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李春阳：汉语欧化简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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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与欧洲的几种主要语言有巨大差别，西学东渐最后的壁垒与最终的战役，或许是汉语的欧化了，但语言是全民性的约定俗成系统，习惯性力量之强大是难以想象的。一个世纪以来，倡导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他们的理论根据与话语实践为时下的研究者留下了清晰的踪迹，本文出入于鲁迅、周作人、刘半农、傅斯年、林语堂、朱自清、王力、郭绍虞、汪曾祺等人的论述之间，透过百年来的思考，尝试澄清与梳理汉语欧化的得失与利弊。

一

胡适在1929年为《中国基督教年鉴》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明确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后来他在提法上有些让步，“为了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 。但实际上他仍然主张“全盘西化”，他自己解释说，全盘是100﹪的意思，充分虽然算不得全盘，但可以包括99﹪。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发起人，在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上，胡适一生不遗余力，但对于现代汉语的欧化却始终有所保留。刘半农曾经说，在语体的保守与欧化上，各给出一个限度的话，“我以为保守的最高限度，可以把胡适之做标准；欧化的最高限度，可以把周启明做标准。”

与胡适相左，鲁迅是一向赞成欧化的，他说：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
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ii]
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说，就是脑筋有些糊涂。倘若永远用着糊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糊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iii]

但汉语果然“话不够用”吗？教员讲书而需要借助于粉笔，是因为汉语同音字太多，单凭口说区分不了，意义的差别离不开字形的帮助。自古便有口耳之学无根，有字才能有据。这不见得是缺点。而汉语语法的“不精密”，则是与西方的成文语法相比，我们的不成文语法尚未总结出来，西方的语言学传统固然悠久，中国却把文字学研究得很深，曾经随章太炎学习过《说文解字》的鲁迅，当然知道。
什么是语法？刘半农在《中国文法通论》中说，“所谓某种语言的文法，就是根据了某种语言的历史或习惯，寻出个条理来，使大家可以知道，怎样的采用这种语言的材料，怎样的把这种材料配合起来，使他可以说成要说的话”。这本是好的见解，但在那样一个时代，我们却轻易将西方语法观，视作人类语言的共性。词和句（word & sentences）是西洋的说法，汉语无此对应，依据sentences的定义，用汉字的“字”、“句”去套那“组词造句的规则”，除了欧化，别无良策。
徐通锵曾重新定义语法，认为“语法就是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构造规则”，它可以涵盖“语法是组词造句的规则”，因而适用不同语言的语法研究。他认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在汉语传统中，研究文字、音韵、训诂，原是真正的汉语“语法”，而且符合新定义下“语法”。
如若汉语连语法都可能西化的话，还有什么是不能呢？
鲁迅也许对这不能西化的事实倒是看得清楚，所以放胆地提倡欧化：

我于艺术界的事知道得极少，关于文字的事较为留心些。就如白话，从中，更就世所谓“欧化语体”来说罢。有人斥道：你用这样的语体，可惜皮肤不白，鼻梁不高呀！诚然，这教训是严厉的。但是，皮肤一白，鼻梁一高，他用的大概是欧文，不是欧化语体了。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吗呢”，并且一句里用许多的“的”字，这才是为世诟病的今日的中国的我辈。[iv]

         二

最早提倡欧化的是傅斯年，1919年2月，他在《新潮》1卷2号上刊发《怎样做白话文？》，副题：“白话散文的凭藉——一，留心说话，二，直用西洋词法”。他明确提出，

照我回答，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词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

直用西洋文的款式，大家尚不至于很疑惑，现在《新青年》里的文章，都是这样。直用西洋文的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一切修词学上的方法，大家便觉着不然了。这宗办法，现在人做文章，也曾偶尔一用，可是总在出于无奈的时节，总有点不勇敢的心理，总不敢把‘使国语欧化’当做不破的主义。据我看来，这层顾忌，实在错了。要想使得我们的白话文成就了文学文，惟有应用西洋修词学上一切质素，使得国语欧化。[v]

