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储安平之子回忆父亲离奇死亡

李旧苗

几张面色模糊的黑白照片，是储安平留在这世界仅有的影像，它们也似乎印证了这位父亲留在儿子储望华心中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
    67岁的储望华与家人现在安静地生活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幢漂亮的白色别墅里。储望华将这座洋味十足的住宅取名为“静远斋”——储安平被打成“右派”后，曾改名静远，取自“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以规避身外的政治汹涌——那份铭记不言自明。储望华每年都会回到国内，担任一些钢琴比赛的评委或为艺术院校授课。对外界而言，这位儒雅而风度翩翩的白发学者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与钢琴家，是著名的《黄河》钢琴协奏曲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他改编的很多钢琴作品如《翻身的日子》、《新疆随想曲》、《二泉映月》、《筝箫吟》、《茉莉花》等，不仅被中国钢琴家大量演奏，而且也成为音乐院校及业余考级或比赛的常用教材和曲目。
    “坦率地说，我并不希望别人知道我是储安平的儿子，我宁愿大家只知道我就是一个作曲家和钢琴家。”储望华毫不讳言自己不愿在“储安平”的符号下生活。近些年，储安平正在悄悄成为被追逐的热点，但储望华并不卷入那股力量，也不刻意对父亲作过度的解读。储望华的脸上鲜见那种放松大笑的表情，甚至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忧郁和落寞，他说，这是他从少年时期在政治斗争阴影下长大的结果。
    失踪
    内心深处，我一直相信，父亲其实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虽然大多数文章称他生死“未明”，或者是个“谜”。而且，我也一直相信，是他自己选择的离开。
    回想起来，我与父亲见的最后一面，是1966年6月3日，那是个星期天，也是“文革”爆发的第三天。我那时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平时住在学校的教员宿舍，每周末回家探望父亲。
    那之前两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大右派”，父亲肯定在被“扫荡”之列。父亲的情绪非常不好，我也感到无比恐慌，不知该和父亲说些什么，气氛异常沉闷。只是在告别时，我紧紧握着父亲很瘦削的手：“爸爸，您多保重吧！”没料到这竟是我们父子最后的诀别。
    几个月后，已经深秋。某天，我正上班，突然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姓女士的电话，她问我，父亲是否到我这里来了。我很奇怪，反问：“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我这才知道，父亲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失踪的准确时间，只能大体猜测是9月上旬“失踪”的。
    此前，父亲曾经试图自杀过一次。当时他扫完街道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去批斗，便从后院翻墙而逃，跑到数十里外京西青龙桥边的潮白河跳河自杀。因为河比较浅，父亲被人捞上来了。那一天是8月31日，不知是否巧合，老舍先生也是在这一天投了太平湖。
    “未遂”之后，父亲被押回九三学社，被造反派看管起来。有一天，他从九三学社被放回家后，就没有人再见到过他。
    我后来在章诒和的书里看到，那时候经常和父亲来往的，是一位叫老李的人。老李叫李如苍，是农工党内一位被打倒的人，和父亲一起被分配到京郊模式口的劳动基地放羊。老李住在什刹海银锭桥边，父亲有时会从棉花胡同到他家里小坐。9月的一天早上，老李在出门前发现脚底下有一张纸条，似乎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纸条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如苍，我走了。储。”未留日期。
    父亲要“走”到哪儿？我和哥哥姐姐们也在惶恐和惴惴不安中等待着消息。9月20日，我得知中央统战部下达了一个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节之前找到储安平的下落，“以确保首都北京国庆的安全”。九三学社还派了一名干部，并要求我和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转了好几天，也查访了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
    到了1968年，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储安平专案组”，专门调查父亲的下落。那年夏天的某日，三个军人找到我，其中一个身着海军的蓝制服，另外两个身着普通的黄军衣，说是奉周恩来总理之命，专案组要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专案组怎么会连父亲的照片都找不到？过了很久，我才悟出此举实为试探，试探我是否与父亲“划清界限”。
    在父亲“失踪”的好几年中，我们也不时听到关于他行踪的各种传闻。有人说父亲在山西某地劳动改造，有人“亲眼见到他了”，还有人说父亲“已被监护起来”。虽然消息都虚无缥缈，但我宁愿相信它们都是真的。数十年来，我也无数次在梦中见到父亲从外面回来，更是悲喜交加，而伴随的却只有醒来后枕边的泪痕？
