长期以来，知青群体一直是被虚构的一群人，被命名符咒隐匿的看不见的一代人。在生活常识面前，各种命名、神话都被消解。回到生活的常识、常情、常理，成为知青一代走出命名的重要一步。

    1．长篇小说《黄金时代》、短篇小说《马但丁》——自由主义的声音

        进入90年代，知青题材开始进一步的泛化，知青生活开始退到背景，出现了一批以知青生活为背景，展示性主题的文学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1997大陆版）、李晶、李盈的《沉雪》（1998大陆版），这两部小说首先在海外出版，先后获得台湾“联合报”的文学大奖，此后几经曲折才得以在国内出版。《黄金时代》反映70-80年代的性意识，云南知青生活只是一种背景。《沉雪》描述出身“黑五类”的女知青在东北兵团的苦难经历，其中有反映同性恋的内容。由于它们都触犯了的文化禁忌，被迫到海外寻求发表的机会。《黄金时代》在1993年获台湾联合报第12届中篇小说大奖，直到1997年才在国内正式出版。它们“出口转内销”的曲折命运，证明90年代早期的大陆文学界还无法接受非主流的作品。[25]
        王小波1952年生于北京，1968年到云南插队，1976年考入人民大学商业管理专业，1984-1988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后辞职专事写作。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时代三部曲〉和随笔、杂文。1997年4月病逝后，开始受到文学界关注，并获得普遍赞誉。
        许纪霖说：在中国文化的精神谱系上，王小波似乎是某种异数，他有一份英国式的清明理性；他似乎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传人。我们很难想象在中国文化的内部，会有王小波这样的人出现。一个罗素的信徒、热爱理性和思考的自由主义者、独立不羁的民间撰稿人。
        《黄金时代》（王小波）是《时代三部曲》（《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中最优秀的一部。它由三篇风格样式各不相同的中篇小说《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组成，文笔十分精妙，但是贯串人物王二的性格不统一，大结构也不够协调。
        《黄金时代》只是半部伟大的小说，前半部精彩绝伦，后半部则黯然失色。在云南乡村部分，王小波把性爱写得天真无邪，如火如荼，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陈清扬把“斗争破鞋”当成一种“色情表演”，出完斗争差，两人便“敦伟大友谊”。陈清扬在交给组织的汇报中，详细记录下爱上王二的瞬间，“因为它比她干过的一切事都坏”。王二与陈清扬的男欢女爱是对专治时代的反抗。
        在小说的城市部分，王二和陈清扬却成为正经人，他们拿着结婚证去饭店开房，性爱开始变得乏味而丑陋。青春的爱情只是一种春梦，如今散发出朽败的气息。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以“通俗喜剧”收场。小说没有说明，两个主人公为何变得如此平庸。
        在此后的两部中篇《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里，质朴、清淳的王二，变成世故、油滑的小市民，沉迷于“性”趣之中，小说笼罩着灰暗的官能气息。小说显露出作者性格的两面性，冷峻孤傲和意趣低靡。
        《三十而立》中，小人物王二已经成为芸芸众生，他的豪言壮语是，绝不做正经人。王小波在这里采取了消极、保守的姿态，他已经退到了自由主义的底线。
        在《似水流年》中，王二再次面临抉择，他开始考虑：是否做一个好样的。当线条提出把历史的真相写出来时，王二想：“这需要一支博大精深的史笔，或者很多支笔。我上哪儿找这么一支笔？上哪儿去找这么多人？就算找到了很多同伴，我也必须全身心投入，在衰老之下死亡之前不停地写。这样我就有机会在上天所赐的衰老之刑面前，挺起腰杆，证明我是个好样的。但要作这个决定，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可以说王小波一直在舍身入世和犬儒主义的退避之间徘徊，由于思想彷徨造成了小说出现结构裂痕和内容前后矛盾。
        在“时代三部曲”的后两部，王小波在《白银时代》中，玩弄穿插、反讽、调侃和游戏性分析，被评论家称之为“寓言化的塑料玩具”；他在《青铜时代》中更转向对小趣味的关注，更带有操作性。评论家吴励生批评说：“由于王小波过多地出于智慧的大快乐，而削弱了真切的生存感受”。
        显然，王小波一直在回避《黄金时代》提出的重大命题。于是，他要戏谑、要游戏、要操作。王小波的游戏追求的不是人的普遍自由，而是个人对现实生活的超脱。这是一场虚假的游戏，戏谑显得沉重、苦涩，我们不再能感觉“黄金时代”那样自由的飞翔。真正的游戏不是超脱，而是一种超越，超越现实局限性，而这需要勇敢的承当。何多指出：“面对严峻的生存现实发问，才真正可能把问题尖锐化，才真正可能从生存意义上呈现出‘思’的力量。可操作的是有趣的，而精神坚守着的毕竟是不可操作性。”[26]
        后来，王小波似乎下了决心，他的散文、随笔显露出战斗的锋芒。人们把他当作一个积极的自由主义者来怀念，这是他所以获得如此多敬爱的原因。只可惜他过世得太早。

        《马但丁》是王小波在70代初插队时期的短篇习作，实际上只是一篇文学札记。《北京文学》1998年6期为纪念知青下乡30周年，出版“中国知青专号”，特意将王小波的这篇遗作找出来发表。
        小说开篇写，“马但丁醒来了，但他不知这一次是不是真的醒来。因为今天早上他睡了还要睡，这实在是一种要不得的怠惰。但是终于他爬起来了。像一只猫似的呵欠”。为了不让村里人看见他的懒相，但丁在出房之前练习走正步，这时“他已经是个标准的农民架式了：好像插了木棍的人皮标本。腰板僵硬的，谁看了都会说：好憨的小伙子”！
        陈老太太请但丁去吃饭，盛情难却，马但丁只好前往。当陈老太太把稀里糊涂的一盆瘟羊杂碎端上来，但丁不禁失声叫道：“我的上帝呀，你为什么抛弃了我！”瘟羊杂碎、65度的地瓜烧酒，这些农民奉上的美味，加上屋中的臭味，使但丁跨出陈家的大门，才拐了一个弯就吐了。
        当别人关心的询问但丁为什么垂头丧气，他竟然装出十二分悲切的样子，泪珠成串地滚下来，令人心碎地说：“我的女朋友……死了！！”然后又伤心地大哭起来。他“卑鄙地编了一套罗曼史，编得活灵活现，连自己都惊叹自己的天才。大家咂着嘴惊叹他是一种多么令人惊叹的生物。”最后，马但丁溜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准备大笑一通，可是笑不出来，反而感到想哭。
        与传统的知青文学大相异曲的是，马但丁既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典型，也不是一个热爱思考的人，他是一个偷奸耍滑的知青，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从没有人将知青描写成这幅不成器的样子。马但丁人物随小，篇幅虽短，但是为我们提供了真实的人物和生活。作为拼图的一角，它显明了王小波心中的时代图景。
        作为一种民间写作，一种异类的声音，这篇小说的价值到了90年代末，才被人们所认识。

    2．散文集《老知青聊斋》——回到常识

        散文集《老知青聊斋》在1994年发表，作者邢奇是内蒙旧体诗群的核心，曾和北京知青共同创造了“打油体”诗。他的散文没有道学气，表现出自由、随意的风格。［27］
        散文描述的对象是知青、牧民和草原。作者在散文中调侃知青受意识形态影响，加之年幼爱幻想，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虚幻不实。
        《述异》讲述，边疆战备空气紧张，“某日晚，包外下夜之人忽见北方有白光生于天际”，划空而过，众遂生核爆猜想，几日后某知青查书，认为看到了北极光。《行针》中知青某乙求学针灸，某甲为某乙隔皮裤行针，某乙“心中大喜，知遇异人，自此拜学不辍”。一日乙腹部不适，请甲为其医治，以便切磋技艺，不想刺入哑门穴，瘫痪十余日，遇到正牌医生方得救治。某乙学针的壮志由此灰灭。
        作者对知青没有美化之心，对贫下中牧也毫无恭维之意。这些牧民不但不高大，甚至活得窝囊，同知青一样滑稽、平凡。
        《达瓦额吉》达瓦额吉一生未成家，因抱养一子名达瓦，牧民便以她儿子的名字呼为达瓦额吉（蒙语：达瓦的妈妈），由此其名反失。额吉五十开外，貌若古稀。长年放马，不善家务，家事交给儿媳，自己捡牛粪、挤奶干糙活。一次知青随其绊马，竟然被她带迷了路，听到狗叫她才找到家。一次她找知青，自述耳聋。知青一看，耳道深处全是棉花，原来额吉前几日因耳痛，按偏方将棉花蘸黄油塞入耳中，前塞未取，后塞又继，顶向深处，而她浑然忘记。额吉形象不见高大，反觉可笑。
        邢奇没有所谓“人民”的观念。他知道现实中的人民与他自身无异。接受“再教育”，使作者看到生活原本的样子。
        作者对大自然和草原生活充满了好奇，对草原上的动物和自然环境进行细致的观察。

    大草原上，雨霁虹出，彩虹随意而起，潇潇洒洒，形式不拘。有时奇大，横空出世，倘非偌大之草原，绝无偌大之虹拱，所谓气贯长虹者，定是此虹。有时奇近，竟从马前而起，仿佛伸手可及，趋而触之，却又不可得。有时只有半架彩虹，一端插天，一端向地，欲入不入，两端虚浮。有时数道同出，或遥相起笔，东涂西抹，俱成奇彩，或上上相叠，成同心之弧，两重者最多见，也偶有三重四重者，彩虹居下者实，居上者虚，叠拱之两侧时有短虹旁护，其短常如两竖，不成弧度，若天公抹过长虹之后，尚有余彩，又信手于长虹两侧添了两笔。
            ——《雨》

