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陈之藩：旅美小简

梵谷

序

「旅美小简」，「在春风里」这两本书的翻版者，盗版者，不知究竟有多少，也无法得知有多少。就是订了契约，不知履行契约为何物的出版者，算起来也有两三家之多。今年我暑假回台，有位台湾大学的同学搜集了六种「剑河倒影」的盗印版给我看，我看著红红绿绿大小不一的各种盗版苦笑了半天。

现在我杷这三本书合起来，全部授权给远东图书公司出版，叫做我的散文集。

「去国十八年，为什么只写了这么几篇散文？」喜欢我的散文的朋友这样责备我；我也时常这样责备自己。 而这几十篇文字，写作的时间，却是集中在两三个月里。「旅美小简」是在刚到美国费城时写的；「在春风里」是在刚到曼城时写的；「剑河倒影」是在刚到英国剑桥时写的。「在春风里」中的九篇纪念胡适之先生的文字，是在胡先生刚逝世后写的。所以这几十篇散文的写作上，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在寂寞的环境里，寂寞的写成的。

在永州的寂寞中，柳宗元写出他的清新游记；在江州的寂寞中，白居易唱出他的动听歌声；到了寂寞的异地印度，弗尔斯特悟出的故事才洞澈人世的疏离；住在寂寞的异国巴黎。屠格涅夫写出的说部才烘托出祖国的荒冷。我常常感觉寂寞也许是一个作者呕心沥血时所必有的环境，所必付的代价。不然，就以我自己这一些不足道的经验而论，出国前在台湾曾住过七年，为什么连更不像样儿的作品也不曾有过？

虽然十八年并不是太短的时间，然而在校对这本在十八年中所写的散文集时，却惊讶于自己的观念竟然没有太大的改变。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不是由于自己泥步不进，则必是这个时代的故态依然了。

非我始料所及的却是：这么几篇寒伧的小文，却对台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八年中，我五次回国。在台湾大学，在清华大学，在成功大学教书。因为读了我的散文而来看我，而写信给我的人，竟越来越多。这当然使我非常兴奋，同时也非常惭愧。当这些朋友们鼓励我多写，或善意的责备我写的太少时。我自然而然的回答说：
「我不是学文学的，我是学工程的人。作的是工程的事，当的是工程的教授，我如果写不出文章来，是忙我的本行去了。」听到这话的朋友们那种期待的眼光，与失望的神情，不只是令我感动，有时是令我哀伤。

我自己检讨自己说：看一看索忍尼津，他的本行是中学数学，却毅然决然的以舍我其谁的精神作宁死不屈的努力，以雷霆万钧的气魄，写出天风海雨的诗篇。我们不是与他所处时代差不多吗？生在一个多危疑的时代，不是与他所生国度差不多吗？生于一个更苦难的国家。为什么却作不出一样像样的东西来？

时局如此荒凉，时代如此落寞，巨人如此卤莽，吾道如此艰难。我们至少要像在铁蹄践踏下的沙土，发出些微弱可闻的声音，给这个无以名之的年代作一无可奈何的脚注。然而，我们有打挨，没有还手的能力；我们有骂挨，没有还嘴的喉咙；受了鞭笞，遭了屈辱，却无能呼天，亦不会呼痛。好像无论有过几千年惊天地的历史，有过几万首动江关的辞赋与泣鬼神的诗歌，与我们这一世这一代均毫不相干，历史至此而斩。而今而后，除了黑夜，即是空白。

我们当然对不起锦绣的万里河山，也对不起祖宗的千年魂魄；但我总觉得更对不起的是经千锤，历百练，有金石声的中国文字。因此，我屡次荒唐的，可笑又可悯的，像唐吉诃德不甘心的提起他的矛，我不甘心的提起我的笔来。

我想我在国外还在自我流放的惟一理由是这种不甘心。我想用自己的血肉痛苦地与寂寞的砂石相摩，蚌的梦想是一团圆润的回映八荒的珠光。

陈之藩 民国六十二年于休士顿

梵谷

前记

有一个诗人，作了一首诗，他说这个时代就是块「荒地」。到处是怒吼的雷声，却没有一滴雨；人们为雷声所震聋，却被无水所乾毙。除非是不知不觉不闻不问的幸福人，在这个复杂得可怕而又空虚得可怜的时代，有这种同感的人很多；我也是其中之一。

一提起笔来写旅美小简，似乎就落在忧郁的影子里：即使是笑声也是寂寞的；即使是笑容也是苍白的。所以有个朋友批评我，一篇一篇读你的小简时，似乎天地越来越阴沉，就是偶尔有一线阳光，而瞬息过后，却带未更重的阴霾。

我自己看一遍这些小简，也觉得它有病，但也找不出病在什么地方。我是一个不大会说谎的人：心有所感即秉笔直书。我既感不出将悲观情绪传染给人是否道德，也不计较将忧郁气氛侵蚀自己是否合算，但求一吐为快而已。

到美国以后的生活是这样的：上半天到明朗的课室去上课；下半天到喧嚣的实验室玩机器；晚上在寂静的灯光下读书。常到周末，心情上不自主的要松一口气，遂静静的想半天，写一篇小简，寄回国去。

心情之乱；颇像我的书桌，上面由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爱默生的散文；由马克士威尔的电磁学到托马斯吴夫的小说；由微分分析报告到雪莱的诗集与冯梦龙的山歌；这些可以烘托出一个青年精神挣扎的侧影。如此，两年过去了。

两年过去了，春天又来了。春风会带来百草，百草会浮起千花，而于一个异国飘零的人似乎却带不来什么。我在年初的日记上写道：这个世界往壤处转，是欧威尔笔下一九八四年的提前到来：以奴役为天堂；往好处转，是赫胥黎笔下的「美丽世界」的重现世上：具衣冠之禽兽。看不到轻灵可人的燕子，也看不见明媚悦目的春光。

这两年来，我一面思维，一面攻读，却得到这样一个悲哀的结语；而这二十几篇小简变成了一个寂寞旅人在荒村静夜中的叹息声。

黛玉讽刺惜春画事之慢，说：大观园盖才盖了一年，惜春画个大观园，又蘸笔，又磨墨，画两年半不为多。我比惜春画事还慢，两年不过画了二十几小幅零落的画。没有画大观园的万紫千红，没有画大观园的钗光鬓影，没有画大观园的温柔富贵，没有画大观园的倜傥风流；而却把歌舞场的未来，写成了衰草枯杨；把满床笏的底蕴绘成了空堂漏室，这不是很对不起读者吗？

然而，这二十几封苦闷愁人的短信，投出去后，得到的复信可真多，多半是年轻的朋友们，有的在帮助我叹息，有的在询问我短长，最动人的还有一个小朋友，为了这些信，竟从那半个地球来看看我。

我感谢这些知音，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别后寄诗能慰我，似逃空谷听人声」，我不会作诗，但，如这些信到朋友的手中，也会带给朋友们一些静寥中的欢喜，那是我太大的欣快了。

谢谢「自由中国」让我把这些短简集成小书交给书局出版，谢谢编者朋友华苓的始终赏识，谢谢读者们的鼓励与赞扬。

最后，我愿意把这本小书献给相知最深，谈心最多，前年却被疯狗咬死的星沐，我将请一位朋友替我焚化一本小简，在他荒草没胫的墓前。

著者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
民国四十六年元月十五日

梵谷

一、月是故乡明

我到松山机场时，有个朋友早在那里等著，他开头即向我说：「我送过不少朋友去美国，差不多全是高高兴兴的，你为什么这样愁眉苦脸？」我苦笑了一下，答复他说：「并没有人逼我去，我何必发愁。我没有什么不高兴，但也没有什么高兴，心中有点阴影确是真的。十年以前，我从北平至大后方抗战，走的那天，天气与今天一样，那时候才十九岁，也曾拿起笔来强写哀愁。我曾说，送行的人是道旁的石碑与清晨含泪的草。今天，十年这样快就过去了，送行的人这样多，而我才真正感觉到十年前所写的句子的意义。我去的是美国，不是祖国，这是与十年前的远行完全不同的。」

话还没有讲完，该登机了。我很像个木头人，什么都感觉不出。如姊隔著木栅握手时，塞给我一把钱；傅老师托人送给我一把钱；梁先生塞给我一把我从来还没有见过的大票。不知他们是为赚我的眼泪，还是可怜我太穷。我头也不回，即登上飞机了。在机上忽然想起两句诗，「鹤以青松为世界；鸥将白水作家乡」我既然记得这两句诗，当然是欣赏这种境界，那么，又为什么到高楼巨厦里去找白水青松呢。

飞机很快冲入云里，我的思想也很快冲入云里，一切事都应该有个为什么，我究竟为什么来美国。

从小时在天井纳凉，听祖母讲牛郎织女故事时，就听说有留学这个名词，那时的观念，所谓留学生大概就是状元的变名。当然「十年寒窗苦」，应该以「题名天下知」为目标的。祖母如果要问一下，你以后干什么呢？我一定立时可以答出，留学。

年纪长了，留学的意义在我脑筋中起了变化。我读过历史，知道有所谓庚款，那是我国老百姓每人要负担白银一两，赔给侵侮我们的外国的。美国不要这笔钱，立了奖学金，才有清华学校。清华学校的学生，一批一批的到美国来，他们手里所把握的钱，表面是庚款，实在可以换做「血泪」两个字。这些批清华学生，对国家贡献是有的，但不多；当买办的居不少，当洋奴的也不少，还有当不足以言语形容的人物的，而最可怕的一点，是他们忘了他们留学的公费是怎么来的了。

我这种情感越来越重，所以大学毕业以后，对留学看得很淡。也许有人说：「这葡萄是酸的，我根本不想吃。」

那么，就在国内多念书，多作事吧。这个想法往好处说，可以说天真；往坏处说，可以说幼稚。在国内是念不成书，作不成事的。大学的课程表，还是停留在二十年前的标准上，把外国学校的说明书与我们的大学的课程一比即可看出。而大学，在国内还是最进步的。其余的学术文化机关，据我所知，比大学还不如。在新书没有，新教授没有的情况下，想深山著述，闭门读书，生在今天那有这回事。

作事呢，近乎可笑了。我是在编译机关作事，那种印书的效率简直慢得可怕。我举一个例，四年前在杂志广告上看到一本讲「氢原子弹」的拟想的新书，那时候还没有氢原子弹，我立时订购来，马上译了出来，到处找出版的地方，找不到，二年后才碰上一个机关肯印，这一印，又是快半年尚无消息，而氢原子弹早已问世，我这本书仍渺然。这本书出版后，只有易名为明日黄花录矣。

环境无助，许多努力都变为徒然。慢慢会感觉自己在无措，在落伍。我向来不怪环境的，最后还是向环境拜服。我每拿起人家一本杂志，或一本新书，手无一次不颤栗，十几岁的小孩可以有发明，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可以做台柱教授。而我们自己呢，在闹简荐委，在给官儿送月饼，孩子们在当太保太妹。我还是应该留学的，不看看人家，永远不明白自己。文天祥有句话我读后不能忘的：「父母之病，纵不可医，亦无不用药之理。」我们这个国家，但愿他还未到不可医的程度，我们要寻求救国的方法。

头感觉晕，思想也感觉晕，向窗外看看，是一片云海，一个圆圆的月亮，那些羽化登仙的句子，我都不感觉美，御风而行的境界，我也不太体验的出来，飞离祖国越远，思潮越起伏，月光越暗淡，我模糊中还看到一群朋友微笑的影子与祝福的泪光。人家都说，月亮也是外国的好，我不知为甚么想起老杜被人遗忘了的句子：「月是故乡明。」

──民国四十四年二月九日于费城

梵谷

二、哲人的微笑

飞过万家灯火的东京，飞过万顷碧波的太平洋，飞过万里雪山的阿拉斯加，飞到万头钻动的纽约。一路上不疲惫，但也并不舒适，三天后的早晨，我坐在胡适之先生家谈天了。

胡先生说昨晚即打电话与飞机场连络，知道我坐的这一班次在阿拉斯加发生故障，迟延了两小时。随后，他为我弄一壶茶，一个大橘子，要我解一解旅途的劳顿。

胡先生住的地方很安静，并不太宽敞，是一所大楼的第五层。设备当然还不坏。不过，书籍的零乱与堆积与北平的东厂胡同差不多。胡先生在案头拿起两大本剪报，微笑著递给我，那两本剪报是清算胡适思想「遗毒」与红楼梦事件。香港友人寄给他的。

「这是共产党替我作的广告……」

我接过来一翻，上面全是共产党的报纸，每篇全是开会、批评、检讨、清算有关胡适的政治、哲学、文学思想。整幅，整本，整页的共党党报，这大概是搞海战吧。最难得的是共产党在引胡适先生的原文，比如： 「让孔丘、朱熹牵著鼻子走，固算不得高明；让马克思、列宁、史大林牵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不想牵著谁的鼻子走，我是告诉年轻朋友一点防身本领，作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这段话我在大学时读它，曾受过很深的感动，我告诉胡先生说，这是胡适文选自序里面的话，他笑了。

「你喝下这杯茶，我跟你讲当时写这些话时的情景。是一九三○年，已是四分之一世纪之前的事了。我在上海寓所准备行装去北平，已是半夜，胡太太为我整理杂物，我写完了这句话笑了笑，这够共产党打仗打十年的。没有想到二十五年之后，他们还大张旗鼓的攻伐……」

二十五年前，我才四岁，当然不知道世局，不过据书本上回想起来，那是共产党思想最风行的时候，我们知道睿智如欧本海默，也是在这个时期对人生感觉最困惑，与共产党有所接近的。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很少人不对共产党寄与同情。而胡先生没有妥协的，没有中立的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胡先生接著说：「不过，有一段二百字的话，共产党始终未敢引过，那是有关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的一段，对于达尔文这个利器，他们连招架的尝试都没有。……」

说到这里，我忽然陷入时代的思潮里：
四十余年前，维也纳派大师富兰克，发表了一篇关于因果论的文章，列宁去信骂他，爱因斯坦去信赞同他。这篇文章即是维也纳学派的先河。富兰克很谦虚的研究列宁给他的这封信，四十年以后，他想通了，列宁所说的，原是基于政治上的理由，与真理无干。

我坐在胡先生的小屋里，凝视著胡先生的书架笑了。这两位哲人都在东部，他们三四十年以前的远见，而今征验了。他们哲学家的使命已经尽到，目睹著那个半球的赤潮如万丈浪涛，铁幕如万里高山的无助情况，他们只有冷静的考虑人类未来出路，而是不必对这种情况的造成负什么责任，有什么愧疚的。