    1982年6月的某一天，我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和送行的亲友告别、正准备乘车去机场时，忽然看见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急匆匆跑来，手里拿一份文件，对我说：“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在即将离开故土的时候，没有想到，我竟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失踪”16年的父亲告别。
    10年
    从1957年成为最著名的“大右派”，直到死亡，期间还有将近10年的时间。想父亲的时候，我也会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这10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什么在熬过了那样的10年后还会选择自杀？
    1957年4月1日，父亲接受民盟主席章伯钧邀请，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的父亲，很快得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消息。为了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还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们几次三番动员党外人士发言，统战部的一位处长更亲自打电话，请父亲到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去发言。
    在我看来，父亲是属于比较清醒、理性、有远见的人，他是没有陷于个人崇拜的知识分子之一，这是他敢于如此“大胆”的原因。6月1日，父亲发言的标题就叫《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此言一出，像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批判、驳斥。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当天下午，陷于口诛笔伐的父亲向章伯钧递交了辞呈。说起来有些讽刺，从上任到辞职，父亲在《光明日报》总编辑职位上还不到70天，却“成就”了中国历史最著名的“大右派”。难怪章伯钧后来说，他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储安平。那一年，父亲只有48岁。
    很快父亲便失去了职务，此后，他到了商务印书馆，主要任务是校译别人翻译好的英文稿——虽然父亲的英文很好，可以直接做翻译，但是他也只能是“校译”，而且不能署名。此外，上面让他写一些文史资料或回忆录，我记得父亲写过在上海办《观察》之前的一些情况。但是大部分时间他无所事事，偶尔会去看看电影，或者看看我在学校给他借回来的一些书。
    那段时间，父亲不是一般的苦闷。他眼看着国家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乱，内心的孤寂与痛苦无从言说。第二任妻子那时已离他而去，家里也没人关照他，非常寂寞、无聊。“政协”在石景山模式口有个劳动改造的农场，父亲有时会被派到那里劳动，放羊、种菜，后来还做过“蘑菇培植”。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那里看他，见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里只有一个简单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里充满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我说：“这种地方怎么能睡？”父亲说：“蘑菇繁殖，温度不能太高。”见我心情非常不好，他反倒过来安慰我。我们二人之间沮丧的气氛，令我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无比压抑。
    父亲失踪若干年后，徐铸成曾写文章称父亲“由天津踯躅到塘沽，蹈海而死”。我本人听说的是，1966年9月初，他被关押在九三学社某处时，曾与同屋的另一个难友交谈，谈话中说起“塘沽距离天津有多远”之类的话题。父亲“失踪”后，难友把两人的谈话向组织做了交代，遂被质疑他可能孑然一身跑到天津塘沽“蹈海”或“偷渡”。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父亲与我二人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吃完饭走出来的路上，便说他经常有想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他虽然写过检查、被劳动改造，但他在本质上，却并不以为自己错了。
    选择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父亲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政权抱有一颗赤诚之心。他曾随全国政协组团到鞍钢等地参观，到江西参加“土改”，到新疆南北深入考察调研，写出了不少热情讴歌社会主义祖国新建设、新面貌的文章。对参加政府工作也满怀热忱，每日工作到深夜。父亲曾担任过新华书店全国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出版发行管理局局长等职，但对我们子女要求历来严格。在得知国家需要各类不同人才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子女输送给国家。
    1951年，抗美援朝爆发，报纸上宣传说部队需要文化教员，父亲便让我大哥去参军。初中毕业的大哥响应号召去了朝鲜，他后来在东北还成为警卫排的一员，给高岗站过岗。但1957年“反右”一开始，大哥被迫从部队里转业，回到上海，在小学里教语文。1953年，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大量中等专业人才，父亲又让二哥到北京建筑专科学校学建筑。这两个哥哥因此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国家后来要大力发展农业，父亲又极力支持我姐姐去学农。所以我的哥哥姐姐是我们家的“工农兵”，这也是父亲的安排，唯独我走了文艺之路。