傅斯年理想的白话文是：（1）逻辑的白话文。就是具逻辑的条理，有逻辑的次序，能表现科学思想的白话文。（2）哲学的白话文。就是层次极复，结构极密，能容纳最深最精思想的白话文。（3）美术的白话文。就是运用匠心做成善于入人情感的白话文。这三层在西洋文中都做到了。我们以西文当做榜样，去摹仿他，正是极适当，极简便的办法。所以这理想的白话文，竟可以说是——欧化的白话文。

照事实看来，中国语受欧化，本是件免不了的事情。十年以后定有欧化的国语文学。日本是我们的前例。偏有一般妄人，硬说中文受欧化，便不能通，我且不必和他打这官司，等到十年以后，自然分明的。[vi]

八十年后我们重读此文，感慨良多。傅孟真所说的欧化，硬是把作为文章题旨的思想意识、美学风格、修辞取向和构筑文章的语言——当然包含语法、逻辑混为一谈了。与其说文学家能变化语言，倒不若说他能用我们的语言讨论从未说过的内容。变化语言和以语言表述那正在变化的世界还真的不好区分，但又必须区分。“前人未造的句调”，“前人未发的词法”，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弄到大家不懂，结果只能退回去，退到大家都懂的地方，这正是语言作为工具的保守性所在。也就是1913年辞世的索绪尔所说的“集体惰性对一切语言创新的抗拒。”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他认为“这点超出了其它的任何考虑。语言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每个人的事情；它流行于大众之中，为大众所运用，所有的人整天都在使用着它。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法把它跟其它制度作任何比较。法典的条款，宗教的仪式，以及航海信号等等，在一定的时间内，每次只跟一定数目的人打交道。相反，语言却是每个人每时都在里面参与其事的。因此它不停地受到大伙儿的影响。这一首要事实已足以说明要对它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一切社会制度中，语言是最不适宜于创制的。它同社会大众的生活结成一体，而后者在本质上是惰性的，看来首先就是一种保守的因素。”[vii]

刘复.中国文法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39:121.

[ii] 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520.

[iii] 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382.

[iv] 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549.

[v] 同上

[vi] 同上

[vii]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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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傅文发表二十年后，郭绍虞1939年4月在《文学年报》第5期刊发长文《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专论“欧化问题”与“欧化句式的利弊问题”：



新文艺有一点远胜旧文艺之处，即在创格，也即是无定格。欧化所给与新文艺的帮助有二：一是写文的方式，又一是造句的方式。写文的方式利用了标点符号，利用了分段写法，这是一个崭新的姿态，所以成为创格。造句的方式，变更了向来的语法，这也是一种新姿态，所以也足以为创格的帮助。这即是新文艺成功的原因。

不过，句式的欧化，固然成为新文艺的要素，然而过度欧化的句子，终不免为行文之累。假使说新文艺有可以遭人轻视的话，则由形式方面言之，正应着眼在这一点了。所以由造句的方式言，可以说是有成功亦有失败。

从前文人，不曾悟到标点符号的方法，于是只有平铺直叙的写，只有依照顺序的写；不曾悟到分行写的方法，于是只有讲究起伏照应诸法，只有创为起承转合诸名。这样一来，不敢有变化，也无从有创格，平稳有馀，奇警不足，这是旧文艺所以日趋贫乏的原因。

论到句式的欧化，我以为也是新文艺所以能成为创格的一种原因。大凡一种新文体之建立，必有其特殊的作风，而此特殊的作风即建筑在句子的形式上面。

口头的话与笔底的文既不能十分符合，所以可以古化，同时也可以欧化。古化，成为古文家的文；欧化，也造成了新文艺的特殊作风。白话文句式假使不欧化，恐怕比较不容易创造他文艺的生命。“我站在树旁”的确不如说“站在树旁的我”“许多人从大礼堂出来”的确不如“大礼堂吐出了许多人”“泪光滢滢，似表谢意”的确不如“从两眼滢滢的泪光中，射出感谢我的笑意”。

何以白话文又不适于过度欧化的句子？则以过度欧化的句子又太忽略了中国语言文字特性的关系。忽略了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而又违反了口头的语言习惯，那么在一般旧一些的眼光的人们，当然要看作不通而加以轻视了。

