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何考证《水经注》

魏邦良

考证《水经注》打乱原本学术计划
      1942年9月胡适卸任大使后，美国多所大学邀请其讲学。芝加哥大学为显诚意，开出了美金10000元的年薪。不过，为全力撰写《中国思想史》的下部，胡适辞谢了芝加哥大学的聘约。胡适在40岁完成《说儒》之后再也没有从事过学术工作。现在，他想充分利用这段闲暇时光恢复自己的学术研究。1943年的1月至10月，胡适完成了《易林考》《曹操创立的“校事”制》《两汉人临文不讳考》等多篇考证文章。

        当胡适正埋头于“披荆斩棘的开路工作”之际，11月8日，他收到王重民的一篇考证《水经注》的文章，这篇文章打乱了他的学术计划。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
         得王重民书，附一文，《跋赵一清校本<水经注>兼论戴赵、全赵两公案》。
        重民治学最谨严，但此文甚不佳。今日独坐，取《水经注》聚珍本、《戴东原集》、《鲒埼亭集》、《观堂集林》及《别集》，试复勘此离奇之公案。
…………
        客散后，我写长信给王重民，到天亮六点半才睡。
       我生平不曾读完《水经注》，但偶尔检查而已。故对此大案，始终不曾发一言。但私心总觉此案情节太离奇，而王国维、孟森诸公攻击戴震太过，颇有志重审此案。
       今天细读各案卷，乃作第一次之发言。（《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7册，第544页）
考证源自心结

       为何《水经注》的考证让胡适放弃了原先的计划——撰写《中国思想史》的下部呢？因为《水经注》的考证所牵涉到的一个问题是胡适多年的心病，这就是戴震戴东原在校勘《水经注》时是否剽窃了他人的成果。

       胡适曾撰文《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戴东原哲学》等多篇文章，盛赞戴震。可以说，戴震是他思想的偶像，精神的支柱，学术上的导师。而王国维在1925年发表文章认定“戴氏窃书之案，几成定谳”；1936年，北大教授孟森又发表两篇文章，重申王国维“此案已成定谳”之说。
胡适从感情上无法接受自己崇敬的思想家剽窃了别人成果这一说法，但当时，他并未通读《水经注》，没有发言权。既然有心病，早晚会想办法去除之，王重民涉及《水经注》考证的那封信，恰恰为胡适解决这个心病提供了一个契机。所以，胡适考证《水经注》不是偶然，也不是心血来潮。

      胡适当晚给王重民的回信中这样说：

        ……。我一生不曾读过《水经注》，偶尔检查则有之，但不曾读过全书。因此，我对于戴、赵、全诸家校本公案，始终不曾发一言。
前几年，当孟心史的文章发表后，我曾重读静安先生的《戴校水经注跋》。那时我很觉得此案太离奇，多不近情理之处，其中也许有别情，为考据家所忽略。
…………

        凡此诸点，都太离奇。我久想将来搜集此案全卷，再作一次审问，以释我自己的疑惑。我并不想为戴氏洗冤，我只想先摆脱一切成见，再作一次考订，以求满足我自己“求真实”与“求公道”的标准。（引自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914页）
胡适说考订水经注“以求满足我自己‘求真实’与‘求公道’的标准”，当然是实话；但他说“并不想为戴氏洗冤”则属言不由衷了。

      在给杨联升的信里，他吐露了实情：
……这几天，我做了一件有趣的事，害我几晚上不肯上床去睡。王重民兄寄一文来，其中牵涉到戴东原“窃《水经注》”的一案。我向来对此案不曾说一句话，但总觉得此中情节甚离奇，值得重审一次。可惜我从不曾读过《水经注》一遍，所以总没敢发言。这回我因重民一文，决意重读此案全卷，作一次侦查。
…………
我为此事，星期六去美京，拟再费几日工夫，为此事多收点材料，也许能作一文为东原伸这百年冤狱。(引自《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9页；)

          1952年12月19日，胡适在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讲演《＜水经注＞考》时，再次重申：

        明朝的大哲学家又是一位好官的吕坤的一句名言是：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水经注考》付印的时候，一定把这句话摆在前面。我审这个案子实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乡戴震（东原）申冤。这个案子，牵涉全祖望、赵一清两个人。……这个案子还有许多问题，大家说是戴东原偷书，我找材料，发现戴东原两个本子，这两个本子可以互相参证。这两个本子有三个大缺陷，以这三个缺陷，可以证明戴东原没有偷全、赵两个人的书，主题可以解决了。(引自胡适著：《胡适的声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42、149页)

           胡适研究《水经注》多年，很多人认为胡适这样做不值。梁实秋曾问他：“先生青年时代写《庐山游记》，考证一个和尚的墓碑，写了八千多字，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评，他说先生近于玩物丧志，如今这样的研究《水经注》，是否值得？”胡适答：“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辩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做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
由此可见，胡适考证《水经注》，最大的动机和目的是为戴震（东原）辩冤白谤。
考证实则破解深意