        《袍衾》讲述，知青初下乡讥笑牧民的衾袍，后来旷野无遮难以出恭，冬日起夜穿衣受冻，方知衾袍“日则为衣，夜则为衾，怀物为囊，出恭为厕”的妙用，纷纷换上衾袍。《马》对马的耳、眼、鼻、唇、齿、颈、背、腹进行了详细观察描述，对马的热爱跃然纸上。《蝇蛆》描述，蝇蛆无孔不入，刁钻古怪的习性，为造物之奇而惊叹。
        邢奇的散文使知青生活由绚丽归于平实，将意识形态的玄虚化为笑谈。他的散文描述出真实、活泼的知青生活图景。

    3．短篇小说《谁为我们祝福》、《归去来》——“乡恋文学“的续篇

        “乡恋文学”曾是80年代知青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乡恋文学”与“悲壮的青春”一道，曾给返城知青提供精神上的寄托。进入90年代后，随着旧思想的解体，对乡村的不同声音也开始浮现出来。“悲壮的青春”、“青春无悔”的口号开始被一些知青视为谎言，对乡村生活的怨愤之声不绝于耳。这种情绪在一些知青作家的“新写实”小说中，也反映出来。
        《厦门文学》1995年10月号发表短篇小说《谁为我们祝福》（谢春池），将“乡恋文学”的乡村之恋，演变成了乡村之恨。
        赖家村的支书赖金宽以招工指标，诱奸了厦门女知青白小云。由于女知青黄淑君拒绝了赖支书的非礼要求，赖支书便将招工指标给了白小云，黄淑英被在厦门的男友抛弃，服毒自杀，险些丧命。赖支书还诬陷白小云的男友何志雄打人，将他押送公社。
        多年后，女知青黄淑君办了一家饰品公司，请何志雄到厂里兼职副经理。工厂在贫困山区招了六十多个山里妹子，其中包括赖支书的女儿赖小梅，插队当年她只有四岁，现已长成美丽少女。何志雄把当年怨恨报复在赖小梅身上，不料两人发展为同居关系。小说结尾，何志雄带着赖小梅在商场购物时，遇到了知青时期的未婚妻白小云。当白小云知道小梅就是赖支书的女儿，脸色苍白的离去。历史在昔日知青情人（何志雄和白小云）的心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
        插队时知青没有权力，未婚妻被迫卖身，多年后乡村干部失去了势力，他的女儿则成为知青报复的对象。城乡之间权势地位的变化、转移，通过性侵犯的方式表达出来。小说传达的某些观念是错误的（如权本位、男权思想），但它第一次真实的传达出了知青对乡村的怨恨情结，这是在80年代那个语境中不能、也不敢表达出来的真实情绪。这种把乡村完全敌对化处理的小说，在80年代从未出现过。它透露出知青与乡村之间除了感恩、仰慕之外，还有仇恨怨愤的另一面。
        何志雄与仇人的女儿同居，形式化地再现了知青与乡村之间恩仇莫辨的关系，谁能为这种无望的情感祝福呢？知青与那段丧送了青春的历史、造成痛苦的乡村，要达成生命的和解，其希望还是相当渺茫的。
        如果说谢春池的《谁为我们祝福》，表现了知青与乡村的复杂情结。那么，韩少功的《归去来》则验证了还乡梦的彻底破灭。
        在《归去来》中，小说主人公黄治先“在走访一个乡村时被误认为当年的知识青年马眼镜，尽管他一再申辩也无济于事。然而，当他逐渐进入马眼镜这个角色之后，或者说，当他逐渐重新被马眼镜的事迹、被乡村的真实情境所占据的时候，他惊惶失措了——他终于拒绝了重演这一段历史的光荣而仓皇地出逃了。”农村对于知青来讲，是一个“虚设的情感家园”，“它不可兑现，它的功用仅止于对精神焦虑的一种拯救 、抚慰和疗治。” “乡村人把苦难当成生活本身，当成自然的承受，而不像那些纷涌回城的知青，把他们在乡村的苦难当成‘资本’，当成‘英雄’创生的历史境遇。”［28］
        “乡恋文学”在90年代走向其主题的反面，这其间有着逻辑的必然性。因为，一切命名迟早要接受历史的考验，特别是接受知青个体切身经验的检验。主流的声音不可能永远掩盖历史的真相，不可能抹煞个体生命的呼声。一元化的叙事向多元的、私人的叙事发展，已成为一种不可抵御的文化趋势。

    七、晚生代与知青文学

    1．晚生代对知青文学的批评

        知青一代十分关注下一代人对自己的评价，因为无论是知青群体，还是知青文学都需要有一个参照系来加衡量，这个参照系就是年轻一代，因为他们代表着未来，这是知青为什么重视年轻人意见的原因。
        在纪念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的活动中，一些组织者有意识地邀请生于六十年代的晚生代参加，倾听下一代人的意见。在一些讨论会上，晚生代们重新评判上山下乡运动，严厉地批评了作为主流文化的知青文学。
        1998年11月28日晚，厦门市“书缘书友会”第四期读书沙龙，举办有关知青运动讨论会，与会五十多人，在会上主要发言的是生于60、70年代的晚生代。［29］
        他们在会上批评，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没有力度。应该从体制上分析这场运动，正常的制度安排是正视个人的利益，并设计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以维系脆弱的道德，招工、招生的机会掌握在个别人手里，必然诱发或逼出招工招生人的兽性。“需要建立一个自由的体制，把选择的权利还给每个个人。”
        他们批评知青文学“追求外观的宏大或作为反常事件来控诉”，“缺少特别的、个性化的东西”，“是一种策略性的叙事，是一些人通过宣示其罗曼斯化的苦难证明在80年代获得的些许话语权势的合法性。然而这种叙事恰恰遮蔽了很多至今通行于世的苦难。这样就为当下文学留下大量的‘祛魅’工作。” “他们应该留下他们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知识”，“超越各种定见的实然的历史”。［30］
        《北京文学》1998年6期“知青专号”，开辟晚生代批评专栏，他们尖锐指出：国家“法律上保证了知青在农村的特权地位，这也就同时将农民以及所有乡下人都置身于一种被欺负的境地”，“当时的农村，在被迫接受了城里来的知青的同时，也被迫接受了一种屈辱，一种不公。”“在‘知青文学’中，农民完全被‘他者’化，他们是一种风景。在这件事上也许农民的陈述是来了一群莫名其妙的人，偷了我们的鸡，骗了我们的闺女，然后拍拍屁股走了，也许对农民来说，你们的‘苦难’根本就不能成立。这涉及到乡土中国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涉及到我们的文化在上层和下层、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断裂，‘知青文学’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实质上是加深了这种断裂。”必须反对这种“知青话语霸权”。[31]
        知青文学对历史认知的欠缺和谬误，广大读者（包括知青群体）的不满，以及这一题材具有的巨大文化资源，都为晚生代参与知青文学创作提供了条件。一个评论家甚至说：“真正好的‘知青文学’恐怕还是要由局外人来写。”［32］

