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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5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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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鲁迅一生中的避难与风险
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12-1-5 19:00 编辑
小园香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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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手枪子弹穿进脑子里，则将更遗憾。
一，
鲁迅第一次避难在十三岁。
起因是祖父坐牢。
祖父坐牢，何以孙子要去避难？关于这一点，鲁迅没说；1925年5月写的自传里，鲁迅只是说，自己十三岁的时候，家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自己寄住在一个亲戚家。
好多，——可以说，绝大多数——鲁迅研究者，说到这件事时，也是顺着鲁迅的说法，没有说明为何祖父坐牢，孙子鲁迅要去避难。最多，只是把鲁迅那句像隐语一样的“家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点明为鲁迅祖父周福清科场案发，被捕入狱，后被判为斩监候。
祖父坐牢，孙子避难，两者之间，好像还应该有点说明性的文字。
对此，周作人有句话：
“大人们怕小孩子在这纷乱的环境不合适，乃打发往外婆家去避难。”（《鲁迅的青年时代 避难》）
这话说得含糊其辞，而且似是而非。
别的书里的说法，有些不同。
俞芳的《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回忆鲁迅母亲的说法是：“怕牵连被难，只得叫他们兄弟（案：鲁迅和周作人两人）到外婆家去避避。”
“怕牵连被难”，透露出一种对于实际性后果的担忧，其含义绝非“环境不合适”而已。
朱忞等编著的《鲁迅在绍兴》中有一句：
“周家怕株连到孩子”、“使得鲁迅全家人心惶惶，为了免遭株连，男人们便纷纷外出避难。”
株连与牵连的意思相近，内涵却有不同。牵连是个宽泛、含糊的词；株连，却是个含有法律性质的词汇。
说得最透彻的，是下面这段话：
“周建人同志和周冠五先生都说案子发生后，不但鲁迅祖父逃走了，而且连家里的其他男人也逃走了，包括少年鲁迅在内。因为清朝的法律，一人犯法逃走，就要捉其他的男人去抵押的。” （张能耿著《鲁迅早期事迹别录》）
清朝是否有过上述“抵押”的法律，或即使有，其执行，尤其是在清末光绪时期的执行情况如何，权且作为另一问题搁置一边。上面这段话，至少给出一份说明，即为何祖父周福清犯案坐牢，孙子鲁迅要去避难。看来，鲁迅避难的原因，并非只是由于祖父被捕坐牢，孙子就得“顺理成章”地去避难；或者如周作人所说，“怕纷乱的环境不合适”，而是有切切实实的担忧和逃避。
《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周芾棠编撰）书中，提供了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
“鲁迅这时在三味书屋，饭都是家里拿去吃的，恐怕牵连。”
这可以看作是避难的预演，或初步的避难。
避难，就意味着风险。
鲁迅第一次避难，风险有多大？
站在事后和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鲁迅第一次避难的风险几乎为零。
为什么这么说？
周福清科场贿赂案发，被捕入狱，后被判斩监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以至于后来的《清史稿》编撰者，还把它写入了《德宗本纪》。这件由皇帝亲自改判的案件，带给整个周家台门，当然首先是周福清一家人以极大的震惊和恐惧。然而，没有多久，这种震惊和恐惧就渐渐平复下来。几年后，周家人忙于家事，竟然忘记了还有一位在杭州坐牢的祖父。1造成这种戏剧性变化的原因，跟清朝当时的最高政治生态，和人们——主要是官场中人——对于当时科举考试实际状况的某种共识有关。2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判斩监候的周福清最终没有被杀头。3不仅如此，周福清在杭州坐牢期间，待遇也颇为不错，可以订报、看书、写信，还有妾室和儿孙陪侍左右，俨然一副“高干牢房”的模样。七年后，乘着“庚子事变”造成的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周福清安然无恙地回到了绍兴家中。
主犯如此，与案情私毫无涉的孙子鲁迅，又会有怎样的风险？