    父亲虽然早期参加过新月派，但留学英国的经历使他深受议会政治的影响，转而放弃文学而从事政论性文章写作，他一直梦想办一张像《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1946年他创办了《观察》杂志，一时成为新闻人物，也确立了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观察》一直以尖锐而辛辣的风格，批判抗战以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等社会现状，深受大众和知识界的欢迎，其订数从400来份上升到10万多份。父亲曾自豪地宣称：“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结果《观察》很快被查封，他也险些被国民党枪毙。
    新政权建立不久，胡乔木和胡绳写信给周恩来，建议《观察》复刊，周恩来的批复十分明确：“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复刊！”父亲闻知此讯，特别兴奋。但复刊后的《观察》显然无法继承其以前的抨击时弊的风格，变成了以宣传为主的杂志，出了几期后改成了《新观察》，由戈扬任主编，父亲也退出了《新观察》。
    抛却时代的大背景，我觉得父亲的悲剧多多少少也与他的性格有关系。父亲是个比较骄傲的人，母亲也一直评价父亲“恃才傲物”，他喜欢和上层社会的人打交道，他可能以为这样也可以把他的那套想法“推销”出去，但其实这也是把双刃剑。
    与父亲在抗战时期一起办过报纸的冯英子对他有一评价，我认为恰如其分。他说：“安平这个人，他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终以为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
    家庭
    父亲是江苏宜兴人，1909年出生。我的母亲叫端木露西，出生于苏州一大户人家。我的外祖父抗战之前做过天津电报局局长。母亲在苏州读中学时演过话剧，她演女主角，而男主角就是蒋纬国，可以想见母亲那时候也是颇为出色的。
    母亲是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与父亲相识的。两人恋爱不久，父亲到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据母亲回忆，父亲留学之前英文还很差，但等母亲一年后也去了英国后发现，父亲的英文已经“大不一样”了。
    母亲在英国学的是教育学，她后来回忆父亲的事情不太多，因为他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偶尔提及，她总是提父亲那些令她不喜欢的方面。在我看来，母亲不喜欢的不一定是我父亲的问题，而是两人性格不太一样。父亲与母亲的个性都太强了，尤其是我母亲。母亲的才能也比较高，她那时候跟父亲一起做到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编，但她感觉父亲总是压着她一头。母亲后来也只在上海做了一名女子中学校长，在母亲看来，是父亲限制了她。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母亲受到牵连。虽然母亲很早就与父亲离了婚，但因为有“共同的历史”，也被打成“右派”，好在1959年第一批就被“摘帽”了。母亲与父亲离婚后，一直在上海生活，母亲后来又结婚了，改名为“端木新民”，她的丈夫是一个气象学专家，他们的关系也不错。上世纪80年代，气象学家去世后，母亲撑不住了，一下子衰老得不行。那时我已移民到澳大利亚，几次劝说她过来，但都被她婉拒。她一直一个人生活，直到1998年在上海去世，自始至终还是希望保持自己的尊严。
    父亲后来又与一位姓易的女士结婚。易女士是上海人，长得很漂亮，她过去是一个电机工程师的太太，后来跟工程师离婚了，跟我父亲结的婚。起初我们都觉得易女士并不是很适合父亲的那一类人，不过他们之间感觉不错，我们子女也没什么意见。
    1959年，我记得是深秋的一天，我和哥哥姐姐们与父亲在天坛公园的一棵大树底下喝茶、嗑瓜子、聊天。他通知我们说，他跟姓易的女士离婚了。父亲的意思是，易女士是在他1955、1956年“飞黄腾达”时与他结的婚，那时候父亲的工资也比较高，但自从被打成右派后，不仅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生活上也大不如以前。对女方来说，自此也变成了“右派家属”，她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所以他们的分手还是政治上的原因。
    因为我平常不在家里住，并不知道他们生活的具体情形，只是后来听说有人介绍她认识了国民党降将宋希濂，宋希濂经常来看她，他们不断地发展感情，易女士后来跟宋希濂结婚、定居美国。1986年我去了美国访问，通过查询，找到了易女士的电话号码，但是打过去却一直没人接。以后几天我又试了两三次，还是没人接。事后我听说那时候正好是国内“政协”开会的时间，我猜想她应该是陪着宋希濂回国开会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找到她我又和她说什么呢？
    父亲以及整个家庭的经历，对我性格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很小时父母就离了婚，所谓家庭的“温暖”，我从来没有体会到，那时就有些落落寡合。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对我是又一次重创，其打击之大，更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在我们眼里，父亲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父亲，虽然比较和气，但他不是一个家庭化的人物，在没有被打成“右派”以前，他一直过着工作狂的日子。我们兄弟姐妹一共4个，父母离婚的“分工”是：我和二哥归北京的父亲管，姐姐和大哥归上海的母亲管。母亲再婚后，姐姐和大哥也回到北京父亲这里。我们在北京上的都是最好的学校，但父亲对我们的管教并不多，有空时他经常找朋友一起聊天议政。虽然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我很小就被送到天津去读书，跟他分开了6年，所以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得到的父爱也少了许多。现在想起来，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人生