「你不吃个茶叶蛋吗？我替你拿。」
「不要，我还是愿意听听老话……胡先生。」
「在写这类文章之前，曾有一段值得一提的事，即陈独秀当时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实验主义的联合阵线，我当时即声明，社会主义与实验主义无可联合的。」

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或称联合战线，真是骗尽了天下苍生：比较聪明点的人觉悟的早，稍微糊涂一点的人，明白的晚，最愚蠢的人，就跟著他们下去了。

自始至终与共产党人常握手寒喧，常称兄道弟，而思想立场从未动摇的，在我们中国只有两人，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梁实秋先生。所以北平沦陷时，也只有这两个人决然的逃出，不作「开明」的知识分子与他们联合战线。

一上午，在谈话中就这样滑过去了。我很兴奋，但也很哀伤，想起我的朋友刘世超先生斩钉截铁的两句话：「自由世界在思想战上没有失败，在心理战上却失败了。」

胡先生送我到火车站，在汽车上，他介绍纽约城，我也不大听的进去。一个家亡国破的人，看著什么都感觉哀伤，看著什么都触起旧情。刘老老巡视了大观园一遍，即上了来费城的火车。

在火车上隔著窗子，胡先生招手，一个人寂寞的回去了。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者；而我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悲观者；年老的乐观者去远了，年青的悲观者在车厢里发呆…… 窗外，工场林立，铁路纵横，我有视无亲的流览著这些陌生景象。过了一次山洞，忽然望见蓝天外一片云朵，云朵是熟悉的，如三天前的台北，也如七年前的北平，「家在万重云外，心事付横笛」，泪，随它落吧。

──民国四十四年二月十二日于费城

梵谷

三、出国与出家

临行前夕，有一个朋友与我话别，他说：「你去后，我有一种心情，即是好像出家的样子，我鄙夷这个时代，我鄙夷我们人类。唯一能一谈的是你，而你要走了。我呆在这里没有什么话好说，我将沉默的望望天，沉默的看看水，沉默的翻开经卷，沉默的喝杯苦茶……人生，究竟是干些什么，我感觉困惑，可以趁这个空闲多想一想。等你失望著归来，我们再谈。」

几乎没有人不热中留学的风气下，这位朋友的话如古庙罄声，让人深思，让人警醒。可是话中三昧是还不容易参透的，等到到了万头钻动的十里洋场，看见了车水马龙，看见了高楼巨厦，自己在五层楼上的一个鸽笼里，壁上只有轮船上才有的那么小的窗户，通过窗子如果能望见一朵白云那是太幸运了。这时，我忽然悟出拈花之微旨，原来出家的不是我的朋友， 而是我自己。

在梁先生家，认识一个好聪明的女孩子，她三年前，随著留学巨流跑到美国，三年后，她回去了，已是出了家的修女，教会派在新竹修道。梁先生一提起来就说，从台北搭火车，两小时即到新竹，何必绕道美国呢。的确，出家的道路是不必绕的，可是，恐怕出家的道理，非要到这个地方来一来才弄得明白。

我来了十来天了，遇到不少国人。他们见了我时的那种陌生的态度，很使我吃惊。有一批人是在这里凄凄然找饭吃；又有一批人是在这里惶惶然找家室；除此而外，非所关心。我倒不是从他们身上照出我未来的影子，我实在是哀怜他们。

并不仅是国人如此，美国人几乎全是在脸上浮著寂寞的微笑，向你打著亲切的招呼。今天早晨我在饭厅内吃早餐时，走来一个老者端了一盘菜，坐在我同桌。他问我：「你来游历吗？年轻的孩子。」
「我来上学，上摩尔学院，宾夕沃尼亚大学。」
「我是一九一七年这里毕业的，现在我的儿子在这儿上学。」
「噢，……」
「你有工夫到我家来玩，我们除了忙，就是寂寞，尤其老年人。」
他顺手写一个地址给我。他是来此开专家会议的。

我忽然想起，一位美国哲人所说的话：「人之常情，是高山或海滨，在森林或沙漠里感到寂寞，而我，却在人声鼎沸的十字街头，感觉不可抑止的孤独。」 在热闹中感觉孤独，是这个时代的病。

时代是如此，美国代表时代的尖端。有一哲人说，这个时代，工作是唯一的鸦片，大家在麻醉中讨生活。我倒不抱这种悲观的论调，如果不是这些人抽疯似的工作，共产党恐怕兵不血刃即可统治全球了。凡事退一步想，总是好的。 虽然如此，总不能不为这个时代作几句悲哀的颂歌！我们人类自由的天地反而越来越狭了。人，主要的是创作的欲望的满足，可是创作的机会却随时代而减少。皓发穷经的教授，固然有他的快乐，可是达到这种程度的又有几人，那些白首仍淹没在齿轮里的人该如何？

人本来是渺小的东西，但他常常需要有一种感觉：即感觉自己很伟大，这样才能活下去，如果真正感觉到自己是渺小的，是无助的，人的尊严一去，人的生活即枯萎了。

所以，科学发达到这种程度的美国社会，宗教竟空前热狂；物质享受到这种程度的美国生活，而心理大夫的门庭若市。而在原子漩涡里转来转夫的欧本海默，却在抱著梵文念经。这种现象足以证出街道虽交织著一片骚音与速率的画幅，而灵魂深处，却是一片寂寞与空虚。

吉诃德抱著济世救人的心，到处乱撞：杷风车看成巨人；把娼妓看成贵妇。海涅悲哀的说：「我恰恰相反，巨人，不过风车而已；贵妇，不过娼妓而已。」谁都在赞美美国生活之快乐与美国市井之繁华，我来此之前，也希望得一个这样的观感；而也是恰恰相反，我到此，只触到时代脉搏的急促与忙迫；只看到时代之画幅的淡漠与荒芜。

黄昏了，我的朋友在黄昏来时，也许披经卷，喝苦茶；在贝叶中寻觅智慧。我此时心境也格外宁静，市肆的嚣声渐渐遥远，教堂的晚祷钟声已清晰可闻了。

「出国，出家。」我苦笑了。

──民国四十四年二月十七日于费城

梵谷

四、童子操刀

下课以后，回到住舍，还未放下书，打开今天的报纸看。第一版登著：兄妹二人，一个十四岁，一个十岁，为爱看之电视电台不同，争论不下，哥哥拿来一把面包刀，从妹妹后心穿进去，穿透前心，十岁孩子就这样死去了。母亲此时正在一个中学教画呢。

我读了这条新闻，把手中的报板连带抱著的电磁波书一并丢到屋角去。凝神窗外，木然颓然。

电视是代表科学的高度技术；是成千成万科学家的心血，是十几年的研究，千呼万唤始诞生的。有人说，二次大战是原子弹赢得的战争，是雷达打的硬仗，这话是不错的，雷达与电视是代表新时代的另一个极峰，不让原子能为之独秀。所以有人说，这个时代是原子能－－电子学时代。

我如梦一样的到此地来，来学习人家这类高度技术。同班同学，有从德国来的数学博士，有从英国来的专家学者，有从本地各种工厂来的工程师，大家在一起听电子学的大师们讲析十年来最新电子学之进展。我从来不知「如坐春风里」是什么滋味，而今，我懂得了，语言虽如此隔膜，然而令人领悟到人类智慧所创的成绩，无法不令人惊奇与叹服。

这些功课的内容是如此，它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从任何一个角落里，都会看到它的影子的。我刚来的那几天，报纸上每天登载的是原子弹的放射毒物，扩展面积达新泽西州那么大；以后就是常听到附近中学小学在作原子空袭的防空演习；走到朋友家里，十岁以下的小孩，全带著眼镜，为什么，看电视看来的。孩子们疯狂的嗜好电视，很像北平学生的爱听相声，到了不肯吃饭的程度。里面的内容是由几家大贾包办的，内容一言以蔽之，是北平的相声，或上海的滑稽。今天的新闻，这个小孩竟把他们所看到的电视假戏，真刀真枪的演出了。

如果所学的东西之极终目标，即是这些，我想每一个学生都会感觉高度的困惑。「童子操刀」并不仅是今天的头条新闻，而正是代表整个人类在目前所扮演的大戏。在这个大戏中，世界上每一角落的人都是观众，同时也都是演员。

自然科学进步到这种程度，除了政客的演说与商人的广告可以跟踪外，是任何学问所无法匹配的。科学处处引来问题，其他学问跟不上，无法适应。所以也就发生了「童子操刀」的悲剧。

这种大脱节是一种无助的情况。有远见的哲学家们，在深思；有远见的教育家们，在探索；有远见的宗教家们，在呼号。

八年以前，清华大学哲学教授金岳霖先生劝我说：「哲学成宗教始有力，既成宗教，不复为学矣。」他是治西洋哲学最有成就者，向我说这种话的意思即是「你不必著急，治学问要冷静而客观的。」「治学问只管学问本身，不管移风易俗的。」我懂得他的意思，但无法同情他的说法，现在金先生也许不持此调了。我只知在哈佛的维也纳派大师富兰克，出席宗教、教育、哲学家们对社会问题的联席会议。金先生与富兰克是绝对一条路上的人，而为什么这位哲学家却管起移风易俗的问题来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童子操刀」这个问题太严重。严重的程度向小处说，是使一个无辜儿童瞬间丧命；往大处说，是使整个人类立时灭亡。

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那果，最近给科学的哲学下了个定义，除了科学定律性质的分析，还要涉及到科学产生之社会条件之研究；除了社会条件之研究，还要涉及科学对社会影响之检讨。这是哲学家们开了门，把科学所带来的万千不能解决的问题，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去寻求解决的途径，安静的哲学家们再也安静不下去了。

教育家们也在那里努力，从前年哥伦比亚大学展出的「人类求知之自由」，到今天在纽约博物馆展出的「人类之家」，都是向这方面作无可奈何的补救。

在这许多努力中，绝对没有一个人是朝厌恶科学废弃科学的路上走的。并不是世界上没有这样大胆的人，而是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切面包确实需要刀，只能设法教育童子，却不能将此刀抛掉。

然而，毕竟这是一种无助的情况－－科学像秋风一样，漫天盖地而来；人类像残叶似的在秋风中战栗。我绕了半个地球，到此地来，学习的不是安心立命的哲学；不是山光水色的诗歌；不是治国安邦的经要；而是乍看起来，可以戡天缩地，解除人类痛苦，细看起来，是使人类临风战栗，不知所从的科学。这样的学习心情，个中滋味是很难道出的。

从前有个禅宗弟子去请教一位禅宗法师，说：「师傅，我心不安，怎么办？」
师傅说：「你拿心来，我为你安。」
弟子说：「找不到心。」
师傅说：「我已替你安完了。」

找不到心，是这个时代的大悲哀，也是每个人的大苦痛；我不满足于这些学殖万卷的「经师」，还要去寻求立命安心的一人师」，为轻舟激水的人生找一住脚；为西风落叶的时代找一归宿。

──民国四十四年三月四日于费城。

梵谷

五、并不是悲观

接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他在最后警告我：「我最后还要提醒你一件事：就是作文不要把自己的悲观气氛传染给人，盖这是一种不道德。譬如我，就有一个不想活著的念头，我也不让别人知道。」这一段话我想任何一个人读了，都会感动，我反覆的看了两三遍，不能不有几句话答覆这位朋友。

什么是「悲观」？我在六年以前，曾听到说过。那是在一个暑假中，我到水木清幽的北平城郊的清华园，去访一位哲者；这位先生把什么名词都像字典似的，加一层解释。比如，在一篇文章里，这位先生曾道及美国大多数人的哲学，他说：「哲学，就是说出一种道理的成见，……多数美国人的成见是－－竞争是生活的常态；多数人民不免以动作为生命，以变迁为进步，以一件事体之完了为成功；而思想与汽车一样，也就是后来居上。」这寥寥几句话，都是解释名词，而却将美国人的思想通盘托出。沦陷以后，这位哲人仍在清华，他的「悔过书」中依然是解释名词，他说：「马列学说『硬』是真理，……大学哲学系是在训练马列主义的宣传员。」这种解释名词的办法，是令人有时哭笑不得的。

六年前，我去访他，他说：「所谓悲观，是见某套价值形将消灭，而设法保存，觉保存之无法，乃感悲观。……」如果要按照他的解释，我之所谓悲观，一定是感觉有某套价值形将消灭了，而又无法保存了。我仔细检讨了一下，并没有。

对于商女无知，后庭高唱的现象，我只是看来难过，并不悲观，因为根本未觉得它曾有过什么价值。对于阿谀逢迎，唯唯否否的现象，我只是听来难受，也不悲观，也是从来认为这件事不大值得考虑。

我认定有一套价值，这套价值即是知识，我认为由求知可以得到智慧，可以解决这些万千问题；信仰知识，而又可以设法追求知识，自然不会产生悲观的。 不过，一种茫然的感觉却是有的，因整个人类迈入二十世纪以来，日渐感觉自己之无知；日渐感觉处境之茫然。

十九世纪前欧洲曾有一科学家在信上与一朋友说：「牛顿太幸运了，所有的定理全让他发现完了……」这是一种盲目的乐观精神，觉得自然已被人类征服了。五四时代的中国人，全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比如在哲学方面，胡适之先生即是纯纯粹粹十九世纪的乐观主义者；在文学方面，那位如「一团烈火，一片春光」的徐志摩先生，首先提倡文学观念即是「健康」；在科学方面，萨本栋先生也是个绝好的例子，他曾觉得，电机已走到了头，他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向下发展的了。

我举这三个例，是表示上一世纪的乐观主义者，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二十世纪转过来以后，形势慢慢转变过来，在世界上有过两次空前的战争，在知识上也有过一次空前的革命，这些思想，使已经澄清的知识海洋，又混浊起来。可惜，我们中国仍在「洞中方七日」，对于这「世上几千年」的事不太知道。

如果能够认识了整个世界的现状，在知识上虽不感觉悲观，在情绪上难免不弹悲凉调子的。走到万紫千红的宜春苑里的人，会唱出「新年鸟声千种转，二月杨花满路飞」；走到西风残照的长安城，自然要唱「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的。如果我也有所谓悲观，大概在此吧。

我倒要回劝我的朋友，你的同班同学，一个在普林斯敦攻原子物理，一个在哈佛攻符号逻辑，均已是世界第一流的学者了，他们是站在时代最前锋，我想忙的程度，恐怕连不想活的念头都想不起来了。你不要让人知道你有自杀的念头，当然很道德，不过，这种自我的侵蚀，也太不卫生了吧。还是站起来，参加这批哀兵的浩荡队伍。 我是以宗教的朝圣心情前来的，幻想中，前面有一片眩目的曙光，但路途坎坷，却不免要喊脚痛的。这些声音，也许知音不会太误解吧。