案发之初，周福清曾逃匿上海，官府随即扣押了周福清的长子（“抵押”一说，或与此有关），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并革去了周伯宜的秀才身份。前引《鲁迅早期事迹别录》中的一段话，——即“不但鲁迅祖父逃走了，而且连家里的其他男人也逃走了”，——恐怕并非事实。如果周伯宜也逃走了，官府应该没那么快能抓到他（迄今未见有周伯宜逃走的资料证明）。随着周福清很快投案自首，官府也就释放了周伯宜，以后也不再有追究（官府对于周伯宜的扣押和处理，不完全只是因为他是周福清的儿子。从案件本身来说，周伯宜不说是涉案人员，起码也是事件的利益相关人，——贿赂若成，周伯宜首先得益。——所以，官府对他的扣押和处理，就不能简单看作是牵连或株连）。周伯宜之外，周福清另有幼子周伯升，现有资料中也没有看到有周伯升逃走的证明。不仅如此，周建人的书里还写到，周伯升听说周福清被判斩监候，哭嚷着要替父亲去杀头的情景。从血缘和伦理关系上说，如果案件真有牵连或者株连，那周伯升肯定比鲁迅先要受到牵连或株连。而事实是，周伯升不但没有去避难，周福清坐牢期间，还和庶母（周福清的姨太太）一直在杭州陪侍，直到他先鲁迅一步考取南京水师学堂并去就读，才换由周作人顶替他去陪侍周福清。
周伯宜兄弟外，鲁迅家里当时还有两位男丁。一是尚在襁褓之中的四弟椿寿，一是比周作人小三岁的周建人。如果周作人背负风险需要避难，那周建人怎么就没有风险，无需去避难呢？
所以，事后来看，鲁迅的第一次避难，从实际风险的角度说，是一次不必要的避难。
但这次避难，却是鲁迅平生避难时间最为漫长的一次。从1893年的八、九月间，直到来年的清明时节，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才重新回到绍兴城的家中。
这次避难，也成为鲁迅生平的一段重要经历。周作人后来说：“这个刺激很不轻，后来又加上本家的轻蔑与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与日后离家出外求学的事情也是很有关联的。”（《鲁迅的青年时代 避难》）
纵观鲁迅一生，周作人的这个说法，还是有点轻描淡写了。
二，
1898年，鲁迅去南京上学。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的风声也波及到了江南，周建人的书里，有具体的描述。家里人向在南京的鲁迅询问情况，鲁迅回信说：“拳匪滋事是实，并无妖术”。
之后不久，在绍兴的周作人收到在江南水师学堂任职的叔祖周庆蕃来信，信中内容说：“江南信息不佳，遣伯文叔先归，日后当同升叔、大哥由内河而走，盖长江有交战之信也。”（《周作人日记》1900年7月14日）
随后几天，周庆蕃的长子伯文果真先回来了。
但鲁迅和伯升、周庆蕃他们没有回来。由于著名的“东南互保”的缘故，长江流域没有发生战事，所以，鲁迅他们没有回绍兴。鲁迅回到绍兴，已是年底的寒假里。
鲁迅他们虽然没有回绍兴，有其他人从外地回来了。据周作人当年日记以及后来的叙述：
“‘八月初九日，晴。阮立夫兄自金陵回绍，得大哥初三日函。’阮立夫名文鼎，为阮梦庚的从弟，在水师学堂，与伯升同班，这回大概也是同伯文一样，回家来避难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附录《旧日记的鲁迅》）
伯升也是在年底回到绍兴的。回来后，周建人问他，为什么早几个月说要回来，又不回来，伯升解释说：
那时，只听得人说拳匪要杀二毛子，水师学堂的师生都是二毛子，至于教员，更有不少洋人，水师大多是英国人，陆师大多是德国人，当然是义和拳攻击的目标。学校下达命令要加紧操练，如拳匪来攻，就开枪，学生天天一早打靶，实弹三枪都打中的话，就吹洋号；打不中，再练。军械库里的武器都拿来出来，发给教师、同学，大家轮流值班。操场里有两支桅杆，很高，就作为瞭望台，每天派人爬上去，如发现拳匪，就吹号，大家紧急集合，准备拿枪射击。可是，义和拳没有来攻，紧张了个把月，没有消息了，枪又放回军械库。所以他也不必回家逃难了。
按伯升这个说法，鲁迅也应该属于“二毛子”。
鲁迅那时已由水师学堂转入到陆师学堂所属的矿路学堂，学堂情形，跟伯升所在的水师学堂应当相近。如果南京当时也出现“义和拳”现象，并发生战事，鲁迅要么随叔祖回家避难，要么像伯升所说，在校武装训练和保卫。
舍此还能有什么选择？
关于鲁迅对“义和拳”的态度，1912年6月27日的《鲁迅日记》，有这么一则记载：
“下午假《庚子日记》二册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其举止思想直无以异于斐、澳野人。齐君宗颐及其友某君云皆身历，几及于难，因为陈述，为之瞿然。”
这段文字并不晦涩难解，但它曾经被包括许广平在内的人士误读，把鲁迅的本意完全巅倒了。
“庚子事变”十二年后，犹“为之瞿然”！那么可以想象，1900年在南京的鲁迅，如果没有回家避难，而是留在学校，假如确如伯升所述，遭遇到“义和拳”的进犯，他会怎样面对？时年二十岁的周树人，会不会生平第一次扣动板机，射出防卫的子弹？4
1900年，鲁迅经历了一次后来被中止的避难。
三，
辛亥革命发生时，鲁迅正好在绍兴。
王金发是当时绍兴的都督，也就是军政一把手。