    我的音乐之路跟父亲有关。父亲一直支持我去学钢琴，也是父亲安排我去报考的音乐学院附中。当时的录取率仅有3%，得知我考上后，父亲非常高兴，他希望我能成为傅聪、刘诗昆这样的钢琴家。后来也是他在家庭会议上力排众议，决定为我买台钢琴。
    “反右”之前，父亲属于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他的工资是9级，有300多块钱，还算优越。但“反右”之后，他的工资降到了150块，而且还要抚养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所以1800块钱的钢琴，还是一笔挺大的开支。
    1956年，我创作的二胡独奏曲《村歌》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公演，《人民日报》的报道称我为“戴红领巾的作曲者”。第二天，我就接到了父亲来信：“你以前常告诉我，在报上读到了爸爸的名字，现在爸爸也在报上第一次看到了你的名字。”父亲还觉得我在学校接触的，绝大多数都是西方音乐，因而经常嘱咐我一定要重视从中国民间汲取艺术营养。每逢寒暑假，他必为我“补课”，带我走访民间艺人，看地方戏和说唱节目。
    但是我们父子之间这样温暖的回忆实在太少了。1957年，我正在音乐学校附中读书，同学看报纸时就会问我：“你父亲怎么是‘右派 ’？”那时中央电影制片厂拍了很多新闻片，父亲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镜头被一次次播放，然后一次次遭到批判。很快我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 “人民的”敌人了。
    可是，在写信的时候，我还是称他“亲爱的爸爸”，因为平常这么说习惯了。班里同学在后面看到了我写的信，在班会里就批判我，说“你的立场到哪去了，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持续了几十年，我都被要求与父亲划清界限，包括上世纪80年代我申请出国留学，文化部的领导人还问到单位，“他和他父亲划清了界限没有？”
    1958年，我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后，特别高兴，和同学们跳舞、喝汽水、吃西瓜，通宵达旦地庆贺。可是第二天，正副校长一起找我谈话，学校里有人贴大字报，说“储安平的儿子居然考上作曲系，以后我们还要演奏他的作品？希望党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其实老师和领导都是比较保护我的，迫于压力，他们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让我放弃作曲，改学钢琴。校方还建议我和父亲商量，可是不到10秒钟我就答应转系。父亲又能怎样呢？
    虽然我并没有被完全“清除”出去，但这对我来说，打击特别大。我愤慨于命运的不公平，可是又不敢表露，无力抗争。父亲好像也很愧疚，觉得连累到我们，到学校看我，给我送东西，连传达室也不进。父亲很少和我们讲他的遭遇，也很少提及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或许是不愿意我们受到他的影响。全家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彼此也尽量回避涉及政治或者国家的事情。知道我在学校考试、演奏或者比赛得奖，他也会由衷地高兴。谈及我们的将来，他总是流露出“ 你们好自为之”的意思。
    那时候，我也并不是特别理解父亲，毕竟我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对父亲的情感也陷于重重矛盾之中。有时候会特别怨恨他，感觉他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太多的灾难。
    我从钢琴系毕业后，校方觉得我还有作曲这方面的才能，也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同情，让我留在了中央音乐学院。我那时候有一个女朋友是我钢琴系的同学，但我们的交往因我父亲的问题而夭折。“文革”爆发一个月后，我也被揪了出来，大字报铺天盖地，说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定时炸弹”。这期间中央乐团曾三次借调，想让我参与《黄河》、《十面埋伏》和《战台风》的创作，可做完贡献后，就被“样板团”“刷”回学校，由此被人戏称为“板刷”。那些改编后的作品，也不署我的名字．以后的几十年里，这样的挫折经历得越来越多，我也渐渐学会用沉默和忍耐来接受命运的不公。
    我常常想，我无法与父亲相比。父亲一直在思考政治、思考社会，而我接触的领域比他小，我想的更多的是艺术，把钢琴曲作好，有更多的听众。但是如果父亲知道我是在做一些实事，是以音乐有作为于国家、社会和人民，他也会很欣慰的。
    父亲诞辰80周年时，我创作了一部交响诗《秋之泣》，这部音乐作品已由澳大利亚最好的乐队墨尔本交响乐团公演。我在该音乐会节目单的乐曲简介中写道，这首作品“不仅刻画了晚秋的苍凉景色，而且也是对作曲家之父亲的深厚缅怀与悼念——在1966年一个深秋之夜，作曲家之父倏地消失了！”当首演的音乐声起时，我想，分离这么多年，我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我们父子之间的心灵交谈。唯愿父亲那曾经悲苦而孤寂的灵魂能感受到这一切。