    2．晚生代创作的知青文学

        一位知青作家曾把知青文学的未来书写寄托于下一代人，他理想化的认为“即使老三届一个个死尽，他们也会化作不安的灵魂，震颤着，骚扰着后代的心灵以及后代的历史，犹如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一浪高于一浪。并不只是参加过战争的父辈们来写，而是他们的后代来写他们一样。”［33］但是在晚生代的笔下，知青文学开始被拆解，呈现出一种阴暗、荒诞的场面，高大悲壮的知青形象，变成一种流氓无产者的无赖相。
        《北京文学》1998年6期（中国知青专号）发表了知青小说数篇，编辑者为了推动知青文学更新发展，特意推出晚生代创作的反映知青生活的短篇小说《枪令》、《忆苦月》。
        短篇小说《枪令》（赵刚）讲述，四小队的知青户“刚进村时六个人犹如六只嫩公鸡，整天喔――喔儿地乱叫唤，走村串户唠唠叨叨地告诉村里人说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什么什么的，可一年时间不到，六个人中便逃走了一半”，“剩下的三个人的家庭成分很有点问题”，一个是“右派”，一个是被批判的江湖艺人，一个是“历史反革命”。他们的出身注定了与招工、病退、推荐上大学无缘。
        “天色渐亮，老队长披着一件黑棉袄扛着锄头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三个拖着农具，趿着鞋子怪模怪样的瞌睡虫。三只虫子在清晨的空气中接二连三地打着哈欠。一开始的哈欠是真实的，但是随着人一点一点清醒哈欠就成了他们发泄不满的方式，这时候的哈欠多少有点表演色彩，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玩弄并利用着哈欠，瘦弱的刘永的哈欠像似一种轻声的叹息，你一不留神他已经结束了；相反郭大海则是另一个极端，他的每一次的哈欠都极尽夸张之能事，不仅嘴张得跟海似的，动静也大，吐气忍不住要嗷——哇怪叫一声，声音之嘹亮，动作之夸张能把人吓得笑起来。但是老队长不笑，从来不笑，三个人跟在老队长的身后嗷——哇、嗷――哇地一阵接一阵地乱叫后便来到田地。村里的劳力已经干得热火朝天了。”
        三个知青人田间休息时玩汽枪，还声称打了十好几只鸟，要烧菜吃。队长便下令他们打鸟，只要能打下十只，工分照算，还放一天假让他们睡觉。可惜他们枪法欠佳，一无所获，最后还是用每只二分钱的价格向贫下中农的孩子手中买了十只麻雀。
        在小说结尾，三个人枪毙“贫下中鸟”，刘永兴奋地接过枪压上子弹，大声宣布：“我代表人民判处土匪头子座山雕死刑！”然后三个人依照顺序枪毙了王连举、鸠山等恶霸地主日本鬼子及其叛徒。第九只鸟轮到李南京，他瞄准的身子在颤抖，“脸上挂满泪水，一张脸已经被悲愤和仇恨挤压得变形了。他咬着满嘴的眼泪朝刘永和黑子喊道：‘我代表我自己……判处历史反革命分子我爸爸死刑！’眼睛一闭，‘啪’地打了一枪，一枪打出去之后人‘噗嗵’扑到地上……刘永和黑子足足愣了两分钟，黑子叹了一口粗气，走过去拣起枪压好子弹端起来朝树上最后一只活鸟瞄了一会儿，放下了，又端起来，嗡声地说：‘我枪毙四类分子郭××！’刘永舔了舔嘴唇，艰难地说：‘这一只就算咱俩的爸爸，你一块毙了吧！’”
        小说描写的场面很像卡通片，农民则被描写成一群有尊严感的劳动者，知青则是一群可怜二流子，无赖粗鄙，有暴力倾向，是一种被“阶级斗争”、“阶级路线”压垮的形象。
        短篇《忆苦月》（刘汉太）讲述，青海生产兵团某师在全体知青中开展“忆苦思甜”教育月活动。某部八连连续吃了八天“忆苦饭”的成功经验，被登在师部简报上。
        “忆苦饭”是一种由猪饲料、红柳叶、苦艾根和芨草茎掺和着麸子捏成的窝头。高原的开水只有60度，蒸得半生不熟。八连指导员何一鸣监视着大家把它吃下去，他说：“忆苦饭是思想饭政治饭教育饭进步饭，是精神营养的最佳添加剂。”他表扬了几个人：“靳明哲忆苦饭吃得多，陈士明忆苦饭吃得快，赵芳草态度端正，尹春波带着感情……”何一鸣自己却在厨房开小灶，用他自己的话说：“哪能特殊化，面条免了，就吃馍，来两根大葱，一盆酱。”
        老职工归矬子忆苦，忆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简直是一幕人间惨剧，河南信阳一屋一屋的死人，冒死逃荒的路上，死人倒得像麦捆一样。结果归矬子遭到批判。出身小业主的知青赵芳草编讲了催人泪下的血泪史，她哭得泣不成声，最后昏倒在台上，台下口号震天：不忘阶级苦！誓作革命人！扎根大西北！解放全人类！一周后，赵被吸收入团，并任命为团支部书记。出身地主的知青赵一达也照方抓药，结果被发现是地主出身，被连里的老兵“卫黑皮”痛打一顿，不堪凌辱，卧轨自杀。李一达受辱和自杀并没有庄严感，在他自杀前“整日里缩着脑袋低着头走路。连里谁也不搭理他。他像个臭虫似的。几天后，他失踪了”。
        作者把知青描写成一群奴隶，有的愚昧无知，有的失魂落魄，有的奸滑献媚。这就是知青在年轻一代人心中的形象。上山下乡运动在他们眼中，就是这样一幅可怜可悲的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期发表的知青作家的小说《西尼气之旅》、《夜诊》仍然沿袭着主题先行的单一性思维定式，在取材、表述上都毫无新意。
        《夜诊》的作者系北京赴吉林大安插队的知青，小说以第一人称歌颂夜间出诊，落水牺牲的知青女赤脚医生雨。“他望着她微微鼓的肚子，想像着那些病危的农民，怎样经她的银针一扎，奇迹般地站起来。又想像着鼓起的肚子里边的小生命，也是一个聪明美丽的女孩，他感到天都大了，泡面也阔了。‘雨，医学院来录取通知了。’他笑眯眯地放下橹，慢慢地俯下身，耳朵贴在她的肚皮上……”
        对比两代人创作的知青小说，我们不禁要问，谁能给我们带来真实的历史知识，是晚生代作家，还是知青作家？如果一个知青作家丢弃了个人亲身经历，去描写一个理念上存在的故事，那么他的知青身份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并不要求知青作家做超越时代的理性思考，而是要求他们相信自己的生命感悟，不要盲目的追随流行的社会理念。
        知青文学的衰微，为新创作主体的加入准备了条件。晚生代如果能够参与知青文学的写作，将会带来新视角和新风格，对于知青文学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90年代后期，知青文学开始全面退潮，在新时期成名的知青作家开始放弃知青文学的写作，作品的数量开始锐减。
        在1998年的纪念上山下乡30周年活动中，一些知青作家表现出一种厌倦情绪。有人公开提出：告别“知青情结”，走出“老三届”。有人表示不愿凑趣，人云亦云地随大流，希望远离这种“中心话语”。对于他们来说，知青题材的创作已经结束，或者已经难以超越。［34］
        在20世纪末，知青文学似乎已经走到它的历史终点。进入新世纪，大批“老三届”知青正处于下岗再就业，“劫后辉煌”的命名已经被现实无情的消解，知青作为一个虚拟群体已经显现出一种散漫状态。知青群体进入等待命名的空白期。
        知青一代已经进入了中老年，已往知青文学的欠缺和谬误，能否得到弥补、纠正，知青文学如果重新书写，希望能否寄托于民间写作？知青文学题材是否会进一步多元化、泛化？能否出现再度的繁荣？这一切都有待于新世纪的写作实践来进行回答。