──民国四十四年三月九日于费城

梵谷

六、智慧的火花

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是个老大学。它的校园中，包括八十多幢大楼。盖的年代，差不多都是与史俱来的。一切地方都看得出来是在学欧洲，即以宿舍而论，那种样式也是学英国学院式的不论里面多不舒服。窗户多不合适，从外面看来，总是有一番气派。广阔的院落，峥嵘的楼顶，石板的甬路，古色古香。

这八十多幢大楼中有一幢是特别的，即是今年才修成的富兰克林中心。富兰克林中心的对面是摩尔电机学院；旁边是富兰克林运动场。富兰克林中心所包括的部门是数学、物理与天文，楼的样式是新的，内部的设备也是新的。 我经常是在摩尔学院上课，但除了查书在摩尔图书馆稍作勾留外，不大爱在摩尔学院呆著，因为那里一切全老，温度调节也不大好，所以我一有工夫即到对面的富兰克林中心来。

这个楼建筑的制度，好像是在学普林斯敦高等研究所。图书室的周围是一个一个的小房间，小房间里什么全没有，只有两把椅子，与一个黑板，把这个小房间的小门关上，这屋里即是自己的天下，可以上天入地的思想。

欧本海默为主任的那个普林斯敦高等研究所，被命名为「智者的旅店」，是让智者休息，乘凉，聊天的地方。有经常在那里的，如爱因斯坦；也有临时邀请去的，如汤恩比。研究所方面并不计较这些「旅客」的工作，只是供给他们安适的环境，与闲暇的时间，让他们去思想；去作灵魂深处的探险工作。

这个制度兴起来没有多少年，但是这种作风却已传染了美国不少地方，富兰克林中心即是一个例子。通用电气公司的研究室又是一个例子。这个制度的唯一目的，即是希望在这种环境下，让学者们迸放出智慧的火花，以映照这个时代。

美国有一个极迫切的需要，是他们朝野有先见的人士所大声疾呼的，即是缺乏领袖人才；也就是缺乏智慧的花朵。到今天为止，科学界中最有贡献的人，不是由欧洲学校给训练出来的；就是由欧洲流亡来的。有一幅漫画讽刺这种情况：一个犹太人在实验室内工作，一个美国人在市街上去推销。 他们国家的各阶层领袖，都忧心这幅画图，他们仔细考虑这个问题，怎样才能产生领袖人才，怎样才能培出智慧花朵，因为领袖好像不是由正规教育所能教育的出来，而智慧也不是知识堆积起来的结果。

于是他们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比如，尽量保持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尽量供给学者闲暇与安静，尽量提倡古典的训练与人文的教育，最近还有福特公司捐出大笔的钱，用以提高教授们的待遇。一切都在努力中，而希望却仍在渺茫中。 不仅在国际舞台上，美国的政治所表现的是跟著邱吉尔蹒跚老步前行，就是在学术界里，美国学者们也都是跟著由牛津来的，由维也纳来的学者们奔走。美国的先知们在焦灼于文化的生根工作。

假如说，一个病院里有许多护士，把病人的病情记录的非常详细，把病人的衣食照顾的非常周到，但是没有具综合眼光的大夫为这个病人下诊断，那么这个病院是不易医好病人的。放大来看，杜勒斯的席不暇暖，艾森豪的苦虑焦思，对于猖獗的洪水猛兽，并没有有效的抑止力量。培养综合眼光与综合能力不是件简单的事。撒下多少种子可能长不出一株嫩苗来。大家在为此焦灼，在为此摸索。

我坐在富兰克林中心，凝望著爱因斯坦的塑像，爱氏所以成为爱氏，不仅是因为他是数学家、物理学家，而且也是哲学家。再看一看马克士威尔的挂像，马氏所以成为马氏，不仅因他是电学家，也因为他是诗人。就以富兰克林本人而论，在电学上有那样的成就，而他是政治家、教育家。 分工愈细，便愈更迫切需要具有综合眼光的领袖人才，这个年轻的民族，在垦地、培土、播种、灌溉，在期望天才与智慧的蓓蕾，以唤起整个春天的千红万紫。

我不禁想起，我们这悲哀的一代，我们这凄凉的祖国。不知道谁的主意，觉得培养领袖人才为最不切要。学校所奖励的是最听「恩师」话的奴才学生；社会所奖励的是最会给上司送礼的属员。上上下下全是唯唯否否，看一人的颜色，试一人的脾胃。世界上哪有富强康乐的国家是由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我把功课推到一旁，伏案哭了。

──民国四十四年三月十六日于费城

梵谷

七、到什么地方去

「知识是一个……」「我们必须把既不透气，又不漏水，分别隔离我们众人头脑的厚壁穿开！」狄勒是我们学校的历史教授，今天他在做一个学社所主办的「综览西方文化」连串演讲的第一讲。他这个讲演的题目是「历史哲学」，我下午有课，没有等课讲完，即跑到学生厅来听狄勒的讲演。我进门时，他已开始了。当我听了他这两句话时，即感觉气味很芬芳，颜色很清新，我知道，这个人在这个困惑的时代里，正在运用他的思想，去解释谜团。

他继续说：「所谓专家，是对越小越小的事，知道的越多越多；而一个通人，是贯串整个的历史，有一个理念。……
「我所谓的历史哲学，就是一种努力，努力去发现下列事实；人类在地球上做些甚么？他为甚么在此？他又到甚么地方去？……
「在这个近代的神经社会，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追究更空前迫切。真的，我们究竟到甚么地方去？……」
狄勒教授，举出四种不同的历史哲学，这四种历史哲学以不同看法来看这个世界。
「古代世界是持悲观论点的，他们觉得自己是黄金时代过后的破落子孙，一切事情都是向下坡路走，越来越坏……
「『宗教哲学』，可以圣奥斯汀的『上帝之城』为例，他是持一种漠然的，讥讽的看法以观人生。评论任何事情，均在『永恒方面』著想。
「『第三种哲学』，是过去二百五十年所最通行的，即是『进步』。牛顿是这种哲学之开先河者。我们说牛顿是开先河者，不是因为他在功业上的成就，而是因为他的观念应用于社会。他的观念是：『自然的神秘可以凭理智揭开。』
「二十世纪以来，是斯宾格勒与汤恩比的循环论。……」

他再三强调说：科学对社会思想与文化思想所曾产生的影响是显然的。观念与思想，确实穿过那些不透水的墙在流动。他特别指出十九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现在的爱因斯坦与福洛伊德对我们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 我没有听到什么结论，他的讲演即完了。如果可以替他下一个无可奈何的结论，大概是想藉自然科学之光济历史哲学之穷，藉各种学问的融流为人生想出一条出路。

我走出学生厅，外面是凄风愁雨，好像天气也在同情这位历史哲人的看法。人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问题之没有答案，正如硬要在一个圆环上找两端，在一个没有猫的黑屋里找猫。

记得一本小说里说：「古代有一个帝王，夜里在宫庭内与群臣议政。忽有一夜莺从宫殿的南窗飞入，穿经王室，又从北窗飞出。聪明的国王感喟的说：『人生就是这一夜莺，从黑暗中来，又到黑暗中去，中间经过的光明很短暂。』」

这是十九世纪小说家的看法，二十世纪的现代人，这种看法还是保留，也是从黑暗中来，到黑暗中去，不过，对中间这段短暂的光明是否存在，也深致怀疑了。

五四以后的人生观大论战，过去了。当时的战将吴稚晖先生，尸首已化为骨灰，沉入东海去了；胡适之先生，沉默地整理他的中国思想史了；其余的人，多在大陆以「人民」的看法为看法，以「红色」的论点为论点，在作传声筒了。这一个时代过去以后，继起之势已微。不过，关于人生与文化等大问题，作探究的，不是没有，比如，方东美先生；比如，钱宾四先生等。方先生是气愤至于发抖，然而也沉默有如寒蝉了；钱先生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是在坟墓中找出路而已。

此时，在国外，还能听到有教授谈人生，谈文化，虽然调子悲哀，然而也不能不令人向往。我们这年轻一的人，无论在国内，在国外，我就没有看到一个，或者听到一个在嘴边上，或在笔下谈起人生的。

不知是时代把青年折磨的，还是青年们的头脑全让盗墓者盗去。最好的，是在在「不漏水」的小室里钻牛角尖；下焉者则是行尸走肉的过日子了。

在历史上悲哀到底的时代，总还有新亭对泣的哭声；最可怕的是死寂。我们这一代，真如死一般的寂下来了。 我无精打彩的回到寝室，我感觉自己像一片落叶似的在这个时代飘零。不仅生活的环境，是国破家亡，举目有河山之异；就是思想的园地，也是枯枝败叶，无处非凋残之秋。难道是汤恩比的循环论，注定了的命运是衰亡？ 不，我还是接受汤恩比那一句令人强打精神的话，「多一次挑战；多一次成功。」迎接这个四面八方而来的挑战。

──民国四十四年四月四日于费城

梵谷

七、到什么地方去

「知识是一个……」「我们必须把既不透气，又不漏水，分别隔离我们众人头脑的厚壁穿开！」狄勒是我们学校的历史教授，今天他在做一个学社所主办的「综览西方文化」连串演讲的第一讲。他这个讲演的题目是「历史哲学」，我下午有课，没有等课讲完，即跑到学生厅来听狄勒的讲演。我进门时，他已开始了。当我听了他这两句话时，即感觉气味很芬芳，颜色很清新，我知道，这个人在这个困惑的时代里，正在运用他的思想，去解释谜团。

他继续说：「所谓专家，是对越小越小的事，知道的越多越多；而一个通人，是贯串整个的历史，有一个理念。……
「我所谓的历史哲学，就是一种努力，努力去发现下列事实；人类在地球上做些甚么？他为甚么在此？他又到甚么地方去？……
「在这个近代的神经社会，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追究更空前迫切。真的，我们究竟到甚么地方去？……」
狄勒教授，举出四种不同的历史哲学，这四种历史哲学以不同看法来看这个世界。
「古代世界是持悲观论点的，他们觉得自己是黄金时代过后的破落子孙，一切事情都是向下坡路走，越来越坏……
「『宗教哲学』，可以圣奥斯汀的『上帝之城』为例，他是持一种漠然的，讥讽的看法以观人生。评论任何事情，均在『永恒方面』著想。
「『第三种哲学』，是过去二百五十年所最通行的，即是『进步』。牛顿是这种哲学之开先河者。我们说牛顿是开先河者，不是因为他在功业上的成就，而是因为他的观念应用于社会。他的观念是：『自然的神秘可以凭理智揭开。』
「二十世纪以来，是斯宾格勒与汤恩比的循环论。……」

他再三强调说：科学对社会思想与文化思想所曾产生的影响是显然的。观念与思想，确实穿过那些不透水的墙在流动。他特别指出十九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现在的爱因斯坦与福洛伊德对我们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 我没有听到什么结论，他的讲演即完了。如果可以替他下一个无可奈何的结论，大概是想藉自然科学之光济历史哲学之穷，藉各种学问的融流为人生想出一条出路。

我走出学生厅，外面是凄风愁雨，好像天气也在同情这位历史哲人的看法。人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问题之没有答案，正如硬要在一个圆环上找两端，在一个没有猫的黑屋里找猫。

记得一本小说里说：「古代有一个帝王，夜里在宫庭内与群臣议政。忽有一夜莺从宫殿的南窗飞入，穿经王室，又从北窗飞出。聪明的国王感喟的说：『人生就是这一夜莺，从黑暗中来，又到黑暗中去，中间经过的光明很短暂。』」

这是十九世纪小说家的看法，二十世纪的现代人，这种看法还是保留，也是从黑暗中来，到黑暗中去，不过，对中间这段短暂的光明是否存在，也深致怀疑了。

五四以后的人生观大论战，过去了。当时的战将吴稚晖先生，尸首已化为骨灰，沉入东海去了；胡适之先生，沉默地整理他的中国思想史了；其余的人，多在大陆以「人民」的看法为看法，以「红色」的论点为论点，在作传声筒了。这一个时代过去以后，继起之势已微。不过，关于人生与文化等大问题，作探究的，不是没有，比如，方东美先生；比如，钱宾四先生等。方先生是气愤至于发抖，然而也沉默有如寒蝉了；钱先生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是在坟墓中找出路而已。

此时，在国外，还能听到有教授谈人生，谈文化，虽然调子悲哀，然而也不能不令人向往。我们这年轻一的人，无论在国内，在国外，我就没有看到一个，或者听到一个在嘴边上，或在笔下谈起人生的。

不知是时代把青年折磨的，还是青年们的头脑全让盗墓者盗去。最好的，是在在「不漏水」的小室里钻牛角尖；下焉者则是行尸走肉的过日子了。

在历史上悲哀到底的时代，总还有新亭对泣的哭声；最可怕的是死寂。我们这一代，真如死一般的寂下来了。 我无精打彩的回到寝室，我感觉自己像一片落叶似的在这个时代飘零。不仅生活的环境，是国破家亡，举目有河山之异；就是思想的园地，也是枯枝败叶，无处非凋残之秋。难道是汤恩比的循环论，注定了的命运是衰亡？

不，我还是接受汤恩比那一句令人强打精神的话，「多一次挑战；多一次成功。」迎接这个四面八方而来的挑战。

──民国四十四年四月四日于费城

梵谷

八、成功的哲学

如姊来信说：「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留学的，箱子里只有一套西装，到了美国不嫌寒伧吗？」其实这唯一的一套西装，还不是完整的，曾经虫子咬了好些小洞，又织补上了。我自己也耽心自己，像个乞丐似的，到这万紫千红的大观园来。可是，既到学校之后，我的观感完全变了。我回信给如姊说：「这套西装确实穿不出去，并非因为它太坏，而是因为它太好。」

美国同学差不多全是卡叽布裤，尼龙衬衫，一袭夹克，很不容易见到穿西装的，如果你穿了笔挺的西装，系上领带，同学们见了面道好以后，他一定问：「今天有什么约会吗？」

不仅是穿衣如此，论用的，很难见到有人用「派克」，差不多每人全是一支破原子笔，或铅笔；论吃的，中午多是拿著两块三明治就凉水吃；他们舍不得花钱洗衣服，小件自己洗，大件寄回家去。据我仔细的观察，许多地方他们比中国学生还要俭省。