鲁迅跟王金发之前认识。《朝花夕拾》里《范爱农》写到鲁迅在日留学期间，去横滨迎接徐锡麟、范爱农等人，据说王金发也在其中。
假如鲁迅确实加入过光复会，那他和王金发就是同一阵营里的革命同志和战友。
鲁迅对王金发率军来到绍兴，先是欢迎，后是合作，最后，起了矛盾。
《范爱农》里有一大段：
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别人倒还不打紧，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叮嘱我不要再出去。但我还是照常走，并且说明，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他虽然绿林大学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不过说说罢了。
果然没有来杀。
其中没有说到避难。
接着就有谣言传来，说王金发要派人用手枪打死鲁迅，鲁迅的母亲听到这个风声十分不安，叮嘱鲁迅不要再出门去了，鲁迅并不畏惧，也不轻信，说：“会捉老鼠的猫勿叫，……王金发这个人，可能真的讲过这种话，但未必真会干出这种事”，……分照样每天晚上提着写有“德寿堂周”的四字灯笼去学校办公，回家后还风趣地对母亲说：“怎么样？又回来哉。”（《鲁迅在绍兴》，《鲁迅在山会初级学堂》）
叙述得颇为生动、传神，也没有说到避难。
但其实有过一次避难。
《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里《骂都督》一节，详细讲述了鲁迅与王金发冲突的前后情形：
针对王金发及其“军政府”在绍兴的一些行径，鲁迅在《越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讽刺文章。王金发看到后，大发雷霆，说：“豫才是什么东西，给他好看好看”。有位叫徐叔荪的把情况告诉鲁迅的学生宋紫佩，宋紫佩于是叫自己的堂弟宋子俊送信给鲁迅。
据宋子俊老先生回忆，这送信的事，大约是一九一二年的二月上旬，这天送信到鲁迅先生家里，已是傍晚的时候。鲁迅先生正和范爱农在小堂前吃酒谈天。宋老先生说：“我把信交给鲁迅先生，他拆开一看，眉头一皱，就放在桌子上了。并厉声说：‘我料他不敢！’”宋子俊问鲁迅先生，有没有回信叫他带回去？鲁迅先生说：“告诉宋紫佩，谢谢他。但是我不怕，我不走！”范爱农一看这情景，就把信取过去看了。爱农看来信，也是竭力劝鲁迅先生：“王金发是武官，骂过完了。但王金发手下的一批嵊县人，靠不住，可能真的会动一动手脚。还是当心一点好，避一二天再说。鲁迅先生听了范爱农的话，就笑笑说：“好，依你话！依你话！”稍微转动了一下身子，又对宋子俊说：“不过明天稿子还是照常拿。什么地方拿，你明天问我母亲好了。”第二天，宋子俊去，鲁迅先生的母亲鲁老太太告诉他，鲁迅先生到皇甫庄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去了。
有资料说，王金发在督绍兴期间，“好吃好杀人好赌好色好穿”，并曾“先后杀了五十几个人”，其中不少是他亲手处决。5
虽然鲁迅认定王金发不会杀他，但大概鉴于上述情形，鲁迅听从了范爱农的劝告，再次到舅父家所在的皇甫庄去避难。这是鲁迅第二次在皇甫庄避难。
这是一次以防万一的避难，也是一次不太为人所知的避难。
四，
1912年鲁迅随教育部北迁北京。鲁迅到北京后的第五年，遇上了“张勋复辟”。于是，鲁迅在京城经历了第一次避难。
《鲁迅日记》简略而完整地记下了这次避难的全过程。
“七日 晴，热。上午见飞机。午齐寿山电招，同二弟移寓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相识者甚多。”
周作人当年4月1日到北京（就职于北京大学），7月1日碰上了“复辟”。
从七月一日复辟之日起，北京城开始了骚乱中的人员流动。
许指严撰写的《复辟半月记》，有一段当时情景的描写：
从七月一日起，北京市民纷纷离开京城，京奉、京汉两线火车，无不超载，出现了通车以来最严重的壅塞，仅一、二两日的票款，就达七十五万元。
张勋复辟后，时在天津的段祺瑞迅速组织人马，讨伐张勋。7月3日在马厂誓师，次日发布讨伐张勋的通电和檄文。“讨逆军”兵分两路，沿京津、京汉铁路向北京进逼。7月5日，双方正式交火，但无伤亡；6日，南苑航空学校轰炸丰台，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的首次空袭，应该也是鲁迅第一次看到飞机。据说空袭炸伤了一名轿夫，炸死了一条狗；7日，双方发生廊坊之战，也没有伤亡。当天，“讨逆军”攻占丰台，张勋的“辫子军”大败，由丰台退入永定门，退进北京城内；8日，外围战结束；经过数日休战和敦促，12日拂晓，“讨逆军”发动总攻，张勋中午之前逃入荷兰使馆。段祺瑞7月14日到北京，重掌政府大权。
《鲁迅日记》7月14日，“晴。时局小定。与二弟俱还邑馆。”