我们若要说明中国语言文字之特性与文学之关系，则应着眼在两点。其一，是语言或文字所专有的特性；其二，是语言与文字所共有的特性。由前者言，造成了语体的文学与文言的文学，造成了文字型的文学与语言型的文学。由后者言，又造成了中国文学所特有的保守性与音乐性。

文字型与文字化的语言型，既与欧化问题无关，那么现时所应讨论的即是语言型的文学如何欧化的问题。语言型的文学所以不适于过度欧化，其情形与以前古文运动也有些类似。由以前古文运动而言，其太重古化，不合当时语言惯例者，便不易成功。现在的新文艺，若使过求欧化，不合中土语言惯例，其结果也不易成功。因此，由这方面而言，无宁从文言文方面体会一些中土语言惯例，反足以补救过度欧化之失。

中国的文学正因语言与文字之专有特性造成了语言与文字之分歧，造成了文字型、语言型与文字化的语言型三种典型之文学；但是，语言与文字又自有其共有的特性，于是此三种不同典型的文学可以分而又可以不必分。[i]



郭绍虞以为欧化“造成了新文艺特殊的作风”，说得有趣。是的，论欧化，“‘我站在树旁’的确不如说‘站在树旁的我’‘许多人从大礼堂出来’的确不如‘大礼堂吐出了许多人’‘泪光滢滢，似表谢意’的确不如‘从两眼滢滢的泪光中，射出感谢我的笑意’。”今日的读者与当年新文艺语境总算隔阂了，大致会同意前句要比后句顺畅，是地道的汉语，新文艺运动暗淡消失后，当初大量名噪一时的作品，委实不堪卒读。每一时代大约如是，传世之作少而又少，我们无意苛求前人，张爱玲说得中肯：“其实我们的过去这样悠长杰出，大可不必为了最近几十年来的这点成就斤斤较量。”[ii]

烂熟的旧作风中闪现片刻的陌生感，初使人眼前一亮，终难持久。林语堂《论语录体之用》更说得痛快直捷：“今人作白话文，恰似古人作四六，一句老实话，不肯老实说出，忧愁则曰心弦的颤动，欣喜则曰快乐的幸福，受劝则曰接受意见，快点则曰加上速度，吾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依语录体老实说去，一句是一句，两句是两句，胜于别扭白话多多矣。吾非欲作文学反革命者。白话作文是天经地义，今人作得不好耳。今日白话文或者比文言还周章，还浮泛，还不切实，多作语录文，正可矫此弊。”[iii]





四





白话文运动的几位前贤均曾从事过翻译。周氏兄弟，可说是从译文开始走上文坛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收小说7篇，第二册收小说9篇，分别出版于1909年的3月和7月，署名会稽周氏兄弟纂译，是以文言译就。此前的1907年周作人出版了他个人翻译的《红星佚史》。《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1922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周作人译，实际是周氏三兄弟的合作，其中周作人译18篇，鲁迅译9篇，周建人译3篇，已经是白话文了。第二年，同一出版社又出版了他们兄弟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陈独秀曾与苏曼殊合译雨果的《悲惨世界》（时名《惨社会》），1903年在报纸上连载。美国国歌《亚美利加》最早的中译文系陈独秀所为，发表在他主编的《青年杂志》1915年1卷2期上。刘半农也以翻译始涉文学，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泰戈尔的无韵诗，最早由他译出，刊在《新青年》上。胡适《尝试集》收入美国女诗人的短诗译作《关不住了》，并且推崇有加，后遭梁宗岱严厉批评，指他为毫无鉴赏力。就鲁迅、周作人、陈独秀、刘半农、胡适五人而言，虽然每个人都有不少的翻译文字，也都积极推进文风的变革，但他们对于欧化的态度——无论翻译抑或创作，却并不一致。就上面这个名单的顺序而言，主张欧化的积极性，从鲁迅到胡适，是一个递减的次序。但是涉及翻译，人们还是很容易把它与欧化联系在一起。