在支出的方面是如此，收入的方面就是另一个样子了，送报是自儿童起，即变成神圣的事业。到了大学，坐在图书馆作业余工作的，在实验室作业余工作的，当饭厅侍者的，当街头推销员的，开汽车送货的，比比皆是，他们要以自己的力量去养活自己。

如果说，美国人是勤俭起家，再恰当无比。他们为什么这样苦干呢？他们有他们的哲学，即是要求成功。女人愿嫁有侵略性的成功丈夫，社会鼓励有侵略性的起家好汉。

我们要进一步问，什么是成功？用一个哲人给成功所下的定义：成功即是把某件事情做得告一段落。 然而，事情不一样，有的事情容易告一段落；有的事情不容易告一段落。把牛奶报纸送完，是一种成功；大学毕业是一种成功；门一个工厂是一种成功；写本畅销书是一种成功；而瘁毕生之力，在老年写出一部浮士德也是一种成功。于此，在成功的著想上取舍就产生出来问题。美国人急于成功，也就容易做那些容易告一段落的事情，如果上四年工学院，出来可以当个工程师；上五年医学院，出来可以当一医生，这里成功的机会多，故学生趋之若鹜。而那些既无急功，又无近利的哲学；那些不能解饥，不能解饿的诗歌，势必无人问津了。

于此产生出来一种怪现象：基层都是坚实的骨干，而领导者多是天真的儿童。在政治上，它很难产生邱吉尔或艾登；在文学上，它很难产生罗曼罗兰或普若卢，甚至在科学上，也很难产生爱因斯坦或马克士威尔。这是一种奇怪的半真空。美国在这方面所吃的亏就不可思议了。

在政治上，它常常是颠三倒四，举棋不定的。有史以来，似乎只卖弄过一次聪明，即是雅尔答协定，国际上的秘密协定都是坑人家，美国是坑了自己。在文艺上，国际上的联想，美国即是好莱坞；在科学上，人们的观感，美国只是实验室。

于是，有最大的广播电台，但不知播些什么东西；有最大的豪华首都，但不知如何计议；有最多的原子弹，不知什么时候投掷，不知应投在那里。平时辛辛苦苦的工作，战时浩浩荡荡的流血，大批美援向外送，大批兵源向外派，而它这个国家所获的东西，是讥笑，是辱骂，是世界奸雄们摆好的圈套，美国大踏步的走进，自己牢牢的套上自己。这个文明，有时候看来颇像个笑话，而这个笑话却不是偶然的。

有心人总是有的；这个流弊，美国一些有心人已看得出来。比如，普林斯整高等研究所的创立人，即基于一种想法，他想：「数学是科学之母，而学数学者如是之少，这科学如何稳固根基？总得让一些人们做无用之用的事。」他于是创了普林斯敦高等研究所，创立的宗旨，是给无用之学的学者一个个安静思想、平安吃饭的地方。而想不到，这个地方却发生了空前的光辉，那些在此拟思理论物理的，凝思第一次欧战之通货膨胀的，那些研究数理逻辑的，表面看来均为无用之学，而在二次大战时，却成了赢得战争的三个主力，理论物理指示出原子弹；通货研究解决了膨胀问题；数理逻辑产生了计算机，无用之用，真乃大用。

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可惜不够远，不够广，也不够深。大的创造性思想，大的政治理念，大的文艺作品，是现在人类最需要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有的需要面壁十年，有的需要沈思一世，有的需要尽毕生之力，这些全不是立竿见影的成功；也全不是匆匆忙忙的乱跑所可找得到的。 我默祷美国的思潮注意到这个方向，因为美国的趋向不仅关系一国的兴亡，实际左右著整个人类的前途。

──民国四十四年四月三十日于费城

梵谷

八、成功的哲学

如姊来信说：「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留学的，箱子里只有一套西装，到了美国不嫌寒伧吗？」其实这唯一的一套西装，还不是完整的，曾经虫子咬了好些小洞，又织补上了。我自己也耽心自己，像个乞丐似的，到这万紫千红的大观园来。可是，既到学校之后，我的观感完全变了。我回信给如姊说：「这套西装确实穿不出去，并非因为它太坏，而是因为它太好。」

美国同学差不多全是卡叽布裤，尼龙衬衫，一袭夹克，很不容易见到穿西装的，如果你穿了笔挺的西装，系上领带，同学们见了面道好以后，他一定问：「今天有什么约会吗？」

不仅是穿衣如此，论用的，很难见到有人用「派克」，差不多每人全是一支破原子笔，或铅笔；论吃的，中午多是拿著两块三明治就凉水吃；他们舍不得花钱洗衣服，小件自己洗，大件寄回家去。据我仔细的观察，许多地方他们比中国学生还要俭省。

在支出的方面是如此，收入的方面就是另一个样子了，送报是自儿童起，即变成神圣的事业。到了大学，坐在图书馆作业余工作的，在实验室作业余工作的，当饭厅侍者的，当街头推销员的，开汽车送货的，比比皆是，他们要以自己的力量去养活自己。

如果说，美国人是勤俭起家，再恰当无比。他们为什么这样苦干呢？他们有他们的哲学，即是要求成功。女人愿嫁有侵略性的成功丈夫，社会鼓励有侵略性的起家好汉。

我们要进一步问，什么是成功？用一个哲人给成功所下的定义：成功即是把某件事情做得告一段落。 然而，事情不一样，有的事情容易告一段落；有的事情不容易告一段落。把牛奶报纸送完，是一种成功；大学毕业是一种成功；门一个工厂是一种成功；写本畅销书是一种成功；而瘁毕生之力，在老年写出一部浮士德也是一种成功。于此，在成功的著想上取舍就产生出来问题。美国人急于成功，也就容易做那些容易告一段落的事情，如果上四年工学院，出来可以当个工程师；上五年医学院，出来可以当一医生，这里成功的机会多，故学生趋之若鹜。而那些既无急功，又无近利的哲学；那些不能解饥，不能解饿的诗歌，势必无人问津了。

于此产生出来一种怪现象：基层都是坚实的骨干，而领导者多是天真的儿童。在政治上，它很难产生邱吉尔或艾登；在文学上，它很难产生罗曼罗兰或普若卢，甚至在科学上，也很难产生爱因斯坦或马克士威尔。这是一种奇怪的半真空。美国在这方面所吃的亏就不可思议了。

在政治上，它常常是颠三倒四，举棋不定的。有史以来，似乎只卖弄过一次聪明，即是雅尔答协定，国际上的秘密协定都是坑人家，美国是坑了自己。在文艺上，国际上的联想，美国即是好莱坞；在科学上，人们的观感，美国只是实验室。

于是，有最大的广播电台，但不知播些什么东西；有最大的豪华首都，但不知如何计议；有最多的原子弹，不知什么时候投掷，不知应投在那里。平时辛辛苦苦的工作，战时浩浩荡荡的流血，大批美援向外送，大批兵源向外派，而它这个国家所获的东西，是讥笑，是辱骂，是世界奸雄们摆好的圈套，美国大踏步的走进，自己牢牢的套上自己。这个文明，有时候看来颇像个笑话，而这个笑话却不是偶然的。

有心人总是有的；这个流弊，美国一些有心人已看得出来。比如，普林斯整高等研究所的创立人，即基于一种想法，他想：「数学是科学之母，而学数学者如是之少，这科学如何稳固根基？总得让一些人们做无用之用的事。」他于是创了普林斯敦高等研究所，创立的宗旨，是给无用之学的学者一个个安静思想、平安吃饭的地方。而想不到，这个地方却发生了空前的光辉，那些在此拟思理论物理的，凝思第一次欧战之通货膨胀的，那些研究数理逻辑的，表面看来均为无用之学，而在二次大战时，却成了赢得战争的三个主力，理论物理指示出原子弹；通货研究解决了膨胀问题；数理逻辑产生了计算机，无用之用，真乃大用。

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可惜不够远，不够广，也不够深。大的创造性思想，大的政治理念，大的文艺作品，是现在人类最需要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有的需要面壁十年，有的需要沈思一世，有的需要尽毕生之力，这些全不是立竿见影的成功；也全不是匆匆忙忙的乱跑所可找得到的。 我默祷美国的思潮注意到这个方向，因为美国的趋向不仅关系一国的兴亡，实际左右著整个人类的前途。

──民国四十四年四月三十日于费城

梵谷

九、失根的兰花

顾先生一家约我去费城郊区一个小的大学里看花。汽车走了一个钟头的样子，到了校园。校园美得像首诗，也像幅画。依山起伏，古树成荫，绿藤爬满了一幢一幢的小楼，绿草爬满了一片一片的坡地，除了鸟语，没有声音。像一个梦，一个安静的梦。

花圃有两片，一片是白色的牡丹，一片是白色的雪球；在如海的树丛里，还有闪烁著如星光的丁香，这些花全是从中国来的吧。

由于这些花，我自然而然的想起北平公园里的花花朵朵，与这些简直没有两样；然而，我怎样也不能把童年时的情感再回忆起来。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些花不该出现在这里。它们的背景应该是来今雨轩，应该是谐趣园，应该是宫殿阶台，或亭阁栅栏。因为背景变了，花的颜色也褪了，人的感情也落了。泪，不知为什么流下来。

十几岁，就在外面飘流，泪从来也未这样不知不觉的流过。在异乡见过与家乡完全相异的事物，也见过完全相同的事物。同也好，不同也好，我从未因异乡事物而想到过家。到渭水滨，那水，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只感到新奇，并不感觉陌生。到咸阳城，那城，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只感觉它古老，并不感觉伤感。我曾在秦岭中拣过与香山上同样红的枫叶；我也曾在蜀中看到与太庙中同样老的古松，我并未因而想起过家。虽然那些时候，我穷苦的像个乞丐，但胸中却总是有嚼菜根用以自励的精神。我曾骄傲的说过自己：「我，到处可以为家。」

然而，自至美国，情感突然变了。在夜里的梦中，常常是家里的小屋在风雨中坍塌了，或是母亲的头发一根一根的白了。在白天的生活中，常常是不爱看与故乡不同的东西，而又不敢看与故乡相同的东西。我这时才恍然悟到，我所谓的到处可以为家，是因为蚕未离开那片桑叶，等到离开国土一步，即到处均不可以为家了。

美国有本很著名的小说，里面穿插著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是生在美国的，然而长大之后，他却留著辫子，说不通的英语，其实他英语说的非常好。有一次，一不小心，将英文很流利的说出来，美国人自然因此知道他是生在美国的，问他，为什么偏要装成中国人呢。

他说：「我曾经剪过辫子，穿起西装，说著流利的英语；然而，我依然不能与你们混合，你们拿另一种眼光看我，我感觉苦痛……」

花搬到美国来，我们看著不顺眼；人搬到美国来，也是同样不安心。这时候才忆起，家乡土地之芬芳，与故土花草的艳丽。我曾记得，八岁时肩起小镰刀跟著叔父下地去割金黄的麦穗，而今这童年的彩色版画，成了我一生中不朽的绘图。

在沁凉如水的夏夜中，有牛郎织女的故事，才显得星光晶亮；在群山万壑中，有竹篱茅舍，才显得诗意盎然。在晨曦的原野中，有拙重的老牛，才显得纯朴可爱。祖国的山河，不仅是花木，还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可吟可咏的诗歌，是儿童的喧哗笑语与祖宗的舒肃墓庐，把它点缀美丽了。

古人说：人生如萍，在水上乱流。那是因为古人未出国门，没有感觉离国之苦，萍总还有水流可藉；以我看，人生如絮，飘零在此万紫千红的春天。

宋朝画家思肖，画兰，连根带叶，均飘于空中。人问其故，他说：「国土沦亡，根著何处？」国，就是土，没有国的人，是没有根的草，不待风雨折磨，即形枯萎了。

我十几岁，即无家可归，并未觉其苦，十几年后，祖国已破，却深觉出个中滋味了。不是有人说，「头可断，血可流，身不可辱吗？」我觉得应该是，「身可辱，家可破，国不可亡。」

──民国四十四年五月十五日于费城

梵谷

十、科学家的苦闷

朋友来信说：爱因斯坦死了，你应该写一段纪念他的文章，不是你还译过一本宇宙与爱因斯坦吗？是的。富兰克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爱因斯坦与他的时代，这本书几乎把爱氏的思想的路线，和盘托出。以一个物理学家兼哲学家，写另一个物理学家兼哲学家，是再适切没有的了。在此，我只写：到了晚年，爱因斯坦的苦闷在那里。

心理学家曾经作过一个狗的实验：放上一块肉，又通上些电，狗一吃肉，即遭电一击，久之，狗既不吃，也不走，在那里汪汪的叫。这是狗的苦闷。狗想吃肉，所以不走，又怕电击，所以不吃，唯一的出路是在那里叫。当人遇到这种无所适从的环境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感觉－－苦闷。 爱因斯坦，到了晚年是有其苦闷的。

前天有一张报，登载著一条新闻，是一个教授在纪念爱氏的会上说，他曾于去年十一月见了爱因斯坦一次面，爱氏向他说：「我后悔写信给罗斯福总统了，不应该建议他制原子弹。不过，我当时的动机是怕德国先制出来，那人类就完了。」从这里可以看出爱因斯坦苦闷的一点消息来。

欧本海默事件闹得如火如荼时，有人访问爱因斯坦，爱氏说：「我宁愿作一个修理水管的工人。」他老人家几乎都愤怒了。我们于此，恐怕要源源本本的说起。

欧本海默事件最终的判决是忠诚而危险。既是忠诚，何来危险？既是危险？又怎么会忠诚？这个五位科学家所组成的审议会中，五个人的头脑中也是有其苦闷的，由于苦闷，表现出如是矛盾的断语。

苦闷在那里呢？ 以欧本海默为例，欧本海默是娶了个曾经当过共产党的太太，也曾经与共党有过联系，但这是在共产党思想最风行的时代，好人上的当。有了这样一段历史，五位科学家可以说他是危险的。但已事隔多年，现在则没有这回事，所以五位科学家可以说他忠诚。就因为这样，欧氏被革除了，在欧氏这方面，如果隔断了原子科学进展的消息，无异宣布了他学术的死刑。他没有犯罪，为什么要宣布学术上的死刑呢？在政府这方面，则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万一欧氏是危险而不是忠诚，再让他继续在原子能委员会工作下去，岂不是把整个新大陆置于敌人的原子弹的阴影之中？

但是，学术因而受到的摧残是无可怀疑的。爱因斯坦的苦闷于是产生了：何去何从呢？学术如果失掉了自由研究的园地，还叫什么学术？可是当著整个人类在原子弹阴影之中，你试原子，我也试原子，不求安全之策，又该如何？

