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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楼
发表于 2009-8-21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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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腊元和王大炳
进看守所一年多来,我渐渐熟悉了新的环境。孙家花园监狱比之丛林苦役和南桐看守所来,虽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劳动也没有那样艰苦,但周围也密布着“暗探”和“眼线”。到处都是想告密立功的人。稍有不慎,便祸从口出,而遭到野蛮的批斗。对于这种告密,却无人感到可耻。
为了避免祸从口出,对那些社会上的三教九流的人物,我要加倍小心。所以,我有一种特别的警惕。我从不与上铺的那位一贯道道士交谈。同他相处几个月,连他的案情和家庭都不知道。我宁可与不善言谈、口钝舌讷的张腊元、王大炳交朋友。
凭我的直觉,张腊元、王大炳质朴善良。虽因文化层次悬殊难以深谈,但少了提防之苦。所以平时生活起居、洗漱料理,我与他俩尽可能的相互照应。
黄楼的右侧的坡道下面,是铸工车间倾倒炉渣的地方。每天从监房清扫出来的垃圾,也倒在那里。所以有些破布、围腰、手套等物丢弃在那里。
我很快注意到,张腊元和王大炳常来这里捡破布,洗净后用来缝补自己的旧棉衣。我也跟着他们捡破烂。同时,把在监房里不便交谈的话,放在这里交谈。这里便成了我们经常谈心的地方。
有一天,张腊元独自坐在那里发呆,只见他厚厚的嘴唇微微擅抖,清瘦的脸上留着泪痕,像刚刚哭过,可是他眼里并不见泪水。王大炳说他常常这样发呆。
张腊元在那里呆坐了好一阵之后,才长叹一声,慢慢离去。似乎有一腔无处可倾诉的怨气窒息着他的心灵。我知道这种伤心自闭对身体伤害极大,便主动询问他的家庭身世。
原来张腊元出生在长寿农村,从他记事时起,就没了自己的家。父母何时相继亡故,他已说不清楚。十来岁开始,他只记得跟着哥哥嫂嫂生活。从十二岁开始,便跟着哥嫂在生产队挣工分。
张腊元已记不清哥哥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只记得小侄子出生以后,晚上带孩子的任务就交给了他。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白天干活已很劳累,当然不会像保姆那样按时给孩子醒尿。于是经常发生孩子尿床的事情。
每当发生孩子尿床的事情之后,哥嫂便迁怒于年幼的张腊元。老实巴交的张腊元,身上到处是哥嫂用柴块给他留下的累累伤痕。
zhonggong建政后,一直对农村横征暴敛。忍气吞声的农民,往往把所受的压迫屈辱加倍的转嫁到孺弱的家人头上,从而造成了大量的悲剧。这是中国作家不敢触及的领域。
我所碰到的张腊元,乃是一例。58年时,只有十七岁的张腊元,由于天生的呆笨,哥嫂不仅克扣他的口粮,还把分到的很少的谷米留给自己和孩子。并把剩下的杂粮糠菜分成两盆,一盆糠拌红苕滕,是给张腊元准备的。另一盆加上包谷面,是留给自己的。吃饭时先端出弟弟的一盆,等弟弟吃完后,再端出他们自己的。
被打怕了的张腊元,明知是哥嫂刻薄他,只能默默忍受,连说都不敢。饥饿的张腊元很快被饿得浮肿,只好拼命在山上寻找浆果野菜充饥。
刻薄虐待的日子久了,张腊元终于忍不住了。有一天吃饭时,他第一次去哥嫂的饭盆里去舀饭。嫂嫂被他反常的举动惊呆了,拿起饭瓢往他头上猛砸。
哥哥闻声从里屋走出来,夫妇两人给张腊元一顿好打。满头血迹的张腊元看到了灶旁的斧头,便猛然轮起斧头,向哥哥坎去……
血案酿成,张腊元投案自首。
张腊元本来可以把哥嫂给他留下的累累伤痕呈现给法庭。然而,善良的张腊元却口口声声说自己杀人该抵命。法院根据邻居的介绍和张腊元的年龄,虽然免去了他的死刑,却判处了无期徒刑。
张腊元在孙家花园监狱关了几个月后,便转到了南充监狱。以后我们便天各一方,再也无法相见。
通过两个月的相处,张腊元那木讷的外表,厚厚的嘴唇,深陷的眼窝,永远的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无期徒刑对于张腊元公平吗?他的罪孽又是谁造成的?每每回忆起他,都使我联想到这场大饥荒的罪魁祸首毛泽东……