1939年朱自清在演讲中说，“这时代是第二回翻译的大时代。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地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是不足怪的。”[iv]

“翻译的白话”，是一种什么样的白话？我们得问一问是谁的翻译。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几位代表人物，也从事翻译。比如包天笑、周桂笙、陈冷血、周瘦鹃、徐卓呆等，他们的译文和创作却是一致的。以徐卓呆为例，他1906年翻译的德国苏虎克（Heinpich Zschokke,1771-1848）的长篇小说《大除夕》，用的是一种丝毫也不欧化的白话书面语，“大除夕的晚上，九点钟光景，跛足巡更人的老婆，靠在窗边，探出头来，观看街上天上密云遮满，不多一刻，就降下雪来了。雪势渐大，竟把街的一面遮没了。室内洋灯的光，从窗内透出，照耀积雪之上，越发白得似银子一般。”这段文字，如果不事先声明，可能看不出来是翻译。他与人合作发表在《金刚钻月刊》（1933年）上的小说《江南大侠》，在语言上与他的翻译，没有明显的差别。“那女子期待似的对推门进去的三个人微微一笑，把手中的东西放下来，启口道，‘三位大侦探，请坐，坐了我们可以细谈啊’。又生对四面看看，不见有第二人，忙问道，‘我们是找南苕狂生来的，不知在此否？’女子笑了一笑，说道，‘你们找他，不如找我……’”

朱先生把所有的翻译视作有统一倾向的文体追求，才会这样说话，他所谓的“现代化”，实际上等同于“欧化”，后来他还明确说过，“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语在加速变化。这种变化，一般称为欧化，但称为现代化也许更确切些。这种变化虽然还多见于写的语言——白话文，少见于说的语言，但日子久了，说的语言自然会跟上来。”[v]

我们不知道朱先生的这种自信源于何处，我们知道好的译文，各有所长，其长处俱是译者努力得到的结果，决不会自动形成一种所谓“翻译的白话”，倒是失败的翻译，具有一个最大的共性，就是令人不懂。而不令人懂，是连欧化也谈不上的。

译者处在两种文化中间，扮演媒介的角色，就其策略而言，无非两种。钱钟书说，“一种尽量‘欧化’尽可能让外国作家安居不动，而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那里去，另一种尽量‘汉化’，尽可能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们这儿来。然而，欧化也好，汉化也好，翻译总是以原作的那一国语文为出发点，而以译成的这一国语文为到达点。从最初出发以至终竟到达，这是很艰辛的里程。”[vi]他说的汉化就是本土化，把外国作品带到读者面前来，尽量使用读者熟悉的文体和语言习惯，以利于特定内容的接受和传播，比如严译《天演论》，进化论思想一下子获得那么大的影响，不能不归于这一翻译策略的成就。他说的欧化，就是异域化，或者叫陌生化，把读者带到外国作品里面去，有意地制造一种违反语言习惯的表达方式，以洋腔洋调达意，至少是部分地通过改变阅读习惯来接受外国文化，把接受的方式也当作接受的内容处理。鲁迅所提倡的直译，应该归入这一类。1918年刘半农在一首译诗《我行雪中》的《译者导言》中说，“两年前，余得此诗于美国Vanity Fair月刊，尝以诗赋歌词各体试译，均苦为格调所限，不能竟事。今略师前人译经笔法写成之，取其曲折微妙处，易于直达，然亦未能尽惬于怀。意中颇欲自造一完全直译之文体，以其事甚难，容缓缓尝试之。”[vii]与汉化相比，欧化实际上难度更大。因为不论怎样“直译”，本国的语文却是你必须到达的终点。既然终点只有一个，那就是本国的语文，汉化与欧化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失败的翻译好辨别，它把读者滞留在了中途。