       正因为忽视了这一点，唐德刚才说出这样一番话：

        适之先生在史学上的弱点便是他老人家“因噎废食”，过分着重“方法学”而忽视了用这“方法”来研究的“学”的本身。一个史学家如果搞来搞去搞不出“拿证据来”这个圈子，那他的史学研究的范围也就很狭隘了。晚年的胡适之所以搞了十多年的‘水经注’也就是这个道理！
“水经注’如果让我辈小子来考据考据，说不定还可混个把学位。那已经有三十五个博士的老胡适也来搞，岂不是大材小用了吗？胡适之大的问题不去搞，为什么一定要搞何炳棣所说的“雕虫小技”呢？无他！“水经注”就是一门最标准的“拿证据来”的学问。胡先生搞历史，搞来搞去也只能搞点“拿证据来”的历史。晚年退休无事，正如铁镜公主所说的“阴天打孩子，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有“读书习惯”的胡博士也就捡个“水经注”来以遣老怀了！（引自唐德刚著：《胡适杂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109页）

     唐氏这番话大可商榷。
    首先，胡适“拿证据来”的方法并非“雕虫小技”，它脱胎于胡适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则是胡适对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贡献之一。
      费恩曼是196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他曾介绍过自己研究物理的方法：“我们寻求新定律的作法如下：第一，先作臆测。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臆测的结果拿来计算，看如果我们臆测出来的定律是正确的话，其结果如何。然后，我们把计算的结果拿来跟自然作比较，看它是否合用。”显然，费恩曼研究物理的方法不就是胡适一再强调的“拿证据来”吗？
      学者江勇振由此得出结论：“即使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某些人而言，是肤浅、庸俗和误解，如果诺贝尔奖得主费恩曼说这就是他研究物理的方法，我们这些凡人还有什么置喙的余地呢？”
       其次，唐德刚说，胡适研究《水经注》是因为“‘水经注’是一门最标准的‘拿证据来’的学问”，唐氏此说当属“大胆的假设”，但他未对此作“小心的求证”，所以不能服人。我们知道，胡适在收到王重民那封勾起他研究《水经注》兴趣的书信之前，已写出多篇考证文章，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倘若胡适只想做“拿证据”来的学问，中国浩瀚的历史还会缺少他需要的材料吗？

      杨联升对胡适研究《水经注》有这样的评价：“胡适从1943年11月起重审此案，前后近20年，他的用力之勤令人惊叹；收获的丰富连胡适自己都没有预想到，对于所谓‘戴震偷赵一清、赵戴皆偷全祖望之说’，胡先生早就提出了不可信的证据，现在把他的大批考论文字印出来更可以让人充分评论。”胡适晚年的秘书胡颂平也说：“胡适用千百个证据来把这个诬告的大案子昭雪了，使全祖望、赵东潜、戴东原都得了一个公平的估价。”
     所以，胡适考证《水经注》不是阴天打孩子没事找事，而是意义重大，收获颇丰。

        另外，胡适早年考证《红楼梦》，晚年研究《水经注》，都不仅仅着眼于学术。胡适多次强调，他的“拿证据来”是为青年提供一套“防身术”。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适将这层意思表述得非常清楚：

        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情感，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少年朋友们，用这个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引自欧阳哲生编，胡适著：《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519页）

     可见，胡适考证《水经注》，不是如唐德刚所说“以遣老怀”，而是有深意存焉。
狐狸型学者

        哲学家伯林将学者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种。他的划分源自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留下的一句话：“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这句话晦涩难懂。柏林对此作了阐释：

        各类之间，有一道巨壑：一边的人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觉；他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他们的人，他们的言论，必惟本此原则，才有意义。另一边的人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连，甚至经常彼此矛盾，纵使有所联系，亦属于由某心理或生理原因而做的“事实”层面的联系，非关道德或美学原则；他们的生活、行动与观念是离心而不是向心式的；他们的思想或零散或漫射，在许多层次上运动，捕取百种千般经验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而未有意或无意把这些实相与本质融入或排斥于某个始终不变、无所不包，有时自相矛盾又不完全、有时则狂热的一元内在识见。（引自伯林著，彭淮栋译《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5页；）
       伯林说：“前一种思想人格与艺术人格属于刺猬，后一种属于狐狸。”按伯林的这种划分，胡适应属“狐狸”型学者，因为他更喜欢寻找材料，而不是建构体系。
       在1943年11月决定研究《水经注》之前的那一年，胡适作了好几篇考证文章，却荒废了正业（撰写《中国思想史》），这表明，他更乐于寻找材料而不是根据某个观念来阐释材料。他“捞鱼摸虾，误了庄稼”的真正缘由，也许正在于他潜意识中对建构体系的怀疑和排斥——在一次演讲中，他甚至说“搜集史料重于修史”。由此可知，在胡适心目中，考证《水经注》比撰写《中国思想史》更重要。胡适后来退回了“研究补助费”，专心考证《水经注》，他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
        不过，胡适虽“对具体、经验、可证之事有种无可救药的爱好”，他的考证文章看起来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但他所有的考证其实都建立在相同的哲学基础上——“理未易明，善未易察”。