李大兴

感动！

李旧苗

储安平的婚姻悲剧


蔡登山




    作家戴晴在《储安平与“党天下”》一文中，这么介绍储安平：“已经出版的各种辞书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载，要不是一九八〇年的那份文件，今天的青年，哪怕是研究新闻与现代史的青年学者，都已经不大知道这个很有生气活过一阵子的人了。不错，他是‘大右派（不予改正）’，同时也是小说集《说谎者》、杂文集《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和特写集《新疆纪行》等书籍的作者。他曾在南京戏专、湖南国立师专、重庆及上海的复旦大学教过书，还主编过《中央日报》副刊、《观察》周刊和《光明日报》。对于统治了中国二十年的国民党（截至一九四八年）和八年的共产党（截至一九五七年），他分别下过两句评语：前者是——‘一场烂污’；后者是——‘党天下’。他倏地消失了，没有通电、宣言，也没有给生活在与他有关与无关的人群的世间留下只言片语。只有这两句话，带着一个读书人全部的失望与厌憎，泥巴一般地甩在历史的纪录簿上。”
　　戴晴以深情的笔调勾勒出储安平的侧影，曾与储安平一起参加“渝社”的陈纪滢说储安平“人非常聪明能干，而且头脑清晰”，冯英子说储安平“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储安平的学生王火也说他“不喜欢主动与学生接近，对学生的态度是客气的，但并不热情，有距离”，甚至“恃才傲物”，而张申府言：“据我所知，储安平是以敢言著名的办报人，有很好的操守。”总之，储安平是个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人物，也难怪冯英子要这么说：“我同储安平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交情，只是彼此踽踽独行在人生的道路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交叉点碰在一起罢了。我们一起办过报，一起写过文章，可是仅仅这么一点，要忘却他也不容易。他的声音笑貌，好像经常在我眼前，不把他写出来，也好像欠他一笔债未曾还清一样。”抱持相同态度的还有名作家章诒和，她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说：“在我所结识的父辈长者当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储安平。而我之所以要写他，则是出于父亲（章伯钧）说的一段话：‘人生在世，一要问得过良心，二要对得住朋友。（—九）五七年的反右，让我对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对不住的一个，就是老储（安平）。’父亲最对不住的，确要算储安平了。原因很简单——把他请到《光明日报》总编室，连板凳都来不及坐热，就顶着一个大大的右派帽子，独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因此章诒和笔墨沾满着泪水，写出储安平晚年悲苦的情景。
　　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可能是最早为储安平作传的文章，而根据后来的研究者如邓加荣、谢泳、李伟等人的数据，我们可以理出一份生平简介：
　　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乃储氏望族之后；储安平生下仅六天，母亲去世，父亲吃喝嫖赌，不顾家庭生计。由年迈的祖母抚养，十四岁时父亲和祖母相继去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成了漂泊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从此他寄养在伯父家中，直到去外地上学。一九二八年储安平从光华附中毕业，考入光华大学英文系（储安平所读的科系，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新闻系，有的说是政治系，而赵家璧说储安平跟他是大学同班同学，则当为英文系）。大学时期的储安平醉心于文学创作，曾给《北新》、《语丝》、《真善美》、《新月》、《流沙》等文艺性杂志写稿；同时对社会政治亦感兴趣，一九三一年他就搜集当时学者及政论家，如左舜生、胡愈之、俞颂华、罗隆基、陈独秀、汪精卫、陶希圣、王造时、陈启天、张东荪、张其昀、梁漱溟等人的文章，编了一本《中日问题各家论见》（新月书店出版），并为该书作序及写扉页题词。一九三二年储安平从光华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九三四年与低他两级的女同学端木新民结婚，这期间《中央日报》聘储安平编文艺副刊。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邵洵美创办纯文学刊物《文学时代》，由储安平任主编，翌年四月出完第六期，因储安平要去英国采访，刊物也就停办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储安平随中国代表团赴柏林采访奥运会新闻，奥运会闭幕后他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师从著名的“费边主义”学者拉斯基教授学习。留英期间，他对英国的宪政法治、人权自由印象深刻，使他相信自由主义是一个国家富强的根源，中国也可以透过良好的教育方式来改造国民性格，进而建造一个民主的国家和自由的社会。一九三八年，储安平离英返国。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储安平任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教授，同时给《中央日报》写社论；其间他参加“渝社”——一个以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为主要成员的学术性团体，为首的是周子亚教授，成员有储安平、沈昌焕、黄尧、陈纪滢等，最初有一二十人，后来只有六七人了。其后曾短期任桂林《力报》的主笔。—九四〇年储安平接受当年光华大学教育系主任廖世承的邀请，赴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教，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那时每逢周会，教授们都要轮流演讲，轮到储安平演讲时，据说“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拍多少次掌”。储安平在蓝田师院结识了许多知名教授，这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了《客观》和《观察》杂志的撰稿人，如钱钟书、高觉敷、邹文海等人。这期间也是储安平一生写作的丰收期，他写成了《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两本著作。