爱因斯坦，是一个源，苦闷的浪潮沸腾在美国。我来此仅三个月，学校里常出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华盛顿大学召开的生物物理学家会议，邀欧本海默参加，华盛顿大学校长不干，说这个人有问题，于是受邀的人士不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正在办公，有人送来一本拥护学术自由的宣言，请他签字，他拒绝签字，来人说：你不拥护学术自由吗？他说：我当然拥护学术自由，不过你们这个宣言是政客搞的，在搞政治的事情。

左派仁兄们专会利用时机来分化与渗透，乃是不必怀疑的。然而问题依然是问题。

现在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科学家的任何一个小改进，其力量都足以震撼整个地球。埋首的科学家于此不能不有所思考了。因为整个人类的命运把握在他们手里。所以在一九五二年，爱因斯坦曾慨乎言之：现在的专家教育不是教育，否则，专家岂不是训练有素的狗。他之所以反对教育太过专门，即是怕整个人类会因为他们的无意识的行为而受害。然而什么才是通才教育，他没有说，因为他想不出一个方案来。

为了科学本身的影响太严重，所以研究的园地也越来越不自由。商人为了保持利益，有些工业程序当然是秘密的；国家为了保持安全，有些国防建设也需要是秘密的。既然这种情势因科学之本身而形成，当然随科学之本身之存在而存在。于是爱好自由的人苦闷了。

罗素在论科学对社会的冲击里说，自由世界是有希望的，因为它自由，自由即可促使科学进步，而科学进步，就是安全的保障。纳粹如果不赶走理论科学家，他也许胜利了；苏俄如果不提倡米邱林，也许小麦产生的多些。

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天地，于今自由的天地有一部分不是自由的了。对于一个爱好自由的人，还有比这件事再令人悲哀的吗？

然而，不如此，又如何呢？原子能之父欧本海默不在原子能委员会工作，因而在进步上也许有钜大的迟滞，但美国宁受这种损失，而不能冒原子能泄露的危险。 爱因斯坦苦闷了。

科学如阿丽思那块饼乾，吃下去以后，自己即不能控制的膨胀起来。饼乾原是解饿的，饿是解了，但整个身体已成畸形。始作俑者，又想不出再使阿丽思瘦下来的汁水，不苦闷吗？

爱因斯坦对科学所作的贡献，对世人而言，只有对他惊服而感激；就是对他自己来说，亦可了无遗憾而瞑目。然而，在易箦时的心情，也许像那只狗，肉上有电，又想吃，又怕电；苦闷的逝去。

── 民国四十四年六月三日于费城

梵谷

十一、哲学家皇帝

到此作工已半月，不像是作工，像是恢复了以前当兵的生活。如果我们中国还可以找出这样紧张的工作，那只有在军队里了。同事的有从韩国刚当过兵回来的，有远从加州大学来的学生。我问他们，美国作工全这样紧张吗？他们异口同声的说：「这里可能是最轻闲的。」

如不置身其中，可能怎样说也不容易说明白。在日光下整整推上八小时的草；或在小雨中漆上八小时的墙，下工以后，只觉得这个人已瘫下来，比行军八小时还要累得多。

今天下工后，已近黄昏。我坐在湖边对著远天遐想。这个环境美得像幅画。当初造物的大匠画这个「静湖」时，用的全是蓝色。第一笔用淡蓝画出湖水；第二笔加了一些颜色用深蓝画出山峰；第三笔又减去一些颜色，用浅蓝画出天空来。三笔的静静画幅中，斜躺著一个下工后疲倦不堪的动物。我想整个美国的山水人物画，可以此为代表。

虽然眼前景色这样静、这样美，我脑海中依然是日间同事们的紧张面孔与急促步伐的影子。我的脉搏好像还在加速的跳动。我昏沈沈的头脑中得到一个结论：「这样拚命的工作，这个国家当然要强。」

中学生送牛奶、送报；大学生作苦力、作仆役，已经是太习惯了的事。这些工作已经变成了教育的一部分。这种教育，让每一个学生自然的知道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人生。所以一个个美国孩子们，永远独立、勇敢、自尊，像个哲学家帝王。

希腊哲人，想出一套训练帝王的办法，这种办法是让他「从生硬的现实上挫断足胫再站起来，从高傲的眉毛下滴下汗珠来赚取自己的衣食。」这是作一个帝王必经的训练，可惜欧洲从未实行过这种理想。没有想到，新大陆上却无形中在实践这句话，每一个青年，全在无形中接受这种帝王的训练。

作卑微的工作，树高伊之自尊，变成了风气以后，峥嵘的现象，有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耶鲁大学有个学生，父亲遗产三十万美金，他拒绝接受。他说：「我有两只手，一个头，已够了。」报纸上说，「父亲是个成功的创业者，儿子真正继承了父亲的精神。」

青年们一切都以自己为出发，承受人生所应有的负担，享受人生所应有的快乐。青年们的偶像不是叱吒风云的流血家，而是勤苦自立的创业者。富兰克林自传，是每个人奉为圭臬的经典。

我们试听他们的歌声，都是钢铁般的声响的：
人生是一奋斗的战场到处充满了血滴与火光
不要作一甘受宰割的牛羊
在战斗中，要精神焕发，要步伐昂扬
－－郎法罗

我很钦佩在绿色的大地上，金色的阳光中，一个个忙碌得面颊呈现红色的青年。

然而，我在湖边凝想了半天，还是觉得，这个美国青年画幅里面仍缺少一些东西。什么东西，我不太能指出，大概是人文的素养吧。我在此三四个月的观感，可以说：美国学生很少看报的。送报而不看报，这是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哲学家帝王」，不仅要受苦，还要有一种训练，使他具有雄伟的抱负与远大的眼光，可惜这一点，美国教育是忽略了。忽略的程度令人可哀。

爱因斯坦说：「专家还不是训练有素的狗？」这话并不是偶然而发的，多少专家都是人事不知的狗，这种现象是会窒死一个文化的。

民主，并不是「一群会投票的驴」；民主确实需要全国国民都有「哲学家帝王」的训练。在哲学家帝王的训练中，勤苦自立，坚忍不拔那一部分，美国的教育与社会所赋与青年的，足够了。而在人文的训练上却差得很多。

晚风袭来，湖水清澈如镜，青山恬淡如诗，我的思想也逐渐澄明而宁静。

天暗下来，星星，一个一个的亮了。

── 民国四十四年七月二日于纽约州静湖

梵谷

十一、哲学家皇帝

到此作工已半月，不像是作工，像是恢复了以前当兵的生活。如果我们中国还可以找出这样紧张的工作，那只有在军队里了。同事的有从韩国刚当过兵回来的，有远从加州大学来的学生。我问他们，美国作工全这样紧张吗？他们异口同声的说：「这里可能是最轻闲的。」

如不置身其中，可能怎样说也不容易说明白。在日光下整整推上八小时的草；或在小雨中漆上八小时的墙，下工以后，只觉得这个人已瘫下来，比行军八小时还要累得多。

今天下工后，已近黄昏。我坐在湖边对著远天遐想。这个环境美得像幅画。当初造物的大匠画这个「静湖」时，用的全是蓝色。第一笔用淡蓝画出湖水；第二笔加了一些颜色用深蓝画出山峰；第三笔又减去一些颜色，用浅蓝画出天空来。三笔的静静画幅中，斜躺著一个下工后疲倦不堪的动物。我想整个美国的山水人物画，可以此为代表。

虽然眼前景色这样静、这样美，我脑海中依然是日间同事们的紧张面孔与急促步伐的影子。我的脉搏好像还在加速的跳动。我昏沈沈的头脑中得到一个结论：「这样拚命的工作，这个国家当然要强。」

中学生送牛奶、送报；大学生作苦力、作仆役，已经是太习惯了的事。这些工作已经变成了教育的一部分。这种教育，让每一个学生自然的知道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人生。所以一个个美国孩子们，永远独立、勇敢、自尊，像个哲学家帝王。

希腊哲人，想出一套训练帝王的办法，这种办法是让他「从生硬的现实上挫断足胫再站起来，从高傲的眉毛下滴下汗珠来赚取自己的衣食。」这是作一个帝王必经的训练，可惜欧洲从未实行过这种理想。没有想到，新大陆上却无形中在实践这句话，每一个青年，全在无形中接受这种帝王的训练。

作卑微的工作，树高伊之自尊，变成了风气以后，峥嵘的现象，有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耶鲁大学有个学生，父亲遗产三十万美金，他拒绝接受。他说：「我有两只手，一个头，已够了。」报纸上说，「父亲是个成功的创业者，儿子真正继承了父亲的精神。」

青年们一切都以自己为出发，承受人生所应有的负担，享受人生所应有的快乐。青年们的偶像不是叱吒风云的流血家，而是勤苦自立的创业者。富兰克林自传，是每个人奉为圭臬的经典。

我们试听他们的歌声，都是钢铁般的声响的：
人生是一奋斗的战场到处充满了血滴与火光
不要作一甘受宰割的牛羊
在战斗中，要精神焕发，要步伐昂扬
－－郎法罗

我很钦佩在绿色的大地上，金色的阳光中，一个个忙碌得面颊呈现红色的青年。

然而，我在湖边凝想了半天，还是觉得，这个美国青年画幅里面仍缺少一些东西。什么东西，我不太能指出，大概是人文的素养吧。我在此三四个月的观感，可以说：美国学生很少看报的。送报而不看报，这是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哲学家帝王」，不仅要受苦，还要有一种训练，使他具有雄伟的抱负与远大的眼光，可惜这一点，美国教育是忽略了。忽略的程度令人可哀。

爱因斯坦说：「专家还不是训练有素的狗？」这话并不是偶然而发的，多少专家都是人事不知的狗，这种现象是会窒死一个文化的。

民主，并不是「一群会投票的驴」；民主确实需要全国国民都有「哲学家帝王」的训练。在哲学家帝王的训练中，勤苦自立，坚忍不拔那一部分，美国的教育与社会所赋与青年的，足够了。而在人文的训练上却差得很多。

晚风袭来，湖水清澈如镜，青山恬淡如诗，我的思想也逐渐澄明而宁静。

天暗下来，星星，一个一个的亮了。

── 民国四十四年七月二日于纽约州静湖

梵谷

十二、钟声的召唤

每到星期日早晨，整个美国改换了样子。喧哗市街，安静的不见一人，人呢，都到教堂去了。美国人如果听到钟声而不去教堂。他们会不安，好像作了亏心事。

到教堂作什么去呢？听骂。牧师或神父们在骂下面的这一群人，不是骂自私，就是骂骄傲，使台下昀人抬不起头来，有的甚至哭泣。早晨走进教堂时，好像自己是个污秽不堪的人，出来的时候，觉得已清涤了自己。每隔七天，有这么一次。

我曾问一个美国同学：「你们为什么这样笃信宗教？」

他答说：「我倒要反问你为什么不信了。」

的确，我找不出我不信宗教的理由。如果有，大概也是听别人宣传的。比如，有人说：「宗教是鸦片。」有人说：「宗教是中世纪的尾巴，用宗教救社会是开倒车。」有人把牧师与和尚当成社会的寄生虫。有人把欧洲有一段时期叫做黑暗时代。有人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有人主张以科学代宗教。

年岁长些，思想逐渐不敢生吞活剥。我慢慢觉悟到宗教不是上面那些人所说的那么简单的事。 人世有许多问题，是有史以来从未得过解决的，这个解决，在未来也不见得有希望。什么问题呢，就是吵嚷已久的那两个：上帝存在与灵魂不灭。这两个问题，在人类的脑筋中占著绝对重要的地位，却不能求得解决。

一个科学家走来，你可以问他：「为什么研究科学，宇宙原来是乱槽槽的，本来是乱糟糟的东西，你从中找的什么条理？」科学家答说：「我相信宇宙是和谐的。」这一个信念，不能证明。可是这一句话可以换另一个方式说，所谓宇宙和谐是承认上帝存在。爱因斯坦的宗教观念即属如此。

胡适之先生在他的早年，提出了一种不朽主义，不朽主义即是一个人的任何作为都会不朽，吐一口痰，可以发生无穷的影响，说一句话，可以发生无尽的效用，所以一个人的言行要审慎。这是对社会很卫生的一种哲学。胡先生是不信宗教的人，可是我如果向他借此不朽主义的解释，以解释灵魂不灭，我真看不出有什么矛盾的地方。

上帝存在与灵魂不灭，我们作了一番名词解释以后，即感觉意念清澄了许多；而经过这番解释，我们忽然发现宗教原是社会存在的很必要的因素。

小泉八云在文学讲话里批评雪莱说：「宗教是千万人，千百年的经验，雪莱硬与此经验抗衡，一定要食应食的恶果。」每一个古老的文化，都是伴随宗教而发生，宗教对社会的维系，发生了主要的作用。

可惜，科学家们并不全是爱因斯坦那样智慧澄明，普通人们也没有胡适之先生的那样看法透辟。于是先知者发明了许多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方法，此方法即是一套神话与一套哲学。藉此产生宗教对社会所发生的作用。

半瓶醋的人们不明白这套神话与这套哲学用心之苦，专从皮毛上攻击他，而在宗教的信念坍塌倒坏之后，社会变成了洪水猛兽的森林，其不能存在，也就可想而知了。

共产党想把他自己的党规，变成了宗教，以维系他那个社会。可惜这个方法太笨拙，不太见效，不见效而硬实施，遂成了恐怖的统治。宋儒想借一个人数十年的修养，达到宗教对社会的维系作用，可惜此法太迂阔，对竹静思不知多少年，才能达到不愧屋漏的境界。最聪明的人，是释迦，是耶稣，他们编造了许多神话，以求得宗教对社会维系的效用，这个方法竟维系了人类的文明，产生了灿烂的文化。

心即是佛。真正信教的人，是无神者，是呵佛骂祖者，因为他们已经懂得一个宗教的起源与它的作用，无须神仙作为媒介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一本名著小说，叫做阿达诺之钟，形容阿达诺城经盟军解放后的当地老百姓对解放他们的盟军的要求，不是面包，而是那个城中被纳粹抢走去筑炮的一口钟，虽然炮火之余，他们正在饥饿线上。

这个故事可以告诉我们，有一种需要甚于面包者，即是那幽扬的钟声。人，原是需要钟声的。钟声表示什么？表示上帝存在，表示灵魂不灭。上帝存在才有追求真理的热诚，才有追求真理的根据。灵魂不灭，才不会贪图现世的享乐，才不至使社会瓦解。

