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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19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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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后生”后记——李老师的活着
本帖最后由 周泽雄 于 2010-5-2 20:46 编辑
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陈后生》,主人公的原型是我的初中数学老师。那篇文章几乎是纪实散文。因为主人公的经历太像小说,写出来的故事就有了小说的模样。“陈后生”的故事倘若能像小说结尾那样嘎然而止,倒也干脆、干净。不幸的是,故事还有“后来”。人老了,容易怀旧。这些年我不时在打听“陈后生”的下落,却始终得不到确切的联系方式。我只是听说他在十多年前回了故乡杭州,和老母亲住在一起。
直到今年春天,我终于得到了他的电话号码,就拨了过去:“李老师,我是施勇,你还记得吗?”“记得、记得,怎么会不记得!”电话里他嗓门很大,一如年轻时,声音却含混不清。我问:“李老师,你现在身体好吗?”他回答:“不好,很不好,我96年就中风了。”李老师中风,我原先听说过。然而,当他亲口告诉我这一情况时,我的心情格外感到沉重。他的身体坏到了怎样的地步?我不好问,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只是说:“过些天,我来看你。”李老师连忙说:“不要、不要,您找不到的。”
我说:“李老师,你把地址告诉我,我真的想看看你!”李老师迟疑了许久,才把地址告诉我。末了还是说:“你不要来了,地方很难找的。”李老师住在杭州馒头山脚宋城路118号。那地方八百年前是南宋的皇城,如今成了被遗忘了的“老照片”。宋城路不算冷僻,过万松林隧道不远,往右一拐就是。但找118号却费了许多周折。一片上世纪六十年代修的两层宿舍楼,大概有十来幢,门牌号排列似乎无规律可寻。转了一大圈,我还是找不到北。幸亏问到“当方土地”,才指给我118号的方位。那老者倒是风趣,说:“这里是祝家庄,外人进来摸不着头脑。”
跨过一条流淌着的污水沟,我来到118号门前,问楼下的住户:“请问李老师住这里吗?”一个“外来姐”模样的人似乎受了惊扰,边挥手边回答:“不知道的!”我退了出来,向楼上喊:“李老师,李老师!”楼上有人应,是李老师的声音。见到李老师,我并没有久别重逢的激动。倒是李老师说:“四十年了,你还来看我。”李老师的相貌,依稀还有年轻时的影子,只是当年白皙的脸,如今泛出中风病人特有的潮红。
一位老人在旁边看着我们,李老师说:“这是我母亲,九十一岁了。”老人居然还清秀,只是目光有些茫然。我要和她寒暄,李老师告诉我:“她弄不拎清的,老年痴呆症。”我恍然明白,并不“贪生”的“陈后生”,为什么在中风以后还坚持活下去。他已经坚持了十四年,他还要坚持多久,也许要由母亲来“决定”。
李老师的身体状况比我担心的要好——没有瘫痪卧床。招呼我坐下后,李老师说:“没有茶,吃点香蕉。”就为我去取挂在墙上的香蕉。他可以行动,却不象常人那样向前走,而是作横向移动。想必是那样的移动比向前走要“自如”些。他用一条腿移一步,稍作停顿,再移动另一条腿,动作像机器人。李老师说:“这手和脚,好象不是自己的。”
香蕉已经烂熟,皮有点发黑。我边吃香蕉,边打量着李老师的住处。房子不过十五、六平米,隔为里外两间,分别铺了两张床,外间还放了餐桌、电视机,一个两、三平米的阳台改成了厨房。房顶是斜屋面、没有天花板,瓦片下面铺了油毛毡,白天也开着灯。李老师告诉我,这房子冬冷夏热、漏雨,墙壁上的砂浆像酥糖,一碰就纷纷掉渣,屋里没有卫生间,几百米外才有公共厕所。我问李老师:“有没有请保姆?”李老师摇头说:“我病退得早,退休工资不到二千块,请不起保姆。我妹妹隔两天来一次,把需要的东西买来,帮助打扫卫生、倒马桶。”妹妹不在的时候,李老师和母亲想必要“自力更生”。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埋头吃完了香蕉。李老师又要给我拿,我坚持不要,他才作罢。看李老师的住房,离危房不远,我就问:“这一片还不拆迁?”李老师回答:“听说再过十年也不拆。”我说:“为什么?”李老师说:“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知道为什么。如今的城市建设多半是开发商在“主持”,拆与不拆取决于开发商赚多赚少。许多黄金地段因为有“价值”,常常进行“新城改造”,才盖了十年、八年甚至三、五年的房子说拆就拆了。(中国的碳排放量即将名列全球第一,“新城改造”功不可没)。李老师住的地方开发商不感兴趣,他恐怕要在那片老房子里了此余生。