一九四三年他又把各次演讲整理成《英国与印度》一书出版（桂林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五年五月，《中国晨报》在湖南辰溪创刊，冯英子任副社长兼总编，他重金礼聘储安平兼任该报的主笔。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储安平离开蓝田师院赴重庆。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张稚琴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邀请储安平任主编，编辑有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客观》周刊一共出了十七期，而储安平实际只主编十二期，十三期后改由吴世昌接编，而储安平则离开重庆到上海，他正式的职业是在复旦大学任教授，在政治系和新闻系分别开设“各国政府与政治”、“比较宪法”、“新闻评论练习”等课程。同时他也筹备《观察》周刊的创办，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观察》创刊于上海，储安平任发行人兼主编。《观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后一份同人刊物，也是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的刊物。它因敢于抨击国民党政权的昏庸和腐败，提倡“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大受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和喜爱。储安平曾非常自豪地宣称：“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一九四九年后，储安平加入民盟和九三学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并主编学社机关报《社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观察》复刊，储安平任主编；一年后《观察》改名《新观察》，而储安平调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一九五二年出任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九五四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同年六月一日，在zhonggong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整风座谈会上，作了《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报告，随后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西山农场劳动改造。同年六月八日，储安平向《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提出辞呈，不再担任总编辑职务。“文革”开始，红卫兵把他作为专政对象，批斗侮辱，逼他扫街。一九六六年深秋，他跑到北京西郊青龙桥跳河自杀未遂，不久即告失踪。他的生死成了一个谜，尽管众说纷纭，但人们至今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投河自杀”、“蹈海而死”，还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虐杀毙命”），或者是出家当了和尚。这些说法都永远成谜了。
　　储安平有两段婚姻，但都以悲剧收场。首先是—九三四年他与低他两级的女同学端木新民结婚，端木新民也就是他爱称的露西（Lucy）。戴晴说：“在职业无着的养病期间，他居然娶了一位美貌的富家少女。Lucy——储安平一生都这样称呼她，即使在他们离异之后。她是低他两班的同学，对优美的文字与情调抱着一种只有那个年龄和那种时代的女孩才有的倾心之爱。初交时，他给她写情书，投书《申报》时的本事和情绪又焕发了，对这些无由问世的妙文，她的妹妹们的评语是：‘跟这样的人做朋友，看看信也是幸福的。’在看到她手中他的照片时，她们则惊呼：阿姊，梅兰芳送你照片呀！”这简直是一对才子佳人的绝配！其实，端木露西后来也成了一位女作家。抗战期间，端木出版过两本散文集，据姜德明的《书叶丛话》介绍，一本是出版于一九四三年的《海外小笺》，是储安平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时所编的十本“袖珍综合文库”的一种，里面收录的是端木露西写给储安平的十几封书信和小品文。在储安平赴英求学后，第二年端木露西也赴英留学。此书出版时，这对夫妇还没有脱离关系。另一本是一九四五年由商务出版社在重庆出版的《露西散文集》，里面大都描述战火乱离、男女恩怨的心绪与忧乐。共收散文十三篇，是一九四四年九月作者在湖南蓝田编就的。书中的自序称自己从不妄想踏进文艺之门，而是因为一位很好的朋友常常让她写一点什么，“我今天毅然将这个集子整理出来，也是为了纪念我与这个人十年的情谊，一段梦境。”她所说的这个人，自然就是指的储安平了。
    对于储安平与端木露西最后的离异，戴晴有一个说法：“他（按，指储安平）一心向往的，还是留学。为了攒足这笔钱，他锱铢必较，Lucy大为光火，成了夫妻间出现裂痕的原因。”除此而外，戴晴还提到储安平从英伦归来后回到《中央日报》任主笔兼国际版编辑时的一个情况：“这阶段，他在事业与家庭两方面都不大愉快。《中央日报》主笔是要奉命写作的，这与他的一贯的主张抵触得厉害；而有钱有势的社长对他的妻子仍有觊觎之心，这种在当年官场常常被用作进身之阶的局面，令储安平不堪忍受。他终于辞掉了这个‘肥差’，经当时国民党宣传部次长张道藩介绍，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戴晴提到的“有钱有势的社长”，就是当时的《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著名报人徐铸成也说，“当他（按，指储安平）孜孜埋头编报时，那位社长程先生却天天陪着这位‘校花’（按，指露西）去跳舞，不久，因而脱辐了，留下一个孩子，由安平艰难抚养。”与储安平家有戚谊的李伟先生在回复笔者的询问信函时说：“程沧波当年长《中央日报》，安平编副刊。端木喜跳舞，储耽于读书，从不偕妻参加游娱事，程趁虚而入，确有其事。储性格上有诸多缺陷，如吝啬，子女关系也不佳。”另外端木露西在《露西散文集》自序中坦然地承认：“一个人有时需要‘物资’来解决一些苦难的问题，其重要和急迫远超过于一个谨慎的声誉。自然，这种措置无意的是一种不幸。”这段话，亦可视为端木露西对自己与程沧波一段婚外情的自我辩解。
