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社会动物》，情感左右人生

老木匠

田方萌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09月10日

几年前在美国华盛顿的一次新书发布会上，我第一次见到美国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那时他已不再年轻，显出几分老相。可待他张口发言，那富有磁性的嗓音立刻吸引了全场听众——尤其是女性听众。作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布鲁克斯嘴皮子顺溜，笔头子更犀利，擅长在有限的篇幅内点明时局。

像有时参加长跑比赛的短跑选手一样，布鲁克斯也不时推出长篇巨作。他之前的《布波族》(Bobos in Paradise)一书分析了美国新贵阶层，而新近出版的《社会动物》(The Social Animal)旨在探究“爱、性格和成就的潜在根源”。这本书在2012年5月出版了中文版。此书虚构了一对美国夫妇哈罗德和埃丽卡，以两人的生活史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哈罗德出身于白人精英家庭，埃丽卡则具有中国和拉美裔血统。两人并没有过人的容貌和天赋，却都凭借良好的个性和决断力拥有了成功的人生。


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的著作《社会动物》中文版。


Josh Haner/The New York Times
戴维·布鲁克斯

在中国规模较大的书店中，“成功学”一类的书籍常常摆满一架，《社会动物》又有何新意？布鲁克斯称此书强调“非认知性技能”，可以用我们熟悉的“情商”来测度。在作者看来，“影响人们活动最主要的因素并不是意识层面的思维，而是潜意识层面的思维”。为了论证这点，布鲁克斯引用了大量当代的神经学和心理学研究，让这本书读起来像是弗洛依德理论和现代神经科学的大串烧。

在作者看来，理性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需要依靠情感才能发挥作用。这是因为情感决定着我们的价值取向，而给定价值后才有可能进行理性分析。一些情感功能缺失的患者几乎无法作出任何取舍，尽管他们具备健全的思维能力。即使在理性至关重要的道德领域，人们的正义行为也多出于情感而非理性。在最近一篇《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布鲁克斯令人信服地指出，《蝙蝠侠》首映式上的凶案枪手并非像大众想像地那样失去理智；相反，这类人冷静得可怕，已经不会对他人的痛苦产生适当的情绪反应。

因此，很多问题的症结并不在理智，而在于情感。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社会动物》则强调情感左右人生。1994年，美国学者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推出饱受争议的《钟型曲线》(The Bell Curve)。该书发现美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中，智力因素的重要性日渐增强。布鲁克斯对此论显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在学校外的社会环境里，智商不起多少作用，而且智商与勤奋等个人品质也并无直接关系。就人生成功而论，情商的重要性远较智商为大。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性格决定命运”听上去多少有点宿命论的味道，《社会动物》则持有改天换地的乐观基调——因为作者不仅相信情感左右人生，而且自认为发现了塑造情感的若干规律。论及幼儿成长，他指出一个人在家庭中越感到安全，就越有可能去探索新事物；反之，生于险恶人际网中的孩子会变得内向孤僻或充满侵略性。自然环境也会对情感产生强烈作用：“住在高纬度地区的人们看不到足够明亮的阳光，他们罹患忧郁症的可能性比住在低纬度地区的人们高得多。”结论非常浅白——我们应当促进家庭稳定，并尽可能搬到日照充分的房屋居住。

《社会动物》一书不乏洞见和妙语。如谈到国际关系时，作者一语道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因为领土、财富和利益问题，许多时候都是为了迫使对方用本国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此话容易让我联想起最近有关钓鱼岛，中日两国的“岛名之争”。又如描述总统选战时，作者揶揄地打了个比方：“全体选民似乎都拥有一个隐秘的G点，顾问们就像是试图触摸到它的笨手笨脚的情人。”

然而，纵观全书，我不由想起宋太宗评价大臣吕端的话：“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社会动物》正好相反——小处很清晰，大处不明朗。

布鲁克斯的潜意识觉察到了情感的重要性，然而他未能系统地将潜意识表达出来。他急于将众多素材塞入自己的理论框架中，结果搞得局部出彩，整体模糊。面对众多观点和发现，作者有意无意地偏向了他一贯坚守的保守主义价值观。这一价值倾向令此书少了一点知性的乐趣，多了几分说教的味道。例如，布鲁克斯强调交友抱团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人们更容易融入某一团体，由此产生的归属感不仅提升个体的幸福感，也促使人们遵守这一团体的行为规范。他在书中却没有谈到，一定程度的疏离感也可能具有正面意义。比如，美国学者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发现，新兴的“创意阶层”更喜欢住在“半匿名”的社区里，这样既不缺乏社交性，也能保持独立性，摆脱群体压力对创作的干扰。

布鲁克斯似乎也没有深入思考情感与成就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所描画的成功景象主要是美国中产阶级向往的上流社会，这些人将“获得外部认可”看得比“活出你自己”重要得多。书中的女主人公埃丽卡最后进入白宫工作，活跃于达沃斯论坛，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作者对“成功人生”的定义。如果我们拓宽视野，在历史的夜空中追寻那些伟人留下的点点星光，就会发现他们中很多人的世俗生活何其不幸，而这些不幸恰恰帮助他们实现了自己的雄心壮志。举例来说，《社会动物》将孤独看作负面情感，称孤独者容易怨天尤人；可爱因斯坦、贝多芬和奥威尔等人均表现出自闭症特征，他们常常享受着独自创作的乐趣。

作为关心天下大势的时评家，布鲁克斯当然不会止于撰写一本“人生指南”，他还力主将情感因素引入政策讨论。他认为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建立在《道理情操论》的理论基础上，而今日的华府策士们只晓得前者，政治家们一边重新分配经济资源，一边侵蚀着健康的社会关系与道德生态。然而，布鲁克斯的政策主张乏新可陈，无非重复了《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或《独自打保龄球》之类经典著作的核心思想。

布鲁克斯在书末以高瞻远瞩的口气预言道：“这个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下一个时代将以社会和谐为中心。”这让中国读者由不得想起那些耳熟能详的政策口号。尽管《社会动物》的写作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属于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作者对潜意识的过分迷恋仍然削弱了此书的智慧冲击力。布鲁克斯也许没有充分认识到，理性的深度更有助于我们了解情感的力量。

田方萌是书评人，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职。