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木匠

我们那张照片第三排右起第一位是我们的政治课潘老师，很不好意思，我们当时给他起的绰号“潘骨头”（他非常瘦小）还记得，名讳倒是忘得一干二净。

他给我们上政治课，讲大道理，下面的男生睡觉，不少女生在认真的用钩针做手工，潘老师停顿一会，很深沉的说：“社会主义课堂可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手工作坊!”同学们大笑过后，还是干自己的事，没人睬他

老木匠

站在第三排左起第一位的，是我们的班主任卢老师。当时年纪还不大，开始带我们班时刚怀孕，等到我们要毕业时她又生小孩去了。

kemingqian

是啊，瓜姐，记得是个大盆子，浇头勾过芡，盖得不算很满，也够吃了，汁水渗到米饭下盆底上，俺总归吃个精光~~~
冬瓜 发表于 2009-9-10 16:34

记得是大白菜加上几根肉丝，或是猪油渣。

现在有时也做一下，平均两年一次。

kemingqian

最容易饱的是老虎脚爪，4分一两粮票，硬壳
老木匠 发表于 2009-9-10 21:13

老虎脚爪。二十多年没有听见这个词了。

老木匠

老虎脚爪。二十多年没有听见这个词了。
kemingqian 发表于 2009-9-13 01:26

当年实在太无聊，我们单位的一帮小青年比赛吃东西，千奇百怪的吃法。

一个是单手吊在门框下，靠嘴巴吞进去一根油条，比谁快。

一个是不准喝水，吃一个1毛2的蛋糕（黄色圆形的、蒸的那种），要求在1分钟内，后来记录不段提高，最高是半分钟。

这两个后果是打噎不止，不会出大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比赛吃这个老虎脚爪。有个老兄连吃8个，创立新纪录。但下午就腹疼不止。傍晚时分实在没有办法，弄到医院去看急诊，急性胃穿孔，连夜开刀，倒出来胃里的东西据说有半铅桶

傻瓜也快乐

老虎脚爪。二十多年没有听见这个词了。
kemingqian 发表于 2009-9-13 01:26

上海七宝老街有，前不久去买过一个，感觉一点不好吃，没吃完。是自己对美食要求高了，还是味道确实变了呢，
反正小时候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吃什么都好吃。大饼油条也是美味，萝卜干当零食，红烧肉就是改善伙食了。
那个盖浇饭好像有两种，我记得是白菜油豆腐什么的。是不是你们吃的荤的我吃的素的啊，所以价格也不一样。

何萍

我一度经常去奉贤头桥，应该离你那儿不远吧。有机会我去替你们看看那烈士纪念碑还在吗 ...
瓜瓜 发表于 2009-9-10 15:56

瓜瓜是谁呀？现在不坦白，到了19号一定会现形的。

头桥距离俺家不是很远，乘车半小时吧。头桥的家具店很多，蛮有名的。

老木匠

同学们

这张唯一的中学班级合影，现在看看，有几个同学的名字已经想不起来了。觉得有必要赶紧写些什么，来防止进一步的失忆。

我们这个班级40个同学，这张照片上只有34个。都是在1956年前后出生的，按照单位里老师傅的说法，那算是共和国历史上日子最好过的日子。而那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建设社会主义高潮降临的时候，所以我们班级同学里，名字带“建”的相当多。另外，那也是80年代以前的共和国外交史上唯一鼓噪“和平”的时代，同学的名字里带“平”的也非常多，有两个“建平”，两个“卫平”，还有“持平”等等。

由于招生区域的关系，我们班级大多数同学的家庭出身都是“职员”。那是一个很宽泛的社会角色划分方法，包括了所有的教师、医生、企事业单位或者政府部门里没有能够排到“干部”系列的工作人员，大概可以和现在的“白领”划等号。能够在红卫兵申请表上写上响当当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这样“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很少。这也就造成班级同学比较“平等”，没有盛气凌人的干部子弟。相反，倒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同学比较受尊重。

我也是职员出身，只是因为父母以及所有的孩子都戴眼镜，给人以读书人家庭的印象。特别是刚进中学时，父亲在班级家长会上发过一次言，好像给人的印象挺深。在一年级短暂的男女生一起开小组会的期间，有一次很多同学聚集在我家，正在疯玩，恰好父亲下班回来，有个女同学窘迫之余，没话找话的说我很像个大学教授。这在当时实在不是一种恭维，可是多年过去，她的话倒还真是一语成谶。只是这位有预言能力的女同学后来不知道嫁到哪里去了，同学聚会时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她。

中学毕业后，有一次在《摘译》上看到一个苏联教育学家的文章，说是随机抽取一个班级，一般都可以将学生分为全面型、理论家型（单科成绩突出的）、组织家型（有号召力的）、实干家型（成绩一般的）、懒惰型这样几类。回想我们班级，果然也可以这样划分。特别是“组织家型”。