德方

注释：

［1］1994年2月，武汉地区的知青由武汉市公关协会领衔，在武汉展览馆举办反映武汉地区50万知青下乡运动的《武汉知青岁月回顾展》，参观人数逾万，省市新闻传媒及时作了报道。（董宏猷主编：《我们曾经年轻——武汉知青回忆录》武汉出版社1996.6）
    1994年秋，北京举办《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综艺晚会，纪念活动贯穿着＂青春无悔＂的主题。北京的报刊、电视台对晚会进行了报道。
    1995年9月，厦门大同中学召开“老三届、知青走
向未来研究会”，提出建立“知青学”。10月1日《厦门晚报》举办《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老三届、知青走向未来学术研讨会》。年底，厦门文学杂志社和闽西日报社在龙岩举行 “老三届、知青促进老区特区文化经济发展座谈会 ”。1995－1998年期间，厦门各中学成立＂老三届同学会＂，举办＂老三届、知青文学研讨会＂，并发起知青作家代表团重返闽西＂红土地、蓝海洋＂系列活动。（谢春池主编：《告诉后代——厦门老三届知青人生纪实》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12 ）
    1996年湖南电视台播放反映湖南江永知青返乡活动的电视片《人生如歌》，荣获当年省的电视节目优秀奖。1999年，湖南卫视开设谈话节目《有话好说－－知青岁月》上、下集，播出后在社会上反响强烈。（《新创作》1997年2、6期）
    各地知青还踊跃参加支援农村的建设，捐资助学等活动。1993、1995年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和宝泉岭管局先后邀请知青回访北大荒。知青代表与黑龙江垦区签订多项经贸协作意向协议、专利技术项目单，以及投资和技术升级换代等。（顾洪章、胡梦洲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
    随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的到来，纪念活动很快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潮。各地知青在1998年自发的进行了各种纪念活动，“知青们重回插队的地方，包专列的，组车队的，‘情绪’依然深厚。一个接一个的知青、老三届聚会、展览、征文，营造出的怀旧气氛浓烈逼人，知天命或快知天命的老三届人似乎又复归‘喧嚣’，来一次最后的疯狂了。”“这一系列的活动构成了‘交响’，也是一种‘绝唱’，即从此不再会有如此规模，如此浓烈色彩的纪念活动了。”（朱文杰：《老三届采访手记》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9  裴雨林、黄进基、金大陆、田大卫：《老知青写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0 ）
［2］梁晓声：《我看知青》《北京文学》（中国知青专号）1998年6期
［3］王江主编：《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口述实录体全景式报告文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1
［4］林春：《“清醒的少数”》《读书》1998年5期
［5］顾洪章、胡梦洲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
［6］金兆钧：《“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两面神效应》《读书》1998年四期
［7］在前期各地知青出版的回忆录有：东北兵团知青回忆录《北大荒风云录》（1990）、湖南知青回忆录《辉煌的青春梦》（1990）、内蒙古知青回忆录《草原启示录》（1991）、云南知青回忆录《青春无悔》（1991）、四川知青回忆录《知青档案1962-1979》（1992）、山西知青回忆录《老插话当年》（1993）、南京知青回忆录《难忘鄂尔多斯》（1993）、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1996）、陕西知青回忆录《回首黄土地》（1992）、《情系黄土地》（1996）等。《我们曾经年轻》还特别编辑：文化大革命前（1956－1965）老知青回忆和文化名人谈知青运动。这批知青回忆录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8］见《难忘鄂尔多斯》、《蹉跎与崛起》、《新创作》（1997-1998＂那年那月＂专栏）
［9］刘中陆主编，臧健、田小野副主编：《青春方程式——50名女知青的生活方程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该书由德国教授罗梅君资助出版。由于当时不能以“女知青”作题目，所以将“女知青”作为副题。该书出版后，部份内容译成德、英文在国外介绍和发表。
［10］朱晓军：《北大荒羁旅》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1
［11］胡发云：《难忘的知青岁月》（代序）《我们曾经年轻——武汉知青回忆录》（董宏猷主编）武汉出版社1996.6
    各省市知青自发组织出版的回忆录扉页上，都题有庄严的献辞，如《告诉后代——厦门老三届知青人生纪实》扉页献辞：纪念厦门知青插队30周年，纪念厦门老三届离校30周年。谨以此书献给：已经长眠异乡和故乡的还在异乡和故乡生存的老三届同学知青伙伴和我们的年轻与年小的后代。（谢春池主编：《告诉后代——厦门老三届知青人生纪实》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12）
［12］《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总序说：丛书的作者都是这场知青运动的亲历者，也是这一代人中活跃在当代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代表人物，对于这场知青运动，他们当有更为深刻的体验，更为清醒的领悟。相信他们的叙述，他们的辨析，对于今天的人们对30年前的那一段历史，对30年来历史的认识，是有帮助。《老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5
［13］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出版社1997
［14］徐友渔：《知青经历和下乡运动——一个体经验与集体意识的对话》《北京文学》1998年6期
［15］《中国电视观众现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16］顾洪章、胡梦洲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
［17］刘晓军：《“老三届”文艺又成热点》《光明日报》1995.4.5
［18］梁晓声：《我看知青》《北京文学》（中国知青专号）1998年6期
［19］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5
［20］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
［21］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出版社1992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移民海外的前知青创作的反映山下乡的文学作品，大多采取了激烈的批判立场，如：张戎的《鸿》（长篇小说1993）、杨必的《毒蜘蛛》（长篇小说1998）和陈冲导演的《天浴》（电影1995）。
［22］《中国知青部落》郭小东，花城出版社1990.9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2修订本  《青年流放者》（“中国知青部落”第二部）郭小东 工人出版社1994.9
    作者在第二部的后记中称，计划创作中的“中国知青部落”第三部名为《立地成佛》。
    90年代初，具有官能主义倾向的知青小说，还有《天伤》（王山）、《岗上的世纪》（王安忆）等。
    《天伤》描写下乡前夕，老红卫兵与顽主进行兽性的角逐。作者说：“老红卫兵和玩儿主们又都带着累累伤痕奔赴了广阔的农村。他们是知识青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整整一代人。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在未来的漫长岁月中，在决定共和国命运的各个关头，他们之间，还要进行争夺命运的交战吗？”
    《岗上的世纪》描写女知青李小琴为了离开农村，用肉体引诱干部杨绪国，经过七天七夜性交，洗净了双方精神的卑污，一场性交易变成灵魂的升华。
［23］同样场景，曾出现在《中国知青部落》中，丢弃爱情改嫁大款的安静静一心要向林大川献出自己的爱，在性欲冲动的时刻，林大川毅然摆脱纠缠，中断已往的情感。
［24］晓剑：《中国知青秘闻录》 作家出版社1993.3  晓剑：1952年生，云南知青，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编剧班，毕业后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1989年调海南师院工作。已发表上百篇中短篇小说，出版长篇及小说集20余部，7部电影剧本搬上银幕，10多部剧本搬上电视屏幕。
[25] 王小波：《黄金时代》花城出版社1997.5
    李晶、李盈：《沉雪》作家出版社1998
[26] 何多：《一个被误读的文坛异数》《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7] 邢奇：《老知青聊斋》工人出版社1994.6
[28] 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5
[29] 《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1994）一书曾特意收入了当代大中学生评价老三届的文章。多数文章对知青一代赞许有加，个别文章带有令人不安的恶意。
    《可悲的一代》（宗和）：“没有热情没有良知没有自尊没有真诚没有知识没有信仰没有青春的他们，在某一天政策的关照下回到了城市，就像一片燃烧过的灰烬席卷城市的每一个旮旮旯旯，城市的日照度为之降低，城市的暖色调为之抹暗，这批灰溜溜的逃兵很快在家乡安营扎寨，在取得本城购粮证后，迅即会同那些留守在城的同届人，开始对生活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报复，以补偿历史和时间对他们的不公。过去他们是牺牲品，现在他们则要做刽子手，他们不再讲良心，他们变得贪婪，伪饰和不择手段。现在他们所要做的全部事就是凭藉他们从毫无人性的生活经验中悟透的厚黑之学和尔虞我诈的本领来夺取一个位置，然后再苦心经营。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们很快成了社会舞台上的主角，用各种伪成果填补青黄不接时期的空档，为巩固阵地，他们驱赶和排挤一切威胁到他们地位的力量，无论老的还是新的。”
［30］《每一个人都应该追问—— 一次关于知青运动的读书沙龙》（李钢根据读书沙龙1998年11月28日记录整理）《我知道，我是一个永远的知青》（谢春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12
［31］《寻找命运的契合点——后来者谈知青一代》（张颐雯整理）《我们——＂我知道，我是一个永远的知青＂评论集》（谢春池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11
［32］李敬泽的发言《北京文学》1998年6期＂知青专号＂
［33］肖复兴：《绝唱：老三届》东方出版社1999.5
［34］张抗抗说：“说来惭愧，新时期之初，我那几篇引起普遍关注的作品——《夏》《淡淡的晨雾》、《北极光》等，都不是‘知青题材’。与其他同年龄的作家相比，我的‘知青小说’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并不占有重要位置。……我早已不是一个‘知青作家’了。‘知青’只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们曾经有过的一种身份。……30年过去，如今我们的视野，已穿透‘知青’生涯，投向人类共同的未来。我们有更多值得关注的事物……”见张抗抗 ：《大荒冰河》（后记）《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5

德方

后  记：

                一
    1996-1998年，我将文革艺术史的部分章节，拿到《中国青年研究》杂志上发表，产生了一些反响。1999年的夏天，岳建一约我写一部介绍知青文学发展的史稿。我原计划只写文革知青文学，但岳建一提出，将知青文学局限于文革10年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写一部“通史”，要从50年代写到文革后。虽然工程浩大，但考虑到体例的科学性，我只能从命。
    岳建一致力于“知青民间备忘文本”的写作，他提出知青文学的首要任务是“抢救与还原历史”，“中国知青文学的希望在于进入民间文本的时代”。我赞同他的这一观点，本书的写作中体现了这一思想。
    初稿完成后，先后请李南、定宜庄、刘小萌、张华、丁东、刘迪通阅了全稿。根据定宜庄、刘小萌的意见，修改了个别命名，扩展了知青回忆录一节，增补了索引，最终确定了本书的书名。根据张华的意见，对一些重复的文字进行了删节，降低了文学批评的复杂性，使观点更具倾向性。根据丁东的意见，补充了内容，并对各别字句进行了调整。
    自1993年以来，在调查沙龙、民刊和内蒙古诗群的过程中，曾蒙李南多次给予帮助。在本书写作中，她两次通阅全稿，在书稿上留下了大量的批注，她提供的资料和修改意见，纠正了命名、史料上的诸多失误，弥补了很多疏漏。
    我还请研究生庄稼昀、司徒志岚代为查寻新时期知青作家的批评资料。司徒志岚曾阅读本书的一至三稿，提出修改意见。
    对本书写作助益最大的三本书是，《中国知青运动史——初潮》（定宜庄）、《中国知青运动史——大潮》（刘晓萌）和《沉沦的圣殿》（廖亦武主编）。它们引发了我在读《法国革命史》时才有的强烈激动。我在本书中摘引了许多他们的资料和观点。
    本书采用的红卫兵文学、知青文学资料，大多是在1997年之前为写作文革艺术史搜集的。当时许多朋友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杨东平、鲁燕生、鄂复名、徐晓拿出了他们长期搜集和收藏的宝贵资料(手抄诗、手抄杂志、照片、藏画)。李联琮先生向我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红卫兵小报。鄂复名帮助我对一些年代不详的沙龙诗作进行了细致的考证。王好立、仲维光、史保嘉、张郎郎、张寥寥、鲁双芹等人向我描述了沙龙文艺的日常生活场景。芒克、林莽、甘铁生、宋海泉、潘青萍向我讲述了白洋淀知青的生活和写作。
    我到上海和成都等地去搜集材料，得到了张龙明、刘明厚、李章、贺星寒、谢庄等人的热情周到的照顾和指点。孙恒志、黄翔和邓垦、陈墨等当年沙龙主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找来沙龙的朋友与我进行座谈。
    没有老师、朋友们的帮助，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本书，我在这里向他（她）们表示由衷的感激和敬意。

                二
    以往的知青文学，为知青群体写下了太多的过誉之词，这些文字迟早要接受后来者的批判。于其等待后人批判，不如由我们自己来严正地审判自己。我们留给后人最可宝贵的东西，是那些失败的历史教训。
    进行历史的批判时，我是心怀痛惜的。因为我批判的对象，包括我自己。我知道要获得尊严的生活，就必须面对自己的过去。不再会有集体的相互依傍，每个人都要独自面对，选择一条个人救赎的路。
    在采访中，高红十清楚我对《理想之歌》的批判立场，仍然无保留地向我介绍了自己参与《理想之歌》创作的经过，包括当时的心理活动，这些资料都成为本书批判的材料。谢春池给我寄来许多资料，我表明要把他作为组织化文学的典型来写，他仍然打来了热情的电话。我曾读过他们两人的反思文章，他们的行为使我理解了古人的一句话：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已经证明了实现救赎的可能。
    本书难免要触及历史上的旧事，对此笔者一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只就某文章而涉及某人的名字是不公平的，特别是文革时期，但是在书写历史的时候这又是不可避免的。本书是本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相信我的这种心愿在书中已有所体现。
    本书试图发掘民间的写作传统，可能在批判旧神话的同时，又制造出新的神话。根据一些专家的意见，本书在修改时调整了对沙龙人物的评价。本书对民间作者的肯定，只是就彼时彼地，历史只能说明一个人的过去，并不能说明他的现在和未来。
    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同阶层背景的知识群体间仍然存在着一些磨擦，我想它只是一种“傲慢与偏见”，迟早会被消除。在自由知识分子之间，一定会建立一种超越阶层利益的平等、互敬、协作的关系，因为这是现代政治和民主制度的必由之路。