张勋复辟时，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依然住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绍兴会馆地处京城西南，也就临近丰台，所以，鲁迅兄弟俩接受到好友齐寿山的安排，转移到城东的船板胡同。但从后来的战事发展来看，城东的船板胡同，其实反倒更临近了后来的主战场，——天坛和南河沿（但也临近东交民巷），——而绍兴会馆反倒远离了战区。不过，船板胡同虽然更临近战场，却也并无太大危险。因为这场“讨逆”之战，正像复辟本身一样，更像是一场闹剧和游戏，基本可称之为“无伤亡战争”。然而，从这个角度说，这场军阀之战，跟后来的所谓国民革命军以及更后来的战事相比，客观上，却又多少显示出一点类似春秋之战的特点，其后的中国战争，就愈演愈烈，纯然是战国风范，甚至是秦灭六国的狠劲了。
有几本书中提供了这场“讨逆之战”的战场情景：
讨逆军士兵距大开之城门遥遥伫立，对于守门警兵，颇持友好态度。敬稍前进，警兵辄挥手，使之退后。（吕云松、朱火鑫编写《“辫帅”张勋外传》）
这是8日外围战结束后到12日总攻之间一段和平间隙时的情况。12日的总攻，战况又如何呢？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有过如下记述：
“伤亡人数总共二十五人，多数死于流弹。”、“那天没有一只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所有的枪几乎全是朝天发射的。”（转见于周俊旗著《百年家族段祺瑞》）
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中，也有几句对这场战事的叙述。
第一天的枪炮声很是猛烈，足足放了十小时，但很奇怪的是，死伤却是意外的稀少，谣言传闻都是朝天放的，死的若干人可能是由于流弹。（《复辟前后二》）
跟莫理循所写，近乎完全一致，应该确实是当时的实况。
在鲁迅经历的避难生涯中，这更像是一次观剧式的避难。
鲁迅后来的名句“城头变幻大王旗”，很可能跟这次避难有关。
鲁迅在北京的三次避难，三次都跟段祺瑞有关（两次跟齐寿山有关），从教育部佥事的角度说，段祺瑞是鲁迅的最高顶头上司。
五，
周作人到北京三个月，碰到“张勋复辟”而避难；1919年底，鲁迅家人随鲁迅迁居北京，半年后，他们遇上了直皖战争而避难。
这两次事件和避难，都发生在当年七月。
所谓直皖战争，直，是指曹锟、吴佩孚一派；皖是段祺瑞。
这次战争前后历时五日，1920年7月14日正式开战，18日战事结束，皖军大败。自此，皖系军阀作为一个军事、政治集团，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7月18日，战事结束的那一天，溃败的皖系士兵欲退入北京城，京城骚动起来。
《鲁迅日记》18日记：“消息甚急，夜送母亲以下妇嬬至东城同仁医院暂避。”
仍然是由西城往东城去避难。
但北京城后来没有发生战事。
19日，段祺瑞通电辞职。
《鲁迅日记》7月19日：“上午母亲以下诸人回家。”
这是鲁迅没有亲身加入的一次避难，恰如昙花一现。
六，
“三一八”惨案后，鲁迅第三次因段祺瑞而避难。
这是鲁迅所经历过的避难中，最有名的一次，是避难过程最为繁复曲折的一次，精神最为亢奋的一次，也是避难期间写作最为丰硕的一次。
还是一次恋爱中的避难。
这次避难的背景是“三一八”惨案，跟“三一八”惨案密切相关。而“三一八”惨案中有数十人死亡，上百人受伤，这也是鲁迅之前的避难经历中未曾有过的。
避难的直接起因，是《京报》上的一篇报道。1926年3月26日，《京报》登载消息说，段祺瑞政府已制定出一份通缉令，其中“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人之多”，而周树人（原注：即鲁迅）名列其中。
鲁迅当天避入莽原社。
三天后，转入山本医院（据说是有学生模样的人到莽原社“探头探脑”，疑为政府的探子）
4月8日，鲁迅回家，住了一个星期。
4月15日晚，移住德国医院（是日，冯玉祥的国民军，——自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后，一直控制着北京地区，——全部退出北京。奉军占领京郊通州，齐寿山电招并安排鲁迅、许寿裳避于德国医院）
4月23日，鲁迅又开始回家居住。
4月26日，离家住进法国医院（这天清晨，邵飘萍在天桥被奉系军阀杀害）
5月2日，避难结束，回家。
鲁迅避难期间，有传闻说，如果抓不到鲁迅等被通缉人，政府将扣押他们的家属。于是鲁迅托学生荆有麟把母亲和夫人朱安安排到东安饭店（在东城），这是鲁迅母亲和夫人朱安在北京第二次避难。
避难期间，鲁迅有七、八次以上，“回家一省视”，或临时住一晚。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鲁迅像一道影子，飘移在风声鹤唳的北京城中。不过，避难没有完全中止鲁迅的社会活动，从《鲁迅日记》可以看出，鲁迅在这段时间，有十分丰富、照常的社会活动。
避难起初跟段祺瑞有关，后来就不再跟段祺瑞有关（段在4月9日以后，已基本失去自由，并于20日逃往天津），而是跟奉系军阀，尤其是奉系旗下的直鲁联军有关。许寿裳干脆直接说是：“一九二六年，因三一八惨案后，张作霖入京而避难。”（《鲁迅的避难生活》）