教堂有钟声，古寺也有钟声，钟声响时，我也请朋友们想一想。

── 民国四十四年七月七日于纽约静湖

梵谷

十三、祖宗的遗产

我总忘不了「高速计算机」的一课。 那是我刚到美国初进宾夕法尼亚大学，因为这个学校以计算机出名，我好奇的选了这么一课。在第一点钟上课时，教授迟到了几分钟，提著一个大皮包进来，慢吞吞的说道：

「计算机是二次大战时发展起来的电子学应用。这门学问因应用极广，所以发展极快，十年之中，它已成为电机工程中重要的一支，也是应用数学中很重要的一部，也是符号逻辑中很重要的一部。

「说穿了，也简单。计算机分两种：一种是比类计算机，一种是数字计算机。比类计算机的观念早就有，最简单是算尺；数字计算机的观念却是新的。

「算尺的观念发展的极致，成了微分方程分析机，算尺大家都用过，也都在用；微分方程分析机在我们楼下即有。大家有工夫时可以看看。我们这课所要讲的是「数字计算机。

「数字计算机的观念是来自中国。」他说到这里我一怔，集中精力去听。这时他不说了，从他的大皮包中拿出个包了好几层纸的一个宝贝来。打开来一看我更惊奇了。原是我们中国商店里算帐的一个枣木算盘。

他让全班传观这个算盘。

半年以来，我对高速计算机有了一些概念。我也知道就是这个学校在战时为军部制过一台用了一万八千个电子管的高速计算机，而观念却源于我们中国的算盘。

的确，高速计算机所用的原理，所解的问题要比算盘繁复得多。然而，观念是源于算盘却是不容否认的。我不知最原始的创作者，是否自中国得到灵感；而讲高速计算机的书，在开宗明义第一章里却总是提到中国的算盘。

我由此联想起前几年看过的一本火箭的书。上面写著观念始于中国的WanHoo(万福)，这个名字究竟是那两个中国字，我至今不知。请教过许多博学的国学专家，也都瞠目以对。

不仅在外国学校里见到算盘，在外国书里见到中国的火箭，还在外国的美术馆里见到汉朝的砖瓦与宋朝的精铜，在外国的书摊上见到老子的道德经、杜甫的传、陶潜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在外国人的嘴里，常听到我们中国许多古老的东西。 我有些疑惑了。究竟是人家在发扬我们的文化，还是我们自己在发扬呢？

那些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争论，多是些无聊之谈。只要是真东西，不怕无买主的。文化原是这样无孔不入的东西。

几年来，我们的社会上又在嚷嚷复古，又在提倡中国文化，我不知他们所提倡的是一些什么内含，我只知在中国根本没听到过复古的大师们谈到过珠算，谈到过火箭，谈到过古代的矿冶和瓷陶，谈到过昔时的建筑与水利。他们所谈的除了魏晋以后的玄虚之学，即是唐宋以后的词章之美。

要知道，我们的祖宗，不仅是一些玄学家，也不仅是一些文学家，玄学与文学是开拓不了那样大的疆土垂数千年的。相反的，玄学与词章之兴，适足以造成偏安之局，谈心言性，雕句琢章，是无补于时艰的。

我们这几代不肖的子孙，没有将祖宗真正的遗产保护住，发扬它，而仅仅在义理，词章与考据的雕虫小技上用工夫，而真正的中国文化却被外国人发扬了。

我未到外国之先，从不知中国的数学已发展到能解三次方程式，也从不知道中国的算经讲些什么东西。而这些要到外国才知道，不能不替发扬中国文化的大师们惭愧。 我诚恳的希望，那些真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人们向另一个方向努力。

问题不在中国文化西洋文化上，问题在努力的祖宗与不肖的子孙上。

── 民国四十四年七月十七日于静湖

梵谷

十四、钓胜于鱼

每天早晨我在湖边整顿小艇，常有位银发的老教授蹒跚的走来。

「早安，」他老远的打招呼。
「今天还出去划船吗？」我问。
「当然，天气真好啊，我太喜欢钓鱼，可惜这湖中的鱼不大。」
「反正你是为钓，并非为鱼。」
「对极了，对极了。我是为钓，不是为鱼。」他一边说著，一边登上小船，带著他的钓具与几本书，马达照例不开，双桨轻轻划破水面，悠然远去。

我抬头目送他远去，眼前的景色，令人欲醉。好像只有华兹华斯的歌声足以形容：
这一幅风光，如梦
山，如是清秀
水，如此清澄
山与水之间相接了
有多高耸入云端
就有多深映入水中

日光直射的水面，是一条银河，其余的湖面是一片澄碧。小舟的影子越来越远，桨声的起落越来越轻，这一叶扁舟终于消失在一片黎明的眩光中，我的思潮好像也冲入一静谧的山谷里。

这位老教授在哥伦比亚教书，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因为我也在宾大上学，所以他每天总好奇的与我谈几句，好像在与我谈话中，还可以寻觅到他的青春。他在哥大已教书三十年了，这几年的暑假常到这湖边来。每天扁舟垂钓，竟日方归，最多能钓上一两条三四寸长的小鱼，而他的享受却是在钓。

能够欣赏钓，而不计较鱼，是会使一个人快乐，使一个团体健康，使一个社会成功的。美国有许多学者，在一个学校工作，一工作就是一生，真是数十年如一日。以宾大而论，今年就要养著一百零八个退休的老教授；这些教授服务于宾大，最少的已有四分之一世纪，长些的有服务四十年的了。并不是美国人的耐性特别长，实是他们在工作本身发现出无限的趣味，感觉自己沉醉于鸟语花香，和山清水媚。至于鱼竿之下是否有鱼，他们反而忘了。

普渡大学校长郝德说：「知识的无限疆界，展开在人类面前。」每个知识的先驱者所面对的，由外人看来，好像是山穷水尽的泥穴，其实在他自己看来，却是花繁叶满的桃源，因而流连忘返，因而乐此不疲，都是理有固然的。

因为工作本身的兴趣，有时使一个人至于疯狂。宾大有位教授魏刚，是自动机械专家，因读书入了迷，工作时间的拼命努力自不待言，即是吃饭睡觉也常常失去正轨，脑筋依然在想，不得休息。最后他实在太疲倦，想出一个特别的办法以休养脑筋；即锯木头。他家里堆一大堆木材，每天他要把大块锯成小块，把小块锯成更小，以资休息。偶然看来，很像疯人院撕纸的疯子，知识的追求的本身，竟有如是魔力。

当然在这种境界中的人，是无法再生名利观念的。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敦时，主事人问他一年要多少薪俸，他说五千差不多了。一年五千元是物理系刚毕业的学生的水准，主事人说：「给你年俸五千，给别人就不好给了，请为我们著想一下，还是勉强订年俸一万五千元吧。」

其实，爱因斯坦常忘了兑取支票，正如钓鱼者钓上鱼来，又抛入水中一样。他们从来就未考虑到这些琐事。 科学家不仅忘了薪俸的多寡，有时即使厚禄巨利的机会到来，在他们眼中，也淡如云烟。发明那个原子冲击器的劳伦斯，刚一发明时，有人说，他要请求专利，要比瓦特发的财大，但他只笑了笑，好像是说有那个申请专利的工夫，还多冲击几种原子呢。

正因为有钓胜于鱼的观念作基础，所以不会产生向上爬的习惯，也不会产生学而优则仕的风气。每一个学者一旦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一直将此兴趣带到坟墓里。发明小儿麻痹症预防针的沙克，最近对人说：「我所确知的是：科学家不是政治家。我不是明星，让我回到实验室去。」

然而，不是为鱼的钓者，却常常钓上大的鱼来，因为他终年在水滨，常有机遇到来，非如缘木而求鱼的「智者」，徒劳心力而已。 日已正午，老者的扁舟又悠悠划回来了，照例的提著他的两条小鱼，登上岸来向我笑了笑，并且说：「我是为钓，不是为鱼。」

老者的背影消失在山坡的绿丛里，惟日光照去，他的发色与鱼的鳞色偶闪银光。 我在想：其实，人生不过是在并不幽静的水边空钓一场的玩笑，又那里来的鱼！

── 民国四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于静湖

梵谷

十五、山水与人物

三月前由费城去静湖时，汽车整整走了一天，越走越静。有时是绿野平畴，有时是山峦起伏，还有时看到一抹水光。我那想，这样美的山水不知藏著些什么人物。

三月后，我由静湖回费城，路上景色，又温习了一次，除了树丛中偶然点缀三五红叶外，风景无殊于三月以前；不同的是，我又知道些山麓水滨的故事，在一幅幅山水画上，又描上了人物。

静湖本身，是个相当小的湖，人工的点缀也最少。在湖边的一个山坳里住著一位棉产大王。他的宅第无公路可通，只有船才能通入，客人去访，要坐船，他出来玩，也要坐船。这位与人世隔绝，与市声隔绝的寇温，却是震动世界棉产品的巨贾。他认为只有这样静的地方，才能擘画他的事业，才能独创他的思想。

离静湖有七八分钟的路程，是一个过多装点的小湖，司若爱克湖。湖边的房舍已经联结成了城墙，显得湖水如游泳池一样的局促。山水当初极美，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闹市了。但，距此小湖不远的山峦上，却曾住过一位绝代的文豪，即是著金银岛的史蒂文生，这位将整个生命与感情注入于文学的大家，曾在一小山坡的别墅中，栖迟很久。现在他所住的别墅，已经成为古迹。巷中还保持当年的黄泥土路。从这个小山的远望，可以从树丛中看到星星点点的湖光。屋里有他当年写作时的书桌与书籍，还有一根七十年似乎依然未熄的香烟头。

过静湖二三小时，即到了乔冶湖，这个湖我是久已闻名了。并不是因为山水，而是由于人物。电学发明大家亚历山大森年年到此地来，他必须划动小艇航入湖心，仰望天空，俯赏云影，创作的灵感才油然而生。他有一百多个专利，而二次战争的硬仗，他的贡献最多，他是雷达的主要发明及发展的人。谁也难以想到，太平洋大西洋两洋天空与海上的风云变幻，却取决于这个一泓秋水中的一叶扁舟。美国人为尊崇他的贡献，在中学的历史书上，都描述这位湖上的渔翁。

展开纽约州的地图，可以看出北部有很多这样星星点点的小湖，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小湖上都有一个故事，但在我所经的路上的小湖，似乎总有个动人的故事，赋予年轻的山水以活泼的生命。

本来美国的地图就与中国的地图差不多，我眼睛不知为什么一模糊，把它看成了桑叶，十年前我所经过的山山水水，又涌现于心头。 十年前，我在陕西凤翔当兵，那里有个东湖，有不少苏东坡的遗迹。川陕路上，有留侯祠，那是张良辟谷的地方；还有，即是诸葛祠堂，与张飞种树了。名迹不少，差不多都是千年以前的了。 今人惟有一个是老百姓奉若神明，供在庙里的，即是水利工程师李仪祉，为陕西开了几条渠，老百姓的香火即四时不绝了。

人民口里所传说的人物，才是真正他们所崇奉的人。如果这些人物都是上千年或几万年以前的，那么就是千年以来的人物，没有值得他们称道的，也就同时证明，这千年中竟是些文化衰亡途中滚滚而来的饭桶。

在我们中国，尽管在秀媚的山水上，总有自命不凡的大人物题上几个写的并不见佳的字，人民的口里却依然传不出他们的名字，更不屑于道出他们的故事来。石头上的刀痕，最终依然与草木同朽。 我们中国的山水，千年来是否太寂寞了？

── 民国四十四年九月十二日于斯堪乃特第城

梵谷

十六、觅回自己

裘．赫胥黎到美国来开会，商量的主要题目是人类的前途。两个月前，我看到的这样一个消息，以后即没有下文了。并不是人类没有了前途，而是讨论半天，终属词费。

赫氏这一家，是时代的几个极峰，由他们这一家中祖孙三代的气味不同，也可以感觉到人类脉搏跳动的缓急。

老赫胥黎是十九世纪的人物。十九世纪末叶，究竟乐观到什么程度，我们不难拿老赫胥黎当作代表。我愿意重述这个达尔文主义者所讲的故事：
「古时候，有一个老人，临死时，把儿子叫到床前；向他们说：『后花园中埋有金子，你们去掘吧。』老人死后，儿子拚命的在园中挖掘，并没有金子，而这样一掘，土地大松，翌年的葡萄却大熟了。」

整个的十九世纪，人们的情绪，都像这位老人的儿子；在那里疯狂的努力，在那里忙碌的收获，飞向天空，游向海底，用铁脚迈过河流，用铁拳击开峭壁，不需要有上帝的帮助，也不需要有祖宗的遗留，人人可以是无冕的帝王，处处可以成极乐的天国，只要努力，就会有成的。

黄金的年月如流水一样的逝去，人类走入二十世纪了。老赫胥黎死在二十世纪到来的前五年。两个世代过去以后，他的孙子全长大了，裘．赫胥黎是当代生物学的权威，阿．赫胥黎是文学的钜子。

而孙子这一代却说些什么呢？ 阿．赫胥黎借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的词句「美丽新世界」，作了一本小说，他的看法是：二十世纪的文明，正如暴风雨中的女主人公所骛呼的「美丽」。在这个世界里具有灵魂的人，想从这个只有流线型而无灵魂的伊甸中逃走。

在暴风雨中，一个在荒岛上的女孩子，从未见过生人，长大了，忽然看到一群坏人乘船漂到岛上来，他们都是衣冠楚楚的，这个孩子说：「美丽新世界」，其实衣冠楚楚的下面所包含的，是禽兽，是罪犯，是无赖。这个「美丽」就是现代文明所造成的。

阿．赫胥黎还有一本书叫做「目的与手段」，每一句话都像尖利的匕首，一把一把插到时代的病瘤上。 为什么祖父的乐观情绪，一点都未遗传给孙子呢？这该不能不说时代使然吧！ 原子能，人造卫星，彩色电视，超音速飞机，……事物一日一变，为什么悲哀的声音却越涌越高呢？现在抗议的人已到了一种不能自制的程度，我曾听到一个老教授战栗的说：「我们宁冒盲信的危险，踏回中世纪的门槛，也不能在这个大真空管中呆著。」

这话是有些悲极而至于愤怒的。

大史家汤恩比，在今年二月有一篇专文，他看现代文明是没有希望的，除非有宗教的复兴，他相信，西方文明还有这种能力，所以还相当乐观。

他的所谓宗教，并不是回到中世纪去，大概是像罗曼罗兰所说：目前人类所急需的，是一个既不压抑热情，也不放弃理智的自由人的宗教。

其实，所谓宗教，不过是崇拜一完美的人格，这一派的思潮都是呼唤人要从物质的疯狂追求，到精神的清明觉醒。用另一句话说，要在淡漠的天空下，褐色的地球上，造出一能站得住的人来。 经过了两次战争的大流血，半个地球的大坍陷，人类逐渐觉出，这百十年来的血汗努力，是赢得了天下，而输掉了自己。