时下的翻译工作，能够借助电脑上的翻译软件，工作条件大为改善，它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快捷的词典，能迅速提供义群共你选择，但理解原文、组织译文的责任，在另一语言中创造意义的责任并未减少。翻词典的劳动量节省下来，应该集中精力于创造性的“叛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译文的质量却没有明显提高，随意翻看新近的译书，都能发现不懂的地方和明显的差错，别扭的句子，不通的白话文比比皆是。这些译作的语言自然不可能如早期欧化倡导者所愿，提升汉语的品质和严密性；也无法像五四新文学那样，呈现丰富多彩的异域文化，多数译者只是以粗略的零度汉语转述外文，质不高而量巨大，长期浸淫其间的作者编者读者，对劣质的书面语言已习焉不察，殊不知正是劣译本培养了劣质的阅读品位。口语不通顺，我们不会说出口，即使说出来，听的人不懂就没有用。书面语则不受此限，竟使无数“不通”间杂于译文，于是白话文衍生了新的“言文不一致”，书面语本来就不如口语通顺，而今天越来越多的学人著书力译、甚至在说话的时候，也习惯于使用书面语，仿佛离开了书面语，就不会说话了。电视的普及，也使大量书面语以声音的方式传播，加剧了口语的萎缩，又反过来影响书面语的清通，过去只在书面语中出现的句式，渐渐有入侵口语的嫌疑。学生腔，知识分子腔，文艺腔，官员腔，新闻腔到处流行泛滥成灾，生动、形象、活泼的口语，反而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人不说人话。这个时代的口语和书面语，正在面临着整体水准持续下降的考验，近时顾彬断言中国作家语言太差，指的大约就有这个现象。

大量母语和外语没有学好的人从事翻译，译文不好是必然的。读者在这样的译著影响下，想学好母语困难重重。在这劣质循环中，汉语既失固有之美，又欠丰富的表达，我们从这巨大的损失中得到了什么？据说是先进国家的先进思想与价值观云云，但先进的思想观念价值，竟能以贫乏的语言获得完整的跨文化传播么？

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若离开西方学理与基本词汇，几乎不能思考，无以言说，有人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患有“失语症”，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汉语是一种“翻译”语言也并不为过，它的代价是巨大的。游离了文化上的根，既失去了汉语的纯正，又抑制了汉语的潜能，我们到底想说的是什么，我们甚至无法表达自身语言困境。

能把今日汉语书面语中的诸多不良现象，说成是翻译的副产品，归咎于欧化的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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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郭绍虞.语文通论[M].开明书店,1941:114.

[ii] 张爱玲典藏全集:第12册[M].哈尔滨出版社,2003:293.

[iii] 林语堂.论语录体之用[J].论语.1933,(26).

[iv] 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38.

[v] 朱自清.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序[J].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

[vi] 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270.

[vii] 转引自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一·导言》，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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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学概念与汉语概念相脱节的现象发人深思。近代文学指1840年至1919年之间的文学，上下不足六十年；近代汉语却指称晚唐以来的书面语连续体，前后超过千年。现代文学通常指1919年至1949年的文学，虽然只有短短三十年，却地位显赫，成就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据说为现代汉语书面语提供了大量范本，这充分体现了现代人厚今薄古的思想，在语言学家眼里，现代汉语或许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而已。

黎锦熙在1928年明确提出“近代语”的概念，将宋元明清九百年间一大段涵盖其中。“此大段实为从古语到现代语之过渡时期，且为现今标准国语之基础。作为近代汉语研究的奠基者，吕叔湘认为“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他的理由是“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1]

经济发展、政治变动与权利结构的调整，对于人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影响很大，鸦片战争之后，文学呈现出与此前不同的风貌。语言是社会中相对稳定的一种符号系统，观念、思想和价值态度的变化引发语言的改变是相当缓慢的历史过程，只有在长的时段里去考察，才可看出其变化的轨迹。由佛经的翻译而带来的汉语的变化，持续了千年，依照吕叔湘的看法，现代汉语更多的是上个千年历史积累和语言自身演变的结果，我们把百年来的语言变化（包括欧化）看得是否太大了呢？物质生活由于科技的进步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思想观念和眼界也与从前大不相同，学会区分文学的变化和语言的变化是我们提高认识的前提。汉语的字、词、句、篇，从组织原则到结构方式，理应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属于意义或内容的成分须事先排除在考量之外。