                三
    知青一代经历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运动、思想解放运动、经济体制改革；知青一代目睹和参与了一系列惊人的社会变革和历史事件。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代人的灵魂深处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作为其中的一员，体验到了灵魂的崩溃与重建的生命过程。
    虽然我在文革中读过手抄本，在上大学期间邮购过《今天》，但是我对沙龙文学的真正认识还是在89年之后。我在90年代通过个人探索，逐步接近沙龙文学的民间传统。我的精神终于成长到，可以读懂沙龙现代诗歌，可以与白洋淀诗人们交谈的层次，我比他们——我的同代人，在文化上、精神和人格上落后了十年。我的思想成长过程具有一定典型性，反映了整个知青群体的思想成长。
    我对早年的沙龙怀有敬意，想把这段历史以及它所体现的自由精神介绍给更多的人。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当事人”，我意识到对这段历史负有责任。我也想通过研究一代人的历史，对个人生命达到一种理解，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传达我对青春的怀念和感悟。
    本书预想中的读者群体，不仅有知青、社科工作者，而且有当代大学生。我深感下一代有了解前一代人的必要，这绝非自恋情结或老年心态，而是出于文化传承的需要。据我所知，文科大学生对中国当代历史的了解很有限，本书注意介绍不同时期的历史环境，尽量多提供一些具体的形象，增加文学史的可读性。希望青年读者阅读后，不仅对知青文学有一个清楚的印象，并且能够通过知青一代的经历，了解当代中国争取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2001年9月  于中央戏剧学院

德方

像人一样生活
        ——读《无声的群落——大巴山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

杨 健

        1962年官方正式把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列入国家计划，17年中有1776万知青上山下乡。在“放逐”的行列里，走在最前面的就有在1964—1965年到大巴山区落户的14000多名重庆知青。今天，已经人到中年的他们用自己亲身经历，叙述了上山下乡运动带给他们的苦难人生。这份沉重的人生记录，弥补了有关“黑属”群体在知青运动中的空白，为知青运动史提供了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宝贵史料。
        在1992年前后，为了对知青文学进行研究，我翻阅过历年来各省份的知青回忆录，《无声的群落——大巴山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是一部迟到的书，它是在全国各区域、省份的知青回忆录出版高潮过去之后近十年才出版的回忆录。但是，它与众不同，是一部自觉站在私人立场讲述的回忆录。它是知青群体在新世纪向自由主义继续迈出的重要一步。
        为了评价《无声的群落》一书的价值，我愿与读者一同回顾十多年来的知青文化思潮的发展。

    上世纪90年代知青思潮的兴替——从“青春无悔”到“劫后辉煌”

        自上世纪90年代初的“知青文化热”兴起以来，知青思潮先后经历了从“青春无悔”到“劫后辉煌”的发展过程。
        1990年北京东北知青率先举办知青回顾展，此后各省、市知青纪念活动此起彼伏，天津、成都、昆明、广州、南京、武汉、厦门各地知青先后举办了“青春无悔”、“春华秋实”等知青回顾展，掀起一股知青文化热潮，推动了“青春无悔”这一先验理念的推广传播。进入90年代中期，《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口述实录全景式报告文学）以28名知青成功者的个人口述，以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建立起知青返城后创造“劫后辉煌”的新神话，成为新的知青文化思潮，此后产生的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周励）、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曹桂林）为90年代后期的知青群体活动提供了思想主题。“青春无悔”与“劫后辉煌”，先后为整个90年代的知青聚会、知青回忆录和电视专题奠定了分享成就与光荣的总基调。[1]

    知青文学的蜕变——从“悲壮青春”到生存主义的“宏大叙事”

        知青文学在80—90年代随着主流社会价值理念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思想主题变迁。知青文学经历了从“悲壮青春”到生存主义的蜕变。
        在80年代初，以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为代表的“悲壮的青春”的宏大叙事兴起，进入80年代后期，在价值虚无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出现展示生命原欲的知青小说，如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荒山之恋》）赞颂生命的原始、蛮野和无理性的官能冲动。
        进入90年代，随着权威政治哲学的解体，“悲壮的青春”的宏大叙事，开始走向商业化（以电视剧《年轮》、《孽债》为代表），随后全面衰落。知青文学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步向生存哲学和官能主义蜕变，“悲壮的青春”的宏大叙事最终被生存哲学的宏大叙事所取代。后者将官能主义与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宣扬生存至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成一种“新”的价值理念和审美观念，它们与封建法西斯主义的道德观和审美观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生存主义的宏大叙事，如“知青部落系列”第一部《中国知青部落》（郭小东1990）被拍成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一二套节目和十几个大电视台播出，并在京、沪、穗等地举行了首播式、研讨会；其后又推出了“知青部落系列”第二部《青年流放者》（郭小东1993），这些作品在社会上均产生一定的影响。同类小说还有《中国知青秘闻录》（晓剑1993）宣扬官能主义和蒙昧主义，权欲、性欲和死亡恐惧构成了神格人的三大要素。

    知青回忆录的出版——人道主义与生存主义的冲突

        90年代前期，各省市知青先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全面反映上山下乡运动，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它们的思想主题基本上是“青春无悔”、“悲壮的青春”，集中反映了知青群体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思想认识。回忆录具有人道主义的情怀，也普遍存在着生存主义的人生哲学。[2]
             各地知青的回忆文章，大多围绕着“悲壮的青春”主题展开，内容较为单一，情节大同小异，大多为血泪史、磨练篇，越苦越光荣，似乎不悲壮残酷，不离奇怪异，不足以向人道，乡村生活被描述成一种生存斗争的胜利。
        许多知青回忆录，片面歌颂苦难，缺乏抗争强权的描述，有的甚至流露出对权力的崇拜。不少文章讲述在农村如何偷鸡摸狗，“穷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互相偷窃”并不值骄傲，知青作者却不仅毫无羞愧心，反而颇为得意。显然知青生活的无产者状态，使某些人染上了一种流氓无产者习气。恶劣的社会环境和生存绝境，导致知青群体中普遍流行道德相对主义和生存至上意识。
        90年代后期的知青回忆录写作，从老三届（66、67、68届）扩大到小三届（69、70、71届），由中心城市延伸到中小城市，甚至延伸到部分“文革”前的支边知青。199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各地区的知青赶在这一年纷纷出版本地区的知青回忆录，全国各地出版社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在这一时间也策划、组织了一批知青回忆录，各地报刊也相继开辟了知青纪念专刊和专栏。知青回忆录的出版在这一年达到了顶峰。
        进入世纪之交，知青回忆录的书写规模和思想深度较90年代前期有一定的进步。出现了打破城际界限的征稿，实现了跨城际的集体书写，并注意到反映知青弱势群体的声音（《老知青写真》1998）；有的文集还关注到留在下乡地的知青群体（《北大荒羁旅》朱晓军2001）。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到中年的知青一代难免依恋青春，渴望得到肯定。回忆录的编者和作者都把书写这段历史，作为向世人证明自我价值的一次难得机会，他们想为世人和后代留下一段值得夸耀的悲壮、传奇的故事，一幅英雄主义的集体群像。回忆录是他们想为自己青春树立的纪念碑。
   
     “他们还会老下去。他们终将告别这个世界，但他们以自己特殊的生命岁月凝成的青春塑像，会站立在这个世界上。”（《武汉知青回忆录》代序1996）

        对一代人青春价值如何评价，是大多数知青难以解开的心结。急于证明自己的青春价值，证明自己的英雄业绩，这种情绪恰恰流露出一种对青春逝去的焦虑。
        从现代文化体系来看，知青当事人的身份并不能保证叙述的可信性。如果当事人不能找到现代的、人道的价值立场，他们的历史就无法融入现代话语体系，从而使这段经历失去真实性。要使青春岁月不被湮灭，他们就必须使自己成为现代人，使自己的表述成为现代的表述。
        90年代知青文化的发展，一直受到主流文化的严格控制。对知青运动的命名权和话语权，一直控制在主流社会手中。知青回忆录的思想主题和价值定位，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全国各省市的知青回忆录，将1600万知青的生命实践和思想历程都归纳到“青春无悔”的惟一思想主题之中，以群体的名义，逃避个人自由。集体主义光辉暂时掩盖了个人精神的苍白。整个90年代，全国范围的群体书写，只得到这样贫乏的收获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知青群体内部的话语冲突——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

        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知青群体内部一直存在着思想冲突和话语分歧。知青内部被主流社会承认和支持的强势小群体，总是自命为知青的代言人。在“文革”时代上山下乡运动兴起之时是如此，在“文革”后的80—90年代仍然如此。事实表明，知青在90年代的话语权利被内部的小部分人染指。这些族群实际上参与和协助了主流社会对知青形象的塑造。
        1994年秋，北京举办《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综艺晚会，由于被中央电视台报道和转播，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晚会上主持人高声朗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流露出志得意满的情绪。音乐理论家金兆钧说，策划会上的多数老三届策划人对知青民歌所知甚少，而对《兵团战士胸有朝阳》等宏大叙事的歌曲如数家珍，“至少这些老三届们几乎全是在70年代中期已经上大学或当兵了”。晚会的“最终拍板取决于可以出资的已经进入新经济权力集团的老三届们，而不是那些为自己下岗着急、为孩子入学而劳碌的老三届们”。显然能够操持主流媒体和集资举办晚会的人，并不属于知青运动中的多数人群，他们也无权代表大多数知青的意愿。[3]
            90年代末，知青群体广泛兴起怀旧热潮，全国各地的知青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不但没有促进群体内部成员的联系，反而打破了知青群体铁板一块的幻象。人们广泛注意到知青个体之间存在着权力和财富方面巨大的差距。在知青座谈会上，不同人群也对“无悔”、“辉煌”的论断发生了分歧。显然，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知青群体已经分裂，统一的群体已经不复存在，它正在成为被主流媒体虚拟出来的一个文化象征。
        知青群体内部“私人叙事”和“宏大叙事”的话语分歧，实际上是知青群体内部不同阶层间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多数人的族群无职无权，少数人的族群则据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政治上的实力，后者是“宏大叙事”的支持者和操控者，他们动辄站出来代表整个知青群体发言，而多数人则成为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自上山下乡运动结束的三十年中，对知青历史的宣传、报道一直被严格限定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知青从来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主流社会制造出来的一个“他人”。知青一直是话语的缺席者。知青群体从未对决定自身命运的这场运动，进行过独立的判别和命名。因为知青在社会上一直属于弱势群体，从未获得独立的话语权。