《京报》在3月26日披露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十人通缉令后，4月9日再次刊出《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揭露通缉名单的出笼经过。正是《京报》上的这两篇报道，成为后来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十人（实则四十八）被通缉一事的说法源头。鲁迅本人也曾在多篇文字中，提及被段政府通缉。但据倪墨炎先生考证，五十人被通缉一事，其实并不存在。6
但鲁迅当时的避难，是实实在在的。
不止是鲁迅，当时的整个北京城，都陷入了一场集体性的避难潮中。有的像鲁迅这样在京城里不停地移动，有的逃出了北京，如蒋梦麟，朱家骅，胡适乘机去了英国；刘半农也曾加入避难行列。邵飘萍被杀后，《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于8月6日被直鲁联军枪杀，所谓“萍水相逢百日间”；7日，《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被捕；《民立晚报》主笔成济安事前逃走。这是袁世凯死后，北京城最为恐怖、人心惶惶的一段岁月。鲁迅后来说，那时的北京，也真黑暗得可以。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半年多，李大钊被张作霖父子送上了绞刑架。
不过，据倪文所说，名单上的五十人中，有的离家避难，有的没有，如周作人、林语堂、孙伏园、沈兼士等人，也没有遭遇到不测或非常之事。7
因此，对于鲁迅在这次避难期间，所面临的实际风险，理应作更具体和更切实的分析与评估，方能得出让人信服和更具意义的结论，不至于流于肤泛空廓，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
七，
鲁迅的最后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鲁迅经历了四次避难，四次避难都跟内山完造有关。
第一次避难时间是1930年3月19日至4月19日，避居地点是内山书店。
1930年2月13日的加入“中国自由大同盟”和同年3月2日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鲁迅人生的重要节点。鲁迅在上海的第一次避难，就发生在这期间。
避难的原因，据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是因为鲁迅参加了“中国自由大同盟”，因此遭到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而被通缉，像被段祺瑞政府通缉一样，这种说法同样在鲁迅的笔下多次出现。
但同样据倪墨炎先生考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8
所谓“查无实据”，意思就是并无其事。
因此，这同样是一次传言下的避难。
曾经跟鲁迅有过书信联系（鲁迅还给他写过一幅诗作），并被鲁迅点名批评过的浙江文人黄萍荪，有过以下两段文字叙述：
“为了通缉这件事，特往信上的所谓浙江党部去找熟朋友打听究竟，据说并无此案，不知鲁迅从何听来，要我写信反诘，部中高级人员并向我负责担保，鲁迅如果不信，可以请他到杭州来，看有没有人找他的麻烦。”（《鲁迅与“浙江党部”之一重公案》）
黄萍荪又说他曾亲访鲁迅于内山书店，询问此事，鲁迅回答说：
“通缉”一事，“是朋友转述的，不过照当时的情形，推想决非捕风捉影之谈，但事已过去可不提了。”9
黄萍荪的这两段话，未见有人证实，也未见有人证伪。
鲁迅自己的说法，也呈现出扑朔迷离的姿态。10
从《鲁迅日记》来看，这次避难期间，鲁迅的状态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期间有写字、理发、买书、看牙，适逢海婴半岁，还一起照相留念（一幅颇具特色的摄影），朋友往来更是甚密，川流不息、穿梭往来的状况，让人联想到当今广州、深圳等商业大都会里的甲方老板。期间还频频去看屋，最后看定了拉摩斯公寓。避难结束后没多久，1930年5月12日，鲁迅携家从景云里迁居拉摩斯公寓。11
应该是海婴出生未久的缘故，这次避难，是鲁迅一人避居在外。
避难期间，鲁迅还写了两篇文章，《“好政府主义”》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写于4月19日，也可能是避难结束那天回寓所作）。
这是鲁迅在上海避难期间，唯一有作品写作的一次。
第二次避难，时间是1931年1月20日至2月28日，避居地是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旅馆，是通过内山完造联系住进去的。
避难的原因，是柔石的被捕。柔石于1931年1月17日被捕，2月7日被杀。
柔石被捕时，口袋里有一张鲁迅写的便条，后来被搜出，并曾被问到鲁迅。柔石留下的一封信中说：
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案：原文为“大先生”）地址，但我哪里知道。12
这当然是柔石在故意说谎。事实上，他不但知道鲁迅的住址，而且是鲁迅家不多的常客之一，柔石与鲁迅之间，有父子之情。
