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为什么不喜欢本雅明

明月清风

梦亦非专栏

对一个不喜欢本雅明的人而言,我真不知道自己为何买下这样一本无意义的书:《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这实在没多大价值,它没有独立阅读的意义,只宜于配合本雅明传记来阅读。但我读完此书,对本雅明的一生还是模糊。
本雅明对后来的学者们形成一个谜,让大家去研究他,拼命去发现与研究那些“微言大义”。本雅明的名言时见于中国学者们或学徒们的文章中。但我本人不喜欢本雅明,因为他没有一个自己的完整体系,留下的都是残篇断简,尤其不喜欢他那夹杂着犹太神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我最不喜欢的,是他的生平。
在我看来一个学者或文人,应该是安然的、内心宁静地呆在自己书斋中,而本雅明则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他太喜欢折腾,爱情太过于波折,生活太过于窘迫,情感太过于激烈,这在很大程度上像我。我对他的不喜欢,本质上是对自己生活的不甚满意。
本雅明说:“拥有真理足以有资格获得生活的权利。”我相信所有政治上的与精神上的独裁者都会这样想。本雅明在谈到这些时已经涉及到司法和公正的区别了,说司法是一种只能在神话世界里建立的秩序。(我想美国人一定反对这种观点,二战后的欧洲人也不会赞同)。1917年本雅明和夫人多拉去了瑞士,他们跟赫伯特·布卢门塔尔和卡拉·塞利格森在苏黎世相聚,而在1917年9月9日和10日本雅明夫妇与赫伯特、卡拉发生了最后的决裂。原因既在于多拉和卡拉之间的紧张关系,首先也在于本雅明对布卢门塔尔在精神领域提出的绝对领导权,要布卢门塔尔将来服从他。布卢门塔尔拒绝了,青年时期的一段多年友谊就此结束了。
这里显露出本雅明身上的暴君特征。天才身上总是有暴君特征,它可以用于文艺,而用于生活与政治往往就会成为悲剧了。
本雅明在日常生活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极其反道德的因素。反道德者最后会被道德狠狠地抽上一记致命的耳光。
本雅明对资产阶级世界的立场,具有自我的虚无主义的特点。他只承认他在周围建立起的生活范围和宗教世界里存在的道德标准。他顽强地捍卫那个奇怪的论点:没有不幸的爱情。这个观点遭到了他自己的生平的坚决驳斥。许多的女性都强调,本雅明作为男人对她们没有影响力,她们主要是被他的精神和他的谈话感动,甚至心醉神迷。他的一位关系很密切的女友这样说,对于她和她的女友们来说,他作为男人从没有存在过,她们根本没有想过在他身上还有这一面。“瓦尔特可以说是没有身体的。”是的,他更像一个精神的人而不是一个肉体的人,许多天才都这样,比如海子。本雅明的玄学思维方式和他试图将它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从1929年起才主宰他的精神生活。就连汉娜·阿伦特也这样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对他的资助毁掉了他。


本雅明在一封信这样说:“将历史表现为一场诉讼,人类同时也作为沉默的大自然的代言人起诉创世和预告的弥赛亚的爽约,但法庭决定为未来讯问证人。出场的有诗人,他感觉;有画家,他观看;有音乐家,他聆听;有哲学家,他知道。他们的证词互不一致,尽管大家都为弥赛亚的到来作证。法庭不敢承认自己没有主见。因此没完没了地进行新的起诉,就像新的证人很少一样,进行了拷打和迫害。陪审席上坐满了活人,他们怀着同样的不信仰听起诉人、证人讲话。陪审员的位置遗传给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心中终于出现了恐惧,担心他们会被从他们的席位上赶走。最后所有的陪审员都逃走了,只留下起诉人和证人。”这一段证明本雅明是一个很好的文学天才,而不是一个很好的评论家,评论家需要洞察力大于想象力,而不是在文本之间作比喻。本雅明经常料到自己可能会自杀,并为自杀做好了准备。他坚信新的一场世界大战将是一场毒气战,它将招致所有文明的终结。他心里早就准备好了。1940年10月11日,古德兰夫人在信里这样写:“……早晨七点李普曼夫人叫我们下去,因为本雅明叫我过去。他告诉我,他晚上十点服用了过量吗啡,要我设法将这件事说成疾病,交给我一封写给我和阿多诺的信……然后他就昏过去了。我叫来一位医生,他诊断为脑溢血……”
一个看透世界的人应该是乐观者,而玄想者容易成为悲观者,因为悲剧会增加玄想的分量,给它抹上它需要的神秘感。
与本雅明一样死于对人类的绝望的,还有史蒂芬·茨威格夫妇。
作者:梦亦非
上天可陪玉皇大帝,下地可伴田舍乞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