        进入90年代后期，社会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知青群体的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先富起来的这一小部分知青，已经完成了资本积累的初期阶段，结束了创业时期，他们对于一个在文化层面上虚拟存在的知青群体，已经不感兴趣。知青旗号对于他们已经失去精神慰藉和文化使用价值，他们无暇沉浸在怀旧情绪之中，满怀兴奋地投入财富的增殖活动和娱乐性消费。而大部分知青却面临下岗失业，他们的思想情绪和政治诉求日益强烈，可是却已经不能从富有的、握有权势的知青哥们儿那里，借用和调动文化和社会资源。他们正在沦为经济和文化上的弱势群体，面临被社会丢弃和漠视的命运。
        与此同时，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学的“去知青化”思潮开始兴起。在1998年的知青纪念活动中，一些知青作家表现出一种厌倦情绪，有人公开提出告别“知青情结”，走出“老三届”。他们认为知青题材的创作已经结束并难以超越。有一个知青作家声称自己并不是以知青文学成名，“我早已不是一个知青作家”。[4]在新时期成名的知青作家开始群体性的放弃知青文学的写作，知青文学作品数量开始锐减。在世纪末，知青文学开始全面退潮，知青文学似乎走到了它的历史终点。
        进入新世纪，知青文学几乎销声匿迹。2003年前后，由于主流媒体中个别知青老总的怀旧抒情的需要，也曾组织过知青专题报道。个别媒体的记者曾找到过我，希望我按照他们的调子讲一些话，但是他们的老总确定的主题仍然是“劫后辉煌”，我请他们转告老总对这个专题的批评意见，也许是他们在受访者那里遭到的类似批评太多，此后未见这个专栏的推出。2005年凤凰卫视曾经计划组织过一次对知青运动回顾的专题，主题仍然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我对组稿的年轻记者表示自己的观点，否定知青一代人的所谓光辉成就，这位记者说，她在别的受访者那里听到相同的低调意见。后来，听说专题播出了，最终还是唱了一些毫无新意的辉煌、无悔的颂歌。在新世纪，知青群体的话语权仍被权势集团把握，继续重复着虚假、陈旧的历史描述，但是老调子已经唱衰，由于它们的虚假和矫饰，已经不再可能引起广大知青群体的认同和共鸣。

    世纪之初，自由主义立场的知青文学叙事

        在广大知青群体中一直不乏清醒者，在史学、社科和文学界中，也有许多严肃的知青学者，他们对主流媒体的各种花样翻新的运作，进行了持久顽强的抵制。他们继承了90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在新世纪之初，继续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价值立场。
        知青群体中的自由主义思潮在90年代后期兴起。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社会价值也逐步走向多元化，一些具有自由主义立场的边缘化书写也开始产生，如刘小波的散文和小说。但是，这部分自由主义的声音缺少主流媒体的渠道，被主流知青的喧哗声所掩盖。
        知青运动的研究长期受到压制，经过多方努力，才出版了少量的史料和学术著作。《中国知青史——初澜》（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大潮》（刘小萌）在1996年出版后，在史学界、社科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无论是中央台读书栏目还是主流报刊，都未做任何介绍和报道。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青小说如《血色黄昏》、《黄金时代》，一直无法搬上电影、电视，知青群体的自由主义的呼声，一直未能在知青群体中取得压倒优势，也未能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上个世纪末，随着权势集团的退出，知青文学开始全面退潮。由于强势群体的离去，以及主流传媒的放弃，使得知青群体再次在文学和大众传媒中被边缘化，恢复到历史上曾经的弱势群体地位。似乎只要权势者愿意，就可以轻易地终结知青群体的文化生命。
         “寂寞旧文坛，平安新战场”，在看似空白的时期，却从余烬中产生了自由主义立场的私人叙事小说（如《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主编岳建一2000），出现了像《羊油灯》（逍遥2001）、《抒情年代》（潘婧2003）等优秀知青文学作品，虽然在知青集体中和社会上未能产生广泛影响，但其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远远超越了上个世纪的主流知青文学。可以说，它们是寂静中的雷音，在寂静中鼓舞着自由主义的知青族群。
        重庆知青回忆录《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可以说是对上个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文脉的自然沿续。重庆老知青以群体的姿态迈入自由主义派别，显示出鲜明的现代思想风貌。 它所取得的思想成就，展示了知青一代人仍然在精神的道路上前进，昭示着自由主义的脚步在新世纪并未停止迈进。

     “认命不随命”——对“青春无悔”、“劫后辉煌”和“生存主义”宏大叙事的突围

        重庆老知青是知青运动的最早受难者，他们对自己的青春、人生，有着区别于主流社会的不同价值判断和历史评价。上个世纪90年代，知青回忆录中对青春评价的压倒性论调是“悲壮的青春”，是返城后的“劫后辉煌”，或是“生存主义”的胜利，知青群体的文化理念基本上囿于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宏大叙事。重庆老知青的回忆录，对这段人生的描述则具有鲜明的私人叙事特点，在历史判断上均采取了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他们将上山下乡的历史描绘成“苦闷的青春”或是“不放弃梦想”的坚持；将返城后的人生描述成知青个体对历史宿命的抗争。这种“认命不随命”的私人叙事与此前的“青春无悔”的宏大叙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席卷中国大地的上山下乡运动留给我们这一批老知青的，其实是刻骨铭心的痛。茨威格说过，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世界上一半的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然而时光无法倒流，我不愿意我的后半生浸泡在这‘痛’里，于是，我使劲地咀嚼那‘空白’，咀嚼大巴山所给予我的——我失去的同时也仅有所得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肉体的与精神的、一种如同连绵的大巴山一般的‘韧’。这‘韧’孕育于磨难，分娩于绝望。”（《人处绝境时》唐林林）

     “回忆大巴山的岁月，虽有悲凉之处，但绝无一丝怨尤，更多的是平静的关注与格外的珍惜，特别是经历了生死关，对人生更是别有一番领悟。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时常会想起农民们一个朴素的人生哲理：一根田坎三截烂。……凡是大巴山的知青，也许谁都会记得那连峰接岭的树，生生不息，郁郁葱葱。”（《倔强的树》邹克纯）

        1996年是上山下乡30周年，各地的知青群体掀起了纪念热潮，这本是一次进行历史反思的宝贵机遇，但是，绝大多数知青沉浸在“青春无悔”的情绪中，放弃了反省、忏悔和历史批判。许多知青在回忆录中对偷盗农民津津乐道，流露出对权力的敬畏，宣扬个人生存奋斗的胜利。
        知青是“城乡分治”政策的牺牲品，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借助城乡分治的余泽，作为“半个公家人”在乡下打架斗殴，偷鸡摸狗。为了返城、招工和入学，知青群体中也曾出现相互倾轧，或是被迫贿赂官员的事情。这场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知青群体中的无是非、无原则和价值虚无主义，造成了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盛行。
        孟子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孟子•滕文公上》） 农民是小“有产者”，可以通过集体劳动得到某种尊严，而知青是无恒产的赤贫者，在生存线上挣扎，很难坚持道德原则。物质上的无产化，造成了许多知青的流氓无产者习气，在他们的生存主义中潜伏着浓厚的流民意识和灾难意识。在新时期返城后兴起的知青文学、知青文化热中，有着明显的流民意识，这一切并未引起知青群体的警觉和深刻反省。知青流氓化已经为“八九”之后的知识分子痞子化，埋下了伏笔。
        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对人造成的扭曲，并不是一场道德清洗运动可以恢复的，它需要单独的个体在长夜的寂静中进行默默的修复。重庆老知青作为一个独特的“被污辱和被损害”的群体，经过80—90年代的思想历练，在新世纪展示出他们修复、壮大起来的心灵。
        重庆老知青回忆录中有不少文章回忆了生存艰难，衣食无道的往事，但没有一篇描写在农村偷鸡摸狗，或对此行为津津乐道。

    在“瓜菜半年粮”的大巴山贫困的农村，艰苦劳动一年，毛谷子加红苕、洋芋也只够维持四个来月。有的知青饿得跑上山寻找野生的红子，往嘴里填。他们大都不肯自暴自弃，即使极个别的人迫于饥贫偷盗了农民的东西，也不会对这种行为津津乐道，引以为荣。因为他们“深深地同情大巴山的农民，也同情自己。” （《倔强的树》邹克纯）

        重庆老知青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比一般知青承受了更多的苦难。因为“出身不好”被社会打入另册之后，绝大多数的重庆老知青在非人的环境下，都自律自爱，没有放弃做人的道德准则，即使面对饥饿、苦难，他们所受的教养、尊严，也不甘沦为流氓无产者，不愿坠入兽畜和阿修罗道。他们在回顾那段苦难的岁月时，仍然能够发出自尊、自信的声音。在这个时代背叛、出卖，如同家常便饭，而活得像一个人却需要罕见的勇气。