正是考虑到此，鲁迅决定离家避难。这次是和许广平、海婴一道住在了花园庄。
柔石的被捕与被杀，并非因为他是“左联”作家，而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现已公开证实，柔石等“左联”五烈士及其他四十几位被杀青年，是由于“同一阵营”人的告密而出事的。13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柔石等五人仅仅被强调为“左联”五烈士，这不是一种十分准确的称呼。冯雪峰写的《回忆鲁迅》中，说到柔石等人在东方饭店被捕时正在开会，鲁迅说了一句：“怎么会这样不留心！”。要是鲁迅也知道（鲁迅生前是否有可能知道这一事实？），柔石他们的被捕与被杀，其实是“自己人”的蓄意告密所致，他会作何感想？这跟他所遭遇的，纯属于文字上的“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且介亭杂文 答〈戏〉周刊编者信》)相比，要真实得多，也残酷、血腥、龌龊得多。
有一则材料说，柔石他们被捕被杀后，许多“左联”成员都动摇而退缩了。“左联”的人数，立即从90多人减少到只剩12人。
这很真切地显示了当时的环境和氛围。但即使如此，对于鲁迅当时的风险状况和程度，仍然需要作更详细、直接、具体的分析与评估。做到这一点，对于认识和把握鲁迅当时隐居性的生活状态，以及鲁迅的思想和心理至为关键和重要。按照一种由来已久的说法，这种风险也跟鲁迅所使用过的花样繁多的笔名有关。
这次避难，时值年初，雨雪交夹，2月16日是农历除夕，漫天的飞雪给这次避难平添了一种悲愤的气氛。
这次避难期间没有写作作品，只有一首旧体诗《送O.E.君携兰归国》（诗作内容与避难有直接关联），以及一些书信，其中给李秉中的书信尤其值得关注。
鲁迅在上海经历的第三次避难，缘于“一二八”沪战。
鲁迅在上海的第二处住所拉摩斯公寓，是鲁迅第一次避难期间看定的。拉摩斯公寓位于北四川路194号的，它的左边，就是日本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鲁迅选择居住在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旁边，原因之一，应该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但就像“张勋复辟”那次从绍兴会馆搬到船板胡同一样，鲁迅这次也是搬移到了一个更危险的地方，确切地说，是战线的最中心。
从1932年1月28日的23时30分开始，“一二八”沪战持续到3月3日才宣布停战。鲁迅的这次避难，则从1月30日至3月19日，总共49天。
从这个时间可以看出，鲁迅在开战后的一天多时间里，依然住在自己拉摩斯的公寓里。在家里，鲁迅差点被流弹击中。14
30日起，先在内山书店避居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内山书店也不能保证安全了（内山夫妇及店内其他日本人已先后返回日本，只留下一名叫镰田诚一的日本店员）；2月6日以后，避居于四川中路的内山书店支店（属于英租界）；3月13日以后，移住大江南饭店。这时，战事宣告结束已有十天了。
这在鲁迅所经历过的全部避难生活中，毫无疑问是最危险的一次。鲁迅第一次，也是生平唯一一次成为“真正的战争”的难民。从避难的角度说，它带给鲁迅的震荡和冲击也最大，可以说空前绝后。
有一篇写鲁迅与镰田诚一的文章，其中可以看出鲁迅在这次避难中，曾经遭遇，或可能遭遇到怎样的危险。
“鲁迅所住的北四川路底成了中国军队向日本陆战队射击的集中地。”；
“仅二十九日一天，（日军）就‘处刑便衣队（中国军民）三百人’”；
“三十日天刚微明，日军也来到鲁迅的公寓检查。”因为公寓这边有人朝日军司令部开枪，“所以嫌疑是无法避免的。”
“结果使宝山路和淞沪铁路一带化为废墟。……，战线包围了虹口、闸北一带，特别是虹口、北四川路，都变成了死与恐怖之街。”
“2月16日、17日炮击激烈，一天就有一百五十发炮弹。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更加激烈，北四川路、施高塔路、狄思威路等日本人所在的街道上，几乎连足迹也烧毁了。”
“2月22日，诚一在拉摩斯公寓（案：即鲁迅家中；鲁迅全家撤离后，由镰田诚一代为看守）给寿（镰田诚一的哥哥镰田寿，也是内山书店职员）写信，其中有这样的话：‘二十二日半夜，我住在拉摩斯公寓，附近每三十秒落下一颗炮弹，这次恐怕得把命送掉。……一百一十发，一百十一发，我数着，想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15
在战乱中，仅仅是出于偶然的一瞥，内山完造搭救了被日军和日本自警团逮捕的周建人一家。因为当时只要被日军和日本自警团抓住的中国人，大部分都被杀害了。16
跟上次避难期间一样，鲁迅在这次避难中也没有任何作品的写作。甚至，连从1912年开始，持续从不间断的日记，也因此中断了一个多月。鲁迅1912年以后的日记，只有两次出现中断情况，一次晚年生命垂危时，即“颇虞淹忽”17的那段日子。另外一次，就是这次避难期间。《鲁迅日记》3月19日：“遂于上午俱回寓，夜补写1月30日至今日记。”