　　程沧波（1903-1990），字晓湘，又名程中行，江苏省武进人。一九一八年入上海南洋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同学陈训恕的长兄陈布雷时任《上海商报》主笔，由这层关系程沧波便开始给该报写稿，有一次写了评论太平洋会议的文章，见报后颇受陈布雷赏识。一九二四年他转学复旦大学政治系，一九二七年毕业后由陈布雷推荐去上海《时事新报》担任主笔。同年四月，陈布雷调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推荐程沧波去中央党部宣传部工作。未久，他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英国政治与历史。一九三一年回国，任国民会议秘书。一九三二年五月，由陈布雷推荐，被任命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首任社长。
　　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至七月中旬，蒋介石分批邀请各界领袖到庐山举行谈话会。蒋介石要程沧波代他草拟一份准备抗战的文告，因为陈布雷当时正在生病，程沧波责无旁贷地接受下来，他关起房门写了三个小时，这就是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第三次庐山谈话会上的演讲词。其中很有一些名句，如：“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牺牲一切之决心。”程氏文笔敏捷，铿锵有力，难怪蒋介石称他为“中国第一枝笔”。
　　一九三七年十月底程沧波奉派去欧洲，一九三八年五月回国。在这半年中，南京已经陷落，《中央日报》西迁长沙。在长沙他全力筹备成立重庆总社，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央日报》在重庆出版，程氏担任重庆总社社长。一九四〇年秋，程沧波被免去《中央日报》社长之职，而调到监察院去任秘书长的闲职。对此香港名报人陆铿在《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中说：“程主《中央日报》八年半，直至一九四〇年秋因桃色事件下台。自古才子爱佳人，原来，储安平在程领导下任《中央日报》编辑部主任，其妻女作家端木露西，不仅人长得漂亮，文章也写得好，程为之动心，乃趁储安平赴英学习机会，穷追而得手。储得知此事，在其乡前辈吴敬恒（稚晖）先生面前告了程沧波—状。吴言于蒋介石，蒋把程喊去骂了一通。《中央日报》社社长势难继续当下去，乃呈请辞职。于右任先生爱才，且认为‘风流无罪’，遂把程沧波叫到监察院任秘书长。端木露西女士也为这一段感情纠葛，写了一篇相当轰动的文章：《蔚蓝中的—点黯淡》刊于重庆《大公报》，风传一时。”
　　对于此事，当时也在《中央日报》主持编务、后来成为陶希圣的亲家的刘光炎，在《梅隐杂文》一书中说：“《中央日报》的副刊，也花样百出，最闹猛的是女记者端木露西闹桃色新闻，把报馆几乎搞垮了。这位女记者非常风骚，她其实很喜欢我，曾百端挑逗，喊我是：‘可怜的孩子！’我因心有专属，绝不动心，她终于把我没有办法，摇摇头去了。她的丈夫后来恍如大梦初醒，知道自己只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一无是处，一怒离开报馆，从此到上海办了一个《观察》杂志，专门拆国民政府的台。他就是后来终于在‘大鸣大放’中栽了跟头的储安平！”
　　此事发生后，储安平和端木露西并没有离婚，据戴晴的文章说廖世承在湘西组建蓝田师院时，储安平还带着端木露西和新生的第三第四两个孩子去了。但到了一九四五年五月，《中国晨报》在湖南辰溪创刊时，则两人显然已经离婚了。据冯英子说：“那时他已与端木露西离了婚，身边带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中国晨报》的编辑部设在铜湾溪，而营业部则在辰溪的街上，从铜湾溪去辰溪，隔着一条辰水，辰水上没有桥，靠小划子摆渡，上坡下坡，上船下船，安平都背着他的孩子，父亲而兼母亲，生活非常艰苦。有时我们觉得他很累，帮他背背孩子，他总含笑谢绝。”
　　冯英子又说：“一九五三年秋，我结束了香港《周末报》的事务，调上海工作。从广州到上海的旅途中，我特别去北京绕了一下。那时安平在出版总署做出版局局长，开始做官了。我去出版总署找他，发现他穿了制服，有如临风玉树，一表人才，人也微微发胖了，不复是在辰溪时的憔悴。那时解放不久，大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告诉我已经重新结婚，欢迎我到他家中去玩。很抱歉，我没有到他府上去，只是后来在奇珍阁的一次宴会上，看到安平和他的新婚夫人，年轻、漂亮，两个人在一起，正是一对璧人。”
　　储安平的第二个妻子易吟先，是著名辛亥老人易堂令先生的女儿，毕业于湖南著名的爱国女校“周南女学”。在与储安平结婚时，已有过一段婚姻。易吟先的前夫是个工程师，后来与易离婚，去了美国。储安平与易吟先共同生活了四年，反右后亦告离异。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说，她母亲（李健生）告诉她有关储安平的事：“他的事业心强，社会活动多，虽独身多年，也渐渐习惯了。前几年，经一班朋友的一再相劝、相催，他和一位女士结婚了。不想，反右以后，储安平的处境大变，他的夫人也大变。如果觉得丈夫是右派，给自己丢了脸，今后不好做人，那么离婚好了。让人万没有想到的是，她住着储安平的房子，却跟另一个男人明来暗往。时间一久，即被察觉。储安平说：‘伯老，即使闭户三日，你也猜不到这个人是谁。’停了好一阵子，他说了三个字——宋希濂。爸爸惊诧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问：‘是那个国民党的宋希濂？（1959年）特赦的那个甲级战犯？’储安平点头称是。爸爸站起身，拍着他的肩膀，哀叹：‘所犯何罪，受此屈苦！都归咎于我。’”章诒和又说：“李如苍告诉父母：‘储安平正在办理离婚。女方提出三千元赡养费要求。法院的同志讲，储先生不是资本家，哪有许多的积蓄。最让人难堪的是，这女人还住在储宅。宋希濂的进进出出，就在老储的眼皮底下，后来，李如苍又来我家，告诉我的父母说，那女人已随宋希濂搬走，并有话传来，说自己如今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享受方面，比跟个大右派强多了。”一九六一年，由侯镜如夫妇作媒，宋希濂与易吟先结婚了。后来夫妻二人一同去了美国。一九九九年八月易吟先病逝于纽约。
　　至于端木露西，据作家韩三洲说，她在与储安平仳离后，—直用端木新民这个名字，解放后曾在上海市立敬业中学任教，后与上海水产学院教地理课的孙西岩结婚，也许由于她还是改不了“直言无忌”的缘故吧，日子一直过得不顺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她也曾遭受过打击。八十年代丈夫去世后，她继续在上海陕南村的寓所里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了五年，直到因病辞世。
　　相对于储安平，端木露西和易吟先还算是幸运的。作为一九八〇年“不予改正”的五名大右派之一，储安平可说是知识分子中的“悲剧人物”。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后，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恐怕再没有比这更惨的了。