        胡适终生倡导的“怀疑”“拿证据来”“容忍”，都源自“理未易明，善未易察”。正因为“理未易明，善未易察”，所以才“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才必须“拿证据来”，否则如何服人呢？；才应该容忍异见，因为只有不断探讨不断辩论才能“明理”“察善”。
为人洗冤比“学术炒冷饭”更重要。

          有人认为，胡适因考证《水经注》而没有完成《中国思想史》，实在可惜。而重视考证的胡适恐怕不会这么想。我们知道，当年胡适《中国思想史》上卷之所以“暴得大名”是因为胡适为阐释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方法，正如其弟子傅斯年说的那样：“这个人书读得不多，但方法是对的。”那么，20多年过去了，胡适再以同样的方式写出《中国思想史》的下部，其重要性将会大打折扣。毕竟，《中国思想史》上卷的成功在于胡适以这本书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典范”：“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鸳鸯绣取凭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既然做学问的“金针”已在上卷中“度与”了读者，那么，下卷即便完成，其意义和价值也不会超越上卷的。——胡适后来提不起兴致撰写《中国思想史》的下部，这应该是缘故之一。

          胡适以写作《中国思想史》下卷为由申请到“学术基金”，但由于他更喜欢搜集材料，写作计划一拖再拖，而王重民的信则为他提供了一个彻底放弃《中国思想史》的借口——研究《水经注》，为戴震洗冤正名。可见，胡适不是因为“贪玩”迷恋考据而耽误了《中国思想史》下卷的写作，而是在内心深处，他隐隐觉得写这部下卷意义或许并不大，因为用同样的方法写一部书的下卷，虽然了却一桩心愿，但在学术上不过是炒了一次冷饭而已。无疑，考证《水经注》，为戴震洗冤，消除一直缠绕自己的心病比这更重要。

一溪本

1，甲说：四大名著目录我能倒背如流，中国皇帝我可以一口气说全。乙说：我不行，我只能证明谁是小人谁是君子。这两种读书方法傅斯年，胡适都有文章谈，尤其傅的名联“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特别形象。近看央视“读书少年”，好生了得，口若悬河，手势眼神活脱脱“小于丹”。

2，此文道出了为什么我推崇胡适傅斯年而对钱穆冯友兰唐德刚以及国内很多胡适研究者反感的原因，因为后者都似乎有意无意的回避“科学方法”，事实上，这是胡适的纲，此纲不举，胡适立不起来。现在很多胡迷基本是伪的，他们接受胡的那些自由主义思想以及为人处世，却拒绝科学方法，殊不知，没有科学方法，胡的政治立场怕是要颠来倒去，他的为人处世怕多流于“滑”，而不是该“滑”则滑（幽默），该“真”则真，因为如同胡适说，科学方法是一个生活习惯，稍有懈怠，即流于滑，很难真得下去，尤其活在中国，例证就是罗尔纲。

三苗

笑死了，胡适的所谓“科学方法”离实证主义还有相当的距离，何况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早已不是实证主义的天下。

一溪本

笑死了，胡适的所谓“科学方法”离实证主义还有相当的距离，何况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早已不是实证主义的天下。
三苗 发表于 2012-8-28 07:43

1，本来不想回，但想到哲学粉那种鸡叫，实在憋不住。哲学在欧美已经奄奄一息了，很多大牛都反水了，谁还管它有什么理论——注意，这是个事实，你可以调查。现在晚了，我也没劲查了。2，胡适1929年《哲学的将来》就判定哲学走到头了，因为科学出来了，哲学完成了历史使命。——这个判断怎么样？今天奄奄一息的哲学验证了吧。3，你以为现在还有人和你争那些扯蛋的哲学概念，在中国，它也完成了忽悠人的任务了，退休回家养老吧。4，北大那帮科学哲学的连可怜的鸡叫都没了，他们居然对科学文化视为敌人，荀子都知道制天命以用之，这帮人却高喊天人合一，还什么敬畏。唉，也只有忽悠学生了，学生哪里在乎忽悠，他们在乎北大招牌可以换饭罢了。

三苗

笑死了，还“哲学粉”呢。

1、胡适赖以成名的，恰好不是什么“科学精神”，而是《中国哲学史大纲》。

2、考证考据和“科学”有半毛钱关系？

3、使用“哲学粉”这个词呢，恰好暴露出了某些人对于科学，以及科学和哲学之间关系的无知（以及拉大旗做虎皮）。

4、如果要“礼尚往来”，我可以很简单很轻松地使用SSK。

三苗

用具体科学取代哲学认识论的思潮欧美近代以来一直就有，不过也就只是一股思潮而已。

三苗

说到底，某些人要的“科学”呢，不过是bell curve式的，将现实社会的一切问题永恒化、永久化，禁止人们改变现实而已。


这样的“科学”，和中世纪教会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