鲁迅在这次避难期间，尤其是避难结束后，写有大量书信，对此次战事及避难多有言说，其中写给李秉中的信，仍然是最值得关注的一部分。
后来补记的《鲁迅日记》中，有一次“饮酒颇醉”的记录，反映出鲁迅在避难期间，某种近乎异常的心理迹象。
鲁迅在上海的第四次避难，是1934年8月间，内山书店有两名店员被捕，同样是担心被泄露住址和行踪，23日起，到9月18日，鲁迅再次离家避居，住进了千爱里内山完造的家里。两名店员被释放后，鲁迅也就随即回家了。
这次避难期间，鲁迅也没有写作任何作品，但书信照常，书信中以淡淡的，还有点看似欣快的语气，提到自己“不在家”，给人一种习以为常、闲庭信步的感觉。
第三次和第四次避难之间，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杀害。鲁迅也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之一，杨杏佛被杀后，又传出一份《黑名单》，鲁迅也名列其中，于是有人劝鲁迅要小心。——同时报纸上很快登出“确讯”，说“鲁迅赴青岛”。（《伪自由书 后记》）
但鲁迅这次没有去避难，不仅如此，杨杏佛被杀后第三天，鲁迅冒雨和好友许寿裳一道，前往殡仪馆为杨杏佛送殓。并对林语堂的缺席，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冯雪峰《回忆鲁迅》）（林语堂参加了之后杨杏佛的下葬仪式）
从鲁迅避难史的角度说，这是一次“反向避难”，或“逆向避难”。
“不能漫谈，虽觉遗憾，但手枪子弹穿进脑子里，则将更遗憾。”
这是鲁迅在杨杏佛被杀之后，给增田涉信中说的话。
对于这种来自国民党和国家机器的威胁与危险，鲁迅曾有过这么一番评述：
“我在和国民党周旋，但结果还是我胜利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国民党现在对我施加压力，所以谣传我被车撞死了，可是一般人都认为我是被国民党杀害的，这是有损于国民党的声誉的，因为国民党尽管要对我施加压力，但是还不打算杀掉我。”（原胜《紧邻鲁迅》，见于《鲁迅研究资料》14）
这是鲁迅晚年的总结。因为原胜（案：即浅野要）跟鲁迅相识，是在大陆新村。《鲁迅日记》第一次出现浅野的名字，是1936年1月9日。
增田涉的书中，也曾写到这一点：
“他（鲁迅）说过，虽然对我发出逮捕令，但是在政府和国民党里，有我的老朋友，大概是不会被捕的。不过地方的省政府、省党部下面的党徒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却不知道了，所以不能不警戒。”（《鲁迅的印象 鲁迅在敌人面前的兀傲姿态》）
鲁迅的这一判断，是否牢靠，恐怕很难说。邓演达被蒋介石抓住时，也认为自己不会被杀，结果却正相反。18
对于真正的鱼肉来说，是无法逆料刀俎的意志的。
九，
1927年2月，鲁迅在从厦门到广州后不久，因为中山大学还没有开学，遂受邀到香港作了一次演讲。鲁迅之后写了一篇《略谈香港》，文章中说到一件被鲁迅称为“笑话”的趣事：
有一个船员，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给我十分担心。他以为我的赴港，说不定会遭谋害；我遥遥地跑到广东来教书，而无端横死，他——广东人之一——也觉得抱歉。于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计画，禁止上陆时如何脱身，到埠捕拿时如何避免。到埠后，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还不放心，临别时再三叮嘱，说倘有危险，可以避到什么地方去。
鲁迅最后总结说：
三天之后，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过因为攻击国粹，得罪了若干人。现在回想起来，像我们似的人，大危险是大概没有的。
写到文章后面，鲁迅又拐回来一句：
我现在还有时记起那一位船上的广东朋友，虽然神经过敏，但怕未必是无病呻吟。他经验多。
这是他人为鲁迅设计的一次预备型避难。
另有一次，是鲁迅自行设计的。
鲁迅的学生兼好友李霁野1936年写的《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先生（鲁迅）故作庄重的向F君（冯雪峰）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F君连忙摇头摆手地说：那弗会，那弗会！
这种预想中的逃亡，算不算一次预言中的避难？
2011年12月31日
注释
1，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鲁迅故家的败落》第151页，“这一年（1898年），家里出了这么一件大事情（指四弟椿寿的夭亡），却把祖父给忘记了，等事情办完后一想，还有祖父呢，他怎么（样）了？”。
2，周福清出人意料地被光绪皇帝改判为斩监候，明显是这位年青而苦闷的皇帝积蓄已久（光绪四岁登基，在位已近二十年）的政治心理的一次借机发作。从光绪的心理轨迹来说，改判周福清为斩监候，几乎可以看作是四年后“百日维新”的一道影子先声，它们同样很快地失效和失败了。