赢得天下，而输掉自己，并不是一个合算的算盘。虽然还有无数人在此算盘上下赌注，先知者已经感觉出不是滋味了。

时代主要的精神是给我们增加了财富，但财富的增加结果是什么呢？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坚决相信，财富不能引领人类向前，即使在好人手里亦属如此。唯有伟大而纯洁的人，才可以导出善的观念与善的行动来，你能想像摩西、耶稣、甘地成天背著钱口袋乱转吗？」

时代需要真正的人，而真正的人并不是由原子能所造得成，由喷气机所赶得到的。

我倒愿意替裘．赫胥黎的会谈下个结论，目前人类的急需还不仅是如他对记者所说的话，开发落后与节制人口。我们是在迷失的时代，主要的努力应是先觅回自己。

── 民国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于费城

杜雅萍

喜欢，谢谢梵谷

梵谷

十七、泥土的芬芳

浮士德坐在书斋里，面对著浩如烟海的典籍，猛然觉得自己的年龄早已嗅到泥土的芬芳，以有涯追无涯的把戏，业已逐渐悟及。

「生命是什么？我们来到世间干什么？知识是什么？我们有知识又为什么？」问题如一波一波的浪花；思想如一片一片的潮水，贤哲的微言与点金的魔术全禁不住一个人对生的畏惧与对死的悲哀。

此时，魔鬼的召唤响起，浮士德堕落了。

一个人自从有知识起，就逐渐闻到泥土的芬芳，有这种感觉的人，不仅是浮士德一人。然而为什么成千成万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尤其是科学家，却在此无垠的沙漠中不仅跋涉得并不疲劳，而且欣赏得怡然自得呢？ 一些应用科学家为赚无穷之钱，或为得不朽之名，这些，我们易于想像到；一些文学家，为沉缅于古人情感之中，或陶醉于名著思维之内，这些，我们也可以体验到。而那些终生以几张纸一枝笔为伴的纯粹理论研究者，无功利可言，却所为何来呢？

不论哲学家也好，理论家也好，他们都有可以赚得较多钱的才能；也都有可以使知识变为实用的能力。而不此之图，他要研究物质的生成，星光的来源，宇宙的膨胀，时空的关系，终其一生，解其始终不解之谜，为什么？这是魔鬼嘲笑浮士德的原因。

这个在我内心里酝酿了许久昀问题，似乎在几个启示中得到了解答。

在第二次大战中，领导英美整个科学界的布许博士，他在一篇退休演说中说：
「而今所以还仍有研究纯粹科学的人，以毕生之力，追求一渺茫希望，这股内在的动机是来自一因素，此因素即是信仰。我们对所看所感的东西，所以具有推理能力与推理兴趣，都是一种信仰的行动。因为推理是奠基于未经证明的前提。所以所有科学家都有一股神秘的东西，在自身之内。」

这如果出自一位神学家的口中，是不新鲜的；而出自发扬运作数学，发明布许分析机，积极发展雷达，领导造出原子弹来的布许博士口中，却是耐人寻味的。

爱因斯坦说：我们所能经验的，最快意的事情是神秘。这是产生真正艺术与真正科学的基本情感。我认为宇宙宗教情操，是纯粹科学研究的最有力的鼓励，克波勒、牛顿，能够于孤独寂寞之中努力建造天体力学，是基于对万象森然的宇宙之湛深的信念与理解的渴望。

这是产生真正科学家的理由，也是答复魔鬼的神咒，有这种境界的人，才有能力谈科学，才有能力作科学。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找出态度笃实的科学家，都是以鞠躬尽瘁的精神，作死而后已的努力，而他们口中所流溢出的情感上的满足，却是极富于宗教气味的。

建立整个自动机械系统，其影响足以比拟瓦特的功勋的科学家伯朗，他说：「这个反喂控制原理是宇宙原理，已触及宇宙奥秘。」利用张量分析拓展整个电路数学的克良，他也说：「这一套并不是我所能造的，是宇宙的秘密。」

浮士德与魔鬼战斗了无数次，魔鬼是战败了。魔鬼战败了以后，纵然依旧要闻到泥土的芬芳，纵然依旧要感到入世的苦痛，但是一个学者却能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起来。

我们国家现在是没有科学，其实岂仅没有科学，而是根本没有学术；所以没有学术，是根本存在著魔鬼。魔鬼是什么？是以生也有涯，知也无涯的慨叹，来掩饰自己的懒惰；是以天地逆旅，百代过客的诠释，来解嘲自己的苟安。是以淡泊明志作为学优则仕的准备；是以滔滔皆是，作为自甘沉沦的遁辞。

我们与其说需要紧重的科学建设，不如说需要虔敬的科学精神，与其说需要虔敬的科学精神，不如说需要笃实的人生态度。 我泪祷浮士德的胜利。

── 民国四十四年十二月十日于费城

梵谷

十八、印刷小工诞辰

今天是富兰克林二百五十年诞辰。宾夕法尼亚大学是他手创的学校，学生们成群结夥地去吻他铜像的脚；宾大的校长赠予英国牛津大学威廉大学的副校长、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校长等四人以名誉学位。

其实纪念他的何止宾大一技，富兰克林是外交家，外交界要纪念他；是政治家，政治界要纪念他；他又是科学家，科学界要纪念他；他又是新闻家，新闻界要纪念他；他又是教育家，教育界要纪念他；他又是文学家，文学界要纪念他。富兰克林好像一粒种子，它含蕴著一个未来。这粒种子二百五十年前种下，二百五十年后成了这样一棵花繁叶满的奇株。

胡适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费城到处全是富兰克林的手泽与遗爱，美国的几个开国元勋，真有开国的气派与规模。」手泽与遗爱，岂仅费城，又岂仅美国！

从小孩峙候我就念富兰克林的自传；对于他的名字最不陌生。不过，如果说真懂得他，又谈何容易！关于他的许多事我都淡忘了。除了每天由宿舍到课室时，看到他的青铜像，还记得在教科书中他放风筝的插图以外，我只记得一件事，是最深刻的，那即是他怎样弄一个小本子，来记录自己的行为。早晨起来，他要想一下：我将作些什么好事？晚上睡觉时，他要再想一下：我今天究竟作了几件好事？ 这个故事，我永远不能忘记，因为它的意味深长。其实，富兰克林的磅礴峥嵘的精神，是有其根深蒂固的本源的，此一本源即是这个检讨自己善行的小簿。

把自己的道德行为每天如此结一次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样结起帐来，每个人不是债台高垒，就是不明分文。可是，这是一种根本精神，这种冰情玉洁的精神只要存在，惊天动地的事业是会随之俱来的。否则，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也不会作出一件真正的事。

富兰克林这种精神，是真正美国的立国精神，那位把欧洲玄虚繁乱的哲学，一概予以不了了之，把美国立国精神确实奠定理论基础的杜威，对道德观念下什么定义呢？他说：「以前无论有多少功勋，如现在无上进的倾向，即是不道德的；以前无论有多少失败，如现在有上进意图，即是道德的。」这是将伦理道德说活了，而这句话具体的例子，就是富兰克林的记事小簿。

这种精神的重要，我们的宋儒都感悟到过。类似这种记事小簿，我们的儒者也曾有过。所可惜的，是所用以表达的具体事实，不得其法。比如，宋儒说「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半亩方塘一监开，天光云影共徘徊。」这种境界之真纯，已至纤尘不染，而其对事功的无为也已无可救药了。

富兰克林则相反：他做工、他办学、他实验、他纵横排阖、他辣手著文、他不能忍受时间、能力、物资的虚掷。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是一个实际的理想主义者。 实际的理想主义是富兰克林的价值所在，也是美国立国的精神所寄。

所以，在欧洲，在亚洲，只可以产生侵略与反抗的战争，不可能产生解放黑奴的战争；在欧洲或亚洲，富豪王孙的子弟多为堕落流氓，而在美国，则洛克弗洛之子仍为洛克弗洛；福特之子仍为福特。这是实际的理想主义的活头源水所灌溉出来的圆红果实。而那个源头，却是流自二百五十年前诞生的印刷小工。

印刷小工在二十二岁时，写了一首有泣声而无哀怨的歌，那歌声是单纯而动人的：
富兰克林印字小工的身体
如一老书的书面。
书皮几被蠹蚀完，
书名只隐约可辨。
但是，书内文章并未被蚀
它将再在人间重现。
他坚信，该书作者将要重编，
使它重新精装再版。

我们要以印刷小工的勇敢，再版我们个人的小书，再版我们国家的大书。

── 民国四十五年一月十四日于费城

梵谷

十九、智者的旅栈

有个最好的朋友，最近来信报告他的近况：「我最近改了职业，在一个幼稚园当事务，其实是看房子。我很欣赏这个职业，可以有些空闲，多念些书，等于留学。近来作了一篇论文，是在美国哲学评论上发表的，寄上一份，请多指正。」我在灯下很快的读了他的这篇论文，使我想起许多往事。

在台北住了四五年，交到的谈书的朋友只这么一位。他总是阴天下雨前后，骑了一辆除了铃不会响，各种零件全响的自行车，到我的小屋来聊天。照例是他坐在沙发上，我躺在床上；我是乱说，他是不乱听，但总是忘了已到深夜，我们依然在谈。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坐下来吃，主人都吃完了半小时，这位客人依然吃不完，如姐的解释是他吃的慢；但他自己的思考比较周密，他总是补充说，除了吃的慢以外，也是吃的多。

这样一位朋友，把吃饭的时间都考虑得这样周密，当然对任何问题都能分析的非常清楚，在他的眼光中，一句话有一句话的定义，把这句话的定义详细弄清楚，可以减少许多无谓的麻烦。

因此，他选了一件幼稚园工友的职业，他的理由是这种职业就等于留学。

他这种看法，如果是我在台北的时候听见，一定与他吵起来。可是，我已在美国的文化都城住了一年半，到世界的学术灯塔普林斯敦，巡礼了一周以后，我才感觉他的话是真的，是对的。

美国的大学生，上研究院是相当少的。他们所以没有继续念的原因，是忙。由一边作业余工作，一边送牛奶，一边上学，这个学不会上的太好。所以毕业以后，就从事生产去了。上研究院的人，还是要作工的，不论教书与研究，都是在拼命赛跑，很少时间坐下正正经经的读书。慢慢有心人才发现这个从生忙到死的社会，要埋没许多智慧的天才，于是才创出普林斯敦高等研究所，这是美国唯一不忙的地方，令智者可以休息一下的旅栈。

在美国独立节那天，外间的人都涌向有独立纪念厅的费城时，我却出费城到普林斯敦去参观。

这个机关大到什么样子呢？问津于道旁的车夫，溪边的钓者，以及来往的过客，都瞠目不知普林斯敦高等研究所的所在。我最后只有守在信筒旁，等待邮差取信时再问，问清了地址，到达了这所楼前时，才感觉奇怪。这竟是一个小到令人无法想像的小楼，在中国的乡村，有时都可以见到。楼前是一片广场，楼后也是一片广场，孤零零的一幢小红楼，确是像个小灯塔，立在绿色的草海中。

我走入第一层，见两位数学家正在破皮沙发上下棋。墙上挂著一幅中国人物画，桌上有一堆报纸杂志，面积不会大于三十个榻榻米。上二楼，已是图书室了。过道里全是书。转三楼，也是书。上四楼是一个餐厅，放著一二十张小桌子，茶儿上还有一个日本制的泥娃娃。

这种规模小的地方，在中国可以找到不知多少，然而在美国，如能到这个地方来，须要成就像爱因斯坦，欧本海默以及我们中国的杨振宁等那样高才可以。这个地方的唯一好处，是听任自己支配时间，听任自己觅取题目。供给旅客休息，给予旅客自由。而在此邦，想到这样一个地方来，竟如是之难。

我的朋友，到幼稚园去当看房的工友，不是正如到普林斯敦一样吗？我不敢说他的成就已像他的同学杨振宁那样高，但却可以说，他已选择好同样的环境与悠闲了。

留学的定义如果是为求学，我的朋友的看法与作风是无可非议的。时代变异以后，对一切事务的真正价值要重估。现在交通那样快速，使杂志论文，十日可以作半球的往还；现在书籍那样便利，使一个穷学生或穷机关，都可以订几份或借几份学术杂志。而我国的教育制度又与美国制那样近似，可以很容易地追踪它的学术水准，那么，为什么要学唐玄奘的行为，跋山涉水作邮吏呢？留学如果为求学，应该找一智者的旅店，而不是到美国来。

我复信给我的朋友说：「我祝贺你有一个这样好的职业，看房子的工友，毕竟比端盘子的侍者闲些。我明天满脑子要充塞古老肉与咖里鸡的菜名！」

── 民国四十五年八月二十日于费城

梵谷

二十、惆怅的夕阳

我最爱听京戏，如姐更是个戏迷，她常来信抱怨说：连一个长班唱戏的都没有了。唱的人们想振作一番，爱的人们也想振作一番，似乎全无济于事。我看到这种消息比任何事全不高兴。去纽约中国城，忽然听到余叔岩的唱片，竟至泫然而涕。

我回信给她说，挽救京戏，恐是不太有希望的事。因为它不能离时代而生存，它必受时代的影响。不仅京戏是如此，在美国也有同类的情形。比如，最近美国第一个大马戏团即散班了。原因很简单，竞争不过电视与电影。

我记得小时候读马克吐温的书，知道这位不世出的奇才，幼时的唯一志愿是当马戏团的大力士。可见马戏团在当年对美国人的影响，在生活中竟占一多么重要的部分。而现在的美国孩提，似乎均崇拜电视与电视上的人物，对马戏几乎不知为何物了。

这是时代的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东西，昔时美国，马戏班可以在农业社会中游行各处，走到一个都埠，聚上一两万人，就可耍上十天半月。现在如马戏团到同样一个都埠来，两万观众要开来两万辆汽车，这两万辆汽车何处去停放？没有地方停车，观众就不去了，就在家看电视了。电视上有非洲的雄狮，有北极的白熊，可以尽情欣赏。

京戏与这种情形可以说完全一样。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村里唱戏，搭上席棚，锣鼓喧天，四邻村的人都来了，于是席棚台前挤成人粥，京戏开幕。为了谢雨感天其名，为了欣赏娱乐其实，如此，戏班游行各处，戏也发展起来了，伶人也生存下去了。