张腊元被押送去南充监狱后,新犯组的难友中,我唯一能一诉衷肠的人便是王大炳了。
王大炳也是长寿的农家子弟,因为念过几年书,招工当了几年工人。与他交流起来,就比张腊元容易得多了。也许是缘份,我们从此成了朋友,相扶相帮着,一同走过15年的生死炼狱。
62年3月,我们一同流放甘洛。九死一生以后,经黄连关疗养后,又同时流放西昌盐源。直到76年,他15年刑满回到长寿老家。
监狱里结下的这份情谊,却始终没有中断过。79年我回到重庆后,我们又恢复了联系。不过,两人远隔百余里,难以经常见面。
王大炳为了筹集儿女的学费,趁农闲去北京打工,每次路过重庆,都要来我这里住上几天,畅叙别情。平时也不断通信。
95年1月,王大炳因上北京替人烧暖气,不幸煤气中毒身亡。整整三十五年的患难交往,王大炳成了我的挚友。王大炳的经历和身世,足以说明中国农民在zhonggong统治下所受到的欺骗和苦难。
毛泽东依靠农民在内战中夺得天下,口口声声要建立工农联盟。但他坐上金銮殿之后,便无情地将农民踩在脚下。不但要他们省下口中的粮食,还要他们充作苦役,充当他向外扩张的炮灰,来满足他替代斯大林当世界霸主的野心。
在毛氏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农民经历了历史上最惨痛的“人民公社”时期,不但把农民钉死在公社的土地上,还要强迫他们编成“大跃进”兵团,变成失去人身自由的“社会主义农奴”。直到今天,这段苦难的生活,还是中国作家的禁区。
王大炳早年丧父,母亲在异常艰难的岁月里,为了抚养他和弟弟成人,便找到一个能维持生计的劳动力作继父。于是,王大炳的母亲嫁给了当地一个李姓的小光棍。
没过多久,合作社成立联社时,因为李姓小光棍积极拥护合作化,很快当上了大队的支部书记,并且混上了大队的妇女主任,抛弃了人老珠黄的王母。
这时,年仅十六岁的王大炳,在亲戚的介绍下,进了重庆一家工厂当临时工。
家庭的不幸和变迁,使王母受到精神上的重创。母亲吵不过那个姓李的无赖,又无法制止他与大队妇女主任的通奸,索性搬到厢房里去住。但仍没有躲开“丈夫”酗酒以后把她当作出气筒的苦难折磨。
恰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房子晚上失火,蛮不讲理的“继父”,一口咬定王母纵火想烧死他。理由是在火灾现场,发现了一双烧成半截的女花鞋。且有人看到失火的当天晚上,王母曾提着那双刚洗过的花鞋进了厨房。于是,李姓无赖便叫来公社的武装民兵,将王母痛打一顿后,逐出了家门。王母只好带着年幼的弟弟流落街头。眼睁睁看着李姓无赖霸占了她的房子,并公开和姘妇同居。
听说自己的房屋被李姓无赖霸占,母亲露宿街头,心急如焚的王大炳,匆匆赴回长寿评理。但他低估了李姓的流氓的能量,更低估了zhonggong党员的蛮横。昔日的继父,派民兵将上门评理的兄弟俩打出了门外。
母子三人抱头痛哭以后,王大炳草草安顿下母亲,只好无可奈何地回到工厂上班。
王大炳回到工厂后,向伙伴讲述了自家房子被人强占的事情。
那时正是60年初,人们已开始觉醒。王大炳和几个同伴将这个事件写成控诉材料在工人中散发。然而,zhonggong当局却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拘捕了不满二十岁的王大炳和他的工友们。并判处了王大炳十五年的重刑。许多工友也因此身陷囹圄,被判以重刑。同时,以纵火和策动儿子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对王母处以五年管制。
每当王大炳与我诉说自己的辛酸遭遇时,眼里总是饱含着泪花。而每每谈到他伤残老母和年幼弟弟时,很自然的,也勾起我对家人的思念。
在我们一同服刑的漫长日子里,我从王大炳那任劳任怨的品性中,再次认识了中国农民的质朴醇厚的本质。他以揽重活从不与人计较的作风,赢得了一个“驼牛”的绰号……
二十五年后,他母亲的纵火案终于查清。原来是一个割草的放牛娃,在他家屋前沤草皮肥时,晚上起风,草皮肥火堆的火星引燃起了他家的房子……
不过,在给王大炳的母亲“平反”时,王母早已盍然长逝多年了。 |
荆者,是屈子流放之地,也是其“行吟泽畔、悲歌慷慨”而使其文学成就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方,楚者,“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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