从房兆楹和朱正的文章（房文题为《关于周福清的史料》，原载1957年12月31日台湾出版的《大陆杂志》，转见于《鲁迅研究资料》7；朱文题为《周福清科场案述略》，见朱著《鲁迅回忆录正误》），可以清楚看到，周福清被判斩监候前后，上至刑部尚书，御史，下到浙江巡抚，杭州知府（可能还包括苏州知府），以及绍兴知县，对于周福清的案件，不仅没有一人落井下石，反而处处可见为之开脱之言辞。这是因为，当时一般社会，尤其是官场中人，十分清楚科举考试的状况，已经败坏到什么程度。周福清欲行贿赂，固然并非正道，但因此被判斩监候，却足以令人震骇。御史林绍年在奏折中说，“窃维近来考事，风气卑坏，弊窦丛生，外间所传，令人骇怪。风闻浙江一案周福清所供，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京闱乡会试，舞弊幸中者更指不胜屈。毫无顾忌，一至于此，良可慨矣。”（转见于朱正文）这是真正的实话实说。光绪皇帝后来的自身难保，和官场中的这种共识，是周福清最终得以不死的根本原因。
从某种角度说，幽闲于深宫的光绪皇帝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政治“喷嚏”，却成为了二十世纪初文化思想鲁迅诞生的“第一推动力”。
3，清朝的斩监候与如今的死缓之间，存在某种渊源关系。但相较其实际执行情况，斩监候似更为复杂。简言之，如今的死缓，通常情况下，几乎是免死的代名词；而清朝的斩监候，最终处死的比例，显然要更高。鲁迅《且介亭杂文·隔膜》中有一句，“而运命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也仍然活不出。”——把斩监候排在了“活不出”之列。
4，矿路学堂附设于江南陆师学堂内。《刘坤一集 拟设农工商矿学堂片》中，有“于陆师学堂内添矿路学一斋”之句。鲁迅在矿路学堂所获毕业《执照》，为陆师学堂《执照》，《执照》上印有陆师学堂字样。《鲁迅故家的败落》第161页，周建人写鲁迅庚子年（1900）寒假自江南陆师学堂回家过年，“穿着一身制服，……，五十伯说‘这是兵’，伯文叔说‘这是兵’，好多人说这是兵。是的，这是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的制服，是兵。我大哥却以此为荣。”
5，岑梦楼《王金发》，上海华洋书局出版，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均转见于章念驰《面壁集》。
6，倪墨炎《鲁迅遭段祺瑞政府“通缉”的真相探讨》（2007年1月14日上海《文汇报》）；《鲁迅是否遭段政府“通缉”再探讨》（上海《文汇报》2008年3月9日）
7，倪墨炎《鲁迅是否遭段政府“通缉”再探讨》
8，倪墨炎《南京民国政府是否通缉过鲁迅》，《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1期。
9，两段文字，均转见于散木《是“无耻文人”还是民国名编》，《中华读书报》。
10，鲁迅1930年5月24日《致章廷谦》与同年9月20日《致曹靖华》，说法似有出入。
1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北京第1版的《鲁迅日记》（二），第194页注释[1]，讹写为“后于4月12日迁入”。
12，见《南腔北调集 为了忘却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北京第2版在此信前的注释，释鲁迅文中所说“同乡”为王育和，实际上，这封信是写给冯雪峰的，另有一封信写给王育和。
13，赵歌东《雕像是怎样塑成的——“左联五烈士”史迹综述》，刊于《文史哲》2009年第1期。贺宏亮有网文补充，题为《关于“左联”五烈士的三则材料》，证明柔石等人的被捕与被杀，确是出于“自己人”的蓄意告密，是政治宗派斗争和“借刀杀人”之计的牺牲者。
14，横地刚《鲁迅与镰田诚一》：“当二十八日晚鲁迅正在写作的时候，书桌面对着司令部，突然电灯全行熄灭，……，隐隐听到枪声，由疏而密，鲁迅在晒台上，看见红色火线穿梭般在头顶掠过，急忙退至楼里，鲁迅的书桌旁边，一颗子弹已洞察而入，这时危险达于极点。”引文中的最后一句，来自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
15，横地刚作，王惠敏译《鲁迅与镰田诚一》，刊《鲁迅研究资料》14
16，《内山完造<花甲录>中有关鲁迅的资料》，载《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中有“因为当时有一种传言说，抓来的人，陆战队不可能一一地审问，统统都在底下传来传去的过程中被暗暗杀掉了。”
17，《鲁迅书信》，1936年6月19日《致邵文熔》
18，杨天石主编《民国谈史》上册，《邓演达被捕实情》，作者：陈漱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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