迅弟儿

“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
！

李旧苗

“相对于储安平，端木露西和易吟先还算是幸运的。”


宋希濂将军夫人易吟先女士追悼会在纽约举行

    中新社纽约八月二十八日电 （记者 麦子）已故宋希濂将军的夫人、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易吟先女士追悼会今天上午在纽约举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驻纽约总领士张宏喜、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沈策以及纽约侨社领袖、易吟先女士的生前友好和家属近百人参加了追悼会。
　　易吟先女士是著名辛亥老人易堂令先生的女儿，毕业于湖南著名的爱国女校“周南女学”。一九六0年与宋希濂将军结婚。一九八0年与宋先生移居美国。之后，一直追随宋将军在海外积极从事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业，至死不渝，渡过了坦荡踏实的一生。
　　秦华孙大使和张宏喜总领事先后发表了讲话，高度赞扬易吟先女士在海外坚持爱国立场，积极从事祖国统一大业的精神。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花俊雄在致悼词时表示，我们将矢志不渝地沿着宋希濂将军和易吟先女士的道路，继续努力前进，直到台湾回归祖国怀抱。
　　遵照易吟先女士遗愿，其骨灰将运回家乡湖南，与宋将军合葬在一起。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央统战部、黄埔军校同学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湖南省政协发来了唁电或送来花圈。

    [转]宋希濂家有贤妻  
　　宋希濂的一生动荡起伏，饱经沧桑，充满传奇色彩。他1907年生于湖南湘乡，1924年考入黄埔一期，同年加入了国民党。他参加过北伐，并在此期间经陈赓介绍加入过GCD，1925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即与共产党脱离关系。此后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宋希濂跟随蒋介石，与共产党为敌直至1949年底，宋希濂的军队在大渡河边被解放军包围，宋希濂做了俘虏。宋希濂曾在回忆录里写道：1949年是他最痛苦的一年，妻亡子散，自己沦为阶下囚。宋希濂和原配妻子共生育六个子女，三男三女，都在1949年去了香港，有的后来又到了美国。他的妻子1949年6月因脑溢血在香港去世。  
　　经过在战犯改造所多年的改造，宋希濂1959年12月获特赦。1961年，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1964年以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宋希濂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在政协的帮助下，他得到了家人的确切消息。为了帮他再安个家，不少热心人纷纷张罗起来，1961年，由侯镜如夫妇做媒，宋希濂与易吟先结婚。说来他们两人也是老相识了，1947年曾见过面，并叙谈了一番。当时他们不会想到，两人各自走完一段坎坷道路后又在北京邂逅并结为连理。  
　　易吟先是宋希濂的湖南同乡，更是一个贤淑的妻子，对宋希濂温柔体贴，生活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眠，每日三餐、茶点，甚至连看电影、听音乐会、出席跳舞晚会都安排得井井条条，再加上在柴米油盐等生活开支方面颇有心计，把家庭操持得温馨舒适。易吟先那时虽然已经50多岁了，却保养得当，面容姣好，身材苗条，小家碧玉，风韵犹存。她和宋希濂的性格正相反，活泼好动，待人热情，还爱开几句玩笑。

何堪

两次被戴绿帽子，郁闷死了

shuntu

非常的好，我进来看看啊

读史拍案

6#"两次被戴绿帽子，郁闷死了"
生活在那个恶魔当道的时代，绿帽子实在算不得什么。现如今明里暗里把绿帽子扣到丈夫头上的不是也大有人在吗，例如前些时为救儿搅得网络波涛迭起的某某不是不动声色就把绿帽子扣到丈夫头上了吗，还是国防绿呐！

fudao

呵呵，我进来支持I型楼主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