我们班级里就有一个具有天生领袖气质的男同学。刚进中学没几天，所有的同学就都很服他。很快给他起了一个“老头（子）”（是指头头的意思）的绰号。他当仁不让的成为临时班长、又在正式选举中成为红卫兵排长，2年级开始，每次红卫兵团选举，他都以全票当选为团长。他的功课不算很好，也并不能言善辩，更不是那种喜欢出头露面、惯于教训别人的人，可是他就是有一种天生的使人放心、使人产生信任感的气质。在集体中，他总是最后拿主意的人，虽然在这之前的讨论中他可能没有表示过意见。30多年过去，班级同学、年级同学聚会，总是习惯的找他来主持、或者由他来出面组织。林彪事件的爆发，对他影响也很大，毕业后他总是力图躲避政治，不热衷仕进，现在安安稳稳的做一个国企的干部。

除了“主流”的班级红卫兵头目外，还有两个叫“建平”的同学，在男生里有很大的号召力。总会有一些同学围绕、甚至可以说“追随”在他们左右，打球、逛街、游泳，一起疯玩。这两个同学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小学里的我，尽管也是一个红小兵头目，但总的来说和同学的接触不全面，尤其是从不参加任何课余的体育活动、或者和同学出去疯玩。两个建平都是校篮球队队员，一个主力得分前锋，一个是主力控球后卫，在他们的带动下，我很快成为篮球迷——看球为主的球迷。自己也很努力的学习打球，就是学不好。他们也是游泳的爱好者，我跟着他们游遍了附近的泳池，经常是上午游泳，下午打球。第一次野营拉练回来后，他们带着我去“补营养”，我们经常性的出去逛街，沿四川路一路走过去，吃遍了沿街的点心店：山阴路口那个回民点心店的牛肉锅贴，永乐坊边的四新（原来叫四多）点心店的大汤团，横浜桥头罗春阁的生煎馒头，虬江路三八饭店点心部的酒酿圆子，武进路附近弄堂里的一个生煎馒头和锅贴店（后来叫飞龙生煎，成为连锁店），四川路桥头新亚饭店小卖部的叉烧包……那些美食经历，帮助了我快速的长身体，更帮助我熟悉了怎么和同学接触交流，如何更自然的融入到集体之中。

两个“建平”在班级里的号召力，以及他们过剩的青春精力，经常使他们成为打架啦、抽烟啦、大闹课堂啦之类事件的发动者或指挥者，往往使工宣队、教师对他们另眼相看。尽管他们家庭出身很好，都是稀有的“革命干部”，在野营拉练以及学农时，他们也都是炊事班主力，尽力为同学服务，可一直到快要毕业时才被允许加入红卫兵。出乎这些工宣队及老师的意料，两个建平工作后的经历堪称楷模。一个后来在单位里以苦干而成为劳动模范，当新时代单位垮掉后，他在夜大刻苦攻读计算机课程，得以在社会招聘中作为技术人员进入到政府机关工作，兢兢业业到今天。另一个分配到上海一个著名服装厂工作，一直做到两年前这个厂完全破产、他处理掉这个上海老名牌的最后一批货，从销售科长成为一名“协保”的下岗工人。

在4年中学里，我们读书的时间实在太少，难以发现那位苏联教育学家说的“理论家型”的偏科优秀生，主体明显是“实干家型”。后来我们班级里能够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人只有两个。有四、五个同学后来通过成人教育获得了大专、本科的学历。余下的同学大多依靠自己的技能、实干家的本能，在职场拼搏，等待着退休、拿社保的时间的来临。最惨的是一些当时被分配到农场或去插队的同学，在大回城风潮时纷纷回到上海，进入到街道工厂之类的地方工作。好几个同学失去了工作，依靠做小买卖度日，养家糊口。

做买卖较为成功的同学，只有一个。在中学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他后来会成为“董事长”。他是个很本分的同学，分配时为了家里的弟妹将来能留上海，主动去了苏北的一个农场。在农场表现很好，后来顶替回上海。在国营公司做了一段时间后，毅然下海自己开业，成就一份小小的事业。可惜的是，刚过半百，身体就开始运转不灵。

30多年后，在同学聚会时，对照这张照片，大多数的脸庞已经只能依稀猜测。定格在照片上的，是我们曾经有过的青涩，以及那个年代的印记。

何萍

很纯真的回忆。可是，按照童版的标准，还要有些其他花絮，否则不过瘾。

邱晓云

瞬息浮生，故事讲完，茶香未散，半辈子已经过去了。

David

木匠师傅天生应该搞历史的，点点滴滴如数家珍。我们那年代那点破事，居然都差不多。男女不说话，如同某种禁忌，研究一下这个历史成因，倒也能长学问。72年拉练，正好给我们一届碰上，晚上爬将起来夜行军，睡农民家客厅地上（当然有草垫）。当时只管走路，哪知道去了哪个村，过了哪个店。木匠好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