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大力改造汉语书面语言为己任，曾经在短时间内创造了一种夹杂着大量外文单词、汉语音译人名、地名的欧化文体，成为一时之尚，事过境迁，那个时代的文本，为后代的读者究竟留下多少在语言上堪称典范的佳作，值得认真甄别。

视语言为改良的工具，是五四一代的共识。然而语言本身很难改良，不宜改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谈到“集体惰性对一切语言创新的抗拒”时说，“这点超出了其它的任何考虑。”[2]五四时期，人们把接受外来思想往往和语言本身的“改变”，不加区分，混为一谈。或者干脆认为语言的改变乃是思想改变的必要前提，结果弄成了一种“欧化汉语”。本杰明·史华慈在《五四运动的反思》导言中说，“很快变得显而易见的是，白话文成了一种‘披着欧洲外衣’、负荷了过多的西方新词汇、甚至深受西方语言的句法和韵律影响的语言。它甚至可能是比传统的文言更远离大众的语言，就像鲁迅常常尖锐嘲讽的那样。”[3]

但我们切不可认为在五四时代，就没有正确的意见。

1921年9月在《小说月报》上，周作人曾为“语体文欧化讨论”写过意见:



关于国语欧化的问题，我以为只要以实际上必要与否为断，一切理论都是空话。反对者自己应该先去试验一回，将欧化的国语所写的一节创作或译文，用不欧化的国语去改作，如改的更好了，便是可以反对的证据。否则可以不必空谈。但是即使他证明了欧化国语的缺点，倘若仍旧有人要用，也只能听之，因为天下万事没有统一的办法，在艺术的共和国里，尤应容许各人自由的发展。所以我以为这个讨论，只是各表意见，不能多数取决。[4]



刘半农在《中国文法通论》第四版附言中说，“我们尽可以看着某种语言变化到如何脱离本相，仔细一推求，他的变化的可能，还是先天所赋有的，决不是偶然的，也决不是用强力做成的。”为此他举了一简单的例子：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这太老式了，不好！

“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

这好！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

这更好！为什么好？欧化了，但“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5]



赞成欧化的鲁迅对这“玩笑”不以为然，老友亡故之后，他还写过两篇文章，再三申说“玩笑只当它玩笑”。

小说家汪曾祺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用一种不合语法，不符合中国的语言习惯的，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语言写作，以为这可以造成一种特殊的风格，恐怕是不行的。”

此可以视作文学向汉语回归的一个明显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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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吕叔湘.刘坚〈近代汉语读本〉序[J]..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2.

[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0.-111.

[3] (美)本杰明·史华慈.思想的跨度与张力——中国思想史论集[M].王中江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210.

[4]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8册 [G].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5]  刘复.中国文法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39:121.

燕麦

思维方式的改变，必定会带来语言的改变。翻译作品要在准确和好懂之间，达到平衡是很难的，就好像把积木房子拆掉重新搭一座凉亭，既要符合我们对凉亭的概念和审美，又要用上原来的每一块砖。实际上，无论哪一种翻译，都只能在更准确和更好懂之间取舍。而且时至今日，我们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尤其是散文作品，让一个外国作者以十分汉化的笔调书写，反而让人觉得有点别扭。以上文提到的《大除夕》来说，当然翻译文字是无可挑剔的好，但是里面一个词语“洋灯”，又有哪个外国人会这么说呢？现代读者对翻译作品的期待，已经和一百年前完全不同了。我们今天还在讨论“五四”文学和“五四”学人，仿佛这就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但是细想想，我们会很惊讶，怎么一百年都过去了，难道我们都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吗？至于汉语书面语中的诸多不良现象，能说是翻译文学的过错吗？全国图书发行的码洋，翻译文学只占十分之一左右，难道只是这十分之一影响了全体作者的思考？

ironland

非常赞同四楼。

孬歪甭

4楼：至于汉语书面语中的诸多不良现象，能说是翻译文学的过错吗？全国图书发行的码洋，翻译文学只占十分之一左右，难道只是这十分之一影响了全体作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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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网坛们那些所谓诗人们翻译的诗歌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