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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2-7-5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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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4年前
7月初的一天,我驾车带着一大包摄影器材,在西藏山南一带,靠近中印实际控制线附近的山沟里转悠,拍摄风景人文照片。我突然接到嫂子的一个电话,她说,我老爸近来身体一直不好,消瘦迅速,目前已经住院检查,可能是肺上有问题,最终检查结果要过几天才能出来。放下电话,一种不祥顿时涌上了我的心头。我立即告诉同行的朋友,改变原定的行程,返回到拉萨。
第三天,嫂子来电话说,老爸是肺癌,晚期。我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即赶回老家重庆。
回到重庆后,天天去医院陪着老爸,病房外经常是风雨交加。据报纸上称这是115年才遇的特大暴雨,真佩服政府职能部门能精确地得出这样的气象结论。
凉风从嘉陵江那边吹来,从病房窗缝里挤进来还湿漉漉的,让人感觉不到这是7月的重庆。童年的记忆里,重庆的夏季十分漫长,从5月开始,我们几乎每天都去长江游泳达3、4次,尽情的浸泡在源头高原雪山解冻而来的江水里。后来有了空调,去长江的次数逐渐少了,加上江河的污染,那浩浩的水流早已失去往日的清爽。所以记忆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巨大,老家的印象就停留在过去的夏日阳光里,我小学中学高中的同学也许就散布于只是名字未变的街巷,但是你难以从擦肩而过的人群中识别出他们。
在曾经生活过20余年的故乡重庆,我更像是一名过客。
老爸消瘦了许多,白天的多数时候他是半躺在病床上,与我们子女聊着什么。我与老爸同属于不善于用言辞表达亲情的人,这也是时代留给我们的印迹之一。所以就相互用各个时期的点滴回忆,作为交流的话题。我自然成为老爸说话时的忠实听众,回忆起他的童年,那是与小溪、池塘、老酒坊、田园、家族有关的故事。那个时刻,我们的思绪会拉得很远,一切都显得单纯和质朴。有时话题又显得那么的沉重,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故事峰回路转,充满了忧伤和不堪回首。
我老爸从所谓“参加革命”直到今天,心里的困惑几乎纠缠了他大半辈子。直到最近10多年,他才真正弄明白了一些事情,所以心里的积怨和不甘多少有一点点。1950年的一个清晨,当我老爸离开家乡四川邻水县鼎屏镇(川东的一个小县城),准备去重庆西南革命大学深造以“投身革命”时,他的一个亲哥哥就死在连续几天密集的镇反枪声里。
我那位亲大叔毕业于黄埔军校,在抗日战争的后几年是一名国军的教官,主要职责就是为抗日前线训练和输送新战士。他并未参与任何一场与共军的战事,国内战争后期自己解甲归田回到老家。
新掌权的当局先是承诺一切相安无事,但就是在那个清晨,我大叔被县里的武装人员突然从被窝里抓走,两个年幼的儿子当时就目睹了这一场面。没有审判,没有给出一丝的理由,枪杀之后还不让亲属去收殓遗体,以至于我老爸数十年后仍不能找到自己亲哥哥的遗骸。
我老爸能走上与兄长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应该是川东地下党的功劳,当时川东地下党在邻水县十分活跃,特别善于在学生中发展组织和团结外围。但就是这些地下党员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叛徒集团,好些当年的功臣、好汉却在那场运动中死于非命。
我在那次**事件离开大陆之后,我老爸也受到一定的牵连。就连我老爸的言行都有“同事”记录成册,汇报到市里的安全部门。诸位想象一下那会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办公室里聚集着几个相互熟悉的同事,就在我老爸在办公室对时局发几句牢骚话时,周围的同事也许会边听边点头附和,可能其中一位的观点比我老爸还要激进几分。但是一转身,很可能就是言辞更激进的那人,立即用笔头记录下我老爸的每一句话,然后按时间、地点、参与谈话人员列序,整理后报告上去。
这一切就这样悄然的按日按月的进行着,犹如老爸身边如影相随的魔影。
这个内幕是一位警局内的好心人士偷偷告诉我的,但是我没有把这事情告诉我老爸,因为这样的黑幕披露可能让我老爸心里的最后防线彻底崩溃,一个简单的告密过程隐藏着太多的残酷与恐惧。
这又让我想起一部曾风靡国内但不能公开放映的德国影片《窃听风暴》,看完之后,我这个理想主义者少不了又有一番感慨,不管我们面对的铁幕有多么的深不可测,但是最终的一幕并不是谁凭借手里掌控的武力打倒对手为结束,而是伴随于人们心中的正义与良知普遍苏醒的时刻,迎接自由民主之神来临的盛大谢幕。
我相信人性的力量,我相信在看过听过甚至使用过太多的欺骗、恐吓与暴力手段之后,那些铁幕中的安全捍卫者也会厌倦这一切。
我愿意把这本书献给我老爸,他作为见证者,几乎经历了一个乌托邦神话的兴起、鼎盛和幻灭的全过程。我老爸姓朱,是《重庆日报》的一名老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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