然而，我们已失掉了这种环境。要想如从前的方式生活下去，是不可能的。主要的抵力是电影，其次是电视，一张电影数百拷贝，代替了戏班在各地的游行，一幕电视，数台转播，立时普及了全国，以优伶的疲惫身体与机器大量生产赛；是注定了失败的。

所以我分析到最后说，如想使国剧生存下去，只有藉电影的方式生存下去。不然，是要注定了命运败亡的。然而好莱坞供给全世界影片，只不过几个明星而已，国剧也是一样，今后如能生存，也是只能维持几个好角，其余只有作废了。这正如美国仅能存在一个马戏团为拍电影片用，而不可能再巡回各地了。

这种情景，当然很可怜，我自己也不情愿下这样的结论，然而，却是令人惆怅，无可如何的事。

大炮发明以后，吉诃德先生是惆怅的，他对牧羊人发了一长篇思古之幽情，然而城堡与骑士时代毕竟过去了。磁盘发明以后，义和团也是惆怅的，如火如荼的在堵塞巳洞开的海禁，然而海毕竟不是天险，四海之内莫非王士的时代过去了。日耳曼民族无论多优秀，抵不过雷达的成就优秀；日本自杀飞机无论多勇敢，抵不过原子弹的作为勇敢。时移了，事易了，惆怅唯有惆怅而已。

国医，国学，都与国剧一样。在情感上说，我感谢国医，我欣赏国学，我尤爱听国剧。可是就理智上讲，无论再出多少个志士来想恢复它们，我觉得都是无任何效用的。国学必须投入文史哲学，它们才会有新的出路。 夕阳黄昏，是令人感慨的；英雄末路，是千古同愁的。更何况日渐式微的，是我们自己的文藻；日趋衰竭的，是我们自己的歌声；日就零落的。是我们自己济世救人的仁术。我们欲挽狂澜于既倒，愤末世而悲歌，都是理有固然的事。

然而我们要看清，时代风雨是排山倒海之势，一叶孤舟在惊涛骇浪之中，竭尽所有求生存是第一义，来不及惆怅夕阳了。

──民国四十五年十月十二日于费城

杜雅萍

做个记号，我读到14节了，干点别的，一会儿再来读。

梵谷

二十一、哈德逊剧院

到过纽约的外邦人，差不多全知道哈德逊剧院。其实哈德逊剧院却并不在纽约，而是在过了河的新泽西州。纽约是不准演脱衣舞的。新泽西则准许上演。

我要求我的同学带我到看脱衣舞的地方去。他没有办法，只有开著他的破车过河前往。他已好几年不到这里来了。所以路途也很陌生，加油时问一问汽车工，车工作了个鬼脸，借火时又问了一个酒鬼，酒鬼则报以白眼。我的朋友似乎是无可奈何陪我去，只觉得要参观他们美国，而又提出了要求，不好意思不陪我。而我呢，则是很兴奋，很好奇，在猜想，在揣测。

慢慢汽车驶进了一个小城，街上竟清静得连一个人也看不见，连一辆汽车也没有，远远望见一排浅蓝路灯的尽头，有红的霓虹灯广告，「滑稽戏」。我兴奋得问长问短，朋友说：「你看看就明白了。」

到门口时候，我反而迟疑了。像有些罪恶感似的。但是，自己却有的是理由：「既来美国，为什么不到处看看呢。」我想这个理由很勉强，因为美国著名而又有趣的地方，不胜枚举，列出多少个地方来也不至于轮到哈德逊剧院。但是，就像有什么内在的呼唤似的，使我有迫不及待的想看的感觉。

我到门口买票时，吃了一惊。票价尚不及一个头轮电影，这又是周末，何以有这样便宜。我与同学进去后，又吃了一惊，园子活像北平的吉祥，还小于台北的永乐。为什么这样小啊！有正座，分前排，分后排，我们的票竟是第六排正中。我兴奋的不得了，这么好的座位，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更暗自惊讶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座位呢。

正十一时，音乐响了，全园子的人均站起来，是奏美国国歌。歌声戛然而止的时候，幕开了：另一音乐奏起，伴著十五个舞女的舞步，全园是黑的，唯有台上苍白，舞女们每位身上，只有三条横起的蓝色麦穗，台下是一片迎头的彩声，这是开幕，很快的就完了。

第二幕未开始以前，是两个男的在台前说些滑稽话，台上台下的乱叫一阵。我不太懂他们的土语，但偶尔能懂时，很像国剧中粉戏的话，我只希望快快过去，焦灼于第二幕的好戏到来。

幕开时，是一个舞娘穿著紧身衣服，倏那间，即脱去。身上只余三片小小的树叶，台下是喊叫与喘息，台上是喊叫与动作，台下是漆黑与焦灼，台上是战栗与苍白，舞娘身上的两片树叶，再被观众的热潮卷去以后，只余一叶了。我的同学对我说：「你这时应该发烧的。」我说：「我有点这种感觉，但并不太强烈。」

「群舞」，「对话」，「单舞」凑成一个单位，如此反复五次，就结束了，灯全明时，我一看整个园子，只上了六成座，而这个园子能容六百人，我与朋友在小铺喝了一杯冷茶后，上了他的破车，我问他：「纽约八百万人口，周未，最佳脱衣舞剧院，仅容六百人而仍上不满座，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的朋友并未答我的问题，他是个文学系的学生，以很幽默的口吻讲解我们昨日未谈完的话题：
「佛格奈与海明威，是美国近代的两个代表作家，我不知你看过他们多少作品？」
「海明威我看过三本，佛格奈我看过一本。」
「这样讲吧：海明威的哲学，是人即禽兽，他的要求是吃饭，杀人，男人找女人，女人找男人，所以最理想的生活是猎人，其次是士兵。他的小说写的令人兴奋，令人张狂，令人产生力量；而佛格奈呢，却是另一面，他以为人不仅是禽兽，还有比禽兽强的东西。即因他肯用脑，肯用心，他的小说写的令人深思，令人费解，深入人腑肺。我是比较喜欢佛格奈的。
「去看脱衣舞的人，大都是以海明威式的冲动而去；而以佛格奈式的清醒而归。人原就是禽兽，所以有三四百人在此发狂；人又不是禽兽，所以周未也上不满座。
「我这以小说做的比喻，不太恰当，不过希望算是你的问题的一个答案罢了。」

我们在不夜的纽约的冷清街头转了许多路，回到费城时，天已微亮，教堂的钟声都幽扬的响了。

梵谷

二十二、河边的故事

有一位法国哲人为人道主义下的定义最好。他说：「一个人于河中快淹死，一百个人跳入河中相救，这一百个人也许会因而淹死；而仍救不上那个人来。以一百比一，是件不理智的行动，我们把这种行动叫做人道主义。因为救的不是那个『一』，而是救的那个『人』。」

这种人道主义的昂扬，是人类文明一大进程。由于人道主义的出现，率兽食人的社会才绝迹于人间。由于人道主义的觉醒，以人祭天的牺牲才消弭于人世。我们在读司维福特的大文一个建议时，才会感觉出他原是骇世之笔。司维福特建议英国把街上的孩子当牛羊一样杀掉，论斤成堆去卖，一则可以整顿市容，二则可以餍足胃口。

这种人道主义的思潮源流越来越长，波涛越来越大，我们虽然未断过大战争的惨剧，然而，还没有把人道主义置若罔闻，在混乱的迷雾中依然有不世出的奇星：甘地摩顶放踵，纺线晒盐，为无助的奴役生活而向人间乞求人道的怜悯。托尔斯泰则弃家摒产，砍柴补鞋，为无助的苦人生活而向人间乞求人道的怜悯。许怀瑟则献身瘴疫，行医非洲，为无助的士人的苦痛生活而向人间乞求人道的怜悯。这三个巨人，是人道的光芒，竟同现于斯世，使砍伐盈耳，怆呼盈野的漆墨二十世纪出现令人仰望，令人深思的眩目光芒。我们纵有苦痛，然而无理由悲观，我们纵然哀伤，然而无须乎绝望。

然而，自从匈牙利之火烧起到匈牙利之火熄灭，我们由这烈火的光照中，看到人世的真面：一面是狰狞的屠手，一面是战栗的懦夫，口曰声声的人道主义者，无颜再说出这两个字了。

屠夫的笑容在这争自由的火焰中，固已化为灰烬，而懦夫的怯弱，也在此争自由的火焰中无所遁形。

然而，我们要进一步了解这个事实。

诚如汤恩比的观点，任何对匈牙利的救助都是三次世界大战。而三次世界大战几乎就是人类的灭亡，因此对匈牙利之火所能下的结论只有一个：爱莫能助。这个看法，是可以原谅的，正如那个河边故事，一百个人原比一个人多九十九个，使一百人冒险去救助一人，原是不理智的举动。我们非常承认这种推理，然而我们也不能不附带一个结论，即是人道主义的死亡。

托尔斯泰将自己的呕心巨著烧掉，将自己的万贯家产弃绝，而去自己制鞋，自己烧火，自己宿于荒村野店，这些没有一件是理智的行动，没有一件不是迂阔的行为，不仅他的妻子不见谅他，世人不见谅他，就是他最知己的朋友－－屠格涅夫，也不明白他何以如此生活，何以竟尔抛掉他那枝如椽的巨笔。所以屠格涅夫临死时还劝他提起那枝笔来。然而他不顾这一切，他跳入河中，不顾自己而去救人。他是傻人，而垂死的人道主义却在他愚行中得到活力。

他的徒弟甘地，奉行他的主义，继续他的傻行，晒盐，织布，赤足行于沙漠。枵腹卧于病床，都是不能用数目计算出利润的愚行，他全一一做出来了。他为垂死的人道主义，输进了血液。

这两个都已作古了，唯一的生者，是许怀瑟，卅岁时已是文学院长，他弃文学院长不作，而去学医，他要去非洲为士人治病，朋友苦劝他，这是大将拿著来福枪上前线，是得不偿失的。然而他说：「西方文明欠非洲土人许多债，我要以身相赎。」在蛮荒野漠已五十年，非洲的病人不见得能痊愈几个，而他的拙行却为人道主义增添了光芒。

这三个人不是凭空跳出来的，是看见了有在河中挣扎的人，才有他们在岸上的勇者。我们的现代文明，实在是在挣扎中，匈牙利不过是个很小的象征而已，而由这个小的象征，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整个文明的病弱与瘫痪。

汤恩比认为一个文化之免于死亡，只有自我的觉醒与努力，这三位先知者并不理智的傻行，实是现代文明的一种觉醒，使这个垂危的文明，有一线回生的希望。

我们要向上苍祈祷，启示我们如何抛却小智小利，宁取拙言拙行，不然，岂仅布达佩斯千万英雄的血，会白白流尽，就是我们这些岸上的观者，也终将卷入汹涌的狂流。

──民国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于费城

梵谷

二十三、悠扬的山歌

明末初清，文坛上有两个人当时很有名，也很怪。一个是把离骚南华史记杜诗西厢水浒等而观之，评定甲乙的金圣叹；另一个则是将村妇野人矢口寄兴的俗文俗歌予以郑重整理的冯梦龙。金圣叹的事迹大家全很熟悉，冯梦龙的事迹则不太为人所知。我记得五六年前读他所辑或所作的山歌，整整一年期间情感不能平伏，记忆最清的是这一首：
结识私情不要慌，
捉著了奸情奴自去当，
拚得到官双膝馒头跪下从实说：
咬钉嚼铁我偷郎。

记得我当时读到这首山歌时，为之目瞪口呆良久，在书顶上写上一段小注：我说：「二千年的名教所施出的万钧压力，竟产生这样一个冷酷的回答。我如生在明朝，身为卫道的儒者，当我听到这首山歌以后，我一定改一行职业，因为二千年努力建造的行业，成绩不过如此，这个行业不会有前途的。」虽然这个名教的大防，残喘了三百年才开始崩溃，但是由那首山歌的宣告，可以说大局已定了。

前些日子我又产生了这种同样的预感，倒不是在读冯梦龙的山歌，而是读纽约时报转载波兰共产党员登在共产党报上的一首诗，译出来应该是这样：
那是真的，
当无聊的铜喇叭吹出伟大的教育目标，
当抽象的贪鹰啄尽了我们的头脑，
当学生们幽禁在不见天日的教科书内，
当我们的语言变成了三十句魔术的教条，
当我们幻想的灯光烟消火灭，
当我们的月宫好人不准我们品尝味道，
那是真的，
我们正变成白痴，正日趋枯槁。
－－威兹克作，载于波兰新文化。

这种深恶痛绝的口吻，很可以与我国三百年前咬钉嚼铁的山歌相比。如此刚勇的声音，如此无畏的歌喉，如此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的态度，共产党的命运，我们也可以为它批在书上；纵然它还要残喘，但它却一定要死亡。

这种山歌，不会只一首的，它们以各种形式写出来。

在布达佩斯一个女孩躺在已被她炸毁的苏联坦克的阴影里，身上盖著一面匈牙利的国旗，写著一行字：「这里是死了的一个十四岁的匈牙利女孩，但并不白死。」这是匈牙利的山歌，这种歌是有千万人同时悲壮的唱出，同时悲壮的死亡。

一个美国记者访问苏俄，他问一个行人：「何以还是如此穷破，大战已过了十年了，还不应该有所改进吗？」回答是：「不是十年，已十年半了。」这是低音的山歌浮荡在俄罗斯本土的山巅上与山谷里。

我想：听到这些山歌的共产党们，为他们著想，最好还是改一改行业，因为共产党这行饭，是注定不会有前途的了。

我们要问：何以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完全由俄式教育所铸成，而却用炸菜去炸俄式坦克？何以统治了三十几年，奴隶教育却不能说服一个青年？何以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会作出为共产党敲丧钟送讣文的诗句？我们不能理解，只有亲身经历的人可以为我们作答。一个俄国医生说：「我们听的谎言太多了，现在我们是任何话也不信，但是我们知道真理究是什么，因为我们念过托尔斯泰，契可夫与果戈里。」

真理是不必藉托尔斯泰，契可夫与果戈里才能明白，十几岁的小孩就可以领悟，正如我国三百年前的山歌作者，有咬钉的智慧，有嚼铁的勇敢一样。人类所以能赤手空拳的从毒蛇猛兽的丛林里爬出来，是凭了他的智慧，只要具有人类的智慧，他是不会再爬向水深火热的深渊中去的。

人头是可杀的，人性是不可辱的。

──民国四十五年十二月廿五日于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