    对自己的青春负责，对历史负责——对“阶级路线”的控诉、清算

        《无声的群落》的书写群体比较独特，他们均在1964—1965年下乡，下乡的原因都是家庭出身“不好”。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因为家庭原因被剥夺了升学、就业的权利，被迫带着“原罪”下乡。他们在乡村经受的不仅是肉体的折磨，还有精神的折磨。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初下乡时，希望能够脱胎换骨，改变成分，“披上无产阶级成员那耀眼的翅膀。”（《我的初衷》张光亲）他们的梦想很快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破碎了，他们在劳动中表现出色，却无法摆脱“另册”，不能参军、入党，一次又一次地失去进工矿和回城市的机会；即使回到城里，“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最差最苦最累的工作”（《曾经，我们都是户口兵》李忠公）。有的老知青甚至在恢复高考的1977年，仍然因为出身问题被大学拒之门外。（《梦断1977》任宗景）
        重庆老知青群体是一个被“阶级路线”政策制造出来的“不可接触”的卑贱群体；这种“血统论”制造出来的等级，是遇罗克在《出身论》中所说的，类似“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
        重庆的一位老知青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几乎从小时起我便明白，我背负着沉重的原罪，这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该属于我。小学升初中没有我的份，我只能读民办中学；初中升高中更没有我的份，我只能与那些和我命运相同的人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广阔天地里来。广阔天地对于我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广阔。几乎每天，我身边的生活都在唤醒我的原罪意识。”（《在严寒的日子里》周邦宪）
        距离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四十年了，虽然时过境迁，但是重庆老知青像犹太人在战后追逐纳粹罪犯一样，对曾经制造过一场青春浩劫的“阶级路线”并没有轻易的放过，对造成终生苦难的历史原因进行了执着的追究。他们不仅在回忆录中控诉了“阶级路线”造成的人间灾难，还在书的附录部分，将那些极左的政策条文挖掘出来，亲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重庆市教育局、公安局发布的1964、1965年大学、高中生招生文件，在政治审查一条中，这样写道：“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是无产阶级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极为重要的工具之一，也是我们和资产阶级争夺后一代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中等学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学校招生，必须坚持贯彻阶级路线，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提高新生的政治质量。把好这个关口，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印把子掌握在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的手中的问题。”文件提出，要防止“阶级敌人有可乘之机，值得警惕”，要求学校认真核实学生的家庭出身，“有些学生亲身父母是四类分子，随母后嫁的，也要弄清楚，写明白。”
        在高等、中等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有数条，不仅直系亲属被判刑、管制的学生不能录取，甚至有海外关系的亦不能录取。标准中虽然提出“本人确已划清思想界限、拥护党和政府方针政策、表现进步的，可以录取”，但这只是一种虚伪的“摆设”，在极左的政治环境下，从来没有实行过。
        制定这份文件的人也很清楚，这种侵犯人权的政策是见不得天日的，文件特别提示“政审标准和作法，只能传达到学校党支部委员会、公安派出所，不得扩大范围，不得对外公布，防止造成紧张气氛。”
        回忆录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重庆老知青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曾经历过的苦难往事。它们对“阶级路线”罪恶的血泪控诉，也是对“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清算。这种历史的清算，不仅是对自己的青春负责，给自己的人生求得一个明白的说法，更是为了对历史负责，避免同样的灾难再次发生，使得人权不再遭到同样的践踏。

    像人一样生活——超越世俗的价值评价

         “劫后辉煌”的神话曾经在90年代风行一时，其中不乏对返城后拥有财富和权势的艳羡和追求。《无声的群落》对个人的人生价值判断却有着新的价值立场。他们已经放弃了“青春无悔”和“劫后辉煌”的神话，从依恃集团转向依靠个人，从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从沉迷于群体神话到正视个人的人生悲剧。
        一位重庆老知青是优等生，却因为家庭问题，未能升入高中，他在1964年到农村插队后，不甘碌碌无为，自学成医，在乡村中救死扶伤，最终成为一名正式的医生。他尝试用针炙治疗各类眩晕症，治愈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认命不随命》丁重九）
        许多重庆老知青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在农村坚持学习文化知识，最终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升入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的读书梦》邓鹏、《大巴山上学英语》周邦宪）他们作为弱势的知青群体中的一员，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他们以个人之力对扼杀人才的专治制度进行顽强的抗争，他们用事实证明，这个被扼杀的“原罪”群体，本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可以奉献给国家和社会以聪明才智的青年群体。
        重庆老知青群体中的多数人则经历了平凡、艰辛的人生。《刻在记忆里的岁月》（苏谦）记述了一个知青平凡的青春经历，在重庆老知青群体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作者16岁怀着革命理想到大巴山插队，患重症病退回城后，当过教员、护士、统计和财务经理，干一行专一行，行行出成绩，最后因病退休，又自学成才当上了画家，获得“和平女神首届国际书画大展赛”“和平奖”。她的人生看上去并无多少荣耀，活得十分辛苦，没有成为富婆、高官或明星，算不上所谓的成功之士。但是，她的生活处处闪耀着光彩。她能够不断地适应各种险恶的环境，毫不气馁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再来，她珍视自己的人生，自尊自爱，努力活得像一个人。她的身上有着一种令人敬佩的英雄气概。
        重庆老知青讲述他们在大巴山苦难的生活，以及返回城市后艰辛的工作，语气总是那么乐观、自信，从容澹定，字里行间中传达出坚忍不拔的生活意志。
        他们没有“悲壮的青春”，只有“苦闷的青春”，返城后没有“劫后辉煌”，只有艰辛的奋斗，但是，他们并不自卑自弃，努力维系做人的尊严。他们的人生是如此艰险，又是如此的平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所谓的“成功人士”，并没有获取到惊人的财富、权势和功名。但是，他们不需要用世俗的成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本份做人，清贫自守，能够上无愧于父母，下无愧于子女，这已经足够了！
        重庆老知青付出的一切努力，不过是为了像人一样活着。他们要活得像个人样，却要付出血泪甚至生命的代价，那本是成为神的代价。要活得像一个人，却需要一种英雄的气概。最大的奇迹并不是“悲壮的青春”、“劫后辉煌”，也不是在绝境中生存下来，而是努力像人一样地生活着。像一个人那样活着——这是黑暗年代中最有价值的“成就”、最值得一代人骄傲的“业绩”。我们还活在英雄的时代，这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的大幸。
        《无声的群落》放弃了以往“青春无悔”的宏大叙事立场，完全转向个人化的各自表述。重庆老知青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总是以个人的骨力、胆识承担着生活的苦难，无论是个人的曲折经历，还是个人曾经的苦闷、彷徨，都坦言无忌，他们不再以群体和社会的思想定式取代个人的情感表述。
        重庆老知青坦然地陈述着自己的人生，自信地谈论着自己的平凡业绩。他们确信，自己的人生的价值要由自己来判断！每一个人面对自己的一生，面对着自己的灵魂，进行独立的判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在中国当代的历史环境中，长期存在的计划经济、集体主义和普遍的组织化，使得个人意志难有立锥之地。在中国社会最稀缺的就是个人主义和私人的声音。重庆老知青回忆录能够形成一种私人叙事的声音，十分难能可贵。
        未来的民主社会，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自由放任的社会，而是要求个人高度自律的社会。从一种权威强制下的群体管制，转为民主环境下的个人自律，从臣民转变为公民，我们还要走一段相当长的道路。个人是未来民主社会的基础，建立民主社会要从我们每一人做起。
         “宏大叙事”是一种重整体轻个人的价值观，“集体至上”意味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可以不负责任。放弃个人承当是拒绝忏悔的重要原因。“私人叙事”则是一种尊重个体的价值观。脱离了集体、国家的立场，不再有一个形而上的存在为个体承担责任，他不能把责任推诿于它人，他要为个人自由承担全部的后果。
        重庆老知青的这种自由主义的个人立场，为他们的个人忏悔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红色忏悔录”——从自由主义的世俗价值到宗教的超世价值

        重庆老知青在大巴山里的生存环境，非比寻常，其政治的严酷性和生活的艰苦性，远超过了一般知青，在这场上山下乡的浩劫中，他们苦海求生，努力保持做人的尊严，不放弃一个人的良知。回忆录专门开辟了“红色忏悔录”一栏，专门记述一些忏悔文字。其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精神苦斗和艰难的灵魂炼狱。
        一个重庆老知青因为发表过对反右运动的不满，在“文革”运动中被工作组抓住了政治把柄，设下圈套，逼迫他揭发自己的好朋友。这位老知青在回忆录中忏悔说：“当时，我真像一个淹在水里的人，何尝不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要指控一个自己最好的朋友，而且还是自己最推崇的战友，实在是难以决断。……软弱的我最终没能抵御工作组的诱迫，当了‘叛徒’，以揭发批判邓鹏换取了自己的安全。但是，我一直深深地内疚着，这成了我一生中最懊悔的耻辱！”（《政治悲剧中的“跑龙套者”》张弘）
        这篇忏悔文章，有着坦荡的陈述和深刻解剖，这种自我暴光，并不是因为社会压力，完全是由于自我良知的逼迫。从中可以看到作者那颗强健、光明的心灵。他用自己的道德勇气，洗涤了灵魂的污点。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像但丁一样，穿过地狱的苦难、炼狱的烈火，被自我的良知引领进天国的大门。
        《那一年，我参加了阶级斗争》（章孟杰）记述了下乡参加批斗地主的斗争会，在会上他动手打了姓何的老地主一个耳光。13岁的地主女儿端着菜来为父亲求情，却被知青们打翻了菜盆。“这天夜里我失眠了，脑子里总是重现批斗会的情景和送菜小女孩饱含泪水的眼睛，还有她哀怨的神情。我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懂礼貌，要与人为善。我从来没有和别人打过架，更别说先出手打人，在老师眼里我从来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我为自己在批斗会上的举动感到惊讶。‘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思索着。答案其实很简单：我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正在劳改中，我无非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与反动阶级划清了界限！”
        文章中最后记述，1986年暑假他带儿子重返大巴山，又看到姓何的地主，“他早已忘记我曾经打过他，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为被加害者对加害者的宽恕而感动。毫不奇怪经过共同的苦难，他们已经销弥了往日的仇恨，成为一家人。还有什么比这种场景更令人感动呢？
        读着“红色忏悔录”栏目中诸篇大作，我的心灵跟随着忏悔者们一起翻山越岭，走向救赎的彼岸，这些师兄们仿佛是引领我穿过地狱的导师，“导师和我从那条暗道走进去，回到那光辉灿烂的世界里；然后，不想作任何的休息，我们就往上登，他在前而我在后，一直登到我从圆孔里辨出了天下累累地负载着美丽事物；我们从那里面走出，又见到繁多的星辰。”（《神曲•地狱篇》但丁）

