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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发表于 2011-10-4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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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一觉金陵梦”——吴晗谈片(续完)
本帖最后由 网事情缘 于 2011-10-4 23:23 编辑
吴副市长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交接,吴晗随后手中共委托,以军管会代表身份先后接管了北大、清华,并担任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49年10月1日,政权鼎革,吴晗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后,于11月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纪念活动,途中,他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毕竟学者,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打电报给周恩来,表示不愿接受,希望能继续明史研究。归国后,在周恩来的劝慰下,他成为主管文教的北京市副市长。
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吴晗念念不忘其本,他主持出版了《国榷》,主持了《资治通鉴》的标点和《历代舆地图》的改绘等工作,这都是史学界的重大工程。尤其是在定陵的发掘问题上——不能不说这与他个人兴趣有很大关联,他甚至有全面发掘十三陵的想法,但遭到了郑振铎、夏鼐的坚决反对,他们在发掘完定陵后向周恩来直接建议,短期内不要再开挖帝王陵墓,周恩来同意了这个建议,吴晗也只好作罢。而在北京古代建筑的拆毁上,吴晗也是积极支持者,不能不说,吴晗在相当程度上丢失了一个史学家的本分。
早在1948年吴晗与毛泽东初会时便提出入党要求,1949年1月,毛泽东回信表示同意,但“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并请周恩来与之面谈。这一“研究”,就研究了八年之久。1954年吴晗给彭真写信,再度提出这个问题,他谦卑地表示:“过去几年,我没有偷懒,相反是忙乱。每天都很疲倦……参加了许多工作,也用了心,也用了力。但是从来不知道哪些是做对了,哪些是做错了。也没人告诉我,做对的总结下去,再深入搞。做错了,为什么错,如何改正。”吴晗在信中表态将“努力工作,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
也难怪毛泽东对吴晗不放心,1954年10月,由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而引发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思想文化界的名流大多数都表了态,罗隆基、许德珩、茅盾、郭沫若、顾颉刚、冯友兰、金岳霖、钱端升、顾颉刚、游国恩、王家楫等人纷纷投入到对胡适批判中,而深受胡适影响的吴晗则一言不发,没有写下一个字。后来,这成为他的一条罪状。
在吴晗多次要求下,直到1957年3月才正式加入中共组织。刚入党的吴晗四面春风、意气奋发,对毛泽东的态度也早由崇拜而迷信。他入党可谓“恰逢其时”,数月之后,“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到来。此时吴晗哪甘落人后?他积极投身运动,7月7日,他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报告,报告措辞尖锐、声色俱厉地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这些民盟的老上级、老朋友,吴晗控诉这个所谓的章罗联盟:“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报告最后说:“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报告不仅严厉,而且还言过其实地点了一大批人的名字。
此时的吴晗充满激情,在批判章罗同盟的大会上,取出1948年罗隆基让他转交在港民盟领导人的密信,这封信的内容要求香港民盟坚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领导。黄裳认为:“这一揭发给罗以最沉重的打击,也是人们认为吴晗整人手段狠辣的一例。”吴晗还揭发章伯钧,“在195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我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如此揭露,令人心惊胆战。一副左爷形象冉冉升起,伤害了不少人。
反右结束,吴晗成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遭遇文革
但“极左”的吴晗并没有领会“极左”的真谛,他的“左”不过是对“党”的倾身倾心,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和迷信,并在这种迷信中自我的彻底丧失。从《朱元璋传》的修改经历即可看出,他并不知道毛泽东到底要什么,到底要达到如何目的,非但一无所知,而且永远也无法领会。
《朱元璋传》有多个版本,最初的底本就是民国时期所著的《由僧钵到皇权》,基础材料相当扎实,但影射色彩相当明显。到1954年的油印版《朱元璋传》时,毛泽东曾倾身相阅,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那么坏。”并且在给吴晗信中指出“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其实,这是个委婉而严重的结论。但到底如何才能“写得好点”?吴晗百思不得其解,经过大量材料实证,虽然在性质上肯定了朱元璋晚年的杀戮行为,进行了正面评价,但材料上却把朱元璋越写越坏,因为资料越多,朱元璋的残暴就被揭示的越多,吴晗最后也不得不指出朱元璋的残暴——他根本不知道,秦始皇、朱元璋才是毛泽东心仪的帝王。而毛泽东之所以犯下滔天错误,不能不说——与他的历史观、价值观有着重大关联。
最后一版《朱元璋传》出版于1965年4月,刚一出版,立刻遭到江青的指责,说吴晗是为了稿费、为了要名,并要对该书进行批判——吴晗根本不知道的是,江青此时已经根据毛泽东指示,在上海组织人马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这就是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此时出版该书,简直就是往枪口上撞。
姚文元一文的出笼已多有介绍,这里不再重复。文章出笼后,虽然引起相当不满,但并未引起重视,一方面姚文元本人此时影响不大,另外,刊登此文的《文汇报》归上海地方管辖,对大多数人来说,此文属“来历不明”,北京市委这种毫无由来的攻击,当然不会转载。这时,谁知道文章背后真正的操纵者是毛泽东呢?
由于没有引起反响,毛泽东利用江青等,采用各种手段逼北京表态,并给吴晗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无奈之下,《北京日报》于11月29日、《人民日报》于30日予以转载。由此,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渐成全国事件,并且扩大、蔓延、尖锐起来。到1966年3月,毛泽东则多次“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而吴晗在毛泽东眼里,已经从最初的“辰伯先生”到后来的“吴晗同志”变成了“反共老手”。随后,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判吴晗,调门不断升级。
事件的蒸发、蔓延的结果是“五·一六通知”的出台,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全面开展。此时吴晗才明白,自己,不过是一剂药引子,真正的对象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他表示:“我再也不写什么自我批评了。”写,或者不写都已经失去意义。
《五·一六通知》发出引起了巨大混乱,大规模的批判开始了,吴晗随即被揪斗。造反派把吴晗“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这是吴晗儿子吴彰后来的回忆。吴晗一直被连续揪斗到1968年3月被捕入狱。
这是一个彻查历史、祸及九族的时代,对吴晗的批判当然要波及家属,吴晗入狱后不久,1968年4月,袁震也被送入劳改队实行群众专政,袁震原本身体极弱,哪能经得起如此折磨,一年不到袁震瘫痪。1969年3月17日,她被允许回家看病,第二天便死在医院。
而经过长期批斗的吴晗身体也垮了,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来接吴晗的孩子小彦和吴彰去看吴晗,可他们连吴晗的遗体都没看到,只取回了吴晗血迹斑斑的裤子。而吴晗的尸骨至今下落不明,无人知道去向。据说吴晗在生命弥留之际,一口鲜血喷出,他愤怒责问到:“为什么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你们不让人说真话?你们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吴晗死后,女儿小彦一度精神失常。1975年8月,她为了给父亲讨个说法,吴小彦给中央专案组写信,提出三点要求:1、给吴晗作结论;2、要吴晗骨灰;3、发还抄家抄去的书籍。几天后吴小彦被逮捕,专案组给她戴上脚镣,防止她哭就注射冬眠灵,门牙被打掉,额头被打开了口子。小彦因残酷殴打导致精神病复发,被关进精神病院后,监禁她的人竟然到医院对她进行审讯。1976年9月23日,吴小彦含冤去世,年仅22岁,此距“粉碎四人帮”仅差半个月。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一书显示,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吴晗及其家庭便是其中之一。
吴晗的路,对耶?错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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