我又问:“李老师,你在长安(他工作的地方)还有住房吗?”倘若有福利分房,可以考虑变卖了在杭州买房或租房。提到此事,李老师涨红了脸、气愤地说:“我的房子被王某某那个混蛋霸占了!”看李老师激动起来,我不敢再追问下去。这事不应该发生,却完全有可能发生。有必要欺负李老师的人,想必没有多大权势。他大概也是被“蜗居”逼急了,才小鱼吃虾米的。学校领导不主持公道,是因为不必给李老师公道——他没法跟领导办交涉。
李老师说每年有一次提意见的机会。那是春节前,学校领导模仿中央领导访贫问苦,会送来三、五百元的红包。然而,学校的小领导远不像电视里的大领导那样和蔼、那样从容。李老师说:他们总是来去匆匆,屁股还没坐热,就逃一样地离开,仿佛凳子上长满了钉子。倘若换位思考,单位领导的心情或许可以理解。李老师的事麻烦,人又不随和,给他帮忙不但没有好处,还很可能吃力不讨好。如今的领导都聪明,谁愿意做这样的傻事?
李老师告诉我,刚中风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后来经医生推荐,服用治疗脑血栓的一种药——上海产的“脑力健”,语言功能才有所恢复。可“脑力健”很贵,每颗要15元,每天两颗需三十元,李老师的收入不能维持,只能断断续续的吃。救命用的药,却不能报销,这样的医保制度显然不人本,应该予以改革。但眼下大家都“享受”这种制度,李老师当然也不能特殊。
不过,李老师告诉我的另一件事,却让我感到难以接受。中风以后好几年,他所有的医疗费用居然不可以报销。我问:“为什么?!”李老师说:“他们说我看病的省中医院不是定点医院。”俗话说: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在中国,只要功夫深,凡事无不可变通。然而,对几乎不能动弹的李老师,管事的却会不加思索地坚持原则,仿佛为国家节约每一分钱,真的是他们的神圣职责。不过,李老师告诉我的另一件事,却让我感到难以接受。中风以后好几年,他所有的医疗费用居然不可以报销。我问:“为什么?!”李老师说:“他们说我看病的省中医院不是定点医院。”俗话说: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在中国,只要功夫深,凡事无不可变通。然而,对几乎不能动弹的李老师,管事的却会不加思索地坚持原则,仿佛为国家节约每一分钱,真的是他们的神圣职责。李老师工作所在的那个县,是全国百强县,财力雄厚,无论如何也不需要“节省”李老师那点医药费。"
找到李老师的家,已是午饭时间,餐桌上的电饭煲煮着东西。李老师说:“在这里吃饭吧。”我知道这是不能不说的客气话,就说:“不客气了,我坐一会就走,中午还有同学聚会。”坐了一会,李老师歉然地对我说:“面要糊了,我要盛面了。”他把锅里的面条盛了两碗、将桌上的一碗菜一分为二、添到面里,端了一碗给母亲。老人要把那碗面让给我,说:“你吃,你吃。”李老师在她耳边喊:“他不在这里吃!”老人才顾自吃了起来。
我起身告辞,李老师移动到门口,望着楼梯说:“施勇,我不送你了,我下不了楼。”我知道李老师想送送我、也想走出去看看春暖花开。可是,他做不到。这间破旧、狭小、灰暗的楼屋,是李老师和母亲赖以栖身的蜗居,也是母子俩走不出去的囚笼。我对李老师说:“我还会来看你的。”李老师连忙说:“不要再来了,太麻烦了!”
说实话,李老师所说的“麻烦”,我的确感受到了。我这次来原本是为了还愿、求得心安,不曾想会如此累心。我的造访并不能给他带来实在的帮助,送一点礼物,只能增加他内心的负担。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兑现诺言,还会不会再来看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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