        重庆老知青的忏悔实践，是在个人化的层面上进行的，独立个体不仅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个体的责任，意味对个人命运的承当，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社会化的忏悔转为宗教性的忏悔，由世俗的价值评判转为宗教层面的价值评判，由传统社会批判转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在世纪之交，关于“忏悔”的论争，以及新道德清洗运动，引发了长期的激烈论争。这场论争涉及到普世的道德准则，如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它实际上是价值重建运动的深入发展。 [5]
             道德清洗运动中，问罪的一方属于自由主义群体，他们认同和依恃的理念是自由主义，但是，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世俗权威。用自由主义的标准来断定知青群体的青春与生命，其结果自然也是一种世俗的价值评判。这种评判有其优长亦有其缺陷。它使不同政治派别和社会背景的人相互之间发生冲突，把忏悔当成了一种政治批判工具，使忏悔变成了一场社会运动。
        在有关忏悔的论争中，有人想要厘清道德忏悔与宗教忏悔的关系，强调二者本质的不同之处，努力清洗其间的宗教因素。不少人认为忏悔应该在现世层面进行，但忏悔的实践与论争表明，坚持世俗的评判标准，难免与现世生活相纠缠，造成不同个体表述之间出现诸多混乱和冲突。
        由于忏悔运动发展成为社会集团和政治族群的冲突，在其间的忏悔者难以避免政治集团的批判和受害者的威慑；许多人拒绝忏悔正是为了免于政治压迫和法律质询。他们把自己视为政治运动的另一种受害者，认为权势者的“罪行”不应该由个人来承担。在这场有关忏悔的论争中，人们看到的往往是政治道德和社会清肃，而很少看到个人的灵魂，看到超越世俗的个人内心冲突。试图回避忏悔的宗教因素，是道德清洗运动最终进入误区的重要原因。
        超世的宗教忏悔，虽然不脱离现世，忏悔者却只能依赖自己，依靠个体灵魂的良知良能，他如果不愿或无力面对现世社会道德的审判，还可以进行私下的自我审讯，独自去面对上帝（天地、神、佛或良知）对自己的“最终审判”。
        显然没有比宗教更为全面的，经历过历史检验的超世价值体系了；宗教忏悔所体现的价值观念是针对每个人的。首先在个人心灵上，排除世俗理念和信仰的无上权威，为个人心灵留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个人的忏悔是一条走出国家政治误区，进入由个人担当责任的多元社会的必然之路。
        重庆老知青的普遍个人价值立场，独自的灵魂内省，都为进入宗教境界铺平了道路。可以说，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神殿，宗教性的超世境界已经呼之欲出。重庆老知青回忆录的出版，实际上已经预示着宗教性的超世价值体系的恢复。

        自上山下乡运动肇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从知青群体形成之日起，知青一代的群体内部，就一直存在着尖锐的思想冲突，60年代上山下乡初期，老知青为争取返城与中学红卫兵发生的冲突；“文革”中“出身论”与“血统论”的冲突；“文革”上山下乡高峰时期，“扎根派”与“不相信派”的冲突，阴谋知青文学与知青地下文学的冲突；新时期“权力—知青文学”与“新现实主义”知青文学的冲突，后新时期知青文学生存主义宏大叙事与自由主义私人叙事的冲突；以至新世纪之初的今天，犬儒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仍然在继续着，如今它已经发展为反对生存主义的兽道，坚持自由主义的人道的斗争。
        虽然主流文化已经丧失了创造力，但是老调子仍然没有唱完。如2005年以知青生活为背景的畅销书《狼图腾》（姜戎），继承了90年代生存主义“宏大叙事”的模式，文中充满了国家、民族、人类的大词语，公然宣扬生存哲学，并把它上升到法西斯兽道主义的高度。
        流氓无产者的乡村生活环境，“文革”集权政治的长期压迫，不可避免地对知青一代人的思想产生影响，返城后的严酷生存斗争也会侵蚀他们的灵魂。由于以上原因，生存哲学在知青群体中很容易产生共鸣。可是，长期以来知青群体满足于自吹自擂，沉醉在“青春无悔”、“劫后辉煌”的颂歌之中。返城四十年的经历并没有完全涤荡知青在上山下乡中被污染的灵魂，也没有完全唤醒他们应有的良知与尊严。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改变了知青群体的命运，损害了他们的肢体，而且在运动结束后的四十年中，继续扭曲着他们的灵魂，影响着他们的命运。显然，在主流社会的主导下，要想众人皆醉我独醒，成为一个具有理性和独立人格的人并不容易。知青一代人前面的道路依然漫长而曲折。
        《无声的群落》的出版，突破了泛滥一时的犬儒哲学的羁绊，打破“法西斯国家主义”的生存哲学的喧嚣。它代表了知青群体中的自由主义派别在继续前进。

注释：
[1]  1994年，武汉地区的知青由武汉市公关协会领衔，在武汉展览馆举办反映武汉地区50万知青下乡运动的《武汉知青岁月回顾展》，参观人数逾万，省市新闻传媒及时作了报道。
    1994年秋，北京举办《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综艺晚会，纪念活动贯穿着“青春无悔”的主题。北京的报刊、电视台对晚会进行了报道。
    1995年9月，厦门大同中学召开“老三届、知青走向未来研究会”，提出建立“知青学”。10月1日《厦门晚报》举办《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即——老三届、知青走向未来学述研讨会》。年底，厦门文学杂志社和闽西日报社在龙岩举行“老三届、知青促进老区特区文化经济发展座谈会”。1995—1998年期间，厦门各中学成立“老三届同学会”，举办“老三届、知青文学研讨会”，并发起知青作家代表团重返闽西“红土地、蓝海洋”系列活动。
    1996年湖南电视台播放反映湖南江永知青返乡活动的电视片《人生如歌》，荣获当年省的电视节目优秀奖。1999年，湖南卫视开设谈话节目《有话好说——知青岁月》上、下集，播出后在社会上反响强烈。
    各地知青还踊跃参加支授农村的建设，捐资助学等活动。1993、1995年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和宝泉岭管局先后邀请知青回访北大荒。知青代表与黑龙江垦区签订多项经贸协作意向、专利技术项目单，以及投资和技术升级换代等。
    随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的到来，纪念活动很快达到历史的最高潮。各地知青在1998年自发地进行了各种纪念活动，“知青们重回插队的地方，包专列的，组车队的，‘情绪’依然深厚。一个接一个的知青、老三届聚会、展览、征文，营造出怀旧气氛浓烈逼人，知天命或快知天命的老三届人似乎又复归‘喧嚣’，来一次最后的疯狂了。”“这一系列的活动构成了‘交响’，也是一种‘绝唱’，即从此不会再有如此规模，如此浓烈色彩的纪念活动了。”（朱文杰：《老三届采访手记》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9）
[2]  在90年代前期，各地知青出版的回忆录有：东北兵团知青回忆录《北大荒风云录》（1990）、湖南知青回忆录《辉煌的青春梦》（1990）、内蒙古知青回忆录《草原启示录》（1991）、云南知青回忆录《青春无悔》（1991）、四川知青回忆录《知青楼档案1962—1979》（1992）、山西知青回忆录《老插话当年》（1993）、南京知青回忆录《难忘的鄂尔多斯》（1993）、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1996）、陕西知青回忆录《回首黄土地》（1992）、《情系黄土地》（1996）等。《我们曾经年轻》还特别编辑（1956—1965年）老知青回忆和文化名人谈知青运动。这批知青回忆录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3]  金兆钧：《“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两面神效应》《读书》1998年4期
[4]  张抗抗：“说来惭愧，新时期之初，我那几篇引起普遍关注的作品——《夏》、《淡淡的晨雾》、《北极光》等，都不是‘知青题材’。与其他同年龄的作家相比，我的‘知青小说’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并不占有重要位置……我早已不是一个‘知青作家’了。‘知青’只是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我们曾经有过的一种身份……30年过去了，如今我们的视野，已穿透‘知青’生涯，投向人类共同的未来。我们有更多值得关注的事物……”（张抗抗：《大荒冰河》后记《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5）
[5]  余杰：《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郝雨：《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朱大可：《当下文坛的道德清洗运动》《2000中国年度文坛纪事》漓江出版社2001.1  祝勇：《你有权利保持沉默》大象出版社2001.1

李大兴

谢谢德方大姐，这本书是很有开拓意义的，虽然其定义分期尚可商榷。
北京一晤，听德方大姐述往，印象颇深。

网事情缘

德方大姐辛苦了啊，一下帖这么多。

德方

回李大兴： 在故意割裂、歪曲、遗忘的环境，这一代要赶紧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回网事情缘：对这里的各位不敢怠慢，对作者的委托也不敢怠慢。贴在这里是要看看建议的，必须尽快展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